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高拱（1513年—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开封府新郑市县（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仕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内阁首辅，卒谥文襄。著作收入《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出身官宦世家，十七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任朱载坖府侍讲，与裕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升任礼部尚书，次年，在内阁首辅徐阶举荐下进入内阁。后来，高拱与徐阶矛盾激化，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高拱获胜。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称病告休，次年十二月，居家赋闲的高拱东山再起，再度入阁成为内阁首辅。担任大学士期间，高拱推行政治改革，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基础，被后世称为“隆万大改革”，高拱还推动了“俺答封贡”，结束了明朝与鞑之间长期的战争关系。隆庆六年，高拱升任柱国、中极殿大学士。高拱日益自负专横，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矛盾激化，朱载坖死后，张居正、司礼监太监冯保密谋将高拱驱逐回乡。高拱被罢归后隐居乡里，潜心著述，于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病逝，终年66岁。万历三十年（1602年），朱翊钧诏赠高拱太师衔、谥文襄。
《明史》认为，高拱自诩有才识谋略，傲气凌人，所以在政治斗争中被张居正击败。后世学者指出，高拱才能卓著，他促成的俺答封贡为汉蒙民族团结揭开了新的一页，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学术上，高拱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气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赞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高拱祖籍河东山西道晋宁路洪洞县（今山西省洪洞县），其六世祖高成在元末时为躲避战乱，迁徙到今河南省新郑市东北高老庄居住。景泰元年（1450年），高拱的祖父高奎出生，高奎官至工部郎中。成化二十年（1484年），高拱的父亲高尚贤出生，高尚贤官至光禄寺少卿。高尚贤共有六子，高拱排行第三。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1513年1月19日），高拱在新郑县（今河南省新郑市）出生。
高拱自幼聪颖好学，五岁即善对偶，八岁时能每日背诵千余字。嘉靖二年（1523年）起，高拱跟随李麟山学习，十七岁乡试夺魁。中举后，高拱开始跟随贾咏学习，后来又就读于开封市“大梁书院”，嘉靖二十年（1541年），高拱考取辛丑科进士，取得会试第四十九名，殿试三甲第四十五名的成绩，同年十一月考选为庶吉士。
初入官场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高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高拱奉旨抄录列祖御制文集，完成其著作《外制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八月，朱载坖（朱载坖，即后来的明穆宗）出阁读书，高拱担任裕王首席讲读官。高拱侍奉裕王读书九年，勤勤恳恳。当时，朱厚熜忌讳提册立太子的事，景王（朱载圳）没有去封国，朝廷内外担心裕王能否顺利即位，高拱始终拥护裕王，得到裕王的敬重，他亲自书写“怀贤忠贞”四字赐给高拱，其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高拱九年考核期满，升为侍读。
当时，严嵩、徐阶先后主持国政，他们将高拱举荐给嘉靖皇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升迁为翰林侍讲学士，两年后，高拱升任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又过了两年，高拱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升为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
首次入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份，高拱在徐阶的推荐下担任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职务，正式进入内阁。高拱入阁后，就想施展自己的才华。起初，徐阶与高拱关系很亲近，高拱进入内阁后，和徐阶产生了矛盾。当时，朱厚熜住在西苑，阁臣值宿的处所就在西苑中。高拱没有儿子，便把家移到西苑附近，经常悄悄回家。有一天，嘉靖身体欠佳，被宫人误传为病重，高拱急忙把值宿处行李搬出。给事中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他注意到徐阶和高拱有矛盾，就弹劾高拱不安守值班房、私运器具。高拱认为胡应嘉是受了徐阶的指使，于是开始嫉恨徐阶。
隆庆元年（1567年），朱载坖朱载坖即位，是为明穆宗。同年，高拱升任太子太保。此时，徐阶虽然身为大学士，但高拱以皇帝旧臣身份自居，又得到了另一位大学士郭朴的帮助，与徐阶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徐阶逐渐处于下风。
辞职归家
隆庆元年（1567年），陈以勤和张居正入阁，张居正与徐阶曾有交集，徐阶草拟遗诏时避开高拱，只和张居正商量，使高拱愤懑不平。隆庆帝登基之时，需要大学士共同商议的登基仪式、犒赏军队、裁决大臣去留几件大事，徐阶也不听高拱的意见，进一步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当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考察官吏，考察将要结束时，他突然为人说情。皇帝斥责他前后矛盾，下令内阁大臣商议给他定罪。郭朴说：“胡应嘉没有人臣的礼节，应该将他削官为民。”徐阶看到高拱怒气冲冲，不得不同意了郭朴的意见。言官认为，胡应嘉被驱逐是因为高拱出自私怨。后来，大臣们纷纷上奏章弹劾高拱。徐阶对于高拱的争辩，草拟了命令安慰挽留他，但却没过多谴责弹劾高拱的言官，高拱更加恼怒，于是与徐阶之间交恶更甚，以至于开始相互诋毁。
御使齐康因此弹劾徐阶，齐康被罢官处置，随后，大量官员弹劾高拱，高拱多次上书请求辞职还乡，皇帝最终同意，还赐给高拱银钱物品，并派人护送。不久后，徐阶也辞官回乡。
再次入阁
隆庆三年（1569年）冬天，朱载坖召回高拱，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吏部，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高拱的执政策略与徐阶针锋相对，他试图治徐阶重罪，在各方面打击徐阶，他罢免了大量与徐阶关系亲密的旧臣。徐阶的子弟横行乡里，高拱任命蔡国熙做监司，将徐阶的子弟立案侦查，都编入边兵军籍。由于隆庆帝性格宽厚，未能如高拱所愿。直至高拱再次辞职，徐阶才得以解脱。高拱执政后，开始多方面改革，其中推行政治改革与促成俺答汗封供影响最大。
遭逐返乡
高拱执政期间，日渐专横，驱逐了同为大学士的赵贞吉，与宦官冯保也产生了矛盾。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朱载坖加封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并荫封其儿子高务观为尚宝司丞，荫封其孙子高杠为锦衣卫正千户。三月二十四日，户科给事中曹大楚上书，将高拱比作权奸，高拱几次上书请辞，隆庆帝都未同意。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隆庆帝驾崩，遗诏封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冯保通过篡改遗诏也取得了一定权力。六月十日，朱翊钧即位，是谓明神宗，改元万历。
神宗即位后，高拱上书奏请皇帝抑制司礼监，要求把权力还至内阁，他还命令给事中雒遵、程文一起上书攻击冯保。高拱与张居正协商共同驱逐冯保，张居正表面同意与高拱共进退，私下里却联系了冯保。冯保向太后哭诉，称高拱擅权，得到太后认同。万历元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太后召集大臣们进宫，要宣读诏书。高拱误以为这是要对冯保进行驱逐，然而诏书宣读时，却在列举他的罪状，并宣布对他进行驱逐。高拱倒在地上不能起身，张居正扶起他离开宫殿，并雇骡车从宣武门送高拱离去。
张居正与高仪上奏请求高拱留任，但未得到批准。他们又请求为高拱提供驿站的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被皇帝允许。高拱离职后，冯保还捏造了王大臣案，试图陷害高拱，但未能成功。
晚年去世
万历六年七月初二（1578年8月4日），高拱去世。张居正奏请恢复高拱的官位，并按照旧例安葬，但皇帝下旨给予半葬的礼仪，祭文中有很多贬损之处。
万历三十年（1602年），高务观上书，请求为父亲高拱恢复名誉，颁给谥号，万历皇帝颁发命，追赠高拱为太师，谥号文襄。
施政举措
推行政治改革
高拱是一位政治才能出众的人物，其观点多数得到皇帝的赞同并在全国实施。
管理吏部时，高拱要求全方位了解人才，并要求各部门记录下包括能力、地位、出身在内的官员情况，他要求部下每年提供一份汇编，以便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挑选并任命合适的人选。
高拱重视军事。他建议增设兵部侍郎作为将来总督的候选人，再由总督升任兵部尚书，以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高拱认为，军事是专业的学问，没有定期训练就无法胜任军事工作，所以他主张从从兵部司属开始培养将才，要选拔有智慧、才能，且熟悉军事事务的人担任司属，并长期任职，不调往其他部门，作为未来边防的督抚预备人选，同时，他坚决反对让非正途官员和被贬的官员担任边疆的重要职务。高拱还改革了军事人才的考核方式，强调奖惩机制，鼓励将士为国效力。
高拱也改革了文官队伍。他反对论资排辈，提出将科举考试的进士和贡士一起任用。在调整官员时，他会说明提拔、罢免的原因，得到了官吏的支持。高拱任免官吏更重视才能，古田瑶叛乱时，他任命贪污但有能力的殷正茂为两广总督，贵州省土司安国亨叛乱时，他任命阮文中代理贵州巡抚，顺利平乱。
高拱也治理了贪污。高拱特意奏请皇帝表扬廉洁的知府侯必登，以警醒广东省的其他司官，他也注重管理负责官府驿道的低级官员，主张重视从当地选拔这些官员，确保他们为官廉洁。
高拱推行的政治改革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基础，他与张居正的改革被后世合称为“隆万大改革”。
促成俺答封贡
“庚戌之变”后，俺答汗不断南下犯边。隆庆元年四年（1570年）十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其妻三娘子被俺答所夺，率十余人前来归降。总督王崇古接纳了他，向朝廷禀报，请求给把汉那吉封官，朝廷中多数人表示反对，但高拱和张居正极力主张接纳把汉那吉，并给他授官。后来，俺答率重兵前来索要把汉那吉，在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的共同努力下，用叛徒赵全交换了把汉那吉，此后俺答表示以后永不侵犯明朝，并请求“封贡通市”，得到了明朝批准。此后，双方认真履行协议，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对峙状态和战争关系。
思想主张
哲学思想
气本论
高拱的气本论强调了气与理的密切关联性，并指出两者本为一物，不存在先后关系。他的观点与明代以王廷相为代表的气学思想的“理气归一”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后”观点进行了挑战，并推动了阳明心学的改造，提出“天地之间惟一气而已”，且这气的运行表现为万物。在他的理论中，“理”是事物的规则、性质，离不开构成事物的气。这一观点对于理学家将“理”视为宇宙最高精神实体的理论形成了挑战，强调了气作为理的基础，从而将程朱的唯心论改造为唯物论。高拱的理论认为理是“事之理”，无事即无理，拒绝接受理学家的“理先事后”的玄虚说教。他将气学思想贯穿于认识论、无神论和人性论中，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气学思想体系。
辩证法
高拱的经权思想是他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他提出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强调权的普遍应用性和处理事物的应变能力，提高了权的地位。这种新经权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经和权要灵活运用，依照实际状况作出调整，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经”的要求。他阐述了经权之本与末、体与用、“衡”与“锤”的对待性，以及经权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为用而不相离的统一性。
高拱的辩证法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和人才等多方面，他全面阐发了各种辩证关系，并以经权观念为核心，将这些理论联系到实际。他提出“义”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总和，“义“与“利“是互相渗透的统一概念，并非处于绝对对立地位。他进一步强调义与力的相辅相成关系，为义必须用力，以力才能成就义。这一直观辩证法是他在哲学上超过王廷相的显著标志。
认识论
高拱的认识论是一种直观反映论。他在认识方法上强调实证，重视通过“见之”“闻之”“验之”等实践观察获取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独立思考。他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克服争胜之心，以实践为客观标准来判定是非，追求真实的理论。高拱提出了“尊德性而由于问学”的观点，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起来，以避免空洞无物的理论。他反对知行合一的理念，因为这与孔子之言以及实际情况并不符。他用孟子的言论反对王守仁的良知观，尽管他对王学的批判并不深刻，但他的态度表明他并不盲目迷信。在他的认识论中，包含了四个方面：“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以及“闻见”与“问学”相统一的知识论。
无神论
高拱以历史事实和矛盾律为武器，坚决批驳有神论，如“五德终始”和“天人感应”等观点。他认为天灾是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人事并无直接关系。他还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并且断然否定了汉宋儒家宣扬的“符瑞”说、灾异说和“记异”说。他揭露了这些说法自身的矛盾，甚至从逻辑上揭露了宋儒的错误。虽然高拱对天人感应论的批驳可能没有王廷相那样全面，但他集中地揭露了神学在经学上的迷雾，打击了经学中的神学迷信，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了经学。他通过阐发“在天有实理”的天道观和“在人有实事”的人道观，旨在否定“五行生克”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他认为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产生都有其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他决心“化无道之世为有道之世”，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社会进步。
心性论
高拱反对程朱的人性二元论，认为人只有一个性质，即“气质之性”。这一观点将心性学科从空洞、伪善的状态中拉回到实际的人生中，使它更接近现实和人的自然性格。高拱反对将性和理看作相等的概念。他从“性”和“理”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和外延出发，否定了“性即理”的说法。他提出的“理欲不两立，人心无二用”的思想，不仅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希望发展生产、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愿望，而且在理论上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并给予人的情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高拱坚持“圣人以人情为天理”的观念，他认为纲常间存在互相抵触的地方，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即合乎人情。这种人情即天理的观点，体现了他务实的精神。他反对抽象的道德规范被抬高为“天理”，而基本人性与情欲被贬低，他主张情理相合，反对情理分离，认为脱离人情的“天理”是不存在的。
政治思想
经济和民生思想
高拱的经济和民生思想强调了义利的辩证统一和公共利益，以公私之分来解读义利，并提出“义者利之和”的观点。他主张计功谋利，反对“以名为利”的超功利主义，并提出“理财，王政之要务”，推崇实际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商业的困境，高拱主张惩贪革弊，解除商困，并推行恤商惠商政策。他特别重视对理财官员的任用，并批评理学末流对理财官吏的诬蔑和攻击。此外，高拱的经济思想强调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既是他批判超功利主义的武器，也是他推行经济改革如一条鞭法、清丈、币制等的思想指南。他还倡导建立完善的钱币制度，对稳定民生和方便商民至关重要。
高拱的民生思想集中体现在主张为公众谋利益，为生民兴利制定与论述政策。他对中央和边区官员的配置与选用富有创新，同时高度重视商业在民生中的作用，他重视发展生产，整顿吏治，以创造稳定环境改善民生。他的民生思想强调“义为利和”，“生财理财”，并强调恤商惠商和对钱粮官员的重要性。
法治和改革思想
高拱的法治和改革思想强调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从严执法、礼法并重和变法改革。他主张以实际效果评定政府工作和官员优劣，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赏罚，任何与这种精神不符的都应破除。他提出了“本之以公，祥刑之经“的立法价值论，“法必贵当”，“罪必责实”的司法原则论，反对大赦的执法实践论，以及“礼乐驯服，法度绳约”的礼法互补论。高拱的法治思想蕴涵了可资借鉴的精神品格，包括公平公正精神、变法改革精神、从严执法精神和礼法并重精神。
在高拱的法治思想中，改革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他主张承认变动，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阐发了“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的变革理论。虽然他在表面上仍自诩为儒臣，但实际上他倡导并推行了战国时期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学说。他的改革理论摘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吸收并甄别选汰，构筑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他既强调法的稳定性，又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并试图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他的法治思想中强调的重点是变法改革，因为只有变法改革，才能打破陈规，使法律为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理论服务，这为他主持和推行的改革提供了法学依据。
教育思想
高拱的教育思想强调实际性和现实主义，他主张教育应符合治国的实际需求。他提倡帝王和翰林学者应深入理解本朝典制，并结合历朝经验，以满足治理政治的需要。同时，他认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应因材施教。高拱还强调“用其所养、养以致用”，主张教育内容必须切实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宽严适宜，灵活采取策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宽严的要求和教学内容。
人才思想
高拱的人才思想强调人才的储备、培养和正确使用，他倡导创建人才档案，以随时为朝廷提供全国贤才的信息，此举在封建吏治中具有创新性。他注重选培军事人才，亲自选拔和使用了一批对巩固边防有积极影响的边方重臣。他主张应用有真才实学的人，而非单凭学历和资历。授官之后，他更注重政绩而不是出身。在选择边疆州县正官的问题上，他主张“不当为官择地，只当为地择官”，并要求选用年富力强且通晓军事的官员。
军事思想
高拱的军事思想主张义力统一，认为“力”和“义”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强调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他反对虚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高拱的具体战略思想是“南剿北抚”，无论是剿还是抚，他都坚持以力行义的原则。在战争性质问题上，高拱批判宋儒“义不以力”之说，阐述了正义战争论。在战略问题上，他分析了军事战略所涉及的诸多矛盾，提出了寓战于守，寓守于和的防御战略论。在策略问题上，他提出了“先实后声”和“以威声下之”的灵活策略论。高拱还致力于吏治的清整、人才的培养和边防的巩固。他为了改革军事体制和改善边防形势，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包括增加兵部官员、创设军事官员人才储备制度、特迁制度、边防官员休假和内迁制度等激励机制，同时强化了对军备人员渎职误事的惩处制度。高拱的军事思想和他的军事改革对明中后期军备的振兴和边防形势的改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族思想
高拱的民族思想是实事求是和人道主义的，强调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同时倡导务实、灵活的处理方式。他提倡以抚为主，追求和平解决问题，倡导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特殊处理，以灵活、开明的民族政策实施为主。高拱主张以真实情况为依据制定策略，并以冷静的态度确定行动方案。他的民族观包括“华夷之防”和“华夷一家”，这两个观念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难以实现，但反映了他对和平统一的努力和追求。高拱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他对“华夷一家”的追求，以及对“华夷之防”的警觉，特点是“慑之以威”、“因俗而治”、“怀之以恩”、“务实灵活”和“慎选官员”。
人物著作
高拱一生撰有十八种著作，散佚三种，现存十五种，收入《高文襄公文集》，作品概况如下表所示。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朱载坖朱载坖认为高拱在国家危难之际运筹帷幄，保卫了明朝边疆，是可以完成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朱翊钧认为高拱才能卓著，肩负重任而锐意进取，是国家的忠良之臣。
万历年间大学士沈鲤认为高拱是魏徵、房玄龄、杜如晦一样的贤能之士。
万历年间户部主事马之骏将高拱与张居正并称，认为他是人中豪杰。
明朝史学家支大纶认为高拱秉公无私，可与古代贤良之臣相比。
明代史学家谈迁认为高拱是匡扶社稷的名臣。
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麟认为高拱是拯救时局的贤良之臣。
《明史》赞语认为高拱所提出的各项政令均可有效推行，高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
近代历史学家孟森认为高拱政治能力强，是拯救时局的好宰相。
近代历史学家嵇文甫认为“高拱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当代历史学家牟钟鉴认为“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
当代历史学家岳天雷认为“高拱的气学是构成从北宋张载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气学发展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负面评价
明代学者王世贞认为高拱刚愎自用，虽然有一些才能，但是并不值得称道。
《明史》中认为高拱恃才傲物、过于重视与他人的恩怨。
当代历史学家樊树志认为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先后赶走阁臣陈以勤、李春芳、赵贞吉、殷士修。”
当代历史学家姜德成认为高拱“刻意制造不同政见，落入政客哗众取宠的套路。”
轶事典故
新郑没有土地庙
隆庆中，贵州省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民间传说高拱小时候在县城读书时，半夜里看不清路，走不稳当，急了就说：“要这土地爷是干啥吃的，不如不要！”百姓认为高拱是天上星官下凡，县城里的土地听了此话，只好卷铺盖走了，因此在其他地方都有土地爷庙，而唯独新郑城内没有。
祝寿趣话
有一年，高拱返回家乡探亲，碰巧他的亲家正在庆寿。高拱穿着普通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而其他的宾客则都骑着骏马，携带着礼品而来。因此，他选择从后门进入，简单地品尝了一些酒和菜，然后提早离开。这使得他的亲家感到非常不悦，并严厉地责备了高香。一年后，为了开导亲家，高拱穿着官服，带领他的侍从，连夜赶到亲家的家中。当亲家看到高拱乘坐在八人抬的大轿中，前后有人拥戴，庄重的队伍有三百多人，院子里无法容纳，更不可能安排饮食，他感到非常困扰，连连请求高拱的宽恕。于是，高拱借此机会告诉亲家：“你们每年的奢侈和浪费，只为了展示你们的财富和地位，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给亲友和邻居带来的负担？你们不怕他们会因此而嫉妒和憎恨你们吗？”从那以后，亲家再也没有为庆祝寿辰举办过盛大的庆祝活动。
家族成员
相关争议
《病榻遗言》是否为高拱所作，存在争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高拱被罢官逐出京城后，在家编写了《病榻遗言》，书中详细陈述了高拱与张居正矛盾的由来及发展，极力为高拱自己辩解，对张居正多加指责。清代学者夏燮、近代学者黄仁宇认为《病榻遗言》是否出自高拱还需要考证。
相关文物
平反诰命
朱翊钧授予高拱的平反诰命现藏于新郑市博物馆。该诰命的宽0.545米，高0.3米，用料考究，丝绢底色以五彩淡黄、浅黄、深黄、灰、白为主，顶部织有祥云和瑞鹤来点缀底纹，右侧织有“奉天诰命”的篆书，字两侧饰有银色的双龙图案，左侧的落款处刻有“万历三十年四月六日”的印记，并附有“制诰之宝”的印章。
墓葬与纪念
高拱墓
高拱墓，又称阁老坟，位于新郑市西北二里，占地约三十亩。高拱墓曾是陵园，由南向北，包含石坊和弓形的大门楼，门前设有一对守护的石狮。二门内的神道两侧，曾分布着石猴、石羊、石猪、石兔、石马、石人等仪仗雕塑，周围配备有厢房。神道直达被称为“明三暗五”的大殿，大殿后方约60米处是墓冢，冢周围种植有象征“五龙捧寿”的5棵柏树。陵园的建筑在早年已经遭受了破坏，现只余墓冢。1982年被列为新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拱祠堂
高拱祠堂曾位于新郑北街，即现今轩辕广场西南角的位置。祠堂的前方曾设有一个拱形的大门楼，但被侵华日军在1944年拆毁。门楼前面，曾有“明柱国太师文襄高公祠”石牌坊。祠堂有坐北朝南的五间大殿，在大殿中央的神里，有一块高五尺、宽二尺的深绿色牌位，嵌有一排金字：“明特进柱国太师兼太子少保累赠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高拱谥文襄公之神位”。神龛前方悬挂一副栗色的木制对联，上下联分别是“几人得脱权阉手”和“此人终回少帝心”。祠堂内部设东西配房各三间。祠堂现已不存。
澄心洞达观亭
澄心洞达观亭，俗称八卦洞，位于新郑市东大街南侧，是朱载坖朱载坖赐高拱所建，曾是高拱读书写作之地，现已不存，仅余“八卦洞”地名为民众所用。
鉴忠堂宝谟楼
鉴忠堂宝谟楼位于新郑黄帝故里鼎坛南侧绿化带东南侧，高拱多次在此迎接圣旨，所以百姓叫它接旨亭。楼有三间屋，面宽8米，进深7米，高约10米，现已残损，只剩底层的鉴忠堂过厅遗址。鉴忠堂宝谟楼是新郑旧城保存下来唯一的明代建筑。
新郑诸石牌坊
新郑市原有20余座明代石坊用以表颂高拱家族，保存较完整的有7座。其中4座位于南大街，分别为“少师大学士坊”“少辅冢宰坊”“少保宗伯坊”“庙堂底砥柱坊”，北大街有“赠太师高文襄公祠坊”“都堂总宪坊”和“柱国元辅坊”。20世纪60年代，7座牌坊均被破毁。2018年起，在新郑南街原位复建了4座牌坊。
研究书目
明官修《明实录》世宗、穆宗、朱翊钧朝部分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6
张廷玉等《明史》卷213
《高拱全集》
《高拱年谱长编》
《高拱与隆庆政治》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在《大明王朝1566》《张居正评传》《帝国首辅张居正》《明朝原来是这样》《大明江山三百年》《明史演义》几部文学著作中，高拱均被刻画为醉心权术，先后与徐阶、张居正争斗、处心积虑地打击异己、波及无辜、飞扬跋扈的权臣形象。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明实录.豆瓣读书.2024-04-27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豆瓣读书.2024-04-27
明史(全二十八册).豆瓣读书.2024-04-27
高拱全集(上下册).豆瓣读书.2024-04-29
高拱年谱长编.豆瓣读书.2024-04-29
高拱与隆庆政治.豆瓣读书.202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