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王戒
朝鲜三国时期有两篇代表性散文：《贻汉将书》、《花王戒》对其语言、文体和对朝鲜文学史的意义提出新的判断很有必要；同时还发现禄真的一段文字是一篇尚未引起注意的赋，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基本介绍
作者简介
薛聪朝鲜新罗时期散文家、学者。约生活于7世纪末8世纪初。字聪智。高僧元晓大师之子。曾入沙门，后又还俗，自号小性居士。当时文言文还不很普及，他曾用方言（朝鲜语）解读九经，并整理了比较混乱的吏读文字（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文字），使之系统化，对朝鲜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散失。有寓言散文《花王戒》一篇载于《三国史记》中，《东文选》也有收录，题名《讽王书》。作品以花王、丈夫白头翁、佳人野蔷薇之间的对话形式，讽喻一国的君主应当亲贤人、远邪和道理。《花王戒》受到朝鲜历代文人学者的推崇。高丽朝显宗曾追封薛聪为弘儒侯。后世李朝林悌的小说《花史》，直接受《花玉戒》的影响。
论韩国古代寓言的人文地位（内容摘要）
一、韩国古代寓言的产生与范畴
寓言有绵亘五千年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世界寓言可以划分三大体系。一个是印度与南亚、中东体系的寓言。它发源于印度，南传南亚，北传中东，而且影响了欧洲和东亚。一个是中原地区与东亚体系的寓言。包括中国、韩国与朝鲜、日本、蒙古、越南等国家的寓言。一个是欧洲体系的寓言。它发源于古希腊，至古罗马时代与古代希伯来寓言结合而形成欧洲寓言传统。韩国古代寓言是东亚寓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本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东方文化圈中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韩国古代寓言至迟产生于公元7世纪，产生的时间居于世界的前列。新罗金德曼十一年(公元643年)，新罗国大臣金春秋出使高句丽国被扣押，他买通高句丽国的权臣先道解，先道解引用寓言《龟兔之说》来启发他如何自救。《龟兔之说》产生的时间一定大大早于被引用的时间。它在被引用之前，一定早已经产生并且广泛流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被政坛人物所引用。而且，我们还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寓言绝不仅仅是这一篇。所以，韩国古代寓言实际产生的时代要比公元643年早得多，只可惜没有被书面文献记载下来。即使从643年算起，也大大早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居世界前列。同书保存的《花王戒》则是7世纪后期著名文人薛聪创作的作家寓言。当时，除了古代中国寓言、古代印度寓言、古希腊建筑寓言、古代希伯来寓言，以及略晚一点的古罗马寓言、古波斯寓言外，世界大部分国家还没有记录下自己的寓言作品，更没有产生寓言作家。所以我们说，韩国古代寓言产生的时间居于东亚与世界的前列。古代韩国寓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一千多年从没有中断，这种情况恐怕只有中原地区能够与之相比。
关于寓言的称谓，韩国古代跟中国一样，早就把寓言作品称为"寓言"。《三国史记》卷46《薛聪列传》记述说，薛聪向新罗国王讲述寓言故事《花王戒》，劝告国王不要亲近邪佞和女色，不要疏远正直。国王听了说："子之寓言，诚有深志，请书之，以为王者之戒。"这个故事中的新罗国王就是神文大王，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681年至692年，即7世纪的末叶。神文大王不仅使用了"寓言"这个词，而且所指的《花王戒》的确是典型的寓言，他使用"寓言"这个词比中原地区古代某些作家或评论家还要使用得准确。
韩国现代把一般短小的寓言故事，叫做"寓话"，也可以叫做"寓言"。"寓言"这个词来源于韩国古典文献。"寓话"这个词，不见于韩国的古典文献，我们推测可能来源于日语。后来查资料证实了我们的想法。日本1915年至1919年编出版的《大日本国语辞典》中，收录了"寓话"这个词条。1925年，日本山崎光子翻译的《伊苏普寓话集》出版，明确地把希腊的伊苏普（即伊索）寓言称为"寓话"。韩国学者孙晋泰（1900--1950）编辑的《朝鲜民谭集》，1930年在日本东京出版。该书编辑民间故事155则，分为4类，第三类是"寓话"、"笑话"等。该书把本国的民间寓言称为"寓话"，这大概是韩国学者最早使用"寓话"这个词。从出版地点与时间看，他所使用的"寓话"这个词都是来源于日本。
"寓言"和"寓话"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如何处理，我们提出一种处理办法。即使用"寓话"作小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英语中的fable，只包括短小的伊索式的散文寓言；使用"寓言"作大的概念，包括"寓话（短小的散文体寓言）"、"诗体寓言"、"寓言小说"以及韩国特有的"假传"等，相当于英语中的allegoric tales。
人文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人的精神的呵护，就是对人性的呵护。人的自然属性本来无善恶可言，但是人的社会属性有善有恶，善性鼓舞人走向完美，恶性让人堕落。人类社会的各类进步的人文文化，本质作用就是惩恶扬善，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体系。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都喜欢运用寓言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优秀的寓言在呵护人文精神方面具有其他文学样式不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韩国古代很重视寓言。寓言，在韩国古代人文科学概论中的突出地位表现为：第一，长盛不衰，领域广阔。寓言渗透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而且具有散文体、诗歌体、小说体等各类形式，并产生了独特的"假传"体寓言。第二，作者队伍，囊括名人。韩国古代寓言家的队伍中，包括了韩国重要的思想家、学者与文学家。如：薛聪、崔致远、林椿、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詹、金时习、成、柳梦寅、林悌、张维、安鼎福、丁茶山、朴趾源等等。第三，主题独特，形成系列。如：从《龟兔之说》到《兔子传》的兔子系列，《野鼠婚天》、《老鼠善窃》、《鼠狱说》等组成的老鼠系列，《花王戒》、《花史》等组成的花王系列，《愁城志》、《义胜记》、《南灵传》等组成的天君系列。第四，寓言理论，别具一格。18世纪朝鲜王朝著名思想家朴趾源，高度评价寓言的文化地位与文学地位。他认为一切著作只有记事和说理两大类，而发源于《易》的寓言是说理的代表。他在《热河日记》的序言中说："立言说教，通神明之故，穷事物之则者，莫尚乎《易》、《春秋》。《易》微，而《春秋》显。微主谈理，流而为寓言；显主记事，变而为外传。"
因为韩国古代非常重视寓言，所以，寓言在哲学、宗教、政治、教育诸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龟兔之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大臣金春秋请命出使高句丽，反被高句丽囚禁，将遭到杀戮。他听了寓言《龟兔之说》后，领悟其中寓意，于是上书高句丽国王，答应归国后献出土地。国王信以为真，派人送他出境。金春秋走出高句丽国境后对陪送的人说："我来请求救兵，大王不同意，反而要求我国的土地。割让国土不是我能够独自答应的。我先前所上的书，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死亡。"高句丽国王听了陪送人员的报告，本想发动进攻，但是见新罗国已经作好军事准备，只得罢手。这则寓言挽救了新罗大臣金春秋的性命，由于他不辱使命，在11年之后被推举为新罗的第二十九代国王。后来，金春秋出使唐朝求救，终于在唐朝帮助下，灭亡百济与高句丽，统一半岛，建立新罗王朝，被拥戴为新罗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这则寓言起了"一言兴邦"的政治作用，其巨大政治作用与随机应变的述说方式都颇似《战国策》寓言。
三、韩国古代寓言体现了东亚共同的人文精神
韩国金泳教授在《由韩中寓言的比较而引发的一个思索》中说： "韩国与中国寓言都较好地展示出对于人类欲望的东方式认识。" "通过自律的修炼与自治，来切实遏制人类的欲望，这不但会带来个人的安定，也会给社会带来和平。"
东亚人文精神中最突出的是儒家精神、道家精神和佛家精神。它们都在韩国古代寓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宣传儒家人文观念方面，韩国古代大诗人丁若镛的寓言诗表现得非常突出。丁若是著名的实学派思想家和现实主义诗人，他关怀民生疾苦，痛斥贪官酷吏。他的寓言诗有《狸奴行》、《海狼行》、《虫食松》、《乌鰂鱼行》、《拨剌池中鱼》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狸奴行》写南山村翁养了一只狸奴（猫），它不仅不捕鼠，而且与老鼠勾结，为非作歹，为害尤烈。诗歌说明上级官吏的腐败之害，甚于盗贼与下级官吏。《海狼行》描写海狼和大鲸都捕杀鱼类，又相互矛盾，发生激战，象征封建王朝中各类官僚集团间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虫食松》描写"千树万树被众峰"的劲松，被金毛虫吸干津液，枯槁而死。诗中的松树象征成长中的人才，他们本可以作国家的栋梁。金毛虫象征当权的小人。群小当权，摧残人才，就扼杀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乌鰂鱼行》和《拨剌池中鱼》，则是诗人自己思想历程的写照。总之，丁茶山的寓言诗所反映的是东方封建体制所孕育出的种种黑暗现象，表现出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东亚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王朝王朝时代寓话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成伣的寓言作品，则集中体现了道教精神。成伣的杂文集《浮休子谈论》卷三、卷四皆为寓言。成伣自号"慵斋"、"浮休子"，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虚白堂文集》，都表明他信奉道家的主张。如：《浮休子谈论》中的寓言《其愚更甚》写道：东丘先生的邻居把房屋的横梁和架瓦的木，砍了当柴，用来烧火做饭，东丘先生嘲笑他愚不可及。但是，他烧掉的还是身外之物。而东丘先生自己，酗酒好色，这将使自己病入膏肓，丧失个体生命，这才是最大的愚不可及。这则寓言充分体现了道家的观念：除了个体生命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外物。又如：寓言《丰厚与不足》，宣扬的是道家知足长乐的价值观念。故事结尾明确地说："心里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东西，那么，即使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竹筐饭，喝一瓢白水，也会认为是幸福；如果心里不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东西，而贪求别的什么，那么即使拥有广大的土地和巨大的财富，也还会心理不愉快呢。"
佛教对古代韩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如《龟兔之说》的基本情节就来源于佛经《六度集经》中的寓言故事"与猕猴"。当然，无论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故事的主人公变换了。东亚人文中有巨大影响的佛教精神，我们从《三国遗事》中的寓言小说《调信之梦》，可见一斑。该小说塑造了寺僧调信的鲜明形象，细致地描写了人世的短暂的欢乐与漫长的艰辛苦难，并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由心中一念所产生的幻象，奉劝世人不要痴迷不悟。作者在故事结尾特别点明寓意说："今皆知其人世之为乐，欣欣然，役役然，特未觉尔。" 《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和尚是高丽的著名的禅宗僧人，被封为"普觉国尊"。他曾经对人说："吾今日乃知三界如梦幻，见大地无纤毫碍。"《调信之梦》所表现的就是佛教及禅宗的"三界如梦幻"的观念。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是对立而相互补充的，后来三家走向调和圆融。对古代韩国有巨大影响的中国著名诗人苏轼，提倡并履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韩国的许多学者与文学家也是如此。如：李奎报的寓言，往往儒佛结合；成伣的寓言，往往儒道结合。
四、韩国古代寓言体现了韩国独特的人文精神
寓言往往是展示民族独特的人文精神的橱窗。一则短小的寓言往往可以展示出一个民族特有的风采，包括该民族的思维特色、价值观念等等。儒家、佛教、道家与道教传入半岛以后，促使了韩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这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就是发源于新罗的花郎精神。《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从真兴王时代（540年至576年）开始，新罗朝廷为了识别与培养人才，从贵族中挑选美貌英勇而有德行的男子，称为"花郎"。花郎通过自由歌舞、游览山水、祭祀鬼神，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亲和。花郎们严格要求自己，行善除恶，他们把佛教理想中的弥勒佛净土，化为一种英勇献身的护国精神。"花郎"精神，把佛教、儒家和道家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表现了韩国民族重视方正与圆融结合的精神。韩国哲学界认为，花郎道是韩国哲学的源头。
韩国哲学会所编的《韩国哲学史》第二章，曾经引用了《三国遗事》中所记载的《白月山两圣成道记》。这个宗教故事本质上是一则寓言。它说，夫得与朴朴，是两位虔诚的佛教修炼者。有一个晚上，来了个美艳少女，请求在寺院借宿。朴朴根据寺院不接纳妇女的准则，断然拒绝；夫得考虑到这美女在夜晚荒郊露宿的危险，接纳了她，但不为美色而迷失。故事写道，这个少女是观音菩萨所化，是考验并帮助他们的。两人都经受了考验，如愿以偿地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正果。这个故事的宗教性十分强烈，但是我们只要加以分析，就可以从中领悟到哲理启示，也就是领悟到包含在故事中的寓意。《韩国哲学史》深刻分析了这则故事与韩国民族精神的关系。该书认为：夫得所表现出的境界，比朴朴的境界更高一筹。因为夫得能够掌握佛教精神的真谛，能够圆融地处理突然发生的事件，能够接受常人无法接受的考验。人们可以将夫得看作是圆融性的化身，朴朴是方正性的化身；这一传说，对圆融性的评价要比对方正性的评价更高；圆融性和方正性最终还是将力量合在一起，形成方圆之妙。该书说："方圆调和就是韩国精神的理想型。"
柳梦寅《於于野谭》中的著名故事《野鼠择婚》，也表现了韩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这则故事采用循环归谬论方式展开情节，写老鼠的追求不切实际，反复为女儿选择对象，费尽心机，最后还是只能选择自己的同类老鼠。风格幽默，情节跌宕，发人深省。这则寓言的基本寓意是：人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不要高攀贵族，"夫人也不知自分，敢与国婚，侈然自乐，卒嫁其祸，曾不野鼠之若。" "野鼠求婚"的故事，来源于印度《故事海》中的"隐士为鼠女择婿"的故事。随着佛教传入东亚，中国、朝鲜、日本皆有类似的变异故事。但是，《蓝色大海的传说》中的这则故事却有韩国人民自己的切身经验融汇其中，其中还包涵了高丽、朝鲜王朝与中国王朝的交往经验。高丽王朝后期，国王娶元朝的蒙古公主为王妃，不仅没有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受到控制，使国家政治受到更加严重的干涉，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吸取高丽王朝的教训，一方面极力跟明王朝建立友好关系，事大以礼，但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婚姻关系上也是一样。有人向李芳远李芳远建议，给世子娶明朝公主。李世民力排众议说："倘若许婚，或非系帝女，虽或亲女，语音不通，非我族类，而恃势骄恣，压视舅姑，或因妒忌……私通上国，不无构衅。"(见《太宗大王实录》卷十三)所以，这则寓言反映了韩国古代独特的政治意识，可以说是开朗精神与圆融意识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五、韩国古代假传丰富了东亚与世界寓言的体制
韩国古代寓言有四种主要体制：散文体裁的寓言，寓言诗歌，寓言小说，"假传体"寓言。其中的"假传"，是韩国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兴起于高丽时代，绵延至朝鲜王朝时代，近千年长盛不衰，作者辈出。假传实际上是一种传记体的寓言。典型的假传，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点：1、它的体裁形式是人物传记，而主人公是器物（朝鲜王朝时代，还以拟人化的心性为人公），作家把器物拟人化，用它影射社会上的某种人或现象，并寄托作者的感慨。2、主人公不以原来器物的名称出现，而另外取一个有历史渊源或能表现其特征的名字。3、大量考证并附会历史典故，以此为基础，虚构该物的一生经历和家世。4、风格幽默，寓庄于谐。文章把器物当成人物描写，本身就是诙谐的。篇中大量使用双关手法，也增加了诙谐色彩。
假传体寓言，受韩愈《毛颖传》（毛笔）、苏轼《万石君罗文传》（砚池）等的影响。但是，《毛颖传》等在中国影响不大，在韩国却发展为独特的假传体寓言，后来居上，成绩斐然。它近千年长盛不衰，产生了林椿、李奎报、李谷、李詹、张维、林泳、安鼎福、柳本学、李钰等一大批颇有文化地位的作家，成就超过了中国，形成为韩国寓言中的一个独立品种。它丰富了东亚寓言的体制，也丰富了世界寓言的体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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