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
民俗（sfs：folklore），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
民俗一词是由英国古物学家汤姆斯于1846年创制，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重视民俗事象，“民俗”一词很早便见于古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俗一词的含义与“风”、“风俗”、“民风”、“习俗”、“谣俗”等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指民俗事象。民俗作为学术概念被引入中国相对较晚，直到“五四”运动伊始，“到民间去”的呼声在知识界日渐响起。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的先声。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在《发刊词》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这个学科性专用名词。
民俗的范围和类别划分有多种方式，大致分为物质生活民俗（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精神生活民俗（游艺民俗、民俗观念）等三个大类八个小类。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基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有很高的重合度。民俗文化在强化社会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经济增长、培养价值观念、建设社区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和传承民俗文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释义
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间风俗习惯，也即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中，在特定社区（群体）内部形成的，具有普遍性、规范化、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及相关物质表现。民俗的概念很宽泛，从空间角度看，大至国家、民族，小至村落、行会，都会有一些群体性的生活习惯或行为规范；从时间角度看，民俗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世代相传、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
属性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有的，这就是民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外，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权威，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中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使民俗具有了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历史沿革
国外
作为学术术语的“民俗” （folk-lore）一词，是由英国古物学家汤姆斯于1846年创制，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这个词在当时很快为多数学者接受，并成为民俗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名称，用于指代“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后来也有许多学者主张用“民俗学”一词专指“民俗学”，以区别其研究对象“folklore”。日本学者在19世纪末翻译“folklore”这一术语时，使用了“民俗”这两个汉字。
中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民俗事象，“民俗”一词很早便见于古籍。《礼记·细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循吏列传》曰：“楚民俗好庳车。”《汉书·董仲舒传》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此外，《管子·正世》中也提到了“料事务，察民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俗一词的含义与“风”“风俗”“民风”“习俗”“谣俗”等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指民俗事象。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能。从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到管子的“教训正俗”，从荀子的“习俗移志”到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思想家们都把治国理政的视野下移到考察民风民俗的传统之道上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也是历朝历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进路。历史上，中原地区不仅产生了浩如烟海的民俗籍载文献和口碑文献，也出现了许多研究性专书，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北齐刘子的《新论·风俗》、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等。
民俗作为学术概念被引入中国相对较晚，直到“五四”运动伊始，“到民间去”的呼声在知识界日渐响起。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的先声。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在《发刊词》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这个学科性专用名词。这表明，“民俗”一词在中国并非是一个生造词，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还有一个过程。例如，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学术机构仍然被命名为“风俗调查会”。后来关于这个外来语词的含义还发生过一些争论，出现过“民俗”“谣俗”“民间风俗”“民间文学”等不同概念。而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名称，也先后被学者们翻译为“民学”“民情学”“风遥学”“歌谣学”“风俗学”“民俗学”等。这门学科最终定名为“民俗学”，与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继而创办《民俗周刊》（1928-1933）直接相关。
形成
民俗的形成有三大根源：地理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地理里根源是指由于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形成的民俗上的差异，如：房屋的式样，服饰，生活习惯等。社会根源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所引起的民风的差异。如不同生产方式地区的居所、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差异。历史根源是指由于时代变迁所留下的的历史遗风如春节、清明节各节气，舞狮、龙灯、跑旱船等。
特征
民俗特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都有其各自的民俗特征。同时，民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又具有全人类、全世界共通的法则。
集体性
民俗的集体性，是指民俗在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民俗的本质特征。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每一个个体都不能脱离其所属的群体单独生存，在人类的各种群体活动中，民俗文化应运而生。
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就已经盛行，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白波一家人在北京过年的故事，使无数中国人产生了心灵共鸣。贵州省的下尧村，每年十月都会迎接一个专为稻谷丰收而设置的节日——新米节。而村民享受盛宴的方式也很特别，十里长街，百十张桌子排在一起，所有的村民沿街而坐，这就是能够体现出群体协作和分享的“长街宴”。由此可见，民俗文化是一种群体智慧的结晶。人类社会中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都是由群体不断创造、完善、传承和保护下来的。
传承性
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伸性，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每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从民俗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在民俗传承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能力。
稳定性与变异性
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开创并延续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例如，元宵节吃元宵、猜灯谜；清明节出门踏青、插柳条；重阳节登高放纸鸢、插茱萸等等，许多习俗自先秦两汉时就已经定型，并一直传承到现在。
民俗的变异性是指在民俗传承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民俗文化是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积累和总结，在历经千年的传播过程中，语言和行为是民俗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工具，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民俗文化的变革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以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类型性
民俗的类型性，是指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民众共同遵守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定型化的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以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为例，中原地区著名的四大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织女”和“孟姜女哭长城”——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颂，就是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愿望密切相关。
规范性和服务性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民俗的规范性。简单来说，就是约定俗成。人们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遵守着长幼有序的生活礼节、享受着岁时节日的欢乐团聚、祈祷着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这就是民俗文化服务性功能的直观体现。
分类
民俗的范围和类别划分有多种方式，但大致不外乎物质生活民俗（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精神生活民俗（游艺民俗、民俗观念）等三个大类八个小类。
物质生活民俗
生产民俗
生产民俗指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方面。
工商业民俗
工商业民俗指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工服务方面。
生活民俗
生活民俗指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
社会生活民俗
社会组织民俗
社会组织这一概念通常是指中原地区传统社会中，民间形成的各种稳定互动关系的共同体，如家族、行会、帮会等。而社会组织民俗也就是指人们建立并沿袭群体内的互动关系，以推动群体事件的时候所形成的习俗惯制。
岁时节日民俗
岁时节日民俗是指在一年之中的某个相对阶段或特定的日子，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纪念意义或民俗意义的社会性活动，并由此传承下来的各种民俗事项。从孩提时代开始，民众就约定俗成地在特定的时间里进行民俗活动。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无论是清明节祭祖、重阳节敬老，抑或是粽子、月饼以及腊八粥这些年节的象征食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
人生礼俗
人生礼俗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人类通过人生礼俗的设置，使自己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精神生活民俗
游艺民俗
游艺民俗是游戏、竟技、社火等娱乐方面。
民俗观念
民俗观念是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
社会功能
民俗的功能是指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够千百年地延续、世代传承、不断扩布，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为社会所容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这是它存在的价值所在。总的说来，民俗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是指民俗在使每个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变化中所起的教育作用。刚刚降生的婴儿是一个自然的人，虽有人形，尚无人性，但也就在他降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民俗中，受到各种民俗事象的熏陶受到前辈和他人的指教。如从语言习俗中，掌握了语言这种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际之间的思想交流工具；从称谓和人际交往的习俗中，明确了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群体中的位置、责任、义务；在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生产习俗中，学会了得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从各种道德和信仰的习俗中，懂得了什么是非善恶和应该遵循的生活准则，逐渐地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成为某一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规范功能
民俗的规范功能，是指民俗对社会成员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每个人在生活与生产方式上，必须要与社会保持，总体上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无法生存。这种最古老的、产生于人类社会之初的束约力，就是民俗。遵循古老的世代相承的习俗，既是自觉的，也是被强迫的。民俗的束约作用，是借助于人们的良心、负罪感、内疚感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社会公约来实现的。民俗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无声地支配和调节人们的行动。可以说，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民俗文化的的影响和制约。
维系功能
民俗的维系功能，是指民俗统一个体的行为与思想，使之保持使群体巩固和社会稳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和同一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形成共同的民俗，而这种共同的民俗一旦形成，就会使遵循这种习俗的人们形成一种认同心理，久而久之，形成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继而产生一种亲和感，从而凝聚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民俗在共同体内是一种凝聚力，对外则是一种共同体的标志，共同民俗的世代传承，就使得共同体更加巩固由这样的许多共同体而组成的社会也就愈加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民俗的这种维系功能，常常把它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
调节功能
民俗的调节功能，是指通过民俗事象中的各种娱乐活动，使社会成员产生快乐和愉悦的心理，调节生活节律。各种娱乐活动，有的是在节日中举行，如南方 一些地区端午节赛龙舟，北方广大地区春节期间扭秧歌，百苗族芦笙节中的吹笙跳舞、对歌，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中的赛马、摔跤、弹奏马头琴等等；有的是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举行，如满族萨满教中的跳神、汉族求雨祭祀龙王的演奏等:有的即是在日常的闲暇之时，如满族妇女、儿童的抓嘎拉哈，各个民族都盛行的讲故事等。人们在紧张劳累的工作之余，通过民俗中的这些娱乐活动，得到放松、休息，同时也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
研究
中原地区传统宗教文化在当下呈现出部分恢复与发展的态势，这一现象已较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曾在 “文革” 期间遭受贬损、批判与否定的传统宗教，像道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等，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然而，传统宗教在教职人员数量与宗教场所规模上，想要恢复至 1949 年以前的水平却面临诸多困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信教人数、教职人员以及宗教场所等方面，早已突破历史峰值。
在当代社会，学校教育体系完备，科技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条件大幅提升，人们的世俗欲望愈发强烈，信仰宗教的总体人群数量呈下降趋势，这是客观事实。不过，财神崇拜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财神信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是道教宫观，还是部分佛教寺庙，纷纷设立财神殿。各地还涌现出众多独立的财神庙，这种现象不仅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中十分常见，中西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极为普遍。例如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白族村，许多从事餐饮业与扎染行业的村户都在正堂摆放财神像。贵州省地区的传统傩戏里也新添了财神赵公明，这在当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今，各地财神信仰的热度都在急剧攀升。攀登泰山时，沿途的佛教、道教庙宇内均设有财神殿。在杭州市攀登北高峰，山顶的灵顺寺外有财缘阁，售卖号称 “天下第一财神香” 的香品；寺内山门处弥勒佛塑像金光灿烂，宝座铭文为 “和气生财”，主殿匾额写着 “财神真灵”，主供如来佛祖，左侧却为财神赵公明，左右两殿分别是文财神殿与武财神殿，文财神殿主位供奉范蠡，武财神殿正中则是关羽。在杭州、苏州市、无锡等地的商家店铺内，摆放或悬挂财神像已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北京、广州市等城市亦是如此。不少家庭还专门设置了财神龛，终年香火旺盛，供奉不断。自宋代财神信仰兴起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现在这般普及、深入且形式多样。
禁忌
民俗禁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源自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敬畏，是在经验、观念和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于行为指向与方式上所形成的自我限制。
春节禁忌
春节禁忌，亦被称为 “过年禁忌”，其时间跨度为十二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这整整一个月。最初，春节禁忌是源于对 “年” 的惧怕。据邓云乡在《红楼风俗谈》（1987）中的阐述，“年” 字在文言文里呈现象形，有头有尾且四脚伸展，仿若一只大壁虎，被视作一种极为可怕的爬行纲，人们认为一年之中若不与它遭遇，便可安然无恙，于是通过烧火并享用美食来庆祝，这便是 “过年” 的由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蕴含其中的畏惧与迷信色彩渐渐被人们在立春除旧迎新时相互间的欢喜与关爱之情所替代。客家民间流传着 “入哩年界（年关）禁忌多” 的俗语，其春节禁忌涵盖诸多方面：严禁打骂小孩；不可打碎器皿；禁止讲粗话恶语，正如张祖基在《客家旧礼俗》中所记载，“初一该日特别谨慎，唔敢讲恶话骂人，也少人出门，若使在初一早晨碰到好的事情、听到好的话，就作为系一年的好兆头，作为今年会利市。所以碰到人，就互相恭贺，讲各样的好话。” 此外，还忌讳使用不吉利的字眼，像病、死、苦、贫、灾、乱、荒、杀等；初三日通常忌出门访友，因这一天各家习惯清扫垃圾并送至屋外空地或河边，称为 “送穷鬼”，故而鲜有人外出；同时忌用针线，尤其忌讳在厅堂做针线活。
数字禁忌
在民间旧时，数字四、六、七、八以及初五、十四、二十三（旧称月忌日）都被视作禁忌。例如幼儿四岁，因 “四” 与 “死” 谐音，被称为两双岁而遭忌讳。客家人对数字 “七” 尤为避讳，正月初七日吃 “七样菜” 便是典型例证。除了七样菜的谐音象征着人们祈愿聪明勤劳、幸福长久之外，也隐含着对 “七” 这一数字的禁忌，因为在客家话里 “七七八八” 表示麻烦。在客家人的丧葬习俗中，“走七”“七七”“四七”“做七” 等禁忌习俗，也充分体现了对 “七” 的忌讳。“走七” 俗称 “撞七”，报丧后第 28 天（即 “四七”）若逢农历初七、十七、二十七，便有 “撞七” 的说法，此时须举家走避，俗谓 “撞三没撞四，撞得生人没点气”；“七七”（报丧后 49 天）内孝子孝孙禁止理发，并且忌碗筷叠放，以防丧事接连不断。“四七” 俗称 “妹子七”，有孝女备物祭奠的风俗。“做七” 则是从死者去世那一天起算，每七日孝子孝孙就得身着孝服备牲醴拜灵，又称 “筛七”，其中 “三七”“五七”“圆七”（即 “七七”）为大七，一般中上家庭常准备牲醴果品等延请僧人诵经，仪式如同临丧 “做斋”。再者，每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旧时被称为 “月忌日”（即每月之忌日），俗语有云：“初五、十四、二十三，且婆有银莫去担”，“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灶里不炼丹”。每逢旧历七、八之日，乡间有相亲禁忌，遵循 “七不出行，八不回家” 的规矩，就如客家歌谣所唱：“初一就系初一头，初二还系新年头。初三就系穷鬼日，初四就系妹家日（回娘家）。初五又话出年卦，初六又喊嬲一日。七不去，八不归，九九十十看打狮。十一十二龙灯到，索性月半正来归”。
生育禁忌
客家民间流传着 “六月六，伯劳掰伯母” 的说法，认为在六月六日出生的孩子会给父母带来灾祸，故而存在相关禁忌。在中国民间，旧有 “忌举五月子” 的传统观念。《史记・孟尝君传》记载：“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宋书・王镇恶列传》也提及：“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故令出继疏宗，猛（镇恶祖父）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为镇恶。” 客家民间的 “忌举六月子” 可能是由 “忌举五月子” 演变而来。
日常生活禁忌
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诸多禁忌。衣服不能反着穿，因为反穿衣服如同穿着孝服，意味着家中正在服丧事。吃饭夹菜时忌用筷子敲击盘碗，因为这是乞丐讨吃的动作，也是逗引狗、猫等牲畜进食的信号。同时，忌将筷子竖插在饭菜碗上，这是祭死人的方式。住房内摆放眠床忌正对屋顶横梁，人们认为横梁压顶预示凶险，且容易引发噩梦。床位不可直向房门，也不宜脚朝门口睡觉，这些都被视为丧事的象征。出门办事忌逢 “三煞日”“空亡时”。家中生了小孩不能直接说生了，而称 “供” 了或 “轻” 了、“产” 了。老人年老了也不宜直说 “老了”，因为 “老了” 是死亡的代名词，适宜说年岁多了或年岁高了。探病时间忌在下午、晚上以及农历初一、十五日，下午意味着日已过昼，晚上表示太阳落西天，初一、十五日是敬神祭鬼的日子。死人忌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死后七天逢七叫 “撞死”，人们认为家中会闹 “风煞”，逢七的当天，全家人以及共屋的邻居都要清早离家外出 “避煞”，午后才能返回。
著作
代表性民俗
烟标民俗
在中国，各地民俗千差万别，然而对吉祥的向往却如出一辙。于是，烟标这一小小的方寸之物，便成为了吉祥、喜庆题材的集大成者。它巧妙地运用文字与图案，借助某些自然物象的寓意或谐音，将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一一呈现。新郑市卷烟厂的 “喜梅” 牌卷烟，便是深谙此道的佳作。它以民俗文化中喜鹊登梅枝的经典形象，传达出 “喜上眉梢” 的美好意蕴。梅枝谐音 “眉梢”，而喜鹊则直白地将 “喜” 字点出。连年有余成为多地共有的习俗。每至春节，餐桌上那尾烧好的鱼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却无人动筷，只因它承载着 “连年有鱼（余）” 的吉祥寓意。烟标之上，莲花与鲤鱼的组合相得益彰，莲花寓意 “连年”，鲤鱼则象征 “有余”，二者相互呼应，堪称民俗文化在烟标设计上的绝妙运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卷烟厂的 “有” 牌卷烟更是别出心裁。此烟标一套四枚，分别绘有喜鹊、蝙蝠、铜钱、鲤鱼四幅图案，恰似一组无声的祝福密码，暗扣有喜、有福、有财、有余。这烟标所蕴含的良好愿望，不仅深受中国人喜爱，出口至越南时亦备受欢迎。 在民俗文化中，鸳鸯、并蒂莲等意象无疑是象征夫妻恩爱的璀璨星辰，也自然成为烟标常常涉猎的主题。长沙市、南昌市、哈尔滨市、芜湖市、光山等多地卷烟厂均推出过鸳鸯题材的烟标，四川卷烟厂更是独具匠心地打造了 “并蒂莲” 旅游系列卷烟，这些烟标凭借着对美好情感的细腻诠释，赢得了众多烟民的青睐。
妈祖民俗
妈祖民俗，是一种源自信众对妈祖敬仰之情，而后逐步发展形成的古老民间习俗。它和其他妈祖信俗集体活动有所不同，侧重于信众个体的信仰行为，极具个人化特色。在妈祖诞辰纪念之时，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纷纷展开，为其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
妈祖游灯，这是湄洲岛民众为祈求福祉、庆祝丰收而举办的传统民间活动。每逢节日，尤其是元宵节夜晚，人们手提 “妈祖灯笼”，环绕境域游乐。
谢恩敬神，这属于家族性感恩苍天的仪式。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幼，皆身着统一服饰，排列整齐前往妈祖庙，恭请妈祖出席，借此感恩圣恩浩荡，传达内心的崇敬之意。
圣杯问卜，当信众在家庭事务或事业发展上遭遇困境时，往往会前往妈祖庙，借助木质半月形的 “圣杯” 进行问卜，期望能从妈祖那里获得解决疑难问题的指引。
换花求孕，是湄洲岛已婚但尚未生育的妇女所特有的习俗。她们前往妈祖庙，与妈祖神像头上的花相互交换，以此祈求妈祖赐予身孕，满足生育子女的心愿。
佩带香袋，信众会到妈祖宫庙求取小巧的香袋，并将其佩戴在小孩身上，以求妈祖庇佑孩子平安顺遂，远离灾厄。
大门贴符，信众会在自家大门贴上妈祖神符，期望妈祖护佑全家，使家庭生活安宁祥和，不受邪祟侵扰。
颈项佩玉，信众将妈祖玉像挂于脖子上，寓意着妈祖时刻伴随在身边，给予贴心的护佑与关怀。
托看小孩，由于妈祖是信众心中最为信赖的保护神，所以当信众外出时，会放心地将小孩托付给妈祖庙照看。
妈祖挂脰，在妈祖巡游期间，信众会虔诚地将用红绳子系着的金锁、银锁或钱币挂在妈祖神像的颈项上，以此表达内心的诚挚祈愿。
诞辰禁捕，湄洲岛的渔民在妈祖诞辰日前后，出于对妈祖的敬重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自发地停止下海捕鱼作业，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妈祖民俗具有民间性、亲和性以及包容性等显著特征。历经一千多年岁月的传承，它早已深深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充分展现出其普及性与深入性。妈祖民俗与其他妈祖信俗共同构成了妈祖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成为妈祖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莆仙民俗
民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深入民众生活，反映着民族心理与精神。一般而言，民俗即传统民间风俗，涵盖社会诸多方面。以莆仙地区为例，此地民俗不仅展现出独特文化现象与民众淳美风气，还体现为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成为莆仙文化的重要根基。它在社会物质、社群、人际、精神以及语言行为、习惯等多个层面均有体现，奠定了民间文化的基调。民俗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人类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内涵丰富，有着自身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脉络以及多样的社会形态，具备欣赏性、教育性、文化性、宗教性等多种功能及复杂社会基因，对认识民族文化、地域人文和历史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莆田市民俗丰富多样，同一习俗在不同区域会呈现出差异与变化，彰显出多变性与灵活性。如春节和元宵节，各地活动日期有别，项目内容、规模及形式等也存在差异。元宵节时，平原地区盛行游灯活动，其中枫亭游灯极具代表性；沿海地区则有神祇出巡、郊游、摆粽轿、演戏等活动。莆仙各地宫观寺庙众多，不同宫观的神祇庙点活动虽各有千秋，但功能与性质大体相同，都怀着共同的祈愿 —— 怡神祈福，期望平安吉祥、子孙昌盛、万事如意。
价值意义
强化社会认同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文化空间内，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潜移默化地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基因，是一个文化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群体的基本标识。共同的民俗生活必然会造就基于文化认同的民俗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加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增进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也有利于强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认同是主体对于自身所属文化的确认与接受，共同的民俗文化是增强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载体。以春节为例，无论是身处繁华闹市、僻野乡村的中国人，还是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每到除夕之夜都会阖家团聚，正月初一重启新年，它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寄寓着民众的生活希望，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民俗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彰显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精神风貌，激发人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眷恋之情，升华为对于国家的认同与热爱。因此，深入挖掘和传承民俗文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文化自信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外展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也有利于增进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以春节文化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2023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之一。2024年12月，“春节——中原地区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寄托着人们回归故里、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共同渴盼，表达着对亲朋好友等珍重之人的牵挂惦念，承载着祝福所有人平安快乐的美好祝愿，还传承着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国家和平的共同追求。这些美好情感都让文化他者因认同而共鸣，因共鸣而参与，让春节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申遗成功，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务实行动，也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促进经济增长
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民俗文化产品的市场化。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游客对于旅游体验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通过深入挖掘特色民俗文化的魅力，不仅能够让游客体验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生活方式，还能有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无论是传统节日的仪式庆典、民间手工艺制作，还是民族歌舞表演，都能为游客带来别具风情的异境体验。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挖掘、展演，旅游目的地能够塑造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民俗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俗生活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无论是将传统民俗元素融入现代时尚设计，还是将民间传说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对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开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化能够让更多的民俗文化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满足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需求；而创新则能够为这些产品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通过开发民俗旅游、激活民俗文化产业，可以有效激发经济潜能，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培养价值观念
几乎所有的民俗活动都是在特定价值标准、道德标准指导下开展的，从而具备了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的教化功能。这种潜移默化的民俗教化不仅维护着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既影响着个体的道德品质，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如果依主体规模来划分，可以将民俗活动划分为家庭民俗活动和公共民俗活动。以节日民俗为例，除夕团年饭、清明节祭祖、中秋赏月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赛龙舟、上巳节歌会等，则是集体共享的公共民俗活动。在家庭民俗活动中，人们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团圆的喜悦，通过参与仪式活动培养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和伦理观念，理解四时节令的宜忌、饮食起居的习惯，等等。在公共民俗活动中，比如舞狮、舞龙、舞花灯、赛龙舟、抢花炮、对山歌等，团队成员必须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才能赢得喝彩、获得荣誉。通过参与和体验公共民俗活动，能够强化人们团结互助、协同合作、积极向上、公平竞争的良好品质。
民俗活动不仅是仪式的、协作的，也可以是知识的、技艺的，比如民间中医药、民间说唱、铁木匠手艺、传统剪纸、年画、雕刻等。通过亲身参与、体验民俗活动，可以激活创造潜能，训练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民俗活动不仅有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利于通过身体记忆将家国情怀植入文化基因，还能够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建设社区文化
所谓社区，泛指特定领域（地区、族群、行业、身份等）成员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活动区域。社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每一位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社区文化建设离不开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而共同的生活空间和民俗文化正是促进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文化资源。所谓入乡随俗，指的就是融入特定社区的民俗路径。民俗生活中的礼俗互动、封山育林等实践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成员尊老爱幼、团结合作、友爱互助等集体观念和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社区是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良好的社区民俗不仅可以丰富社区成员的精神生活，提高社区成员的公共意识，还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保障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比如春节期间的社区民俗活动，无论是谜坛、灯会、秧歌、飘色还是游神赛会，不仅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更在互动互赏的表演活动中促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俗文化往往还能够补足法律的边缘地带，通过约定俗成的道德约束和社区规矩，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资料
岚县民俗文化概况.岚县人民政府.2024-12-19
新民俗形态、成因和引导开发路径漫谈.张家港市人民政府.2024-12-19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发展.人民论坛网.2024-12-19
民俗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人民网.2024-12-19
[推荐阅读]几部重要的民俗志书.中国民俗学会.2024-02-16
盘点 | 民俗学、民间文学年度好书.澎湃新闻.2024-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