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王道，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主张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的丰田普拉多2700相对。王道代表的是一种德治理想，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王道的实现在于为君者要赐福百姓，以身作则，使臣民心服，还要刑罚有度，任用贤能之人。“王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王道原本指的是先王之道，后发展成为内圣外王之道，常与霸道并提。而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长期的争论，史称“王霸之辨”。其争论的实质则代表了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两种政治观点的对立，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子》以得民心多寡区分王道与霸道，其对王道的定义是得到众多百姓拥护的治国方式，选择王道还是霸道取决于政治局势。孔子所理解的王道是三王之道，特点是仁爱之道大行。孟子尊王道反霸道，他所论述的王道已发展成为内圣外王之道，指的是理想的社会，王道政治也即仁政。荀子王霸并重，他认为王道比霸道更纯粹，王道重视礼乐制度，能够获得民众支持。自两汉开始，王道与丰田普拉多2700并重的认知开始流行。及至宋代，程朱理学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重新把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其贵王道而贱霸道，并以此作为褒贬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从而产生了朱熹与陈亮的一场“王霸之辩”。
王道思想影响了古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活动、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思想家们往往结合时局并利用王道思想来表达理想政治的期许和理解。其对仁政的强调，使得儒家政治理论出现了崇尚上古社会、要求君子为政、追求以德化民等特点，具有极强的民本意识。此外，王道思想包括了对人与人、人与天、身与心、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观察和思考，既有助于弥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缺陷，也有助于在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扩大“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
原文出处
《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
《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管子·霸言》：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论语·学而》：先王之道，斯为美。
《孟子·公孙丑上》：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告子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孟子·尽心上》：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如也。
《荀子·王制》：王夺之人，霸夺之与。
《春秋繁露·仁义法》：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
定义
王道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意指用仁政进行统治的治国理念，它主张以德服人，将刑罚视作辅助工具，与以力服人的霸道相对。王的涵义，先是帝王、先王，后指内圣外王之王。王道政治是儒家关于理想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建构，主要内涵包括王的德行与功业、王道的政治统治方式、王道政治的性与天道基础等。其核心精神是家庭、家族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系统。除此以外，王道还对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主张民贵君轻，与法家主张的霸道迥然有别。
发展流变
春秋战国
《管子》得天下之众者王
《管子》一书多处出现“帝、王、霸”等字眼，《霸言》篇提到，无论是奉行王道还是霸道，最重要的是得到民众支持，得到天下人支持的就是王道，只达到王道所获一半民心的则是霸道。此外，《管子》认为选择王霸之业需要审时度势，根据不同形势选择王道或霸道：“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在战略时机的选择上，则“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主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管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孔子推崇先王之道
孔子推崇上古、三代圣王的德行与功业，而圣王德行的价值与功业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们所实行的伦理政治制度。在论述治理社会的伦理政治制度时，孔子主要谈到的就是三代尤其是周公所创作并力行的礼乐制度。三王在政治方面把政治统治和宗法制度混合在一起，采取的是以血缘宗法情感与礼仪制度来约束君、臣、民关系的统治方式，因此，以血缘宗法情感为中心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构成了所谓的圣王之德，而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套宗法伦理政治制度则成为孔子推崇的理想的王道政治制度典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盛赞尧舜禹的王道之治，向往的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王道政治。
但对于管仲的霸道，孔子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言：“管仲相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认为管仲帮助桓公成就霸业，使天下百姓免于战乱之苦，是莫大的恩惠，并称其为仁者。其对于霸道还是持赞许的态度，王与霸之间在孔子的思想中还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
孟子的王霸之辨
孟子将王与霸对立起来，首倡王霸之辨，通过王霸之别论述其王道思想。他所谓的王道之王是内圣外王之王，指的是理想的仁政，孟子的王霸之辨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孟子认为王道是凭借德行而征服民心，故而达到民众心悦诚服的政治局面。霸道则是假借仁义之名，而实质上则是凭借暴力达到对民众的征服，所达到的只是武力征服而非心服。因此，霸道之下的民众生活未必不好，但却不像王道之下的民众那样心情舒畅。孟子所说的王道政治，也是他所倡导的仁政，其哲学基础在于人人天生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诸先王，正是以自己的仁德成就了王道。在孟子看来，实现王道最重要的是得民心，关心百姓的疾苦，与民同乐，其具体措施是：制民之产、省刑减税、加强学校教育。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对孔子所推崇的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亲亲、尊尊差异一体的伦理政治秩序基础上的，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礼乐制度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信念。王道、霸道之争是孟子王道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与“春秋五霸”的霸道政治相对比，突出儒家王道政治的伦理政治属性。孟子关于王道、霸道的论述是他在继承孔子以德治国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关于政治统治的构想，是一种坚持理想批判暴政的政治哲学。
荀子的王霸并重
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各国之间的征战更加频策，单纯依靠礼仪制度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安定，故荀子在倡导礼义的同时援法入礼，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王霸并重思想。荀子认为王道是要争取人民的归服，霸道是争取邻国的拥护；王道的特征是崇礼，而霸道的特征是重法；义的确立可称王天下，信的树立可称霸诸侯。荀子认为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义和信，以义立国，则成王道，以信立国则成霸道，施行王道则所用之人皆为义士，所布之法皆为义法。荀子主张王霸并举，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但他认为在层次上王道高于霸道，是比霸道更为理想更纯粹的政治主张。
荀子极力维护儒家王道政治的实质内容，即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秩序系统，而对公天下与霸道政治提出批评。而在王霸之辨上，和孟子尊王贱霸不同，荀子的主导思想是尊王而不贱霸，他认为王道是以礼治国，霸道是以法治国，虽然王道高于霸道，但不必贬斥霸道，二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霸道虽然比不上王道，但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统治方式。
两汉时期
刘向的三政说
西汉的刘向分别了“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和“强者之政”，他认为“王者之政”是用仁德教化百姓，“霸者之政”则用武力威慑百姓，“强者之政”则是用刑罚胁迫百姓。这三种治国方式虽各有所施，但王政是最为理想的政治，所以德治教化是治国的第一方案，而武力次之，刑罚则再次之。刘向虽然偏向于王道，但也不绝对排斥霸道。
桓谭的王霸并重
两汉之际的思想家桓谭主张王霸并重。对于王霸之别，桓谭对王道的规定主要有三项内容：足衣食、教礼仪、重刑罚。其将刑罚列入王道的主要内容，这不同于以往对王道的论述。对于霸道，桓谭特别强调君臣的尊卑之序和法令的赏罚必信。王道纯粹强调德教，霸道驳杂但威令必行，王霸都可以得天下，故王霸实质上是一致的。
两宋时期
司马光的“王霸无异道”
司马光认为王霸并无本质的差别，提出了“王霸无异道”的观点，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内容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执行者的名位不同，在德泽、功业、政令等方面有深浅、巨细与广狭的差异而已，并非如黑白截然对立。
程颢的尊王抑霸
程作《论王霸之辨》，力主尊王抑霸之说，他认为王道乃得天地正理，极人伦之至，而霸道则假借仁义而用其私心。在程颢看来，成就王道还是霸道，关键在于治天下者的最初本心，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先立其志，从“至诚恻之心”出发，以成就王道。如果本心就在于霸道，则虽然表面上所行是先王之道，但其实还是霸道。
朱熹的崇王抑霸
朱熹褒三代而贬汉唐，扬王道而抑霸道。朱熹认为，王与霸的标准在于讲“仁义”还是讲“私欲”，也即是讲“义”还是讲“利”，以此标准朱熹区分了王道与霸道。王道顺天理，讲仁义，而天下自服；霸道则假仁义之名以济私欲，即使能够侥幸一时，然终究也还是霸道。在朱熹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皆能以“道心”治天下，凡事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因而义理公行，纯美至善，是所谓“王道”政治。而自秦汉至隋唐，帝王皆以利欲之心治天下，虽然这些人也能办成很大的事业，但所追求的都是个人成功，这就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而不是从仁义出发。
陈亮的王霸并用
针对朱熹的观点，陈亮在与朱熹的辩论中认为，“王道”与“霸道”，“义”与“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并非只有三代行“王道”，而汉唐行“霸道”。他认为，汉唐虽不及三代德化之美，然也并非仅凭智力把持天下，更非纯任人欲而无仁义之心。三代亦并非纯行王道而治，所谓王道正是通过征伐的霸道来实现的，没有霸道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王道，王与霸不可截然相分。
相关著作
《尚书》
亦称《书》《尚书》。“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中原地区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定。事实上有些篇，如《尧典》《洪范》《尚书·禹贡》等为以后儒家所补。儒家经典之一。保存于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文中所反映的伦理观念后来被奉为封建道德的楷模。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刘彻末年，鲁恭王从孔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今存为东晋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为伪作。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南宋蔡沈《书集传》。清孔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辑集汉、魏、隋、唐旧注，并作疏，较为完备。
《管子》
《管子》，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也有汉代附益的部分。西汉刘向校订八十六篇（其子刘歆在《七略》中只著录十八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 《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内容庞杂，包含有法、道、名等家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农业和经济等知识。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心术》《白心》《内业》 等篇阐述关于“精气”的学说和排除主观成见的“静因之道”；《水地》篇提出“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枢言》《宙合》《九守》等篇论述了名实关系；《轻重》等篇对经济问题作详尽论述；《五行》篇提出“三分损益说”来确定五音，在音乐律学理论上有很大贡献。
《论语》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因孔子秉承述而不作的传统，故《论语》一书虽为孔孔伋想之荟萃，却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而成。关于“论语”二字从古至今解释颜多。最早提及的是班固，“论”即是编纂之意，“语”即是对话的意思。根据唐明贵先生在其《论语学史》中所讲：“由于班说义理周备，颇得其要，故此种解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除此之外，许多学者不同意班固的看法，提出了“伦理说”“追论说”等解释。《论语》成书大致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402年之间。作为反映孔子思想的著作，《论语》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中共有20篇，涉及学习、政治、礼仪、仁道、教育、处世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不仅是中华经典中的源头活水，更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孟子》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战国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据文中“所见诸侯皆称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说疑非孟子自著，大概先有万章、公孙丑等亲承孟子口授而笔之于书，后由孟子弟子、再传弟子所编定。《史记》称“《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以为七篇乃孟子自著，外书四篇非孟子所写，外书四篇已佚。明朝有《孟子外书》熙时子注本（一说为明代姚士粦）伪作。《孟子》在西汉文帝时曾与《论语》《孝经》《尔雅》同置博士，但不久而罢。五代十国后蜀时将《孟子》与《易》、《书》等十一部儒家典籍书丹，北宋时又加翻刻，《孟子》始称为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并依赵岐体例将《孟子》七篇各分为上下，遂成十四篇。至此，《孟子》的地位更加突出，从南宋末至清末的七百年间成为读书人的必读教材。《孟子》是研究孟子及其学派的主要资料，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以及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的言论和学说，书中还记载了墨子、杨朱、许行、告子等人的部分言行，虽详略不一，但作为史料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注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十三经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本）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荀子》
《荀子》一书主要由荀子于战国晚期所著，一小部分由荀子的门人或学生辑录而成，现存的《荀子》共二十卷，三十二篇，一般认为，除《大略》以下六篇是“弟子杂录”外，其余都是自己手笔。西汉刘向校书时说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复，定为三十二篇，取名《荀子》。严庆澍杨倞则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次序略作调整，并为之作注，取名《荀卿子》，从此杨倞的《荀子》注本便作为通行本流传于世。
《荀子》的内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书中除《仲尼》《宥坐》《哀公》《尧问》四篇题目与内容关系不大外，其余各篇均据题义发挥成文。其中，《天论》阐述自然观；《解蔽》《正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王制》《富国》《王霸》《性恶》等阐述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思想；《劝学（节选）》《修身》阐述教育思想；《议兵》阐述军事思想；《荀子·礼论》《王制》《王霸》《富国》等篇阐述社会社会主义；《非十二子》对儒、墨、道、法、名各家做了批判总结；《成相》包括三篇（见《杜国庠文集》所说），以民歌形式表达了为君、治国之道；《赋》包括五篇，为散文文赋。
关联学派
儒家由春秋时孔子创立，被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先秦时即为“显学”之一，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首。“儒”在春秋时是给富贵人家主办丧事赞礼的一批人，孔子早年的生活主要靠“儒”来维持，所以“儒家”后来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名。儒家主张“礼乐”、“仁义”、“忠恕”及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为八派，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两派均尊奉孔子学说，但思想观点有重大差别。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后，儒家因受到禁止一度受挫。西汉初期，统治者休养生息，推崇黄老道家之术，儒家学说仍未被重视。直至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变迁，儒家得到传承与发展，各个时期的儒家学说，为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儒家家思想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二千余年，直到近代，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儒学才受到比较彻底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提出”儒学复兴”，出现了“现代新儒家”。
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是中原地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对华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陶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儒家思想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巩固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的思想武器，而且在政治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长远利益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是人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活的思想材料。
关联概念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的总称。“内圣”即内心通达，是对个人人格理想和主体心性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到仁、圣境界为极限；“外王”即对外做帝王，指的是个人在政治理想、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
“内圣外王”观念的源头在西周产生。《大学》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内圣外王”理论体系的完备建立，其中“内圣外王之道”被总结升华为“三纲领”和“八条目”，并为后世儒者所广泛认同。汉唐时期，居于官方地位的儒学注重强调统治者的“圣王”地位和儒学的礼义教化作用，使儒学的“内圣”精神受到削弱，由此引发了注重心性修养的佛道思想的活跃。宋代为儒学“内圣外王”思想概念化时期，最终使“内圣外王”成为完全儒学意义的思想术语。理学末流因为过分强调“内圣”而压制“外王”，引起了明末清初实学家的深刻反思及批判。
霸道
霸道是先秦法家的政治主张，它主张以力服人，依赖刑罚和暴力手段进行统治，与儒家的王道相对。战国时儒家学派认为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结诸侯为霸道。孟子反对实行霸道，荀子重王霸之别，认为王道得天下，霸道强一国。韩非子继承早期法家的霸道思想，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理论，认为儒家宣传的王道和德治已经过时，只有实行霸道，才能统一天下。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接受秦朝推行霸道的教训，多兼采霸道和王道，即“以霸王道杂之”。
影响及意义
思想影响
王道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诸如董仲舒、桓谭、程颢、朱熹、康有为等思想家，结合时局时势并利用王道思想来表达其对理想政治的期许和理解，并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评估政治活动和社会现象。王道对仁政的强调，对统治者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影响了儒家的政治诉求，使得儒家政治理论出现了崇尚上古社会（三王之政）、要求君子为政、追求以德化民等特点，具有极强的民本意识。此外，王道思想还影响了儒家思考德政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多次引起刑德之争。
现当代价值
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出发，王道对中原地区当前的法制建设、道德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王道思想有助于维护稳定、和谐的生态环境，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王道思想包括了对人与人、人与天、身与心、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它有助于弥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缺陷，有助于有利于在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扩大“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王道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制度竞争，它可以使一个自认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对人性抱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相信王道的力量最终会超越种族、社会、历史、文化等种种差异而触及人心。
相关评价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隋代思想家王通在《中说·事君》评价：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
宋代思想家李觏：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道猖。
明代思想家冯梦龙：王道本乎人情， 不通人情，不能为帝王。
明清之际黄宗羲：事功本之心术者，所谓由仁义行，王道也。
近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王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它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实行起来，各人站在各人的立场，制定具体的措施，各人有各人的办法。
当代哲学学者暴庆刚：在儒家经典里，王道总是作为治国的根本而备受颂扬，霸道则受到贬斥。不过，从历史现实来看，历代统治者治国，往往阳儒阴法，王霸并用。
参考资料
“王道”的世界意义.光明网.202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