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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University of China）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于1912年仿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孙中山先生自任校董。学校位于北京市（1928-1949称北平），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1949年停办，历时36年。截止至1936年6月，学校已有文（国学系、哲学教育系）、理（化学系、生物系）、法（法律系、政治经济系）三科。期间，有李大钊、鲁迅、李达、黄松龄等1100名知名学者在中原地区大学任教，培养了两万余名莘莘学子。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曾担任该校的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曾担任董事长，宋教仁、黄兴、何其巩曾为校长。

中国大学是近代一所立学长久、人才辈出、影响深远的私立大学。自中国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齐燕铭、段君毅、董华、黄诚、任仲夷、杨易晨、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徐才、李大伟等。中国大学是北京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都有突出表现。

历史沿革

筹备建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不堪，列强虎视眈。孙中山以一个革命家的眼光认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力倡发展教育。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开办学校，但辛亥革命的果实遭到窃取。袁世凯掌印大总统，实行宪政。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组建中国国民党。痛定思痛之余，孙中山认识到，要贯彻革命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需得培养革命人才，从根本上进行改造。于是，为完成国民革命使命，在袁世凯势力盘踞的北京培植革命力量，树立国民党形象，孙中山倡议在北京筹备建立一所学校。

具体到办学的规划，孙中山想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不但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对日本人民的文明启蒙起了重要作用。他便决心仿照早稻田大学来建校，并委托在袁政府中任过农林部部长的宋教仁负责筹办。

1929年4月13日印行的《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回顾了这段与中国革命共命运的校史。会刊中提到，辛亥革命虽已成功推翻清朝腐败统治，但“孙总理在这成功的失望当中，深知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

1912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组成了以马邻翼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推荐宋教仁为第一任校长，并先后推定董事彭允彝、袁家普、姚憾、吴瑞、李垣、陆定、毕惠康、殷汝骊、欧阳振声、戴修瓒、聂权、洪逵等为学校筹备员。北平私立中国学院最初校名为国民大学，即为中国大学的前身。

于是孙中山等人和宋教仁、黄兴诸先烈规划进行，以树百年大计。这时宋教仁恰供职北平，又以北平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逐决计组织搜罗学识经验丰富的革命人才为导师，而宋教仁则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筹备即竣——为时势所要求的中大(中国大学)，遂于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

1912年冬，宋教仁呈准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在前清度支部（为当时掌管全国财政税赋统计与收支的部门）余存的饭食银两项目下，拨出8.45万两作为学校的开办费，另拨100万银元为基金存入国库，以6厘计息，每年利息6万元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开支。当时，在前门西城根有一家名叫“愿学堂”的学校同意出租校舍。在这数十间房舍的基础上，董事会又在“愿学堂”西邻购置了一块地产，加以添置改造，校园初具规模。学校先设大学文、法、商三预科，又增设法政别科及附属中学，并面向社会征聘中外教员，招收学生。

勉力维持

就在学校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学之际，1913年3月20日，首任校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校董黄兴临时受命，被推为第二任校长，彭允彝代行其职务。随后，国民大学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之后，黄云鹏、林长民、王印川、姚憾等历任校长，但因时局动荡，除姚憾任期达5年之外，其余五任校长的任职时间均只有一年时间左右，有的还不足一年。

开学当天，首期全体学生达一千三百多人，加上嘉宾约计两千人到场，可谓盛况空前。袁世凯派梁士诒到校宣读祝词，董事会报告了学校筹办的情况，时任教育总长陈振及教员代表、嘉宾代表等相继发表了演说。黄兴继任校长后，为学校题写了“国民大学”校名。1913年4月，国民大学正式开学。

国民大学成立第二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黄兴、彭允彝等国民党校董纷纷离京。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大学因系国民党人创办之故，亦受牵连。北京政府拟查封该校，并没收了学校开办费及基金。国民大学几乎陷入停顿。危难之际，国民大学通过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重组校董会、推举立宪派知名人士汤化龙为董事长的方式——1914年改名中国公学大学部——免遭查封之厄，然后在西城根愿学堂校董金荣均等的资金帮助下，勉力维系。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3月5日，经董事会决定，将校名改为“中国大学”。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9月该校发起人与创办时的国民党校董们陆续回京。1917年吴淞中国公学停办，商议与国民大学分离。校董会再次改组，并于2月14日将学校更名为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建校初期，校址为北京前门西大街13号（现北京第二十九中学校址）。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联合曾琦、李大钊等七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迅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学会鼎盛时期群英荟萃，有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的会员107人。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大学师生打出校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结果多数学生被打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警厅关押了半个多月。后经姚憾校长与其他院校的六位校长联名保释放回。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中国大学学生宋介、吴可为小组成员。不久小组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11月，北京市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大学的宋介、祁大鹏等人成为其中骨干。

走上正轨

1921年8月，第七任校长王正廷上任，同年11月学校改称中国学院。1921年12月，中国大学成立党支部，黄龙任党支部书记。那时已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冯雪峰、程邦模等10人。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大学已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5人。

1922年春，为解决中国大学长期以来的资金问题，王正廷设募集基金委员会，俾合全校师生之力，筹措巨款，稳固校基。他倡行开源节流，一方面在社会上募得十余万经费，同时经全校师生讨论，决议将教职员薪水核减、学生该学期每人每月增加学费1元，使学校逐步摆脱经济困境。在此期间，中大学生还主动参与图书馆的建设。他们以学生会为主体，将地点僻静、建筑典雅的学校北部文阳楼作为馆址，又成立募捐筹备图书馆委员会，为修建和购书筹集资金，终在1922年9月建成。

中国大学与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齐名，只不过黄埔军校要比中国大学晚11年。人们曾称：“北有中大，南有黄埔”、“一北一南，一文一武”。中国共产党早在1924年便在中国大学建立了组织，冯雪峰、齐燕铭、吴承仕、曹靖华、段君毅、任仲夷、崔月犁、宋汝、黎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开展过地下斗争。

1925年，逢孙中山抱病到京，委托汪精卫到学校演讲。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中国大学定于13日停课一日，并下半旗设奠追悼，随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吊唁、公葬活动。

末代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昭煦曾将郑王府抵押给西什库天主堂，后无力偿还，被法庭查封。1925年，由中国大学作保，郑亲王昭煦与天主堂达成和解。中国大学向比利时营业公司借款十五万元代昭煦偿还了债务，并聘请昭煦为校董，以补助其生活。而占地近七十七亩的郑王府，则成为中国大学的新校址，原校址作为附属中学继续使用。

中国大学进驻后，王府建筑多被用于教学及宿舍。正殿作为讲演厅，后殿作为大礼堂，改名“逸仙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神殿、西配殿等则被用作演习厅等。王府中路、西路南侧被扩出很大的场地作为操场，并在南端新修建了一座大门，作为学校正门使用。9月，中国大学迁至北京西单二龙路郑王府办学（现教育部办公地点），原老校地址改为中国大学预科。

1926年，中国大学爱国师生参加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游行请愿时遭段祺瑞执政府血腥镇压，学生赵钟钰惨遭杀害。一二·九运动前后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学逐渐成为北平市学生革命活动的中心。5月，中国大学学生30余人成立修理校园募捐会，募得款项数百元，用于修理王府内池台建筑。该校职员也成立了教员募捐会，对跨虹桥、春花阁等花园建筑进行了修缮，使校园风貌焕然一新。园内的丁香颇盛，被学生们选为校花。1930年秋，在原老校地址的中国大学预科停办，改办为中国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在理学院未成立前，学校以“中国学院”名立案。

从第七任校长王正廷开始，学校运作与管理渐趋稳定，从1921年至1936年的15年间，校长人选再未更替。但随着日军侵华战幕拉开，王正廷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肩负争取美国参战与援华的重任，无法再兼任校长。于是，当局又委任该校董事会主任何其巩代理校长一职。他是著名抗日将领，有冯玉祥西北军麾下第一文官之誉；曾为北平市首任市长，后长期担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更成为和平解放北京市的重要人物。他于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

敌后办学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学辽宁籍学生组织了抗战救国团，9月21日中国大学召开反日救国大会。中国大学学生李兆麟从此奔赴抗日前线，他与杨靖宇、周保中同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三位著名将领。1936年，经中共北方局领导批准，中国大学成立了由吴承仕、齐燕铭、管彤、曹靖华、孙席珍组成的党的特别小组。这一小组是北方局领导北平市文化的重要渠道。同年10月前后，董毓华代表学联去天津市组织发动“平津学联”，继而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深入农村，与工农相结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王正廷因出任驻美大使而不能继续兼任校长，加上学生反对总务长祁大鹏，给了此时担任常务校董的何其巩执掌校政的机会。由于“一二·九”运动中祁大鹏反对和破坏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校内的左派学生形成对峙。1936年9月，发生“驱祁迎何”的运动，最终校董会决定，由何其巩出任代理校长，后转为正式校长。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各大学南迁或停办，中国大学奉令留驻北平市，教育青年，许多失学的河北省、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还掩护了许多抗日地下工作者。

中国学院于1937年暑期登报招考新生及借读生，于10月1日正式开课，开课后注册学生计500余人，其中新生约100人，其余以该院老生及北平各校(如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学院等)学生借读者为多，间有山东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之借读生。

1938年春，何其巩秘密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等语，并向国民政府呈请发放中国学院补助费。蒋介石、陈立夫回电对何深表嘉许，希望其在敌后坚持办学，多为抗日做工作。根据中国学院呈报教育部的收支预算，1939年学校收入主要由国库款和学生缴费两部分构成，其中国库款120000元，系由中央拨付的补助费每月10000元；当年学生缴费84560元，学费66000元，除此之外，学校的收入仅有房租收入480元。可见中国学院除学生缴费以外，最大宗的经费来源就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拨款。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坚持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

北平沦陷期间，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何其巩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工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延聘至中国大学任教。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京大学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京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何其巩于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主持校务，使该校在北平沦陷期间仍能坚持办学，度过了该校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何其巩在校务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中国大学在抗战期间的重大使命与特殊任务，他强调之所以在北平沦陷期间还坚持要在敌占区办学，就是肩负了在敌占区培养青年人才的重任，就是要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到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

完成使命

1946年4月7日，新的中国大学学生自治会产生，主席王继增，副主席邓国才。抗战后的中国大学学生运动开始进入有组织阶段。之后，中国大学的民主运动非常活跃，各种介绍革命文章的壁报纷纷出现，各地的“同乡会”、“同学会”先后成立，新的社团不断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学术通讯会”。它由韩文才联系进步学生成立，宗旨是研究交流学术、宣传进步思潮。另一个民主进步组织“励进学会于1946年2月成立，由法律系学生刘振亚等6人发起，中国大学训导长王之相为会长，宗旨是“互相砥砺，共同进步，加强联络，研究学术”。

1946年6月2日，中国大学教授会和学生自治会给南京中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电报，要求将中国大学改为国立，教职工、学生和国立大学同等待遇，但教育部不予答复。6月12日，中国大学师生宣布罢教、罢工、罢课。当中国大学“改国立”运动处于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国民政府派青年部长陈雪屏予以解决。6月20日，在北平市市党部礼堂，中统特务、中国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对中国大学领导权展开了权势和帅位的争夺战，互不相让。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出面调解下，由三家代表挂帅，争权之战才暂休。

1946年10月，王正廷由南京北上，重新执掌中国大学。凭借在南京政府的权威和身份，他使一度因学潮迭起、派系斗争而混乱不堪的中国大学复归暂时的平静，并在中国大学存在的最后两年，于校务发展、学科建制等方面做了新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大学在教育部正式恢复“大学建制”的最终实现费尽了心机。1948年7月，教育部准许中国大学正式恢复大学名义。

1949年1月19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大学党支部召开各系学生会议，选出学生代表组成“中国大学学生院系联合会”。北平和平解放后，1月28日，“中国大学生学生院系联合会”组织了数百学生的欢迎队伍上街游行庆祝北平解放。

1949年3月，由军管会下令，中国大学等北平7所私立大学停办，前后共历36年，同时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附中改名新生中学。郑王府校舍成为教育部的办公场所，并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大门前还伫立着一对铸铁的灯杆，见证着郑王府和中国大学的往事。新生中学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西单郑王府中国大学校址后来为国家教育部所属。

1986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大学的革命斗争史。那时，中国大学的校友段君毅、张友渔、浦洁修等提议成立校友会。1989年2月，经北京市委统战部同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颁发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5月10日，中国大学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校友会成立大会。自此，中国大学校友会基本上每年4月13日前后举行建校周年纪念大会。

1994年9月，经北京市委成人教育局批准，由中国大学校友会主办的北京逸仙学院（2010年更名为北京旅游专修学院）建立。

组织架构

办学宗旨

中国大学创办之初的宗旨，是以公办的标准培养中国青年，发展中国教育，不以培养“两院一堂”（指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式的官僚为目标，而是要将其办成培养“模范国民”的民主共和建设人才的基地。

管理机构

中国大学是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倡议，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初名国民大学。学校设董事会，推举宋教仁为首任校长，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

1930年秋，添设斋务科、指导科、出版科，每科设置教导员若干人，分别负责管理学校日常事务、督导教学工作以及刊印校刊校报；教务处分别改称注册科、文书科，并添设秘书席，以统筹协调、明晰权责，保证教务工作顺利进行。1932年秋，鉴于副校长之名称不符合大学制度而经校董会议决裁撤，改设总务长一职掌管全校行政，教务长一职掌管全校教务。校董会聘祁大鹏为总务长，方宗为教务长，宋介为秘书，并裁撤指导科，该科事务改归秘书室兼理，以资节俭经费。1933年6月，裁撤斋务科，该科事务归庶务科办理。

院系设置

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及附属中学正式开学。截至1936年6月，学校设有文（国学系、哲学教育系）、理（化学系、生物系）、法（法律系、政治经济系）三科，但“中国学院”名称未改。

该学科体系是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来：“斯校之内容，设有经济学系、商学系，所以贯彻民生主义者在此；有法律系、政治学系，所以发展民权主义者在此；有国学系、哲学系，所以恢弘民族主义者在此。”

中国大学早年学科体系并不健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决定由庚款内拨给基金一百万，每月另拨经费一万元，中国大学才购置仪器，添办理科。也正是因为中国大学理科发展的滞后，不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综合性大学之规定，1930年11月，中国大学改名为中国学院。自此谋求恢复大学之名成了中国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该校在20世纪40年代终建成“三科十系”：

师资力量

曾在中大任教名人有鲁迅、李大钊、蓝公武、李达、吴承仕、黄松龄、曹靖华、杨秀峰、吕振羽。1941年美日宣战后，北平市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著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校园设施

中国大学座落在北平西城二龙坑口袋胡同前清郑亲王府址（西单商场西侧，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会址）内。1925年9月2日，中国大学正式迁入新址办公。迁入新址后，学校在郑亲王府基础上，加以修缮，保留了原有府第内亭台楼阁、花木山石的基本原貌，并在尚未开垦的荒旷之地，捐植花木，点缀校园。

图书馆

1929年冬中国大学购买西邻蒯氏三层洋楼，建成一座崭新的图书馆。

截至1932年11月，中大图书馆现藏有中文书籍88589册，西文书籍6107册，日文书籍4047册，其中哲学类451种，宗教类24种，自然科学类114种，应用科学类79种，社会科学类1336种，史地类523种，语文类1821种，美术类37种，此外还有各类杂志、报刊、地图等1408册，合计在10万本以上。

校园活动

中国大学学生的思想“素称复杂”，反映到组建社团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活动中心。其团体最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是1931年至1935年。有政治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会、生物学会、英语讲演会、绿洲社、文艺社等。

学术社团

英语演讲会是由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于1927年夏季自发组织的，至1936年春改为英语公共选修课截止，旨在“促进英语之实用，联络各科同学之感情”。演讲会“供给会员以实习公众演说及一切英文练习上之机会”，活动内容包括背诵、演说、歌曲、故事、笑林、会话、翻译、互译、戏剧、书札、谐辩、辩论等，尤以演说和辩论为主。

文学研究会“由教员命题，或自动研究，各会员可以随时互相辩难，成绩颇有可观”。

国学读书会则分研究、编辑、文书各股，每周由研究股指定会员分组研究各种国故，并定期召集大会宣布研究结果。读书会会员对于书法也十分注意，曾得到著名金石家陆和九先生的指导，陆先生还将自己珍藏的数十种金石碑帖赠予读书会，以资参考。

体育活动

球类运动是中国大学学生最喜爱的体育门类。在中大校园里，有学生自发组织的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和篮球队，其中足球和篮球尤为中大学子所钟爱。中国大学在北京各高校中最早成立“体育会”，并以“发达体育、锻炼身体、俾保永久之健康”为宗旨。体育会下属四大部：球部、器械运动部、武术部、径赛部。加入体育会的会员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特长，可以参加其中的一个部，也可以参加多个部。1928年9月，学生会改组后，由体育股正副主任及干事，协同体育导师、事务主任共同组织体育委员会，促进学校体育发展。

中国大学也长期重视发展田径运动，曾在1934年举办“穿城式”越踊赛跑。1931年中大春季运动会上，法律系学生张新民在一万米长跑中，以38分48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北平市的万米纪录。1931年，中国大学男子篮球队斩获青年会室内篮球赛锦标；1933年，赢得北平室内全国男子篮球联赛锦标；1934年，勇夺北平市万国篮球赛总锦标。该队还与沪上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举行友谊赛，取得七连胜佳绩。美国驻华公使詹森称赞这支篮球队“技术优良，道德高尚，精神始终如一，实堪羡慕”。

文艺社团

中国大学拥有“国剧社”“琳琳社”“共乐会”“大风诗社”等文艺社团。

1934年12月，中国大学一批爱好诗歌的青年组成“大风诗社”，并发行《大风诗刊》，作为登载校内学生新诗的诗歌选集，这些诗歌大半都是“五四”以来流行的新体诗。“琳琳社”是中国大学校园内专门致力于音乐和歌舞的学生文艺社团。

“共乐会”分为乐歌部和戏剧部。其中，乐歌部又分为中乐组、西乐组和唱歌组。中乐组中再分管、弦器乐乐队，管乐队有笙、箫、管、笛，弦乐队有古琴、月琴、二胡、琵琶、打琴（今作“扬琴”）；西乐组规模较小，只有提琴和横笛（今作“长笛”）两种乐器。戏剧部分为旧剧组和新戏组。旧剧组以昆曲和京剧为研究、表演科目，新戏组则以现代新兴之话剧为研究、表演科目。

中国大学国剧社，创立于1930年，最初仅由三个爱好戏曲的同学在宿舍中草创，拟作为同仁中的“消遣小集团”，后经董金鹤，武逸民等同学的热心经营，学校当局的积极援手，中大国剧社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中大京昆戏曲爱好者共同的乐园。中大国剧社还聘请高庆奎、新艳秋、何佩华、李洪春、王又基、朱斌仙等诸位北京优秀的京昆表演艺术家来校进行专业的指导。

历任领导

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曾担任该校的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曾担任董事长，宋教仁、黄兴、何其巩曾为校长。

学校校友

自中国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齐燕铭、段君毅、董毓华、黄诚、任仲夷、杨易晨、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徐才、李大伟等。学生中有成百上千人参加抗日活动，有的直接参加八路军与敌厮杀建功立业，也有的同学在敌后抗日岗位上默默奉献，培养了两万余名大学生。任新中国铁道部长、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委吴涛少将等便是其中代表。

学校影响

由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革命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36年的办学历史中，反映了时代、民族和国家命运。

中国大学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和宋教仁、黄兴等人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亲手创建的一所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李大钊直接培养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出现在中国大学，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大学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国大学的党员教授黄松龄、吴承仕，学生党员黄毓华、黄诚等和左派师生团结奋斗，使中国大学成为一片“净土”，北平学联及校外的一些中共组织在中国大学校内活动，中国大学成为当时北平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国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