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刻石
《琅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其内容记载了秦统一中原地区后废分封、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明法度、统一度量衡以及重农抑商等诸多重大举措。
原刻于，北宋时期苏轼在密州发现琅琊刻石拓片，撰写跋文并请人临摹刻石，置于超然台。书丹因此声名大振。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市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镶嵌残存刻石。清代顺治，程磨平了碑石南面的迸裂痕，刻上“长天一色”四字。乾隆，宫让熔铁束之防止刻石碎裂。爱新觉罗·旻宁年间，铁束散开，刻石碎裂。光绪年间，何玉摹刻了《清摹刻秦琅琊台碑》。中华民国，王培等搜寻散砾石块并粘合修复后移至山东博物馆。1959年，移至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黄岛区博物馆存有胡亥琅台诏书书丹复制品。其中以原石拓本最为珍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琅琊刻石》是仅存的秦刻，为小篆第一代表作。此刻碑是了解秦朝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其书法雄浑秀丽，庄重典雅，圆润婉通，具有艺术价值，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琅琊刻石》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名称由来
《琅琊刻石》，又名《琅琊台刻石》。秦灭六国之战后，曾五巡天下，三次登临琅琊台。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天下，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时，修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原地区的功绩。命随行廷尉李斯所书。因此称为《琅琊刻石》《琅琊台刻石》。
基本情况
琅琊刻石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胶南西北）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外观为竖直的长方体，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现已剩残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其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现残存13行87字，前2行为公元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胡亥元年（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
琅琊刻石记载了秦统一中原地区后废分封、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明法度、统一度量衡以及重农抑商等诸多重大举措。琅琊刻石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以及从臣姓名；后半部分记录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形。秦二世在补刻的诏书中则强调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并表示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
琅琊书丹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已成为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
碑文内容
始皇颂诗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承宣布政使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西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方上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那。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贵、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魄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齐、五大夫杨楼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自以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聂氏宗祠，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二世诏书
皇帝曰：“金石刻尽秦始皇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创作者简介
《琅琊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李斯（？—前208年），字通古，楚上蔡（今上蔡县）人。李斯青年时曾为郡小吏，后从苟卿学帝王之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李斯入秦，秦始皇并六国，以李斯为丞相。始皇崩，斯追随赵高，废太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后为赵高所诬，腰斩于咸阳市，时年约70岁。
李斯初为吕不韦舍人，后来向秦王献灭六国、成一统之计，受到赏识，拜为长史、客卿。秦始皇十年（前237年），秦宗室大臣议决驱逐一切客卿李斯亦在其中。为此，李斯上《速深客书》，说服奏于放弃了这一打算，从而进一步得到信任，官至承相、奏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后他力主废分封、立那县，提议焚《诗》《书》，禁私学，主张以法为教，以更为师，均被采纳。书法艺术上李斯工篆，删大篆之繁冗，取其合宜，参为小篆，天下行之。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著有《仓颉篇》七章，已佚，后人有辑本。
流传收藏
宋代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诸城市（今山东诸城）担任知州，偶然发现了一些书丹的拓片，这些拓片上的字体浑厚、古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得知这些拓片拓自琅琊刻石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登上琅琊台，秦始皇颂诗已泯灭，仅存二世诏书。其《书琅琊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苏轼与擅写篆体的文勋合作，请文勋根据自己在民间搜集到的相对完整的旧拓本临摹刻石，自己则撰写跋文于其后，将临摹的刻石置于修整一新的超然台上。琅琊刻石因苏轼的撰文而声名大振。苏轼于超然台上所立秦篆碑及东坡区跋文今皆不存。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市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将残存书丹镶嵌于碑上。
清代
清朝顺治帝（1644年－1661年），诸城知县程淓于碑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长天一色”四字，署名而隐其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爱新觉罗·旻宁年间（1821年－1850年），铁束散，刻石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一次大雷雨，碑石散失。
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东高要人何瑗玉摹刻有《清摹刻秦琅琊台碑》。碑高1.15米，宽0.83米，原置于肇庆市七星岩，后移至广州六榕寺。1963年再迁置广州博物馆碑廊。碑以肇庆端砚石刻制，已从上而下斜折断为两半，未损文字。
民国
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诸城市县视学王培祜等先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散砾石块，运至诸城经粘合修复后，移置诸城县署，并记录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解放后，移置山东博物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移置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即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黄岛区博物馆现存有胡亥琅台诏书书丹复制品。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上刻碑文13行，86字系秦丞相李斯所书，是秦刻石存字独多者，中原地区现存最古刻石之一，世称秦篆之精品。
艺术鉴赏
《琅琊刻石》是仅存的秦刻原石，为小篆第一代表作。从《澄清堂帖》收录的琅琊刻石宋拓本可以看出，琅琊刻石结体严谨，工整瘦长，古厚圆浑，对称中蕴含飘逸秀美。书法接近石鼓文，雄浑秀丽，庄重典雅。用笔工整谨严，圆润婉通，圆转部分比泰山刻石更圆活。结体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一丝不苟。部分有纵长笔画且下无横画托底的字，密上疏下，稳定之中又见飘逸舒展。此种结字方法至今仍为习小篆者沿用。这类风格的篆书非常适合于庄重严肃的场合。研究篆书、印学和学习小篆者都十分重视此刻石。
在布局上，临沂市字距较宽，行距较窄。虽然它为字形大小不一，但宽阔的字距仍使得它整体清朗；而适当收缩均行距，与长形的结体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则使得它的纵向意识增强。所以琅琊灵活多变的笔法与结字中蕴含着整齐、平衡为整体效果，体现出圆活又凝重的书风。
现存拓本
《琅琊刻石》流传于世的拓本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即原石本。即清代所传拓本，只有二世诏书12行，凡84字。清朝学者阮元曾遣书佐至琅琊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第二种为文勋摹本。北宋书法家文勋应苏轼之请摹写，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后有苏轼《书琅琊篆后》。第三种则是严可均写本。清代爱新觉罗·颙琰十三年（1808年）八月，举人严可均据《史记》所载，仿家藏旧拓本式重写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迹。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钩摹上石，每半页3行，每行4字，凡18页，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吴云、严辰、顾恩来五人跋。
相关文物
《泰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时登临泰山（今山东省泰安市境内），举行封禅大勒石颂德。刻辞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丹四面环刻，前三面为秦始皇时所刻第四面为胡亥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东行都县所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刻辞书体同《琅琊刻石》一样，为统一文字后的小篆，相传亦为李斯手书，是秦代的重要文献。刻石年久漫漶，至明朝只剩29字，到清代仅存10字。传世拓本中，以北宋时全拓本最佳，存165字，今藏山东省泰安岱庙。
《会稽刻石》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会稽(今绍兴市)，李斯以丞相从，登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会稽刻石，此即《会稽刻石》。原碑立于绍兴秦望山(一说鹅鼻山，何山)。宋代时佚，此碑是按元代拓本重刻，碑高2.20米，宽1.05米，共12行每行24字，小篆，李斯所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上会稽郡，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北宋初欧阳修、北宋末赵明诚分辑《集古录》《金石录》，均未见录《会稽刻石》，刻石可能于北宋早期即遭毁佚。元至正元年(1341年)，绍兴路推官申屠郭，据家藏旧拓本重新基刻，并题记于后，与按徐铭幕本所刻的《峰山刻石》互为表里，置于会稽黄舍。清康熙(16621722年)，碑文被人磨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绍兴市知府李享特再据申屠氏本复刻于原石，并以自跋代原跋。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二年(1797年)，又分别勒记阮元、陈煌题名。1987年，书丹移置会稽山大禹陵内之碑廊。
《峄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山（山东峄县），丞相李斯等颂秦德而刊刻《峄山刻石》（前半部分）。胡亥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郡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峄山刻石》等刻石上补刻诏书并著随从大臣的姓名（后半部分）。南北朝时期，原碑烧毁，后世有多次摹刻。现存两块，一块为宋代摹刻，现存于西安碑林。
影响与评价
唐朝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将李斯所书小篆定为“神品”，赞其“铁为肢体，作騑，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凤凰于飞”。
明代文字学家说：“秦斯为古今宗匠，一点矩度不苟，聿遒聿转，冠冕浑成，藏奸猜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书法至此，无以加矣”。
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曾评价道：近有推此为宇内第一碑者，盖不信《石鼓》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毁于火，《芝刻石》沦于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近代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认为：临沂市石刻十二行为斯相的迹。二世诏书于会稽郡、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异耳。古泽渊懿，具有典漠训遗意。斯相小篆仅存兹石。泰山毁于火，零落十字。会稽郡久佚，碣石出自抚本。此刻一发千钧，直如麟凤。
参考资料
琅琊刻石.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11-06
【道中华】令苏东坡牵挂的秦琅琊刻石:两千多年前的大一统宣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3-11-24
李斯.故宫博物院.2023-11-06
李斯.中国大百科全书.2023-11-06
首页.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11-07
首批国家级文物名录公布，绍兴5处入选.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3-12-14
基本陈列.邹城博物馆.202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