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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樊纲

樊纲（1953年9月20日~ ），生于北京市，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市）院长。

1978年，樊纲参加高考被河北大学录取；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学位。1985年至198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副所长等职。1996年，樊纲被调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2006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8年，樊纲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担任学院全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5年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樊纲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他对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运用经济理论框架，论证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政策选择，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积极参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关注宏观经济基本层面和趋势性的问题，为国家改革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1992年，樊纲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2005年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人物经历

早年学习经历

1953年9月20日，樊纲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祖籍上海市，父母大学毕业后成为建筑师，祖父是画家，希望从小培养樊纲绘画，但他对艺术并不感兴趣；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他更爱读书、喜欢文学。1957年，随着父亲被划分“右派”，樊纲的学习生活也受到影响，在学校被区别对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樊纲经过一年多的中学学习，即草草毕业。1969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到黑龙江垦区务农。在兵团期间，樊纲阅读了大量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书籍，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面对兵团人多事少、效益递减的经济状况，樊纲尝试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兵团经济恶化的现实问题，他根据国营农场的所有制性质，提出将固定工资制改成工分制的按劳取酬分配方案，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连队肯定，并向兵团提交了书面材料，第一次将经济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1974年，樊纲选择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插队，被安排做民办教师，后来借调到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创作，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思考问题和了解农村。

系统化经济学习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樊纲决心参加并报考经济类专业。1978年3月，他被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1982年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朱绍文，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他又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同年，在经济学家董辅的力荐下，樊纲获得到赴美国进修的机会，到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作访问学者。在美期间，他还在哈佛大学系统学习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当时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全面了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高强度、快节奏的学习，他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相结合，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1987年7月，樊纲结束两年的美国学习访问回到中国，

经济领域研究

1988年，樊纲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同年，他发表《灰市场理论》文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中存在着靠“关系”和“后门”进行的商品交易关系，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灰市场应该取消的话，那么就要从根本上取消牌价本身——不仅仅是取消一种价格或一种价差，而是革除这种价格所体现的一整套经济机制。这篇文章于1991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使樊纲在中国经济学界脱颖而出。

1989年2月，樊纲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市）首任院长。次年，他晋升副研究员，任理论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出版《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被誉为中国经济学近50年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专著；

同时出版了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作比较研究的著作，奠定了纲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此后，《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走向市场》《经济文论》《樊纲集》等陆续出版。1992年，樊纲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1994年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6年，樊纲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从事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同年他创办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致力于深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关的重大经济问题。2006年8月，樊纲作为唯一的专家学者，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08年，樊纲教授正式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担任学院全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研究生以及MBA、EMBA学生开设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专题、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课程。此后，他利用所精通的经济学理论，在多种场合为国家经济运行提供政策思路建议。2012年，樊纲担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院长。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樊纲参会指出，中国不仅在高新科技领域落后，许多传统产业也存在短板，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他建议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重点补短板。

学术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

1990年，樊纲出版《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实证分析；他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针对历史上“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等问题和争论，他从学术角度进行了勇敢而明确的回答。樊纲认为，现代三大经济理论都具有理论的片面性、片面的科学性，因此需要相互补充，有机综合；他反对借口“国情特殊”，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普遍科学意义，而不去学习利用人类已经发展的科学成果。在此研究基础上，他发表了《“苏联范式”批判》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学研究承袭的“苏联范式”是反科学的，将苏联经济带入了死胡同，因此中国必须抛弃原来使用的理论范式，利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这些关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过渡经济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国有经济开始崛起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市场化进程得到加速推进。于是，研究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理论成了亟需的课题，其核心是两种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与转型的问题。这一时期，樊纲的经济学研究即主要集中于过渡经济学方面，他著有《论改革过程》《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等一系列专著，将体制改革看成利益冲突的社会过程，运用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论证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政策选择，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

体制改革政策研究

樊纲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积极参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他于1988年即发表《所有制改革：国家--个人股份制》，较早地论证了产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于1992年发表《更积极地发展非国有经济》，较早提出发展非国有经济，并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为改革国有经济创造条件；他发表《发展非国有银行势在必行》，提出发展非国有银行，并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加快银行金融体制改革；他发表《论市场中的政府》，较早地对政府改革、职能转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樊纲始终关注宏观经济基本层面和趋势性的问题。早在1995年，他即提出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应采取启动内需的政策。2003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2007年，随着股市的财富效应持续显现，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樊纲又表示他的担忧并予以警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扩散，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但樊纲对此很乐观，认为中国经济体系自身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一定能够最先回归正常运行。

政策主张

樊纲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努力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而不是由官方来指导理论，因此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前瞻性、指导性，政策分析角度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强调经济学家做政策分析要认清其在专业化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发挥专业人员的“比较优势”，不能混同于政府职责，理论家应更多关注基本面和趋势性问题，为政策层面指明利弊和用力方向，而不是代替决策。

关于体制改革

樊纲从理论的深度上对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改革的过程就是如何克服既得利益阻力，而使新体制得以成长的过程。关于体制改革，他提出一系列主张：中国应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更积极地发展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在政策制度上明确非国有经济的平等市场竞争主体地位；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建立起有效的与经理和工人权利相平衡的资本权利，避免工资成本和管理成本过快增长；股份合作制只是一种“过渡形式”，需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实现股权能交易、能转让，发展成股份制；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满足各种类型的资本交易需要。他提出，国有企业要“先拣好的转让”，筹集资金用来处置破产企业的后续问题，使国有企业重组步入良性循环；国有资产的经营方式以参股为主，国有资产管理不再是管理企业，而是只管资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最终是资本经营公司；采取开放的政策，允许和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严格防控金融风险；简政放权，根除腐败产生的土壤等。

关于宏观调控

樊纲针对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稳定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社会各界以及政策决策层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分权制下的宏观调控：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经济波动表明，调控与紧缩主要依靠的还是通过行政手段实行直接控制，处于分权制阶段的公有制经济，收权、行政干预、直接控制投资规模，仍然是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双重体制下的双轨调控：樊纲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指出，宏观调控需要综合使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综合调控。面对新旧体制并存的现实情况，双重体制必须实行相应的双轨调控。针对非国有经济，要运用货币、税收、利率等间接调控政策；对国有经济部门，可以继续采用行政性的直接控制手段。

经济结构变化与宏观政策调整：1997年以后，中国首次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情况下的通货紧缩现象，这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新的课题，樊纲并不认为中国整体上已进入“买方市场”状态，在当时的状况下，宏观政策的主要导向是“刺激需求”，反之则是“”抑制需求“控制投资”。

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对于1997年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樊纲建议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负债融资，增加大规模的政府支出，事实证明收到了较好效果。他强调指出，宏观调控是对短期经济波动的“拾遗补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起，应该永远存在。

关于发展战略

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樊纲以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农业问题。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发展十论》中指出，要超越“三农”的范围思考“三农”问题，发展工业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依赖于土地的农民少了，农业效率就会提高，农村现代化才能实现，农产品价格也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动，因此，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城乡差距缩小。他主张，发展非农产业化，吸纳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才是解决“农业基础不稳”的根本出路。

加速城市化进程：樊纲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加，是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为前提，没有城市化发展，中国不可能实现农村现代化。他指出，城市化最主要的效果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发展城市化势在必行，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中国经济即步入良性循环。

关于货币政策

2006年，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汇率问题上，他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否认国际失衡问题完全由中国承担责任。樊纲主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关于投资与社会总需求问题，他强调中国经济出现了骤冷的苗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的现象要引起警惕；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矛盾在于，无论继续加息还是降低市场利率，都有不同的负面影响：如果采取加息措施，可以短时间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将刺激境外资金流入，会再次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如果降低货币利率，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却又造成境内银行收益进一步收窄，市场贷款冲动进一步加大的不良结果。

著作与论文

樊纲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改革的动态理论》等论文集。

主要著作

主要论文

经济观点摘录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是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率、使国民经济有稳定基础的前提。在不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前提下，要想改善现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个“渐进”的方式就是“增加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个数”，即资产重组。这并不是过去的“关停并转”，而是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1998年2月樊纲接受《神州学人》杂志社专访

中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转变观念，推进体制改革。从改革产权入手，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发展；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改革。

——2003年樊纲在中国（湖南）投资环境论坛上演讲

2008年之前的五年高增长是不正常的，过热的经济产生了大量的过剩生产力，中国经济适时控制调整，实行“软着陆”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问题。

——2008年樊纲在“2008中国CEO年会”上发表演讲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把市场利用好，让市场做大，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才能够不断地提升，进而为各种投资创造更多的机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实现方式是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同时，新基建决定城市发展的竞争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2021年央广网特别节目《新格局新动力——经济之声对话经济学家》对樊纲的访谈

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8%—9%的增长速度还可以保持3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即在于保持本国经济平稳发展。通过多轮调控，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实现软着陆。此外，房地产体制改革也将列入日程，虽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调控遏制了房价爆升，但如维持现状或者放宽限制的话，泡沫会随着紧缩力度减弱而恢复，甚至会反弹。

——2021年7月樊纲在“武汉城市商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帮助民营企业困解难；通过制定政策如成立基金、产权重组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使民营企业产权结构不变，在市场经济中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发展市场经济，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使之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2022年12月樊纲在“2022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2022国资国企改革十件大事”发布会上的主题演讲

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国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正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应该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面对各种发展中的“陷阱”，我们要用理性的心态去应对，认真改革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自主创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3年4月樊纲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

影响与评价

樊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40多年潜心学术和政策研究，将中外经济学理论融会贯通，并运用于国内经济政策分析和研究。他是极具影响力的政策建议者，坚持渐进式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政府经济主管部委制定重大决策时，常受邀提供改革建议，被公认为政府重要智囊。（《2021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

樊纲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政府经济主管部委制定重大决策时，樊纲经常受邀提供政策咨询和改革建议。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民间智库的探索者、实践者，他的一系列观点表述和行动探索，对于当下的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中青网》评）

社会任职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市）院长；兼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汇名家网特约讲师；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副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并被国际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