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兵变
烟台兵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因粮饷和遣散费用等问题,导致士兵群起闹事,捣毁团部,打破军械库大门抢夺武器,而发生的一桩历史事件。
事件介绍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因历史原因,烟台驻军番号众多,素质,装备参差不齐。共计有同盟会系统的商震军,北洋政府系统的斳云鹏军,连承机的关外军,本地的直鲁联军和海军。北洋政府多次裁撤烟台市驻军,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士兵裁而不去,滞留烟台市区,妨害治安,加之裁撤问题所带来的粮饷不足,则令到烟台各派系的军队均军心不稳。
1913年1月3日,关外军第一营,第三营因粮饷问题闹事,但到中午被缴械。随后,第二营遵照命令裁撤,交还武器,等候领受遣散费。但是,早在年前裁撤的本地鲁军士兵素与关外军士兵不和。在关外军士兵解除武装后,便聚众滋事,围攻,殴打无武装的关外军第二营士兵。第二营士兵愤怒,前往团部要求立即发放遣散费用。
1月5日下午4时,士兵因久不得回应,遂群起闹事,捣毁团部,打破军械库大门抢夺武器。第一,第三营士兵遂起相应,在烟台市市区闹事,抢劫,纵火。商震立即出兵镇压,同时带领各营营长分头劝说,暂时稳住了变兵。1月6日,商震紧急筹款,分发遣散费,安抚变兵人心。下午,商震军武装押送变兵坐上两艘轮船,渡海前往大连市,在大连就地遣散,兵变平息。
此次兵变导致烟台市区商铺遭抢劫,毁坏28间,纵火烧毁房屋80余间,经济损失约5万银元。士兵伤亡20多人。
史料记载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驻烟台之关外军因不肯遣散,哗变,纵火抢掠。”
这场猝然而起的兵变,对烟台市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一时震动中外。乱局虽未殃及外国侨民,仍招来日本、英国军舰进入烟台海域巡弋,欲行干涉。烟台近代历史上的这件大事,除了在中原地区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山东省及烟台当局与北京政府就兵变处理的往来文电,相关史事在正史叙事中难见其详,亲历者或知情者的回忆中也鲜有述及。至于不同版本的烟台地方史志,往往是简单数语一笔带过。近年出版的《烟台历史大编年》对此竟无着笔。这场兵变迄今已历百年云烟,追溯既往的历史细节,其意义不止在于探求历史真相,这段被刻意淡化的史实背后,是否还藏着历史的隐秘与玄机。
事件经过
烟台兵变距山东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所发动的烟台起义仅一年有余,弄清兵变原委,需从烟台起义说起。1911年11月12日晚,由革命党人发动的烟台市武装起义,成功光复了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随即成立了临时军政府,烟台一时成为北方革命重心,为全国所瞩目。次日,山东省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但是山东独立只维系11天,在顽固派重新掌控军政权力后取消独立,又归附满清政府。胶东半岛兵备道、炮兵标统张树标率兵东进,试图扑灭胶东地区的革命。其时,清廷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组成内阁,南北开始议和,国内形势变得异常饺子。在山东首义之地的烟台,假意赞成革命而被推举为烟台军政府总司令的王传炯,先是首鼠两端,继而压制革命党人。烟台革命形势岌岌可危之时,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等人谋划夺权,事败后被迫撤至大连市活动,以图再举。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认为山东省“地处南北要枢,且有铁路、海运之便”,又是“吾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举足轻重。为救烟台市危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胡瑛为山东军政府都督,并从上海市、南京等地陆续调派数支武装力量开赴烟台,或路经烟台北上辽东。
最早增援烟台的北伐军,是被孙中山委任为关外都督的蓝天蔚所率一部,自上海乘海容、海琛、陈一白军舰来到烟台。关外民军总司令商震闻讯,亦从大连市赶来会合。1912年1月15日,徐镜心、连承基、刘艺舟等人率由辽东招募的绿林豪杰300余众,先行克复登州。随后,刘基炎所率沪军先锋队、杜持所率闽军一旅、郑天楚所率广东十字军,皆屯兵烟台市。王传炯在闻知北伐军来烟消息后,便抽身躲到北京去了。这期间,商震又奉命率部北渡,在尖山口登陆,向辽阳市方向攻击,至清政府宣告退位,南北战事停歇,商震又率部返回烟台,后改编为一个混成旅,是为驻烟关外军。南北政府统一后,设于烟台的山东省军政府自然撤消,北京政府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陆军部则委派曲同丰以“办理登烟岛整顿军队并发饷及善后事宜”的名义,前往烟台收束军事,整编裁撤部队。因辛亥革命原因,烟台驻军一度番号众多,从政治派别划分:有的原属北洋系统,有的原属同盟会系统;从地域来源划分:有山东民军,有关外军,有南方军。即便是南北对峙,全力倾覆清廷之时,属同盟会系统的各武装力量,也时而争权夺利,时而内讧摩擦,争斗不息。一些革命党人“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于满族谋光复。清帝制已倒,许多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以前结合的原因消失,于是分化的作用便起来了。”故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一个分化杂与重新整合的时期。
就烟台驻军而言,兵员成分复杂,素质良莠不齐,扰民事件时有发生,1912年间,蓬莱、莱州市、龙口市发生乱兵抢劫事件多起,有的是原满清遗留的旧军队所为,有的是革命党的民军所为。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民力疲惫,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军队殃民为害地方,两江总督不济固然是主因,但军纪废弛也是一大疾。烟台市一隅小城,大军靡集,造成的社会负担,让民众苦不堪言。尽管北京政府下令力行裁撤,到发生烟台兵变前,南方各军或已班师回防,或已就地整编,由商震辖制的关外军和连承基辖制的直鲁联军,如何安顿,是否裁撤,一直是令山东地方政府头痛的难题。就在烟台兵变的一个多月前,上任刚满半年的山东省都督周自齐,曾于1912年11月21日致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示驻烟各军的裁撤事宜,文电说:“驻烟各军遣散事宜,颇有头绪,惟关外军种种要求,甚形棘手。商民惴惴,时虑猝发祸机。各团体以蒙方多事,联电陈恳调备北征。自齐等再四研究,该军多系北产,素称精悍,若令备边,必称得力,固国防而靖内地,较之遣散,尚属完善。拟恳俯如所请,准即调往,实为两得。”文电由周自齐和靳云鹏联署发出。靳云鹏于本年7月到山东接任陆军第五镇统制(后镇改为师、统制改为师长),并会办山东军务。陆军第五镇与袁世凯渊源甚深,堪称嫡系部队。袁派山东省籍将领的靳云鹏来鲁,自有深意,一年后便将周自齐调任中国银行总裁,由靳接任都督,执掌了山东军政大权。这封电报透露出的消息耐人寻味:似可知驻烟台市的关外军,已然成为山东当政者的一块“烫手山芋”,遣散该部进展的很不顺利,该部“素称精悍”,方敢在遣散之时提出“种种要求”,与当局讨价还价。周自齐认为与其强行裁撤酿出祸端,不如借口戍边蒙古令其调防,以收调虎离山之效,如此,对上有交代,对下不得罪。让人发噱的是电文“固国防而靖内地”一语,既为精锐劲旅,巩固边防自不待言,那“靖内地”又从何说起,是暗指该部时常干政扰民?还是说该部曾为民军而不可恃?对周的这一“妙策”,袁世凯万万不会答应,裁军减员是南北双方达成的共识,至于如何裁、裁谁,却是身为大总统的袁说了算。对“办共和”从无兴趣的袁世凯,绝不可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借此遣散崛起于辛亥鼎革之际,有南方革命党人背景的武装,是他的既定方略。这支桀骜不驯且彪勇能战的关外军,早已是袁去之而后快的目标,不然,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变成肘腋之患。
北京政府陆军部为尽快遣散驻烟关外军,于1912年年尾,委派陆军部顾问陈干莅临烟台市督促裁军。陈干乃是老同盟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奉黄兴之命,组织了一支北伐敢死队,后改编为淮泗讨虏军并任司令,再与山东民军合编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任少将旅长。南北议和后,陈干认为共和告成,自请解散所属军队,到陆军部任顾问。陈干抵烟后,曾向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及会办山东省军务靳云鹏条陈裁军事宜,陈干认为:“烟台自去冬至今,各军屯聚,物力疲敝,当此解兵之际,宜急为善后。窃为商朝军队遣散,连军纵不退伍,亦当调离烟境。盖商军、连军解散裁汰之兵,多未离烟,市不无扰害。故干曾云:诸军裁兵,如不严行驱逐,则去一兵暗添一匪,商民困于水火,伊于胡底。且善后办法,对于商民宜宽不宜严,对于遣散兵士宜严不宜宽,扰乱秩序,格杀勿赦。兵队驻扎,宜于勤为更替,不宜久为流连。连军在烟日久,与商军兵士多属相识,宽于善后,恐非所宜。以干愚见,莫若将登镇或登莱青胶道移住烟台市,责其驱逐散兵,搜杀土匪,于是山东省军政收统一之效,烟台市面得以廓清之续。”陈干来烟发现,散兵滞留不去,已成为烟台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惜的是,他对散兵安置的建议和举措,尚未施行就发生了烟台兵变。
兵变前二日,商震向陆军总长段祺瑞报告了关外军遣散进展,称:“关外军一、三两营均于今午和平缴械,市面安谧,特此奉达。”似乎裁撤事项一切有条不紊,未现异常。周自齐和靳云鹏根据烟台各方纷至沓来的报告,得到的情况是,烟台“日来抢案迭出,险象渐增,人心惶恐。未遣之关外军第一标第一营,几肇暴动”,他们做出了与商震不同的判断,认为烟台市局势严重,大有山雨欲来之兆,于是,向段祺瑞要求饬令曲同丰速向遣散兵士拨发军饷,尽快使他们离开烟台,并表达了对曲同丰裁军久拖不决的不满,特别对拖延发放遣散饷银发出预警,周自齐要求陆军部“速将款项拨发,以免贻误事机。”曲同丰本为烟台籍人,以陆军部特派员身份,来烟台整顿军事、办理善后,他既要协调各方,化解利益冲突,又要完成遣散任务,绝非一人所能为之,苦衷甚多。山东都督府不满于他,驻烟各军也不听命于他,很能说明民国初年的地方军政,存在政出多门、相互制肘的弊害。
正式遣散关外军,自1月2日开始,至4日结束,其顺序为第1营、第3营、第2营。1营和3营均领到遣散费,2营收缴枪械后,却因饷项一时无法筹措未能及时领到。早在年前遣散的一些鲁籍兵士素与关外籍兵士交恶,在关外军解除武装后,开始寻讯滋事,攻击殴骂,第2营兵士愤怒之余,于5日下午4时集众围聚司令部,请求立即发放遣散费用。商震无饷可发,除了劝导之外,别无他法。众人不听,强行打开军械库房,取回已上交的枪械,愤愤而去,呼啸过市,所到商铺径行抢掠,另外1营、3营已遣散的兵士遂起相应,一场对烟台市商民的打砸抢烧由此开始。
最先向北京政府报告兵变的是驻烟鲁军旅长连承基,事发当日即向袁世凯、陆军部、参谋部发电,次日凌晨1时许,又发第二通电文。随后又有曲同丰、陈干、王潜刚和商震分别发电,向袁世凯及陆军部奏报兵变经过。其中,商震电为6日午后发出,较为详细。就商震电所呈报的情形看,与兵变事实多有不符,商震自辩:兵变发生后,亲率该部各官长沿途召集,令乱兵回营,至5时各兵士皆回原营,安谧无事。又说,兵变当夜,有土匪乘机抢烧宝成银楼、同合饭馆二、三家等等,均为轻描淡写,有推脱责任之嫌。事实上,兵变人员并未全部回营,一部分变兵在前来弹压的直鲁联军、海军威慑之下,撤退至烟台朝阳街一带,架设枪支,分关把口,严阵以待,与鲁军、海军隔街对峙。有些零散于其它街巷参与抢劫的乱兵或被擒获,或被击伤击毙。
兵变次日,陆军部综合各方面情报,分别向济南市靳云鹏,烟台市曲同丰、连承基、陈干、商震、王潜刚发电,指示处置方针。段祺瑞要求靳云鹏将兵变情况通报烟台附近的各军队,全力支持连承基平息兵变。对于海军,陆军部无指挥权,段祺瑞也通过海军部饬令烟台所驻海军,配合连承基行动。陆军部下达给烟台各要员的指示是严厉的:“奉大总统令:迭据电报关外军退伍兵第二营抢掠焚劫情形,殊堪发指。着即会商各该军官长,勒定时限,赶速缴械上船;如过时不遵,应即将该叛兵等照土匪例惩办,即尽殄灭,亦不为过。商震所司何事,任令扰害良民,若无善后之方,试问当得何罪?至直鲁联军欠饷,并有曲参议查明速复,毋得延误。”段祺瑞采用先抚后剿的高压政策,与北京政府对待各地频发的兵变,在政策上是一致的。民国时期的兵变一定程度上动摇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础,严重影响民心归向,因此,对兵变采取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举为其主要措施。
连承基等人对兵变人员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围而不打,施以威慑;其二,苦心劝降,许以条件;其三,逼其缴械,监控离烟。朝阳街为老烟台市繁华之地,商家栉次鳞比,乱兵盘踞于此,强行攻击,势必造成附带损失,因而连承基于朝阳街四周密布重兵,又与陈干议定,由陈干会同商震,对关外军兵士进行攻心。直鲁联军、海军分段严守,使困于朝阳街的乱兵难以突围逃逸。至兵变次日上午,双方达成协议,其要点为:包围乱兵朝阳街及防卫海岸码头的鲁军、海军适当后撤,让出通道,参与兵变的关外退伍兵士于下午3时自行离开,登船之前再行缴出枪械即时离烟。此协议主要有陈干、商震、王潜刚作出,连承基认为该协议虽过于软弱,有失“军威”,又顾忌久拖不决,会节外生枝,同意遵行照办。1月6日,商震紧急筹款,分发遣散费,安抚变兵人心。到下午4时许,关外军依次在海岸放下武器后登船。商震亲自武装押送变兵渡海前往大连市,在大连就地遣散。至此,烟台市市区逐渐归复平静,但兵变带来的政治余波远未止息。
连承基作为领军将领,在这次平息兵变过程中尤为卖力,其表现也未负众望。事变中,陆军部为激励与安抚直鲁联军,特拨发军饷款项1万元,1月6日,汇单未到即从烟台太古集团领到6千元。连承基为人强势,1878年出生于普兰店区,19岁考入吉林巡警学堂,庚子之变后,留学于日本东京警官学校。东瀛归来,先在奉天宪政学堂执教,后又谋得吉林省警察署署长一职。与前来吉林市从事反清活动的宋教仁、徐镜心结识,与二人成为莫逆,便弃官加入同盟会。连承基得知武昌起义消息,随即在大连市秘密招募民军,购买枪械弹药,以期举事。徐镜心来大连借兵,他们就联络了一批绿林豪杰,搭乘日本客轮偷袭登州,得手后就地筹饷募兵,迅速拉起了一支民军,是为驻烟鲁军之始。烟台起义后,连的队伍作为胶东半岛革命力量的骨干,曾立下赫赫功劳,但连不善于与其他革命党人合作,与刘基炎的沪军、商震的关外军时起龃龉,甚至与刘基炎差点闹到兵戎相向的地步。南北统一后,连承基所带民军整编为旅。驻防烟台市期间,强悍作风不改,为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因。弭平烟台兵变之后,直鲁联军的裁撤即被提上日程,周自齐、靳云鹏于1月7日致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示鲁军遣散问题,他们请示说:“烟台鲁军力求留一混成团,归入山东部队。现在山东省防军苦多,近在极力裁汰,断难再有增加,且关鲁两军,事同一律,去关留鲁,实不妥善。若今鲁军与各军杂住,军事殊嫌复杂,若令其仍住烟台,地方终难统一。窃以为趁关军全散之时,即将鲁军一并遣散,一气呵成,较易著手,且我军即可分驻烟埠,以一事权。”鲁军是裁是留,周自齐意见明确,与上年请示关外军裁撤,态度大相径庭。这次何不建议直鲁联军北调蒙古戍边?何以厚彼薄此?其中,除了周自齐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之外,与商、连二人个性有极大关系,商震性情温良持重,连承基性格刚毅强硬,在周看来前者易于共事,而后者则不易统驭。对鲁军的裁撤问题,曾为老同盟会员的陈干也与山东都督府持相似意见。至于曲同丰自来烟台市办理军队整顿事宜,更是与连承基交恶,甚至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这些曾为民国建立有过大功的军人,在地方上逐渐成了不听政令的骄兵悍将。东海关监督兼烟台民政外交事宜王潜刚曾向袁世凯和段祺瑞报告说:“九号(笔者注:1913年1月9日),曲因事为连所窘,避至海圻,来函言已入京,属潜刚为料理未了之饷。”王虽未明说因何事发生冲突,但连承基给曲同丰的难堪一定不小,否则,曲同丰不会跑到海圻号军舰上以避风头,然后又撂了挑子跑回北京,把应属他办理的事务甩给了王潜刚。
善后
兵变的善后也是令烟台市当局极为头痛的事。关于兵变造成的损失数目,由王潜刚于兵变数日后查明并报上听,他所呈报的损失情况,与事发时由商震、曲同丰、连承基分别上报的情况有很大出入。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王潜刚所呈报的无疑更真实准确,因为涉及到善后抚恤。对于商家而言,官方所提供的赔偿与实际损失,只能是杯水车薪,驻军的饷项尚且难以为继,给受害商民的抚恤也就是安慰性的。此次兵变,官方认定的受害商民有28家,烧毁房屋80余间,损失数目折合白银48400余两。上海市的《申报》登载《烟台兵变损失调查录》,详列受害商家及其损失:“顺成洽损失银钱、土药、衣服计一万四千八百两;宝成楼计首饰器具一万三千两,被焚之楼房值一千七百两;恒丰长当局一千两;公泰义银钱、衣服五百两;同聚和一千四百两;进记栈五百两;元和泰七十两;德生祥白两;义顺祥五十两;同成福十两,岩城伙房三十两;合顺居三百两;昭盛衣局一百两;万顺德衣局六十两;吉成银楼五百两;民艺兴三百两;春和皮靴银钱货物二百两;成源永一百伍十两;仁兴成十两;万寿堂银钱货物衣服计八百两;善义斋六十两;同源顺二十两;太兴一两;福盛勇五两;致祥义五十两;聚茂栈五十两;吉祥斋二百两;同和馆银钱衣物铺垫一千八百两;思义斋三百两;义成楼银钱什物计三千六百两;永裕成一百二十辆;德生源五十两;天茂栈三十两;天茂蓉十两;春昌栈五十两;福兴堂百十两。以上三十八家外有被焚烧楼房之房东之家统计损失银钱六千两,金银首饰一万两,烟土一万两,药料一千两,楼房五千七百两,衣服七千两,铺垫器具六千两,货物三千两,共计约四万八千余两。”除了有形的巨大财物损失,带来的民心惶恐非一时所能消除,民众受到的精神创伤久难愈合。一年以前的烟台市,曾充满过“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烈气氛。“革命”是这个港口城市的主旋律,在经过惴惴不安的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生活的世界有了勃勃生气。接踵而至的革命军进入烟台,驻扎于城内城外,市随处能见到佩带“光复烟台纪念章”和“建造民国纪念章”的军人和平民。军民相处日久,既是偶尔发生的军人违纪事件,烟台民众的也愿意相信那是不纯分子所为,与“革命军”无关。但当驻烟军队陆续遣散之际,这些解甲之士,突然变成了令人切齿的匪类。关外军的纵火抢掠,肆意作乱,让景仰革命的民众目瞪口呆。
后记
在烟台兵变造成的乱局中,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那就是受害者皆为中国商民。烟台市作为通商口岸城市,至兵变发生之时,开埠已历50余年,先后有16国在烟台设立领事馆,对外贸易发达,华洋杂处。在外人眼里,烟台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受青睐的避暑休闲胜地,此地从事商贸的洋行多是国际知名公司的分号,个个屯金聚银,它们却能在兵变中“独善其身”。个中奥妙,在官方处置兵变的文电里,可稍见端倪。陆军部给靳云鹏文电中称:“幸连司令一人抵御,得以保全外人之地”;连承基在多份电文中提及:“敝军扼守街巷并外人居留地”,“外人居留地保护无恙,洋商毫无损失”;王潜刚说的更直截了当:“前日日舰已到,英舰亦来,若在有事,势必干涉要求。租界各领虽来道谢,亦啧有烦言。此次外人无损,实为侥幸。”可见,地方当政者把外国人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对保护外国利益不仅下足了气力,还存在着严重的畏惧心理。对兵变参加者来说,他们虽然铤而走险,但也深知洋人不是好惹的,抢自家人的东西与抢外国人的东西相比,风险系数大不一样。兵变究其本质,它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冒险行动,冒险到何种程度,是需要拿捏的。烟台市的兵变,属于“经济类”兵变,乱兵以抢夺财物为目的,无任何政治性要求,自然就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把劫掠的目标定在了手无寸铁的个体商户身上。政治上弱势的中国商民,常常成了社会无序与动荡时期的受害者,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再看烟台当局对兵变是如何做的检讨。曲同丰当时找到的原因教训有二,他向袁大总统和段祺瑞报告说:“关外军昨晚滋闹之事,查其原因:一、饷款未到,解甲兵颇有烦言,商家挪凑,缓不济急。二、退伍兵士在市中口角,借端寻仇,强索已缴之枪,互相攻击,市面秩序颇形紊乱。”一场集体变乱而引发暴烈血腥的动乱,被曲同丰大事化小,说成了小打小闹。总结的原因更让人哑然无语,按曲的说法:关外军未拿到遣散费,心里不痛快,就发牢骚骂娘,挪借商家的钱两吧,又等不及;街面上的退伍兵们发生了口角,就回营抄家伙以谋报复,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如此而已。身为政府的一方大员,对发生的严重事变,这样敷衍了事,可见民初时期的政治败坏与政权紊乱。烟台兵变平息数日后,东海关监督王潜刚也给袁世凯及段祺瑞发了一通长电,把酿成兵变的直接责任推给了曲同丰,并为商震开脱责任,说“商少将为曲所误”。还辩白他的良好建议不被曲同丰采纳,以致肇祸。还把一些道听途说来的谣报告上去,说曲同丰本无裁兵之心且存非份之想,曲同丰想保全商、连两旅,以便自任师长云云。王潜刚还向北京政府申请拨款,数额为1万9千元,理由是曲同丰当甩手掌柜走了,办理关外军欠饷的钱,是他向地方商绅借垫的,需尽快偿还。最后不知真心还是假意,谨请段总长代他辞职,恳求大总统另派贤能之人接替。辞职是假,要钱是真,那意思是,拨不来款项,我也要走人。
平息兵变立下大功的连承基,并不知晓直鲁联军的裁撤已近在眉睫。鲁军虽也在遣散计划之内,连承基始终心存侥幸之念。在他想来,此次应对突发事变,必有德于地方,也有功于国家。约在兵变平息半月后,连承基致电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文电既是陈情,亦有试探之意,连承基称:“近日各报馆往往于军队事宜,先以意度妄行登载,动致军心民心两形疑惧,小则妨碍安宁,大则易酿意外,危及大局,殊堪痛恨。烟绅自关军变乱,探报密称,该乱兵等至大连湾悉入宗社党,潜渡来烟者甚多,均藏日本旅馆,意图煽惑。司令正在加意防范,连日亲至各团营演说,深固兵士之心,竟有多数报章登载直鲁联军即行解散等情。本日《芝报》亦登有大宗款到,鲁军即解散一节,显为匪人利用,有心妨害治安,此等报章直可认为匪类机关。除与东海关监督王潜刚商量严行取缔外,应重申报律,通饬京外各处,嗣后凡于治安有害及危险之军队裁留事宜,毋得任意预登,倡导变乱。又敝军欠饷及淘汰费纵不能同时命到,亦恳速命若干,欠饷近四阅月,又逼于旧历年关,炊烟已断,实非司令所能维持。千恳谅察,大局幸甚。”连承基所呈情况,显然夸大了烟台市的危机,痛斥报馆报道失实,别有用意。事后证明,新闻媒体披露的消息则变成现实。关于他所呈“遣散的关外军悉数加入宗社党”一事,更属危言耸听。事实上,清廷宣布退位后,志在保全皇朝由满清贵族主导的宗社党,早已树倒狲散。即使宗社党阴魂未散,也绝不会发生曾冒死反清的关外汉族兵士,都去参加这个组织。至于若干年后,宗社党死灰复燃,主要还是日本人的阴谋与介入所致。连承基如此上报,其用意是为避免直鲁联军被遣散。袁世凯自然不会听从这套说辞。不久,数度电招连承基进京议事。连承基不知是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行至天津市,便获知驻烟鲁军被遣散了。他悲愤懊悔之余,决定驻足津门,观望形势。3月20日,发生“宋教仁案”,连承基决定行动,联络旧部,准备重组武装,事泄被捕。当年9月,这位血性的辛亥志士,被袁世凯的犬鹰陆建章处死了。其志业未酬,令人痛惜,也让人唏嘘。随着驻烟鲁军的遣散,参加辛亥革命,又于烟台市风云际会的几支革命武装,就此风流云散了。
1913年8月,北京政府设立了烟台镇守使公署,由北洋系将领聂宪藩署理。陆军第五师混成旅开进烟台,该旅第一团分驻海防营、西炮台、芝罘岛等处;第二团驻蓬莱、龙口市等地。曲同丰虽然办砸了整军事宜,因与段祺瑞的特殊关系,自此一路高升。当年8月底,曲同丰接替蒋百里升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兼任将军府参军。1924年被北京政府晋升为陆军上将。1929年,已经赋闲寓居天津市的曲同丰,被不明身份的刺客击杀,死于非命,时年56岁。
在烟台兵变中,其他几位重要当事者的命运各异。陈干几经宦海沉浮,1926年再次参加北伐,不避生死,却为同为国民革命军的桂系李宗仁以“莫须有”罪所,时年46岁,葬于山东昌邑。商震为其立“故中将陈公明侯纪念碑”,亲撰千字碑文。商震是民国将领中少有的几位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皆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二级上将。晚年定居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回国观光,1978年5月,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其骨灰运回大陆,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王潜刚是霍邱县人,卒年不详,他在烟台市任职较长,一直干到1919年年底,调任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员兼芜湖海关监督。其人好文,有《观沧阁藏魏齐造像记》、《清人书评》等著作传世。由王潜刚主持修建的烟台海口挡浪坝工程,是他在东海关任上做的最为后人称道的一件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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