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930年12月5日成立。隶属于中央军校的教导部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陆军最为精锐的部队。

教导总队成立后，作为国军现代化的示范部队，进行了德式组织、装备和训练，并由德国顾问指导。规模也从最初的团级扩大到军级，军官也多具有欧洲留学经验。但在装备上无法与德国同级军队匹敌，只能算轻装步兵部队。教导总队在建立后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抗战初期一系列的重大战役。1938年3月15日，教导总队被调至湖南衡山，并缩编为第46师，原师长桂永清继续任职。作为教导总队的延续，第46师后来继续参与抗日战斗，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晋南会战和中原会战。1945年2月20日，第46师由于频繁参与战斗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因此接到命令解散编号，并将其所属部队缩减为一个团。这个团被重新组编为第8师步兵第24团，直到1949年5月，最终在上海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覆灭主要源于桂永清本人军事决策的失误以及其抛弃部队、临战脱逃行为。桂永清作为教导总队总队长，对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另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过去过度依赖国外武器，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敌方切断交通线，在进口武器缺乏维修零件和弹药的情况下，就可能失去战斗力。此外，教导总队在实战经验方面也存在不足。从1933年开始到抗战前，除了参加1935年秋季大演习和1936年的渭南战役外，教导总队再未参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述因素融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覆灭。

成立背景

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退役军官大多以平民的身份受聘于外国。德国需要依靠生产武器恢复经济，同时大量军事人才因为退役失去经济来源。中国需要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人才，双方达成合作共识。1933年秋天，德国将军冯·汉斯·冯·塞克特来华访问考察后，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他认为中国军队的最大弊病是多而杂，他的重点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炮兵、工兵、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他建议中国军队编为60个师，并成立一个教导总队，训练在职军官，使他们具备相当军事技能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以提高军队整体作战能力。

蒋介石接受了汉斯·冯·塞克特的建议，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将1930年成立的教导总队进行扩编，桂永清担任总队长。同时指派步、骑、炮、工、辎等方面15名德国顾问担任学术科的指导，完全按德国典范令进行训练。

历史沿革

成立教导团

1924年，随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5个教导团陆续成立，陆军教导队于1929年1月成立，并于12月扩编为教导团。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这些教团部队逐渐扩充为正规的野战军。中原大战结束后，由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没有可利用的教导部队，决定重新组建一支全新的混合团队，名为“练习队”。这一新编队伍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学员进行实践指挥和实战练兵。

组建总队

1930年12月5日，这支部队的番号定名为教导总队，并于12月8日正式开始组建。教导总队的成员主要来自原教导第2师的调配，包括第2师特务营、骑兵团、炮兵团和工兵团的各一个连。1931年3月，招募的新兵编组成步兵第3至第8六个连，其中第1至第4连编为步兵第1营，第5至第8连编为步兵第2营，此外还成立了迫击炮连、通信排和特务排。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导总队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一支正规的野战军队。

建设教育体系

1931年5月1日，教导总队开始进行教育工作，并驻扎在南京城外的香林寺。同年5月，他们搬到南京城内花牌楼的原三十四标营房。根据编制，总队长为上校级，各营长为中校级，各营副为少校级，各直属连长为少校级（骑兵连长为上尉级），各步兵连长为上尉级，各排长为中尉级。总队总人数约为2500人。根据时任营长张文心的回忆，教导总队的每个步兵营下设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装备有6挺重机枪、27挺轻机枪和100余支步枪。

1931年12月5日，教导总队任命唐光霁为首任总队长，张铎为总队副。两名步兵营长分别由丘之纪和张文心担任。除唐光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张文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外，其他营、连、排级军官均为黄埔军校三期至七期的毕业生。由于当时中德两国开始军事合作，所以总队部还驻有一位德国步兵顾问和一位工兵顾问。

首次对日作战

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张治中被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军长，并率领部队前往上海市参战。在出发前，张治中决定调教导总队作为第5军的预备队，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对日实战经验。

1932年4月3日，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因其对编练总队的贡献被晋升为少将，并被调任军校入伍生团的团长。朱宗海接替唐光霁成为总队长，他是中央军校资深上校教官，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而，他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便于1932年9月17日返回军校出任上校筑城教官。教导总队此时拥有三个步兵营和四个独立连，虽然级别仍然是团级，但因为被赋予了中国军队改革的重任，总队长的职位被提升为少将级别。因此，在朱宗海离职后，军校决定将少将级别的高级战术教官章履和调到教导总队担任总队长。同时，教导总队在原有编制之下增设了一名少校总队附，朱鹏飞和惠然分别担任这一职位。

整编与改革

在1933年5月，教导总队开始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计划进行编练。同年6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后一位从德国留学不久归国的桂永清接任教导总队的指挥官，并兼任军校第十期第二总队总队长等重要职务。桂永清上任后，积极推行改革，对教导总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编。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通过淘汰老弱，扩充编制，使其成为德国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此外还安排了15名德国顾问，负责对各个学科进行指导，严格按照德国的教材进行训练。经过扩编后的教导总队虽然仍然隶属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已经逐渐从军校的体制中分离出来，武器、经费及人事安排直接由军政部负责。不仅增加了军事营、骑兵连和汽车队，人数也增加到9000余人。蒋介石希望将教导总队打造成中国“国防军”的典范样板。他规定，所有与军制改革或新兴事项相关的工作，都必须先在教导总队进行试验。在国外学习军事的归国人员，也必定被指定到教导总队服役，而去国外考察的将军，也必然会被派到教导总队参观。冬季时，驻地迁至中山门外孝陵卫营房。

1934年6月，教导总队开始统一服装颜色为草绿色，此前分别有浅灰和蓝灰两种。除了棉被之外，单兵装备陆续被改为德制武器，包括1924年式毛瑟步枪、ZB26轻机枪、M1932型毛瑟自动手枪，Pak 35/36型37mm战防炮、81mm迫击炮，以及其他一些个人装备，如钢盔、刺刀、子弹盒/带、防毒面具和饭盒。

中国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获得成功后，蒋介石开始将国防重心转向整军和国防准备。教导总队作为首批部队，参加了由蒋介石制定的整军计划中的第一次整训。然而，实际上教导总队与标准的“教导师”配置仍存在一定差异。标准的教导师应该配备师直属炮兵团，师人数为12837人。教导总队在组织和人员数量方面与计划中的“教导师”还有一定距离，但已初步形成了建制。当时，教导总队被誉为“采德式教育、训练精良、纪律严明，成为中国陆军部队的楷模。”

制定规章制度

桂永清下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全体官兵遵守“五不”的规定，即不得抽烟、赌博、宿娼、饮茶以及使用热水洗脸、洗澡，这一要求对所有人都是普遍的。他对军官考试非常重视，并且每次都亲自主持，从不马虎。1936年3月，被派往孝陵卫的教导总队成功完成了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整师（速成德式师）”编练任务，此时只缺一个卫队器材。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已经有30个师完成了调整任务。然而，由于武器装备的不足，后续的“调整师”并未真正完成调整，这使得教导总队成为唯一成功完成任务的部队。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以武力解决事变，并调遣部队进攻西安。教导总队所属步兵第1、第2两个团被选择编入“讨逆军”战斗序列，并于1936年12月13日夜紧急集合。这两个团随后迅速火车进入陕西省，作为“讨逆军”的先头部队。

1936年12月15日凌晨，步兵第2团到达潼关县，之后步行继续向渭南市推进，到达赤水车站时遭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105师的阻挡。由于此时河水泛滥，东北军以此为有利地形进行防守。双方陷入相持局面直到1936年12月20日深夜10时许。

按照命令，步兵第2团的第1营做为主攻部队，在临时配属的坦克的掩护下对东北军的阵地发起进攻。这次战斗进行了近3个小时，而步兵第2团的第1营仅付出了阵亡19人的代价（其中2人不幸为误伤），最终成功攻占了赤水车站。

随后蒋介石获释，教导总队则解除了在战斗中的作战任务，返回南京孝陵卫。

全面抗战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引发了淞沪会战的爆发。为了保护首都南京的安定，蒋介石下令调动大量部队前往淞沪战场与日军作战，其中包括教导总队。1937年7月30日，教导总队接到命令，在5天内集中于长江南岸。由于总队长桂永清正在跟随行政院长孔祥熙前往英国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因此副总队周振强负责指挥总队，他决定派遣步兵第3团的炮兵营参加战斗。1937年8月22日，胡启儒团长率领步兵第2团出发。步兵第2团抵达上海市后，根据第9集团总司令张治中的命令，被调配到第87师支援吴淞镇。胡启儒团长随即下令发起主攻，很快就成功击退了日军。此后，步兵第2团在蕰藻浜、张华浜等地与日军激战，尽管伤亡惨重，但也给予日军重创，特别是在1937年8月29日的战斗中击毙了日本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仓永辰治，给日军的士气以沉重打击。

1937年11月5日，教导总队又增派7500余人前往八字桥接替第67军师的防务。在敌军全力进攻下，屈家桥、八字桥阵地受到密集的炮火攻击，守军伤亡惨重，敌军多次突破，但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周振强率领第1团、第3团，及教导总队各旅抽调完成编训的3个营进行坚决反击，下级官兵伤亡人数约在三千以上。日军甚至使用了毒气，关键时刻，李西开团调动一个配备新防毒面具的连击溃了敌军。在八字桥一役中，教导总队奋勇作战，面对日军的海陆空三面连环夹击，精锐部队牺牲惨重。淞沪会战爆发后，教导总队扩编为甲种师，拥有三个旅和三个特种兵直属团，约官兵43000人。战斗进行了四十多天之后，日军第十军柳川平助部从杭州湾北部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对上海进行右侧背部的袭击。加上教导总队第六十二师、独立四十五旅、七十七师、第十一预备师的增援不及，六十七军吴克仁部分遭日军优势兵力的破坏。“11月9日晨一时，中央军队开始撤退阵地，由于撤退命令发出太晚，各部队没有足够的准备，甚至有的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随邻近部队撤退，导致部队拥挤于公路上，秩序非常混乱。”

南京保卫战

在淞沪会战后，何应钦将教导总队调往后方进行整训，并且将其扩编为三个军，以成为第二期反攻的主力军。然而，对南京保卫战的安排中，并未包括教导总队的参战任务。当唐生智成为南京卫戌司令后，为了彰显保卫南京的决心，他向蒋介石请求留下教导总队等中央军精锐部队来守卫南京。11月底，蒋介石亲自前往教导总队总部的明孝陵，召集了排长以上的军官进行训话。最后，他鼓励教导总队的官兵们要“效法史可法守扬州市的精神，不辱使命，临难不退，受伤轻伤不退，被俘不屈”。

1937年12月7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原本日军第十六师团三十三联队计划“攻占紫金山顶峰，然后从太平门、富贵山附近突入南京城”。但是，1937年12月8日，中岛今朝吾所指挥的第十六师团突破了汤山和淳化街道，沿京杭公路向南进攻。教导总队骑兵营与敌人激战，结果麒麟门被失守，日军前锋直刺紫金山。

南京失守

从1937年12月9日开始，教导总队在紫金山核心阵地与日军进行激烈战斗。最初几天，教导总队依靠经验丰富的军官和老兵的支持，仍能在防线上坚持下去。然而，到了12月12日，整个南京防线对中国军队来说已经极为不利。特别是当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突围命令后，大部分守军为了生命安全纷纷溃逃。其中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接到撤退命令以后，回到富贵山地下室向参谋长邱清泉传达命令，随后带着十万元奖金和全总队官兵12月份的军饷以及随身细软，抛弃部队，独自过江逃命。此时，只有位于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和位于雨花台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仍然坚守阵地。为了保持阵地，这两支部队不得不投入所有的预备队员，但由于实力的不均衡，随着雨花台的失守，仅存的紫金山阵地岌岌可危。到了13日凌晨，教导总队除了成功突围的4000余人外，其他人全部在紫金山和周边地区英勇牺牲。南京在这一天宣告失守。

1938年3月15日，教导总队被调至湖南衡山，并缩编为第46师，原师长桂永清继续任职。作为教导总队的延续，第46师后来继续参与抗日战斗，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晋南会战和中原会战。

解散编号

1945年2月20日，第46师由于频繁参与战斗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因此接到命令解散编号，并将其所属部队缩减为一个团。这个团被重新组编为第8师步兵第24团，该团又延续到1949年5月，于上海市彻底结束其历史。

编制序列

1928年，黄埔军校迁至南京后，为方便学生进行实际战斗演练和指挥训练，创建了一个较小规模的教导总队，该总队由一团步兵以及骑兵、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各一连组成。唐光霁和章履和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任总队长。1931年，黄埔军校一期生桂永清从德国留学归来，并被任命为该校军官训练班主任。1932年6月，该班第一期学员毕业，桂永清转任为教导总队的少将总队长（第三任），并开始按照上级的要求，仿效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模式对教导总队进行改组。总队部设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营房。

1936年春，又于尧化门营房组成步兵第三团，并将总队直属的骑、炮、工、辎、通、特各连均扩编为营。各团营主官如下：

连排级单位配置：

教导总队在淞沪会战时序列如下：

教导总队在南京战役时序列如下：

覆灭原因

战略错误

决策因素在军事作战中起着重要的影响。1937年，教导总队刚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大量新兵缺乏训练，同年9月，桂永清从英国回国后，即率教导总队投入淞沪会战。此时，教导总队已拥有步兵十六个团，骑、炮、工兵、通讯、汽车各一个团，另有四个独立营、一个独立连，官兵总数超过一个正规军的编制。本来，何应钦决定将教导总队调往四川省，扩编为三十个团，作为第二期作战主力。而桂永清要求立即参战。此时的教导总队正处于急需整训的关头，此时投入战场是决策失误。超过7500人的教导总队增援了上海市，然而这一战略决策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导致了无谓的牺牲。南京保卫战中，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突围命令后，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就带着十万元奖金和全总队官兵12月份的军饷以及随身细软，抛弃部队，独自过江逃命。在1938年的兰封会战中，蒋介石派桂永清前往围剿土肥原贤二率领的师团，以形成包围态势。然而，桂永清未充分尽责，仅坚持了3个小时，土肥原就突破了兰封的外围防线。桂永清所驻守的兰封发现东西两个方向都有大量敌军的情报并且势头迅猛。第二十七军无法承受日军的炮火袭击，于是选择了丢弃部队，临阵脱逃。这导致了投入15万多人围剿土肥原的行动无法消灭他率领的2万人。上述因素融合在一起，决定了教导总队的悲惨命运。

战术呆板

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合作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在抗战初期，日军采用了一种主要战术，即利用重型武器来破坏中方工事，然后发动正面的强攻。他们会集中兵力攻击防御薄弱的地方，以动摇整体战局。由于国军的防线缺乏深入布置，主要兵力集中在一线，缺乏机动预备队，因此这种战术在抗战初期一直行之有效。如果强攻无法成功，日军就会借助迂回和侧翼的方式展开后方进攻。例如，在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在攻打教导总队所在的紫金山和光华门时，遇到了持续抵抗无果的情况，于是他们转而攻击了第88师所防守的雨花台和中华门一线。这使得之前的僵持状态发生了逆转，整个战局发生了动摇。此时，如果能派遣教导总队的预备队提供支援，情况很可能会有所改观。

自身不足

教导总队在过去过于依赖国外武器。然而，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敌方切断交通线，在进口武器缺乏维修零件和弹药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失去战斗力。此外，教导总队在实战经验方面存在不足。自1933年起至抗战前，教导总队除了参加1935年秋季大演习和1936年的渭南战役外，再未参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分军官的指挥能力也存在问题。在南京保卫战中，高级军官的保守防御思想导致他们无法有效组织抵抗日军的突袭。战役后期，教导总队仍保留一万余人的预备队，有建议集中兵力由紫金山岔路口出击，威胁敌人后方，但这一建议被一些高级军官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了。撤退过程中，旅长胡启儒没有履行职责，未向下级传达撤退任务，提前脱离部队先行渡江。此外，教导总队的精锐部队数量有限。他们的建制主要依据德国塞克特一战后国防军的编制模式，强调质量超过数量，更看重训练有素的领导力，希望凭借少数精锐部队在战场上取得超强的效果。

参考资料

何心乐：介绍三位诸暨籍的抗日名将.诸暨市人民政府.2023-07-14

兰封会战的前前后后（下） .河南日报.2024-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