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
赵南星（1550年4月19日—1628年1月23日），字梦白，号鹤，别号清都散客，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明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
朱翊钧万历二年（1574年），赵南星登进士第。历任汝宁推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吏部文选员外郎等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与孙鑨负责癸巳京察，触动在朝者利益，被罢黜。此后在家闲居长达二十余年。朱由校天启三年（1623年），赵南星被重新启用，任吏部尚书。为政期间，革新吏治，整肃朝纲，风气为之一新。但随着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失败，赵南星被革去官职，削籍戍代州。崇祯即位之初，即清查魏忠贤案，为其平反。天启七年十二月（1628年1月），赵南星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毅”，世称赵忠毅公。所著尚有《赵忠毅公集》、《味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
赵南星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赵南星在文学上亦造诣颇深，作品涉及诗词，散曲等，题材种类之多为明代作家之少有。有《芳茹园乐府》等作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赵南星，字梦白，高邑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职汝宁推官。行为廉洁，治理太平，逐渐提升为户部主事。张居正卧病，朝廷大臣都为他祈祷，赵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不去。张居正死，调任吏部考功郎中，称病回家。
上书起复
赵南星被起用担任文选员外郎。上疏陈述天下四大害，说：“杨巍乞求退休，左都御史吴时来图谋取代他，忌恨户部尚书宋纟熏的声望，接连上疏排挤他。副都御史詹仰庇极力谋取吏部和兵部的侍郎。大臣尚且如此，拿什么来责备小臣，这是不正当的求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寺卿沈思孝相继自行离职，只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位，词臣黄洪宪一帮人每每背后讲他的坏话，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又公开地诋毁诬蔑他。不能容忍正直的人而使小人得志，这叫作倾轧排挤之害。州县官员的选拔任用过于随便，部、寺的官员不超过一月便可当上省级官长，不考察他的才干品行。而巡抚、按察使品评人物全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不是说还差得远，就是说资历太浅，一概不加升迁或降职。本意以为是爱惜人才，却不知这实在是爱惜庸才。吏治一天天地污秽，民生一天天衰竭，这叫做地方州县之害。退休大官的权力比郡守县令还大，横行乡里，无所顾忌，谁也奈何不得。像渭南市知县张栋，治理品行之好，找不出第二个来，约束抑制退休居乡官员，结果被人谗言中伤没有获得升迁，这叫作乡官横行之害。这四害不除，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
奏疏出来后，朝中议论称是。而疏中所抨击的全都是当朝庇护的，于是给事中李春开站出来反驳他。李春开的奏疏先交给廷议，赵南星几乎被贬。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下姜士昌、吴正志一起帮赵南星攻击李春开，并且揭发吴时来、詹仰庇、黄洪宪诬陷忠良、阿谀奉承的情形。李春开为之丧气，而赵南星最终因病回家。再次起用，担任考功郎中。
被贬下野
万历二十一年(1593)，考核在京官员，跟尚书孙鑨一起秉公执法，淘汰选择，澄清吏治。首先贬黜他亲近的都给事中王三余和孙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其他依附政府的人连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都不能幸免。政府难以承受。给事中刘道隆于是弹劾吏部建议留任被纠察的庶僚不合法。皇帝下旨，认为赵南星等人擅权培植自己的党羽，将他降官三级。不久由于李世达等上疏挽救，贬斥赵南星为平民。后来议论挽救他的人都受到谴责，孙鑨也离开了他的职位，一时间好人几乎全走光了。
赵南星定居乡里，名声更大，与邹元标、顾宪成号称为海内三君子。朝廷内外上疏议论推荐他的不下百十起，终于没被起用。
刚正不阿
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寺卿。不久改任右通政，提拔为太常寺卿。到任后又提升为工部右侍郎。数月之后，授官左都御史，慷慨激昂地把治理国家当作自己职责。天启三年(1623)考核在京官员，因原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时结党营私、扰乱朝政，建议贬黜他们。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极力不同意。赵南星著《四凶论》，终于同考功郎程正已认定四人不合做官体统，其他考核汰除情形，完全跟他做考功郎中时相同。浙江巡按张素养举荐部内的人才，包括了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赵南星揭发他的错误，张素养被定罪剥夺俸禄。在此之前，巡抚地方的人有提拔举荐人才的先例，赵南星已上疏制止了。而陕西省高宏图、山西省徐扬先，宣府、大同市李思启，河东刘大受，还按旧例继续实行。赵南星一并上疏弹劾他们，巡抚地方的人这才知道畏惧法令。
不久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这个时候，人人千方百计奔走于升迁之道，贿赂公行，言官尤为横行，每逢文选郎外出，就在半道上将他拦住，替别人求官，得不到满足就说他的坏话，，或者把他赶走。选官即使公正行使权力，也无法奈何他们，尚书也只有叹息而已。赵南星一向憎恨这弊端，锐意改革，一意推行自己的想法，政府官员和太监权贵也不能对他有什么请求，各人害怕他的刚毅严肃也不敢有什么冒犯。有一位给事郎请求盐运司的官职，赵南星就将赀郎注籍在王府里，而将给事派往外地。知县石三畏一向贪财，巴结权贵将要调任京职，赵南星也把他安置在王府里。当时进士没有在王府做官的，赵南星却不顾惜。
党争不休
魏忠贤向来推重他，曾在皇帝面前称赞他的才干。有一天，派遣内亲傅应星介绍一位中书拿着礼物来拜见他，赵南星把他赶走了。曾与魏忠贤一起坐在弘政门下，选拔通政司的参议，态度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朝廷内外的臣子应该各自努力做好事。”魏忠贤一声不吭，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大学士魏广微，是赵天南星的朋友魏允贞的儿子，向来以世交子弟抚养他，魏广微进入内阁，曾三次到赵南星家，都被拒之门外，又曾经感叹说：“见泉没有儿子。”见泉是魏允贞的别号。魏广微恨之入骨，与魏忠贤相勾结来陷害赵南星。
东林党势力昌盛，大批正直的人充盈朝廷。赵南星加倍寻找举荐被遗漏的东林党人，把他们安排在各个部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执掌法令；李腾芳、陈于廷辅助选举；魏大中、袁化中主管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等人全部放在部里执政。而这四司的下属官员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也都受到民众的称颂。朝廷内外欣喜地期望能有所作为，而小人侧目，更想赶走赵南星。给事中傅魁以邹维琏改任吏部自己不知道为由，首先凭借汪文言发难，弹劾赵南星改变旧制，培植私党。邹维琏引咎辞职，赵南星上疏挽留他，小人更加不满。正好杨琏上疏弹劾魏忠贤，宫中太监与政府官员更加对立，势同水火。赵南星于是闭门乞求退休，皇帝不同意。
高攀龙弹劾崔呈秀，赵南星疏论让他充边。崔呈秀处境窘迫，连夜跑到魏忠贤的住处，叩头哀求，说：“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不走，我们二人将不知死在哪里啊。”魏忠贤认为的确是这样的，于是和他一起制定阴谋。恰巧山西省巡抚空缺，河南省布政使郭尚友想得到它。赵南星认为太常寺卿谢应祥有好名声，将他列在第一位请求皇帝批准。已经获得圣旨恩准，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的指使，说谢应祥曾出知嘉善县，魏大中是他的门生，魏大中以师徒关系的缘故，同文选郎夏嘉遇商量启用他，徇私舞弊理当斥责。魏大中、夏嘉遇上疏争辩，语言涉及陈九畴。陈九畴再次上疏极力诋毁，二疏一起交给部里讨论。赵南星、高攀龙确切指出谢应祥是因为在群众有声望而被推荐的，魏大中、夏嘉遇没有私情，陈九畴的胡说不能相信。魏忠贤大怒，假传圣旨废黜魏大中、夏嘉遇，连同陈九畴一同被废黜，而斥责赵南星等人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赵南星立即引咎辞职，魏忠贤再次假传圣旨痛切责备他，放赵南星回家。第二天，高攀龙也引咎辞职。给事中沈惟炳上疏挽救，也被流放在外。不久因为会同推举官员违背魏忠贤的意思，同时排斥陈于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把赵南星弃了的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人安排在政府要害部门，小人竞相升迁，国家大权都被魏忠贤夺去了。
魏忠贤及其党徒非常憎恨赵南星。每当假传皇帝下诏、告示时，总是把他看作罪魁祸首。于是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状，并且弹劾邹维涟、程国祥、夏嘉遇以及王允成。得皇帝旨，将他们全部削籍为平民。叫人再次上奏赵南星的同伙，张讷又列上李邦华及孙鼎相十四人的名字，统统将他贬职废黜了。自此被赵南星摈弃的人，没有不被提拔任用的。他向来所推重奖赏的人，全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些希望迅速谋求进身为官的人，一旦攻击赵南星，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石三畏也被起用任命为御史，上疏攻击赵南星以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已经死亡的都剥夺官职，有官职的祸害更加惨烈。不久因为汪文言的供词涉及到赵南星，交给抚按审讯。正好郭尚友巡抚保定市，而巡抚马逢皋也怀恨赵南星，于是相邀在朝廷上侮辱他，用竹板打他的儿子赵清衡和外孙王钟庞，将他们下狱，让赵南星赔偿赃款一万五千两银子。赵南星家一向贫穷，靠亲友捐助才将官司了结。最后将赵南星发配代州，赵清衡流放庄浪县，王钟庞戍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姓，都由于哀痛过度而死。七岁的儿子也由于受惊吓死去了。赵南星到达发配地，安然自处。
死于流所
庄烈皇帝登基，下诏赦免让他返京。巡抚牟志，是魏忠贤的死党，故意推迟派送，赵南星最终死在发配的地方。崇祯初年，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毅”。傅槐、崔呈秀、魏广微、陈九畴、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张讷、石三畏、郭尚友、牟志夔，都与“逆案”相牵连，为世人所憎恶。
散曲特点
赵南星散曲涉及拜佛求仙、赏花观景、风情调笑等闲居之作较多，但更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赵南星一生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致宦海浮沉，艰辛备尝，对于晚明吏治败坏、官场黑暗，他了若指掌。《芳茹园乐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写于罢官居家的30年间，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气，如套曲〔点唇〕《慰张巩昌罢官》、〔点绛唇〕《寿家君六十五》等，表达了他对“伤了时务，损了人民”的现实的忧虑；二是以俗曲形式写的男女恋歌，爽朗热烈，朴直清新，如《锁南枝》、《折桂令》、《喜连声 》、《玉抱肚》等，都表现了他豪辣顽艳的艺术风格。正如尤侗所说：“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填歌，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百末词馀跋》)
曲作《芳茹园乐府》 1卷，有明刊本、饮虹刻本。所著尚有《赵忠毅公集》、《味檗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
诗词价值
时代轨迹
赵南星的诗词作品保存下来共七百三十四首，按类别划分，其中四言古诗九首，古乐府十二首，五言古风一百三十七首，七言古风六十首，五言律诗一百七十五首，七言律诗二百二十五首，绝句一百一十三首，词三首。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在晚明诗人中，可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从现有的作品看，尚未发现赵南星早期的诗词，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万历二年他中进士以后的作品。再严格一点，是经过两年的待任期，于万历四年初授河南汝宁府推官以后的作品。置身七品推官的位置，赵南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尽职尽责地做着自己分署的公务，并广泛交结汝南县各界人士，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由于其才德出众，许多府、县生员均拜他为师，研习文章。赵南星不遗余力，课子授徒，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据有关资料记载，他的汝南郡弟子在今后几年脱颖而出，仅考中进士者即有马犹龙、刘文卿、杨位等六人之多。在汝宁五年，赵南星诗情洋溢，佳作频出，共写下了近百首作品，形成他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些诗有反映其公务活动的《雪夜大梁道中》、《尉氏期郭明府不值》、《信阳道中》等，有记述与汝南众多名士相交的《赠王师竹太史归省》、《过陈道易隐居》、《送助甫自徽宁再镇甘州》、《赠王同野》、《黄复斋夜集，时以赴征北上》等，但更多的，是公务之余的游乐与宴饮，这些作品有《水大涨，与何王二公泛舟》、《雪中饮黄使君》、《登郡城》、《夜抵少林寺》、《大梁中秋与客玩月》等。汝宁是赵南星继隆庆元年随祖父上任武功知县后的第二次人生之旅，并作为其初登政坛的首次历练，其心情的欣喜与欢乐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其诗中所喷发的大多是对于祖国俊美山川的长歌短唱：“岩桂敷华荣，篱菊吐芬芳”（《赠王师竹太史归省》）；“繁条结翠幄，虚窍奏鸣琴。云霞时来往，雁递浮沉”（《钓鱼台》）；“吹笛千家杨柳月，放船十里水花香”（《秋怀八首》之四）；“朗陵远送丹枫下，汝海清汲雪雁征”（《九日酒集》）。间或，作者也以诗宣泄自己心中的苦闷与忧愁：“逢客高卧湘江畔，病客年来已倦游”（《黄副使园池泛舟》）；“江山萧飒皆愁思，历乱无劳写素琴”（《秋夜》）；“修名苦不立，死亦何足伤”（《杂诗三首》之一）。毕竟，此时的赵南星年方三十左右，仅仅是一名七品官，尚不足以当历史冠以他政治家的称号，除了传统文化赋予他忠君爱民的朴素理念，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缺乏政坛必要的严格砥砺。加之长久的离家孤居，任内的繁乱挫折，疾病的困顿，功名的渺茫，颓生出些许忧愁也在所难免。
万历九年，赵南星升为京官，至癸巳京察被罢，在万历一朝的京官生涯，他只有十二年。除去万历十四、十五两年因母丧丁忧，和因上“四害疏”被劾称病回乡的两年，赵南星实际在朝仅有短短的八年时间。然而就是这八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的人生真正地成熟了起来。置身大明中央权力机关，他领略了官场的严酷。一场场朝政风波，一次次权力角逐，使他对政治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奠定了他做为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基础。赵南星目睹了官场的丑陋与险恶，感受了天灾与人祸带给人民的无边痛苦，透过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专横跋扈，独权天下，以及继任权贵的奸邪与卑庸，使他窥视了“万历新政”掩饰下的矛盾与弊端。他曾经大声疾呼，也曾经奋力抗争，然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或五品郎官却难以阻止日渐颓落的朝政，反而被劾问和削籍。在这段时间，或许是思想的不适和精神的苦闷，他的作品不是太多，能够辨识明晰的，也不过二三十首，其分量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歌舞升平及轻吟曼唱，如七言古风《长蛇歌，饮邹南皋作》、四言古诗《日居篇》、七言律诗《乙酉元日京邸》等，特别是五言排律《壬午六月纪事》，将三十一韵一气呵成，起伏跌荡，洋洋洒洒，可以说涵盖了张居正一生的经历，以辛辣的诗句揭示了这位权倾天下的新故内阁首辅人生晚年致命的缺陷。这是一篇诗的檄文，批剥了其攀升权力顶峰之后把持朝政，内外勾连，蔽塞言路，恣肆横行的不法之举；这是一座喷吐的火山，宣泄了朝野之间数十年郁结于胸中的不平之气。以这首诗为标志，昭示了一个思想凝重、情感深厚的政治家诗人的诞生，也形成了赵南星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无可讳言，这一时期赵南星诗中存在于过多的激愤与偏执，这是青春和性格带给他难以磨灭的烙印。那么，在他长达近三十年的隐居生涯中，历经了长久的思想沉淀，他显得日臻成熟。也许是阅历充盈，山川风物都在他胸中衍化为一弘碧澄的泉水，纵使狂风劲吹也只能泛起一圈圈涟漪；也许是饱经磨难，人情世象均在他眼中迭印成一张张平淡的画片，无论春夏秋冬，依次弹奏出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如一个得道高僧，赵南星隐居芳茹园中，虽足不出户，天下万物却囊括胸中。高邑县近在京，紧傍南北通大道，得地利之优势，朝野人士及社会名流频频相访，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形成他一生最盛的创作高峰，他的七百多首作品，有一多半即产生于这一阶段。
万历末年，因神宗怠于朝政的加剧，大明江山进一步衰败，赵南星忧心忡忡，在接踵而至的迎访宴饮中，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忧国之诗，如《仲文以江西参藩入贺圣寿，既而上章言事，贬官苍梧，过我山中，赋此赠别》、《送许聿》、《李本宁弃官南归，过予为别》等，抒发了对于时局危难、民生敝困的深深忧虑，如“天下渐危谁可赖？愁时西望一长吟”（《得萧馥亭将军书却寄》）；“闾阎困敝自可见，宫殿烧残哪不愁”（《送元靖起家户部北上》）；“丘壑情堪适，乾坤事可哀”（《乙卯夏日史际明姜抱宏丈来，坐思党亭》）。此类作品在他的诗词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充分显示了赵南星倾心社稷，关注民生的无限胸怀，印证了他作为东林首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风范。除了叹息与无奈，赵南星以一颗永不泯灭的赤诚之心，决不放弃拯世救民的追求。虽则已经退居林泉，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把他们源源不断地推向中国的政坛，让这些新生力量融入匡扶明室的后续梯队，如《送魏乾仲进士宰阳武》、《送王钟嵩守常州》、《送李芳园试宰镇原》、《送赵淡含进士宰通许》等，薪火相传，接力助推，把振兴的希望寄于后人。于一方小小的芳茹园，赵南星长吟短唱，以自己的作品映照出一位历史巨人的光辉形象。
历史价值
赵南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盈着忧国爱民，心怀天下的崇高精神。由于连续不断地变幻着朝野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观察视角更加具有特殊性与穿透力，他以诗的形式忠实记录了万历一朝由盛到衰的时代变迁，无疑使他的诗具有了诗史的价值。
自朱元璋投身红巾军起义，经十多年的杀伐征战，终于建立了大明王朝。历二百余年的风雨飘摇，历史的小舟行驶到万历年间，他的不肖子孙却亲手敲响了大明的丧钟，好端端的江山社稷因朱翊钧皇帝荒怠朝政而变得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举步维艰。赵南星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朝政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着真实的记述，如反映张居正夺情的《艾先生以言适戍》、《长蛇歌，饮邹南皋作》、《寄艾纯卿先生二首》，反映癸巳京察的《怀于景素先生》、《怀史长灵》、《太宰孙公屡疏求归不得，叩阙而行，追送之柏乡，赋此奉赠》，反映争国本的《赵虚白宪进建储表，事竣得请归养》，反映矿税征收、横行中原的《章元礼先生以四诗寄，如数奉酬》，反映妖书事件的《柏乡送归德沈相公四首》等。尤其是万历二十八年影响深远的征讨播州杨应龙反叛事件，赵南星在诗中反映更多。因平播主帅为赵南星同年进士、一生好友李化龙，监军为其好友崔景荣，时任四川巡抚为其同年、同乡乔璧星，且将军幕府中有他荐举的一些好友、弟子充任幕僚。可以说，整个平播的核心人物多与赵南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率师出征及凯旋归来都曾在芳茹园稍作逗留，赵南星为此共写下了《送叔广之楚藩幕》、《送乔聚所开府四川》、《于田入典戎政过我，作诗送之四首》、《姚百雉过余一年，所将南归而不果，顷定婚于栾城，乔中丞聘之，随入蜀中》等许多作品，于诗中倾入了深深的关切：“三巴骚动羽书驰，六月征鼓角悲。杀气顿消杨母阁，封疆直辟竹王祠”；“龙虎禁林随指顾，鹭朝列仰仪刑”。可以说，他的诗从多个层面真实地记述了这一恢宏的事件，将历史定格在了诗行之间。
万历中期以后，由于朝政腐败，边备松弛，河套平原地区部落飞骑频频犯边，劫财掠地。加之内库虚空，戍边守卒军饷严重拖欠，不断发生军伍哗乱，西北边塞战云密布。而辽东一带随后金的强盛，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正式建国“金朝”，全面对明朝发起征战，搞得朝廷焦头烂额。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赵南星的众多亲故都曾亲历西北与辽东的战事，在芳茹园，他频频为他们出征送行。为此，他写下了三十多首边事诗，如《送吕宗望督饷兰州》、《送助甫自徽宁再镇甘州》、《寄题刘恩征太乙楼》、《送舍弟文冲之辽东》、《项山人之辽东访张钟岳将军，因寄》等，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由于特殊的境遇，他对边事时刻萦绕于心，将对祖国的安危与亲故的忧念凝为一体，倾注了极大的关心：“秋来感物更忧时，长夜漫漫搅梦思”（《秋夜闻砧二首》之一）；“旌旗猎猎指燕然，雪耻行看奏凯还”（《闻五将军入辽》）；“天下渐危谁可赖？愁时西望一长吟”（《得萧馥亭将军书却寄》）。透过这些或焦灼忧虑或高亢悲壮的诗句，便可感知一位热血老人的牵念情怀。
除了军国大事，由于隐于山林，融入民间，赵南星诗词中对于地方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例则多有反映，如《嗟嗟行，癸卯九月作柏乡事》，记述了万历三十一年柏乡县发生的一件惊天大案，县衙官吏在捕捉因无力交纳税赋的贫困乡民时，丧失天良，欲淫其女，被乡民愤而反抗，断头颈；《临城二广文歌》辛辣地讽刺了儒学教官盘剥生员，设法敛财的不法之举；《复嗟嗟行》描写了邻邑无赖子宠幸青楼，将娇妻推入酒缸溺死的残暴事件；《郭侍御席上戏作樊姬行》追忆了一贫家少女被人诱骗，始乱终弃而坠入青楼的悲惨遭际；《城西行》描摹了荒旱年间一家三口外出逃生缢死他乡的流民悲图；而《苦雪行》、《淫霖歌》、《旱霾》、《苦雨十韵》等篇则描述了各类灾异带给黎民百姓的凋残与困顿。这些诗以凸显的客观现实，折射了万历中后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具有很强的史诗性质，与唐代诗人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明末复社才子吴应箕称赵南星“诗与杜工部欲近之”（《熹朝忠节死臣列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毅赵公传》），当为公允之说。
诗是抒情的艺术，它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手中的如之笔，可以详尽地记录下历史进程中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它能以独特的视角去窥视历史和审视历史，并借以抒发诗人的情感。诗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遗迹，是留给后人寻觅往事不可或缺的路标。同时，它所折透的信息符号，又是对于史书的弥补与修正。历史是后人对于往事的记录和综述，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偏颇或史家的疏漏，难免会造成个别细微的失误。而时人所留下的一些文字，哪怕是一首长于抒情的诗歌，却能于无意间赖以考订出史书的谬误，弥补历史的缺憾，赵南星的诗词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
艺术特色
在晚明的历史中，赵南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他一心为政却仕途坎坷，无心为文但文名甚高，特殊的境遇造就了他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因而他的诗也便具有了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歌是现实的反映，它视整个社会为创作的源泉。赵南星一生坎坷，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反映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如《早春寄沈伯英》、《怀于景素先生》、《李本宁弃官南归，过予为别》、《夏日饮华伯叙怀》、《苍天歌》、《苦雪行》等。这些诗或感叹朝政颓败、权臣当道、君子贤达难居其位，或反映天怒人怨，灾异频发，苍生黎庶无以活命，作者直面现实，有感而发，深刻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迸发出“抚长叹息，何以活蒸黎”的冲天呐喊。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作者无暇顾及自身所受的累累伤痕，冷峻地审视社会，真实地记录下历史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在他的诗中，不仅充盈着朝政腐败、权力倾轧所形成的内忧外患和国运凋衰，以及这种无序现状逼使众多正直官员的被贬去位，而且透过这种忧愤疾俗，引发了更深层面的思索与拷问：“圣主深居卿相闲”，“天下渐危谁可赖”？类似的句子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赵南星的诗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愈步愈衰的客观现实，凝结成一首首时代悲歌，如果我们细细品评，不难从中寻觅到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
大处着眼，浑然天成。赵南星作为著名的“东林三君”，以深远的影响光耀青史，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首先是一位忧时悯国、匡扶天下的政治家，其次才是著述颇丰、传唱千古的文学家。文学家视文学为毕生的事业，而文学只不过是政治家战斗的武器和表述思想的载体，这就是政治家和文学家本质的区别。纵观赵南星的诗词，大多即为大处着眼，“当关之呼”，而不见过分的雕琢与涂抹。他倡导“诗必从悟人”，反对“过于涂饰”，“以巧盖其丑”（《李于田诗集序》），这一诗观在他的序文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故诗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彻无疑之识，其孰能识之？非夫员神不滞之才，其孰能为之？而世之人往往托于雕虫之说，以掩其陋。夫善雕虫者，未有过于天地者也，而不以贬天地之大。要之出于自然，归于大雅，乃足观也。”（《李于田诗集序》）赵南星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去审视社会，关注民生，因此所作之诗亦多从兴衰苦乐的大处着眼，去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往往给人以大气磅礴，匠心独运之感，其诗一气呵成，如江河奔涌，虽不事雕琢但浑然天成，自然流畅。如《送同年子郎生见李于田司马》、《金思玄主薄见访》、《古意有赠》、《寄赠仲一诗》等，均将个人命运与社稷安危兴衰系于一体，表现了一种天地间至大至妙的思想境界。就连众多的赠答与送别之作，也凸透出一股刚毅持重，有别于流俗的浩然之气。甚至在写给子孙的诗中，也绝少儿女情长，悱恻缠绵之意：“鸿鹄养六翮，奋飞览九州。安能共斯，竞为蒿下游？丈夫怀远志，圣贤以为俦。文藻绚山川，中情信修。所希在天表，于世亦何尤？”（《示清衡》）“人当为豪杰，碌碌安足论？”（《示清恒》）其势如长风骤起，林披川动；其语如奔流直泻，欢快流畅；其意如胸臆顿开，清新自然。
谐于性情，臻以妙境。诗是性情的凝聚，“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总论》）好的诗总是思想与情感的完美结合，二者相谐成趣，缺一不可。《古诗为横山妇作》是赵南星就任汝宁的重要之作，此诗叙述了一对患难夫妻的忠贞之爱。尽管凶荒之年众多乡民被逼为盗，其夫仍恪守本分，却被官府无辜捕杀，横山妇愤而殉情。虽诗题下标注此为“嘉靖中事”，但仍能引发出作者无限的愤慨：“所遇即为盗，何必真假为？真盗如流星，疾步不可追。田夫饿无力，擒之如擒鸡。并彼横山夫，一一反接之。”此诗洋洋洒洒，在一百零八言的长篇叙述中，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表现出情感的迸溅，这就是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制造这一冤案的凶残官吏的血泪控诉：“冤气凝不散，夜雨双悲鸣。……天地终枯槁，此恨不可平！”在诗完结之后，诗人意犹未尽，气愤难消，又写下一大段跋文，对于滥杀无辜的刽子手发出了气吞山河的声讨：“彼己长吏，虎噬善良，又禁贞妇之名不彰，痛哉！……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则刑，失死则死，不可易也！”诗与跋相辅相成，犹如性与情相得益彰，使这一主题升华到至佳的妙境。类似的性情相谐还突出反映在他的边事诗中：“寒节砧声天地满，边亭戍客古今悲”（《秋声闻砧二首》之一）；“沙飞古戍炊烟断，霜满胡天画角哀”（《送吕宗望督饷兰州》）；“疆场旧鬼兼新鬼，道路南兵与北兵。酪酒琵琶应尽兴，雪霜刁斗岂聊生”（《闻征兵郡中入辽，今冬寒甚，怆然有作》）。这些诗将思想与情感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对国家的安危与守边将士的悲悯有机地融为一体，感人至深。赵南星没有将思想的锋芒停留在悲歌苦情的表面描写，而是从更深的层面去探求与思索，终于发出“纵起当年谢安，养成祸乱亦难图”（《辽事》）的悲天长叹，使诗的构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妙境。
师古今，出神入化。赵南星具有深厚的学养，他治学严谨，诗从先哲，自《诗经》、《楚辞集解》、汉代《乐府》，而唐诗宋词，无不谙熟于心，运用自如，因而他作诗必徇古道，以成大雅。“诗者，圣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览先民而作，则赴理义以为归，合于作者，乃成德音。”（《范长公诗集序》）其四言古诗《定志诗》，起句“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从《诗经·小雅·鹤鸣》化出，融汇了皋陶、许由、子州、唐高、鲍叔牙、管仲、孔子等众多先哲不同的境遇，来诠解作者“孤居味道，永保利贞”的立言之说，师古而镕今，出神而入化，借古达意，尽显功力。鄗南千秋台乃刘秀中兴汉业登基之处，赵南星曾数次登临凭吊，悠悠情思，涌入笔端：“劝进先知业会倾，春花秋蒂旋枯荣。异代萧条生感慨，转见前贤禾黍情。”（《千秋台歌》）犹如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折透出思想家的智言睿语。赵南星的诗词长于用典，随手拈来，自然嵌入。“诗用典故如不用者，使观者虽不记出处，亦觉痛快方妙。”（《闲居择言》）如“阮氏竹林寻匹侣，陶家松径有辉光”（《再作此奉众甫慎可》），既赞誉了众甫慎可叔侄才华如大小二阮，又暗喻了自己如陶渊明一样的隐居生涯，遣词贴切，不着痕迹。“袖中新著三都赋，笔底轻挥五岳图”（《罗生行》），以古之文图名作自然衬托了罗伯符的出众才华，典型凝练，以少胜多。作者长于借代，随手拈来，天衣无缝。如“冰泮得双鲤，深衷托细素”（《早春寄沈伯英》，以“冰泮”隐喻早春，以“双鲤”和“细素”借指书信，自然而富含诗意。“纵有百毛遂，朱门万里隔”（《平原君咏》），以“毛遂自荐”反而用之，深刻阐述了招贤兴邦的社会环境，即千里马和伯乐的辩证关系。一典千钧，出神入化，一语入诗，力透纸背，绽放出绚丽的思想之花。
力挽狂澜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指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帝能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说：“臣等虽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苍穹；臣等虽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虽鞠躬殚力，不如皇上之一举动足以维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赵南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天下 事不意如此，视我辈薄游时便如隔世。虽有曲逆梁公，缚手无策。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
认识到了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赵南星遂力图改革，对皇帝进行劝谏，希望其"一念猛省"，顿改前非。他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
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若朱翊钧、朱由校能听从赵南星等人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发展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可以为证。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帝的胡作非为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则无如之何。明代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建议被皇帝当成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就使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无法实施，也难以见到成效。
封建官吏是皇帝藉以统治百姓的工具，国家法令的推行、钱粮赋税等的征收等无不要通过大量的封建官吏来执行和实施。因此，封建官吏是皇权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其邪正、贤否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治乱。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所谓的长治久安，多采取各种措施，慎选官吏，罢黜邪，引用正人。
明代后期，由于皇帝怠政庸懦，“贤奸杂用”，朝中“君子”与“小人”并立。万历年间，廷臣以在“国本”之争等事件中抗谏直言和依唯皇帝明显地分为了两派，前者主张尽早册立太子，并与朱翊钧的胡作非为展开斗争，以顾宪成、赵南星等为代表，逐渐形成东林党。后者依唯皇帝，人数虽少，但因有皇帝和部分大学士作后台，气焰嚣张，势力很盛，先后结为齐、楚、浙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天启初年，朱由校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改革弊政，大量引用正人，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不久，宦官魏忠贤擅权，搜罗、起用遭排击的东林反对派，“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打击、残害正直的东林党人，“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
赵南星自小接受了封建正统教育，力主为政须“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用正去邪。赵南星认为，“君子”（贤臣）在位则国家安定，天下的治、乱与君子的进用与否，即“君子之气”的“伸”“郁”有直接关系，所谓“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气恒伸也。而天下之所以危乱者，君子之气恒郁也”。生活于明代后期，他对邪佞猖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分析这种情况形成原因和危害说：“天下之乱，乱于容恶。容恶者，宽身保富贵之术也。人皆自容其恶，虑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恶。自容而恶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恶日多。恶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见容，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乱”。这是对明代后期邪佞当权的揭露和控诉。赵南星认为，要使天下大治，就必须不容“恶”，去“恶人”，与邪佞展开坚决斗争。
赵南星曾为官吏部、都察院，主管官吏的考察、任免等，因此他得以把用正去邪的思想主张用于实践中。
官吏的考核是辨别邪、正的重要依据，是决定去取的基础，赵南星对之特别重视。他抨击了当时的考核不实，指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包庇，使考核徒为虚文，因此导致“贤奸杂用”，朝政坏。为了保证考核得实，他提出，当抚按考察后，“即将其所举、劾，令河南道发单各道，一一细加咨访，如考察之例”；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荐举簿一扇”，每遇抚按举、劾疏至，即记录在案，以备对照，“滥举必罚”；内、外官员“互相觉察”，“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纵，以致属下举首、百姓告发，俱当连坐”。
在考核得实的基础上，赵南星主张秉公澄汰。他在主持澄汰时，公开宣布：“事有益于国家，即所当为。人有合于道义，即所当与。本无可避之嫌”。对邪佞之臣，他坚决惩处，毫不手软。早在任文选员外郎时，他就上《剖露良心疏》，所抨击者，如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皆众论不予者”。万历二十一年（1583年），他与 吏部尚书孙鑨主持大计，“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孙）鑨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天启三年（1623年），他以左都御史佐主京察，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先朝结党乱政”，置于“不谨”而黜之，“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对于正直之臣，赵南星极力推用。为吏部尚书时，他“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袁可立、孙居相、饶伸、王之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刘廷谏亦皆民誉”。
赵南星的去邪用正思想和实践，说到底就是打击以齐（亓诗教、赵兴邦）、楚（官应震、吴亮嗣）、浙等党为代表的邪佞之臣，引用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正直之臣，因而没有摆脱当时廷臣的门户之争。但是，由于东林党人代表了维护传统封建秩序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又能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因此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邪党人士则多属贪赃无耻之徒，为百姓所恨，为公论所鄙。赵南星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其去邪用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愿，故而一时颇得好评。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后，“国论大快，谓二百年计典绝调”。天启年间，他举用名德旧臣，中外“忻忻望治”。
不过，由于赵南星去邪用正实践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且直接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因此难以持久，并取得实效，赵南星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前述上《剖露良心疏》后，给事中李春开“媚众纠（赵）南星”，赵南星被迫“引疾归”。前述京察后，“政府大不堪”，不久赵南星即坐莫须有之罪而斥为民。天启年间，他广引正人，“而小人侧目”，滋欲去之。给事中傅遂以邹维琏改吏部而“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赵南星“紊旧制，植私人”，赵南星又被迫乞休。
明代后期，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任上胡作非为，官场中歪风盛行。其一，是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得意，一些无耻之徒又用剥削来的钱财大行贿赂，笼络上官姓，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 德，以请教为谦厚”。其三，重交际、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多置政务于脑后，把大量时间花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描述这股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对于这些歪风，赵南星主张坚决予以扭转。
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戌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 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当他与高攀龙议处大贪污犯崔呈秀时，崔呈秀投靠权阉魏忠贤，阴谋翻案，伺机反扑。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斥为民，寻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为魏忠贤党羽，“故留滞不听归”，赵南星“终殒戌所”。赵南星既罢，昔日为其摒弃者无不拔，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赵）南星，辄遂所欲”。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机构的残缺瘫痪，使封建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赵南星指出，政府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家庭缺仆则败，国家缺官也难免衰亡，因此赵南星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设十五人，但天启初仅有八人，“事多废弛”。赵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四司官补齐后，赵南星仍觉不敷行政，遂上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朱由校的同意。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把封建国家机器纳入正常运转轨道。
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封建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实践紧密相关。
赵南星在朝时间很短，且职仅至吏部尚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无能为力。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打碎封建制度，这反映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也是他改革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赵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祠堂地址
现在高邑县城还保留这赵南星的祠堂，高邑有条路被命名为“南星路”，以纪念这位高邑名人。赵南星祠堂，又称赵忠毅公祠堂，属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清嘉靖年重修。祠堂原称赵氏宗祠，1981年，高邑县县人民政府将祠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纪念明代政治家、文学家赵南星改称赵南星祠堂。
现存的赵南星祠堂是清代建筑，坐南朝北，前殿为正门过庭一间向后抱厦连左右耳房各一间后殿为正殿三间，前后殿由东西两侧高砌砖墙成院，属砖木结构的硬山瓦房顶建筑。前殿左右山墙垛上镶砌的神兽祥瑞图砖雕刀法流畅，形态生动是整个古建筑精华部分。
保护历程
民国年间，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带兵经高邑，知道这里是东林三君之一赵南星的故里，便访见赵氏族人赵云章，赠拨银两，重印了南星著述，修整了祠堂。
1947年春，陈毅元帅去阜平县参加中央会议过高邑县，将祠堂存藏的铁如意带去交给董必武，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任河北省代省长刘秉彦、原河北副省长顾二熊先后来到高邑参观南星祠堂，均作了保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的指示。
各级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赵南星祠堂的保护管理工作，且从实抓起。1982年，石家庄市地区文化局拨专款维修，破堪久年的祠堂又呈原貌。
1993年，高邑县人民政府提出扩建赵南星纪念馆的意见，县委书记、县长王三堂作了此举甚好，应力促的指示，责成副县长尚增伟总指挥。向省文物局申请专款十万元，同时捐款四万余元，向南向西拆迁十八户，征地九亩余，打好了扩建赵南星纪念馆的基础。所说的扩建赵南星纪念馆，其实是高邑的县博物馆，因为赵南星文化具有本县的地域性文化的特点，所以就用了赵南星的名字做纪念馆的名字。
中共高邑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弘扬工作。2007年，由县委书记崔欣元、县长王雁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连平、县政协主席陈金锁亲自主持召开了有特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省文物局副局长张立芳、市文物局局长刘正军和副局长张献中等出席的赵南星祠堂维修工程研讨会，肯定了赵南星祠堂的文物价值，确定了科学管理保护的方案，即由省、市拨来修缮专款三十万元，遂于2008年5月将其修如故。
自2009年以来，为更好的发掘利用历史文化让文物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前任局长李二刚和现任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局长胡志乔皆看准文物所具有特殊的社会教育功能，拿主意，定方案，丰富充实赵南星的展示内容，从图文到实物均做了科学的整理和编制，还将全国著名学者，原全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给题字的匾额悬挂正门，使之形成了有益传统教育的文化景点。
远景规划
高邑县以《赵南星诗词》中描述的景象为设计蓝本，把县域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和游园建设结合，投资3700万元拟建成包括春华秋实园、府北公园等5个仿古园林。为增加古典元素，我县还分别在县城重要入口处建成了典雅逼真的仿古城门。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按照明清风格，生动再现赵南星这一历史人物刚直清廉光辉形象。
后世纪念
赵南星祠堂，又称赵忠毅公祠堂，位河北省高邑县城关镇东关村赵家街，原名赵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重修。
1981年，高邑县人民政府将祠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纪念赵南星改称赵南星祠堂。属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获得荣誉
赵南星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周之士《游鹤堂墨蔽》称：“赵梦白书，沉浑鸿博，秀色可餐。”
赵南星散曲涉及拜佛求仙、赏花观景、风情调笑等闲居之作较多，值得重视的是，赵南星作为一名政治家，一生扶正抑邪，宦海浮沉，艰辛备尝，了解晚明吏治的败坏。《芳茹园乐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写于罢官居家的三十年间，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气，如套曲《点绛唇·慰张巩昌罢官》《点绛唇·寿家君六十五》等，表达了他对“伤了时务，损了人民”的现实的忧虑
人物评价
高攀龙《高子遗书》：侪鹤先生（赵南星）为小词，多寓忧世之怀。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已。
陈鼎《东林列传》：余读南皋（邹元标）梦白（赵南星）两先生传，不禁涕泗滂沱而伤心也。
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诗与杜工部（杜甫）殆欲近之。
王应奎《柳南续笔》引方苞语：高邑赵忠毅公（赵南星），有明一代可数计之君子也，同时官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确乎有据者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其所载者，可尽信乎？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高邑赵忠毅公、高阳孙文正公（孙承宗），皆北方之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
尤侗《百末词馀跋》：“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填歌，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
张廷玉等《明史》：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诗》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谓？权枉盈廷，谴谪相继，“人之云亡，邦国殄”，悲夫！
曾国藩《曾国藩文集》：余观直隶先正，若杨继盛（杨继盛）、赵忠毅（赵南星）、鹿善继（鹿善继）、孙奇逢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
参考资料
赵南星(明代散曲作家)-元氏明代人物专题.博雅人物.2020-10-29
赵南星 简历 - 名人简历.名人简历.202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