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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全名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法语：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法兰西人，是一位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又被称为“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出生在里尔，于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下军功，但在凡尔登战役中被德国人俘虏，战争结束后才返回家乡。一战后戴高乐继续在军中任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作为法军上校率领第四装甲师抵抗德军入侵，并在1940年被任命为准将和副国务卿。法国投降后，他拒绝接受停战协议，逃到了英国，并在6月18日的讲话中呼吁法国人民抵抗侵略，继续战斗。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支持下，戴高乐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1944年，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总理。但由于法国国内各个党派间陷入了政治斗争，他在1946年初辞职，随后创立法国人民联盟继续参与政治活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戴高乐退出政坛，隐居在乡下别墅撰写战争回忆录。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导致第四共和国风雨飘摇之时，国民议会重新请他返回政坛。戴高乐改革宪法，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并被选举为首任总统。之后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并逐步采取措施解决其他法国殖民地问题。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戴高乐主张法国不应该依赖其他国家维护其国家安全。为此，他推行了“国家独立”政策，并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发展了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使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核大国。同时，戴高乐恢复了法德关系，通过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在英美和苏联势力范围之间创造了欧洲大陆的法德轴心。1964年，戴高乐将军与毛泽东主席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在中法之间同时也在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

戴高乐反对欧洲超国家发展，但支持将欧洲经济一体化。他公开批评了美国干预越南和美元的“过度特权”。在他晚年，他支持“自由魁北克省万岁”的口号，并两次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提议，在北美和欧洲引起了广泛争议。尽管在1965年戴高乐成功连任总统，但他在1968年5月时面临着五月风暴的冲击。1969年，戴高乐在公投中提出将更多权力下放给民众，失败后他再次选择了辞职，在一年后去世，享年79岁。

许多法国政党和领袖声称他们拥有与夏尔·戴高乐类似的政治意识形态，即“戴高乐主义遗产”。在他去世后，法国的许多街道和纪念物都以戴高乐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

2005年，法国国家电视二台举办了“法国十大伟人榜”的评选活动，电视观众选出戴高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童年与出身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出生在法国北部省份的里尔，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戴高乐是在一个天主教传统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是一名历史和文学教授，在一所耶稣会学院任教，后来自己创办了一所学校。戴高乐家族起源于荷兰，迁徙到诺曼底地区和勃艮第地区后成为当地的贵族。戴高乐的母亲——让娜，出生里尔在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并且有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德国的血统。

亨利·戴高乐鼓励他的孩子在餐桌上讨论历史和哲学。在父亲的培养下，戴高乐很早就开始学习法国历史。戴高乐受其母亲讲述的有关普法战争故事的影响，从小就对军事战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戴高乐还受到了他叔叔查尔斯·戴高乐的影响，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凯尔特文化，主张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布列塔尼人联合在一起。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祖母约瑟芬·玛丽写过一些诗歌，正是他们培养了戴高乐对基督教的信仰。

教育和学习

戴高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他尤其喜爱创作诗歌，他的家人出资为他创作了一部关于旅行者的独幕诗歌，并将其出版。戴高乐最喜欢的是亨利·柏格森、佩吉和巴雷斯等作家的哲学巨著。除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之外，他还喜欢阅读古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的作品和浪漫主义诗人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散文。

戴高乐就读于巴黎的斯坦尼斯拉斯学院，并且在比利时的一所宗教学校短暂学习过。在学校里，戴高乐最喜欢学习的科目就是法国历史，他常常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而感到自豪。十五岁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象“戴高乐将军”带领法军在1930年战胜德国。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些期待未来能够与德国发生战争，好让他为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报仇。

戴高乐青少年时期的法国面临着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戴高乐家族来说并不友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1905年政教分离的法律、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亨利·戴高乐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他认为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并且坚决反对法国军队中的沙文主义。在同一时期，法国国内还出现了福音派天主教的复兴，以及圣女贞德崇拜运动的兴起，整个法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

戴高乐是一名足够优秀的学生。从1906年7月起，他在学校里努力学习，成功得到了一个进入圣西尔军校的名额。戴高乐选择参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他父亲对他的期望，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军队是整个法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团结力量。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参军之时，我感到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早期军事生涯

学员生涯

戴高乐于1909年进入到圣西尔军校学习，未来的法国元帅阿尔方斯·朱安是戴高乐的同学，但他们当时的关系并不亲密。刚进学校时，戴高乐在班级上的排名中等（在221名考生中排名第119），但他在班上年龄较小，并且这还只是他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根据法国政府在1905年3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在进入军官学校之前必须在军中服役一年。因此，1909年10月，戴高乐应征入伍，加入法国陆军第33步兵团。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军团，曾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瓦格拉姆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1909年时驻扎在阿拉斯。1910年4月戴高乐晋升为下士，但随后他的连长却拒绝将他晋升为中士，并评论说：这位年轻人显然认为当一名法国警察对他来说就足够了。直到9月份，戴高乐才得以晋升为中士。

1910年10月，戴高乐回到圣西尔军校学习。到第一学年结束时，他的班级排名上升到了第45位。在圣西尔军校中，戴高乐获得了“大芦笋”和“大鼻子”的绰号，因为他的身高有196厘米，鼻子又很高挺，所以同学们都喜欢这么称呼他。戴高乐在学院中表现出色，他的行为举止、智慧、性格、意志力都受到了老师的赞扬。两年以后，戴高乐以全班第13名的成绩毕业。学院老师在他的结业报告写道：戴高乐是一名天赋异禀的军校学员，他无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1912年10月毕业以后，戴高乐选择留在法国本土服役，而不是去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他回到了第33步兵团，担任副中尉（少尉）。该团当时由菲利普·贝当上校指挥，戴高乐在往后的十多年里一直追随于他。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第一位上校贝当教会了我指挥的艺术”。

戴高乐非常赞同贝当“骑兵在机关枪和铁丝网时代过时”的观点，并经常与贝当讨论一些著名战役以及任何可能发生的战役情形。戴高乐认为线式战术已经过时，他经常强调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法国军队如何过于依赖步兵纵队攻击，以及法国军事力量为何在十九世纪时因过度集中于火力而衰落。另外，戴高乐还研究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场经验，即日本步兵如何在敌人火力面前成功进行刺刀冲锋。

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为中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斗

1914年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法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其西线对法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戴高乐所在的第33团被投入到迪南阻止德军前进。然而，法国第五集团军指挥官查尔斯·兰勒扎克将军仍然固守19世纪的战术，让他的部队与德军炮兵进行刺刀冲锋，致使法军损失惨重。

作为一名排长，戴高乐从一开始就在前线战斗。他于8月15日与德军开始交火，并在迪南战役中膝盖中弹，是法军第一批受伤人员。在医院里，戴高乐对军队战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与其他受伤军官交流意见，反对过时的战术。然而，戴高乐还没有充分了解火炮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更多关注的是部队前进速度太快、法军缺少指挥官以及英国军队行动缓慢的问题。

10月，戴高乐伤愈返回军中，担任第7连的指挥官。到12月时，戴高乐成为团级副官，他指挥的部队多次打探到敌人很多重要信息，戴高乐也因此得到上级表扬。1915年1月18日，他被授予一枚十字勋章。2月10日，他被提升为上尉。

1915年3月10日，戴高乐左手中枪，伤口感染，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都只能留在后方。8月，戴高乐回到前线，负责指挥第10连，作为团级副官返回岗位，但不久后戴高乐就回到法国休假。10月下旬，戴高乐休假归来，再次回到第10连指挥部。

1916年3月2日，在凡尔登战役期间，戴高乐带领一支冲锋队试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他被炮弹炸伤后左大腿又被刺刀刺伤，丧失了行动能力。而后戴高乐在毒气作用下昏迷被俘，是冲锋队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戴高乐的被俘经历导致他在日后备受争议，一些反对他的人散布谣言说他当时投降了德军，但戴高乐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些谣言。

监禁

戴高乐最初被关押在罗森堡要塞，但很快就被转移到安全级别更高的要塞——因戈尔施塔特要塞。他在六个不同的战俘营中被关押了32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因戈尔施塔特要塞。在囚禁期间，戴高乐为数不多的活动就是读德国报或者向其他囚犯讲述他对战争进程的看法。当时一同被关押在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的还有记者雷米·鲁尔（Remy Roure）和未来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戴高乐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见如故，图哈切夫斯基也主张建立一支快速机动的机械化军队，这一点与戴高乐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常常就此进行交流。此外，戴高乐还在监狱里写了他的第一本书《敌人内部的倾轧》，分析了德国军队内部的问题和分歧。

在这32个月里，戴高乐总共进行了五次越狱尝试，但都没有成功，他因此经常受到长期单独监禁和取消报纸、烟草等惩罚。为了逃出生天，他曾试图通过躲在洗衣篮里、挖隧道、在墙上挖洞，甚至冒充护士来欺骗警卫来逃跑。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不断地谈到他对自己未能继续参加战斗感到沮丧，称这种情况是“可耻和不幸的”，他把这种耻辱与被戴绿帽子的等同视之。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他越发地想要逃离监狱，但都未能成功，最终戴高乐被囚禁直到双方停战。1918年12月1日，他被释放后回到了多尔多涅省的家中，与他的三个兄弟团聚，他们都在军队服役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

军官生涯

1920年代初期：波兰和参谋学院

停战后不久，戴高乐就被调到了法国驻波兰军事代表团参谋部，并且在波兰与苏联红军交战期间担任波兰的步兵教官。由于戴高乐在兹布鲁茨河附近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色，所以他在波兰武装力量中获得了少校军衔，并被授予了波兰最高军事奖章“Virtuti Militari”。

1921年戴高乐返回法国后，在圣西尔军校做一名军事史讲师。随后，他于1922年11月至1924年10月在高等参谋学院学习。在这里，戴高乐与导师莫伊朗上校发生了冲突，两人在军事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戴高乐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形使用不同的战术，他在扮演指挥官角色的一次演习中拒绝回答莫伊朗有关补给的问题，他命令负责后勤的军官回答莫伊斯的问题。莫伊朗在戴高乐的期末报告中写道，他是“一位聪明、有文化、思想严肃的军官，富有才华”，但批评他没有从课程学习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并且批评他“ 过度自信”，以及他驳斥别人人的观点时过于严厉。戴高乐刚进学校时在129名学生中排名第33位，但最终只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戴高乐被派往美因茨，负责监督法国占领军的食品和装备供应情况。戴高乐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在1924年3月出版，这是他被关押在战俘营期间完成的作品。1925年3月，他又发表了一篇主题为“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战术”的文章。

1920年代中期：贝当参谋

菲利普·贝当非常赏识戴高乐，他给戴高乐在高等参谋学院的学习成绩打了高分。从1925年7月1日起，他在贝当手下工作，主要负责帮他撰写文书。尽管如此，戴高乐还是对贝当在摩洛哥作战期间的指挥提出了批评。12月1日，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堡垒的历史作用”的文章。由于当时法国军方正在规划马奇诺防线，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戴高乐的论点与主流看法不同：他认为堡垒的目的应该是削弱敌人，而不是一味固守。而贝当不认同戴高乐的看法，他多次公开表示“坦克和飞机不能改变战争的形态和进程，法国的安全，主要建立在边境上连绵不断的要塞工事上”。

此后，戴高乐和菲利普·贝当又在《士兵》一书的撰写问题上发生了摩擦，这是一部由戴高乐主笔的法国士兵史，他希望这本书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主要记录历史材料即可，但贝当想在最后一章加上自己的军事思想。1926年末两人在贝当办公室就此事发生了争吵，戴高乐的同事看到戴高乐从贝当的办公室出来时脸色苍白，气得满脸通红。1926年10月，戴高乐离开贝当回到莱茵军团总部任职。

戴高乐虽然与贝当之间有了些许隔阂，但贝当还是相当赏识戴高乐的才华。在菲利普·贝当的邀请下，戴高乐于1927年4月回到高等参谋学院举行了三场讲座：“战时领导力”“性格” 和“声望”。这些演讲后来构成了他的书《剑刃》的基础。在场的观众中有许多军官都是戴高乐的前辈，几年前他们还曾给他上过课并对他进行考核。

1920年代后期：外派他国

在担任了十二年上尉后，戴高乐于1927年9月25日晋升为少校。11月，他开始在特里尔的占领军中担任第19猎骑兵营的指挥官，任期两年。戴高乐对他的士兵训练非常严格，有一个士兵因此托了关系想要调到其他部队。于是戴高乐下令对这名士兵处以两个星期禁闭的惩罚，结果这件事被捅到了陆军部，戴高乐因此受到陆军部的调查。在接受调查时，戴高乐特意求见了菲利普·贝当，向他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希望贝当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因干涉军人政治权利而遭受的谴责。在贝当的庇护下，这件事情得以平息。

1928年至1929年的冬天，一场严重的寒流导致30名士兵死亡，其中就有7人来自戴高乐属下，陆军部再次对戴高乐发起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调查小组在报告中称赞戴高乐为一位管理能力出色的指挥官，认为这次死亡人数过多不是他的问题，并且提到了戴高乐为一名孤儿士兵吊丧的例子，戴高乐因此得到了雷蒙德总理的赞赏。

1928年之后，戴高乐和菲利普·贝当之间因《士兵》而产生的分歧进一步加深。贝当重新聘请了一位新的作家奥代上校，但奥代上校不愿意接手这份工作，他有些尴尬地写信给戴高乐，希望他重新接手《士兵》，但被戴高乐婉拒。贝当对此事相当无奈，最终这本书没有能够出版。

1929 年，戴高乐希望在法国战争学院获得教职。但那里的教员并不欢迎戴高乐，他们声称如果戴高乐被派遣到那里任职，全体教员宁愿集体辞职。有人提议要将戴高乐派往科西嘉岛或北非，但根据贝当的建议，戴高乐最终被派往黎巴嫩和叙利亚任职。他驻扎在贝鲁特，担任总司令部第三局（军事行动）局长。路易斯-保罗-加斯顿·德·比戈·杜·格兰鲁特将军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推荐他未来担任高级指挥官。

1930年代：政府部门工作

1931年春，当戴高乐在贝鲁特的任职即将结束时，他再次向菲利普·贝当申请调到法国战争学院任职。贝当试图任命他为该校的历史学教授，但教员们再次拒绝了他。贝当建议戴高乐申请到国防高级委员会秘书处（SGDN）任职，并且答应为这一任命进行游说，他认为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戴高乐于11月时被派往SGDN，起初只是担任一名“起草官员”。

1932年12月，戴高乐晋升为中校，并被任命为第三科（作战）科长，他在这个岗位一待就是六年，这段履历让戴高乐学习到了很多政府工作的经验。他在研究了美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战时组织条例后，也起草了一份战时国家组织法案。戴高乐向高级参谋学院介绍了他的法案，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遭到否决。

装甲战的提出

与菲利普·贝当不同，戴高乐相信使用坦克和快速机动作战将是未来重要的作战形式，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堑壕战。戴高乐成为退役上校埃米尔·迈耶的座上宾，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机械化战争。迈耶认为，尽管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但文明国家像前几个世纪那样相互威胁或发动战争已经“过时”了。这位退役上校对法国将军的素质评价不高，是马奇诺防线的批评者和机械化战争的支持者。

1934年时，戴高乐撰写了《走向职业化军队》一书。他提出步兵应该更加机械化，其中重点是建立一支由10万名士兵和3000辆坦克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本书想象坦克像骑兵一样在全国行驶。但相比于埃米尔·迈耶，戴高乐还没有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戴高乐认为这样一支军队既可以解决军队冗员的问题，又可以成为执行国际法的有效工具，特别是禁止德国重新武装军队的凡尔赛条约。他还认为这将是更深层次的国家重组的前兆，他在书中写道“一位领袖必须出现，他的命令不容挑战——一个受到公众舆论支持的人”。

戴高乐的这本书在法国仅售出700册，但有一种说法是这本书在德国售出数千本，连一些德国将军都看过。戴高乐利用这本书扩大了他与记者的联系，特别是与《巴黎回声》编辑安德烈·皮罗诺的联系。这本书吸引了诸多政治派别领袖的注意，尤其是右派政治家保罗·雷诺，戴高乐经常给他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发生在1934年12月5日，此后雷诺成为了戴高乐在政坛上的“亲密同事”。

戴高乐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很少对外发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他赞同政府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的行动，不过法国的主流军事学说仍然认为坦克应该用于步兵支援，而不是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戴高乐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认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并且认为1935年时法国总理皮埃尔·拉瓦尔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意义重大，戴高乐将其比作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一世的联盟。

1930年代末：指挥坦克军团

从1936年4月起，戴高乐仍在国防高级委员会秘书处担任参谋职务时，同时又担任高级参谋学院的讲师，戴高乐在学院的上级也不认同他对坦克的看法。1936年，他没有晋升为上校，据说是因为他的服役记录不够好，所以戴高乐向保罗·雷诺写信告诉了他这件事，雷诺向陆军部长爱德华·达拉第展示了戴高乐的服役记录。同样热衷于建立机械化部队的达拉第答应第二年的晋升名单会有戴高乐的名字。

1937年，曾在圣西尔军校教过戴高乐的比诺将军在他的任教报告中写道：他能力很强，适合未来担任高级指挥，但他将自己的特质隐藏在“冷酷的态度”之下。7月13日，戴高乐在梅斯指挥第507坦克团（由一个中型 Char D2 坦克营和一个 R35 轻型坦克营组成），并于同年12月24日晋升为上校。戴高乐驾驶着他的坦克“奥斯特利茨”，率领80辆坦克进入梅斯的兵器广场展示，引起了很多公众对他的关注。

此时，戴高乐已开始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称为“马达上校”。他应普隆出版社的邀请，又撰写了《法国和她的军队》一书，该书于1938年出版。戴高乐将他十年前未完成的《士兵》一书的大部分文字纳入其中，这令菲利普·贝当感到高兴。戴高乐同意在书中加入对贝当的献词，但该献词后来在战后版本中被删去。

法国的陷落

战争早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受命指挥位于阿尔萨斯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39年9月12日，他在萨尔攻势发起前袭击了比奇，但英法战争会议决定停止发动萨尔攻势，戴高乐只能撤回法国境内。

1939年10月初，保罗·雷诺主动要求在戴高乐手下任职，但最终他还是出任了财政部长。勒布伦总统视察了戴高乐的装甲部队，这支部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勒布伦无法实施戴高乐的想法。戴高乐此后写了一篇论文《装甲部队的到来》，并将其发送给魏刚将军和政治家莱昂·布鲁姆等人，向他们强调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

1940年2月下旬，雷诺告诉戴高乐，一旦有装甲师可用，他将受命指挥该师。早在1940年初，戴高乐就建议雷诺任命自己为战争委员会秘书长，以便自己能够参与军事部署。但是当雷诺在三月份成为总理后，他为了得到爱德华·达拉第的支持，将这项工作交给了政治家保罗·博杜安。

3月下旬，雷诺告诉戴高乐，他将负责指挥第4装甲师，该师将于5月15日组建。5月份时，政府出现重组的可能性，达拉第和莫里斯·甘末林因为盟军在挪威的失败而饱受非议，这让雷诺不再像之前一样束手束脚。于是戴高乐5月3日时劝说雷诺放弃静坐战的方略，要争取夺得战争的主动权。

法国溃败

德国人于1940年5月10日袭击法国，战争爆发。戴高乐于5月12日开始集结他的装甲部队。5月15日，德军在色当突破法军防线。那天，戴高乐帐下只有三个坦克营集结完毕，而这些还不到他纸面兵力的三分之一。戴高乐被紧急召集到总部，并被告知向德军发起进攻，以便为罗伯特·塔尚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从马其诺防线重新部署到埃纳河赢得时间。阿尔方斯·乔治将军告诉他，这是他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

戴高乐征用了一些撤退的骑兵和炮兵部队，并接收了一个半旅，其中一个营包括一些重型坦克。蒙科尔内是拉昂附近的一个重要路口，5月17日凌晨04:30左右戴高乐的部队在这里遭到德军袭击。由于寡不敌众且没有空中支援，他的90辆战车中的23辆被地雷、反坦克武器和斯图卡轰炸机消灭。5月18日，他得到了两个新的装甲骑兵团的增援，使他的战车数量达到了150辆。5月19日，戴高乐再次发起进攻，他的部队再次被斯图卡轰炸机和大炮重创。他无视乔治将军的撤军命令，并在下午早些时候要求第六集团军的罗伯特·塔尚再派两个师增援自己，但塔尚拒绝了他的请求。戴高乐只能孤军奋战，他的装甲部队迫使德军步兵撤退到科蒙，暂时缓解了法军崩溃的局面，不过这并没有减缓德军先头部队的前进速度。虽然戴高乐的胜利对大局无关紧要，但这仍是法国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少数胜利之一。

戴高乐于1940年6月1日被晋升为准将军衔。随后他拜访了雷诺，后来又拜访了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后者祝贺他拯救了法国的荣誉并向他寻求建议。6月2日，他向魏刚发出一份备忘录，敦促他把法国装甲师从四个薄弱师合并为三个较强的师，并集中为一个装甲军，由他指挥。

6月5日，德国人发动了第二阶段攻势，那一天保罗·雷诺任命戴高乐为政府部长，担任负责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卿，重点负责与女王陛下政府的协调沟通。魏刚反对这一任命，认为戴高乐还太年轻。菲利普·贝当也对这一任命感到不满，并向雷诺讲述了《士兵报》的事情。这一任命还引起了法国和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6月8日，戴高乐拜访了魏刚，魏刚此时已经认为战局不可挽回，法国战败后英国也将很快求和。他寄希望于停战后德国人允许他保留足够的法军来“维持法国的秩序”。当戴高乐建议继续战斗时，他发出了“绝望的笑声”。

6月9日，戴高乐飞往伦敦，这是他首次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人们认为，只要英国和法国海军和空军协调行动，就可以将五十万人疏散到法属北非。无论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6月16日的会议，戴高乐都一直在敦促温斯顿·丘吉尔向法国投入更多皇家空军，却被丘吉尔所拒绝，而戴高乐当时也承认丘吉尔的拒绝是正确的选择。

法国停战

6月11日，戴高乐驱车前往奥布河畔阿尔西斯，并邀请查尔斯·亨齐格将军代替魏刚担任总司令。亨齐格接受了戴高乐的提议，但戴高乐无法说服保罗·雷诺解除魏刚总司令的职务。

6月13日，戴高乐与丘吉尔、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弗布鲁克勋爵、斯皮尔斯、伊斯梅和亚历山大·卡多根出席了在图尔举行的一场英法会议。这次除了雷诺和内阁秘书博杜安之外，没有其他法国重要人物出席。雷诺要求解除法国与英国前首相阿瑟·尼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3月签订的协议，以便法国能够寻求停战。

在当晚的内阁会议上，菲利普·贝当支持魏刚的停战要求，并表示他本人将留在法国，“分担法国人民的苦难，复兴法兰西民族。”内政部长乔治·曼德尔劝说戴高乐辞职，曼德尔认为战争才刚刚开始，戴高乐需要保持自己的声誉不受玷污。

飞往伦敦

6月16日，戴高乐回到波尔多，得知雷诺辞职的消息，而自己已经被排挤出政府，英国将军爱德华·斯皮尔斯劝说戴高乐前往伦敦。6月17日上午9点左右，戴高乐与斯皮尔斯乘坐英国飞机飞往伦敦，很多人对戴高乐的此次出逃感到震惊。保罗·雷诺私下给戴高乐提供了十万法郎的秘密款项，资助戴高乐的活动所需。戴高乐后来告诉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当他坐上飞往伦敦的航班时——意味着与法国军队和公认的政府决裂，这不可避免地被许多人视为叛国，因此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

自由法国

来自伦敦的呼吁

1940年6月17日12:30后不久，戴高乐降落在英国赫斯顿机场。他在15:00左右见到了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向他提供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段广播，菲利普·贝当在当天早些时候的广播声称“战斗必须结束”，他已向德国人寻求停战条件。当晚，戴高乐与法国政治家让·莫内共进晚餐，他谴责贝当犯下了“叛国罪”。第二天，英国内阁拒绝了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的请求，因为英国仍在与贝当政府就法国舰队问题进行沟通。在戴高乐不懈的游说下，内阁最终还是同意了。信息部部长达夫·库珀审阅了戴高乐讲话全文的初稿，其他内阁大臣也都没有反对。

戴高乐在6月18日的广播中呼吁法国人民不要灰心丧气，继续抵抗德国人的入侵。他还宣布他将在第二天继续广播。但实际上很少有法国人收听到那天的讲话。该讲话发表在一些英国报纸上，只有一些从挪威和敦刻尔克撤离后留在英国的法国士兵才能看到这份报纸。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兴趣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而战，宁愿被遣返回法国成为德国人的战俘。

但戴高乐6月18日的讲话还是激励了一些法国士兵和平民加入到戴高乐的队伍中。尽管法国大使馆没有公布他的所在地址，但他们还是找到了戴高乐租借的公寓。戴高乐告诉一切来访者“我们从零开始”，因为此时的他没有人、钱或场地。

在预定于6月19日举行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打算否认波尔多政府的合法性，呼吁北非军队继续战斗，违抗波尔多政府的停战命令。英国外交部向温斯顿·丘吉尔提出抗议，因此6月19日的演讲只是收录在戴高乐的演讲集中，实际上并未播出。当时女王陛下政府仍然希望法国新政府能够合作，并且不想公开支持戴高乐。

戴高乐还试图寻求法国驻外军队的支持，但都徒劳无功。他给查尔斯·诺格斯将军（摩洛哥驻军总司令兼北非法军总司令）发电报，表示愿意在他手下服役或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诺格斯将军虽然对停战协定感到不满，但却同意遵守停战协定，他拒绝了戴高乐的合作请求，并禁止法属北非媒体发表戴高乐的讲话。戴高乐又给魏刚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愿意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但魏刚对戴高乐的这封电报不屑一顾。

1940年6月21日，法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定。戴高乐于6月22日20:00发表讲话谴责该协定。波尔多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宣布从当天起取消了他的准将军衔，并于6月23日将他从法国军队除名。6月23日，女王陛下政府谴责停战协议违反了3月份签署的英法条约，并表示他们不再将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英法协调委员会主席让·莫内认为，戴高乐还不能声称他独自代表法国作战，而且法国舆论不会支持一个在英国领土上行动的人。他在6月23日写给戴高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他已向英国外交部官员卡多根和罗伯特·范西塔特以及爱德华·斯皮尔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莫内后来辞去了英法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前往北美游说美国政府。

自由法国领袖

6月26日，戴高乐写信给温斯顿·丘吉尔，要求女王陛下政府承认由他成立的法国委员会。6月28日，由于丘吉尔的特使未能与北非的法国领导人建立联系，因此英国政府承认了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袖。外交部的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对此保留意见，卡多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戴高乐是个“混蛋”。但其他外交部人士，如罗伯特·万西塔特和奥利弗·哈维对戴高乐非常同情，还有《泰晤士报》也给予了戴高乐大量的报道。

在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之初，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愿意加入他的队伍。曾在6月16日坚决支持英法联盟的大使查尔斯·科尔宾辞去了外交部职务，退隐南美。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前往伦敦，然后前往美国。罗兰·德·马杰里尽管反对停战协议，但仍留在了法国。戴高乐仅仅得到了蒂西埃上尉和安德烈·德瓦林、加斯顿·帕莱夫斯基、莫里斯·舒曼和法学家勒内·卡桑的支持。

菲利普·贝当的政府得到了美国、苏联和罗马教廷的承认，并控制了法国舰队以及几乎所有殖民地的军队。戴高乐的追随者只包括一位能力有限的秘书、三名上校、十几名上尉、一位法学教授（卡桑）以及三个决定留在英国为他战斗的法国士兵。在那一段时间里，新赫布里底群岛是唯一支持戴高乐的法国殖民地。但越来越多的反抗者加入到自由法国运动中，1940年6月30日时，穆瑟利尔海军上将也加入了自由法国。

戴高乐最初对英国皇家海军袭击法国舰队感到愤怒，因为菲利普·贝当等人乘机将责任推脱到戴高乐身上。斯皮尔斯于7月5日拜访戴高乐，却发现他“非常客观”，承认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事情。斯皮尔斯向温斯顿·丘吉尔报告说，戴高乐表现出了“高尚的尊严”。在他7月8日的广播中，他谈到了袭击造成的“痛苦和愤怒”，并称这是一场“可憎的悲剧，而不是光荣的战斗”，但有一天敌人会利用这些舰船对付英格兰，而英格兰的失败将意味着法国“永远受束缚”。“我们两个古老的国家...仍然紧密相连。他们要么一起沉沦，要么一起获胜。”

1940年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日，戴高乐带领着士兵前往格罗夫纳花园的费迪南·福煦雕像敬献花圈。1940年7月16日，戴高乐母亲的墓前留下了大量花朵，这表明他在法国境内并不缺乏崇拜者与追随者。随着戴高乐越来越多的演讲，观众也逐渐增多，到了8月初，新闻界已经把戴高乐视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

维希政权判处戴高乐四年监禁。1940年8月2日，军事法庭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将他判处死刑。菲利普·贝当表示他将确保这一判决不会执行，而戴高乐本人对这一判决不屑一顾。8月7日，他和温斯顿·丘吉尔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将资助自由法国运动，并且保证法国的领土完整。

1940年秋，大多数殖民地支持的是维希政权。但乍得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于9月份时转而支持戴高乐将军。10月，戴高乐受到此事的鼓舞前往布拉柴维尔，并发表了《布拉柴维尔宣言》，他宣布成立帝国防御委员会，邀请所有仍然支持维希的殖民地加入他和自由法国军队的队伍。到1943年，大多数殖民地都加入到自由法国运动当中。

离开英国

在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陆战役”后，戴高乐与非洲法属殖民地的抵抗力量加强合作，他于1943年5月将自由法国总部迁至阿尔及尔，离开了英国，以便在法国领土上工作。他与亨利·吉罗将军成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的第一联合主席，在亨利·吉罗辞职后戴高乐成为唯一的主席。

戴高乐一直备受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尊敬。1943年在阿尔及尔时，艾森豪威尔就亲自向戴高乐保证将由法国部队解放巴黎，并把法国将军菲利普·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在北非的军事师调遣到英国，以便执行解放法国的任务。艾森豪威尔对自由法军的战场表现印象深刻，并“感激他们在肃清德国残余抵抗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另外，他还发现法国军队的许多人都对戴高乐非常忠诚，愿意支持他成为国家领袖。

诺曼底登陆

随着准备解放欧洲的日子即将到来，美国人发现戴高乐总是只从法国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阻碍盟军行动，这一点令美国人越发地讨厌戴高乐。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拒绝承认任何法国的临时政府，他在私底下将戴高乐称之为“独裁者学徒”，许多法国重要人物也同意罗斯福的看法，包括后来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者——让·莫内。罗斯福还指示温斯顿·丘吉尔不要向戴高乐透露盟军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细节，因为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会保守这些信息。法国的密码一向被他们认为是不够安全的，因为自由法国拒绝使用英国或美国的密码。戴高乐也拒绝与英国分享编码信息，因此英国被迫私下破解法国的密码来了解法军的动向。

1944年6月4日，戴高乐飞抵英国诺尔索特机场，在这里他受到了英国官方的热烈欢迎。丘吉尔在给戴高乐的一封信上写着：“亲爱的将军！欢迎来到这片土地，这里即将发生重大军事事件！”后来，在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列车上，他又告诉戴高乐，他希望戴高乐能够发表一次广播讲话，这一点戴高乐同意了。但是当他得知美国人继续拒绝承认自由法国政权，并且在丘吉尔建议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会面改善与美国总统的关系时，戴高乐变得愤怒起来，要求知道为什么他要“将我在法国争夺权力的候选资格交给罗斯福”。

返回法国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离开英国前往法国诺曼底的巴约市，宣布巴约为自由法国的临时首都。他任命他的副官弗朗索瓦·库莱特为民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而他在当晚乘坐法国驱逐舰返回了英国。戴高乐于6月16日又飞往阿尔及尔，然后前往罗马会见教皇和新的意大利政府。7月初，他前往华盛顿会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那里他只受到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17响礼炮欢迎，而不是国家元首的21响礼炮。根据法国代表的说法，这次访问“双方都缺乏信任”，但罗斯福确实做出了一些让步，承认巴约政府的合法性。

解放法国首都巴黎对盟军来说并不是首要任务，因为它在战略上的价值相对较小，但戴高乐和法国第二装甲师的指挥官菲利普·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非常担心共产主义在法国崛起，因此想要优先解放巴黎。戴高乐成功地以人道主义的理由让解放巴黎成为盟军的首要任务，并从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获得了派遣法国军队首先进入巴黎的承诺。几天后，勒克莱尔将军的装甲师进入了巴黎城市的郊区，经过六天的战斗，5000名德国守军于8月25日投降，而后又持续了好几天的街头巷战。希特勒命令巴黎守军的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巴黎夷为废墟。然而，肖尔蒂茨将军无视了希特勒这一命令，并命令他的部队投降盟军。

当戴高乐的队伍在8月26日经过协和广场时，遭到了维希政府地方武装的火力袭击。后来，当戴高乐进入巴黎圣母院接受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接待时，外面又一次爆发了枪声，勒克莱尔和科尼希试图把他拖进大门，但戴高乐挥开了他们的手，从容地离开现场。那天晚上，纳粹德国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和炮击，造成数千人死伤。巴黎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几天后，戴高乐只能请求艾森豪威尔将一些美国军队派往巴黎，以震慑敌人。8月29日，美国第28步兵师被重新部署，不再前往前线，而是在香丽舍大街上巡视。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访问了巴黎，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戴高乐的支持。

重建法国

富兰克林·罗斯福坚持要在法国北非实行军事占领政策，但这遭到了国务卿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者强烈反对在法国实行这一政策。艾森豪威尔与罗斯福不同，他希望与戴高乐合作，并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从总统那里获得了承诺：盟军军官将不充当军事总督，而将与法国当局合作，协助法军解放法国领土。

由于战前法国各政党及其大多数领导人都名誉扫地，因此几乎没有人反对戴高乐组建临时政府。为了避免被视为在国家艰难时刻滥用职权，戴高乐没有居住在马蒂尼翁酒店或爱丽舍宫这类的官方住所，而是暂时居住在他在陆军部的旧办公室。不久之后，当他的妻子和女儿回到他身边时。戴高乐一家搬进了位于布洛涅森林边缘的一座小型国有别墅，这里曾经是为赫尔曼·戈林所准备的。

1944年11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飞往巴黎，受到戴高乐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他们一起受到了成千上万巴黎市民的欢迎。在一次官方午宴上，戴高乐说：“的确，如果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和勇敢的盟友英格兰，以及所有我们今天所敬仰的伟人的推动和启发，不惜一切决心取胜和拯救世界自由的大英帝国领土，我们就不会看到法国解放。没有一个法国人不会被这情景深深触动到他们的心灵和灵魂。”

在九月中旬，戴高乐开始巡回访问法国主要的省会城市，以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并巩固自己的地位。戴高乐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每次演讲中，他会在中途停下来，邀请人群和他一起唱《马赛曲》，然后继续演讲并举起双手高呼“法兰西万岁！”。

审判维希政权

在对维希政权的审判过程中，戴高乐任命了法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çois de Menthon）负责对维希政府人员量刑定罪。但戴高乐也明白自己需要赦免许多人，如那些警察和公务员，他们在维希政权下担任小角色，没有对国家造成太大危害。作为国家元首，他拥有减刑的权力，尽管法院判处近2000人死刑，但其实只有不到800人被处死。戴高乐对提交给他的1554份死刑判决中的998份都予以减刑。许多人被改判监禁或被剥夺了部分公民权利。

一些曾在维希政府下担任相当高职位的人，如莫里斯·帕邦（Maurice Papon）和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他们声称自己是个“双面间谍”，曾暗中帮助过抵抗运动，他们只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服务于维希政权，最终这两人逃脱了法律制裁。菲利普·贝当被判处了死刑，但戴高乐将其改判为终身监禁，而马克西姆·魏刚也被宣告无罪释放。约瑟夫·达南（Joseph Darnand）是一名党卫军军官，他领导民兵组织米利斯（Milice）追捕抵抗运动成员，因此于1945年10月被处决。费尔南·德·布里农（Fernand de Brinon），维希政权第三高官，因战争罪行被判有罪，于1947年4月被处决。对于臭名昭著的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他与屠杀犹太人事件有着重大牵连，于1945年5月被判叛国罪，戴高乐坚决表示不会免去他的死刑，称拉瓦尔的处决是“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象征性姿态”。

矛盾频发

在1944年至1945年冬季，法国与其他盟国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英国驻法国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向女王陛下政府表示，戴高乐看上去似乎自尊心过强，总是认为英美两国会冒犯法国。戴高乐不相信英美两国，他认为英国和美国打算在战后继续在法国驻军，并秘密计划接管法国的海外领土，阻止法国重回大国行列。在10月下旬，他就多次抱怨盟国未能充分武装法国军队，并在欧洲理事会上多次否决英美的提案。

1945年5月，德国军队在莱茵河的莱姆向美国和英国投降，其后又与法国在柏林单独签署了一份停战协议。戴高乐拒绝英国人参加巴黎的胜利游行。然而，参与游行的车辆中有一辆救护车是来自哈德菲尔德-斯皮尔斯的救护队，由法国医生和英国护士组成。其中有一名护士是玛丽·斯皮尔斯（Mary Spears），她的丈夫是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General Edward Spears），他是自由法国的英国联络官，于1940年时将戴高乐带到英国。当戴高乐看到英国联合旗帜和法国三色旗并排在救护车上，听到法国士兵欢呼“看，是斯皮尔斯！斯皮尔斯万岁！”时，他立即下令关闭该单位，并将其中的英国工作人员送回国。

停战后不久，法国派遣部队占领了意大利边境的法语区瓦尔达斯特。法国指挥官威胁称，如果美国军队试图阻止他们，他们将向美国军队开火。愤怒的哈里·S·杜鲁门立即下令停止向法国提供武器装备，他写了一封信给戴高乐，在信中称自己难以相信美国在为解放法国做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后，法国方面竟然威胁要攻击美国军队。

法国与英国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控制权的争端也迅速演变成了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使得戴高乐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关系很快就下降到了冰点。法国人在叙利亚引发了当地人的抗议行动，有一些法国人被当地人袭击和杀害。5月20日，法国炮兵和战机向大马士革的示威者开火，几天后，有800多名叙利亚人丧生。5月31日，丘吉尔要求戴高乐立即命令法国军队停火并撤回兵营。英国军队进入到大马士革并迫使法国军队撤离这座城市，然后将他们限制在兵营里。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法国下令停火，但这让戴高乐愤怒不已。他感到法国受到孤立，遭受了外交耻辱。戴高乐告诉英国大使达夫·库珀：“我承认我们没有能力与你们开战，但你们背叛了法国，也背叛了西方。这是不能被忘记的。”

辞职下野

自解放巴黎以后，法国唯一的合法政权是阿尔及尔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因此戴高乐决定在1945年10月举行了新的制宪议会选举，其主要任务是为第四共和国制定一部新宪法。戴高乐主张国家元首应该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但三大主要政党都希望严格限制总统的权力。共产党希望制定一个完整宪法，而戴高乐、社会党和人民共和运动则主张制定一个限时七个月的宪法草案，之后再制定新宪法提交另一次公投。

1945年11月13日，新的议会一致选举出戴高乐为国家元首。但由于戴高乐不愿让共产党人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组建内阁出现了困难。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托雷兹不愿接受戴高乐的安排，他与戴高乐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此期间戴高乐向议会主席发出了辞职信，戴高乐在信中还表示共产党是外国势力（苏联）的代表，因此自己不愿意信任他们。经历了多次讨论后，直到11月21日才最终确定内阁阁员的名单。在22个部长职位中共产党人只占据五个，而且这五个部门都不是重要部门。

戴高乐提出进一步将企业国有化的经济计划，多数党派都通过了这份计划。但共产党人要求削减20%的军事预算，双方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够取得共识，因此共产党人拒绝通过戴高乐的经济计划。戴高乐拒绝与共产党人妥协，又一次提出了辞职。尽管其他政党让戴高乐与共产党人达成了一份妥协的经济计划，使预算在修改后获得批准，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在组建新政府仅仅两个月之后，戴高乐突然在1946年1月20日辞职。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一种大胆而愚蠢的政治策略”，戴高乐相信凭着自己的威望，法国人民很快就会挽留他。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战争的结束，虽然法国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但法国正走上复苏之路，戴高乐并不是那么得不可或缺。

激流勇退

1946年：隐居乡村

戴高乐辞职以后回到了科隆贝的乡下别墅，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戴高乐曾告诉法国作家皮埃尔·贝托(Pierre Bertaux) 1944年时他就曾计划过退休。然而，在1946年退休以后，戴高乐还一直与过去的战友、政治同盟保持着联系，并且时刻关注着阿尔及利亚局势的发展。

1947年4月，戴高乐创建了法国人民联盟，他希望该党能够改变议会制度中多党竞争的政治模式，主张对宪法进行改革。尽管法国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40%的选票并且拿到了121个席位，但由于缺乏媒体宣传渠道，加上其他党派的排挤，该党派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1953年5月，戴高乐退出了所有政治活动。

在1954年-1959年的几年时间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将法国拖入到战争泥潭中，约有80万名法国军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斗，战火甚至一度蔓延到法国本土。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主要在撰写《战争回忆录》，偶尔出国游历，1953年他两度前往非洲，1956年又去了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沙漠。但戴高乐并不是完全不问世事，他仍然会关注着时事的发展，定期与一些政治人物会面。

1958年：东山再起

第四共和国在戴高乐离开后，一直饱受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困扰。1958年5月13日，法国移民占领了阿尔及尔的政府大楼，抨击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态度软弱。阿尔及利亚总司令劳尔·萨兰（General Raoul Salan）在电台上宣布他将暂时接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且希望戴高乐能够出来领导他们。5月15日，萨兰站在政府大楼的阳台上，带着群众高呼“戴高乐万岁！”，呼吁戴高乐的回归。这场军事政变愈演愈烈，很多民众担心法国会发生内战，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希望戴高乐复出。

在5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表示他愿意为国效劳。一位记者担心他会限制公民自由时，戴高乐激烈地回应道：“我有做过吗？相反，当它们消失时，我重新恢复了它们（解放法国）。有哪一个人愿意相信，一个67岁的老人还会变成一个独裁者？”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戴高乐在整个政变期间都没有接触过萨兰军政府，他只接受合法当局的授权，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出现合法性问题。戴高乐告诉一位助手，叛乱的将军们“不会在他们的行李中找到戴高乐”。

5月29日，法国总统勒内-儒勒-古斯塔夫·科蒂（René Coty）告诉议会：国家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只有戴高乐才能阻止内战。科蒂找到戴高乐，希望他能够重新加入政府。戴高乐接受了科蒂的邀请，但前提是对宪法进行改革，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科蒂答应了戴高乐的要求。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成为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国民议会授予他为期六个月的紧急权力，便于他主持宪法改革。戴高乐立即废除第四共和国宪法，起草了新宪法的整体框架。而实际的宪法起草者是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他根据戴高乐的构想完成了新宪法的编。

1958年9月28日，法国举行全民公投，对宪法改革进行投票，投票者中有82.6%支持新宪法。此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也被赋予选择独立或选择新宪法的权利。除了几内亚决定独立以外，法国所有海外殖民地都选择支持新宪法，从法兰西联邦（French Union）改为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新宪法通过以后，法国于11月份举行总统大选。

第五共和国

在1958年11月的选举中，戴高乐及其政党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12月21日，戴高乐以78%的得票率成为法国总统，随后于1959年1月就职，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宣称可以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并派遣蓬皮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

1960年初，戴高乐授权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代号为“可可”。同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沙漠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四个核大国。

1960年5月17日，戴高乐主持了一次大国峰会，目的是讨论军备限制和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就在此次峰会的十几天前，美国与苏联之间刚刚发生了U2飞机事件，赫鲁晓夫宣布他将不会出席首脑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出席了会议，并会见了戴高乐。当赫鲁晓夫谴责美国的U2飞机侵入苏联时，戴高乐对赫鲁晓夫表达了他对苏联同时期卫星飞越法国领土的不满，但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否认。此后，戴高乐试图通过邀请各方代表参加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另一次会议重新开启谈判，但由于U2飞机事件的发生，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成果。

1960年6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开始谈判。早在戴高乐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就宣称可以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但此后双方一直没有接触。1961年2月，蓬皮杜在不担任公职的情况下作为戴高乐的密使前往瑞士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谈判。1962年3月，戴高乐签订《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合法政府，阿尔及利亚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是否独立，最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

1962年9月，戴高乐提出宪法修正案，允许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就此发起了一次全民公投。左派人士反对这一提案，担心这将导致总统的权力过大。10月4日，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戴高乐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将提案交由全民公投进行投票。尽管大多数党派组成了反对联盟，但在10月28日的全民公投中戴高乐的提案获得了超过五分之三选民的支持。此后，自拿破仑·波拿巴三世以来法国总统将再次由全体选民直接普选产生。

1963年，戴高乐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会面，双方达成《爱丽舍条约》。阿登纳试图说服戴高乐，希望他不要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用于挑战美国或与美国对立。他还试图让英国加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之中，但是戴高乐对此不置可否。回国以后，戴高乐还是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他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向电视机前的观众公布了他的决定。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说，他一直认为戴高乐会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以为他会在幕后操作。

1964年1月，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西方主要大国中首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戴高乐希望通过承认中国政府，向美国和苏联表明法国可以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然而，法国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前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坚持要求法国方面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交换大使被推迟了三个月。到了二月份，中国与法国议定了由中国外交人员先行前往巴黎，以逼走台湾的“外交代表”。蒋介石深感颜面大失，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同年6月，驻法大使黄镇到达法国，中法顺利完成整个建交过程。

1965年2月，戴高乐宣布以官方汇率兑换其美元储备中的黄金。他派遣法国海军越过大西洋前往取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转移至那里的法国黄金储备，并得到其他几个国家的效仿。由于戴高乐的行为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和经济影响力大幅减少，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单方面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1965年以后，法国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南亚组织），并拒绝参加任何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2月，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结构，但仍然保留了其在该组织内的成员资格。戴高乐还下令所有外国军事人员在一年内离开法国，这一举措遭到美国的指责和批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讽刺戴高乐是否要挖掘出法国墓地安葬的数万名美国阵亡士兵。戴高乐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希望法国能够独立掌控自身的决策，维护法国自身的主权地位。

第二任期

在1965年12月，戴高乐第二次当选法国总统，任期七年。在第一轮选举中，他的得票率为45%，未能超过50%的选票，需要进入第二轮投票。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第一轮投票中的表现比预期好：左派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获得32%的选票，而主张“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的让·勒卡努埃获得16%的选票。戴高乐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多数票，而密特朗获得44.8%的选票。

出访多国

1966年6月20日，戴高乐到达苏联进行为期十二天的外交访问，他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共同签署了《法苏宣言》，宣布他将促进欧洲各国关系正常化，尊重各国的独立。莫斯科组织了大批民众欢迎戴高乐的来访，其后勃列日涅夫又邀请戴高乐参观拜科努尔导弹发射场，这是第一次有外国领导人参观这个军事基地。戴高乐回国后不久就决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并且将北约总部由巴黎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966年9月，戴高乐又访问了柬埔寨。在柬埔寨金边的一次演讲中，戴高乐公开表示法国不赞成美国参与越南战争，他认为美国从越南撤军是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戴高乐评论这场战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荒谬之事”。戴高乐此前经常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国务次卿乔治·鲍尔交谈，他告诉鲍尔美国可能会重复法国在越南的悲惨经历，戴高乐将越南这个国家形容为“泥潭”。鲍尔向约翰逊发去一份76页的备忘录，批评约翰逊的当前越南政策，并转达了戴高乐的看法。此后戴高乐又在多个场合反对越南战争。

1967年7月，戴高乐访问了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正在蒙特利尔举办第67届世博会，庆祝加拿大成立100周年。7月24日，戴高乐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向公众发表讲话时，他先是喊出“蒙特利尔万岁！魁北克万岁！”，紧接着高喊“自由魁北克万岁！”。魁北克省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当地人有80%是法国人后裔，通行法语，1960年以后魁北克分离主义分子发起了魁北克独立运动。“自由魁北克万岁”是魁北克分离主义分子的口号，戴高乐的演讲被外界认为是对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支持，他因此遭到了加拿大媒体的严厉批评，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表示“加拿大人不需要解放”。

1967年9月6日，戴高乐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戴高乐形容此次出访为“波兰朝圣”，并参观了华沙、格但斯克、克拉科夫和纳粹集中营。当戴高乐在街上遇见人群时，他会用波兰语高喊“波兰万岁！我们亲爱的、高贵的、勇敢的波兰！”

1968年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两国外交关系史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这次访问成为了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根据原计划，此次访问安排在1967年6月，但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才延迟到了1968年。在访问期间，法国国内爆发了政治运动，迫使戴高乐提前返回法国。

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的骚乱始于一些极端左翼学生抵制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帝国主义和传统制度的抗议活动。在1966年5月3日，学生群体发起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抗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决定强行镇压学生活动，并且要求校长关闭巴黎大学。警察出动以后，对抗议者进行了严厉镇压，逮捕了三百多人。官方的行为激怒了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此后几天，法国学生会和教师工会号召全国罢课和罢教，并且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警方与学生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有数百人在对抗中受伤。官方的镇压政策让法国工人群体非常同情学生群体的遭遇，法国工会举行罢工响应学生群体，罢工的蔓延速度远远超出蓬皮杜等人的预期，涉及1100万工人，占当时法国人口的22%以上，当时巴黎彻底瘫痪，罢工浪潮席卷法国。

大规模示威和罢工的发生严重动摇了戴高乐政府的统治基础。戴高乐起初并不在意学生群体之间的动乱，但随着形势越发严峻，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担心法国正处于革命或内战的边缘。5月29日，戴高乐在没有通知蓬皮杜总理或政府其他人的情况下失踪，震惊全国。他秘密前往德国巴登-巴登，与当地法国军方首脑马苏将军会面，讨论可能派遣军队镇压抗议者的问题，确保法国军方与戴高乐站在同一立场。戴高乐在获得军方支持后返回法国，作为回报，戴高乐同意特赦1961年政变策划者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

戴高乐回国以后，蓬皮杜总理说服戴高乐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戴高乐接受了。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宣布于6月23日举行选举，并命令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他警告称，如果不这样做，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演讲结束后，约80万名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游行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此后罢工和示威者逐渐减少。

1968年6月的选举中戴高乐所在的政党赢得了487个席位中的352个，这一结果意味着戴高乐主义仍然受到法国民众的欢迎。但是法国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却是有所不同。危机爆发后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法国人认为他太老、太以自我为中心、太专制、太保守，法国人更加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晚年生活

退休

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提出要改革参议院和地方政府，但这一提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决。在公投的前两天，戴高乐在一次长达八分钟的电视讲话中说，如果大多数选民否决他的提案，他将选择辞职。当时很多法国人对戴高乐的厌倦情绪日益加剧，戴高乐的这一“警告”让许多人相信这是一个摆脱这位78岁将军的合适机会，最终改革方案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4月28日，戴高乐辞去了总统职务。两个月后，乔治·蓬皮杜被选为新一任法国总统。

戴高乐退休后再次回到他的乡村庄园，撰写自己1958年之后的回忆录，他将其命名为《希望回忆录》。戴高乐经常对来访者说：“如果上帝能够多给我点时间，我还将写完三卷回忆录。” 《复兴》是这三卷《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卷，戴高乐写完后很快就将其出版，这本书成为了法国有史以来销售最快的书。但是直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去世时，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了两卷（《复兴》和《努力》）。

死亡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突然去世。当天晚上7点40分左右，他正在边看电视晚间新闻边玩卡牌游戏，突然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感觉这里很痛”，然后倒地，死于动脉瘤。戴高乐的妻子决定在官方消息发布之前通知家人，她很快就联系上了住在巴黎的女儿，但没有联系上在海军中服役的儿子。乔治·蓬皮杜总统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收到戴高乐去世的通知。10个小时以后蓬皮杜在电视上宣布了戴高乐将军去世的消息，他悲伤地说：“戴高乐将军死了，法国成了一个寡妇。”

戴高乐生前已经对自己的葬礼做出安排，他坚持要求在科隆贝举行葬礼，并且不希望总统或其他政治人物参加他的葬礼，因此只有戴高乐的家人和一些关系亲密的战友出席了科隆贝的葬礼。尽管戴高乐生前希望葬礼从简，但想要纪念戴高乐的外国政要人数太多，蓬皮杜只能在巴黎圣母院安排官方吊唁仪式，与科隆贝的葬礼同时举行。

1970年11月12日的戴高乐葬礼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葬礼，有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参加，数千辆汽车停在通往两个追悼会的道路和田野上。葬礼当天，全国举行哀悼会，许多娱乐和文化活动被取消，学校和办公室也都被关闭。戴高乐继任者蓬皮杜、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苏联政治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荷兰女王朱莉安娜等数千名嘉宾出席了葬礼。戴高乐的遗体被一辆装甲侦察车送往教堂，而后由科隆贝的八名年轻人抬到他的坟墓，旁边安葬着他的女儿安妮。当戴高乐被埋入地下那一刻，法国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同时敲响。戴高乐特别要求他的墓碑上只需要刻上他的名字、出生和死亡年份即可。因此，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地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

为政举措

军事

军事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战时风靡欧洲战场的堑壕战思想仍然主导着法国的军界。法国军方墨守成规,无视革新的军事思想，高乐看到了新形势下军事思想变革的重要性，推崇机械化运动战法。1912年时他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在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任职，彼时的团长正是菲利普·贝当上校。作为其麾下的低级军官，戴高乐以其在军事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贝当的尊重和赏识。但是在关于军事思想方面，两人之间有着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期间，戴高乐从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出发，在对未来战争的设想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加以创新，初步形成自己了使用装甲部队实现战术突破的作战理论。他先后出版了《剑刃》和《走向职业化军队》等著作阐述自己的新型军事思想。在波兰军事学院任教期间，他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战术思想。

他将法国所处的环境与其他主要国家做比较后提出，相较于英美与欧洲大陆的海洋阻隔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山地环绕，身处广阔平原的法国如果以战壕作为防御手段在难度和效果上都不会理想。他认为只有组建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快速机动机械化装甲部队，并配合以飞机的空中火力打击，形成立体推进的机械战法才能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将进攻作为保卫法国的主要手段，其核心在于保持部队的高机动性，以随时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使机动性和强大火力成为国家防御能力的特性，并集中装甲部队的优势兵力作为攻坚的拳头力量。

戴高乐认为暂壕战和构筑要塞的时代已经过去，旧的战略思想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战争需求。事实印证了戴高乐理论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绕过了马奇诺防线，海因茨·古德里安的闪电战更是接连突破法军防线，历时仅仅一个多月就将法国击败。戴高乐发起自由法国运动以后，其军事思想得以充分施展。1940年7月，戴高乐成立了第一支装甲连，此后的自由法国一直以快速反应的装甲部队作为其主要实力构成，并且取得突出的战绩。

核武研发

法国的核力量是在戴高乐的推动下建立的。在戴高乐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就对核能产生了浓厚兴趣，戴高乐于1945年10月成立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CEA），负责研究核能的所有科学、商业和军事用途。1952年时英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之后的第三核大国，这让戴高乐更加重视核能，但是当时的他已经从总统位置上退了下来。1954年4月戴高乐在临近退隐之际，他再次建议法国必须建设自己的核武库，因为核武器被视为国家地位的象征，以及是在联合国保持常任理事国声望的方式。

1954年底，法国重新开始研究核能，时任总理皮埃尔·芒德斯-弗朗斯授权制定了一项发展原子弹的计划，并且在法国中部的利摩日附近发现了大量铀矿，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核燃料供应。在戴高乐重新当选总统后的1960年，他授权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代号为“可可”。戴高乐一直坚信核武器的战略重要性，在反对派的抗议下他仍然继续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试验核武器。同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沙漠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四个核大国。

1963年8月，法国决定不签署旨在减缓军备竞赛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因为该条约将禁止其在地上进行核武器试验。法国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试验场进行核试验。直到1966年，根据与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达成的协议，法国的试验计划随后转移到南太平洋的穆鲁罗亚环礁和芳加塔乌法环礁。

美国在法国发展核武器的事情上多次改变自己的立场。约翰·肯尼迪曾经向戴高乐提出愿意提供北极星导弹的方案，并且让法国加入到《拿骚协议》之中。但戴高乐拒绝了，他向肯尼迪表示法国希望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核问题一直限制着法美关系的发展。直到理查德·尼克松上台以后，他首先规避了美国在核领域的限制性立法，然后正式开启了法美核合作之路。但此时的法国在核武器的独立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北约组织

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美国、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抵御苏联可能入侵的威胁。法国在北约组织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北约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部队，并且同意了西德军队的参与。但1958年戴高乐重新当选总统后，他认为北约组织过于受美国和英国的主导，美国不会兑现苏联入侵时保卫欧洲的承诺。

戴高乐要求法国在北约中与英国和美国享有政治平等地位，并要求扩大其地理覆盖范围，包括法国境外的殖民地领土。戴高乐的要求没有得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因此在1959年3月，法国提出自己需要保持独立的军事战略，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织中撤回了其地中海舰队，几个月后，戴高乐要求北约撤离所有驻扎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核武器。

1965年，法国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类似于北约的东南亚组织），并拒绝参加任何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2月，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结构，但仍然保留了其在该组织内的成员资格。戴高乐还下令所有外国军事人员在一年内离开法国，这一举措遭到美国的指责和批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讽刺戴高乐是否要挖掘出法国墓地安葬的数万名美国阵亡士兵。戴高乐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希望法国能够独立掌控自身的决策，维护法国自身的主权地位。

经济

国内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法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工资水平仍然处于在战前水平的一半左右，1946年至1947年的寒冬又严重破坏了农作物生长，导致粮食供应减少，法国国内仍然充斥着饥饿和疾病。1948年之后，法国引入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情况开始逐渐好转。戴高乐和总理乔治·蓬皮杜为充分利用这些资金，提出了一项旨在建设法国工业的投资计划。

法国政府大力介入到经济生产中，并将一些企业国有化，启动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项目：马赛港口的扩建；推广卡拉维尔客机（空中客车公司的前身）；决定在图卢兹开始建造超音速的法英协和客机；通过国有的雷诺汽车公司扩展法国汽车工业；建设巴黎与各省之间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这些项目引导着法国经济迅速转型和扩张，法国经济实现了19世纪以来最快的增长率。1964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近百年来首次超过英国。这一时期在法国被称为“光辉三十年”的巅峰时期，至今仍有许多法国人缅怀那段岁月。

1967年，戴高乐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规模较大的企业将其利润的一小部分分配给员工。截至1974年，由于这项措施，法国员工每人每年平均收到700太平洋法郎，相当于其工资的3.2%。

外交

阿尔及利亚危机

当戴高乐成为总统后，他首先面临着一项迫切的任务，即找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在大选期间，戴高乐没有明确表态他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看法。但在就职总统后不久，戴高乐就立刻出访阿尔及利亚，并且公开表示自己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予以理解。殖民主义者们本来认为戴高乐会支持他们，但当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发表讲话后，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军方之所以支持戴高乐回归是因为他们认为戴高乐会维护法国的统一，但戴高乐很快命令所有军官退出救国委员会，并且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戴高乐的这些举动极大地激怒了“皮埃诺瓦尔”（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裔居民）和他们的军事支持者。

1959年，戴高乐宣称可以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他派遣蓬皮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1961年，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前司令官萨兰等人发动兵变，计划推翻戴高乐的决定，但很快就遭到失败。1961年的阿尔及利亚自决公投得到了法国选民的支持。1962年3月，戴高乐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订了《埃维昂莱班协议》，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了停火，一个月后法国方面通过一次公投正式承认了这一协议。这份协议使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获得胜利，成立政权并宣布独立，结束了这场七年半的冲突。

尽管阿尔及利亚问题得以解决，但总理米歇尔·德布雷还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被迫辞职，1962年4月14日乔治·蓬皮杜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理。法国于7月3日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在1962年的短短几个月内，有90万名法国裔居民离开了阿尔及利亚。7月5日，阿尔及利亚发生了针对法国裔居民的“奥兰大屠杀”，有数千人被杀害，而法国军方无动于衷，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国裔居民返回法国。法国在1968年时还通过了一项大赦法律，赦免了法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所有罪行。

叛乱的法国军人和极端殖民主义者成立了“秘密军组织”，并且将戴高乐列为暗杀目标，多次对戴高乐进行暗杀。最危险的一次是发生在1962年8月22日，当时戴高乐和妻子在一辆轿车上遭遇了一场机关枪伏击。这次袭击是由让-玛丽·巴斯蒂安-蒂里中校策划的，巴斯蒂安-蒂里后来于1963年3月11日被行刑队处决，这是法国最后一次执行这种死刑方式的案例。其他参与者的刑罚也都被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

非殖民化政策

戴高乐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认识到了殖民地独立运动已经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他在非洲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外交政策，使自己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他认为，法国应该逐步放弃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以支持这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戴高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逐步减少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政治控制。他实施了“非洲政策的新方向”，鼓励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更加独立和自主。

但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并不等于放弃法国在殖民地的传统利益和影响，而是在新的形势下，采用新形式维持传统利益和影响。由于各殖民地宣布独立后，缺少建设国家的资金以及各种人才和技术，在行政、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都需要原共主的援助。因此戴高乐宣称法国将与这些新独立国家建立起“合作”关系。

所谓“合作”就是指通过同新独立国家签订军事、经济、财政和文化等一系列双边 “合作协定”建立“法非特殊关系”来尽可能保全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利益，一方面除了继续保持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特权外，另一方面则强调和增加了彼此合作的成份和色彩。从1962年3月的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的《埃维昂莱班协定》不难看出，非洲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在一段时期内其外交、国防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法国；其经济、货币方面也依附法国；在文化语言方面，法国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

缓和社会主义阵营

戴高乐主张法国应该在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方的军事集团，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戴高乐积极推动了法国与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于1964年与中国建交。戴高乐还出访过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维护了法国外交的独立性。

欧洲经济共同体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法国面临着殖民帝国解体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问题，不得已之下戴高乐将目光转向了欧洲，特别是西德。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法国曾以为会从鲁尔地区获得大量优质的德国煤炭作为战争赔偿，但美国拒绝法国这样做，担心会重蹈《凡尔赛条约》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在法国政治家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的建议下，戴高乐与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于1958年进行了首次会晤，并且确保《罗马条约》将会继续执行，最终成功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1959年11月23日，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欧洲的愿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整个欧洲，它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戴高乐的这一表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经常被引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成为戴高乐最喜爱的政治口号。戴高乐的欧洲愿景与美国和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戴高乐看来欧洲应当充当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青藏高原，而不是陷入美苏两极的美苏冷战。

戴高乐虽然在支持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支持欧洲政治一体化。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朝着政治一体化方向的努力，因为在戴高乐看来，这将侵犯法国的主权。为了避免欧洲共同体出现超国家倾向，他在1961年提出了富歇计划，该计划将所有决策权都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将计划中的欧洲议会职能大大削减，仅相当于一个咨询机构。富歇计划最终遭到欧共体其他成员国的拒绝。

此外，戴高乐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双方达成1963年的《爱丽舍条约》。在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的几年时间里，法国对其他五个成员国的工业出口增长了两倍，农产品出口几乎增加了四倍。太平洋法郎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成为坚实、稳定的货币，经济大部分时间都在增长。

政治

戴高乐的政治理念可以分为戴高乐主义与戴高乐体制两个部分，前者主张法国应当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独立性，后者主张在共和制度下加强国家元首的权力。

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容简言之就是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力争恢复法国世界大国地位的思想与实践。主要包括戴高乐的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观，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以及独立核防务政策。戴高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可见戴高乐主义的思想根植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中，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就是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外戴高乐也是从法兰西民族性这个角度来看同美国的关系的，他认为法美之间政治上一致，但法国不允许美国有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政策适应了当时的世界大势和历史需要，为法国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维护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反映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戴高乐体制是指戴高乐在1958年时修改宪法，建立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其制宪原则是根据戴高乐在1946年6月16日发表的贝叶演讲中的制宪思想而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大大地扩充了总统的职权。总统除了拥有任命高级文武官员、签署法令、颁布法律、赦免权、军事和外交等一般性权力外，还拥有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和宣布紧急状态等四大权力。1962年戴高乐通过修改宪法,将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普选产生，又极大地加强了总统的地位。在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中，总统地位不再受到议会的牵制，总理的任命和政府的组成也无需议会的批准，议会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削弱了。但是，第五共和国议会仍拥有立法权、预算表决权和对政府监督权等三大传统权力，政府还必须对议会负有政治责任，议会仍然是对第五共和国行政权和司法权均衡和制约的重要因素,仍然在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半总统半议会制促进了第五共和国政局的稳定，对法国经济的发展,法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个人作品

《敌人内部的倾轧》：是由戴高乐于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一部有关威廉二世时代帝国崩溃深层次原因的历史研究，也是唯一一本关注德意志帝国崩溃直接原因的重要著作。戴高乐在书中详细解释和描述了帝国高层的内部分歧、战略和外交错误，比如无限制潜艇战；最后还阐述了导致1918年秋季崩溃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以及威廉二世的下台和11月11日的停战。

《剑刃》：书中主要收集了戴高乐在学院的三次演讲“战时领导力”“性格” 和“声望”的内容，另外还补充了《理论的角色》《政治与战士》两篇，最终汇编成此书。戴高乐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三种关键性品质：为了指出正确的道路，他需要智慧和天赋；而为了引导人民遵循这条道路，他需要权威。另外，他还强调了领导者作决策的重要性。

《走向职业化军队》：戴高乐在书中认为马奇诺防线的实际效果无法有效保护法国，他建议建立一个由6个装甲师（每个师都配备500辆坦克，并分组使用以突破敌人的前线）组成的机动军团。每个装甲师还将配备一支炮兵团和一支工兵团，以实现快速机动，这个军团将由职业军人组成。他还强调了航空力量的重要性和指挥官的选拔和培训。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得到法国军方的重视，相反它在纳粹德国那里流传开来。

《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戴高乐关于法国军队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戴高乐在书中提到法国的历史也是军队的历史，他在书中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到结束的军事历史，并突出写了一些伟大的战争事件，同时也突出了军队组织、后勤、战术和战略的问题。

《战争回忆录》：该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名《召唤》，叙述的时间从1940年起，到1942年年中为止。第二卷名《统一》，从1942年年中起，到1944年为止。第三卷名《拯救》，从1944年8月起，到1946年1月止。这部回忆录以第一人称撰写，是他从个人和法国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性回忆。

《希望回忆录》：该书记述了戴高乐1958年重新担任法国国家领导人后，为法兰西的复兴所作的种种努力。全书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海外领地以及国家元首等多个角度详细介绍了戴高乐执政期间的法国局势，并写出了戴高乐当时的想法和考量，反映出了戴高乐的社会主义及领袖风范。但由于戴高乐的突然病逝，该书并未全部完成。

重要争议

阿尔及利亚战争

戴高乐在处理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中的政策备受争议。尽管他最初上台时支持“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立场，但后来他改变了立场，推动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年，阿尔及利亚通过《埃维昂协议》获得独立，这一决定引发了法国国内尤其是殖民者和军方的不满，导致了几次未遂政变和刺杀企图。

与北约的关系

戴高乐在1966年决定撤出法国驻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这一举动震惊了西方盟国。他认为法国应当保持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而不是依赖北约的集体防务体系。虽然法国仍然是北约的成员，但这一决定导致了法国和美国等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

戴高乐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是颇具争议的。他支持欧洲的经济合作，但反对任何削弱国家主权的举动。戴高乐的“空椅危机”（1965-1966年）是他与欧洲共同体（即现在的欧盟）之间冲突的典型例子，他反对超国家权力的扩张，主张各国应当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

五月风暴

1968年，法国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由学生抗议和工人罢工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严重挑战了戴高乐的领导地位。尽管他在短期内恢复了秩序，但他的处理方式和对社会变化的应对策略遭到了广泛批评。许多人认为他的政策过于保守，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需求。

辞职和政治遗产

戴高乐在1969年因公民投票失败辞职，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他提出的宪法改革包括设立区域参议院和削减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但这一提议在公投中遭到拒绝，导致他辞去总统职务。虽然他的辞职被视为尊重民意，但也有人批评他在政治上过于固执，不愿妥协。

人物评价

历史学家们将拿破仑和戴高乐分别视为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领导人中排名最高的人物。在弗朗索瓦·密特朗逝世十周年之后的2005年，法国曾对第五共和国的领袖满意度进行了一项调查，30%的受访者表示戴高乐是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法国总统。四年后，BVA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87%的法国人对他的总统任期持积极评价。

毛泽东主席在对戴高乐的唁电中评价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主义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向他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戴高乐去世50周年之际颂扬戴高乐“绝不屈服、坚定抵抗的精神”，“戴高乐告诉我们，当法兰西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的时候，当法兰西上下团结的时候，当法兰西告别纷争、树立理想，寻求前进道路的时候，这时的法兰西是无比强大的。”

人物关系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在加莱圣母院与伊冯·旺德鲁（Yvonne Vendroux）结婚。他们育有三个孩子：菲利普·戴高乐（生于1921年-2024年）、伊丽莎白（1924-2013年）（与阿兰·德布瓦修将军结婚）和安妮·勃朗特（1928-1948 年）。

戴高乐尤其疼爱他的女儿安妮。安妮生于1928年，生下来时就患有唐氏综合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人们遇到这种事人们就会把孩子送到教会办的养育院，在短暂的痛苦后得到“解脱”，但戴高乐拒绝这么做。他对安妮疼爱有加，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与女儿在一起相处一会儿。戴高乐平时性格内敛，见到安妮时却变得特别开放，会用歌曲、舞蹈和哑剧来逗她。戴高乐的一位邻居回忆起他经常牵着自己女儿的手在房子周围散步，爱抚她并轻声谈论事情。

戴高乐的父亲是亨利·戴高乐，他是一名教授。戴高乐的母亲让娜，出生于里尔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戴高乐还有一个哥哥泽维尔（1887-1955）和妹妹玛丽-艾格尼丝（1889-1983），以及两个弟弟雅克（1893-1946）和皮埃尔（1897-1959）。

戴高乐的孙子之一，也叫夏尔·戴高乐，1994年至2004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的最后一个任期是在国民阵线任职。小戴高乐加入反戴高乐主义阵线的举动受到其他家庭成员在公开信和报纸采访中的广泛谴责。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就像听到教皇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一样。” 戴高乐的另一位孙子让·戴高乐 (Jean de Gaulle) 曾担任法国议会议员，直至2007年退休。

轶事典故

大鼻子与费德尔布将军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读书期间一直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经常独来独往，看上去有些孤高自傲。加上戴高乐身材高大，又有着一个大鼻子，因此他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公鸡”的绰号。他的同学没有忽视他那独特的大鼻子。在一次联欢会上，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若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大鼻子”的一段台词。于是戴高乐的同学便将“大鼻子”的外号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长得很快，个头比同龄人要高出一大截。有一次，戴高乐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在一番精心装扮后他请人捎口信给家里，称有位费德尔布将军要登门拜访。待父母他们正装相迎时，才发现所谓的“将军阁下”就是他们的儿子。费德尔布将军是里尔人，与戴高乐的母亲是同乡。费德尔布将军是塞内加尔的征服者和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戴高乐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

一杯茶的故事

1920年，戴高乐从波兰返回巴黎度假时，他的邻居丹妮坎夫人来到他家中做客。看着眼前年轻的戴高乐，丹妮坎夫人忽然想到给他介绍一个女孩，她就是饼干制造商王德禄的女儿伊冯。丹妮坎夫人找到王德禄夫人，向她介绍了戴高乐的详细情况，王德禄夫人也心动了，两人决定找个机会让戴高乐与伊冯见上一面。

两周之后，戴高乐一家来到巴黎的沙龙，王德禄一家人也“恰好”来到这里，又“碰巧”遇到了丹妮坎夫人。戴高乐一下子被伊冯吸引住了。伊冯身材不高，额头稍稍突起，头上是浓密的黑发，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沉静和腼腆的神情。戴高乐有些局促地同伊冯相互问候。

戴高乐信步走到一幅画像前，这是法国诗人罗斯丹的画像。戴高乐一下子找到宣扬自己才华的机会，他的话多了起来。他谈起少年时代对罗斯丹的崇拜，甚至忘情地背诵了好几首罗斯丹的长诗。戴高乐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记忆力，使得伊冯对他崇拜不已，听得简直入了迷。这一次的见面，让两人都对彼此充满了好感。

过了几天，王德禄一家人邀请戴高乐一家到家里喝茶，戴高乐迫不及待地跟着父母来了。他保持着军人的习惯，上身挺直地坐在那里，把手套和帽子放在膝盖上。伊冯把一杯茶送到戴高乐面前。他接过茶杯，想放在帽子上，茶杯却一下子歪倒了，茶水洒到伊冯的裙子上。戴高乐窘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向她道歉。“这没什么，您不必介意。”伊冯安慰他，又大方主动地询问起他的军旅生涯。戴高乐渐渐走出了尴尬，他生动的叙述，让伊冯听得兴趣盎然。

一周之后，巴黎工艺学院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来宾如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的戴高乐竟然来到这里。戴高乐看到伊冯正微笑着与她的哥哥雅克站在一起。他快步走过去，问好之后，礼貌地邀请伊冯跳舞。戴高乐和伊冯挽着手走进舞池，他们悄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当乐队演奏第六支华尔兹舞曲时，戴高乐终于鼓足勇气，向伊冯正式求婚。几个月后，戴高乐就与伊冯在加莱圣母院结婚，然后这对新婚夫妇乘车到马乔列湖度蜜月。

戴高乐与丘吉尔

戴高乐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关系既复杂又关键。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依靠英国的支持，而丘吉尔是英国的首相和戴高乐的重要盟友。两人之间的合作始于1940年，当时戴高乐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呼吁”广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抵抗纳粹占领。然而，两人之间也存在摩擦，尤其是在对待自由法国运动的战略和政治问题上。丘吉尔支持戴高乐是基于对抗纳粹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也对戴高乐的独立性和自信心有所保留。

戴高乐与让·穆兰

让·穆兰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自由法国的全国委员会成员。戴高乐任命穆兰为统一法国各抵抗组织的代表，并负责协调地下抵抗运动的活动。穆兰成功地将各个分散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全国抵抗委员会（CNR），这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重要一环。然而，穆兰于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遭受酷刑，最终在1943年7月死于被押送途中。戴高乐对穆兰的勇敢和贡献深表敬意，并在战后将其视为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

戴高乐的中国情怀

戴高乐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怀和独特的战略视角。1964年，戴高乐宣布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这一举措不仅在国际外交上引起轰动，也标志着法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戴高乐对中国的重要性认识。戴高乐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法国必须及早与之建立良好关系。此外，戴高乐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演讲和著作中多次提及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敬意。

人物纪念

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法语：Aéroport de 巴黎Charles-de-Gaulle，IATA：CDG，ICAO：LFPG），也被称为鲁瓦西机场或巴黎机场，主要为法国首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提供交通服务，也是法国最大的国际机场。该机场于1974年开放，位于离巴黎东北方向约25公里的鲁瓦西地区，以戴高乐的名字命名，其缩写（CDG）被用作其IATA机场代码。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Charles de Gaulle）是法国海军的旗舰。这艘舰船于2001年下水，是法国第十艘航空母舰、法国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舰艇，也是美国海军之外唯一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她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名字命名。这艘航母的龙骨于1989年4月在法国国家海军公司（DCNS）的布雷斯特造船厂铺设。航母于1994年5月下水，满载排水量达到42,000吨。最初，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计划以法国著名政治家黎塞留的名字命名这艘航母。然而，1987年5月18日，当时的总理雅克·希拉克决定将舰名更改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以纪念法国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广场（法语：Place Charles de Gaulle，发音：[plas ʃaʁl də ɡol]），在历史上被称为“星形广场”（法语：Place de l'Étoile，发音：[plas də letwal]），是法国巴黎的一个大型道路交汇点，是十二条笔直大道的交汇点（因此得名“星形广场”），香榭丽舍大道也交汇于此。197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去世后，广场的名称被改为戴高乐广场。附近的地铁和火车站至今仍然保留戴高乐–艾托尔的名称。巴黎的历史轴线（Axe historique）穿过凯旋门，而凯旋门就位于戴高乐广场的中心。

戴高乐基金会自1971年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宣传和弘扬戴高乐将军的精神。戴高乐基金会负责管理着戴高乐的出生地与科隆贝的旧居，帮助建立有关戴高乐的博物馆，在其研究和文献中心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专门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总部位于塞纳河左岸的索尔菲利诺街五号，这里曾经是法国人民联盟的办公地点。该基金会于1992年时被政府确认为公用事业，可获得财政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