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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语：Obóz Koncentracyjny Auschwitz-Birkenau，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也是纳粹德国政权时期最大的集中建筑群，地处波兰南部小城奥斯维辛附近，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距波兰城市克拉科夫约60公里，于1940年至1945年运作，是大屠杀的象征之一，被称为“死亡工厂”。在该集中营，有110余万人被杀害，其中90%为犹太人。2007年6月28日，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了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更名的请求，将其改名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副标题为“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1940-1945）”。

1940年4月，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在奥斯维辛建造一座新集中营。集中营最初用于拘留波兰政治犯，它的首任指挥官是鲁道夫·赫斯。1941年3月，希姆莱访问了奥斯维辛，并命令将集中营扩大到可以容纳30000名囚犯，使其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屠杀和灭绝中心，同年10月，希姆莱下令在距离主营地大约两英里处的布热津卡村庄建造第二个可以容纳100000名囚犯的营地，该营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地。1942年1月20日，15名纳粹党高官和德国政府官员在柏林城郊万湖的别墅，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是这次系统性、有计划、有准备的灭绝欧洲犹太人行动的代号。在会议中，纳粹党卫队重要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指出，将有大约1100万的欧洲犹太人受到“最终解决”的处置。这一数据中不仅仅包括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的犹太人，还包括英国以及中立国的犹太人口。

从1942年开始，奥斯维辛-比克瑙成为欧洲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中心，大规模屠杀开始。营地设置了众多毒气室及火葬场，来残害俘虏和犹太人。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党卫队当局建立了39座子营地。1944年夏秋两季，世界犹太人大会和战争难民委员会（WRB）向美国陆军部提交了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请求，这些请求被拒绝。1944年夏，随着超过44万匈牙利犹太人抵达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毒气屠杀进一步规模扩大。纳粹扩充了在屠杀区工作的特别囚犯分队（特遣队），以便处理毒气屠杀留下的大量尸体。直到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第1085“塔尔诺波尔”步枪团进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集中营和莫诺维茨集中营并解放了大约7000名囚犯，自此奥斯维辛集中营实现了解放。据估计，在1940年至1945年间，党卫队和警察将至少130万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些被驱逐者中大约100万犹太人遇害。其他遇害者包括7万到7.4万名波兰人、2.1万名罗姆人（吉普赛人）和大约1.5万名苏联红军战俘等。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22名德国主要官员。1947年波兰最高国家法庭判处鲁道夫·霍斯 (Rudolf Höss)死刑。1963年-1965年的法兰克福审判集中公开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大屠杀罪行，是对纳粹罪行的又一次大规模追责行动。这次审判推动了德国对战争罪责的认知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3座主营和39座小集中营，核心区面积约40平方公里。主营分为：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是最初的集中营，用于拘留政治犯和囚犯。这一部分包括了囚室、办公楼、刑讯室和其他设施；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主要的屠杀场所。统共占地面积为175公顷，集中营设有两种类型的营房，即砖房和木制稳定式营房。砖房共三层，设有60个砖隔板，可提供180个睡眠场所，每间房设计可容纳4名囚犯。此外营内设有4座焚尸场，56座焚尸炉；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属于德国化学公司I.G.法本，是由一座主营和39座小营房构成的劳动营，主要为布纳合成橡胶工厂（I.G.法本的一部分）提供强制劳力，约11000名犯人在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工作。

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囚犯需要进行登记和纹身管理，而那些被直接送往毒气室的囚犯则没有被登记，也没有进行纹身程序。在集中营内囚犯所获食物极为有限，常处于饥饿状态。由于营养不足，囚犯常患腹泻，并因脱水和饥饿而变得极为虚弱，但仍要从事各种类型的强迫劳动，其中多数是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一部分囚犯还被用于进行医学实验，以满足军队的需求，有些实验旨在改善士兵的健康状况，而另一些则是为了战后计划。

1979年，营地以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名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唯一的死亡集中营。通过记录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杀戮事件，对极端意识形态和剥夺人类尊严所造成的后果进行警告。2017年11月，“法兰克福审判”相关档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为了保护营地的物品，波兰政府修建了奥斯维辛博物馆，以及制订了全球保护计划（GPK）来保护营地。并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

历史沿革

建立初期

1939年，德国吞并波兰后，纳粹德军在奥斯维辛建立了拘留中心，用来关押波兰公民。同时纳粹政权将该地区的名称从奥希维茨（Oswiecim）更名为奥斯维辛（Auschwitz）。1940年春天，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希姆莱（Himmler）正式批准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该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1900-1947），他曾协助管理德国奥拉尼恩堡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0年5月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在奥斯维辛郊区的扎索尔（Zasole）开始建造，这里曾是波兰军队的炮兵兵营。通过使用强制劳力，该营地不断扩大。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主要用于刑事惩罚，但同时也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其中临时决定建造的毒气室位于监狱的地下室里（11 区），后又在焚尸炉旁建造了一个毒气室。

营地扩建

1941年3月，党卫队的领袖，纳粹内政部长，第三帝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组织者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奥斯维辛，并命令将集中营扩大到可以容纳30,000名囚犯。1941 年 9 月 3 日奥斯维辛开始实验性的毒气屠杀，600 名苏联红军战俘和 250 名病弱的囚犯被强迫进入实验用的毒气室。在此德国人测试了“齐克隆 B”(Zyklon B) 气体的屠杀效果。这些实验取得了“成功”，此后，纳粹在奥斯维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 集中营采用“齐克隆 B”作为屠杀毒剂。9月下半旬阿道夫·希特勒授权德意志铁路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送往德占波兰和德占苏联的一些据点，以便德国政权将对其大部分进行屠杀，此次计划也称作“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同年10月，希姆莱下令在距离主营地大约两英里处的布热津卡村庄建造第二个可以容纳100,000名囚犯的营地，该营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地，也称作奥斯维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 集中营。它由带刺的铁丝电网分为九个区，纳粹党卫队负责看守，集中营各区分别用于囚禁女人、男人、罗姆人（吉普赛人），以及从特莱西恩施塔特驱逐来的犹太家庭。从1942年开始，奥斯维辛-比克瑙成为欧洲犹太人大规模毁灭的中心，大规模屠杀开始。营地设置了众多毒气室及火葬场，来残害俘虏和犹太人。

1942 年 1 月 20 日，15 名纳粹党高官和德国政府官员在柏林城郊万湖的别墅，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是这次系统性、有计划、有准备的灭绝欧洲犹太人行动的代号。在会议中，纳粹党卫队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指出，将有大约 11,00 万的欧洲犹太人受到“最终解决”的处置。这一数据中不仅仅包括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的犹太人，还包括英国以及中立国的犹太人口。1942 年 3 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了一个有 6,000 名囚犯的妇女集中营，并于 8 月迁至比克瑙。1942 年夏，约 30 万犹太人从华沙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Treblinka)，幸存下来的一群年轻人组成了称作 Z.O.B. 的组织。Z.O.B. 的领导者是 23 岁的摩德海·阿涅莱维奇 (Mordecai Anielewicz)。

1942 年 9 月 18 日，司法部与党卫队达成协议，将囚犯按计划移交给党卫队进行管理。司法部同意：对于所有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犹太人、罗姆人（吉卜赛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以及被判处八年以上徒刑的捷克人和德国人，党卫队拥有绝对的管辖权，此类囚犯将强行“通过劳动灭绝”。同年10 月，德国人在莫诺维茨 (Monowitz) 建造了奥斯维辛三号营（又称布纳或莫诺维茨集中营）并投入使用，主要为布纳合成橡胶工厂（I.G. 法本的一部分）提供强制劳力。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向奥斯维辛三号营提供了超过七亿马克（在 1942 年约合 140 万美元）的资金。1943 年 3 月至 6 月，奥斯维辛二号营共建造了四座大型焚尸炉，每座焚尸炉包含三个部分：脱衣区、大型毒气室以及焚尸炉。1943 年 4 月 19 日，当德国军警进入隔都驱逐剩余的居民时，华沙隔都起义开始了。750 名犹太人与德军交战。犹太战士们坚持抵抗近一个月，直到 1943 年 5 月 16 日，起义结束。德国人最终镇压住了抵抗。抵抗中超过 56,000 名犹太人被捕，其中 7,000 人被枪杀，剩余的人被送进了集中营。1943年11月，布纳分营成为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第三部分指挥官党卫军上尉海因里希·施瓦茨的所在地，而其他一些分营则隶属于该集中营。随着俘虏的增加，主营地人口从1942年12月的18,000人增加到1943年3月的30,000多人。

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当局建立了39座子营地，一般而言，生产或加工农产品的子营地在行政上隶属于奥斯维辛-比克瑙；而部署囚犯进行工业或军工产品生产，或进行冶金挖掘（如：采煤、采石工作）的子营地在行政上隶属于奥斯维辛-莫诺维茨。1943年奥斯维辛营里建起炼金车间，将金首饰、金牙熔化成金锭，一天的最高产量达到22磅。救护车将金锭运往柏林，车上涂着红十字标志，可以避免盟军飞机的轰炸。在 1943 年 11 月之后，正式确定这种部门分工的行政管理职责，其中最大的分营位于布纳（莫诺维茨），有1万名囚犯。

1944 年夏秋两季，世界犹太人大会和战争难民委员会（WRB）向美国陆军部提交了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请求。这些请求被拒绝。1944 年夏，随着超过 44 万匈牙利犹太人抵达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毒气屠杀规模扩大了。纳粹扩充了在屠杀区工作的特别囚犯分队（特遣队），以便处理毒气屠杀留下的大量尸体。然而，1944 年秋，特遣队的人数再次减少。特遣队成员害怕被杀害，计划起义并逃跑。起义计划得到一些女囚犯的支持，她们从附近工厂偷来火药，交给特遣队成员。8 月 14 日，美国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建议，只有通过转移大量空中支援才能执行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动，但目前不值得他们动用资源。然而，在一周之内，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附近的 I.G. 法本合成油和橡胶（Buna）工厂进行了猛烈轰炸。1944 年 10 月 7 日，特遣队囚犯起义，炸毁了 4 号焚尸炉并杀死数名纳粹党卫队看守，几百名囚犯逃了出来，但大多数又被抓回来杀害了。四名被控提供炸药的年轻女子在剩余囚犯的面前被绞死。

解放营地

1944年11月，在反法西斯同盟军队逼近时，希姆莱下令停止使用毒气，并开始了所谓的“清理行动”，以掩盖他们犯下的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证据。纳粹销毁了文件并拆除、烧毁或炸毁了大部分建筑物。1945年1月中旬集中营进行了最后疏散和清算。德国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集中营、比克瑙和莫诺维茨留下了大约7,000名患病或丧失行动能力的囚犯；其余将近 60,000 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被迫开始了死亡行军，数千人在此前几天被杀害。数万囚犯，大多数是犹太人，被迫前往上西里西亚西部的沃奇斯拉夫（Wodzislaw）。如有任何人落在后面，或无力行进，纳粹党卫队看守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射杀。在从奥斯维辛出发的死亡行军中，有超过 15,000 人死去。在沃奇斯拉夫，囚犯们登上没有暖气的货运列车，去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主要是弗洛森堡 (Flossenbuerg)、萨克森公国豪森 (Sachsenhausen)、格罗斯-罗森 (Gross-Rosen)、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Buchenwald)、达豪 (Dachau) 以及毛特豪森 (Mauthausen) 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短暂时间里，大约一百万犹太人在此遇害。其他受害者包括 7 万到 7.4 万名波兰人、2.1 万名罗姆人（吉普赛人）和大约 1.5 万名苏联红军战俘。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第1085“捷尔诺波尔”步枪团进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集中营和莫诺维茨集中营并解放了大约 7 千名囚犯，奥斯维辛集中营自此实现了最终解放。

战后审判

1945年8月，英国、法国、苏联及美国共同签署了《伦敦协定及宪章》（也称作《纽伦堡宪章》）。根据这一宪章，德国纽伦堡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用于审判德国主要战犯。该宪章赋予了国际军事法庭对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司法权，包括“谋杀、种族屠杀、奴役、驱逐……或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行为”。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22名德国主要官员。同年12月颁布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Allied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赋予德国法庭审判权，以审判战时对其他德国公民或德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士犯下反人道罪行的德国公民。到了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对这些被告作出裁决，其中19人被判有罪，12人被处以死刑，包括赖希·马歇尔·赫尔曼·戈林（Reich Marshall Hermann Göring）、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以及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另外3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还有4人被判处10年到20年不等的监禁。在国际军事法庭的支持下，美国军事法庭进行了12次纽伦堡后续审判。

1946年12月至1949年4月，美国检察官审判了177人，其中97人被定罪。审判范围包括主要医生、流动屠杀分队成员、德国司法部和德国外交部成员、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成员以及德国主要实业家。波兰最高国家法庭审判了49名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犯下罪行的纳粹官员，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于1947年4月在奥斯维辛的行刑台上被绞死。自1949年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处理了超过900起纳粹主义时期罪行的诉讼。然而，大多数被告都无罪释放或轻判，此外许多纳粹官员和行凶者未受审判，其中大多数人在战后继续从事旧业。

战后的审判并未重视犹太人遭受的罪行，国际社会对大屠杀的认识也相对较少。直到1961年，在以色列法庭上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国际社会才开始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存在的纳粹罪犯。1963年至1965年的法兰克福审判，是对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为代笔的纳粹罪行的又一次大规模追责行动。这次审判推动了德国对战争罪责的认知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整体布局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党卫队首领希姆莱于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是波兰南部奥斯维辛市附近3座主营和39座小集中营的总称。1944 年夏天，奥斯维辛集中营达到鼎盛时期，核心区面积约 40 平方公里，方圆数百公里内分布着 40 多个分支营地。

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

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在奥斯维辛郊区的扎索尔（Zasole）开始建造，这里曾是波兰武装力量的炮兵兵营。由20栋砖房组成，其中6栋为两层楼，14栋为一层楼。1940年底，囚犯们开始在一层楼房顶上加建第二层，并在随后的春天修建了28栋两层楼的建筑，通常每栋建筑可容纳约700名囚犯，但实际上人数超过1200人。一号营地内部设有一个毒气室和火葬场。此外，在医学实验营和监狱区（11号区）之间矗立着“黑墙”，党卫队看守在此处处决了数千名囚犯。

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

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于 1941 年 10 月在波兰布热津卡开始建造，其统共占地面积为175公顷，内设有两种类型的营房，即砖房和木制稳定式营房。砖房共三层，设有60个砖隔板，可提供180个睡眠场所，每间房设计可容纳4名囚犯。而木制稳定式营房主要建在BI、BII和BIII等区域。这些营房没有窗户，其顶部的两侧设置了一排天窗。其他区域内安装了三层木质床铺或三层铺位，可供15名囚犯睡觉，总容量超过400名囚犯。集中营中有4座焚尸场，56 座焚尸炉。在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群的三个集中营中，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囚犯数量最多。它由带刺的铁丝电网分为九个区，集中营各区分别用于囚禁女人、男人、罗姆人（吉普赛人），以及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隔都驱逐来的犹太家庭。

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

1942年10月，德国人在奥斯维辛东部，德沃里和莫诺维茨村庄之间的平地上建造了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也称作布纳 (Buna) 或莫诺维茨集中营。该集中营属于德国化学公司I.G.法本，是由一座主营和39座小营房构成的劳动营，主要为布纳合成橡胶工厂（I.G. 法本的一部分）提供强制劳力。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向奥斯维辛三号营提供了超过七亿马克（在 1942 年约合 140 万美元）的资金。约11000名犯人在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工作。

营地生活

囚犯管理

除了直接进毒气室的囚犯之外，进入集中营劳动的囚犯会被分配一个营地序列号并缝在囚服上，而对于即将处决或者被选中医学实验的囚犯，就用不掉色的墨水在胸前标记。后来党卫队意识到，普通囚犯被处决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缝有序号的衣服会被脱掉，无法辨认尸体，因此引入了纹身的做法。党卫队使用一种由约一厘米长的针组成的特殊金属印章，印章上带有数字，可以一次性将整个序列号刻在囚犯的左上胸部。

苏联战俘是第一批接受纹身的囚犯，他们于1941年10月被带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接下来的一个月，党卫队对这些囚犯进行纹身。然而，由于虐待、饥饿和疾病的影响，这10000名苏联囚犯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达后的几个月内死亡。1942年春天，党卫队开始系统地为即将到来的犹太囚犯进行纹身。这一身份查验形式也适用于重病囚犯。到了1943年初，奥斯维辛集中营扩大了囚犯纹身的规模。在1943年2月，一名波兰女囚犯越狱后，集中营指挥官办公室决定，所有被关押的囚犯都需要在左下臂上进行纹身，已经在集中营大楼登记的囚犯也要接受纹身。

然而，纹身程序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德国囚犯、德裔囚犯、警察囚犯或"劳动教育囚犯"。"劳动教育囚犯"包括不同国籍的非犹太人，主要是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和苏联平民，他们因未能遵守德国占领区对平民劳工的严格规定而被监禁。这些囚犯理需要被拘留56天，每天被迫工作不少于10小时以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此外，1944年华沙起义后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波兰平民也不被要求进行纹身程序。同样，被关押在其他集中营的一些犹太囚犯也不必接受这一纹身程序。这一奥斯维辛的囚犯管理方式反映了当时纳粹政权对特定群体的极端歧视和残酷迫害。

从奥斯维辛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带刺的铁丝电网环绕着集中营和屠杀中心，四周的瞭望塔里站着配备机枪和自动步枪的看守。囚犯的生命完全在守卫的掌握之中，看守们可随意对他们施加残酷的惩罚。看守们从囚犯中挑选一些人，让他们监督其他囚犯，并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好处，这些人同样会虐待囚犯。

日常生活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们在最初的数月里，面对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所居住的房间没有任何舒适设施，甚至连床铺也没有。囚犯们只能依赖地板上铺设的稻草填充的床垫来躺卧。由于空间极度拥挤，囚犯们只能侧卧睡觉，排成三行。从1941年2月开始，为了缓解拥挤的情况，开始逐渐引入了三层铺位。尽管理论上每张床设计为三名囚犯，但实际上却容纳了更多人。

此外，每个区域内的家具十分有限，仅有十几个木制衣柜、几张桌子和几张凳子。在最初的时期，囚犯们只能从两口井中取水，并在临时的露天茅厕里解决生理需求。随着集中营的重建，每栋建筑都配备了厕所，通常位于底层，包括22个马桶、小便池和流槽式排水槽，以及42个自来水龙头。然而，楼上和楼下的囚犯们只能使用同一个厕所，访问权限受到严格限制。

囚房内没有浴室，只有一个简陋的水桶，因此囚犯们洗澡的机会非常有限。无论天气如何，他们必须赤身裸体地从自己的营房前往澡堂。

食物方面，囚犯们所得到的食物极为有限，通常只能吃到腐烂的蔬菜和肉制成的稀薄汤，一小块面包，少量人造黄油，以及类似茶或咖啡的苦涩饮料。由于营养不足，囚犯们经常患有腹泻，并因脱水和饥饿而变得极为虚弱，极易感染集中营内蔓延的传染病。这使得囚犯们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维持着生存。

劳动

被选来劳动的囚犯可免于立即处死，但也被全面剥夺了个体身份。他们的头发被剃光，左前臂被刺上登记号码。男人被迫穿上破烂的条纹裤子和上衣，女人穿着工作服。受害者们都穿着不合脚的鞋，有时甚至是木屐。他们没有更换的衣服，就穿着工作时的衣服睡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被迫执行各种类型的强迫劳动，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性质往往是劳动强度极高的体力劳动，使得囚犯们的身体经常疲惫不堪。集中营中大部分囚犯被迫生产各种产品包括武器、军备和其他支持战争的军用物资。这些产品的原工厂通常由私营公司管理，它们迫切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囚犯成为他们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这些囚犯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经常受到虐待和剥削。

妇女囚犯通常被指派对成堆的鞋子、衣服和其他囚犯物品进行分类工作。这些物品随后会被运回德国并在那里使用。因为整理物品包括集中营其他遇难者的个人物品，所以对囚犯来说这种工作既是体力活动，更是心灵上的折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内的仓库位于两个火葬场附近，这个仓库用来存放被抢夺的财物，其中包括从囚犯身上夺取的贵重物品。因此被戏称为“加拿大”。

除了集中营内的工作之外，囚犯们还受雇于集中营外的煤矿、采石场、建筑项目，包括挖掘隧道和运河，此外还被强迫清理道路上的积雪以及清除空袭中受损的道路和城镇的瓦砾。

医学实验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部对囚犯进行了残酷的“医学实验”。这些实验的发起者和促进者是党卫队海因里希·希姆莱。该研究所由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兼细菌学教授，党卫队高级领袖约阿希姆·姆鲁戈夫斯基领导。计划在最高级别进行实验，以满足军队的需要或战后计划（包括人口政策），或加强种族意识形态的基础。除了计划进行最高级别实验外，许多纳粹医生还代表德国制药公司或医疗机构对囚犯进行实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追求他们的个人兴趣，或为了推进他们的学术生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为了迎合第三帝国领导层的期望，开始大规模的对绝育方法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实验将用于被认为属于较低类别的民族。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被用作实验对象。纳粹党卫队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Josef Mengele) 对侏儒和双胞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实验对象甚至包括幼童。一些实验的目的是为德军士兵和飞行员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另外一些实验的目的是寻找更好的绝育方法，以对被纳粹视为“劣等”的人施行绝育。许多人在实验中死去，另一些人在“研究”之后就被杀死，其器官被取出进一步进行研究。

营地受害者统计

据估计，在1940年至1945年间，党卫队和警察将至少130万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些被驱逐者中，大约有110万人被谋杀。1940年至1945 年间，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筑群（包括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屠杀中心）的受害者中最多的是犹太人，其次是波兰人，吉普塞人，苏联战俘，和其他国籍（包括捷克人、白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一些人。主要屠杀方式包括：毒气室，集体枪决，劳动致死和医学实验等。

重要景观

前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区域

奥斯维辛前一号集中营的遗址于1947年举办了第一个永久性展览，在1955年时更新换代并进行了调整，至今仍然是参观前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当地原始或部分重建的物体）。

展览主要使用了纪实照片、文件、模型、雕塑以及历史展品的复印件等多种手段。其中包括囚犯的衣服、铺位和其他装备，以及囚犯房间的设备，还有从被驱逐的犹太人身上没收的各种物品。展览位于4、5、6、7和11号楼内。

营地物证

集中营文件的复印件、照片、显示图纸、地图和文字的看板、灭绝设施的模型和样品等原件和展品呈现了囚犯被关押在集中营，以及欧洲犹太人的流放和集体灭绝的原因。此外，还展示了一些原始的遗物和展品，例如用于毒气室大规模杀戮的B型氰化物罐、从被摧毁的火葬场的金属部件等。

死亡之墙

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党卫队士兵在此地射杀了数千人，主要是波兰政治犯，其中包括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此外，还有一些被判处死刑的战俘在这里被执行处决。

1号毒气室

该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它自1940年8月起在一个新的弹药库中开始运营。最大的房间是停尸间，被改建成了临时气体室。毒气室拥有三个焚尸炉，它们是由Topf und Söhne公司按照集中营当局的要求建造的。在比克瑙的气体室投入使用后，集中营当局将大规模屠杀行动转移到了那里，逐渐停止使用第一间气体室。在1943年7月，在比克瑙的焚尸炉建造完成后，停止在一号火葬场中焚烧尸体。锅炉和烟囱被拆除，用于放置氰化物颗粒的天花板孔被堵上。现在的两个焚尸炉和Krematorium的烟囱以及气体室天花板的几个孔是被重新修建的。

营地浴场（比克瑙）

在前比克瑙难民营的遗址上，最大的营地浴场的建筑中有一个唯一的永久性展览。参观者可以按照当时接受营地入场手续的人和留在营地的囚犯被引导洗澡和消毒的顺序穿过各个房间，了解这些房间的作用。为了保护原始地板，参观者在一个特殊的玻璃平台上移动。该建筑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其原始状态，附近是毒气室、火葬场废墟和露天焚烧尸体的场所。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展示了解放后在集中营中发现的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家庭照片。在隔壁的房间里，有一辆运送受害者骨灰的手推车。

影响

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大屠杀的代表之一，其内部的坚固墙、铁丝网、铁路侧线、站台、营房、绞刑架、毒气室和火葬场清楚地表明了大屠杀以及纳粹德国的大规模屠杀和强迫劳动政策是如何发生的。它见证了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暴行，特别是对犹太人大屠杀。该遗址的藏品保存了那些被预谋谋杀的人的证据，并展示了这样做的系统机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铭记大屠杀的历史，让人们了解纳粹集中营体制的残酷性和对受害者的苦难，以便后代能够学习并反思，以避免类似暴行的重复。同时，该地也承载着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即在极端恶劣的逆境下，人类产生的反抗德国纳粹政权的自由思想。奥斯维辛集中营承载着全球历史上大规模的屠杀、种族主义政策和残酷行径的历史痛苦。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深切认识到极端意识形态带来的严重威胁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剥夺所带来的悲惨后果，这一历史教训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个层面每年都定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墓地举办多样化的纪念活动，以唤起对纳粹罪行的记忆，提醒德国人不可忽视这一历史的黑暗面。与此同时，德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手段教育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全球展示德国的历史责任心态。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曾明确表示：“对于历史，不存在所谓的‘一笔勾销’。德国无法在心理上切断与纳粹时代的联系，这一点在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交往，特别是在希腊危机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人对于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及其对其他国家造成的长期伤害负有独特的责任，因此必须时刻保持对这段历史的牢记、保持警惕，并审慎对待与此相关的问题。”

但是2012年在德国实施的一项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意识调查中，约两成年轻人表示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调查显示，全体受访者中有90%知道受奥斯维辛集中营，但18～29岁的人群中有21%不知道。此外，31%的受访者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波兰南部。尽管这一调查结果并不代表整个德国社会各个年龄段对二战历史的认知程度，但的确反映出当下德国学校的历史教育中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趋势。

评价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即便是有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可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淡漠了——他们的苦难命运将永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Society”, 1949／1951）文章中写下“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Gedicht zu schreiben, istbarbarisch／To write 诗歌 afterAuschwitz is barbaric）。

2005年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在讲话中强调“奥斯维辛集中营将作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藐视人性的象征，而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他表示“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永远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德国绝不会忘记奥斯维辛的野蛮行径”。

遗产保护

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坚固的城墙、铁丝网、平台、营房、绞刑架、毒气室和火化炉展示了纳粹种族灭绝在第三帝国最大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发生的条件。根据历史调查，有150万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中被系统地挨饿、折磨和谋杀，这是20世纪人类对人类同胞残酷的象征。因此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留下了“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评语。2017年“法兰克福审判”相关档案（包括了对22名被指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参与屠杀的战犯的庭审记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奥斯维辛博物馆

奥斯维辛博物馆的成立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年7月2日，波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集中营原址辟为殉难者纪念馆，并在其周围划定一个默哀区。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热津卡集中营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在二战后60多年建馆史上，奥斯维辛博物馆从未新建一处新馆，其展厅就设在集中营的囚室内，主要集中在4号、5号、6号、7号、11号等几座楼房。这个博物馆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展示奥斯维辛的历史和纪念大屠杀的受害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博物馆也对遗址上的物品进行了不断地修复与保护，以便于更全面地呈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并且对法西斯屠杀生命的暴行进行谴责与警示。

奥斯维辛博物馆的负责工作

奥斯维辛博物馆负责保护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遗址内保存的所有物品。博物馆的保护部门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保护工作室之一，并雇佣了一支由历史遗产保护专家和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负责监测物品的保存状态并执行必要的保护工作。该部门负责计划和执行与维修、保护和投资性质相关的工作。监督的范围包括155个固定建筑物（例如，楼房、兵营、营房），约300处遗址和集中营遗址痕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奥斯维辛第二部分比克瑙的四座毒气室和火葬炉的废墟，以及奥斯维辛第二部分的13公里长的混凝土柱围栏和其他设施。在接近200公顷的领域内，还包括公路、排水沟、铁路轨道、辅助铁路和卸货坡道、两座集中营的污水处理厂、消防水池等等。这些地区还包括了矮树丛和历史和战后的树木群（包括约20公顷的森林）。

此外保护部门大部分工作是保护博物馆藏品中的可移动物品。这些藏品包括大约11万双鞋、约3.8千个行李箱、约1.2万个锅具、470个义肢和矫形器、350件集中营服装、250个袋子，以及约4.5千件艺术品。保护工作中使用最新的技术，并尽可能减少引入外界元素。每个对象的保护过程都被详细记录，以便未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行修复。

此外，博物馆档案中保存了近250米的历史文件，包括48卷集中营的“死亡记录”、248卷纳粹武装党卫队和警察中央建筑管理局的文件、64卷纳粹武装党卫队卫生研究所的文件，以及16卷关于8000封集中营信件的个人档案。总体而言，博物馆保护部门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保护现存的原物和遗迹。

重要展品

奥斯维辛党卫队中央建筑委员会制作的文件

该组织记录了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建筑群进行的所有建筑工程。该集合中最重要的文件是：奥斯维辛一号和奥斯维辛二号的计划;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进行的各种建筑项目的计划、技术文件和成本估算（包括奥斯维辛-比克瑙二号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火葬场计划）

囚犯信件

这些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正式寄给自由亲属的集中营信件和集中营明信片。官方通信必须以囚犯在集中营食堂购买的特殊表格进行。囚犯从集中营寄来的信件和明信片必须用德语书写，因为它们要经过集中营当局建立的审查制度。犹太战俘以及苏联战俘不被允许与家人通信。

与营地抵抗运动活动相关的材料

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通过秘密渠道定期向在集中营附近地区活动的抵抗运动成员发送关于集中营情况的报告;囚犯从集中营非法发送的秘密信息;已死亡的女囚犯名单，这些名单是囚犯安东尼娜·皮亚特科夫斯卡（Antonina Piatkowska）根据集中营医院账簿中的信息在集中营非法编制的。

装运清单副本

从各个集中地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的运输名单的副本。这些包括：从巴黎附近德朗西集中营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从荷兰韦斯特伯克集中营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运输名单;从捷克布拉格附近的隔都城市特莱西恩施塔特（Terezin）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运输名单;被盖世太保从柏林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

全球保护计划

全球保护计划（GPK）是由奥斯维辛-比克瑙基金会资助的一项长期综合性保护计划，该计划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历史遗迹。GPK的主要保护对象是前奥斯维辛一号和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的历史遗迹。这包括留存下来的建筑物，如毒气室、火葬场的废墟，以及其他设施的遗迹，污水系统、排水沟、道路、围栏和铁路基础设施。此外，也包括陈列和仓库中的大量营后物品和文件，这些文物和文档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为了保护这些历史遗迹，GPK设有专家团队对它们进行了规划、实施并监督这些项目。当前最紧迫的保护任务是集中在前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的区域和建筑物。这个建筑群由45个砖砌营房组成，由于面临分解和受损的风险，需要紧急干预，通过综合解决方案来应对土壤、水、建筑等方面的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