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精装本）
《我与父辈(精装本)》，作者阎连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5月1日出版。每部都是将思绪拉回到魔幻的耙山脉，以乡村的奇事抵御都市时尚的侵袭，这是阎连科作为一个豫地农家子的性情使然。
内容简介
《我与父辈》一书是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的阎连科，擅长写豫地风情，每部小说都是将思绪拉回到魔幻的耙耧山脉，以乡村的奇事抵御都市时尚的侵袭，这是阎连科作为一个豫地农家子的性情使然。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阎连科同样真切地描绘了那场由记忆组成的乡村梦，比小说更真切，更值得回味。
《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经历过的人读这长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
作品评价
编辑推荐
09年感人大书
阎连科600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
《我与父辈》是一本充满苦味、苦涩和苦难的书
一本用大爱，用揪心的痛疼、真诚的感、
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忏悔之心写成的书
一本父母看了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一本儿女看了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亲情撼心 千斤万钧
诠释生和死的宏大乐章 隽永交响
亲人会远去 亲情恒久在离你最近的地方
最凄美的亲情大爱 最颤动心灵的经典读本
专业书评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本书无疑是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中原地区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
——辽宁省读者张国增
时光虚度，转眼已过天命之年；
华年不在，弹指已是三代同堂。
在看到阎连科的这部《我与父辈》之后，才发现自己竟从未静心思考过已过的光阴——曾经怀揣梦想而勤奋少年，如今已是鬓角染霜。可能和作者是同乡人，亦是同龄人的缘故，书中的很多环境、场景，甚至经历的年代和发生的种种，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文中无处不在的、浓的化不开的乡音、乡情更让我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是该想想自己这五十几年的时候了…… ——河南读者杨戊辰
阎连科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钟山》2009年第2期），是《钟山》推出的“个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那些苦难年代，在贫穷的乡村，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等父辈的故事，默默上演。大历史退到幕后似有似无，个人、家庭的心理遭际、情感煎熬、灵肉沧桑成为主体。自然灾害造成田野荒芜，可以计算减产、歉收数额；天灾人祸造成的心田荒芜呢？疼痛、苦涩、哀绝、恐惧、幻灭、绝望、悔恨、颓废……这些负面的情感成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日常情感，是潜在的巨大的历史“软成本”，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历史事件过后，人们习惯于统计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体量巨大的民间疾苦失去了具体性，最终只能湮没无闻。大历史叙述对个人情感的忽视必然使人道主义成为单性人道主义，有断子绝孙的危险《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这些具体性，实行对历史的情感成本多点的不间断的有效存盘。伤疤好了痛不能忘；前痛不忘，后事之师。
——《钟山》贾梦玮
文学不是消磨时间的器物
——读阎连科《我与父辈》
打开电视，香车美厦、锦衣玉食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掌管了上亿资产的房地产公司，小丫头20出头就已经靠码字赚得上百万，这种种流光溢彩的景象，让我们感觉距离苦难已经很遥远。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不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苦难并没有走远。作者的父亲，被哮喘夺走52岁生命之际，唯一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影放映员上家里来放一场《少林寺》，家里却因为拿不出10元钱而无法让这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如愿，这，发生在20多年前；作者的大伯，一个靠给四乡乡亲织袜子为生的手艺人，为给自己的儿子们支撑起娶妻生子的房子，寒冬腊月里带着一家老少去河滩捡石头去卖换得买砖买瓦买房梁的钱，这，发生在10多年前。作者的四伯，为了生计不得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城里当被乡亲羡慕的苦工，却还不得不把在城里受的窝囊气掖在心窝里，也就是眼前的事情。
掩卷而泣，我倍感愧疚。
不久前，我在我的博客里贴了一篇题为《我和我妈》的小文，对我妈颇有微词。网友非常客气给了我这样的评论：“妈妈永远是给我于我们生命的人，无论做错了什么”、“你还没有走进妈妈的心灵世界，终有一天你会懂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读后我还腹诽他们：你们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妈妈。如果一本《我与父辈》仅仅惊醒了我的感恩之心，那真是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于是，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国内的甚至是国外的；我们也有能力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衣食住行样样能让他们如意。得意之余，我们回身看看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读什么学校能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全凭自己的本事，父母哪里肯为这个殚精竭虑？至于吃和穿，多吃了一个葱油饼或衣服给挂了一个小口子，都会被爸爸妈妈呵斥甚至招致一巴掌。我不止一次也不止听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父母当初能够……我肯定比现在好。”我附和过这样的埋怨。是阎连科的这本书，让我反省：这样责难我们的父辈，公平吗？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父辈放在了天平的那一端，在这一端，我们搁上了被30年飞速发展改变了的生活的砝码，还怪罪我们的父辈当年为什么不使使劲让砝码往上翘一点点，这公平吗？阎连科在父亲死后的这20多年里，一直为那10元钱、为没让父亲临终前在家里看上《少林寺》自责着，作家敢于将这样的自责公之于世，难道只是为让自己曾经幽暗的心灵晒晒太阳吗？我毋宁相信是作家用他的良心昭告被幻象迷惑了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苦难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了；我毋宁相信作家如子规啼血一般警示我们，我们的父辈不会比自以为是的我们付出的爱少，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有价值！
这样的昭告和警示，对我们的后辈有意义吗？80后乃至90后们在讨厌这个社会戴上有色眼镜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同时，却做着匪夷所思的抉择。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母双双下岗，他非但不因为父母在他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扶助他走出大学校门去反哺父母，而是以谈金钱为耻作为幌子心安理得地从父母可怜的生活费里分一杯羹。去责骂这个80后吗？不如审视一下我们这些“培养”出这样的孩子的父母：当我们昂首挺胸地走在小康的康庄大道上时，是不是也分出一点时间与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回头看看，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那样为生计奔波过。其意义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喜欢用的一个词“忆苦思甜”，更在于让也许会走得很远的我们的孩子们不忘记自己来自何处。
在处处繁华的幻象中，阎连科用平实的语言说了一个我们业已淡忘的道理：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追逐富足而忙碌的人们用来消磨时间的器物，它可以摆脱低级、肉麻和无病呻吟的形象，而成为记录社会、启迪人民的重要工具。
吴玫
2009-4-23
阎连科：亲情的闪耀
在出版界，阎连科绝对是个话题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要么获得主流文学界的大奖，要么就沦为禁书，而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自2004年《受活》的风光后，因为某些原因，阎连科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虽然这几年他从没有停止笔耕。
与阎连科仅有过寥寥几次的采访接触，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位真正的大作家。平实，但富于坚持，一如他的文字。其实阎连科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阅读，反而更适合成为主流文学界的教学素材。他的文字内蕴情感而过于朴实，结构更失之于平淡。这些特点无不与当前快餐式阅读的要求相违背。
然而奇怪的是，正是这种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品，却每每能获得市场的青睐。如之前的《受活》，那怪异的结构安排和大量的方言却造就了当年出版界的年度热销书。而这次，阎连科首次将关注的目光从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转向了自己的家族。
《我与父辈》是本很典型的家族自传小说，平淡的人物、平淡的回忆，乃至平淡的文字，整篇小说处处都打下了阎连科式的烙印。小说在作者一个又一个有点淡然的回忆中展开，回忆里的人物，与黄土高原上那些千千万万的劳作者们毫无二致，整个人生的目标，无非就是“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文中的语言上朴实的，但更是沉痛的。书中满布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感慨，每每让人于无声处梗咽不已。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做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现在，他们年迈了，不能下田耕地了，不能到车间工作了。而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书中关于对父辈亲情的这段描述超脱了时代，直射入民族精神的核心，即使在当前，相信也能引发包括90、乃至00后年轻人在内的广泛读者的共鸣。毕竟，民族内蕴的东西，是真正超脱了时代和年龄限制的。城市化的发展，正逐渐拉远人与人的距离，即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正被城市化的快节奏所消磨着。阎连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将自己的悔恨与懊恼娓娓道来，一个个平淡的字语，都化为一根根利针，刺入每一个读者的心田。
浦东时报雷俊
2009-4-23
伦理的忏悔
——读阎连科《我与父辈》
一次阅读，仿佛一次坠入伦理悬崖的感受——这是阅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最突出的感觉。《我与父辈》让你心悬一线，让你深深伤痛、让你受到心灵的震颤之后，开始一种心在悬崖般的自救和慰抚。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对我而言，正是这样一部让我深深沉浸进去而又难以自拔的作品。这部以作家本人完全的自传和家族日常的坎坷描述的长篇散文，与其说是阎连科对他和他的父辈生活的一次最真实的讲述，倒不如说是他的伦理与精神的最真实的一次忏悔和歌颂。
阎连科的小说大多在现实的背景下讲述荒诞奇异、华丽奇谲的故事，十几年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让读者惊讶、愕然与争论，使之成为“中国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议的作家”。而他的这部长篇家族描述，则更能够让我们直接触及到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作家的伦理活动与伦理中灵魂的颤抖。我们从《我与父辈》的开卷之初，到书的末页尾句，那种一以贯之的、浓浓的自我忏悔，仿佛一条带着家族血泪和无限温情、纯情的涓涓河流，时而缓且丽然，时而湍急悲伤，其全文中的质朴和诚恳，字字句句，都让读者动容动心。恰如作者在开篇就诚诚恳恳写下来的：
“也就那一刻，我为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因为：
“我隐隐感觉到，似乎我的写作是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
在我们看来，最应该让阎连科骄傲的写作，在他一个妹妹的问题面前，反而成了让他自我忏悔的触发。
这是一个以诚实立足天下的作家的写作；是一个把诚实放在《我与父辈》的精神首位的一次书写；是一个还固执得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出生与成长的乡土之中的人的伦理写作。唯有面对读者，以诚实为本的人，才能够、并敢于在文字中那样诚恳的撕开内心，袒露灵魂；也唯有把自己放在旧日乡土中的固执者的写作者，才能在今时今日，开始一种坦荡的忏悔。而如果说散文也有主角的话，我想，在这部《我与父辈》中，主角其实不是阎连科，而是他的父辈。那些被他在文中以连绵的忏悔去面对、以饱满却又节制的情感去歌颂的人——那个使阎连科心怀歉疚、自觉亏欠良多的父亲；那个“偏僻乡村的农民，极尽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个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贵的生命和尊贵的人”——他的大伯和大伯家的儿女们；以及如阎连科所说：“骨子里，有着太多如我一样的懦弱和沉默”的四叔等。这些让阎连科忏悔的父辈们，在阎连科作为儿子、侄儿为他们书写时，使阎连科在伦理的忏悔中显出了刀刻般的真实和印痕，也在《我与父辈》极尽委婉、极尽质朴的叙述中，父亲、大伯和叔叔，闪耀出了父辈、农民、人——那种生命无限的尊贵和高贵。
乡土与父辈，是阎连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失落。当然，这或许是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共有的经验。乡土带给了他们先天的不公，也带给了他们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经历、更强烈的情感，一辈子都咀嚼不尽。但是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的人，这种经验会渐渐被有意无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对于阎连科，这种经验似乎随着他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厚而愈加强烈。所以，他能举重若轻得写道：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又能分外沉郁地写道：
“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辈人，将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是如何的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
而这一切，历经过父辈故事的阎连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忏悔，它才歌颂父辈。也因为明白那些一生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父辈，甚至今天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阎连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么平静得写到父辈们的故去，是“到另外一个世界躺下来，静等着他们子女随后的跟随和团聚”。
阅读《我与父辈》时，让人想起阎连科在写完《风雅颂》的自述。他说，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这里的。他的家是在生他养他的河南省农村。可回到家乡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说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能给阎连科的灵魂带来安宁和轻松，那么这次《我与父辈》的书写，是不是阎连科通过真实的经历与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诚结合和忏悔，使他在伦理和精神中力图找回他心灵中可依可靠的那个“温暖的家”。这份在我们时代中久违缺失的温暖的家，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人的一种缺失和寻找。而作家的这种伦理上无尽的悲伤与忏悔，其实也正是我们所有做儿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达和忏悔的鞠躬。
——《我与父辈》，是所有读者的“温暖的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虞金星
阎连科的底线
——评阎连科散文《我与父辈》
阎连科在当代文坛素有“虎痴”之称，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当成“拿头撞墙的艺术”，敢于直面现实，横扫千钧，敲碎重重禁忌。这使他常常被公众想象成一副怒发冲冠、横眉冷目的模样，而见过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宽厚、朴拙，非常平易，与小说中表现出的坚硬锐利判若两人。这种文与人的印象错位，和人们只关注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体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激发和带动下才会流露出来。在古代，许多文学家兼工诗词，但在诗词中却表达出不同的经验，所谓“诗庄词媚”就包含这样的道理。对于阎连科而言，小说和散文一体两翼、互为补充。在小说中，他与现实对话，经由想象和虚构，表达一种击穿历史和现实的“执念”；在散文中，他则与灵魂照面，返归本心，记述自我的精神旅程。所以，阎连科的读者，都有必要去读一读他的散文。不仅因为他在散文中透示出一种不同于小说“虎痴”般的温厚性情，更因为他的散文其实是一颗“泄密的心”，听懂了这颗心，我们就触及到了阎连科的底线，我们就会明白，阎连科何以成为今日的阎连科，而《我与父辈》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答案。
在这部长篇散文中，阎连科回到了他忧思难忘的乡土，用平实的笔调追怀了自己的父辈，与此同时，也与灵魂对话、自我解剖，其间的真挚、哀乐、苦痛与歉疚，在在令人感喟。而我感到，这其中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写出了一种乡土的生命精神，这其实是阎连科写作的底线。阎连科对世界的理解，对存在的质询，都和这一底线深刻相关。因此，对这种底线的勾勒使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简单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韵和襟怀。众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叙述中，乡土要么被书写成愚昧落后需要被启蒙的蛮荒之地，要么被写成原乡神话，成为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乡土本身的气韵和精神，却很少有人去书写和关注。对于作家而言，这也确实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乡土的生活“日光流年”，在岁日时节里，自然向前推进，没有那么多差异性可供描摹。生老病死，如同草木枯荣般循环往复，一旦施之笔墨，很容易粘滞于琐细的生活事象。作家为了超越这一点，常常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来打量和删削乡土的本相。而阎连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与父辈们的精神往来，对乡土生命凝神观照，将卑微的生存写出尊严。正如他在散文中写的那样“尊严有大小之说，但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如同钟表上的时间，座钟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如拳头鸟卵，搁在桌角床头，如鸟雀卧枝”。对于阎连科的父辈来说，他们活得就是这份鸟雀卧枝般的尊严。无论乡土的历史和现实加在他们身上多少苦难，都无法压垮那种倔强和坚韧。而这或许就是乡土生命的精神，乐生乐死，总有一种应对的从容。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阎连科大伯寒冬涉水、搬运石头的那个场景。
“大伯就带着他的孩子们，脱下衣裤，单穿了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后走进水里，趟过河去，……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吱呀呀地踩着青白的冰碴，趟着齐腰的河水，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再拉回到村子里”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和我一样惊异于这样的叙述。这也是我之所以说，我们要读读阎连科散文的原因。我们分享了这样的情感和记忆，就不会对阎连科小说中的那些“绝境”感到惊奇，无论是“三姓村”、还是“受活庄”，那种绝境中拓路的夸张想象，对照着他的散文来读，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叙事。“割肉买皮”也好，施展“绝术”也罢，这些为生存而罔顾一切的修辞想象，早就在阎连科的乡土经验中播下了种子。
我们都知道，古人写追怀文字，常常因感情而文过饰非，专讲祖先的神明英武，人心的短处却缄口不提。我上面说，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有大的情韵和襟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放下种种挂碍，与这个世界凌叔华相对。他在叙述中一点也不掩饰父辈的缺点，能以一颗宽和之心，娓娓道来。他写到自己的大伯好赌，几次三番输掉了盖房钱，这本是人的缺点，吊诡的是，我们读来竟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人的恶，倒是这个人的真，这其实就是散文的伦理，是散文背后的那颗心，早就宽宥理解了这一切，从而让叙述显得朴实中有一种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自己，却始终没有宽恕，他始终感觉到对父亲有一种“失孝”的歉疚。他写自己没有花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少林寺》；写到自己逃离乡土，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可以感觉到阎连科那种难遣的愧疚，然而，一个乡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难道他的父辈不也希望他能逃离吗？但这却成了阎连科难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断地在写作中返回乡土，去思考乡土的生命、乡土的一切。或许，唯有在写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脱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的散文，他的《我与父辈》，是一颗“泄密的心”，因为它让我们听到了阎连科灵魂的跳动，阎连科的文学密室，也在这种跳动声中豁然洞开，现出了他的底线。而这底线，我们知道，就是这合了苦痛、哀乐、绝望又无法走出的乡土。
北京大学 刘伟
《我与父辈》：“地层”之下的生命存在
读《我与父辈》，有一种久远的感动与震动。那破败的村庄，已然逝去，或正在老去的亲人，那撕心的痛苦，病痛的折磨，点滴的快乐和艰难的成长历程，随着阎连科对少年时代的叙述及对父辈的忆念慢慢浮现在脑海。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弥漫在心间，你的灵魂逐渐安静，但有泪，在模糊了你的双眼。
一反其小说的“奇崛怪诞”及对乡土世界的极致书写，阎连科以一种文白相间、亦叙亦思的语言，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之尊严的乡村。因为有爱，亲情，怀念及对那一方空间地理形态的爱，作者不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父亲”，“大伯”，“四叔”的存在没有任何历史的特殊性，并且，作者也无意在宏观上给予“父辈”某种大的历史象征或政治寓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他们属于那注定被遗忘的生命众生相，只是符号，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他们是“沉默”、“麻木”的代名词，是作为集合名词而使用的。阎连科以对“家”的追念，对“父辈”的深切怀念还原、延伸并再次融入这一被忽略的“集合词”和他们背后广阔的乡村大地，让我们感受到这如草芥般的乡村生命身上所生发的光辉与尊严，看到父辈们如何从壮年、中年进入老年，如何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破碎与不断奋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为“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单元——家庭——如何从无到有，从一棵树苗长成为参天大树，它的空气、土壤与水是爱、信念与努力。作者以“已”之经验，写出了民族成长之奥秘。一个民族，或生命个体的信念、精神、气质的基础从哪里来？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来的爱可以超越一切。在《我与父辈》中，家庭是庇护所，是坚韧、爱、奉献、谦让的基本象征，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家庭”，形成民族的整体，并绵延生长为一种性格与内核。如作者所言，“父亲”、“大伯”就是家里的领头羊，对家的爱与维持使得个体的成长有了庇护，情感获得依托，这些超越了物质的艰难与贫乏，成为民族最深层的东西。有关它的种种经验与情感方式是一个经历过极端贫穷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纯粹的本土经验。阎连科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传统、本土经验和乡村存在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忏悔”，这是父辈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样，因为这“仰视”，作者也意外地发掘出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社会忽略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历史命运及情感立场。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文学那里，是苦难人生或血色浪漫，并成为批判荒谬政治文化与启蒙乡村的基本起点，但是，当这一“苦难”、“启蒙”与一个乡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时，却变得有些伪饰且言不及意。历史的被遮蔽与文学史叙述的缝隙被暴露无疑。它却是一场变相的掠夺，让乡村再次成为供“外来者”索取成长的材料与血液，并且承受着区别对待的命运。那一场著名的越南自卫反击战，塑造无数的英雄，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灾难降临。弟弟铁成入伍在部队自杀，却被轻描淡写搪塞过去，大伯没有追究，并非因为“麻木”，而是一个老农朴素的善良及对死去儿子的爱。对于四叔这样城市的“一头沉”工人，最终经历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悲剧。城市没有容身之地，而乡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悲凉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赌与几次自杀，与早年过于辛苦的劳作，与儿女接连的非正常死亡，与不断奋斗但却总是没有收获的苦难一生相关，它不是乡村道德的溃败与缺失，而是苦难无以承受后的压抑与挣扎，这正是文章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乡村，并不“麻木”，也不“沉默”，让它们“麻木”与“沉默”的是我们的眼睛与那被遗忘了的情感。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 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忆起穆旦诗《冬》中的这一段，不禁潸然泪下。此时，窗外没有“雪花纷飞”，却是青葱的初夏，有紫色的紫藤与雪白的槐花在睛空中怒放，生命正以最耀眼最灿烂的姿态向我们昭示它的存在。生命在不断消逝，“父亲”、“大伯”、“四叔”、“铁成”、“连云”们已经去了，重归尘土，重回“地下”，但生命仍在继续，后来者唯有通过紫藤怒放时的“凝视”或雪花纷飞时的“珍念”进入逝者的灵魂之中，使他们长存心间，并由此获得生的信念与力量。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生生不息，卑微而伟大。我想，这正是《我与父辈》之于我们生命的意义。
邮编：100089
挽歌：献给最后的农民
——读阎连科《我与父辈》
读《我与父辈》流泪是正常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因为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经验。但感动并不一定需要经验做前提条件，因为感动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情感，换一个词来说，就是人性。阎连科以真诚的忏悔理应得到真情的回应，这其实也是文学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永远不变的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阎连科的新作《我与父辈》一定能赢得无数的读者，更直接地说，能使无数的读者为之唏嘘感叹，为之掬一捧泪，并且能够被它触动，由此联想到自己对父辈的态度，乃至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阎连科并未奢望因为自己的一册书而改善多少中原地区家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尴尬甚至有点紧张的关系，但我想，哪怕是只有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能够因此有所改变，阎连科为这本书的写作所付出的一切（当然也就包括了此前所有的写作）都将是值得的。就如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说的那样，即使他所有的电影只是为了让法国的一个小女孩体会到什么是爱，他也就知足了。
但感动还不是这本书给我的全部感受。而且，倘使将《我与父辈》仅仅视为基于情感教育的作品，我也觉得太低估了它的意义。我在想，在写作了《受活》、《丁庄梦》和《风雅颂》之后，阎连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从里到外都很传统、很抒情的长篇散文，特别是他试图摒弃大历史的叙述更发人深省。
并不是说传统和抒情的写法有什么问题，更不是说阎连科不能写散文。而是要问，从《受活》到《我与父辈》，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逻辑在起作用，或者说，阎连科自《受活》以来，内心走过了怎样一段路。我并非要探究一个小说家的隐私，但小说家内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演进无疑是深入理解其作品的重要路径，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我与父辈》这样一部作品，因为阎连科在“前面几句”中明确地说，这是一本只关乎“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书，因为“他们活着，本就是为了柴米油盐的，为了生老病死的”，而且，“而今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又有谁不是为了这些呢？谁能逃脱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命运呢？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来之缘由，去之根本哦。”
四叔的死和妹妹的问题使阎连科对自己此前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父辈们的相继离去，和他对妹妹的问题的“追究”令他一下子体悟到，为他们年轻一辈抵挡死亡的“一堵围墙整面地已经不在了”。无疑，猛然间看见自己前面无可逃遁的一片死亡之地，令阎连科感觉到了过去的写作意义的可疑，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之路，更重要的是让他在对父辈们命运的回忆中，在自己深深的忏悔中重新界定父辈的价值，重新思考我们与父辈的关系。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阎连科在此时此刻检讨我们与父辈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对父辈的情感态度和我们为父辈们所做的一点点可怜的照顾无疑有更大的关怀，那就是他日益感觉到：“孝字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那样陈旧和浅贱”，尽管“在我们一群的同辈和孙辈中，有的孝顺得堪称旧伦传统的楷模和榜样”。也因此，在阎连科的忏悔和悲情中，他更多地将矛头指向了导致传统伦理日益式微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在他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此前的写作方向表示否定的同时，他退回到对人伦日常的关注上。即使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个退避之中有一种悲情在弥漫，可这一退避本身依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样说绝不是要否定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所表达的深情。但问题是我们与父辈的关系究竟是一个情感问题，还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抑或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事关中原地区现当代历史的大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将这一关系彻底地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中抽离出来？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借助“个人总是在历史中的”大道理对其进行大批判，而是要说明，阎连科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父辈们的命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即使他立意要关注个人生命中最为切近的“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即使他从此出发，要怀疑他对受活庄乌托邦梦想幻灭的思考之价值（《受活》），怀疑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意义（《风雅颂》），但他所写到的他的父辈实在不是一个只存在于伦理关系中的人，而是当代中国的最后一代农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与父辈》实际上是献给这最后一代农民的挽歌。
换言之，阎连科对其父辈命运的展现并不只具有单纯的家族回忆的意义，实际上他展现的乃是整个中国农民的命运，无论是一直勤勤恳恳、“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杰出”甚至“伟大”的大伯，抑或是一生挣扎在“一头沉”的“既不是‘日子’，也不是‘生活’”中的四叔，其实都是当代中国亿万农民的缩影。他们的命运其实始终与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他们的苦难，还是他们的快乐。
实际上，在阎连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阎连科似乎努力要将时代从命运中剔除出去，就如同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一样，“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而他对父亲、大伯和四叔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之路的行状的展示，同样也选取了衣食住行这样一些最能够代表日常生活的事件和细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都只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背景，甚至苦难的根源。阎连科似乎要将政治完全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甚至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反面，换一个说法，就是反日常生活的对象。而在他展示贫苦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强调的也是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作为北方农民的美好品德。
而在时间段的选择上，阎连科从“我”开始的叙述也限定了整个作品的时间跨度，即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其写作本书的2008年年底。阎连科在开卷就明确说，“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痕迹，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毫无疑问，这是为下文确立的叙述原则，也就是他的选择原则，或曰合法性依据。而且，我们还需进一步说明，这里的记忆也就是作者的个人记忆，基本不涉及他记忆中的人物们的记忆。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则，使作品所呈现的年代成为一个从当代史中截取出来的时间段，而恰恰是这个截取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基本被切断了，重要的不是历史被切断了，而是被选取的这一段历史如何被呈现，特别是其前因和前史该不该出场。
于是，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永远无法满足的饥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至今仍无法弥合的城市与乡村的巨大距离，以及处在这些年代中的苦难的农民的挣扎，和在这挣扎中显示出的令人感喟、赞叹乃至缅怀的勤劳、善良、坚忍、顽强、重情重义、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畏权贵的品德和尊严。
毫无疑问，这些是值得，也是必须要表现的，可以说，当代文学对这些至今还缺乏强有力的呈现。这些灾难和苦难特别需要我们牢记在心，特别需要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然而，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甚至三年困难时期，从后设的现在的立场去理解，我们除了从结果去认识它以外，恐怕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理性反思，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上文所说的前因和前史的维度。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方法的要义，或者也可以说是施特劳斯所是“历史确切性的要求。”
具体而言，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藉着个人回忆的理由，向我们呈现了父辈们以及他自己这一辈子女们在50-70年代所受的苦难和磨难，在泣血的忏悔中深切地缅怀父辈们，为他们留给他（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遗产表达了深深的感念，并且在感念中思索命运，思考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时代的洪流中为什么总是如此命途多蹇。可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的连贯，人为地将普通人，尤其是农民的日常生活视为只与命运相关联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将作品中的时代看成一个孤立的历史时段。也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相信，阎连科心底一定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结，父辈们是如此勤劳如此善良如此慈爱，可为什么他们依然不得善终？也正因此，父辈们的苦难就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正是这触目惊心的苦难和令人伤痛的结局在遭遇这个无法解开的结时迅速地转向对命运的叩问。然而，纠结在一起的问题最终却使对命运的叩问指向对那个时代的诘难。因为，如果说那是他们的命运，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他们生不逢时，生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的宿命。
但倘使我们将时间往前移动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阎连科当然可以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更不可能有记忆，但那却是他的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日子。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曾经在那个时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身感”，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然后是合作社，再然后土地又被人民公社收归国有。而所有的一切灾难似乎都是从这时开始的。父亲没日没夜地辛劳，终于将一片荒地开垦为良田，可是很快被收回了，眼看着到手的收成也化为乌有，从此饥饿随之而至，加以天灾人祸，苦难便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客观地说，这样的思路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而且，实际上，在阎连科这里，这一思路早在《受活》中就已经存在，它其实是阎连科面对现实努力思考的结果，即使这结果中包含着明显的困惑，以至于他只能退回到“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主题上来。而这个困惑并非阎连科一人独有，实际上它是整个中国的困惑。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没有提供最佳答案，而现实又是如此地令人忧心，命运的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钦佩阎连科对当代家庭伦理的反思，尤其是他对最后一代农民的消逝的追怀。在这里，“农民”当然不是履历表上的家庭成分，也不只是一种社会身份，实际上，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阎连科在追怀中真诚的悔过和呼唤值得我们深思。然而，身为农民是不是就注定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悲苦的命运将如影随形地相伴着他们的一身？同时，一个好的社会理想、一种基于这一理想之上的社会制度如何才能解决这个中国特有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它不能保证这些勤劳、善良的人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的好和坏？倘使沿着这样的思路，或许我们的的思考就可以避免简单化、抽象化的问题。所以，我说，也许在被阎连科舍弃的历史中就蕴藏着解决现实的可能。这也是我对《我与父辈》不满足的地方所在。
2009年5月16日夜于沪上江湾镇
郭春林
《让我们一次爱个够》
上数三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生于山村，或长于小镇，那些自由驰骋的童年往事和乡里乡亲的乡土故事，总是令人在蓦然回首是，唏嘘不已。土地不但能培育粮食，也能培育我们善良的根。所以，乡土亲情的文字最是感人，因为他扯动了我们灵魂深处最敏感的筋，那筋连着心肺，牵着柔肠，带着思念。
翻看《我的父辈》，是在偶尔清晨的早茶间，一段一段文字缓缓的铺陈开去，看到了年少时的作者在为和姐姐同班同学被互相比较而痛苦，也因为究竟谁最终能够可以继续上学而煎熬。那段细节描写让我在清晨初醒的头脑里，注入了一丝纠结的伤感。
看完书，还清晰记得这个场景：“晚上，姐姐走进来站到我的窗前：“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着我说：“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作者继续写道，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里种地。”
书中类似的情节很多，我几乎不敢看第二遍。似乎到了一定的年纪，人的理性更成熟了，但也似乎更加容易波动了。面对这样一部书，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点评，所有书写自我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纪实作品，总是如此感人至深，因为文字夹带着作者本人的生活记忆，如此刀削斧凿的镌刻在纸业上。
作者的文字简单而质朴，巧妙的记录着成长以来的家族故事，家族里的父辈的生老病死，奋斗与落寞，无疑是中国一代农人的缩影和写照。作为一个在农村成长过数年的人，这样的文字夹带的乡土的气息令我几乎窒息----清新如斯，美好如斯。
忙碌的一生，我们每个人可以认识很多人，朋友，战友，敌人，对手，情人，爱人或者擦肩而过惊鸿一瞥的陌生人，最令你放心并信任，牵挂你而不求回报与功利色彩的，恐怕只有亲情的存在了。而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轻时为了我们奋斗，年迈时守着夕阳为我们担忧。正想作者写的“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儿女和生活、日子和琐碎，精疲力竭，元气耗尽。”所以，我们千万要在父辈们健在的时候，亲近他们，问候他们，关照他们，因为这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做的，而且必须做好。
我不是作家，或许也不会有作者的才气和文笔，但却有一个已早的梦想，某一天可以写下我的家族故事。我那生于民国的，裹着三寸小脚的奶奶，我那辞了城市工作将家户口转为农村的爷爷，以及由爷爷的三个同门亲兄弟，父亲的同辈兄弟姐妹构成的庞大的家族故事。伴随着我的成长和记忆，我目睹他们的离去，我记忆着他们的笑和关照，我时常想起我久违的远离的小山村。还有，还有每每回去，村口叼着旱烟锅子，满脸风霜的皱纹上，布满了坦诚微笑的大叔大伯们。
看着这本《我的父辈》，我庆幸作者的妹妹一句点透机缘的话，是她心里藏着的爱，点燃了作者或许久违的某种情愫，于是我们幸运的看到了这样为文字。
有的年代过去了，有些亲人离去了，有些故事结束了，有些文字记录了。文学就是人学，真实的人的故事，就是如此而深刻的昭示着生命最本质的意义。无论是乡土的山村，还是水泥的城市，我们不能忘却，不该忘却，也不敢忘却。
因为爱，我们的存在，才有了价值；因为感恩，我们的生命，才有了光辉。
这样的感动让人不得安宁
刚刚看完《我与父辈》，在我脑子中徘徊最久感触最深的却不是父辈们的辛勤劳作和忍辱负重，却是大伯的爱赌。看这段的时候心情最复杂，一面恨得想把这个人从书里揪出来痛斥，另一面在心里却拼命拼命地找理由为他开脱。后来，终于，看到阎连科在书里写出了特别的充分的理解，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再后来看到大伯终于离开了赌博，紧缩的心也终于透得过气来了。
跟大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父辈可能都是有缺点的，可能无伤大雅，可能就有伤大雅。朋友的母亲去做传销。把家里几十年积攒的所有的十几万全都抛了进去，还把亲戚朋友拉了若干。传销害人谁都知道，这样的母亲让人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听到她说的一句话，却又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了。她说：“女儿女婿工资不高，我是想给女儿买个房子。”看到她蓬头垢面，悔的泪在眼里打转，看到她脚上补了又补的袜子，心里的恨就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只能泪流满面地在心里翻腾。
父母们是有缺点的，跟所有的我们一样。我们常常去抱怨这些缺点，讨厌这些缺点，不容忍这些缺点。而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有伤大雅的缺点，有多少是为了儿女才造就的？而那些无伤大雅的缺点，我们是否给过它们足够的关心和爱护，还有心疼？
作者没有多去斥责和抱怨大伯的爱赌，而是想方设法走各种关系，给大伯买了一台电视机。于是，偶尔偶尔才会闲下来的大伯不去赌场逛和看了。大伯以前总是管不住自己，侄儿理解了，一年到头累着忙着，闲下来的时候，是有点闷得发慌。于是，电视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真的又该回头想想，我们是否这样理解过父母，是否这样照顾过和心疼过他们？
现在的市场上，让人感动的书有很多，看完《我与父辈》，这样的感动却让人不得安宁。每个人看了之后都会揪心地痛，都会真诚地悔。我想，为了不让忏悔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痛，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可能一直在忽略的事，那就是，爱我们有缺点的父辈，心疼他们或大或小的缺点。
阎小青
读《我与父辈》后的自省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我读了四遍，即便是在读第四遍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与感动，仍不比之前有丝毫退减。相反，每一遍阅读，我都像在经历一场良知的洗礼、一次自我忏悔的旅程，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说它是“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锥心泣血的文字”，一点也不为过。它不是小说，不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它是阎先生用心用泪撰写成的对父辈的深切回忆，对良心的痛彻拷问。它真实，也正因为真实而感人肺腑。
我不是与阎先生同辈的人，无法体会那个年代里中国乡村的农民，究竟是在怎样一种状态下生存的，无法体会他们的艰难与苦涩，无法想象一个父亲肩负着八个子女成长重任时的沉重与艰辛。但是，有些情感是可以穿越岁月长河，跨越空间阻隔，与后代人融混一体，心灵相契的，比如家族亲人间的至亲感情，比如父母对子女无边无际的爱，比如子女对父母从想当然的索取到幡然醒悟的深刻转换。
而最让我感触刻骨的，正是阎先生如泣如诉的自我反省竟也是我的“恶”之所在。他毫无保留地坦诚内心冷漠、自私、阴暗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曾经的恶念、劣行与过错。在回忆父辈时，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丑陋与父亲叔伯们的宽宏作比较，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应尽而不为的行为表达出捶胸顿足的悔恨。他说：“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因为这种疼爱河流样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做累赘和包袱，当做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
这段独白字字锥入我心底，一字一击，深深撞击着我的灵魂，敲打出属于我的愧疚与不安。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也藏匿着同样的私欲，也把父母的关爱当做是理所当然，并且时不时地表现出反感或厌恶。没有注意到每次拌嘴争执后，父母的叹息与哀伤，没有注意到他们其实早已在我的疏忽间老了，身体差了，病多了，也需要子女来照顾了。
如果不是阎先生的《我与父辈》，也许我也要在树静风止后才意识到，在父母有限的岁月里，我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而他们需要的也不过是儿女能把时间与精力匀一点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让他们相信等到他们年老时，肯定有儿女可以依靠，“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比起父母的养育与教导之恩，我们为他们做再多都不足以回报！
感谢阎先生的这本好书，使人悔悟，教人善良！
2009/5/14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
5月10日母亲节这天，因为出差回来后到学校有事，便去了一趟办公室。桌上堆着四五天的报纸杂志以及不少邮件。其中一份是本市的快递，从外面摸了一下，知道里面装着一本书，便把口袋撕开了，很用力，因为对书的迫不及待。
里面便是精装的阎连科新作《我与父辈》。书中夹着两张粉红色的打印着文字的纸，是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老总袁杰伟签名的一封信，起首自然写着我的名字。
我很认真地读了老袁的信，知道阎连科的新作是他策划并由他的公司推出的，知道这个做法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我认真地把他的信读了两遍。我还没有翻开这本新书，就已经被感动了。为一名出版人给一本感人大书所做的推荐。为了传递书、写书人和做书人的爱心。
今天中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完为去年的大地震而作的《一年祭》后的感伤的余波里，我读完了《我与父辈》。说实话，我并没有在看完老袁的信后马上开读，我是略带着一个出版人对图书和阅读的挑剔而谨慎地做出自己的阅读决定的。当时，我把书塞进了自己的皮包里，带回了家。昨天又放在包里带到了办公室。直到昨天（5月11日）夜里，自己上了床，靠在床头上，然后才翻开了《我与父辈》的封面的。
因为从书名我就知道，这将是本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沉重的书。它不是阎连科的小说，它是阎连科的日子中的一部分。或者，是阎连科之所以为阎连科的记录。
终于在床头灯下开始了阅读。书的腰带上印着这样的字：锥心泣血的文字千万读者为之动容。我想，我终于要开始一次感动之旅了，从打开书从第一页开始。
直到现在，已经读完了这本书后，我还是不十分清楚，阎连科为什么是在其父辈们，尤其是其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后才写下了这些刻骨铭心的文字。阎自己的解释是在07年回乡给自己的四叔守灵时，一个妹妹对他说了那几句话，要他写写那些已经和刚刚离世的父辈，以及他和他的同辈小时候的事。阎连科于是写了，写了他的父辈，包括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当然也写了一些他的兄弟姐妹的事，捎带着。
也幸而他写了。因此在2009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读者们有了一本被网络称为阎连科2009感人大书的作品。
是的，我并不讳言，我在看和看完的过程中是被感动了的，到不是因为阎连科的文字或者故事有多少煽情，那不是他的风格。并且我还是流了泪的。我甚至在今天早上送完自己的儿子上学然后到食堂吃早饭同时看了十来页书后是流着泪走下楼梯的。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是来自农村，从小也有着跟着大人下地耕种劳作的经历的缘故吧，但那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江南的农村跟当年河南省农村的差异还是大得很。更重要的，应该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忽然发现自己的心灵深处竟然也潜藏着阎连科所忏悔的私欲和对自己父亲和其他父辈无私之爱几十年来自己所表现出的冷漠和理所当然！即便自己现在也在当着父亲，自己也在无私地将自己的爱倾洒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却依然心痛地意识到，在阅读《我与父辈》的过程中，自己依然继续毫无愧疚地在忘却父亲以及母亲这几十年来倾洒在自己身上的无尽的爱和教诲，甚至当他们年事日高，岁月在他们的肌体、头发和思维上已经刻上苍老的印记之时，自己竟一如既往以工作的繁忙等等为借口而继续淡薄着对他们的关心和问候！
也就是在读完《我与父辈》后所流下的眼泪中，我明白了人性中的阴影和父辈之爱的宏大无私。我不想跟阎连科一样用文字进行忏悔，但实实在在地想告诉人们，我们，应该更多地想想，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辈，他们可以怎样地感动我们，而我们，又可以如何地抱着感恩之心，在现在还未晚的时刻，去听一听他们想说的话，去仔细地看一看，他们脸上皱纹中的风霜，以及眼光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深情，以及所有这一切里，他们依然怀有的对我们的浓的爱。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阎连科的文字，他的表达方式，以及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忏悔之情，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的痛。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因为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动流泪。远去的或者已经失去的总是那么令人感到珍贵，即便是苦痛不堪的经历。我们的心现在充盈了太多的物质和欲望，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我们父辈曾经拥有的善良和温情，以及曾经在一个民族的血液里流动了几千年的大爱，但我们却浑然不觉。
而只有在感动后，我们，当然包括我，才会找到自己的某个方向，然后，会坚定地迈开步子，用真正的心去打造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阎连科的《我的父辈》们一样。可惜，我们已经远不如他们那样坚定那样执着，甚至，远不如他们那样深沉。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精装定价：25.00元
（估计从出版社无法购买到，可直接登录亚马逊中国，卓越亚马逊独家销售）
张宏
作者简介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丁庄梦》《受活》，小说集《黄金洞》，中短篇小说《年月日》等。作品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奖项二十多次。
作品目录
原文摘录
我们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永远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
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做可有可无的水
现在，他们年迈了，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
我们该明白，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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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想念父亲
1.土地的身影
到今年，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25个春春秋秋，是那么漫长的一河岁月。在这一河岁月的漂流中，过去许多老旧的事情，无论如何，却总是让我不能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的，比较起来，还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在他活着时劳作的模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做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都是你的权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土，俚语说是块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每年犁地，打破犁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和暴力。
父亲有1米7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在几十年前，1米7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镢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声响。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又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田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一镢地刨着，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在他的镢下流去和消失；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地，被他刨碎重又归新组合着。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可一镢一镢地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更为沉重的物体，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然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时。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吧嘎吧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地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地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的几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见余。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坚硬划破你的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与劳作息息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根彻的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脑，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了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村头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了。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
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便没有去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听着父亲的话，一家人默默无语。
默默无语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凉。
2.盖房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离，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死亡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市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要为子女们盖下的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表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礓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阵。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邻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它也因此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令众多乡人惊惊羡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
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父亲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痛脑热之类的。但头痛与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农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50、60，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的体魄和命运，碰巧也就将此病治好还愈了，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30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副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50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70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延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必尽的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较为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的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东西两侧，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属。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与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被夸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的督促。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方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川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青鱼，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见父亲脸色青胀，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川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
“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1984年10月完婚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3.打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25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油酥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朱云峰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朱云峰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了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后，父亲把大门闩上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家和人生的啥儿。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我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木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本正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参考资料
我与父辈（豆瓣）.豆瓣.202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