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
董时进(1900年10月18日—1984年4月16日)，男，四川省垫江县人。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1920年，董时进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开始任教，曾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业经济系主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务。1938年，他成立了农业学术团体“中国农业协进会”，此后又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自筹经费主编了《现代农民》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1945年举家赴上海市。1947年5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民党”，当选为主席。1949年12月，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1950年，离开大陆去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后，赴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16日，因大肠癌医治无效在美国辞世，享年84岁。
董时进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食料与人口》《中国农业政策》《董时进论文及演说词》《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两户人家》等。并提出了提出了重农论、土地与佃农问题论、营利农业论、水土保持论、节制生育论等学术思想。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0年10月18日，董时进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1910年，进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后返回佛爷庙私塾。1912年，到重庆市读新学。1917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出于对农学的兴趣，董时进弃工学农，同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19年，董时进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后被释放。1920年8月，董时进参加清华大学专科公费留美生考试，通过并被录取，结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董时进申请延长官费一年，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1925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国任教
1926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1928年11月，董时进临危受命，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次年3月，董时进被正式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1929年4月，董时进和竺可桢、翁文灏等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9月，辞去院长职务，专心教学与科研。1930年5月，担任农业经济系主任，指导师生在罗道庄进行调查。1931年10月，再次代理院长，12月辞职。1934年，董时进创办江西省农业院并担任院长，1938年4月辞职，担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同年12月，参与川大“拒程运动”，川大“拒程运动”失败后，董时进在1939年1月辞职，期间，他还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并自筹经费出版《现代农民》月刊，在全国公开发行。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此后又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在重庆沙坪坝区井口镇创办大新农场。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奶牛等畜禽。他在抗战期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但因为民盟主张土地公有制与自己的意见不合而退出民盟，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他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于1947年5月12日组建中国农民党，并当选为主席。当时，中国农民党成员只有800多人，该党成员中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1949年筹备召开新政协时，中国农民党也想作为民主党派之一，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4月，中国农民党派代表来北平市，谋求该党成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本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正在筹备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等事，无法脱身会见，便派李维汉代表会见。6月5日，李维汉约董时进谈话，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土改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因此，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并且组织严重不纯，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1949年12月，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但无果。1950年，离开大陆去香港特别行政区。
定居美国
离开香港后，董时进迁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退休后，董时进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大学演讲不下300次，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奔走于海峡两岸。在美国定居期间，他于1979年、1981年、1983年三次回国探亲访友。并在1979年的回国探亲中，他先后探望了老友陆定一、胡子昂等。
1979年6月，董时进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时恒教授陪同，游览了故宫、长城、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畅述旧谊往事，然后飞往重庆市，参观了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校址，游览了北温泉、缙云山；并访问了原井口大新农场，看望了当年农场的工人董可青。他看见庭院依旧，果树葱笼，甚感欣慰。他在重庆拜望了戴永福、熊正伦等老友。还去西南农学院看望他的学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他原计划回垫江县老家，但因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他不无遗憾地返回了美国。
1981年，垫江县已经开放，董时进激情满怀，作第二次中国之行，先飞成都市探亲访友，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游览了武侯祠、都江堰市等名胜古迹，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省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以及陈志潜、魏时珍、任筱庄等老友。在回垫江县的途中，老人家指点山水，谈笑风生，重申他兴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车登临，作实地考察，看水槽里有没有水，通不通水。
1983年5月，董时进作为顾问，随翁绍裘先生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集体回国观光，先飞成都市，继来重庆市，参观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董时进回美国后，以《大陆之行》、《重返大陆》、《再去大陆》为题，撰文在《美洲华侨日报》上长篇连续发表，如实反映了中国城乡尤其是故乡垫江县的真实情况，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谈判的错误态度。
人物逝世
1984年4月16日，因大肠癌医治无效辞世，享年84岁。
人物主张
重农思想
董时进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开始，董时进的农学思想发轫于此。1923年底到1924年春，董时进发表三篇系列文章——《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中国立国事业之讨论》《论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其主要观点就明显片面主观，不符合现代化工业化的潮流，他早期这些观点受到杨铨、恽代英等人的批评，但其反对借外资开发富源的主张却得到了恽代英的部分肯定。董时进留美归国后，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在《理想的东亚大农国》中，提出一国可以同时为农业国和工业国，建设农业国与振兴工业并不矛盾。他又指出：“营利的农业，根本性质，与工业无异，所异者，仅是生产之种类不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中国的农业，由仅供糊口的家庭生产事业，改为有利的生产事业，把我们的农民，改为实业家。”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农业本身也应工业化，产业化。在《论复兴农村》中，董时进认识到，救济农村不能专门在农村内部绕圈子，应从发展都市工商业入手，工商业发展对于农民至少有两重利益：一为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二为创造工作机会，消纳农村过剩人口。并提出了都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这一“以工促农”的论断。在《工业要跟得上人，农业要赶得过人》中，董时进认为：在工业化的战略中，农业不但不应被轻视，且应特别重视，将农业经营成国家的优势产业。要建成农业强国，除在农业上努力外，还需要工业的帮助，必须工业跟得上人，农业才赶得过人，不是建成以前那种没有工业的农业国，而是要建成工业不弱于人，农业胜得过人的国家。上述思想与杨开道“农业攻势工业守势”论相似。反映了重农派对重工派思想的反击。
1927年，董时进发表《理想的东亚大农国》，批评了“以农立国”论者“只有农业，没有工业”的错误观点，主张全面发展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重视农民教育、发展农民合作等措施。董时进的“三农”思想随着参加华洋义赈会的合作运动及对社会调查的深入不断完善和成熟，接受了工业化的主张，形成“工农并重”的正确认识。董时进对战后中国农业发展深入探讨，发表了《中国农业政策的讨论》《西洋科学与中国农业》《战后的农业》《农业与建国》《战后中国农业改进问题》《工业要跟得上人，农业要赶得过人》等文章。
营利农业
董时进一直做农业改革，发展农、林、牧、渔、副，一直用行动论述营利农业论，并且一直在致力于兴办农场，种植经济作物的尝试。大约在1930年左右，董时进曾同著名学者翁文濒、任鸿隽等人人川考察,针对冬水田多用一季的问题写了篇报告。除向四川省当局献议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后来他又将冬水田多用一季的重要性及未能利用的原因写进了其代表作《农业经济学》—书之中。董时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三次重返故多除探亲访友外，还是最关心农业科技，农业政策、农业经济的发展。董时进后来回垫江县高兴地看到他当年到处献计献策，到处宣传动员人们充分利用冬水的建议，终于得到实施。他看到当年提出的为农的建也正在逐一得到实施。1944年董时进在《国防与农业》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原地区实施营利农业的必要，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董时进认为农业最需要国际合作，中国最需要自由贸易。中国“从经济利益着想，实不应将其宝贵的土地，概行栽培五谷，而宜竭力发展每亩土地可以消纳劳力较多，出产价值较大，以及不便由外国输入之物品，俾与地广人稀之国家交换廉价之粮食。中国与西欧诸国，同属利于自由贸易者。实行自由贸易，则国家经济便于发展，讲求自给自足，则国家经济受其束缚。”其次，中国应发展营养农业，特别是牛奶、水果等产业，以解决中国人的健康问题。“中原地区一般人民生活太低，营养太劣，不仅粮食不足，其他食物尤不足。为改善营养，提高生活计，应需之食物很多，实难一一自足。迫不得已，惟有极力发展最适宜，最有利之产品，以换取利益较薄及适宜性次之产品。中国必须采取此项政策，然后可以使一般国民得到充分的营养，解决足食的问题。若斤斤于粮食的自给，不但目的不易达到，即使达到，也会放弃良好的机会，影响他种物品的生产，反而妨碍真正足食的成功。”因此，董时进特别提倡发展畜牧业，尤其是乳牛业，提出“建国的第一步———发展乳牛”的口号，只有大力发展既经济又营养的畜牧业，才能让中国人体质逐渐强大起来。
第三，中国应发展特产农业。“发展特产，即系在土地面积限制之下，利用技巧，攻打偏风的办法。中国欲以生产粮食争胜于世界，绝非地广人稀机械耕种之南北美及澳大利亚诸国之敌手。但发展特产，则可利用此等国家之廉价的粮食。中国的丰富人工，农民的精巧技能，各地方历代传下来的优美物产，皆属吾国农业上之重要资源，指示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有利的方向。”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方面，指出中国也应发展经济农业。同时董时进认为在商品作物生产和衣食作物生产两者冲突时，应以发展经济作物赚钱为主。
董时进认为合作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作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联合做事、相互扶助，狭义的合作是“以平等的方法，联络利害关系相同之生产或消费者，共谋经济的节省与改善的合作包括三个要素：①合作的范围限于经济事情;②合作者须有同一的利害关系，并须对所经营之事务为生产者与消费者;③合作方法，须本于平等主义。”关于合作社的分类，董时进提出依经营事业的种类分类，将合作社划分为六种:信用、购买、销售、生产、保险、利用。
土地佃农
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日益严重，对于中国的土地租佃制度，董时进的观点主要有：各地情形不同，解决租佃问题要因地制宜；地主与租户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不能仅从自耕农与佃农在当地的农户中所占的比重分析中国租佃问题；租佃制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于公平制定租额；租佃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董时进主张用温和的改良方式解决土地，如移民垦荒、限田等。
在20世纪上半期，针对地权集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多种政治力量均主张进行某种形式的土地改革，董时进却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土改，他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二五减租”，又反对共产党的平分土地。在反对国共两党政策过程中提出了“中国无封建”等理论。关于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董时进认为：土地涨价归公，那土地跌价呢，难道应由政府赔偿？“实际人类动作之结果，何一能不掺杂天然或社会之影响。”农民收成好坏，商人赚钱多少，除自身努力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配合密切相关，难道这些多余收入都充公。“由是可见世间公平之帐，实无法算清，欲单就土地算账，或单就其涨价之一端算账，将尤觉其离公平更远矣。”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宣传和部分实施的“二五减租”。董时进指出：“人民购买田地，不过投资之一法，所得地租，不过利息之一种。政府对于他种利息甚厚之投资，既尚不加以干涉，而独强夺投资于耕地者相沿所应得之息金—此息金并非特高—情形同而措置异，亦殊达公平之义矣。”没有政府规定的公允地租，只有市场供求决定的平衡地租。实施“二五减租”，“这等于是政府管制地租，规定官价地租之不易管制，和利息物价是一样的。”“社会上的习惯特别是关于经济的事体，都决不是凭一纸法令所能改变或规定的。”关于土地私有制。董时进认为，孙中山土地国有为空论，土地私有制不能动摇，轻易改变，弊害会更大，最后还是要回到私有制。“中国农业上应做的事体极多，吾人必须集中力量于土地的利用，以为国家增加出产，不必多耗精神于土地的分配，徒增社会的纷扰。即使土地分配及佃租关系未能尽免流弊，亦须知改变其制度之后，流弊或许更多。利用经济的及教育的措施以改善其关系则可，因噎废食动辄要根本推翻土地私有制，取缔地主，消除佃农则不可。”关于中国共产党平均分配土地政策。董时进认为：土地平均分配既不可能，也不公平。田土等地千差万别，人口迁移和生死变动不居，“神仙也没有方法把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平均分配还有三大不公平。—是土地仅是财富的一种，只平均分配乡村地主土地，而不平均分配城市财主的地皮房产、金银货物、国内外存款，这不能算公平；二是乡村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败家者，却要去分那些勤俭人家刻苦积蓄买来的几亩田地，这岂能算公平；三是土地是财富的一种，有的人拿钱去置产买地，是投资有形财产，可以收租收息；有的人拿钱去读书学艺，是投资无形财产，也可以赚取更多的薪金。这两者都增加收入，没有差别。“土地及财产既要平分，无形的财产若不平分，亦不能算是公平。”
节制生育
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水灾，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农村经济急速衰落。董时进通过实地调查后意识到农村土地的土壤破坏，是因人口无计划地增长导致的过度、任意开发，已经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不及时有效控制人口，引导富裕人口谋生,就会因无序垦荒造成水土流失，导致灾害频发。他在《土地破坏与农村衰落》中写到其实土地破坏的罪魁祸首、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们不计划生育,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增长，造成对山坡的过度、无序开发，形成恶性循环。董时进在实地考察后发出警告：“若不赶紧挽救，大好良田与山林都将变成沙漠和石岩，岂但造成灾荒，真可以亡国灭种。"他还从农业经济与的多个角度反复申论了中国节制生育的必要性，他通过长期实践和调舂研究，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分配不均面，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动力为了保持必要的人均耕地,他在中国最早提制人口的主张。他在中国何以必须节制生育。中国人均耕地远低于美国。从动态观察，人均耕地会越来越少。
董时进从农学的角度审视人口问题，主张促进粮食生产。他认为中原地区的粮食增产余地不大，而人口增长过快，亟须政府采取限制措施。董时进还提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包括:开垦荒地，改良农业，重视农业教育、提高农民知识，节制靡费与改良饮食习惯并行，发展水产养殖，振兴工商业、提高粮食购买力等。此外董时进还主张发展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高价农产品以增加农民收入，走农业产业化、国际化道路，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这些措施在当前看来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水土保持论
1936年，董时进首次系列提出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的主张。董时进系统提出了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主张。他提出，停耕山地、种林种草是保存资源的根本挽救办法。首先是限制山地的开垦，并将已开垦而不宜开垦的山坡停止耕种，分别种植牧草或栽培树木。1944年董时进出版《国防与农业》，该书在第十—章专论“水土保持与水利间题”，他强调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前，应统筹规划，并提出退耕还林要特别注意农民安置。"要将山地停止耕种，必须对于原来居住耕种之人民，设法救济，使能另课生路。政府必须帮助农民迁健及业，或使之另行获得桃种之土地及经营资本。停止耕种之土地，并非停止生产。
民国时期，中国水灾与旱灾较为严重，董时进提出了一系列的灾害防治思想。董时进主张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行旱农法、行大农制。董时进提出中国应仿效美国实行旱农法，不用灌溉而栽培作物，在少雨区域，务使人多地广，行大农制。他还提出人工降水的方法以对抗旱灾，但因当时技术所限，未能付诸实践。董时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的土壤破坏十分严重。因此他呼吁厉行水土保持，通过限制山地开垦、造林植草、退耕还林还草、水田冬作法等，董时进是中原地区最早系统提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学者。
主要成就
参加调研
董时进在华洋义赈会期间，参与章元善领导的合作事业。推进农村信用社，并指导乡村调查活动。在北平水利研究会期间，董时进参与了“华北地区旱涝灾患调查”，负责河北省的调查工作，他指出“河流不梭，堤防不修，沟渠不开，森林不植”是造成华北旱涝频繁的主要原因。1930年，董时进带领农学院师生在罗道庄开展乡村调查，并制定调查表格，此次调查涉及包括43个县，242村，24568户，调查人口超过13万，内容涉及人口、耕地面积、租地概况、家庭养殖情形、职业分配情形等方面。在1931年回乡探亲期间，董时进考察了四川省农业及乡村经济情形，令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四川因人口过多造成了土地开垦过度。
创办《江西农讯》
1934年2月，董时进赴任江西农业院院长，3月6日，理事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通过《江西省农业院组织大纲》，自此，江西农业院正式成立。农业院宗旨在于“主办全省之农业试验，农业推广，及农业教育，以谋农业技术之改进与农村生活之改善”。院内组织为4部1处，分别为农艺部、畜牧兽医部、森林部、推广部和总务处，规划基建后有水田旱地1000余亩。在董时进的带领下，江西农业院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成为全国的典范。董时进还创办了《江西农讯》，普及农业科学，改进农业技艺，如其所说，农业院的工作应“首先注意植物动物生产、农业经济、农事教育、技术人才之培养、推广人员之训练”。农业院各部组遵循这一思路，改良与推广农作物、发展园艺事业、病虫害防治、畜牧及家畜防疫、农业教育与农事训练、定期举行农产竞赛会、深入进行农业推广工作。
开办大新农场
董时进在辞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之后，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编印《现代农民》杂志，该组织“以联络热心农业人士共谋农民智识与利益之增进并促进中国农业之发展为宗旨”。致力于农业之调查及设计、农业新法及优良品种器物之介绍、农业问题研讨及建议、出版刊物等活动。1939年2月，董时进在重庆井口购地，将稻田熟土改造成果园，试办了“大新农场”，也就是现在重庆市沙坪琐区的井口农场。董时进还组织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以发展农产贸易，促进农业改良，大新农场是公司的支柱产业。大新农场以果园为主，按照科学方法种植，董时进亲自示范剪枝、除虫、饶水、施肥，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大量优良苗木品种，同时为重庆市民提供了大量新鲜水果，后期还引进了奶牛，开展农副业多种经营。在董时进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农场经营取得了成功，吸引了大批政界人物参观。董时进以大新农场为阵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为传播现代农业科普知识做出了贡献。
组建中国农民党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组党自由相对宽松，各派系纷纷成立自己的党派，董时进便顺势在同年5月12日组建中国农民党，并当选为主席。《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写道：“本党虽是代表社会上一行职业的政党，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一切主张，必须顾到国家全民的利益， 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 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这都是整个国家所切需的。至于本党的党员当然最大部份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 但是我们也欢迎一切同情者参加。农民党是要农民都能当国家的主人，却并非要他们都去做官。 ””
1949年1月，国共和谈，中国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同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抵北平市，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批评以前曾经公开发表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李维汉并向董时进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议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 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 ”
主要作品
他著有《食料与人口》《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食料与人口》《中国农业政策》《董时进论文及演说词》《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等论著。并自筹经费主编了《现代农民》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发表小说5本《两户人家》、《宋林远征记》《硖口怒潮》《阿宝救牛记》和《赤狱记》。
社会职务
参考资料
人才培养
董时进于1925年回国后，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多年，他对教育的重视在其学术思想中均有体现。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在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同时，注意结合中国实际。
重视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凡是可以叫着教育的，都不能单独传授技能，而应该谈谈有启发思想，发展人格的作用。”农业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教育人”“改良农业和乡村生活”“技艺和方法的传授”。他向学生宣传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性，提出应把教学、科研、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三位一体。董时进认为只有开展农业教育事业才能根治中国农业的诸多问题，体现了其对农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开展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中国绝大部分是农民，知识程度较低，无法应用先进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积极开展农业教育。他认为乡下“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即让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使他们能够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不以为一切是中国的旧东西好”。利用新头脑新思想武装农民，以达到培养现代国民的目的。董时进认为合作教育促进了合作运动的发展，“合作社与民众教育，应相辅而行，民众教育进步，则合作之进步易，合作社发达，则民众教育亦易普及。”董时进认为农业推广教育也是医治中国的良方。
把脉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中国农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六个方面：第一，宗旨问题。不可一味模仿外洋，须细审本国国情，察其需要，又宜枚举条陈，不可概况笼统；第二，教材问题。农业情形各地不同，故教授农学，应就地取材，不可如数理化工，随意照搬外国教本；第三，试验场问题。中国农业学校只有田产，而无试验场。农校与试验场，合则两得，分则两失；第四，农校增设科目问题。现时国内之单科大学极多。单科大学之弊，即在其不能使学子见闻宏博，养成宽大的态度；第五，农校分工问题。农业随气候土壤变迁，故农业教育亦必因地制宜。第六，实习问题。中国农校表面上似乎很注重实习，实为衙门式而且无目的之农场实习。
个人生活
董时进有四兄弟，董时进是老大，老二是董时敏。老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老四董时光，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曾在西南联大学医，转入成都华西大学改学教育，1947年左右去美国留学。董时进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
相关事件
上书劝阻土改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提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
董胡之争
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人物评价
董时进的言论尤其值得关注，他是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水土侵蚀问题论述最多、探讨最深入的一位。（中国社科院高国荣研究员 评）
参考资料
董时进：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1938年7月-1939年1月）.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2024-06-06
董时进.中国农业大学.2024-06-06
传承名家风范 弘扬科学精神｜历史先声之董时进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平台.2024-06-06
董保中追忆父亲董时进.民主与法制网.2024-06-06
南开大学熊培云教授到垫江寻访董时进老屋.重庆党史网.2024-06-07
5月17日 | 政协日历，一图速览！.人民政协网-今日头条.2024-06-07
首刊语.西南大学.2024-06-07
中国近代史上的21个政治派别(下).党派纵横 龙江统战-微信公众平台.2024-06-06
熊培云：董时进的“乡村乌托邦”.南开大学新闻网.2024-06-06
高国荣：民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及其影响.澎湃新闻-今日头条.2024-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