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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国

哀牢国,又称“哀牢古国”“古哀牢国”“哀牢旧国”“古哀牢夷之国”等,云南历史上文明古国之一,建立于公元前300年左右。

哀牢国的国号来源于其境内的哀牢山,也有说是对以虎为图腾民族称呼的同音异译,广义的哀牢国疆域是“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人口数量在灭亡前夕达到553711人,其民族属类存在争议,大概有人说、越人说、氐羌说等,而据学者耿德铭考证,哀牢夷是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哀牢国历史悠久,其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到商周之际,哀牢社会已出现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趋势。一般史学界认为哀牢国由九隆建立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前后),前期是以九隆氏族为统治核心的独立地方王国,直到刘彻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哀牢国设县,哀牢国开始与汉文化融合。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哀牢国在不韦之战后将首都迁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西(今云南腾冲、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之后哀牢军在鹿茤之战中被东汉军击败,哀牢国先后两次向东汉朝廷请求内附,最后刘庄将哀牢领土设置为永昌郡,派汉官郑纯任首任太守,哀牢国至此灭亡。

哀牢古国在九隆之后实行父权制世袭继承制,王权、神权和军权互相结合,经济方面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纺织业、制陶工业、青铜制作等手工业发达,普遍饲养家畜以及大象和马匹,和外境的商业贸易也较为繁盛,同时流行“纹身”“衣尾”“羽人”“穿胸”“儋耳”等习俗和九隆出世传说。至今,哀牢国后裔如傣、布朗族等民族在宗教活动中仍常祭祀龙神,祈求丰收以谢龙恩,且有龙形文身之俗。2012年11月15日,云南省保山市发现哀牢国时期的遗址大甸山墓地,其出土的人面纹弯刀等文物对研究哀牢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国号渊源

哀牢国指的是除哀牢本部以外,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与哀牢王柳貌归附东汉、名义上隶属于柳貌的数十个小邦及所分布的区域。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国疆域是“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再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稿地图集》的范围界定,哀牢古国的范围大约东起洱海以南,西至缅甸东北部;南到泰国北部,北至西藏自治区东南部。

据李注《哀牢传》记载,“哀牢”一词起源于他们世系上朔五代十国的首领哀牢之名,而首领哀牢的名字来自于其境内的哀牢山(今云南保山坝境内),哀牢以山为名意在显示其地位的神圣显赫。此外,近年在学术界“哀牢”有傣语“长子所在地”说、彝语“虎氏族居地说”,由于拉(、罗)在“拉祜族”、“彝族”的语言中是虎的意思,汉语转“阿倮”为“哀牢”或“安乐”,因此哀牢、安乐都是对以虎为图腾民族称呼的同音异译。据王充的《论衡·佚文篇》记载,哀牢王国的历史记载最早出现于东汉杨终所著的《哀牢传》,此外东汉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班超素有大志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哀牢部分事迹,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傣族乘象国”,因其国中人善骑大象。

族属与起源考证

濮人说

范的《后汉书·西南夷传》、晋朝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以及明代董难的《百濮考》认为哀牢人即是永昌濮人,是佤崩语支各族(布朗族、崩龙、佤)共同的古代族称。濮人是历代隶书记载最多、族称稳定的巨大族系,汉族史书对濮人族称的同音异写包括苞满、蒲蛮、濮、朴、望蛮等,现今发展为布朗、德昂、佤三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怒江等地州,其中又以古濮水(澜沧江)两岸最为密集。

越人说

乾隆腾越州志》以及现代学者申旭认为“哀牢的先民是秦汉傣族”,其文身习俗是百越系壮傣族的古老习俗,同时学者祁庆富认为哀牢夷的主体民族“应属濮越族群,即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先民”;刘小兵认为“哀牢应当是古代的百越,与今天的壮傣语族中的掸傣民族有着族属渊源关系。”越人是中原地区古代南方最大的一个族系,而哀牢国的越人种群是其中的“滇越”和“越”,“滇越”是居住在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西南部,临沧市普洱市南部,东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其南外地区的越人部族,西汉时被称为乘象国。

氐羌说

《新唐书·南诏传》和《旧唐书·南诏传》同时记载南诏王蒙氏为哀牢山人之后,樊绰在《云南志·卷三》中记载南诏“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此外还有《白古通纪浅述·蒙氏家谱》也持有相同的说法,这些史书从南诏王族的族属间接推出古哀牢民族是氐羌族系民族,并且当代学术界大多支持氐羌说。

以濮、越为主体说

古哀牢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文献中被称为哀牢夷,最初只有原来的哀牢部族,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哀牢民族还包括濮系民族,以及氐羌和傣族两大系民族,归附东汉之后又与迁入的中原汉族融合,形成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汉族为辅的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同时据学者耿德铭考证,哀牢夷是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

历史沿革

哀牢初期

哀牢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文化发达、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是云南历史上文明古国之一。旧石器晚末期,哀牢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饲养家畜,并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驯化家畜资源,同时哀牢人的渔猎活动频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哀牢地区的私有制开始萌生,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到商周之际,哀牢社会已出现日趋显著的贫富分化。

前哀牢国时期

一般史学界认为哀牢国建立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前后),传说第一代君主是九隆,九隆时代的哀牢国已经是强大的奴隶主政治实体,随着哀牢农业、畜牧业和轮制陶器、冶金术萌芽等手工业的发展,男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公社中的支配地位,世系和财产改从父系计。直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哀牢国是以九隆氏族前数代哀牢王为统治核心的独立地方王国,与中原地区道路阻隔,因此中央的汉文化未能进入该地区。

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夏(今阿富汗),回国之后建议刘彻开通川蜀至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任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南夷(今云南省四川省一带),但抵达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时遭到“傣族”乘象国的反抗,最终未能打通道路。至“前哀牢国”末期,中原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认识逐渐深化,汉朝将西南丝绸古道修筑到叶榆(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夷汉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

后哀牢国时期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云南昆明设置益州郡,下设二十四个县,其中在哀牢国领土设置六个县,即邪龙(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等地)、云南(今祥云等地)、叶榆(今大理等地)、比苏(今云龙等地)、辒唐(今云龙县漕涧一带)、不韦(今保山坝东金鸡村),此后哀牢国进入夷汉文化大融合时期。

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益州郡夷帅栋蚕在灵关道和五尺道上发动昆明夷起义,他率领姑复(今云南华坪)、叶榆(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弄栋(今云南姚安)、安宁市(今云南安宁)、滇池(今云南晋宁)、建伶(今云南昆阳)等地诸夷反叛,益州太守繁胜出兵镇压反被其击败,次年刘秀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军出征,刘尚等发动广汉市(今四川金堂东)、犍为县(今四川宜宾市西南)、蜀(今四川成都)、鲁甸县(今昭通市)等郡县汉民将叛乱镇压。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尚进兵至叶榆,栋蚕军与之交战数月后败逃不韦,汉军追至不韦激战,最后杀死夷军七千余人、俘虏五千七百余人、缴获马三千匹、羊三万只,斩杀夷帅栋蚕。哀牢国在此战中受到牵连,将首都迁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西。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柳貌为扩张领土,派其子扈栗率军乘船沿江南下攻打鹿茤(打约今缅甸八莫以南一带),起初鹿茤不堪哀牢军的攻击,之后由于暴雨突发致使江水大涨,数千名哀牢军兵沉舟溺亡,扈栗于此时派遣六王率万人攻打鹿茤,结果六王被鹿茤王斩杀,哀牢耆老将六王埋葬却被夜虎掘尸撕食,哀牢军兵因而胆怯溃散,哀牢军在鹿茤之战中大败。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扈栗率领部属首领代表两千七百多户、约一万多哀牢山人向越巂郡(今西昌市南部)知府郑鸿投降,刘秀听闻后将邪龙(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等地)、不韦(今保山坝东金鸡村)等六县划出,设置为益州郡西部属国,封扈栗为属国君长管理汉族和哀牢人。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朝廷委派汉官郑纯任属国都尉以震慑哀牢人,治所设于巂唐(今云南云龙县漕涧一带),郑纯任职期间为官清廉且安抚当地百姓,致使哀牢人逐渐受到感化。两年之后,哀牢王柳貌派其子扈栗率部落首领七十七王到达洛阳市,将哀牢政权及其领土归属汉朝,之后刘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西的哀牢领土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再加上原来的六县合并设置为永昌郡,派汉官郑纯任首任太守,哀牢国至此灭亡。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九月,永昌郡继任太守王寻因贪污腐败而引起哀牢人的不满,原哀牢王扈栗之子类牢率军反叛并进攻巂唐城,后又率兵三千攻打博南(今永平)并放火烧毁民房,次年被昆明夷首领卤承击败并斩杀。

内政外交

政治

哀牢古国在九隆之后实行父权制世袭继承制,统治者利用宗教神灵来神化王权,其军事权威和宗教神威密切结合,哀牢国君及其以下的许多首领身兼政务长官、军事长官和宗教领袖,大小诸王共同执掌着政务、征伐、祭祀等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哀牢最高权力机构是九隆世系王庭,中间层级是诸邑王及其军政官署,包括各级耆老、哀牢渠帅等,是王室以下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队伍,诸邑王需要参与国家决策且予以执行,负责随时出兵参与征战,同时还要承担赋税和徭役,而耆老最有学问、智谋、声望,兼管卜、祭祀等事务,之后最基层行政单位是氏族村落。

经济

农业、商业

哀牢国的稻作农业历史发展悠久,国内各大坝子自古被称为“滇西粮仓”,各族有传统的稻谷脱粒之法,同时铜斧、铜锄、铜等青铜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开垦、耕种、收割、加工、农作物护卫、粮食储存等方面,此外其流行特有的哀牢山“犁耙会”风俗,期间国民来此进行石、木、竹、藤、铁、陶农器交易。商业贸易方面,哀牢国也是有一定的发展,哀牢特产桐华布、兰干细布、丝绸等等其时已远销中原和西、南亚,而产自印度印度洋等地的珂虫、琉璃也进入哀牢地区,部分印度和四川省的商人长住哀牢国,古代隶书中也称哀牢国为“殊方异域集散地”和“西南一大都会”。

手工业

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哀牢国的手工业发展水平较好,首先纺织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比如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兰干细布等工艺种类,其中桐华布“洁白不受污”、兰干细布“文如绫锦”;其次加工、制陶工艺水平也很高,如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天然水晶(晶)、琉璃等,盐业生产和玉器制造工艺较好,另外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国已具备了一定的冶炼技术,生产“铜、铁、铅、锡、金、银”等金属品,尤其是铜铲,哀牢国地区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生活工具、生产工具,比如青铜斧、、剑等。

畜牧业

哀牢古国的先民在旧石器晚期就已普遍饲养家畜,比如野牛、野猪、野山羊和狼等动物,其中哀牢人不但养狗很多,而且长期有中国名犬“短狗”运往中原进贡,同时哀牢国地区盛产骏马,供国王和随行人员狩猎骑用,此外哀牢人还驯养大象西汉就已经大量骑乘,汉族隶书将哀牢国记载为“乘象国”,平常还用于耕田和作战。

外交

据《全本史记》《后汉书等史书记载,哀牢国曾经和东汉朝廷发生过一次正面战争,是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主动发起的鹿茤之战,此外哀牢国两次向东汉朝廷附属称臣,分别是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

人口

班超素有大志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山王贤栗(扈栗)归附东汉,当时哀牢国共有2770户,17659人。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末代哀牢王柳貌再度归附东汉,他的手下共有77个小王,共51890户,553711人。

哀牢文化

民族神话

现在的傣族流传着哀牢国开国君主的传说,相传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哀牢山下的妇女沙壹,常到前面禁水(今青华海)打鱼,有一天碰着沉在水里的一根木头,回去后便有孕,怀胎十月生下十子。又有一天这根木头变成一条龙来到岸边,问沙壹为自己生的十个儿子在哪里,前九个儿子由于惧怕龙的声音,而跑到哀牢山背后,小儿子跑不动,但是怕得背龙而坐,龙就把他抱起亲吻。事后沙壹表示“背”的意思发音为九,“坐”的意思发音为隆,所以第十个儿子就取名为“九隆”,可见“九隆”是哀牢民族语言,即“背坐”(背龙而坐)之意。沙壹这十个儿子长大后,九个哥哥表示九隆弟弟被父亲“龙”亲吻过,并称赞他聪明能干,于是便推其为第一代哀牢国王。九隆的父亲是龙,代表着的是神的力量,九隆能够顺利登基为王,说明哀牢部落相信龙所具有的超人间、超自然的神性,这也是哀牢国人对龙进行偶像崇拜的依据。

社会习俗

受制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哀牢国的社会习俗具有相对的特殊性,比如“纹身”“衣尾”“羽人”“穿胸”“儋耳”等等,东汉杨终《哀牢传》和范晔的《后汉书》均记载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记载“臂胫刻文”;哀牢人还是喜欢“衣尾”的民族,《哀牢传》和《后汉书》都提及哀牢先民“衣皆着尾”,《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详细记载哀牢人“衣后着十尾”;同时哀牢国境内羽饰较为流行,哀牢王出入射猎时经常骑马,马上的鞍勒用金银制成,并加上翠毛鸟羽饰品,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还记录哀牢夷在胸前衣服上配饰、打穿耳洞戴上耳环的习俗。

文化影响

哀牢国对龙图腾的崇拜心理,使其衍生出许多独特观念,包括人的生育是由于图腾居于妇女体内、本氏族部落源于图腾等,而且龙图腾的崇拜还影响到了哀牢国的农耕文化,直到现在哀牢国人的后裔傣、布朗族、德昂和景颇族等民族,仍在每年的宗教活动中频繁祭祀龙神,由巫师祈祷丰以感谢龙恩,并多有以龙形文身之俗。哀牢王族大力持续宣扬崇奉神龙即崇奉王权的意识,使得他们形成独特的神龙文化,至今缅甸、老挝泰国、滇中许多民族仍在广泛传说哀牢国九隆神话,并以自己是沙壹、九隆后裔为荣。

帝王世系

后世留存

2012年10月8日,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的村民在大甸山为附近的砖厂取土时,无意中从推土机下发现了一个长约60厘米、形似弯月状的铜铲。2012年11月15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昌宁县田园镇的大甸山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大甸山墓地属于云南地区古哀牢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墓地发掘面积2500余平方米,清理各类墓葬198座,出土随葬品268件(套)。墓葬按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瓮棺墓三种,其中竖穴土坑墓179座,土洞墓18座,瓮棺墓1座。随葬品按质地可分为石器、陶器、铜器、铜铁合制品、铁器、琥珀、海贝、麻织品等,其中铜弯刀(含人面纹弯刀)、靴形铜钺、铜钏、铜盒、铜指护、铜牛角、铜象牙等随葬品,为研究哀牢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参考资料

论哀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2024-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