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又作“楚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骚体”。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醅吏列传》：“严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楚辞体是一种带有浓厚荆楚地方色彩的文学形式，其成因学界历来认为是来自春秋时期产生于楚地的民歌，由屈原开创，并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楚辞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文化，在战国末期达到发展巅峰，以屈原为代表，其作品具有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在战国之后，楚辞的发展逐渐走向衰微；到西汉时，楚辞对汉赋产生重要影响，众多诗人受其影响，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楚辞体”；但这种新诗体都与当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存在着诸多的不协调，后续逐渐走向衰落。后世学者对楚辞多有研究，尤以明代和清朝的研究内容最为丰富，历经两千多年流传至今。
楚辞具有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诗句联想丰富，描写铺陈、规模宏大，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楚地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以及楚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独有的“兮”字句是楚辞体的本质特征；在结构上，突破了《诗经》多为四字定型句式和章节的重叠，运用重章叠复的结构形式使得作品内容丰富、情感丰沛，创作出新的艺术形式；在语言上，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具有独特的楚地地方特色，语气词的运用使得作品兼具音乐性；在句式上，突破了传统《诗经》体的四言句式，典型句式包括六字句和五字句；在风格上，开创了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感情激荡，想象奇特；浓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辞这一文体内在特质最为突出的特征。
楚辞创作出新的诗歌样式，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由群众集体创作进入到了诗人个体创作的新阶段，在体裁、创作手法、风格等方面对后世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楚辞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文学的源头，其中内容不仅反映了春秋战国的民生民情，还表现出了当时的科学思想成就。南梁时期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固已轩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作为新的文学体裁，在创作手法和风格方面都对后世文学产生诸多影响；许多诗人也创作楚辞作品，如屈原的《离骚》《九歌》、宋玉的《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刘向的《楚辞》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后世学者对楚辞的研究颇多。
名称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全本史记》。《史记·醅吏列传》中记载：“严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楚辞》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屈原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而关于“楚辞”的具体含义，历代有不同的说法：
楚辞在汉代曾被称作"赋"，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隋书·经籍志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宋代黄伯思云：“楚辞虽肇于楚，而其日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仿者，通有此目。陈说之以为唯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摘华竟秀，而识其体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
楚辞除了指后人辑选屈原、宋玉等人作品而成的一部书，也代指后来战国时代一些楚人以及后来一些文人的仿骚作品，更用来代指出现在战国时期楚国地区的一种新诗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楚辞并非全是楚人的作品，而是以楚国地区特有的音律、动植物、词汇等为创作符号，借以抒发诗人情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发展历史
起源
社会背景
中国先秦时期存在的南、北两个文化系统中，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楚国芈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在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方面，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原礼乐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在习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上，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艺术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西楚在战国后期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专权，排斥贤能。
地理因素
南方楚国地域特色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在屈原开创的楚辞体诗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先秦时期，由于周天子的宗法社会制度和礼乐文化没有普及到楚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楚国被北方儒者视作“南蛮”之地，直到春秋中期，它的疆域扩大，实力变强，楚文化也开始不断进步，发展出了富有南方楚国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同时，由于荆楚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形成了楚人易怒、好辞、偏执、重情的群体性格和深宏阔大、惊彩绝艳、浪漫诡奇的审美理想。
文化因素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语言、文学、哲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不同。语言方面，南方语言与北方语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南方语言被称为“楚声”或“南蛮缺舌”，北方语言被称为“夏声”或“雅言”。文学方面，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风格和主题有所不同，南方文学多尚虚无，富于幻想，具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为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北方文学多尚实际，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哲学方面，南方哲人老子、庄子等人强调“道”，追求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超然物外的绝对的精神自由；北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则强调实际和实用。宗教信仰方面，南方楚国到战国时代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巫风，而北方则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与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息息相关。
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南方荆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背景，为楚辞体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是楚辞体的真正渊源。屈原正是在荆楚文化的大背景下，吸取中原文化的精华，在本地巫风和民俗音乐的肥沃土壤中，将抑郁、激荡于心的不平之情倾泄于笔端，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旷世杰作，不但达到了楚辞创作的最高峰，也标志着楚辞体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成立与定型。
楚辞的产生与楚声、楚歌有直接关系。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南方楚歌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春秋时期，楚国地方音乐已闻名，楚国民歌如散见于古文献的《孺子歌》《越人歌》等，它们的歌词，一般是在单句末尾（或句中）加一“兮”字，句式灵活多样，自如流畅。这种句式结构，成为楚辞的主要句法形式。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紧密。楚地一向巫风盛行，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宗教的歌舞对楚辞有很多影响，如屈原创作的《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招魂》也是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楚辞充满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地道的楚地方言，自不待言。
发展
鼎盛
楚辞鼎盛时期出现在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其作品具有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楚辞作品反映了楚国上层贵族集团的封闭腐朽与楚民族精神性格的矛盾，以及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楚辞体诗歌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流传至今的主要作品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以及宋玉的《九辩》等。刘向辑录的《楚辞》中收录了一些楚辞体作品：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
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起初并没有文体名称，到西汉时，才有了“楚辞”之名。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在大一统的时代的汉朝，楚辞被吸纳进了华夏文化的大框架中，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汉书·朱买臣传》中说：“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刘彻的推崇，开启了楚辞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楚辞体诗歌集《楚辞》的成书。
后续衰落
但尽管楚辞受到了一时的推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这种新诗体都与当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存在着诸多的不协调。楚辞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富于想象的恢弘气质、词采瑰丽的写作风格都与儒家的美学观与思想理论不尽一致，这令楚辞的发展日渐式微。随后的魏末政治坏境严酷，晋代玄风大畅、融入佛学，都不适宜楚辞的发展。
隋唐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影响，楚辞体的创作仍旧未见起色。唐朝科举科目颇多，而最著名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其中“进士尤为贵”。进士科考诗赋、策论、帖经等，而“主司褒贬，实在诗赋”。但唐代科考的诗是五言六韵十二句、对仗严格的长律体：所试赋是规定声律、对偶，并限以八韵的律赋。诗坛为五、七言各体所主宰，文士们的兴趣尽倾注于此，作骚体的只是极少数。宋初承唐制，无论考经义还是考诗赋，从内容到形式，均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限制，严重地束缚着读书人的思想。楚辞的发展被持续抑制。到明清时期，以更加程式化的八股文取士，楚辞体这样专主抒情的体裁便更少有人问津。
文体特征
题材内容
楚辞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楚地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以及楚地人民的思想感情。楚辞中有许多关于楚地的传说、神话、传说故事，通过对楚地传说、神话故事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楚地深深地依恋和热爱之情；通过对楚地人民的生活、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描述，作品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楚辞中还有许多关于楚地的自然风光、自然环境、自然灾害等的描写，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的热爱以及要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楚辞作品还存在充满忧愁幽思或怀才不遇的发愤之作，此类作品往往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感，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担忧。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种诗歌体裁，楚辞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等，其中《九歌》是在民间祭歌基础上改写而成，反映了楚国上层贵族集团的封闭腐朽与楚民族精神性格的矛盾，以及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楚辞作品还记载了上古历史传说，如夏史、殷周二代等，有些评价与周史相左，如对持肯定的、赞颂的态度。楚辞的产生与流行于南方楚国的独特的民族和民间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楚国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的图画、楚国帛画等。楚辞作品还广泛涉及神话与历史传说，如《楚辞》保留了大量色彩斑斓、形象鲜明、情节生动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北方中原地区也存在，但如《楚辞》这样大量的、集中的保留并加以具有民族特色的再创造，却是仅见的。
艺术特点
结构
楚辞无论在句式还是篇章上都突破了《诗经》多为四字定型句式和章节的重叠，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如《离骚》及《九章》中的《惜诵》《涉江》等作品，如果去掉虚词“兮”后基本上是六言诗；《招魂》中巫辞的招辞去掉助词“些”后几乎可算是首七言诗。 在篇章结构上，用重章叠复的结构形式，使左右的内容容量扩大了，更便于表达丰富的思想情感，且读起来顿挫昂扬，富有音乐性，到达了“变化多端，文采绚烂”的艺术效果。
语言
楚辞作品中大量运用语气词，如“兮”“思”“只”“也”“哉”“乎”“而”等，这些语气词在诗句中所处的位置及出现频率的高低，制约着楚辞体的散文化和诗化走向；楚辞体既有隔句末尾缀以语气词的句式，也有句子中间使用语气词的处理方式，句式的变化使得楚辞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楚辞体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句式的变化和语气词的运用都是为了适应演唱的需要，因此楚辞体具有较强的音乐性。
楚辞的声调较为复杂，既有平声、仄声，也有入声。韵脚方面，楚辞采用了较为自由的韵脚，既有句尾韵，也有句中韵。音节方面，楚辞的音节较为短促，节奏感强。
楚辞中的方言词主要来源于楚地，包括楚语、吴语、越南语等。这些方言词在楚辞中的使用，既丰富了楚辞的语言表达，也体现了楚辞的地域特色。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感情奔放，想象奇特；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宋代学者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学》评价楚辞这类文学作品都是用楚地的方言，用楚地的音乐，描写楚国的地理，称说楚地的风物，体现了楚辞本身浓郁的地方色彩。
句式
楚辞在句式方面突破了传统《诗经》体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两种（不包括“兮”字），句中分别是“三三”和“三二”节奏。前者主要见于《离骚》《九章》，后者主要见于《九歌》。例如：“苟余心其端直兮，深林杳以冥冥兮。”“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句式的延长使容量倍增，更适于表达深厚复杂的思想感情。当然，除了典型句式也穿插了一些长短不齐的句子，从而使句式更加灵活。楚辞中除了典型句式，也还有以传统句式为主的创作，如《天问》《橘颂》《招魂》中大量的四字句，另外，乱辞也是四字句。
风格
楚辞体开创了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激越奔放，想象奇特，较多地运用修辞手法来表现这一风格和情感，感情热烈却不乱章法，呈现出铺张渲染、恢弘奇丽、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楚辞体的风格主要包括奇美想象和险怪想象两种。奇美想象主要表现为屈原在《离骚》中塑造自己美好人格，以及用香花蕙草点缀男神、女神的衣冠服饰和帷幕旌旗等。险怪想象主要表现为《招魂》中描绘的险怪景象，如“遇者死，当者坏”等。
“兮”字句
“兮”字句是楚辞体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韵文体式的标尺。其他的韵文主要以句式字数的多寡、对偶与否来作为判断文体的标准，而楚辞体却是以旬中虚词作为判断的标准。其句式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橘颂》型，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兮”字用在偶句末，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招魂》也归入此类。《涉江》《抽思》《怀沙》中的乱辞都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离骚》《九章》型，上下两句字数增多，“兮”字用在奇句末。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第三种是《九歌》型，“兮”字用在各句之中，如“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兮”字在楚辞体作品中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不仅具有特别强烈的咏叹抒情色彩和构成诗歌节奏的能力，更兼具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和衍生其它句式的造句功能。“兮”字句起着表情的作用，如《离骚》中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这些句子通过“兮”字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国家、人民和自己的深切关怀和忧虑，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兮”字句在屈宋作品中的创造性运用，为后世文学带来重要影响。
抒情性
浓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辞这一文体内在特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作为楚辞体的开创者屈原的《离骚》情绪激昂，一唱三叹，反复致意；以其深厚宽广的情感意蕴，鲜明突出的个性表现和丰富生动的意象，创造了我国古典诗歌抒情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夫情致异区，问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因此，“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就成了楚辞体的总体特点。
代表人物及作品
楚辞文体的创作始于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等人，代表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今存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中收录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
屈原
屈原（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是熊通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旷世杰作，达到了楚辞创作的最高峰。其作品具有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塑造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结构上，围绕中心谋篇布局，前实后虚，使艺术境界层进层新，思想感情得到尽情挥洒；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开始长篇巨制。
宋玉
宋玉（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22年），诗人，楚国人。系屈原弟子，是有名的楚辞赋家。一生著有《九辩》《召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其楚辞体作品创作特点：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并多用“兮”字以助语势。
刘向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中原地区汉代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本名更生。刘向校书秘阁近二十年，整理了大量的先秦古籍，今所传秦以前旧书，大多经过他的校正。他对楚辞集《楚辞》的编撰做出了巨大贡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楚辞》的成书总结到：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王逸
王逸（89?年~158年），中国东汉学者、文学家。字叔师。他所作的《楚辞章句》是现今所存最早的以“楚辞”为名之集。其美学思想属儒家正统观念，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强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其辞温而雅”，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坚持文质统一、美善统一的审美观。
影响
体裁影响
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体裁，它以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具有浓厚的楚地特色和浪漫主义色彩。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由群众集体创作进入到了诗人个体创作的新阶段。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有效地塑造更加复杂的艺术形象和抒发细腻或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大量采用楚地方言，依“兮”而咏，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体裁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法和章法上，如汉代新兴的“赋”、魏晋以后的“骈文”等，都继承了《楚辞》的基本句式和句法。
创作手法影响
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直接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且内涵更加丰富，“香草美人”影响了后世以“男女爱情”比喻“君臣关系”的托喻传统，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张衡《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美女篇》中借美女难嫁喻自身的怀才不遇的诗人都曾感慨“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又如李贺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这是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使得楚辞中的意象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
风格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和独特的艺术手法，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内心的倾向相比，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中屈原上下求索的天界之游，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九歌》《招魂》中不少奇幻迷离的神话或神话形象更是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楚辞充分体现了屈原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迁长沙市，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可以这么说，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屈原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事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相关研究
楚辞自开创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国内对楚辞的研究也从汉代开始绵延至今不曾中断，学界把研究楚辞及其研究史的学科称为楚辞学，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楚辞与楚风俗文化、楚辞产生的历史背景、楚辞与天文历法、屈原及作品等相关学术研究。在学术界，楚辞学早已成为显学。
自西汉至五四运动以前，楚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音韵和训等方面，同时也涉及屈原的身世、人格和某些辞章义理的阐释，为后来的楚辞研究奠定了基础。楚辞学史从东汉王逸开始，经过六朝、北宋、南宋等时期的学者不断研究论述，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已经收录了多种楚辞学著作。这些著作按照时代先后编次，形成了实体性楚辞研究史。
楚辞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楚辞》文本及相关作者；其二，“楚辞”这种诗体的发生与发展；其三，《楚辞》所产生的文学效应。
元代
元朝楚辞研究虽然创新之处不多，但其延续之功不可抹杀。在精神层面上，郑思肖是元代屈原式的代表人物；在辞章分析方面，祝尧是元代探讨《楚辞》艺术性的集大成者；以著述寄寓自己难以名状的情感，谢翱是这种风尚的推进者。
明代
据《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所著录，晚明七十年间的《楚辞》刻本约有110种，明代楚辞研究专著约40余种，远比汉朝至明初1700多年间的《楚辞》著作总数要多。
明清之际
明末清代之际，党争炽烈，时局混乱；学术交融、政治动荡、民族矛盾等，导致楚辞研究也因社会背景的动荡而有所变化，具有上承东林、下启清代的特点。
清代
清初遗民身上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学家则多以忠正与廉洁来教化世人；乾嘉学者以朴直而缜密的态度治学；晚清学者在学术则求新求变。
近代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学者在楚辞研究上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后，楚辞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产生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成果，使楚辞研究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近代较早涉足楚辞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是梁启超，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中对王逸等各家注本均作了述评。
现代
现代较早从事楚辞学史研究的现代学者是丁冰，他于在1985年、1988年先后发表的《宋代楚辞学概观》《明代楚辞学概观》等文章中对楚辞学史进行了概要式的研究。现代学者黄中模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是楚辞学上第一部史学式著作，自此正式拉开了新时代楚辞历史学研究的帷幕。
评价
正面评价
南梁时期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刘安刘安评价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西汉学者刘向在《楚辞序》中评价道：“寄诗陈辞皆有辞章，人或山海之喻，或天地之应，皆有可观也。”
东汉学者、文学家王逸评价到：“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近现代文学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子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现代文学家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近现代文学家闻家骅评价到：“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负面评价
宋朝思想家、哲学家朱熹评价：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不能自已之至意。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认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参考资料
中国最早的诗人屈原.湖北省人民政府.2023-11-29
宋玉.宜城市人民政府.2023-12-09
朱熹评价屈原的三个维度.央广网.202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