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

靳云鹏（1877-1951年），字翼青，出生于山东邹县，后入济宁市籍，北洋军阀，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首。

靳云鹏早年穷苦，家人生活困苦之时，补名加入“新建陆军”，在段祺瑞任学堂监督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赴云南省任云南清军第十九镇总参议。辛亥革命时，蔡锷等革命党人在云南发动新军起义，靳云鹏在五华山被击败，化妆逃跑。后在段祺瑞的推荐下，先后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和山东省都督，袁世凯改制后受命为泰武将军，接手山东军务，后因通电请袁世凯辞职，被免去职务。袁世凯去世后，再次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协助段祺瑞在北洋争权，曾于1918年出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后代表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款。后因与段祺瑞的另一亲信徐树铮争权，逐渐倒向徐世昌、张作霖等人，于1919年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务院总理，进行组阁，次年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皖系失败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再次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两度组阁，曾提出进南北和议、裁撤军队、整饬纲纪、整理财政等四点主张。但因在第三次组阁中的得罪了徐世昌以及北洋交通系，同时失去了张作霖的支持。1921年12月17日辞职，退居天津市。

靳云鹏退居天津后主要从事经济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曾再度活跃，企图主持华北政局，1942年，靳云鹏与王克敏、张鸣岐等人被聘为伪“华北政策委员会”，属下咨议会议委员。1951年1月30日病死于天津，享年75岁。民国史学者贾逸君在其《民国名人传》中评价靳云鹏：为人胸襟径直，在北洋政府武人中，共曲同丰战术最为优。然而没有特殊的才能，故而未能有大作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77年（清光绪三年），靳云鹏出生于山东邹县山区苗庄，字翼青，家中排行第四，其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靳云鹏祖父和父亲皆以务农为业，因父亲早亡，加之山东省连年灾害，难有收成，靳云鹏的祖父母和母亲邱氏以摆小饭摊，贩卖高粱煎饼、丸子汤和茶水为生，后又开磨坊加工面粉。

一年，山东再次发生灾荒，大道上行人稀少，饭摊难以维持生计，靳云鹏的祖父携带家眷逃荒到济宁市。因久居济宁，靳云鹏落籍济宁。在济宁，靳云鹏的祖父继续带着家人做小生意和开磨坊为生。

靳云鹏八岁入书塾读书，成为三兄弟中唯一在家乡念书的人。靳云鹏十八岁时已是清末时期，因时局动荡不安，家中磨坊负债关闭。在一家人借贷无门之时，天津“新建陆军”在济宁土山招募新兵，靳云鹏提出“补名当兵”。

投身新军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靳云鹏应募到小站镇，投身到袁世凯麾下。起初靳云鹏被分为炮兵，不久升任排长。三年后，靳云鹏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与他同期的同学有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张对元、马良等人，学堂监督则是段祺瑞。

自武备学堂毕业后，靳云鹏留任教习。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在保定市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所），下设兵调、参谋、教练三处。段祺瑞出任参谋长处总办，靳云鹏任参谋处提调，二人朝夕相处，关系日益密切。

任职云南

1909年（清宣统元年），段祺瑞将靳云鹏推荐到云贵总督李经羲手下任驻云南的清军第十九镇总参议，与他同时受推荐的还有任第十九镇统制的钟麟同，第三十八协统领的曲同丰，第三十七协统领（后调任兵备处总办）的王振。

李经羲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李根源等人，而靳云鹏因专权任私被李经羲所怀疑。靳云鹏与钟麟同、王振畿等北洋派，常以正统自居，常倾轧蔡、李根源等人。靳云鹏曾上陈李经羲，称南方人好闹事，不便重用，企图离间李经羲与蔡锷等人。但李经羲则认为蔡锷稳重干练，希望靳云鹏能够与他共同整训军队。此外，靳云鹏常将云南省边情密报袁世凯、段祺瑞。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靳云鹏等人向李经羲告密，称蔡锷等人是革命党首领，要早早除掉，以绝后患。李经羲以不可操之过急而回绝。靳云鹏等人后又献计将李根源外调，以此分散革命力量、孤立蔡锷。1911年10月30日，蔡锷、李根源在云南率领新建陆军举行武装起义，向军械局及五华山一带进攻。靳云鹏与钟麟同抗拒革命，率新军两营及巡防队数营在五华山抵抗。双方战斗持续一天后，五华山被革命党人攻占，钟麟同被击毙。靳云鹏则化妆成轿夫沿滇越路逃往越南河内后，又北上到河南省投奔了时为第二军军统、在湖北镇压革命的段祺瑞。

经过段祺瑞的保举，靳云鹏赴京向袁世凯面陈滇中局势。靳云鹏从北京返回湖北后，仍受段祺瑞的重用。

主政山东

1912年，靳云鹏经段祺瑞举荐，升任北洋政府陆军第五师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镇守济南市。同年秋天，裁汰旧军制后，靳云鹏改任第五师师长，九月被北洋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次年，接替山东都督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为了统一军权，废除各省都督制，改为将军制。1914年6月30日，靳云鹏被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初涉政治的靳云鹏急需帮手，时任山东实业司长的潘馥、原岱北道道尹的夏维泉与其交好，三人来往密切，潘、夏二人对靳云鹏言听计从。夏维泉的同乡、提学司王朝俊在夏维泉的介绍下得以与靳云鹏接近。二人勾结在一起攫取矿权。当时淄博市地区时兴办矿，民国矿业条例规定需按矿场面积交税，如若不然则取消矿权。但因当时政治混乱，无人顾及此事。王朝俊以此为契机，怂靳云鹏通告矿商补足历年税款，否则取消矿权。许多办矿者迫不得已，出让部分矿权。靳云鹏与王朝俊趁机与矿商合办，以加入新股的名义，补请矿政部立案。

此外，靳云鹏还与他人合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在济宁市等地开办电灯厂、面粉厂。济南大观园在开辟为商埠之前，他闻讯以督军的权力将这片荒地以低价购买，待开辟为商埠之后，地价陡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扩张在华势力，抢占胶东半岛，靳云鹏大多依顺日本人的要求。

倒袁始末

1915年袁世凯复辟时，靳云鹏参与十四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基”，被袁世凯授以伯爵。同时，靳云鹏对山东地区反袁民军势力也虚与委蛇。

在各地反袁呼声之下，靳云鹏于1916年三月初，在冯国璋的策动下，与江西省李纯、浙江省朱瑞湖南省汤芗铭一起，拟联名各省通电迫袁取消帝制。在征求各地将军意见之时，直隶将军朱家宝向袁世凯告密，靳云鹏也因此遭到袁世凯的忌恨。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职位。山东地区的反袁力量逐步逼近济南市，靳云鹏被迫于4月29日通电，劝袁世凯辞职。是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攻占安邱、诸城，准备席卷济南，袁世凯以靳云鹏作战不利，内调为将军府将军，授固威将军，山东省军务由张怀芝署理。

北洋争权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支持黎元洪就任大总统，自己则出任内阁总理，并控制政府大权。靳云鹏再次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出任将军府果威将军、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职，时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三人成为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并居于首位。

次年，靳云鹏与李国筠等以“合平社”“澄社”“友仁社”“宪政会”等十政团组成“中和俱乐部”(安福俱乐部前身)。在同年因对德参战案而引发的“府院之争”中奉段祺瑞命，与傅良佐指挥“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

“府院之争”中，段祺瑞与靳云鹏等人密谋策划，鼓动张勋以调解府院冲突的名义，进京驱黎复辟。张勋于7月1日拥立“溥仪”重登大宝。段祺瑞又借助当时人民反对丁巳复辟的声威，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靳云鹏出任总参议，讨伐张勋。“讨逆军”于7月14日进京，将张勋驱逐出北京。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国务院大权，借机扩建“边防军”，命靳云鹏与段祺瑞另一个亲信徐树铮共同主理此事。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嫡系门生，年龄和资历都比靳云鹏浅。但徐树铮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常常仗势欺人。靳云鹏因与冯国璋是老同学，又与曹锟交好，还与奉系的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段祺瑞对靳云鹏有所怀疑，渐渐亲近徐树铮，疏远靳云鹏，处于劣势的靳云鹏常常负气请假。段祺瑞为缓和二人的矛盾，利用靳云鹏的各方关系，将他外派各地进行联络。

11月，靳云鹏奉段祺瑞之命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操，并秘密接洽军械借款，为北京政府与日本泰平公司谈成军械借款一千六百万元。

倒段组阁

1918年，督办参战事务处成立，靳云鹏出任参谋处处长。当时，日本为干涉苏联，并图谋侵占东北地区边境，以防德、奥为名，要求与北京政府“合作”。靳云鹏奉命多次与日方会谈，最终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在对外作战期间驻兵中国，并向日方供应军需物资等；后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

北洋军阀内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矛盾日益突出。1918年9月，皖系以冯代理总统期满为由，指使安福国会过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次月，段祺瑞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但仍在幕后操纵。徐世昌上台后，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与段祺瑞主战的政策相左。

靳云鹏因嫉妒徐树铮，转而背离段祺瑞倾向徐世昌，于1919年初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因替各军索要粮饷，意外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段祺瑞得知后，严厉训斥了靳云鹏，导致二人隔阂继续加深。

段祺瑞指示徐树铮倒阁，企图逼迫靳云鹏退出内阁。但靳云鹏秘密联络直、奉两系，加之徐世昌希望利用徐树铮和靳云鹏二人的矛盾，以靳云鹏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祺瑞，又利用靳云鹏掣肘徐树铮。9月24日，靳云鹏代理国务院总理，并于11月正式受命组阁，兼任陆军总长。

但靳云鹏面对直系和皖系日益尖锐的矛盾难以自主政局，靳云鹏主张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以及希望回绝日本胁迫北京丈夫独立处理山东省问题的照会，但都遭到阻挠而被搁置。1920年5月上旬，处境困难的靳云鹏提出辞职。

再度下野

靳云鹏提出辞职后不久，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之战，段祺瑞引咎辞去安防督办等职，安福系也随之解散。靳云鹏在曹锟和张作霖的支持下再次组阁。再次组阁后，靳云鹏先后取消了安福会、撤销了“中日军事协定”和“参战军”、停止了参战借款等几件大事。此外，他再次提出了促进南北和议、裁撤军队、整饬纲纪、整理财政等四点主张。

二度组阁后，靳云鹏一面扶持自己的弟弟靳云鄂，一面暗中勾结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友力，以形成独立于各系之外的军事力量。他将自己的亲信潘馥等人安排进财政部，企图替代控制北洋财政已久的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等人。

1921年4月起，靳云鹏三度组阁，先后将财政总长周自齐逼迫辞职，将交通总长叶恭绰排挤出阁，与交通系结下恩怨。作为拥护靳云鹏组阁的张作霖，在见到靳云鹏对自己讨价还价，不肯甘为傀儡后，张作霖萌生倒阁的念头。因双方亲信争夺财税及人事问题，与徐世昌关系恶化后，靳云鹏难以在奉系、交通系、徐世昌三方围困下持续，于12月17日辞职，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行代理国务总理职务。

退居天津

靳云鹏下野后退居天津，主要从事经济活动。先后和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接办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自德国人胶东德华煤铁公司的经营权，同时还担任了济南鲁丰纱厂的董事长职务。

1926年4月，张作霖与吴佩孚执掌北京大权后，靳云鹏希望借由自己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及自己弟弟靳云鄂在军中的地位，再度组阁，并获得了张作霖的支持。但最终因为吴佩孚的阻挠，靳云鹏未能成功组阁。此后靳云鹏意志消沉，参加了佛教徒的“居士林”活动并出任“居士林”林长，诵经念佛，并先后加入日方控制的“中日同道会”“中华佛教会”等佛教团体。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为深入关内，华北局势日趋严重。靳云鹏企图重新出山主持华北政局，在1933年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后，为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华北作为“中日经济合作”基地的方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军侵占平津后，靳云鹏再度活跃，与同样下野闲居的徐世昌拟定“议和”方案，试图以承认伪“满洲国”换取日军撤出华北，但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1942年，靳云鹏与王克敏、张鸣岐等人被聘为伪“华北政策委员会”，属下咨议会议委员。

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到北平市，曾派戴笠接靳云鹏到北平，当面讨论华北政局。但当时靳云鹏已年迈体衰，无能为力。1951年1月30日病死于天津市，享年75岁。

人物关系

主要影响

靳云鹏是民国乱世之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辛亥之秋，蔡锷等在昆明市发动革命，响应武昌起义。靳云鹏反对起义，与驻云南省的陆军第九镇统制钟麟同率兵抗拒起义军。九华山战斗中，军溃钟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昆明。袁世凯筹划帝制，靳云鹏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效劳。他在山东省出面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拥护帝制；并积极主持参与了“劝进”活动。1919年11月，徐世昌任大总统，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次年卸任。1920年8月，在张作霖的授命下再次组阁，1922年12月辞职。“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曾请靳云鹏出山组织华北伪政权，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人物评价

民国史学者贾逸君在其《民国名人传》中评价靳云鹏：为人胸襟径直，在北洋政府武人中，共曲同丰战术最为优。然而没有特殊的才能，故而未能有大作为。

《民国日报》曾将靳云鹏与徐树铮作对比，称：徐（树铮）则跋扈、靳（云鹏）则阴柔。

后世留存

北京故居

靳云鹏在北京的故居位于今东棉花胡同的把口，当年靳云鹏买下这里后，拆除了部分四合院，建立了几座西式楼房，至20世纪60年代仍存有几处旧楼，后因大部分旧建筑全部拆除，故居已无处可觅。

天津故居

靳云鹏在天津市的故居位于今和平区四川路2号的一座庭院式洋楼，1929年以延福堂的名义购自英租界工部局。故居建筑面积3500余平方米，分为前后两幢，前楼为主楼，共三层。靳云鹏居住在主楼一楼，因其热衷佛事，故而家中该处设有佛堂。

大悲院

1944年，靳云鹏联合龚心湛等佛教信徒组织复兴大悲禅院理事会，自任理事长，多次组织募捐，先后重修大殿和山门。但由于当时大悲院多处为日军所占，各项业务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抗日战争顺利后，靳云鹏以复兴天津大悲院委员会理事长身份致函天津政府，恳求将被侵华日军和河北高等工业学校所占庙产收回。市政府在经过调查后，认为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在该处设立多年，所有之前占用的大悲院庙产，由双方自行酌定地租，侵华日军侵占部分准其收回。

邮票

1921年中华民国发行的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开办25周年面值3分的邮票，印有徐世昌、靳云鹏，叶恭绰，靳云鹏居右侧。

人物故事

过年推磨

靳云鹏从不隐讳自己出身贫穷，在家中安装了一盘石墨，每年正月初一，他都会率领全家老小推磨摊煎饼，以示自己不敢忘本之意。

书斋改名，靳云鹏当国务总理时，其书斋有一斋名"悠然堂"。有位朋友拿他斜视的缺陷开玩笑，称靳的斜眼无法“悠然见南山”。靳顿时大怒，马上要摘掉书斋上“悠然堂”的匾。这位朋友又劝其不必摘匾，换下即可。于是靳另请名家写了块匾，叫“红月楼”。取其家中珍存的两件瓷器“古月轩”、“豇豆红"名中各一字，定斋名为“红月楼”。后来他印制了“红月楼”书画签（石印），凡是他收藏的书画都贴有此书画签。

皈依佛门，靳云鹏晚年意志逐渐消沉，加入在天津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路）的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佛教徒“居士林”，并劝导另一军阀孙传芳皈依了佛门。陈锡舟去世后，他与孙等集资把城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扩建为新“居士林”，自任林长，此后专心诵经礼佛。

扶持潘复

靳云鹏少时穷苦，其母亲曾给山东省富户人家做帮工，成为了潘复的乳母。潘复本没有做官的门路，靳云鹏加官进爵时，潘复在其扶持下因缘际会登上仕途。

大肆敛财

靳云鹏家中土地原本不多，在他发迹之后，常给母亲一些零花钱。靳母用这些积攒的零花钱买了十二顷地，靳母以此为本钱，兼做囤积粮食的生意。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靳家成为鲁南地区的“望门大户”，家中土地多大二万五千多亩。此外，靳家还在多地建立了庄园，平时雇佣的长工、佣人少时二百余，多时七八百名。

参考资料

山东都督靳云鹏.青岛新闻网.2024-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