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
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在1930年代的欧洲常称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德语：Hitlerfaschismus），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主要指1933年至1945年间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党在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的和相关实践，主要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粹主义、反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和民主主义。
纳粹主义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泛日耳曼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自由军团（德语：Freikorps）准军事组织的强烈影响，逐渐形成纳粹党倡导的“暴力崇拜”文化。纳粹主义认同伪科学的种族等级理论，将德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视为纳粹所谓的雅利安人或北欧主人种的一部分。纳粹主义力图克服社会分裂，创造一个基于种族纯净的同质化德国社会，这代表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德语：Volksgemeinschaft）。纳粹主义旨在统一生活在历史上德国领土上的所有德国人，并根据“生存空间”（德语：Lebensraum）的原则获取额外的德国扩张领土，并排除那些他们认为是社区外人或“劣等”种族的人。
从本质上看，纳粹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并且是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纳粹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通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进行恐怖统治，在文化上加强思想控制，在经济上控制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命脉，一切都为德国战车服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纳粹主义势力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作为意识形态，它并没有随着纳粹政权的灭亡而寿终正寝，今天世界上还存在着形形色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这是需要引起人们警惕的。
词源
“纳粹”一词是1933-1945年全面主导德国的纳粹党简称，该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崛起之前，"纳粹"一词一直是一个口语化的贬义词，指落后的农民或农夫。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音也恰好与纳粹党发祥地巴伐利亚州常见的男性名字 “Igna(t)z”相似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劳工运动中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对手利用了这一点，将其名称中“Nationalsozialistische”缩短为贬义的“纳粹”（Nazi），以此将他们与前述术语的贬义使用联系起来。纳粹党自己首次使用“纳粹”这个术语是在1926年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版物《纳粹-社会主义者》（德语：Der Nazi-Sozi）中。在戈培尔的小册子中，“纳粹”一词仅在与“Sozi”一词联系时出现，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上台后，“纳粹”一词的使用，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在“纳粹德国”、“纳粹政权”等术语中的使用，都是由德国流亡者在国外推广的，而不是在德国本土。由他们，这个术语传播到了其他语言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终被带回德国。纳粹党短暂地采用了“纳粹”这个名称，试图重新占有这个术语，但它很快放弃了这一努力，并且在其掌权期间通常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在每一种情况下，作者通常将自己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将他们的运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但从不称为“纳粹”。收录了希特勒从1941年到1944年的谈话的汇编《希特勒的桌边谈话》（阿道夫·希特勒's Table Talk）也没有使用“纳粹”一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梅丽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写了一本关于她经历的书，名为《清算》，即使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作的，她也没有称自己为“纳粹”。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奥多·阿贝尔（Theodore Abel）教授向581名国家社会党成员提出了面试问题。他们同样没有将自己称为“纳粹”。
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
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纳粹主义都是一种极右政治形式。纳粹主义中的极右翼主题包括认为优越的人有权支配其他人，并清除社会中所谓的劣等元素。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则否认纳粹主义是左派或右派，相反，他们正式将纳粹主义描绘为一种融合多种元素的运动。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德语：Mein Kampf）中，希特勒直接攻击了德国的左右翼政治，他说：
在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中，阿道夫·希特勒明确对资本主义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资本主义有着犹太人的起源，并指责资本主义让国家受制于一种寄生的世界性富裕阶层的利益。他同样对共产主义和平等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对国家有益。 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犹太人发明的，旨在通过促进阶级斗争来削弱国家。在上台后，希特勒在经济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接受私有财产，并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只要它们遵循纳粹国家的目标，但他不容忍他认为反对国家利益的企业。
历史背景
纳粹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在欧洲政治文化的各种元素中找到，这些元素当时在大陆的知识中心广泛流传，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称之为当时普遍的“思想垃圾堆”。在《希特勒与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一书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Martin Broszat）指出：
纳粹主义将这些元素综合起来，便形成了一种反智主义和政治半文盲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它让其追随者产生了情感上的依附，提供了一种简化且易于理解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基于为大众量身打造的政治神话。
思想背景
民族主义
纳粹主义受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些思想家和支持者的极大影响，这些人提倡关于生态人类学、科学种族主义、整体科学以及关于复杂系统构成和有机种族社会理论化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视角。
代表人物及思想
对纳粹产生了重大意识形态影响的人物之一是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哲学家约翰·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他的著作激励了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成员，他的思想在纳粹倾向的民族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基础中得到了实施。费希特的作品激励了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成员。在1808年《给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这是费希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第一帝国占领柏林时所写，费希特呼吁德国民族革命反抗法国帝国军队的占领者，他发表了充满激情的公开演讲，武装他的学生与法军作战，并强调德国民族采取行动以自我解放的必要性。约翰·费希特的德国民族主义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反对传统精英，谈到了需要进行“人民战争”（德语：Volkskrieg），并提出了与纳粹党后来采纳的观念类似的概念，例如费希特同样宣扬“德国例外论”，强调德国民族需要自我净化的必要性，包括清除德语中的法语单词，这也是纳粹上台后所采取的政策。
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是前纳粹时期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其著作《土地与人民》（德语：Land und Leute）将有机的德国民族与其原生的景观和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对比与当时由于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机械化和物质化文明形成了鲜明对立。纳粹意识形态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和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tze Naumburg）也受到了影响，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里尔的哲学来论证“每个民族国家都是一个需要特定生存空间才能生存的有机体”。里尔的影响在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引入的“血与土”（德语：Blut und Boden）哲学中明显可见，这一哲学后来被纳粹党人采纳。
种族理论
雅利安种族的概念，是纳粹所推广的，起源于种族理论的主张，即欧洲人是印度-伊朗定居者的后代，也就是古印度和古波斯人的后裔。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基于欧洲语言和印度-伊朗语言中的单词具有相似的发音和含义这一事实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代表人物及思想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认为，日耳曼民族与古印度人和古波斯人有着密切的种族联系，他声称这些是先进的民族，拥有智慧、高贵、自制和科学的巨大能力。赫尔德的同时代人使用雅利安种族的概念来区分他们所认为的“高贵的”雅利安文化与“寄生的”闪米特文化。
到了19世纪，白人至上主义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观念结合起来，白人至上主义者坚持认为，某些白人群体是雅利安“主宰种族”的成员，他们优越于其他种族，尤其优越于与“文化不孕”相关的闪族人。法国种族理论家阿图尔·德·哥宾奥（Arthur de Gobineau）将法国古代政体的衰落归咎于种族混合造成的种族退化，他认为这种混合破坏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这一术语他只用来指称日耳曼人。哥宾奥的理论在德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因为其强调雅利安（日耳曼）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
反犹太主义
雅利安神秘主义者还声称基督教起源于雅利安宗教传统，而犹太人篡夺了雅利安人的传说。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是一位出生于英国的德国种族理论支持者，他支持德国日耳曼至上和反犹太主义的观念。张伯伦的作品《十九世纪的基础》赞扬了日耳曼民族的创造力和理想主义，同时声称日耳曼精神受到了“犹太”精神的威胁，后者是自私和物质主义的代表。张伯伦强调一个国家需要保持其种族纯洁性以防止其退化，并认为永远不应允许与犹太人的种族混合。
保守主义革命
代表人物及思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学家约翰·普伦格（Johann Plenge）提到，在他所称的“1914年的思想”中，德国出现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这是对“1789年的思想”的宣战。据普伦格称，“1789年的思想”包括人权、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这些都被“1914年的思想”所取代，后者包括了“德国价值观”，即责任、纪律、法律和秩序。普伦格认为，民族团结将取代阶级分化，而“种族同志”将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德国与“资本主义”英国的斗争中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他认为，“1914年精神”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联盟”的概念中。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它拒绝了“无限自由的理念”，并推动了一个经济体系，该体系将在国家的领导下服务于整个德国。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些组成部分与德国的“国家利益”相抵触，但坚称国家社会主义将争取在经济上更高的效率。普伦格还主张通过分层的技术官僚国家，由权威的、理性的统治精英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这一观点是纳粹主义基础的一部分。
德国文化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纳粹主义也有着影响，斯宾格勒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与纳粹和保守革命运动有共鸣。其观点在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在内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中也颇受欢迎。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写的《西方的没落》，讨论了他声称由原子化、非宗教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欧洲文明的衰落。斯宾格勒的主要论点是，文化的历史发展存在一个法则，涉及到文明的诞生、成熟、衰老和死亡的循环。当一个文化达到文明的阶段，它将失去创造力并沦为颓废，直到“野蛮人”的出现开创新时代。斯宾格勒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屈服于智力、金钱、世界主义城市生活、非宗教生活、原子化个人主义的颓废，相信它已经处于生物和“精神”生育力的末端。他相信，“年轻”的德国作为一个帝国力量将继承古罗马的遗产，领导“血统”和本能的价值恢复，而理性主义的理想将被证明是荒谬的。
现实背景
魏玛共和国的动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给战败国强加了一系列条约，德国作为战败国，不仅丧失了大量的领土、海外殖民地和工业资源，还要承受难以忍受的战争赔款和军事制裁，整个德国处于一片骚乱之中，这激发了德国人的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怀念昔日帝国的荣耀。战胜国给德国强加了一个魏玛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没有获得德国人的认同，因为如果德国人承认魏玛共和国的正当性，无异于承认德国要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
“20世纪20年代，魏玛民主共和国的失败突然在德国境内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最终让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右派有机可乘，迅速攫取了权力。”魏玛共和国难以处理棘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更是使危机四伏的德国雪上加霜。魏玛共和国对日益加剧的失业问题束手无策，也无法回应人们的种种诉求，比如1929年的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14.6%，到1932年则达到45%。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德国人开始否定软弱的议会民主制，并寄希望于铁腕式的人物来扭转局面，希特勒在经过重重斗争之后终于在1933年的大选中获胜，被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主进程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促成了以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主义的兴起和上台。
经济“大萧条”的冲击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这期间德国成为欧洲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失业率急剧攀升：1932年失业率达到30%以上，1930年的失业人口为285.8万人，1931年底就增至567万人，而到了1932年初增至612.8万人。在这些失业人口中，半数以上没有得到任何经济救助，而只有很少的补贴，这些微不足道的补贴并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从未有机会进入工厂或车间。广大民众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政治上开始日益极端化，这就为纳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德国纳粹党开始从失业人群中招募党徒，纳粹党发展迅速，1929年底有17万党员，到1931年底，仅仅两年的时间，党员就增至80余万人。针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纳粹主义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取消软弱的、无力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民主制；建立能够对付国内外敌人的、强大而有行动能力的实行独裁的国家；取消通过搞阶级斗争来破坏民族团结的工人运动，从而也彻底消除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最后是排除那些有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行动能力的生物基础嫌疑的‘与民族格格不入的分’即犹太人。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对纳粹主义产生了影响，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在1922年的“罗马进军”中夺权，赢得了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的钦佩。不到一个月，希特勒便开始模仿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将纳粹党塑造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1923年11月，纳粹党试图模仿罗马进军，在柏林进行一次进军，这导致了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的失败。希特勒认为纳粹主义要归功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成功崛起。1941年的一次私人对话中，希特勒表示，“如果没有黑衫队，可能就不会有棕衫队”，其中“棕衫队”指的是纳粹地方武装，“黑衫队”指的是法西斯主义民兵。他还提到：“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贝尼托·墨索里尼被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在那个时期，国家社会主义还是非常脆弱的。”
政治主张
“生存空间”的扩张
纳粹主义强调德意志民族主义，包括不可分割主义和扩张主义；纳粹主义坚持种族理论，认为存在一个优于所有其他种族的雅利安主种族；纳粹强调雅利安种族与其他种族之间存在种族冲突，尤其是犹太人，纳粹认为犹太人是渗透到多个社会的混血种族，应对剥削和压迫雅利安种族负责，同时纳粹还将斯拉夫人归类为 "非人类"（德语：Untermensch）。
德国纳粹党支持对奥地利、阿尔萨斯-洛林、捷克地区以及自 1919 年以来被称为“波兰走廊”提出领土收复要求。德国纳粹党的一个主要政策是为德意志民族提供“生存空间”，基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人口过剩危机的主张，认为需要扩张以结束国家在现有狭小领土内的人口过剩问题，并为其人民提供必要的资源。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纳粹党公开宣传德国扩张到苏联控制的领土。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声称生存空间将在东欧特别是从俄罗斯获得。在纳粹领袖的早期岁月里，阿道夫·希特勒曾声称，如果俄罗斯同意恢复德俄和平协议《布列斯特和约》设立的边界，他将愿意接受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这份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的格里戈里·索科尼科夫在1918年签署的和约使俄罗斯控制的大片领土转让给德国，以换取和平。在1921年，希特勒赞扬《布列斯特和约》为恢复德俄关系开辟了可能性，他说：
德国的生存空间政策计划将德国的边界向东扩展至乌拉尔山脉以东。而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将居住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多余”的俄罗斯人口驱逐到乌拉尔山脉以东。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解释说，希特勒认为要为德国人民确保美国式的消费富裕，“生存空间”至关重要。在这个角度上，图兹认为，该政权面临“枪还是黄油”选择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的确有资源从民用消费转向军事生产，但图兹解释说，在战略层面上枪支最终被视为获得更多黄油的手段。
雅利安人至上
在种族分类中，纳粹主义将其所谓的雅利安人种视为世界的主宰，一个优于所有其他种族的种族。纳粹主义认为雅利安人与混血民族犹太人之间存在种族冲突，并认定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危险敌人。纳粹主义还认为其他一些民族对雅利安人的福祉也构成威胁，为了维护雅利安人种族的纯洁性，1935 年纳粹德国出台了一套种族法，即后来的《纽伦堡法》：起初，这些法律只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和结婚，但后来扩大到 "吉普赛人、黑人及其私生子女"，纳粹将他们统称为 "异族血统 "的人。凡是雅利安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产生关系，都将被种族法视为“种族玷污”（德语：Rassenschande）而遭受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种族玷污法”的范围被扩大到所有外国人。在非雅利安人种族，等级底层的是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和黑人。为了维护雅利安人种的“纯洁和强大”，纳粹最终决心寻求灭绝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以及身体和精神残疾人。而阿道夫·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的一个雄心便是消灭、驱逐或奴役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或全部斯拉夫人，以便为德国定居者获得“生存空间”。
社会阶级学说
纳粹党打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以竞争和斗争作为其原则，认为“人类生活由永恒的斗争和竞争构成，并从斗争和竞争中获得其意义。”纳粹从军事角度看待这场永恒的斗争，主张建立一个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以取得胜利，他们提倡民族-种族融为一体的 "民族共同体"（德语：Volksgemeinschaft）理念，以实现 "有效地进行反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斗争"。像军队一样，“民族共同体”旨在由等级或阶层人群组成，一些人指挥，其他人服从，所有人为了共同目标共同努力。 这一概念植根于19世纪民族主义作家的著作，他们颂扬中世纪德国社会，将其视为“根植于土地、由风俗和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既没有阶级冲突，也没有自私的个人主义。纳粹提出的“民族共同体”概念吸引了许多人，因为它一方面似乎肯定了对现代时代新型社会的承诺，同时也提供了来自现代化的紧张和不安全感的保护。它将个人成就与群体团结、合作与竞争相平衡，脱离其意识形态色彩，纳粹对未来的现代化而不内部冲突和政治社区既提供安全又提供机会的愿景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德国人愿意忽略其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本质。
纳粹主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并认为德国资本家和德国工人对民族共同体至关重要，而在“民族共同体”理论中，社会阶级将继续存在，但它们之间不会有阶级冲突。希特勒说：“资本家通过自己的能力努力达到顶峰，作为这种选择的基础，这只是证明了他们是级别更高的种族，因此他们有权领导。”这表现在德国商界领袖在纳粹掌权期间与纳粹合作，并在纳粹建国后从纳粹国家获得了大量利益，包括高额利润以及国家认可的垄断和卡特尔。为了让工人远离马克思主义，纳粹的宣传有时还将其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说成是 “国家间的阶级斗争”。
极权主义思想
在纳粹主义下，由于其对国家的强调，个人主义受到谴责，重点放在德国人属于德国民族和“民族共同体”上。希特勒宣称“每个个体的每一项活动和每一项需要都将由党所代表的集体来调节”，并且“个人不再属于自己的自由领域已经不复存在”。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建立一个压迫性的警察国家辩护，在那里安全部队可以任意行使权力，他声称国家安全和秩序应优先于个人的需要。
根据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存在于帮助该社会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中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和物质痛苦所引发的认知失调之中，并为围绕他们发生的革命性动荡带来秩序。与民主或议会制国家存在的多样性不同，作为一种极权系统的纳粹主义宣扬对德国面临的历史问题的“明确”解决方案，通过剥夺魏玛前政府的合法性来争取支持，并提供了一条政治生物学途径，通往一个免受过去不确定性影响的更美好未来。正是被原子化和疏远的大众被希特勒和党的精英指向特定的方向，并利用巧妙的宣传使他们成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被利用来赋予纳粹主义生命。
经济理念
纳粹党在德国大萧条期间上台，当时德国的失业率接近30%。纳粹上台后并没有提供传统的经济激励措施，而是提供了政治性质的解决方案，如消除有组织的工会、重新武装（违反凡尔赛条约）和生物政治。在纳粹全面掌握国家权力后，推行了各种旨在为德国人口实现充分就业的工作计划。希特勒鼓励国家支持的项目，如建设高速公路系统、推出价格合理的大众汽车，后来纳粹通过军事重新武装带来的商业和就业进一步增强了经济。纳粹在政权初期受益于大萧条后的首次经济上升期，这结合了他们的公共工程项目、就业获取计划和补贴家庭修缮计划，在一年内将失业率降低了多达40%。这一发展缓和了早期经济危机造成的不利心理氛围，鼓励德国人与政权同步前进。
纳粹主义的经济理念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德国国民人民党政策的延续，该党是一个国家保守党，也是纳粹的联盟伙伴。当时，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增加国家对工业的所有权，而纳粹则将公共所有权转移给私人部门，并将一些公共服务交给与纳粹党有关联的私人组织。这是一项有着多重目标的有意政策，而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它被用作增强对纳粹政府和党的支持的工具。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雷（Richard Overy）的说法，纳粹的战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结合了自由市场与中央计划，他描述这种经济介于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
商业理念
在被任命为总理但还未获得独裁权力之前，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呼吁德国商界领袖们在接下来的关键几个月内资助纳粹党。他声称德国商界应该支持他建立独裁政权，因为“在民主时代无法维持私有企业”，并声称民主会导致共产主义。正因如此，德国商界领袖虽然不喜欢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开始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因为他们视纳粹为推动自己利益的有用盟友。在纳粹夺取政权前后，商业集团向纳粹党提供了大量财政捐助，希望纳粹独裁政权能消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左派政党。希特勒积极寻求商界领袖的支持，他辩称私人企业与民主不相容。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纳粹党从十七个不同的商业集团收到了捐款，其中最大的捐款来自法本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还写道，德国商业领袖因此成为了“摧毁德国政治多元化的愿意伙伴”。作为交换，德国企业的所有者和经理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来控制他们的劳动力，集体谈判被废除，工资被冻结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企业利润也迅速增长，企业投资也是如此。希特勒认为私有制在鼓励创新竞争和技术创新方面是有用的，但坚持必须符合国家利益，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寄生性的”。私有财产权取决于遵循纳粹领导层设定的经济优先事项，那些遵循这些事项的公司能获得高利润，而那些不遵循的公司则面临国有化的威胁。在纳粹经济体制下，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的市场减少了，但希特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使他保留了商业竞争和私有财产作为经济引擎。
福利理念
纳粹主义对社会福利的理念持敌意态度，他们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弱者和羸弱者应该被淘汰。 他们谴责魏玛共和国的福利体系以及私人慈善机构，指责它们支持被视为种族上劣等和弱小的人，这些人本应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然而，面对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和贫困，纳粹发现有必要为了维持民众支持而设立慈善机构来帮助纯种的德国人，同时声称这代表了“种族自助”，而非不加区分的慈善或普遍社会福利。“德国人民冬季救助计划”和更广泛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计划”（NSV）等纳粹计划都是作为准私人机构组织的，正式依靠德国人的私人捐款来帮助其他同族人，但实际上拒绝捐款的人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但与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和基督教慈善机构不同，NSV明确基于种族原则分发援助。它只支持那些“种族上健全、能够并愿意工作、政治上可靠、愿意并能够繁衍后代”的人。非雅利安人、"工作倦怠者”“反社会者"和"遗传病患者"都被排除在外。
农业理念
农业政策对纳粹主义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与经济有关，还与他们对“生存空间”的地缘战略观念相对应，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获取土地和土壤是塑造德国经济的必要条件。为了将农民绑定在他们的土地上，纳粹禁止出售农业用地。农场所有权保持私有，但通过配额制度，市场委员会被授予商业垄断权来控制生产和价格。1933年出台的《世袭农场法》建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即帝国粮食署的卡特尔结构，这个机构决定“从什么种子和肥料被使用到土地如何被继承”。希特勒主要将德国经济视为权力的工具，并认为经济不是关于创造财富和技术进步，以改善一个国家公民的生活质量，而是认为经济成功对于提供军事征服所需的手段和物质基础至关重要。尽管由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产生的经济进步在安抚德国人民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纳粹主义并不认为仅靠经济解决方案就足以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因此，纳粹主义寻求确保总体经济复苏，并伴随大规模军事支出进行再军备，特别是后来通过实施四年计划，这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并牢固确立了德国军工业与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之间的指挥关系。在1933年到1939年间，军事支出超过820亿帝国马克，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因为纳粹动员了他们的人民和经济准备战争。
性别理念
纳粹主义主张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并将她们限制在“孩子、厨房、教堂”（德语：Kinder, Küche, Kirche）的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对德国妇女问题的看法是，虽然德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经历了女性思想的发展和解放，但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单一的，那就是希望她们生育孩子。基于这一主题，希特勒曾经关于妇女评论说：“每生下一个孩子，她就为国家进行了一次战斗。正如男人为民族站出来一样，女人也为家庭站出来。”纳粹德国的原始生育主义计划为新婚夫妇提供优惠贷款和补助，并通过提供额外的激励措施鼓励他们生育后代。 在纳粹德国，对于种族上有价值的妇女来说，避孕被劝阻，堕胎则被严格的法律规定所禁止，包括对寻求堕胎的妇女和执行堕胎的医生的监禁处罚，而对种族上“不受欢迎”的人则鼓励堕胎。
宗教理念
纳粹党1920年的党纲中保证了对所有不与国家敌对的宗教团体的自由，并且它还支持“积极基督教”，以对抗“犹太-唯物主义精神”。“积极基督教”是基督教的一种修改版，强调种族纯洁和民族主义。纳粹主义还得到了像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这样的神学家的帮助，在其著作《德国宗教的25个论点》（德语：Die 25 Thesen der Deutschreligion）中，伯格曼认为圣经旧约是不准确的，并且新约的部分内容也是如此，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他还声称希特勒是新的弥赛亚。
希特勒还谴责旧约是“撒旦的圣经”，并且他使用新约的部分内容试图证明耶稣既是雅利安人也是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还声称《新约圣经》中包含了使徒保罗的篡改内容，希特勒称保罗是 "从杀人狂变成了圣人"。纳粹在宣传中还使用了德国新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著作，他们在年度纽伦堡集会期间公开展示了路德的《论犹太人及其谎言》的原版书籍。
影响
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据统计，二战期间总共有约600万犹太人、数千万其它人种因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希特勒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也给德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战争中近800万德国人死亡，世界各国的珍贵文化遗产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在二战爆发前的1939 年，欧洲犹太文化的中心地带波兰有 300 万犹太人，其中只有不到 6 万人幸存下来，东欧和中欧剩下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成了难民，他们无法或不愿回到成为苏联傀儡国的国家或将他们出卖给纳粹的国家。在以英国、美国和苏联为首的战时盟国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阻止了纳粹德国灭绝被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视为非人类的多个群体的企图。
评价
极权主义的典型形式
纳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极权主义，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以政党为中介，掌控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权力，除了控制公共生活外，纳粹主义还试图监控私人生活，比如监视民众的行动，控制他们的思想，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激发民众对政治的狂热参与。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极权主义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以后，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极权主义统治，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通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进行恐怖统治：在政治上，在1933年通过“国会纵火案”镇压德国共产党，解散所有工会，并宣布除纳粹党以外的政党皆为非法政党，同时大肆屠杀犹太人；在文化上，纳粹主义加强思想控制，焚毁进步书籍，电影、小说、报纸、杂志和教科书等都成为纳粹宣传的工具；在经济上，纳粹主义控制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命脉，一切都为德国战车服务。希特勒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波兰战役等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并在1937年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反对理性主义
纳粹主义批判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赞成非理性主义的观点。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的知识的可靠性来源是理性认识，人类的行为应该受到理性的支配；而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却反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许多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斗争、领导、权力、英雄主义和战争等名义下，将理性主义、进步、自由、平等诸价值统统推翻。从这种意义上说，纳粹主义具有“反派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它反对的东西来定性：它反理性、反自由、反保守、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等”。纳粹主义“贬低人类行为中的理性、逻辑和智力的功能，相反，强调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和情感性的成分”。
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鲜明
纳粹主义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并不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一样拥有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采取极端的残害犹太人的措施，除了他本人痛恨犹太人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视有关，因为德国存在反犹太人传统，而反犹太主义政策是选举时动员选民的极好政策，希特勒就利用民众的这种反犹太情结作为其崛起的政治资本之一。
纳粹主义的实用主义色彩另一证明是，虽然纳粹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希特勒在却曾在多个场合公开称赞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认同斯大林寻求清洗苏联共产党内的犹太人影响，特别提到斯大林清除了包括列昂·托洛茨基、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卡缅涅夫和卡尔·拉德克等犹太共产党人。这是因为虽然阿道夫·希特勒始终打算引导德国与苏联冲突，以便能获得“生存空间”，但他支持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形成临时的战略联盟，以构建一个共同的反自由主义阵线，从而打败自由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
战后的纳粹主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纳粹德国政权宣告灭亡，纳粹主义势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纳粹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纳粹主义的幽灵在今天仍然存在。一些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或被描述为坚持纳粹主义的运动仍然存在于许多西方社会的政治边缘，这些运动通常宣扬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许多故意采用纳粹德国的符号。这样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仍然秉承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理念，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今天的新法西斯主义将这种仇恨转嫁于外来移民身上，认为外来移民抢了本国人民的饭碗。今天，多个西方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比如德国的“德意志帝国党”和“社会主义帝国党”、意大利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美国的“三K党”和“美国纳粹党”，这些组织都有着鲜明的纳粹主义色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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