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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国

杞国

杞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诸侯国，是夏族后裔建立的姒姓国家。其历史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存在于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45年，国祚历时约1500年。杞国的建立者为杞东楼公，他是夏朝大禹的后代。杞国的建立，标志着夏朝后裔在周代的封地中得以延续其血脉和文化。

杞国的起源与夏朝的衰落紧密相关。在商朝取代夏朝后，夏朝的遗民被迁移至杞地，建立了杞国，以保持对夏朝的祭祀和文化传承。杞国历经多位国君，从东楼公开始，经过西楼公、题公、谋娶公，直至简公春，共传二十代。杞国的国君世系在《史记·陈杞世家》中有详细记载。

杞国的地理位置在开封市地区，从商代到战国时期，因政治和军事原因，杞国的领土和政治中心在山东省境内经过8次大迁徙，在杞县和山东定陶之间有两次往复；在新泰和淳于姓两个点上又各有两次定都；后期的淳于和新泰市并为首都或互为别都，并没有完全脱离任何一方。杞国在春秋时期，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齐鲁之间，常常受到周边大国的威胁和影响，国力逐渐衰弱。

最终在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国灭掉了杞国，结束了杞国的历史。杞国虽小，但其存在对研究夏朝后裔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关于杞国的详细历史记录不多，但考古的发现，如杞国故城城墙、皇城顶遗址、逄王墓等，为研究杞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国号

根据青铜器铭文的记载，杞国国姓是姒姓，属于夏人的后裔。《史记·陈杞世家》中提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这表明杞国的建立者东楼公是夏朝的后代，即大禹的直系后裔。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次出现“姒”姓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杞国与夏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杞国是夏人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其国君为姒姓。

历史

商朝时期

杞国的建立不迟于商代初期。《大蛾礼·少间》中的“商汤既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姐姓于杞”。《路史》中“汤封少康之后于杞，以郊禹。”关于商代杞国的情况，《史记·陈杞世家》记载杞国在“殷时或封或绝”。此外，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还有些与杞国有关的史料。如卜辞：后下三七五、乙八八九五、后上一三一、前二八七，等等，都证明商代后期杞国是确实存在的。

商汤灭夏之后，夏朝的同盟势力被拆散和瓦解，姒姓的贵族被强行迁移到杞国（今杞县）居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夏朝遗民进行监控和镇压。在商朝的中晚期，夏人的后裔不仅保留了自己的封地，还与商王室通婚，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西周时期

商代的杞国与商王朝同时灭亡，西周初又重新复国。《史记·陈杞世家》：“姬发克殷纣，求禹之后，得杞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周武王封居于娄地的东楼公为杞国国君，杞国的建立，标志着夏朝后裔在周代的封地中得以延续其血脉和文化。同时，在历史学界中杞国被看作是夏朝真实存在的铁证。

在西周中晚期，杞国的人民从开封市地区向东迁移到了山东地区。随后，由于参与了反抗周王朝的叛乱，杞国遭到镇压，被周王朝重新安置在新泰市一带。从那时起直至春秋早期，新泰和宁阳地区一直是杞国的政治中心。

春秋时期

春秋早期，杞国的政治中心位于新泰，其领土呈现出“插花地”式的分布。在这一时期，杞国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多个国家接壤：北边与齐国和纪国相邻，西南方向连接鲁国，东南方向则靠近莒国，而莒国的首都已从计斤城迁移到了莒县。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杞国为了生存，不得不时常对鲁国表示敬意，并且通过媵亲的方式与鲁国结盟，以获得保护，从而确保了几十年的相对平静。

春秋中期，莒国从南面对杞国构成威胁，齐国为了保护杞国，召集诸侯国为其修建城墙。齐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杞国变成自己的附庸国，并利用其作为抵御东面莱国侵袭的前哨。然而，随着春秋中期偏晚晋国势力的增强和齐国势力的削弱，杞国的外交地位也随之改变，从齐国的附庸转变为晋国的棋子。晋国出于政治需要，与杞国联姻，并为其修建城墙，为杞国的再次迁都打下了基础。晋国还帮助杞国从鲁国那里讨回了土地，作为其生存的基础。

到了春秋晚期，随着齐国的扩张，杞国被迫再次迁徙，这次是到鲁国北部一带，与鲁国和齐国相邻。当齐国的势力扩展到新泰市、泰安市一带时，杞国的领土进一步被压缩，最终被限制在宁阳县东北、新泰以西及西北部、泰安以南的狭小区域内。

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杞国受到齐鲁两国的威胁，被迫向鲁国的西方或南方迁移。最终，杞国被楚国所灭。

历代君王

《史记·陈杞世家》中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从首任国君杞东楼公到最后一位国君杞简公，杞国共历经19位国君。但从第5位国君杞武公开始，才记录了每位国君的在位年数。但历史学者已经勘明司马迁的这个世系表漏掉了第17位杞成公。

参考资料

文物遗址

杞国虽小，但其存在对研究夏朝后裔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关于杞国的详细历史记录不多，但考古的发现，如杞国故城城墙、皇城顶遗址、逄王墓等，和相关的出土文物都为研究杞国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故城遗址

杞国故城遗址位于坊子区黄旗堡街道西南部，由杞国故城城墙、皇城顶遗址、逄王墓、周家庄子遗址、周家庄子墓地、石佛寺遗址六部分组成。据以往资料和实际踏查，复原出故城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1600米，南北宽约1560米，面积接近250万平方米。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杞国故城城墙现保存西墙南段长约80米，墙基残宽3米左右，残高3米，黄褐土夯筑而成，夯层厚约0.3米。城内西北部地形较高，为黄沙土高岗地，东半部及正南部为黑黏土。城内古遗址、墓葬分布广泛，文化堆积丰富。文化层厚达1.5—2.0米，地表采集有东周时期的泥质灰陶绳纹罐、瓦棱纹灰陶盆、卷云纹半瓦当、陶拍等残片。出土的文物为战国至汉代的筒瓦、瓦当、陶罐、陶盆、陶瓮、灰陶花纹砖，铁镢、铜剑、钱范、铜鼎、铜盉及盘龙石砚等。

皇城顶遗址，在杞城村的西南，在几个村庄的空隙里，就剩下了一个高台，东西长740多米、南北宽360多米，面积约400多亩地，是目前坊子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文物遗址。近年来，九女冢、皇城顶、古城墙等与杞国的故事相关的遗迹得到保护；石佛寺已毁于“破四旧”运动。石佛寺中的“八角槽”现存民间，部分铁角铃先收藏于杞文化展馆。

卧驼铜镇

卧驼铜镇，高5.5厘米，最大底径7.4厘米，铜镇整体呈卧驼状，躯体伏卧，头微扬，双目远眺，驼峰耸立，驼毛刻画细腻。镇是古人用来压席子边角的实用器物，魏晋之前，中国室内家具种类并不多，人们席地而坐。比较讲究的房间里，也不过陈设矮床、几案、屏风等。但须铺席的地方却不少，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上镇。　　

到了汉代，席镇蔚为大观，有虎、豹、凤鸟、玉貔貅、羊、鹿、熊、龟、蛇以及人物等造型；工艺上，则有鎏金、错金银、嵌贝等，百花齐放，不一而足。汉代的动物形铜镇造型都非常生动，构图也很紧凑，动物常作蜷缩状，以保持席镇半球形状。据史书记载，秦汉中原地区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国家那里得到骆驼，主要功能是贸易、御兵、运输物资等。卧驼铜镇的出土，说明潍汶河流域从古代就开始和北方、西北、西域、中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它是中西方交流的历史遗存。

鸡首铜鐎盉

同样出土于坊子区黄旗堡街道杞国故城遗址的鸡首铜鐎盉高16厘米，口径9厘米，子口内敛。有盖，设半圆形钮，钮周四个方向有柿蒂纹。柿蒂纹为古代寓意纹饰，兴起于春秋战国，流行于汉代，汉以后多用于服装。鸡首铜鐎盉器型宽腹微鼓，下腹内收，圜底。肩部一侧有短流，与腹腔相通，形似鸡首。腹部一侧有(置)方形长柄，中空，加热时可以套上木柄或把手，下部是三个兽形足。　　

鐎盉是一种兼具鐎斗和盉两种功能的器皿。盉字从皿、从禾，“禾”指五谷、粮食，“皿”指容器、盛器。盉在我国出现得很早，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陶制的盉。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公国，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商末和西周的青铜盉一般为贵族阶层使用，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空心柱形足，具有敦厚凝重、装饰繁缛，图纹威严神秘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权的衰落，青铜盉逐渐从贵族生活走向百姓人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通常作弯曲的鸟(兽)首状，常见蹄形足，有的盉上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透出令人轻松的气息。杞国故城遗址出土的这件文物是汉代贵族的一种饮器，也有人说是温酒器皿。这件器物体现了当地在汉代时期铸造工艺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