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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万历时期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终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改革缔造了历史上的“万历中兴。

明中期以后，吏治颓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赋税收入减少，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四起，北方还面临蒙古部落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在政治上，张居正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同时节制权贵、任用人才。在经济上，张居正推动了万历年间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清查出了大量隐藏田亩，同时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改革马政。在军事上，张居正推动了与蒙古鞑部的议和，开放边境贸易，同时任用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才，加强北部边防。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官僚士绅的利益，加上张居正执政后期的缺点和失误，使得包括朱翊钧在内的朝野内外出现了反对张居正的势力。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随后便出现了对张居正的攻击，明神宗也将张居正抄家，改革失败。

张居正改革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负担、安定人民生活。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也有所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最终因明朝客观的政治环境，和自身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

改革背景

政治背景

明中期以后，官风不正、吏治颓废，政治腐败。明世宗在位时二十年不理朝政，朱载坖在位时期内阁大学士之争愈演愈烈，六年的时间先后换了三个首辅，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朝臣争权夺利，吏治腐败。《明史》记载当时人将外地官吏进京朝觐皇帝的年份称为京官收租的年份，外地官吏到京城后都向京官贿赂财物，朝野上下都争相获利。明朝虽建立了严厉的监察制度，但明朝官僚体系内部腐败，官官相护，难以对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至万历年间，官风不正、吏治颓废、宗室骄恣等问题已相当严重。《明史》记载当时吏部的考核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人人都不再洁身自好，地方巡抚、巡按的权力很大，但这些人却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朝野上下人人都贪污腐败，迎奉上级。政治腐败也带来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明中叶以后，皇帝诏令下到部院，很少认真执行，更无人核查。而明朝宗室对上谄媚于皇帝，对下欺凌官府、压榨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张居正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政治问题忧心如焚，有强烈的改革意愿。

经济背景

明朝宗室、官僚、地主通过乞请、投献等方式，兼并土地，逃避赋役。明朝初期，政府能够征税的土地有八百五十万顷，朱瞻基以后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万顷，这大大加剧了普通农民的赋役负担。明世宗时期，有的农民没有土地，却要交八十亩田的税，家中仅有一个男丁，却要负担一百七八十丁的徭役。明朝的税源在日益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这导致了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嘉靖七年（1528年），太仓年收入仅白银一百三十万两，支出却达二百四十万两之多。隆庆元年(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报告：太仓的存银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一年的支出却要五百五十三万两有奇，府库的存银仅够三个月使用。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则高达四百余万两。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明王朝卖官鬻爵、加派赋税疯狂搜刮，加剧了社会矛盾、政治腐败，却仍然是仓空虚、财政枯竭。张居正改革前，明王朝在财政问题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军事背景

明朝政治与经济上的衰败也带来了军事上的衰败，明世宗在位时期，蒙古国武装部队多次南犯，甚至攻到了北京城郊，大肆杀掠而去，京师三次戒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朱载坖在位六年，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隆庆元年广东起义大规模爆发，隆庆三年，陕西农民起义爆发；隆庆六年，广东肇庆等地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据险结寨，连地八百余里，人数达几万。到朱翊钧万历时期，明王朝已是国势衰颓，危机四伏，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条件

制度条件

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行政权归六部尚书，六部则直接对皇帝负责，决策权由皇帝一人掌握，但皇帝的精力有限，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决断天下政务；为了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朱棣时期创立了内阁制度，起先官仅五品、只备顾问的大学士，成为参与机务的内阁大臣。明朝阁臣与历代丞相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历代丞相都有法定的权力，而明代包括首辅在内的阁臣，其身份只是皇帝的顾问，法定的权力只有“主票拟”，即阅读、分类官僚们递交的奏折，提出参考意见以备皇帝批红。因此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如明世宗二十余年不上朝，信任首辅严嵩，严嵩便能够掌控朝政。内阁首辅权力的弹性为后来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张居正与秉笔太监合谋控制了“票拟”决策权，以减少改革阻力，加快改革进程。

张居正个人条件

张居正于隆庆元年(1567)进入内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朱载坖死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在政治斗争中击败了首辅高拱，张居正成为了首辅。张居正深知新即位的朱翊钧年幼，要着手改革，需要太后的支持和赞助。于是，张居正便通过冯保去结好太后，以取得信任，最终几乎独揽了朝政。张居正作为明神宗的老师，在以明君之德教育明神宗的过程中，融入了改革思想，而且以严师的形象，在明神宗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明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方案言听计从，并对张居正非常尊敬。张居正在得到权力后，裁撤冗员，奖励了一批廉能官员，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将自己的权势推广至监察部门和文教部门，亲身管理六部，这使他的改革计划成为政治体系中的集体行动，也推动了改革的实施。

改革内容

政治改革

整顿吏治

张居正认为，治国之道的核心问题是安抚民众，安抚民众的关键问题是整肃吏治。因而改革的首要内容便是整顿吏治。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详细规定公文处理的过程并实行考成法，按月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成，每年进行总结，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吏的勤惰，以此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官员的执政能力。同时张居正在考察中充分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规定京官与外官分别以三年、六年考满，称职者提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罢免。知府、知县六年一迁，遇有不宜于官，或官不宜地的，都要量情更替。各地大员如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

任用人才

张居正提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用人原则，坚持“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气”，无论身份、资历、个人看法，只看有实干精神和为政能力。为推行新政张居正主张重用支持改革的人才，以弥补原有官僚队伍中人才不足的局面，比如张居正委任原来政敌高拱的门下张学颜清丈土地、推荐曾经弹劾自己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重新起用被贬为民的庞尚鹏出任福建巡抚并参与经济改革、任用曾被罢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水，并给予潘季驯经费和人事权以保证工程顺利完成。

节制权贵

张居正主政期间采取措施节制权贵。开国功臣沐英之后云南省黔国公沐朝弼在云南作恶多端，张居正将沐朝弼逮捕并将其终身囚禁；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要求朝廷供给他自造坟的银两，张居正认为只能参照完颜雍给外公蒋轮二万两的旧例；万历初年宦官冯保的侄儿冯邦宁在酒肆闹事犯法，张居正不顾和冯保的关系而革除冯邦宁的职务，杖打四十大板，同时待罪一年，并嘱告冯保严格家教。张居正用严明的法纪打击豪强大族，昭示天下，使得万历初年内阁悉数掌握宫中、府中的事务，并使内臣宦官都听命于外廷。张居正还通过限制官员乘驿的特权来约束官员的行径。万历三年（1575年），朝廷颁布裁革驿递的通令，规定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领取通行的印信，各衙门公文不得差人用驿，公文传送交由急驿铺专办，从而最大限度地减省驿差；大力削减驿站的供应，同时撤销或合并部分驿站；严加整顿，杜绝弄虚作假，在公差勘合中如实填报驿站官员的职位姓名，勘合用毕后及时上缴，地方官填写供应项目和数量、驿传的起点和目的地，并加盖印章，由使用人核对，签注“对同”，由主事部门进行查核，有违例者点名参奏。

经济改革

土地清查

张居正在政治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经济领域。张居正认为地方豪强隐藏土地，不交赋税，贫民不堪重负而逃亡，朝廷赋税收入不断减少，是“国匮民穷”的根源。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命令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重新丈量全国田亩，清丈各府州县所有的庄田、民田、职田、屯田、荡地、牧地等一切生产用地，并按照实际田亩分上、中、下三等纳税，对于欺骗隐瞒的官员从严惩办，农民既为逃避赋税而投献，就由受献者承担赋税，清丈查出隐占的土地一律补交税款。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致使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规定只要是功臣之家，除拨赐公田以外的田土尽数报官，与庶民一样纳粮。

一条鞭法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先在湖广地区试行示范一条鞭法，效果显著，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开始改革徭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项合为一种，将力役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统一征收。除漕粮外都可改折银两，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同时简化征收的手续，减去由里甲征收的中间层次并改成官收官解。一条鞭法虽然同样由民众承担，但以银充役致使民众可以选择自由支配人身，同时削弱人身依附关系，推动货币流通的范围扩大，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人身自由，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兴修水利

张居正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农业生产、厚农利商的重要工作。张居正委任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潘季驯提出“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等理论，张居正支持潘季驯摒弃传统的分流旧方案，采取束水攻沙的办法，加固两岸堤防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中，同时加强黄河水的流速，利用奔腾的河水，将河道中淤积的泥沙冲刷入海，从而疏浚黄河。潘季驯治河三年，筑堤三百多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大大减轻了黄河流域的水患。

节省开支

为应对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张居正采取了节省开支的办法，并从皇室入手。张居正多次劝导朱翊钧节俭，得到了年幼的神宗的认可，官廷费用大幅度削减。世宗末年，光禄寺每年支出达十七万两白银，张居正压缩到十三、四万两。万历四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提出派造宦官赴江南织造，为宫廷购买纺织品。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御史麻永吉上疏进谏。神宗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侯、麻二人的意见，但下令将数额削减一半。同月，供用库太监郑直请求继续在广东省采办香料等物二十八万斤，工部官员和户科给事中光极力反对，神宗将数额减为两万斤。张居正执政期间，朝廷费用的降低减轻了国家财政和民众的负担，有利于财政危机的缓和。

改革马政

明代实行“官马民养”的政策，养马户负担沉重。隆庆议和之后，明朝和蒙古的关系缓和。万历初年，互市规模日益扩大，购马渠道畅通无阻。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将所有的民养官马改为折银征收，规定上等马每匹折银八两，下等马每匹五两，此外每年每匹加征草料银一两，从而完成了马政的改革。民养官马改为折银交纳之后，大大改善了养马户的处境。养马户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被官马束缚，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同时马匹折银还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军事改革

隆庆议和

张居正的军事改革主要是在隆庆末年到万历初年实行的。朱载坖五年（1571年），张居正说服朱载坖下诏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俺答汗，促成明朝与鞑靼的封贡通市的和议，双方又约定岁贡的马匹数量和交换的物品，定时定点进行贸易，比如在宣府、大同市、山西三镇开办马市，隆庆和议后边境贸易扩大为官市、私市、民市，大市、月市、小市等共存的局面，以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为交易主体的民市，已远远超出官办马市的规模并逐渐取代官市。民市所经营的品种也从富家的奢侈品转向普通百姓的大宗商品，边境线内外的商民随时可以入市买卖，此举使得明朝边疆稳定以及边境百姓的生活得以安定。

整顿边防

张居正意识到明朝的军事积弊和边患严重，认为以文官统率武官的旧制致使指挥和实战脱节，因此张居正开始改革明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军事制度，首先他在大学士徐阶的支持下赋予谭纶独立的指挥权，又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务，以特旨的名义任命戚继光为蓟州镇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节制三镇总兵并使其直接管辖蓟州军务；其次张居正为激励将领兵士的积极性而重奖有军功的将士，比如封战功卓著的宣府总兵马芳为荫子千户、升立有战功的陕西延绥总兵赵苛至大同市总兵、破格提拔李成梁为镇守辽东的主将；此外张居正在军事战略上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转移，他采纳戚继光和谭纶的建议建筑敌台以固守，从山海关区西到到镇边（今昌平区）的两千里防线上修筑一千余座敌台，又整修长城并加高加厚城墙，沿线植树设险。同时张居正支持戚继光开展整军练兵活动，将蓟镇防区分设十二路，根据蓟州的地理环境与作战的特点，建置车营七座，并配以骑兵、步兵进行混合训练以积累作战经验，又派遣杭嘉参将胡守仁调用三千戚家军到蓟镇进行示范。张居正的军事改革改变边防废弛、边患日深状况。

改革结果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赵顼为之辍朝并赠上柱国，谥号“文忠”。由于改革触犯了官僚士绅的利益，再加上张居正执政后期的缺点和失误，如刚愎自用，眦必报，喜欢阿谀逢迎，厌恶逆耳之言等，宫廷和官僚对张居正的看法也由景仰变成了视张居正为“权奸”，朱翊钧也因为张居正教育的严厉和刻薄也对张居正逐渐反感。张居正一死，他的声望便急剧下降。张居正去世同年，江西省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朱翊钧查抄冯保家产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之后宦官张诚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省道御史羊可立、山东省道监察御史江东之等先后上书弹劾张居正勾结冯保，而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弹劾张居正结党营私。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又上疏弹劾张居正，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弹劾张居正构陷辽王朱宪㸅，同时辽妃上书为辽王辩冤，于是朱翊钧于次年下令查抄籍没张居正府邸，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屈打成招后自缢身亡，二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后发配边疆，三子张懋修后戍烟瘴地而死。终万历一朝，没人敢再提及张居正，张居正改革也随之失败。

影响与评价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通过考成法考核官吏，任用人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张居正节制权贵，打击豪强，惩戒了受贿的贪官，增加了国家的财源，填补国家的亏空。

学者万明在《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一文中认为：张居正的财政改革推动了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明确了白银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并显示出以白银货币为财政收支主体，从实物税向货币税全面转变的财政发展总趋势。一条鞭法最终奠定了明代中国银本位的事实，明代中国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管理体制。晚明财政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学者何宗美在《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其负面作用促就了晚明政派党争和文人结社的进程。即，一方面，由于受相权膨胀、专制肆行及言路阻塞的束制，阁、部之争演变成了党派与宦官势力的角斗，言论自由的回拨，又催促了党争的激化；另一方面，严酷的政治环境，使许多落魄文人无可奈何，只好远离政治旋涡，退而结社，觞咏酬唱，致使晚明文风亦为之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