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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复辟

袁世凯复辟指的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的事件,史称“洪宪帝制”,或袁世凯称帝。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世凯的职权。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此袁世凯成为可世袭罔替的终身总统。此后,袁世凯为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环境,公开恢复了清朝的祀孔规定;授意其御用文人组成“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收买中外报刊不断散布君主制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1915年12月11日举行的“国体投票”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借着参议院的“劝进”,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13日,在居仁堂(位于西苑中海西岸)接受百官朝贺,册封百官,并宣布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他的登基大典。

袁世凯复辟的帝国以中华帝国为国号,君主立宪制为政体,遭到各阶级的坚决抵制。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云南省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迫于内外压力,袁世凯于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麐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袁世凯复辟失败。1916年6月,复辟失败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逝,北洋政府在其死后分裂成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和依附于他们的诸小派。诸军阀割据一方,相互争斗。

关于袁世凯复辟,孙中山道:“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事件背景

民初时局

辛亥革命后成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但袁世凯乘机夺取临时大总统之位。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担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位后会恢复专制,遂于1912年3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总统的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后开始生效。

《临时约法》赋予袁世凯的权力相当有限,,在任内阁制下,内阁代元首有对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几乎成为虚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阁又几乎自成体系,且由于民初政党之间的偏见,内阁对政府工作多为不配合,致使政府的执行力大打折扣。激进派人士章太炎者曾称:“大总统纵览政务,责任归,此存亡危急值倾,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民国初期的社会思潮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反动的清政府统治,但其所宣扬的民主共和思想并没有普遍深入人心,孔孟之道的封建正统思想也没有完全消除。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1914年9月28日,他亲率文武百官,进孔子庙祀孔,12月23日,又像历代皇帝一样到天坛祭天

英美日等国的支持

英美日等国希望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换取侵华利益,不断从中国夺取更多的殖民利益。1913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赴德国治疗脚伤的时候,时任皇威廉二世在宴请袁克文时候表达了他赞成袁世凯称帝的消息。美国通过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表达了他们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此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方面趁西方各国无暇估计中国,试图趁机攫取更多在中国的权益,于是以对德宣战为由出兵中国青岛。此后,日本以山东问题与袁世凯政府进行谈判,引诱袁世凯政府以出卖国家主权的方式获得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提出“中日二十一条”。纵然,是舆论压力下,中日二十一条没有签署,但袁世凯为争取日本日本的支持,仍签署了在“中日二十一条”基础上修改后的《中日民四条约》。

事件经过

筹备帝制

新约法的颁布

1914年5月,袁世凯公然宣布废除他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同时公布按其意旨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封建专制特权固定下来,确定了大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立法院要弹劾总统时需要向大理院提出,而大理院能否接受却要由总统决定。这实际上取消了立法院的弹劾权。另外,还规定要成立参政院,协助总统统管政务。

新约法颁布后,袁世凯徐世昌为国务卿,自己独揽行政大权,特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掌握军权。还制定各种反动法令,建立起“军政执法处”等特务机构,加紧集权。

此外,袁世凯还修改总统选举法,得终身连任,并可指定继承人。1914年8月18日,“参政院”参政梁士诒提出的“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得到全院通过,即转交约法会议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2月29日由袁世凯公布。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而且只要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由袁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届时交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根据这个规定,袁世凯实际上不仅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筹安会的建立

1915年8月,袁世凯御用报刊《亚细亚日报》发表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古德诺博士撰写的《论共和与君主》,以鼓吹君主制。与此同时,国史馆副馆长杨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期间,被袁世凯收买的中外报刊不断散布君主制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全国范围内都逐渐出现了要求实现君主制的舆论。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术讨论”的外衣,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各省文武官吏都发函附和。不久,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组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

筹安会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不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人们自发地组织团体,针对筹安会“六君子”的谬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上书政府,要求取缔筹安会,严拿杨度等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肃政厅也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取缔,以安抚人心。但袁世凯不仅不予以取缔,还派军警前去保护筹安会和杨度等人。而那些反对筹安会的群众团体则受到众多刁难。

全国请愿联合会

在筹安会进行的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为了保护已有利益和扩大势力筹资组建各种请愿团,比如“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另外,地痞流氓和妓院老板也组织“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请袁世凯称帝。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参政准备一举通过帝制,让袁世凯称帝。6日,袁世凯派中卿杨士琦代表他到院表示拒绝称帝。

梁士诒等人,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又组织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以杨士琦的亲信沈云为会长,张镇芳之弟张锦芳和蒙古亲王那彦图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世凯遂下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不久,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于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着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决定国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国民代表大会

1915年10月25日,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11月20日,北京及各省投票结束,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都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参政杨度和孙貌筠趁机以总代表的名义拿一封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呈送给袁世凯。当天中午,袁世凯收到这封推戴书并退回,表示自己无称帝意愿。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袁世凯。次日,袁世凯同意当皇帝。

公开称帝

接受朝贺

袁世凯于1915年12 月 12 日宣布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袁世凯面南而坐,百官面北而立,向袁世凯行三鞠躬礼,高呼“皇帝”。礼毕,袁世凯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

大肆封爵

袁世凯为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大肆封爵。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21日和23日,袁世凯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爱新觉罗·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袁世凯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被迫发表声明,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登基筹备

1915年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基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基、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登基大典预算高达五百九十余万元。

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官,又发行了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还册封了后妃、皇储等。

袁世凯最开始准备于元旦登基,然而1916年元旦未能行“登基大典”,其后又先后决定于2月6日、2月9日及2月20日举行,也因种种原因而落空。

帝制衰败

资产阶级反袁称帝

1915年9月3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20万的收买,在《大中华》杂志发表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复辟,对动员人们起来反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0 月,孙中山等人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以及黄兴等人组建的欧事研究会,都准备讨伐袁世凯。孙中山在1915年和1916年连续三次发表《讨袁檄文》,孙中山于1915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湖北、湖南省辽宁省陕西省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但均遭失败。

北洋要员反袁称帝

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但无法阻止。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旁观局势。参谋总长冯国璋于6月间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冯国璋不断被袁世凯搪塞,知道自己不被袁世凯信任,便不再积极参与袁世凯复辟相关事宜。后来便守在南京不出,观望局势。国务卿徐世昌对袁世凯称帝态度暧昧,不阻止也不参与。后来,他见到社会上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声多,他便辞去国务卿一职,后悄悄离开北京。

护国运动

1915年12月23日,云南省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袁世凯发出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即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25日,他们又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省独立讨袁,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建立护国军三军。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的十九大罪状。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发布明令,派曹锟率各军进攻云南省。至2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省湖南省,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世凯遂下令全线反攻。但北洋军的攻势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区后,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与此同时,广西陆荣廷部通电反袁,宣布广西独立,致使云南省贵州省和广西的反袁势力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省四川省湖南省。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3月17日起,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县等县。袁世凯对护国军的军事围攻政策宣告破产。

英日等国态度的改变

1915年10月28日,日本联合英、俄警告袁世凯,要他缓慢改变国体,以防乱祸发作。袁自恃有大思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11月3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重大变故,指示陆征祥于11月11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征祥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最后,他又保证:如果发生意外,政府自信无论何时都有力对付。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世凯。袁世凯害怕亲近德、奥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罗斯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12月15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中国决定实行监视等态度。袁世凯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限密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的态度。在周临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2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登基延缓

袁世凯原来准备在元旦或2月3日(阴历正月初一)登基,但由于内外交困的局面,登基日期不得不一再延缓。但从元旦到2月中,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商民吁请“早正大位”的文电,不断传到新华宫。袁世凯深陷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基,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袁世凯为摆脱被动局面,于2月23日下令延缓登基,禁止再递呈吁请登基的文电。

结果与影响

1916年3月18日,袁世凯收到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这个密电上列名的还有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省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助,都是地方实力派。这时,徐世昌来信劝说,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袁世凯遂决定取消帝制,摆脱危机。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梁士诒等人,说明他的决定。又召见张一麐,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

袁世凯21日在新华宫召开会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袁世凯提出取消帝制。22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立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24日发布《撤销帝制令》又公布焚毁帝制文电八百余件。

民国五年(1916年)2月中旬,袁世凯忧愤成疾,病状渐显。袁世凯女儿袁叔祯回忆说:“他的病,是‘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为他致病的主要原因。”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世凯逝世。

1916年6月袁死后,北洋政府军阀内部各派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及依附三大派系的小规模军阀。三大派系为争夺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在西方各国的支持下互相征伐、互相削弱,其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灾难,都阻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使其成为全国所声讨的对象。

相关评价

李大钊指出: “ 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

孙中山道:“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蒋介石评价:“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

当代史学家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笔者并不想随意拔高与美化,但亦不愿不负贵任的一味指责与苛求,只是想在评价其功过是非时能够事实求是,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

当代史学家祝曙光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评价道:“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评价道:“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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