方梦之

方梦之，男，1935年4月出生，浙江县人，教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现任职于上海大学。

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海科技翻译》主编，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理事等职。

主要贡献

60、70年代主要从事科技信息的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译字百余万出版译作两种，1978年调人现校任教。至今国内外期刊已发表语言和翻译方面的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有影响的集转载，专著有《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从CET-4到阅读》（1992）、《英语汉译实践与技巧》（1994）、《英语科技方体：范式与应用》（1998）、《翻译新论下实践》（1999）。主编或任副主编的著作有《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1991）、《译论纵横》（1993）、《新编科技英汉辞典》（1995）、《汉译英实践与技巧》（1996）。参编、审校、责英语读物多种。两次获得中国翻译学会论文一等奖（1989、1991），1994年获首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学术生涯

1.业余翻译

我离开外语院校时，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大跃进的号角快要吹响。命运之神未能让我走进窗明几净的教室与学子为伴，更不让我进入深宅大院的办公楼正襟危坐，而是将我抛向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地：炼铁车间。我有高级职校的学历，学的是机械；被顺理成章地分配到一家棉纺厂当技术员，开始在一位从未接触过冶炼技术的老工程师的指导下工作。

那时，我初出茅庐，血气方刚，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场景所感染，对当时我国钢铁年产量在短时期内赶超英国的1070万吨满怀信心，并立志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工作初期，一无所知，通过干中学、学中干与大家一起筹建小高炉。当一座三层楼高的小高炉拔地而起，为进行现场经验交流，我萌生了编写一本小书的想法，并然敲开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工业编辑室的门，岂料两位编辑热情接待，一锤定音，要我以最快速度拿出书稿来。我把写书的喜悦深深地埋在心里，深怕有人窥见，说我走白专道路。我白天和晚上照常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待到深夜，关起门来成一统，拿出本本，铺开稿子，干起爬格子的营生。一个多月后，几万字的书稿，加上一批已经画就的工程图，欣欣然地交到出版社。编辑、审稿、排版(手工捡字)、制图、校对、印刷，前后不足一百天的时间，手写的文字就变成了铅字，我的处女作《土法炼铁》正式“出笼”。世态多变，人生多。土高炉熄火之日，正是我茫然之时。我跌入人生的低谷，开始到矿山劳动，烧大炉，当办事员，任夜校教师。时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磨难可以承受，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令人惆怅，好在希望和憧憬还在，信心与毅力尚存。外语毕竟是我的专业，我坚持业余学外语、搞翻译。

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是在大炉间搞翻译的经历。烧大炉是间歇性工作，中午供应饮用热水，傍晚供应洗澡热水。矿山生活区与周边农村由围墙隔开，大炉间在生活区一隅，矿工们只在打开水或洗澡时过来，平时闲人不至，环境僻静。大炉间宽敞明亮，有工作台一张，可兼作写字台，供我在烧炉间隙读书、翻译。1961~1963年间我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机械文摘·动力分册(第八分册)》翻译和校对文摘，每月一二万字，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另外，我1959年的译作《双座自行车》(人民体育出版社，译自俄文)和1960年的译作《船舶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人民交通出版社，译自俄文)皆为业余之作。

我把空余时间用在翻译和学习外语上，而且组织几个同道一起学。英语从小学学起，基本上未曾间断，有一定基础。德语在校时已开始学习，是我当时用力最勤的。俄语是我的专业外语。我通过一门外语来学习另一门外语，例如，用苏联版的德语教材学德语，用德英或德俄词典查生词，记单词。路易斯·巴斯德(Pastreur)说：“机会只对有准备的人有益”(Chance benefits only the prepared mind)，有了上述准备，1964年6月，我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拐点。

2.踏入译道

是年，我从矿山调入江苏冶金研究所情报室任专职翻译。我一头扎进梦寐以求的文字的海洋，尽情地啃噬，犹如老鼠跌进大米缸。此时，我已在现场跌摸爬滚了六年，设计并参与土高炉炼铁、下矿山劳动等，对采矿和炼铁有了初步认识；加上英、德、俄三种文字的基础和近百万字的翻译实践，从业余翻译转岗到专业翻译已胸有成竹，很快上手四项工作：

1．编印供同行领导参考的内部不定期活页“矿冶动态”，报道国外先进国家的科技政策、技术指标，介绍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登载省内有关企业的重大成果等。

2．编印综合性矿冶杂志(季刊，文革后曾公开发行)。以自撰和翻译的技术论文为主，自撰的论文系所内研究成果，也有向省属企业组稿的，翻译文章主要出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有情报室人员凑数的，译文文种涉及英、俄、德、法、日等。

3．围绕研究所重要科研项目做“定题服务”。经常有情报室内几个不同语种、熟悉不同专业的翻译一起做。研究题目确定后，首先根据关键词查阅不同形式的文献(包括论文、专利、标准、研究报告等)，了解该项目的国外进展、技术症结、设备状况、实际应用等。写出论证报告或综述(通过节译、改写和编译，对文献作综合性的加工处理)。由于报告内容包罗广、综合性强，它对于系统了解国外有关专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趋势有重要意义，对于制订研究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题综述要求编译者对本专业领域有大致了解。虽然英文的专业文献占多数，但德、日、俄、法是工业强国，其文献数量累计也不少，因此这项工作经常由掌握不同语种的同事配合完成。如果有人掌握几门外语，则在工作上有明显的优势。一个科技情报工作者如能阅读以上五种文字的文献，就能独立地写出专题综述。1976年后，我将日语攻读为我的又一工作语言，后来也译校过一些专业文献。

4．接受一些临时性任务，如上级指派的工作、兄弟单位的协作项目以及单位内部零星的翻译服务等。包括江苏省丹阳市钢铁厂宣传图册和展品名录的翻译、参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做翻译并全程监控交易会图册的制作和印刷、编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金属材料实用手册》“进口钢材”部分，等等

我在南京市的14年期间，大批判、大串联此起彼伏，政治学习天天有，科研工作时断时续。“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我做不到像圣贤那样爱惜时日，但尚属有志之士，想到自己年过而立，事业无成，经年累月，虚度时光，有所不忍。好在有书为伴，心灵得以慰藉。

3.走上教坛

1978年底，暂离为之耕耘了十四年的翻译园地，我进入上海大学，踏上了陌生的教学岗位。初上讲台，我多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没有教学经验；但勤能补拙。我全身心地投入，不敢懈怠，只求在短期内站稳三尺讲台。我开始教大学英语，当时学生的特点是求知欲旺盛，肯下功夫学习，但英语基础薄弱。对此，我努力适应他们，除了认真备课，搞好课堂教学之外，还开辟第二课堂，找难易程度适当的原版读物供学生选读，找录音带供他们选听。指导学习方法，在学习上严格要求，抽出时间辅导。

三四年后，我开始上翻译课。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的理论基础，以实践为主的翻译课也不例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被系统引进中国，奈达、彼得·纽马克为我打开观察译学殿堂的一扇窗户，我开始初步领悟到翻译的真谛。

实践证明，在非外语环境中学外语，学生总是本能地用母语与外语对比。不管是正确的翻译或是不正确的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译文是对比或比附的产物，翻译课的目的是认识两种不同语言的异同，把不自觉的、错误的对比转化为自觉的、正确的对比。掌握一般的翻译理论和懂得语言对比的规律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译者了解翻译的实质与原则，开启正确的翻译思路，而真正要搞好翻译，还有赖于潜心实践，勤学苦练，注意翻译方法，讲究翻译技巧。英汉翻译课是以继承和传授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其主要内容的。因此我是从语言对比和翻译技巧的微观层面进入翻译理论研究的。

钱伟长校长对教师搞科研有严格的要求，认为不搞科研的教师不是好教师。号召教师要通过科研不断充实教学，把学科前沿的内容教给学生。与其他教师相比，我有十余年的翻译经验，过去的工作经历造就了我的科研能力，诸如确立选题、检索文献、展开命题、撰写论文等已驾轻就熟。从教次年，我就开始在外语类期刊发表文章。八十年代，我在国内各外语期刊累计发表论文30篇，论题集中在语言对比、语言结构和科技英语翻译三个方面。理论对于实践经验的条理化、系统化有很大帮助，写文章便是水到渠成。

说到外汉、汉外对比，七十年代末期，我做过一项无用但有益的研究——英、德、俄语法对比。从词法写到句法，断续地收集例证、绘制表格、撰写文字，对三种语言做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对比，稿子写了厚厚一叠。拿到出版社时，编辑直摇头：这是写给谁看的？我无言以对，我只是为兴趣而写，却未思及这类书少有市场。这给了我一个教训：科研不仅要以浓厚的兴趣为动力，更要有的放矢，切合社会需要。

当时，我国书市上科技英语语法、科技英语词汇以及各种科技英语读本琳琅满目，一些研讨会言必称科技英语，有人执意要把科技英语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不少理工科院校还相继成立了科技英语系(至今仍有保留)，外语界也有人把科技英语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但英语语法就是英语语法，不存在独立的科技英语语法。要深人研究科技翻译，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八十年代中期，受王佐良先生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我从文体学角度切入，着手思考首部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写作。该书1985年动笔，1987年完成初稿，1989年付梓出版，历时四载，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说明科技英语文体的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科技文献品种的形式与语言结构。对科技英语翻译也有专章论述。王佐良先生见书后曾写信鼓励：“尊著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杨自俭先生在《翻译新论》序言中也说，该书是近“10年[1983~1992]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该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增强了我继续深入研究的自信。

如果说《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成书过程和教学的关系是翻译实践→(理论指导下的)总结归纳→翻译教学；那么《英语汉译实践与技巧》(1992)、《翻译新论》(1999)的成书过程与教学的关系是：教案→单篇论文→专著→(提升了的)教案。后者是先有教案，再将教案加工成单篇论文发表，最后将论文汇集起来，系统地整理成专著，所谓积微成著，终于专著成为教材，反过来又充实教案。

从教头几年，我零星译过一些俄文和德语的技术资料，受《英语世界》、《自学成才》等杂志之邀翻译过英文短篇，1997年为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翻译了《(会考)世界历史教师读本》，还译过电视片脚本等。此外，出于自编翻译教材和课堂教学的需要，译过不少短篇。我体味到，对于翻译教师，一定量的翻译实践很有必要。翻译使教学内容更充实、教学过程更深刻、理论引证更自然，翻译过程也是翻译理论的验证过程。

4.创办学刊

1985年初，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我被推举为理事。因为编译过期刊，我参加学会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任副主任委员和《上海科技翻译》副主编，负责筹备会刊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编辑部设在我所在的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延长校区)。

筹备期间，主编贺崇寅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为创刊号题词。不久，他的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促进中外信息交流，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我们写信请首任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予以支持，他如期寄来题词“科技翻译信息新，科技翻新四化成”。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院士是上海科技翻译学会的名誉会长，专门为《上海科技翻译》写了发刊词。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1986年5月，《上海科技翻译》在我国翻译事业的百花园中蓓蕾初放。

创刊初期，每期定稿之前我总带着一叠厚厚的手写稿纸，到主编贺崇寅的办公室或家里，向他汇报组稿情况，然后讨论拟发的文稿。由于他患眼疾，目力不济，除了个别重要稿件他贴近眼睛吃力地细阅，大多由我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听到不顺处或有问题处，他即打住：重读、斟酌、修改、再读……直到解决问题。他听稿专心致志，一般差错都逃不过他的耳朵。贺崇寅身兼《上海译报》主编等多种要务，只能忙里偷闲为《上海科技翻译》终审。如此冬去春来，夏末秋至，大约过了三载。他难以兼顾，提出让我担任主编。于是，1989年起我正式就任。

我们办刊的思路是：“人有我有，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无”，既有同类刊物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翻译学刊的一般内容，如翻译理论、翻译教学、口译等，人有我有。“应用翻译研究”(包括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研究等)栏目人无我有。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力求做到人有我精。文学翻译研究或理论是不少外语学刊的强项，人精

我无。期刊力求学术性、应用性、可读性兼备

新世纪以降，科技翻译研究式微，《上海科技翻译》这一刊名越来越不能真实地反映她的本质属性，就申请更改刊名。2004年3月获批改名《上海翻译》，正式改刊从2005年开始。期刊的宗旨微调为：“探讨翻译理论，传播译事知识；总结翻译经验，切磋方法技巧；广纳微言精理，侧重应用问题；把握学术方向，推动翻译事业。”

期刊特点最能从栏目设置上反映出来。栏目随国内外研究状况和趋向作不断调整。20世纪末，翻译学科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成为重点栏目。新世纪后，我国进入语料库研究时期和网络时代，我刊开设了“E翻译”、“网络与翻译”等栏目，专门研究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翻译和网络翻译。随着我国翻译市场的发育，“翻译市场”应运而生，为翻译活动的职业化做理论上准备。翻译学研究范畴越来越广，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文献分散，为了概述翻译研究中某一分支领域的阶段性成果、总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研究前景，我刊又专设了“综述”一栏。此外还有“翻译史”、“文化与翻译”、“翻译技法”、“词语译述”、“商与争鸣”、“译者与辞书”及“书评”等。至今已设置栏目30余个。从栏目设置可见，期刊在积极开展译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仍然注重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翻译技巧的切磋。《上海翻译》侧重应用翻译研究的宗旨始终不变。变化的是理论不断进步，论题逐年拓展，论证更趋严密，栏目与时俱进。

在编读关系中，我们改变了以编辑部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开门办刊，采用多种方式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发挥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1988年以来我刊先后与《上海译报》编辑部、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两家公司多次联合举办优秀译文比赛，吸引了青年译者参与。

2003年我刊开辟了“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专栏，发文18篇。许渊冲、杨自俭、孙致礼、郭建中、王宏印、吕俊等就翻译理论的地位和作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等问题纷纷发表各自的看法。讨论不是为了统一观点，而是为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和争论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求活跃思想、沟通理义，向真理性认识前进一步。杨自俭(2003)认为：“这场讨论不仅对翻译界意义重大，如果深入下去会对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尤其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编辑部先后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联合多次召开各种翻译研讨会，在各地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编辑部不时地利用全国性会议、期刊年庆等各种机会，召开读者座谈会，当面倾听读者的意见和诉求，交流办刊思想和心得、陈述来稿问题，密切了编读关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大作者是期刊的“源头”。期刊品位的提升，还得靠新老作者源源不断地注入。《上海翻译》有一支比较稳定的作者队伍，并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曾得到刘重德、许渊冲、林戊、过家鼎、林煌天、刘祖慰、陈忠诚、杨自俭等前辈的支持，杨自俭教授从2002年起每年有稿，直到2009年4月逝世前还在我刊发文《我国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上海翻译》是译界前辈说理论道的讲坛，是译界同仁切磋技艺的场所，是外语教师交流成果的会堂，亦是翻译新秀试笔习武的园地。期刊既受到高龄学者的关怀，也受到年轻学子的青睐。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是作者队伍的中坚。

5.研究应用翻译

上世纪末我从教学岗位退休，开始专攻四件事：1.继续主编杂志；2.从事并推动应用翻译研究；3.编撰译学辞典；4.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做三审。我迎来了又一个学术的春天。主编期刊如上所述。这十余年来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累计终审书稿、抽检图书、审读来稿等二三百部，并为引进版图书写导读。这些书稿(有相当部分是教材)代表了我国外语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水平，审读书稿使我跟着学术的脚步而进步。

进人新世纪，应用翻译的权重日增，促使应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其热点一方面因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因研究途径的多样、重心的切换、课题的深入或扩大而变化。20世纪八十年代科技翻译经验式、评点式和随感式的研究已成历史，当前的科技翻译研究与地方化相结合、与IT技术联姻。商务翻译研究也不再停留在外贸函电、商务信函，而注意对WTO文件、国际商法、国际商务案例的分析与翻译研究。社科翻译研究则贯穿跨文化意识，与文化相结合，如旅游文化、会展文化、文化创意、文化传媒的翻译研究等。总之，注重其内涵的挖掘和不同专业、不同文献形式的翻译研究，以及对增加翻译附加值的研究，更加讲究与时代的需要相结合，与商业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通过对我国20世纪下半叶翻译研究论文作定量分析(《外语研究》2003/3)，我发现：应用翻译研究方兴未艾，但是起步晚，学术研究底气不足；讨论微观技巧多，选题重复，缺乏理论的指导。虽然到20世纪末其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数量上超过了文学翻译，但学术含量亟待提高，特别需要对应用翻译的理论作系统研究和对翻译方法作与时俱进的探讨。于是，我策划并主持了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2003年9月18~21日，上海)。时任中国译协常务

副会长的林戊荪先生在会议闭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大会论文和演讲涉及应用翻译的各个方面，包括应用翻译的理论和原则、范畴和体系、策略和方法、教学和教材，也包括许多具体门类中的翻译方法，涵盖了政论、科技、新闻、广告、商标、商贸、旅游、法律、财经、营销、医学、WTO文书以及商务谈判、辞典翻译、机器翻译和翻译市场等领域。

在会议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的成果。我则组织国内应用翻译各领域领先的专家编著《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2004)，两年之内，该书重印了三次。200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大学等三所高校试招翻译专业本科生，对翻译课程和教材质量的要求提高。为了完善上述教程，2008年对该教材作了较大的增删和修订，并把书名改为《英汉一汉英应用翻译综合教程》。之前，我还编撰出版过《汉译英实践与技巧》(1996[合])、《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1998)、《实用文本汉译英》(2003)和《英汉翻译基础教程》(2005)等书籍。

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后，我分别参与主持2006年(广州市)、2009年(北京)和2011年(上海)的二至四届会议。首届会议旨在加强理论意识，对应用翻译各个领域的研究予以普遍的关注。2011年的第四届会议的主题是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教育，为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翻译专业，特别是翻译专业硕士(MTI)提供理论支持，目标是建立应用翻译的理论体系。从2003年至2011年的9年中，四次会议一步一个台阶，提升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高度。目前，应用翻译研究已经从泛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向建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迈进。

6.编撰译学辞典

我国出版的译学辞典总共十余部，其中我参编或主编的有四部。

1．主持《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的编辑工作。1990年初，《中国翻译》和《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联合发起编辑出版《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目的是为了弘扬我国科技翻译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光辉业绩，团结广大科技翻译人员为改革开放服务，提高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繁荣科技翻译事业。该辞典的征稿、组稿和统稿由《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负责。辞典于1991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我编写译学辞典的发轫。

2．参编《中国翻译词典》。20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翻译理论陆续引进。我的学习方法是先掌握关键术语所含的概念。每掌握一个新术语，就意味着向新的理论迈进一步。一种理论的传播必然要采用一套术语。译学术语是构建译学体系的要素，是译学研究的基础和知识亮点。如果说学习理论有什么捷径的话，掌握关键术语是捷径之一。

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围绕一些基本概念，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翻译的认识，我陆续做些笔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了关键术语100条，一条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字，汇集起来，积微成著，总称为“翻译百题”。1991年5月稿子拿到北京，正好林煌天先生和武汉大学的袁锦翔先生在讨论编辑出版《中国翻译词典》，看了我写的100条，很喜欢，就邀我参加词典的初期工作，要我把100条改写一下，以便纳入该词典，后来送去了几十条。

3．主编《译学辞典》。林煌天主编的词典内容丰富，史料俱全，对传统译论概括全面，是一部译学巨著，出版于1997年，材料以九十年代之前的为主。然而，九十年代新理层出不穷，名目纷繁，译学大发展的状况在该辞典中未能反映出来，新兴理论的术语厥如。到了新世纪，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对已有术语作一番爬梳剔抉刻不容缓。这样，我决定编一本以当代译学术语为主的译学辞典。

第一本和第二本词典的工作为我编写《译学辞典》在思想上、方法上、技术上打下了基础。期刊编辑为人作嫁，但也成就了我，是作者们不断提供新思想、新思路、新概念、新术语。编撰译学辞典是编辑期刊的副产品，是不断向作者、向书本学习的结果。没有《上海翻译》，就不会有《译学辞典》。当然，从主观上说，掌握和了解更多译学术语，编好期刊，是我对期刊编辑工作的责任心所使然。

《译学辞典》(2004)采集了历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采用通用或权威的术语(英汉对照)，以明确的概念汇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点明国内外前辈译家和当代译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粗线条，罗列翻译学科的要点及其相关学科，以促进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编者在整理译学的常用术语时，对之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我编词典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整体构想，即把译学发展而形成的体系归纳为“一体三环”(文见《上海翻译》2006/1)。一体，就是译学本体，这是千百年来不断孕育、不断壮大、不断完善的，译学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紧靠着本体的是内环(一环)，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其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内环之外是中环(二环)，是七八十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中环(北京二环路)之外又有外环(三环)，这就是文化和翻译技术。翻译的文化研究是九十年代兴旺起来的，而翻译技术是信息化的产物。三环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现代科学技术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

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整部词典就是“一体三环”的有机组合，是译学发展的一个缩印。杨自俭教授在辞典的前言中说：“这部词典的突出特点，也是这部词典对译学建设的重要贡献”。

4．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2004年版《译学辞典》留下太多遗憾：首先，因为编就于2000年，素材大多出自上个世纪，部分词条反映的概念已显滞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翻译产业的崛起和翻译市场的发育，强化了培养翻译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到了2006年，我国试招本科翻译专业。强劲的行政举措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再添朝阳之势。已编辞典的不足，加上翻译学科发展的需要，使我萌生了编大型译学辞典的构想。构想中的《中国译学大辞典》要充分反映我国翻译研究的成就，勾勒出中西译学的理论框架和传统脉络，特别要反映出新世纪新发展。由于所涉学科多样、文献浩瀚、体系纵横，非一己之力能为。于是，从港澳台和大陆各地盛邀各方贤达组成编委会，并得到多方专家学者的支持。之年的资深学者，如金堤、沈苏儒、刘重德，以及杨自俭等，甚至亲自操刀审稿、定稿。为辞典供稿者百余人，涵盖了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

经过五年时间的筹备、征稿、编订、修改、整理、增补，校勘、印制，辞典终于在2011年初面世，获两年一度的上海市图书奖一等奖。这五年(2006~2011)是我国翻译事业大步前进的五年：本科翻译专业拔地而起、从无到有，翻译专业硕士开始招生，本硕、博翻译教育教学体系终成系列；多种翻译系列教材成套出版；涌现出许多翻译科研重要成果。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基本上都被吸纳到《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去了。五年中，感触良深的是一个“情”字：人情、友情、文情。天南地北，海内海外，无论是神交已久、未曾谋面的耆宿，还是萍水相逢的学者；无论是兴趣相投的同道，还是熟的张学友，只要我向他们提出编词典方面的要求，无不伸出援手。编撰译学辞典是我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方向之一，我把编撰理念、编撰原则、编辑方针、编辑方法先后写了10余篇论文作了阐述。

我半个多世纪的翻译人生由业余到职业，由翻译教学到翻译研究，由编辑学刊到编撰译典，每一段都充满着领导的关怀、前辈的指引、朋友的帮助。至今，我一直感怀把我从早期低谷拽出来的领导、思念朝夕相处十余年的译友、追思鼓励我走上学术之路的先辈。人生轨迹不可复制，人脉关系不能重建。感谢在我人生道路上刻上印记的人们，包括我的家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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