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1922年1月9日，法拉纳，——1984年3月26日，克利夫兰骑士队。）几内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非洲民族主义领袖、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主要代表人物。1958年10月2日——1984年3月26日任几内亚第一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几内亚民主党创始人和总书记。他因在成立非洲统一组织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被尊称为“非洲之父”。
人物传记
早年生活
1922年1月9日生于法属几内亚法拉纳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马林凯族（即曼丁哥人），信奉伊斯兰教。他的曾外祖父萨摩里·杜尔是几内亚历史上伟大的抗法民族英雄，19世纪时曾领导几内亚人民进行长达16年的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入侵的斗争，最后不幸被俘，1900年死于流放地恩卓累岛，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留下了“与其跪着生，毋宁死了好”的豪言壮语。塞古·杜尔从小就受这位英雄的斗争精神的熏陶。幼年时在古兰经学校学习，1937年进入科纳克里的乔治·布瓦莱职业技术学校读书，因组织罢课而被学校开除，后在函授学校修完中学课程。1939——1940年当过瓦工和修理工。1940年在法国尼日尔公司当职员。1941年在科纳克里市邮电局任会计。
工运领袖
1945年创建几内亚邮电职工工会，任总书记。同年起任劳工咨询委员会委员、几内亚领地咨询委员会委员及仲裁行政联合委员会委员。1946年在法国共产党影响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研究共产主义哲学，尤其是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同年在法国总工会（法国五大工会之一，受法共领导）的帮助下创建几内亚总工会，任总书记。1946年10月与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科特迪瓦国父和首任总统）共同创建非洲民主联盟，任副主席。1947年5月以几内亚总工会为基础创建了几内亚民主党（1978年11月改名为几内亚国家党，1984年4月几内亚发生政变后被取缔）作为非洲民主联盟的一个支部，杜尔任党的主席，1952年任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
1948年任法国总工会几内亚领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1950年任法属西非多哥中华全国总工会协调委员会总书记。1953年9月21日至11月25日，杜尔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在几内亚全面实行劳动法。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殖民当局答应增加20%的工资，杜尔也被人们赞誉为“西里”（Syli），意为“大象”。1956年任非洲工人总工会主席。1957年1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人总联合会成立，杜尔当选为联合指导委员会委员、主席。
政治活动
在从事工会活动的同时，杜尔还积极从事政党活动，并致力于推动非洲的非殖民化。杜尔早年即进入政界，1950年当选为几内亚立法会议议员，1951年和1954年两次被选入法国国民议会，但为法国当局所阻挠，未能取得议席。1953年当选为几内亚领地议会议员。1955年11月任科纳克里市市长。1956年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几内亚议员。1957年再度当选为几内亚领地议会议员，同年还当选为法属西非大议会议员。1957年5月14日——1958年7月26日任几内亚领地政务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7月26日——1958年10月2日任几内亚领地政务委员会主席（总理）。
1958年9月28日领导几内亚人民在公民投票中反对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主张几内亚立即完全独立，并号召人民“宁要自由中的贫困，不要受奴役的富有”。戴高乐宪法在几内亚被否决。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宣布独立，成为法国非洲领地中唯一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的国家。几内亚独立后，塞古·杜尔当选为几内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并于1961年、1968年、1974年和1982年四次连任，连续执政25年半直至逝世。1984年3月，杜尔因中风赴美国治疗。1984年3月26日因心脏病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克利夫兰医院病逝，卒年62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科纳克里大清真寺内。
为政举措
方针政策
几内亚独立后，塞古·杜尔提出了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杜尔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保护公众利益并使他们免受非正义的人剥削人的唯一道路。”1962年，杜尔在几内亚民主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杜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大力铲除殖民主义势力，实行国有化，将法国控制的大部分工厂、企业和全部银行、保险公司、港口、码头、铁路等实行国有化，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控制。实行币制改革，1960年3月发行本国货币，并宣布退出太平洋法郎区，基本上控制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贸易，还成立了国营公路、海运和航空公司。其次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为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进行土地买卖和抵押。
实行农业集体化，先后建立了生产队、合作社、机耕队、县农牧场等各种形式的集体生产组织。1978年11月，杜尔决定在全国建立350多个县农牧场，这是一种既从事农业，又兼顾牧业，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性质的集体生产组织。限制乃至取缔私人经济。
1964年几内亚政府颁布《根本法》，规定进出口贸易和批发业务必须由国家经营，私人只能从事少量的零售业务。党、政干部均不得经商。1975年初又发动了一次“反奸商运动”，彻底取缔私商，取消县人民商店，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商品的分配不再通过市场，而是由地方政权进行分配；在农村，商品的分配原则是根据农民交售的农产品的数量，即多交多分、少交少分、不交不分。在取缔私商和关闭集市贸易后，几内亚的商品流通渠道大为减少，城乡物资的交流也几乎陷于停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
几内亚政府先后执行了《三年发展计划（1960~1963）》和《七年发展计划（1964~1971）》，提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口号。在1967年民主党“八大”上，杜尔又提到：“工业化是几内亚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如不注意发展农业，就会面临着受帝国主义摆布或大量出售矿产和廉价出售自然资源的情况，因此工农业的关系应该是：'农业创造工业，工业引导农业'。”
政策调整
经过20多年的实践，约翰·杜尔的经济政策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设想落了空。为了摆脱困境，杜尔于1978年11月召开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调整内外政策，放宽经济政策，重新允许私人兴办工商业，并将国内大部分零售商业交给私商经营，整顿国营企业，关闭亏损严重的企业，改由私人经营或实行自负盈亏；在农业方面，取消对个体农民的征购指标，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畜产品，并适当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强调对外开放，大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
约翰·杜尔对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实际上是正式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重新建立与西方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寻求西方国家投资开发几内亚丰富的矿藏资源。1983年进一步采取了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党国合一
在政治体制上，塞古·杜尔认为西方的多党制不适用于几内亚，因而极力主张实行一党制，民主党成为几内亚的执政党和唯一合法政党，其他任何政党均被禁止。1972年4月，在几内亚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杜尔宣布要在几内亚建立党和国家的一体化的制度。1978年11月，杜尔在民主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几内亚已进入“政党和国家合并成为一个有机的实体”阶段，即党—国阶段。为此更改了国名和党名，把“几内亚共和国”改为“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把几内亚民主党改为几内亚国家党。
1982年5月，几内亚通过第二部宪法即《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党国合一的体制加以肯定并予以法律化。从此，塞古·杜尔一人兼任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革命最高负责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等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几内亚全国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空想社会主义
塞古·杜尔在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和试验“社会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杜尔仿效苏联、东欧、中原地区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全国大刀阔斧地铲除殖民主义势力，全面推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限制甚至取缔私有经济等。由于这些政策过激、脱离几内亚实际以及领导层内部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等不良因素，导致几内亚的“社会主义”走向了死胡同。
20世纪70年代末，塞古·杜尔虽然进行了政策性调整，但由于几内亚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主观的色彩及其他不利因素，人民得不到明显的改革实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惨状：素有“百宝箱”美称的几内亚被联合国排入了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独立前粮食基本自给，而如今不得不依赖进口，日常生活用品也离不开舶来品；靠外资开采和出口铝土的收入连年逆差；1981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国家三更货币，造成1984年国库空虚，财政空前困难，市场管理混乱，官员腐败成风，公职人员数月不见薪水，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朝不保夕，度日如年。1984年1月，一些省份甚至爆发了农民抗捐的流血斗争。
专制统治
政治上，塞古·杜尔逐渐从一党制过渡到家族统治和个人专制。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从不承认几内亚存在阶级斗争转到视阶级斗争为巩固政权的法宝，在党、政、军内大搞“清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镇压反对派。他曾锋芒毕露地表白说：“斗争是残酷的，你不镇压他，他就要你的命。”据载，仅1961—1977年间，就在其任命的71名部长和国务秘书中“清洗”了60人。1966年加纳政变后，杜尔担心中央情报局阴谋颠覆几内亚政权，加强了防范措施，1970年11月粉碎葡萄牙雇佣军入侵后，坚决清洗暗藏在党、政、军各部门的反革命分子，5万人被逮捕，科纳克里的美国国民警卫队马马杜·博罗伊拘禁营关押了大批政治犯。1976年，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布巴尔卡·迪亚洛·特利（曾任联合国大会副主席、非洲统一组织首任秘书长和几内亚司法部长）以“阴谋推翻政府”罪被捕，1977年死于马马杜·博罗伊拘禁营。在处理1978年所谓“富拉尼阴谋案”中，占全国人口40%的富拉尼族人被一棍子打成“永久性的第五纵队”，遭到残酷迫害。富拉尼族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力量受到极大削弱，离心倾向日渐明显。上百万几内亚人不堪忍受政治迫害而流亡异邦。
任人唯亲
塞古·杜尔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长期依靠他所属的马林凯族，多次给本部族的亲信封官晋职，在几内亚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和政府中不断加强本族力量。后来，他疑心日益加重，对众多本部族官员从情感上也逐渐疏远，转而靠其家族势力维持专制统治。1984年前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党、政、军各关键部门的掌权者都是塞古·杜尔的家族成员和亲信，为首者包括民主党政治局委员、矿业和地质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塞古·杜尔的同父异母弟）、民主党政治局委员、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长马马迪·凯塔（塞古·杜尔的妻弟）、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内政和安全部长哈吉·穆萨·迪亚基特（塞古·杜尔的连襟和姻亲）。这些实权人物在内部又各成派系，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中，伊斯梅尔·杜尔和马马迪·凯塔为争夺总统接班人而展开的持续争斗尤为激烈。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恶劣，削弱着矛盾重重的塞古·杜尔政权。
在塞古·杜尔的专制统治下，几内亚人民军长期受到压抑，由于塞古·杜尔对人民军严加控制和盛行多时的裙带关系，使在人民军中势力较大的苏苏族军人经常受到马林凯族军人的排挤，苏苏族军人对现政权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们和广大民众在深思，期盼着几内亚来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家族政争
1984年3月26日，塞古·杜尔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克利夫兰的一家医院接受抢救无效，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塞古·杜尔逝世的消息传回大西洋彼岸的几内亚，总理路易·兰萨纳·贝阿沃吉任临时国家元首。这一举动不难使局内人觉察到，国家政权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约翰·杜尔总统生前有意回避的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在举国哀悼总统的日子里，被总统生前威望掩盖着的政权内部矛盾一下子公开化，由于杜尔没有确定接班人就猝然离世，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早在1983年11月几内亚民主党举行“十二大”期间和塞古·杜尔逝世前夕，政权内部的争权斗争就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一是总理路易斯·贝阿沃吉，其二是矿业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另外，还有高教部长马马迪·凯塔。杜尔总统逝世才5个昼夜，其家族便紧锣密鼓地演了一场争权闹剧。塞古·杜尔的长兄阿马尼·杜尔主持家族会议，迫不及待地决定让伊斯梅尔·杜尔接任总统，并由其本人把这个“决定”通告贝阿沃吉，企图“生米做成熟饭”，迫使对方同意。但对塞古·杜尔家族的这个决定根本不买帐的贝阿沃吉凭借政治斗争经验，已料到这一手，就借口要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决定这件事，以刚柔并济之语回击和否决了伊斯梅尔·杜尔，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这场争权闹剧的余波未落，另一场争权闹剧烽烟又起。塞古·杜尔的遗孀、几内亚“第一夫人”安德莉·杜尔对总统接班人之事早有所谋。她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异常活跃地在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部长之间游说，大造声势，要他们支持他的弟弟、“国舅”马马迪·凯塔当民主党总书记的候选人。众所周知，民主党总书记是总统选举的唯一候选人。对安德莉·杜尔的这番“上乘表演”和进攻，贝阿沃吉并不感到意外。他采取顺水推舟的策略，企图通过正式程序，得到大部分中央委员的支持。
1984年4月1日，路易斯·贝阿沃吉主持召开了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7人核心会议，初步酝酿总书记候选人。会上，伊斯梅尔·杜尔、马马迪·凯塔及他们的支持者，个个理直气壮，吵斗难分难解，伊斯梅尔·杜尔恼羞成怒，竟有失身份地打了与会者达曼坦一记耳光。4月2日，夺权闹剧再次升级。兰萨纳·贝阿沃吉召开民主党政治局会议。会上，各派对手又是一番唇枪舌剑，整个会场乌烟瘴气，最后不欢而散。会后，感到非常棘手的贝阿沃吉把上述争斗的情况密告几内亚人民军首脑，暗示他无力阻止伊斯梅尔·杜尔掌权，恳求军方相助。在这紧要关头，人民军和路易斯·贝阿沃吉在坚决反对塞古·杜尔家族继续执政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
终结
其实，就在塞古·杜尔总统去世后，这些党政大员争执不休之际，早有政变夺权野心的几内亚人民军便积极谋划，蓄势待发。1984年4月2日晚，以陆军参谋长兰萨纳·孔戴上校为首的几内亚人民军三军参谋长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全体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夺取了国家政权。兰萨纳·孔戴的“四月政变”推翻了几内亚第一共和国，终结了塞古·杜尔体制，几内亚进入了孔戴时代。
塞古·杜尔的亲信伊斯梅尔·杜尔、马马迪·凯塔、穆萨·迪亚基特、西亚卡·杜尔、兰萨纳·迪亚内等人在1985年迪亚洛·特拉奥雷未遂政变后被秘密处决，塞古·杜尔的妻子和儿女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软禁后才重获自由。
外交政策
非洲政策
塞古·杜尔执政期间，积极推动非洲各国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号召非洲国家发扬泛非主义的精神，早日争取非洲大陆的全部解放。他积极倡导非洲的团结和区域性合作。1958年11月与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宣布建立加纳-几内亚联邦。1960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宣布成立加纳-几内亚-马里联盟。恩克鲁玛和凯塔是他在这一地区的盟友，1966年恩克鲁玛被政变推翻后，约翰·杜尔为他提供政治避难，并授予其几内亚联合总统的荣誉称号。杜尔还因加纳政变与昔日老朋友，亲西方的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决裂。
1958—1961年期间，杜尔和恩克鲁玛等非洲民族主义领袖积极筹备和召集了三次全非人民大会，历次大会都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号召加速全非各国的解放进程。杜尔极力主张消除分歧，制订了一个“所有非洲国家的单一宪章”。经过多方努力，终于1963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大会，成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洲统一组织”（今非洲联盟），并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独立自主
几内亚独立后，对外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1962年12月，约翰·杜尔在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几内亚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是：消灭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撤除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取消一切形式的军事联盟和军事公约；在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条件下实行和平共处；保证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尊重各国的制度；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在塞古·杜尔总统的领导下，为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多次挫败和破获帝国主义策划的颠覆阴谋，镇压反对派势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杜尔与克瓦米·恩克鲁玛积极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几内亚为邻国葡属几内亚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游击队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招致葡萄牙殖民当局的嫉恨。1970年11月22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雇佣军在美帝国主义和西德策动下，在科纳克里沿岸登陆，对几内亚发动侵略，妄图推翻塞古·杜尔政权，摧毁几佛独立党的后方活动基地。杜尔领导几内亚军民奋起反击，粉碎了葡萄牙殖民雇佣军的侵略，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人民的反殖民斗争。
塞古·杜尔还积极活跃于非洲和国际舞台上，他主张消除非洲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分裂。1968年3月当选为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组织第一任执行主席（任期一年，由成员国首脑轮流担任）。1980年几内亚加入马诺河联盟，同年11月参与成立尼日尔河组织。1981年，杜尔当选为伊斯兰大会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伊斯兰国家调解委员会主席，1983年5月当选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主席，同年当选为冈比亚河流域开发组织执行主席。杜尔不仅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被人们尊称为“非洲之父”。
与美国
杜尔执政期间，几内亚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1959年10月起，杜尔总统四次访问美国，与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的历届美国总统打过交道。杜尔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非洲政策非常不满并强烈抵制，约翰·肯尼迪上台后，两国关系开始改善，塞古·杜尔因不满苏联对非洲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转而向美国靠拢，他甚至一度称肯尼迪总统是他“在外部世界的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作为泛非主义运动领袖，杜尔还结识了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马尔克姆·X。但约翰·肯尼迪遇刺案身亡后，杜尔政府与乔治·华盛顿的关系又趋于恶化。加纳发生政变，克瓦米·恩克鲁玛被推翻，几内亚驻加纳代表团被扣押，杜尔总统指责林登·约翰逊政府主导了加纳政变。直到70年代尼克松上台后，几内亚与美国的关系才有趋于缓和。
与法国
对夏尔·戴高乐说“不”
1958年8月27日，一架标有洛林十字的总统专机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着陆。一位身材修长、腰板挺直、两鬓斑白、眼角刻着深深皱纹的老人信步走下飞机。他就是刚刚重新执政不久的法国新任元首戴高乐将军。前来迎接的是几内亚民主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塞古·杜尔。
从戴高乐走下飞机的一瞬间，他便真切地感受到了热烈的气氛。欢迎的场面可谓是盛况空前，男人们穿着最好的服装，妇女们则穿上清一色的长裙，50多万人聚集在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法国元首的到来。
作为法国的统治者，当夏尔·戴高乐一踏上几内亚这个法属非洲国家的大陆时，他便对这片土地充满了信心。科纳克里大街两旁到处贴满了巨幅宣传画，画中一边画着一只大象，一边画着一面飘扬的洛林十字旗。大象是几内亚的象征，洛林十字旗则是法国的象征。从这张宣传画上，戴高乐感受到了法几之间有着很深的传统友谊，而这种感情又是难以割舍的。虽然他在连续出访了几个法属非洲国家后，也强烈地感受到了非殖民化的风潮已经冲击着这些国家，但是，他仍然坚信“无论从传统的纽带关系上，还是从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来看，他们仍然离不开宗主国”。
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兰西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1946年底，印度支那战争全面爆发时，戴高乐虽然已不在台上，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留在印度支那！”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抱怨政府软弱退让，声称如果是他的话，就要派两个师去埃及，伞兵部队两小时之内就占领开罗，“全世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然而，1956年6月印支战争的失败，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军事镇压是难以奏效的，特别是面对殖民地人民的不断斗争，只能采取一些让步的做法。于是，在新起草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夏尔·戴高乐在草案中将“法兰西联邦”改成了“法兰西共同体”，规定参加法兰西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享有“自治共和国”地位，但不能宣告独立。
此次，戴高乐总统出访几内亚，就是要当面向几内亚民主党领导人塞古·杜尔阐述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构想，并根据这一构想促使几内亚等法属非洲国家继续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早在戴高乐到达他的非洲之行第一站象牙海岸时，他曾当面问贝尔纳·科尔尼—让蒂尔总督：“往后，几内亚的局势会如何？”当时，这位总督对几内亚局势很不以为然，他回答说：“我读过塞古·杜尔发表的演说，内容很好。那里不会出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态。”
然而，令戴高乐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抵达几内亚的当天，他便受到了塞古·杜尔的挑战。
在气氛热烈的会议厅里，这位身穿白色旗袍、头戴非洲传统礼帽的几内亚领导人向来访者表明了他的立场：“我们将最终行使独立权，但是我们仍将与法国保持密切联系。在法国的合作下，我们定将成为一个自豪、自由、民主的民族。”很显然，他的这番温和主义的论调是一种挑战。
当天晚上在夏尔·戴高乐下榻的别墅里，两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当戴高乐极力劝说几内亚留在法兰西共同体之中时，倔强的塞古·杜尔竟当着法国元首的面说道：“我宁愿在贫困中享受自由，决不为富裕而遭受奴役！”如果这句话是私下说的，也许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但杜尔恰恰是在距戴高乐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大声吼的，这无疑给戴高乐泼了一盆冷水。戴高乐愤然起身上楼休息，塞古·杜尔则返回自己的寓所。翌日，戴高乐离开科纳克里，他们两人之间仍然心存芥蒂。站在飞机舷梯前，夏尔·戴高乐以讥讽的口吻对出于礼节前来送行的塞古·杜尔说道：“好吧，年轻人，但愿你一切都称心如意!”然而，他转身对自己的随从说：“我要塞古·杜尔趴在地上!”
脱离法兰西
尽管法国当局希冀在几内亚建立一个亲法阵线，争取他们支持戴高乐的构想，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958年9月，法属非洲国家根据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就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进行公民投票。几内亚人民响应塞古·杜尔的号召，通过公民投票，以113.6324万票对5.6901万票，反对法国戴高乐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支持塞古·杜尔拒绝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主张，要求立即独立。同年10月2日，在科纳克里，几内亚正式宣告独立，塞古·杜尔任国家总统。直到1960年1月2日，法国才承认新独立的几内亚共和国。
颠覆和反颠覆
从1958年公民投票的结果一经公布起，夏尔·戴高乐就下令法国情报机构对塞古·杜尔这个新生的政权开展全面颠覆活动。几内亚成为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进攻“目标”。
非洲-中东处负责人里夏尔·特里斯坦上校在几内亚安插了3名代理人，驻达喀尔谍报站站长莫里斯·罗贝尔则招募了10余名联络员。他还准备再组建一个情报网，以便能够及时将几内亚的方针政策通报法国领导人。当时，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密令是打进几内亚政府，窃取行政权，继续为法国提供各方面的情报，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尤其对几内亚将与东方国家签署的经济协定特别感兴趣。为阻止苏联及东欧等国与几内亚合作计划的实施，以利于法国公司在几内亚站住脚，法国政府不惜向几内亚投入大量资金，这也使得几内亚国内贪污受贿罪之风盛行。
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还企图采取破坏几内亚财政管理的办法，颠覆新生的政权。当时，新生的几内亚共和国不顾一切，企图脱离太平洋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开始，杜尔甚至还想使用法属非洲殖民地的货币在其它非洲国家买货物，巴黎没容他拿定主意，便突然决定取消在几内亚发行的法属非洲殖民地的旧货币。塞古·杜尔由此更坚定了发行几内亚货币的决心，他梦寐以求想要看到印有他自己头像的钞票。这时，捷克人建议他在布拉格印刷新钞票。法国政府获悉此消息后，立即责成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制造假货币。法国特工人员首先是设法搞到几内亚新币的票样，局总部有一所绝密的印刷厂，能够根据票样逼真地复制这些钞票，然后再使这种钞票充斥几内亚市场。在这场“钞票战”中，法国人发行的假钞票竟比捷克人印制的真钞票质量还好。因为科纳克里的气候极端潮湿，年降雨量为6000毫米，在布拉格印制的钞票适应不了这种潮湿的气候，极易损坏，票面上的数字和图案都变得模糊不清，最后，纸币成了破烂纸片。与此同时，在几内亚国内一些诈骗犯用老式复印机翻印捷克印制的纸币，这样，几内亚人自己也造伪钞。实际上几内亚的新币根本无法使用，塞古·杜尔的计划破产了，因而再次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戴高乐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塞古·约翰·杜尔“趴到了地上”，但他并没趴在法国面前，而是彻底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捷克人掌握了几内亚的行政机构，并控制了它的警察。国家推行恐怖政策，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消失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派，嫌疑犯横遭逮捕、刑讯、拷打，被投入散发着恶臭的监狱里。后来，一个名叫居伊·法涅的法国侨民被捕。从此，法国人成了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日子更不好过了。
几内亚共和国刚刚独立后不久，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向几内亚新总统发来了邀请函，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准备密谋利用塞古·杜尔出访伦敦的机会进行一次大行动：除掉塞古·约翰·杜尔，用武力在科纳克里扶植一个新政府。由法国前驻几内亚海外省省长在巴黎为此行动出谋划策，行动处委托第十一突击团的一名专家负责指挥这次行动，在几内亚首都由一名反间谍老手负责与几内亚国内反对派保持联系，在象牙海岸首都阿必尚法国特工人员在边境线上也做好了准备工作，莫里斯·罗贝尔领导的达喀尔谍报站自然成为后方基地。1959年底，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就在最后时刻，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却下令停止此次行动，因为塞古·杜尔通过他的捷克专家已获悉此事并有所防备，所以法国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1960年 4月，法国方面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但这次是派特遣队在沿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边境一线发动突然袭击。在同一时刻，几内亚的叛军也在首都科纳克里策划另一个阴谋，但塞古·杜尔的安全部门很快粉碎了这场阴谋颠覆事件。
1965年11月，晴天又响霹雷。在联合国讲坛上，几内亚代表再次控告法国企图推翻科纳克里政权，他说，法国“经常施展各种阴谋”反对他的国家，他还谴责了法国对外合作部长和国务部长。法国情报机构对塞古·约翰·杜尔政权所施展的接二连三的颠覆活动，使几内亚统治者惴惴不安。塞古·杜尔曾深有感触地写了一句格言：“阴谋与恐怖孪生”。
1965年11月，塞古·杜尔政府驱逐了法国驻几内亚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两国随即断绝了外交关系。直到1978年几内亚与苏联关系恶化，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首先访问科纳克里，开启“破冰之旅”，两国关系才趋向解冻和和解。
与中国
在杜尔的领导下，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约翰·杜尔总统也是黑非洲国家中第一位访华的国家元首。1960年9月和1980年5月曾两次访问中国。
共同开拓中非全面合作的先河
几内亚开国总统杜尔是非洲著名的反帝反殖斗士。1958年年仅36岁的杜尔敢于向戴高乐说“不”，号召人民投票反对“戴高乐宪法”，表示“宁要自由中的贫困，不要受奴役的富裕”。同年10月，几内亚实现完全独立，成为当时法属非洲领地中唯一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的国家。毛泽东、周恩来随即致电杜尔，正式承认几内亚共和国。西方大国十分惧怕中国与几内亚建交会扩大我国在非洲的影响，西方媒体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立足点。但杜尔顶住了西方的压力，中几于1959年10月4日实现建交，几内亚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周恩来随即指示外交部挑选能力强的外交官到黑非洲工作。1960年9月约翰·杜尔总统应邀访问我国，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正式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经周恩来周密安排，中方给予杜尔总统热情、友好、亲切、隆重的接待。塞古·杜尔总统在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经过北京街道时，受到首都人民夹道欢迎。9月12日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设宴招待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塞古·杜尔和他率领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杜尔此次访华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签订了《中几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几两国贸易支付协定》《中几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缔结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第一个友好条约——《中几友好条约》。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成为他非洲十国之行的高潮。周恩来到达当天，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居民几乎倾城而动，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美景别墅”，一路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激昂的非洲鼓点和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表演沿途陪伴，欢腾的场面令周恩来感奋不已。在周恩来访问的日子里，杜尔总统全身心投入接待。一天下午，杜尔亲自驾车，同议长和国防部长一起来拜访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同时又诚恳地忠告：你们不能自己开车到郊外来，你们三位是几内亚主要领导人，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这三位几内亚的一、二、三号人物年龄都不大，他们感动地说，这是一位长者、真诚朋友的忠告。
再度访华
1980年5月3日，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约翰·杜尔和夫人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乘专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部长黄华等到机场热烈欢迎几内亚贵宾。
当杜尔总统走下飞机时，华国锋总理同他热情握手，说：“你是我们的老朋友，热烈欢迎你来我国访问”。杜尔总统说：“我非常高兴再次来中国访问。”
杜尔总统曾于1960年来我国访问，这次是他第二次访华。杜尔总统将同我国领导人就当前非洲、亚洲和整个国际局势进行会谈。
在飘扬着中几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几内亚国歌和中国国歌。杜尔总统由华国锋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华国锋陪同约翰·杜尔乘车前往宾馆。
为欢迎几内亚贵宾的来访，今天北京市区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彩旗和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支持几内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几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到机场欢迎几内亚贵宾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农业部副部长刘锡庚，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郭力文，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彭华等。
随同杜尔总统来访的有：城市规划、住房和地产部长哈吉·穆萨·迪亚基特，高教部长马马迪·凯塔，外交和合作部长哈吉·阿卜杜拉耶·约翰·杜尔博士，新闻部长塞奈农·贝汉津，工业部长马马迪·卡巴，农业、水利、森林和区农牧场部长阿拉费·库鲁马，以及总统的儿子、女儿，政府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等。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达乌达·库鲁马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欢迎几内亚总统杜尔和夫人的宴会上讲话时指出：“非洲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帝、反殖、反对霸权政治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几内亚国旗和中国国旗。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长黄华等出席了宴会。在洋溢着热情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华国锋和杜尔先后讲了话。
华国锋说，“约翰·杜尔总统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中几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在加强和发展。自杜尔总统上次访华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非洲大陆更是面貌一新。”
他说：“非洲各国人民在获得独立以后，都在按照各自的民族特点，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华国锋赞扬杜尔总统和一些非洲国家首脑一同倡导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他说，“这个组织在维护非洲的团结、巩固非洲国家的独立、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伸张国际正义、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华国锋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们一直把非洲人民取得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华国锋指出，当前世界动乱的主要根源来自霸权主义，它以伪善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怀着贪婪的侵略野心。它无视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随意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甚至公然派兵占领别国的领土。他强调说：“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和主权，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政治，反对外来的侵略和颠覆，反对外国的军事占领。”
华国锋称赞杜尔总统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位先驱者，对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有重要的影响。他说，独立以来，几内亚人民在杜尔总统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外来的颠覆阴谋和雇佣军的入侵，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他祝愿几内亚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维护和平、反对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杜尔总统在讲话中说，几中两国都曾经遭受过外国的统治，历史的原因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进行了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了独立和主权。
他说，今天，中国和几内亚继续在进行着斗争，以使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人格和尊严得到尊重，从而结束国际关系中的一切不平等。杜尔总统说，非洲正在寻求自己的道路，以便在人民享受自由和保持团结的情况下强大和繁荣起来。非洲人民正在进行斗争，以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没有任何外国干涉和统治的未来。
杜尔总统在谈到同友好国家的合作时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把友好国家的合作或援助看成是一个补充因素而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民本身和人民的劳动。他说，我们相信，通过加强合作，我们就能捍卫我们的成果，就能够扩大我们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的能力。
杜尔总统追忆1960年他访华时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的接待。他说，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几关系不断得到巩固，而这种关系是一种信任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
杜尔总统最后表示几内亚人民愿意继续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几内亚政府愿意继续加强同中国政府的合作。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妇联、对外友协、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彭华等。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达乌达·库鲁马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个人作品
塞古·杜尔主要著有《杜尔文集》、《几内亚民主党争取解放非洲的政治活动》、《非洲和帝国主义》《几内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非洲和革命》、《几内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和外交行动》、《革命战略与战术》、《民族团结》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