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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仪

上官仪

上官仪（公元608年-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上官仪自幼随父迁至扬州市（今江苏省扬州市）生活，后因父亲被害，上官仪遁入佛门，潜心研究典籍，学习为文之法。贞观初年，上官仪中举进士，入朝为官。他先后任职弘文馆直学士、秘书郎、太子中舍人、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在龙朔时期官至宰相。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得罪武则天，被武则天亲信构陷入狱，其子上官庭芝也被下狱，父子二人被抄家杀害。直至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在李显年间成为昭容后，才为二人平反，追封上官仪为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

上官仪除了在为官任职方面有所成就外，他在文学领域同样有所成就。《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他著有《上官仪集》三十卷，但至今日已经不存，仅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有少量存文。此外，上官仪开创了“上官体”，为后世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上官仪（公元608年-665年），字游韶，出生于陕州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其父上官弘在隋朝任扬州市宫副监，于是，上官仪随父亲搬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生活。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江都兵变”，上官弘被将军陈稜杀害，当时上官仪尚且年幼，通过躲藏躲过一劫。此后为避祸，上官仪遁入佛门，剃发为僧，研读佛教典籍，尤其精通《三论》，同时对经学、历史学均有涉猎，学习作文词之法。

政治生涯

贞观初期，时任都督的杨仁恭非常赏识他。上官仪很快考中进士，李世民听闻了他的名声，上官仪遂被授官弘文馆直学士，后累迁为秘书郎。当时，唐太宗喜好作文，经常命上官仪起草文章诏书等，宫中有宴时，更允许上官仪参与其中。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令重修晋史，上官仪参与《晋书》重修工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修成，上官仪作为修撰工作的参与者，升任起居郎。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上官仪又迁秘书少监。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第五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上官仪出任太子中舍人，同时任担任弘文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年），上官仪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并仍然兼任弘文馆学士，此时上官仪已经官至宰相。

含冤而终

麟德元年（664年），皇后武则天已经对唐高宗形成牵制，她召见道士在宫中行厌胜之术，王伏胜向唐高宗告发此事。唐高宗大怒，召上官仪商议办法，上官仪主张将武则天废为庶人，唐高宗便命上官仪起草诏书。但此事很快被武则天得知，李治反悔，并将罪责全部推脱到上官仪身上。由是，武则天对上官仪产生很大不满。

同年，武则天令许敬宗诬陷上官仪、王伏胜与废太子梁王李忠勾结谋逆。在李忠任陈王之时，上官仪是他的咨议。十二月，上官仪和王伏胜被下狱，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也因此入狱，父子二人后被处死抄家。

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后成为李显的昭容，上官仪在此时终于得以平反，唐中宗追赠其为中书令、天水市都督、楚国公，上官庭芝被追赠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父子二人以礼改葬。

家庭成员

主要作品

据《新唐书·艺文志》，上官仪著有《投壶经》一卷，《上官仪集》三十卷。《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对上官仪的诗、文、表等作品有部分辑录。

诗

文、表

修书

除个人创作的诗、表、文外，上官仪参与了《晋书》的编修及《芳林要览》的集录。

创作特点

上官仪现存诗多为挽歌、应诏、应和之诗，五言居多，内容上较为贫乏，注重对仗工整与辞藻华丽，有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因上官仪的文学功底深厚，作诗技巧高明，其作品依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如《入朝洛堤步月》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古今诗话》有言：“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音韵清亮，公望之，犹神仙焉。”表明这首诗的神情意境，使人神往。

主要成就

首创“上官体”

《旧唐书》载上官仪：“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新唐书》亦有言：“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是说当时人追捧上官仪其人其诗，争相模仿他所创的“上官体”。

“上官体”作为当时全新的诗歌体制，虽风靡一时，但因上官仪入狱被杀，时人不再追捧其地位等因素，最终未能产生有力继承者。但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官姓体”推动了新体诗的发展与壮大，是齐、梁诗歌向唐诗转变的重要桥梁，是唐诗最终走向格律化的先驱。

对于“上官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从唐朝至今，各家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方批判其于格式，缺少内涵；另一方则认为，“上官体”在诗歌声律及对偶问题上作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当代研究者对上官体进行了研究，如赵昌平指出：“绮错成文而能缘情婉密而得天真媚美之致。”指出“上官体”的美感，肯定其价值。

提出“六对”“八对”之说

宋魏庆之引《诗苑类格》有言：“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决明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此外还有“八对”，分别为“的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

上官仪的“六对”和“八对”分别对诗的词语和句子的对偶进行总结概括，是对六朝至他生活的唐时诗歌对仗的经验总结。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作为作诗声律、对仗等方面的理论范式，对当时的科举考试等起到了重要影响，同时，对后期律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人物评价

唐朝文学家元兢在上官仪被诛七年后依旧将其作品选入著作《诗人秀句》中，并在序言中写道：“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将绮错婉媚的上官诗风作为最末流的秀句评判标准，同时表明了自己对上官诗服的态度和对上官诗风纠偏的意图，又称“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认为上官仪的死代表着一个诗歌史时代的终结。

主张诗文变革的唐代文人卢藏用道：“宋齐以来，盖憔悴逶迤，陵颓流靡，……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认为上官仪诗作继承了南北朝浮艳颓靡的诗风，背弃了正统的风雅之道。

唐朝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李德裕：今日宰相上官仪，诗多浮艳，时人称为上官体，实为正人所病。

已故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唐诗研究者赵昌平：上官仪上承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而卓然名家，又下开四友、沈宋一脉，即使反对上官仪的四杰，究其创作实际，实也受到上官体的深刻影响。至盛唐，上官姓体虽已过时，但其艺术因素依然对唐诗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可以说盛唐诗既是上官体的反拨，又有着对它不可或缺的继承，没有上官体的成就及其后继者的开拓，盛唐诗恐怕至多只是对汉魏诗的简单回归而已。

人物争议

对“上官体”的批判

初唐，人们认为“上官体”是对南朝靡靡之风的继承，杨炯批判上官仪所在龙朔年间的诗风道：“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对“上官体”类似的批判，直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仍沿用“上官体”继承南梁诗风的说法，对其有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