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龙祥
耿龙祥，江苏沐阳人。1930年5月出生，1945年5月参加淮海报社工作，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字工人、译电员、译电股长、记者、编辑；安庆报主编；怀宁县圣埠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省文联专业作家，社教工作队队长；安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安庆肉联厂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等职。为中共党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后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元月2日晚8时40分在安庆市立医院逝世，享年77岁。
著作
短篇小说《明镜台》，中篇小说《杨柳依依》、《月华皎皎》等。
逸闻与悼文
从《如懿传》到《反腐败纪实》
——小记作家耿龙祥
去年在《传记文学》杂志第5、6期合刊上读到耿龙祥的《反腐败纪实》，感觉是一篇极合时宜的纪实文学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头从有人去安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墓地凭吊写起，提出了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尖锐问题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战胜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正面描写安庆万人大厂石化厂在厂长徐士华、党委书记喻道成这些共产党人领导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及其实绩，是一篇寓理于事、实事求是、饱含激情、有分析有说服力，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切的主题的力作，更不用说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艺术魅力，虽逾万字而不嫌其长。遗憾的是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没有受到读书界、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最近听说上海市《文学报》评选该作为报告文学二等奖，这是做了一件符合读者心愿的好事，对于热心写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励。
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像昙花一现似的，1957年后，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体委工作去安庆市出差，这时打听到老耿在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头儿，遂去访他。十年不见，老耿额上添了皱纹，但精神不减当年，谈吐亦如往昔。交谈中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你还写不写东西？他连连摇头，说，我的围棋下得不错，假如你爱下围棋，我可以陪伴你……
从此我跟这位作家重又恢复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老耿长期担任安庆市委宣传部长，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宣传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不乏善政。听说近年他已将较多的精力集中于文艺创作，继续深入生活访察民情。《反腐败纪实》一文正是他深入工厂采访数月后结出的硕果。
天国里依然有你明镜般的笑容——悼念老作家耿龙祥
作者：黄复彩
始终不忘记那一年耿老龙祥突然造访我在贵池的家，一上午就躺在我家的沙发上同我谈心的情形。那是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灿烂，一如耿老明镜般的笑容。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多岁吧，我称他“耿部长”。那是一个文学的复兴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谈着文学，谈《班主任》，谈《月亮湾的笑声》，谈复出后的一批老作家们。我们当然也在热衷地谈着。刚刚完成了《杨柳依依》和《月华皎皎》的创作，他同我谈他的下一个写作，并询问我的写作计划。美好的交谈让时光短暂，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那天我乡下的亲戚送来新鲜的水晶明虾球和时新的菜蔬，我母亲为我们做了几样小菜。耿老当知道我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时，竟然发出一声惊叹：“是吗，老人家是怎样让身体这样好的呢？”
中午，我们就着这几样时令菜蔬，不紧不慢地喝着酒。饭后，他就在那张硬帮帮的沙发上睡了一觉，轻轻地打着呼噜，直到他的司机前来接他，已是天将傍晚了。
现在，我在写这篇悼念他的文章时，当年的情景如同昨日，耿老亲切的笑容栩栩如生。然而，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不能听到他对我母亲的高龄康健及我与和尚的交往所发出的孩子般的天真惊叹了。此刻他正走在天国的路上，我祝他一路走好，我要对他说，我想念您，想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耿老有恩于我，有大恩于我。
1983年，我的中篇处女作《月缺月圆》在浙江省《江南》杂志上发出，第二年五月，这篇在艺术上并不成熟的小说受到浙江日报激烈的批评，批评者甚至上纲上线，其语言同文革初期文痞姚文元的腔调如出一辙。虽然我当时身居池州市小城，但安庆市却有人想借机造势，拟对我的小说组织批判。身为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耿老在一次会议上直着嗓子说：“谁敢动黄复彩一根毫毛，我老耿跟他没完。”正是耿部长的凛然正气震慑了那些人，一个刚刚走上文学之路的青年得以安全度过那段人生的艰难期。1985年春，中国文艺的又一轮春日到来，安庆地市联合召开近一百人的文艺创作会议，那次会议上，耿部长几次以我为例，提出各级文艺领导一定要当青年作家的保护伞，鼓励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而为繁荣安庆地区的文学创作推波助澜。那次会议被很多人认为是耿龙祥为黄复彩及其小说“平反”的会议。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这个老人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每次我来安庆市，必去拜访他。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脱着鞋，微笑地看着我，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完全没有部长的作派。有人进来汇报工作，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等一会儿再来好不好？”或者：“你放在我桌子上，我过一会儿处理。”
耿龙祥年轻时因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明镜台》等小说而与王蒙、刘宾雁等齐名，并与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也因为这篇著名的小说而被打上右派。直到“文革”的结束。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学的春风扑面而来，耿老一气写下《杨柳依依》《月华皎皎》等多部中篇小说，其中《杨柳依依》被评为当年安徽文学一等奖，继又被《小说月报》转载。王蒙做《人民文学》主编时，将他写于五十年代末的短篇小说《明镜台》重发，虽然时光过去三十多年，但小说魅力依然。
到安庆市工作后，有时候，我会去他家里看他，常常已经半上午了，他仍一边偎在床上啃着大饼油条，一边同我聊天。吃完了，扑扑洒落在被子上的芝麻和饼屑，继续半躺在那里与我谈着文学。他同我谈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谈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到临近中午，他夫人再三的催他起床。
他从文联退休后，我很少再见到他。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忽然想去给他拜年，然而在天后宫一带找了一上午，也没摸到他的家门。后来知道他搬迁到另一个小区了。
去年12月，我得到我的长篇小说《红兜肚》即将出厂的消息，我想把这消息第一个向他报告，也希望看到他赞许的目光。我从纪念那里要到他家的电话号码，然而几次电话，却无人接听。我后来知道，他因病而住进了医院，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他住院的消息，这使我失去与他最后亲近的机会，他也永远不能得到我小说出版的消息，这不能不是我的永久的遗憾。
天国的路不是很长，他的儿子乐成告诉我说，父亲对死亡一向持达观。是的，我似乎看到他在天国的笑容，看到他盘着腿，坐在那里，听我们述说着文学的兴兴衰衰。我也相信，他永远都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