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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毒酒案

南京毒酒案

南京毒酒案，又称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金陵毒酒案等，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南京区于1939年6月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投毒，致使日伪军政要员多人伤亡的事件。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军统局南京区奉命开展对敌伪的行动工作。1939年6月初，军统局南京区接获情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将举办招待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等人的盛大宴会，于是决定发动投毒行动。军统局南京区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选定先前化妆潜伏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担任仆役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负责实施南京汤山投毒案。在6月10日如期举办的宴会上，詹长麟、詹长炳兄弟成功放置毒酒，并在军统组织的安排下顺利脱逃。参加宴会的日伪军政要员多人出现中毒现象后，出逃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成为投毒嫌疑对象，日方先后出动大批人员进行拉网式搜捕，但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事先策划周全，日方最终无所获。这次行动，造成日伪军政要员多人中毒，多数人经抢救脱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名书记官不治身亡。

这次南京毒酒案轰动一时，被多家媒体报道。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2009年12月，南京市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之名在列。

事件背景

南京失陷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烧杀抢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由南京、上海市、华中地区等地汉奸组织撮合而成的伪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于1938年3月在南京宣布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之初在上海办公，后来于1938年9月26日迁至南京市办公。

军统对日情报工作

南京沦陷前，军统南京区在时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发展了多名情报人员，其中便有在其中当仆役的中国国民党特务人员王高科。1934年，身为青帮成员的詹长麟被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介绍加入军统，代号65，化名“袁露”。不久詹长麟又将各个詹长炳介绍入军统局。1935年前后，王高科介绍二人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当差，此后，二人名义是日本总领事馆的仆役，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成员，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方面的情报。他们每天利用接电话、收发信函、打扫卫生等机会，秘密收集情报，并及时转交军统局南京区外事组负责人黄泗清、杨立民等人。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南京站加紧对日情报战，当时，留在南京潜伏下来的军统情报人员约有70多人，其中便包括詹氏兄弟。面对南京沦陷，二人想要报仇雪恨，但军统局命令詹氏兄弟继续隐匿在大使馆，不要暴露身份。此后，二人继续潜伏于日本领事馆。

日本驻总领事馆计划举行宴会

日本驻南京市总领事馆总领事堀公一计划于1939年6月10日举行盛大的接风宴会，招待来南京视察工作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等人。同时，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等日伪要员，参加这次宴会。

事件经过

策划

1939年6月初，国民党军统局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内线人员詹长麟等人报告，得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盛大宴会计划，于是决定发动南京汤山投毒案行动。6月6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召集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会上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相关人员分别负责行动人员联络及撤退、选定毒药等事项，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担任仆役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负责在酒席上实施投毒。

试验毒药

这次下毒采用的药名为“氰化钾”，标有“USA”字母，是一种剧毒药，由军统局提供。行动小组在试验期间，出现了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的配合等问题困扰，最后均被克服。为了精确药的用量，确保效果，他们用猴子做了试验。最后设计的投毒效果是：日本人喝下毒酒后，像喝醉了一样，在醉态中缓慢死亡，这样既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詹氏兄弟可以在相对充分的时间内撤退。

实施投毒

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南京区为了解除詹氏兄弟的后顾之忧，请包括詹氏兄弟的父母等全家人员，于6月10日早上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人员将詹氏兄弟的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挂洲隐蔽起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这次宴会的酒，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从南京市中华路老字号的“老万全酒家”采购的陈年绍兴酒。喝黄米酒时要温热，詹长麟被分配负责在酒会前温酒。开宴前，詹长炳将毒药交给詹长麟，詹长麟则偷偷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倒入酒里，然后把酒倒好，端上餐桌。

中毒情况

6月10日晚7时零5分，宴会正式开始。参加宴会的人员，主要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随员三重和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长官铃木、泽田、田中等，以及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方面作陪者，除堀公一之外，还有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以及有关工作人员。主、宾经过一番欢迎、答谢仪式后，举杯畅饮。

中途，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突然脸色铁青，嘴里叽咕了一句，很快扑通一声仰面倒下；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书记官船山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落；其他一些人陆续扑倒在地，有人惊叫“酒里有毒!”场内顿时乱作一团，有人立即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紧急报案。

日军搜捕投毒疑犯

特高课长藤冈很快带领手下赶到现场，他一面下令封锁领事馆，一面急令南京几家大医院和日军各医院调来一批医生现场抢救。日本军医经过紧急化验，发现宴会所用的黄米酒中含有很强的毒质。为宴会供应酒的老万全酒家店老板得知消息后，躲匿起来；经过查验，该店出售的酒无毒。日军经过清查，发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少了两个仆役——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于是詹氏兄弟成为嫌疑最大的下毒者。日伪宪警赶到詹氏兄弟的住处搜捕，发现他们及其家属已经人去屋空。当晚，日军宣布戒严，下令关闭南京所有城门，出动大批人马，连夜搜捕南京汤山投毒案疑犯。随即，日军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报刊上刊登告示，通缉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及其家属。同时，日军抓捕了与詹氏兄弟有关联的一批亲戚、友人，进行严刑拷问。

迷惑日伪搜捕方向

为了不株连无辜，上级就安排假借詹氏兄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往上海市，寄给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以使日方以为詹氏兄弟在上海。6月25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挂号信，其中写道：“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特别行政区，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恨，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随后，日军紧急出动精干人员，分别在上海、赴香港捉拿“凶犯”，却一无所获。从6月10日到7月10日，日伪当局在南京城内先后出动宪兵、警察、特务一千多人次，进行拉网式搜捕。

事件结果

詹长麟在酒中投毒后，便退到一边观察事态进展，当他亲眼看到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后，便佯装肚子疼，并向另一个工作人员说去买点药就回来，然后从后门溜走。詹长麟赶赴傅厚岗，与在此处等候的詹长炳会合，随即俩人迅速出了南京明城墙，到燕子矶八斗山的江面，与在那里接应的人一起坐船，连夜抵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徐家洼，被安排住在农户人家潜伏下来。随后，在军统组织的安排下，詹长炳、詹长麟隐姓埋名，辗转多地。

当日酒宴中毒的人员，在日方的抢救下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日本南京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船山两人因中毒太深，不治而亡。

影响与评价

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南京毒酒案”，但消息还是迅速传遍南京城，成为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的美籍女教授明妮·魏特琳获知南京毒酒案消息，在日记中也作了记载。

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在大后方造成轰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大后方的报纸以“日伪均中酒毒”“南京中毒案，敌两书记官毙命”为标题，报道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件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申报》《中央日报》都对这次毒酒案进行了报道，其中《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报道：1939年6月12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日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6月13日以《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为标题继续报道，文中称：“南京敌总领馆中毒事件中，领馆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日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领馆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失踪。”；6月18日、19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并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侵华日军将领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南京毒酒案”：“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