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

刘宗周（1578年3月4日-1645年7月30日），字起东（一作启东），别号念台，世称蕺山先生，浙江省绍兴山阴人，明朝儒学大师，山学派创始人。

刘宗周幼年丧父，自幼随母在外祖父章颖家中长大，跟着外祖父读书认字。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刘宗周考中举人，四年后，又考中进士，出任行人司行人。天启初年，升为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右通政；在多次检举魏忠贤后，告病还乡，朝廷多次征召，他力辞不出，被认为“高傲自大”，遂被革职为平民。崇祯初年（1628年），刘宗周被征召担任顺天府尹，他多次上书劝谏崇祯皇帝应该从官员的品德修养开始改革，被崇祯皇帝认为迂腐，于是便又告病还乡，但随后，崇祯皇帝又将他征召回朝，先后任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在任左都御史期间，他因劝谏崇祯皇帝不应该干扰司法工作问题，被崇祯皇帝革职为民。明末，北京沦陷后，福王在南京称帝，多次征召刘宗周入朝为官，刘宗周推辞不过，入朝后，他向朱常洵进言应早做北伐打算，但不被福王所接受，于是愤然隐退。不久后，清军攻陷南京，接着杭州也快速失守，刘宗周于是绝食二十三日而死，享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元气论，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理气论和道器论，提出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以及良知不离闻见的认识论。他强调“慎独”“敬诚”的理学思想，是明末思想上富有创造性的大儒，代表了明清之交学术界对明代理学的总结。刘宗周的学说后被黄宗羲、陈确等人继承，开创了清代义理学、实学的风气。刘宗周的著述丰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以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明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578年3月4日），刘宗周出生于绍兴市山阴（今浙江绍兴）。在他不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年幼的他只能随母亲生活在外祖父章颖的家中。外祖父从小教他读书认字，到17岁时，又让他跟着鲁念彬学习制艺。在老师的培育及自己的努力下，刘宗周的八股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四年后，他又考中进士。不过，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此后，在友人介绍下，他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刘宗周受许孚远的影响极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赴朝任职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担任行人司行人。在赴京途中，路过德清时，他向许孚远拜别，许孚远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然而，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他的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此后的七年间，他一直闲居，虽然贫病交加，敝衾破，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纵有官吏慕名造访，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在别人的推荐下，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他路过无锡市时，拜访了高攀龙，他与高攀龙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彼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奏《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省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治学

解官后的刘宗周，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开始潜心学问，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他先是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后又致力于讲学，在教学之暇，他还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继位，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因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成为纠弹魏忠贤第一人。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后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通政司的人看到奏疏后，不敢上奏，只将刘宗周的辞职一疏上奏给皇帝。朱由校皇帝随即大怒，以刘宗周藐视朝廷为由，将他革职为民。

革职后的刘宗周召集学生，在蕺山之麓讲学持续四年，期间，他的多位好友因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加害。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刘宗周撰写《吊六君子赋》凭吊好友，随后，他本人也被列入了《东林点将录》。

起起落落

不久，熹宗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继位，崇祯皇帝解除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刘宗周因此幸免于难，还被重新起用为顺天府尹。看到希望的刘宗周，满怀热情，来到京城，向崇祯皇帝上奏了《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皇帝以“尧舜之道”治理填下，但崇祯皇帝认为刘宗周的想法过于迂腐，并不采用。刘宗周察觉政见不受接纳，仅担任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并与陶爽龄成立了“证人社”，一起讲学，先是撰定了《证人社约》，后又将证人社的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在证人社讲学一段时间后，刘宗周又开始了独自讲学，并陆续撰写了《第一义》《证人小谱》等著作，整理辑录了《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著作。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升为工部左侍郎。虽然多年赋闲在家，但是他对朝廷的疾还是很清楚的。他向崇祯皇帝上奏了《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希望崇祯皇帝能修德治心，亲近儒臣，并向崇祯皇帝推荐自己的“慎独”学说。而此时的崇祯皇帝，正处于内焦外困之中，他认为如何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等事务才是最紧急的，而刘宗周的话无异于无用的陈词滥调，因此并不接纳。得不到接纳的刘宗周随后又被弹劾“道学有余而才谓不足”，于是再次告病求归。在返乡路上，到达德州之时，他又向崇祯皇帝上奏了《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兼附荛之献疏》，说明贤奸颠倒，任用匪人的危害，崇祯皇帝看完大怒，降旨将他革职为民。革职返乡后，刘宗周将精力投放在讲学和著述上，他系统性的公开了他关于《大学》中“诚意”、《中庸》中“已发”“未发”的学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又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旨在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此外，他还撰写了《经籍考》《古学经》《原旨》《治念说》等著作，收集辑录了《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等书。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刘宗周再一次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他在入朝后，多次向崇祯皇帝上疏，认为革除弊政，才是摆脱国家危机的解决办法。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了“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他又认为不能恃火器之利，应当坚持“仁义”。种种行为，让崇祯皇帝觉得他“愎拗偏迂”，于是又一次将他革职。革职后，刘宗周继续从事学术创作，他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著作，又对宋明理学做了一定总结。

晚期生涯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重新起用刘宗周为左都御史。刘宗周上疏献计，对崇祯皇帝亡国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福王能吸取教训，修行德政，除奸邪，但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中，无济于事，刘宗周只能又一次选择辞职。回乡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撰写出《大学参疑》，由此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为《大学》略做诠解，此外，他还将《证人小谱》改订为《人谱》。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同年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投降，两日后的六月十五日（7月8日），刘宗周听到此消息，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弘光元年闰六月初八日（公元1645年7月30日），刘宗周因绝食而死，他的儿子刘勺根据他的遗言，墓碑刻字为：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学术思想

元气论

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在《刘子全书·读易图说》中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在《刘子全书·学言中》中提出“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的主张。他认为“气”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依附于气的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这并不等同“理能生气”。他持有与张载同样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是“气”的不同形态的表现，由此得出“虚即气”的结论，坚持“气”一元论。

在论述“虚即气”，批驳“虚生气”“无生有”的同时，刘宗周论述了“有”“无”的辩证观。他认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态，而事物的“有”“无”不过是气的聚散的形态变化，故“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事物的产生和消亡是统一的。他把“太虚”看作是“有”与“无”的统一，又把“气”之有（无形）和具体万物之“有”（有形）作了一定的区别。这种对“气”的原始物质存在形态变化的辩证观，是对“虚即气”说的深化，并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作了唯物主义的解说。他指出，“太极”即“气”，“一奇即太极之象，因而偶之，即阴阳两仪之象”。这一说法虽有象数论的痕迹，但却把宇宙的构成看作是“太极”——“气”的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刘宗周提出“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说：“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人性论

刘宗周提出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与他“离气无理”的理气论紧密关联。人性问题在他的学说中占重要地位，清代的全祖望评价道“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刘宗周认为人性是人出生以后才形成的，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的。有“气”才有“性”，不能离开“气”去谈“性”，但也不能离开人心而谈性。他批判离心而言性“愈玄愈远”的观点，否定了张载、程颐、程颢和朱熹的先天人性论。同时，他还否认了程朱理学中，人性根源于“理”的观点，指出在“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就谈不上什么人性问题。在人性内容上，刘宗周从“道不离器”出发，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观念看作是父子、君臣等社会关系的反映，“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与理学的“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也看作是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观点不同。至于人性的具体内容，刘宗周认为人的生理功能才是人性的具体体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他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而单纯从自然属性来论述，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在“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上，刘宗周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反对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说成是对立的关系。他还认为“气质之性”是“义理之性”的主宰。而“人欲”只是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只有那些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这一观点，后经陈确发展，得出“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

认识论

刘宗周提出了“良知不离闻见”的认识论，这与王守仁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相对立。不过，他并未摆脱“心学”的羁绊，中年后，他又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观点。在“良知”的来源问题上，刘宗周提出“离物无知”的观点，主张“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与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的格致说对立。他认为，人的认识（良知）需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产生，“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否则就会堕入释氏的“虚空圆寂之觉”。不但“世未有悬空求寂之学”，而且“学”还必须与“思”“问”“辨”“行”相结合，才能“觉斯理”。为了做到这五者相结合，他力主“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批评王守仁的“先物而求之”导致心物两离、离物无知，甚至会像王龙谿（）那样“深陷于释氏而不自知”。刘宗周对王阳明以“良知”为天赋而只求格其“本心”的先验论的“良知”说的批判，在认识论上突破了“心学”的束缚。

刘宗周在认识论上与王阳明及其后学有着根本分歧，不过，他中年后，转向阳明“心学”，提出“君子之学，心学也”“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主张和“识心”才能成为圣人的观点，并论述王学“识心”之说和孟子的“养心知存养之说”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识不待求，反之即是”，沿袭儒家传统的所谓“内省”“反求”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途径，并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这就走上了宋明理学家的老路。

心性论

刘宗周批评王畿的“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同时，他认为王守仁在有些问题上的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刘宗周认为，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这本身没有错，这也是儒家修养的正途，但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对于王阳明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

因此，他在王阳明"四句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四句教"。虽然两者都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都主张"知善知恶是良知"，但在本体论方面，王阳明主张"无善无恶"，而刘宗周则主张"好善恶恶"。在工夫论方面，王阳明倡导"为善去恶"，而刘宗周则倡导"迁善改过"。刘宗周将王阳明视"意"为"已发"，改为"未发"，从而确定了"意"的主宰性，此外，刘宗周还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改为"即知即行"，使得理论更圆融更完美。

慎独敬诚之说

刘宗周终年转向“心学”后，将世道之坏，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倡通过讲求内心省察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来解救世道。于是，他的“慎独”“敬诚”之说，成为了他理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慎独”出于《子思中庸》，原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这样，他的“慎独”就不单纯是以往儒家所说的一般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是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并且，他认为“慎独”要与“敬诚”相结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孔伋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

刘宗周学说的宗旨在于“慎独”，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了“慎独”的重要性。他认为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又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那么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

传承与影响

刘宗周的师承

刘宗周师承于许孚远，许孚远师承唐枢，唐枢师承湛若水，湛若水师承陈献章，陈献章师承吴与弼，而王阳明与吴与弼的学生娄谅有着师承关系，刘宗周由此与王阳明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王阳明的学术提出了较多修正意见，针对王学末流之弊更是亲自删定了《阳明传信录》。刘宗周师承所学在王学派分属于东林学派。

开创蕺山学派

刘宗周的学说自成一家，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因在蕺山讲学，世称“蕺山先生”，带出了黄宗羲、陈确、张履祥、陈洪绶、祁彪佳等学者与气节之士，被尊为蕺山学派创始人。

弟子传承及影响

刘宗周的思想学说，复杂而充满矛盾，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被他的学生、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从而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抨击。其弟子依靠学术思想及所居地域主要可分为三类情况：一，承绪宗周学说的浙东地区学者，这部分弟子发挥师说，多有创新，并最终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薪新的思想体系，实现了对王学末流的补偏救，这部分学者是浙东学派的主流，黄宗羲是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出了梨洲学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黄宗炎、刘汋、张应鳌、徐芳声、来蕃、章正宸、张梯等；二，承绪师说并多有发挥，但并非浙东人士，这部分的主要代表有独立思想学者陈确，以及视渊等人；三，继承师说，又修正师说，最终背离师说，由心学转向理学的学者，这部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履祥，他在之后发展出了杨园学派，从心学转向理学，后转向经济实学，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吴蕃昌、沈昀等。

学术影响

刘宗周生活在明末，其哲学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哲学的转向。《明史》评价他所提的都深中时弊。他所开创的蕺山学派，门人多且影响大，其中，黄宗羲、陈确尤为突出，他们不仅承袭了刘宗周的哲学思想，还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理念，对当时及后世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中国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牟宗三认为，刘宗周是先秦孔孟儒家的大宗嫡传，并认为刘宗周逝世后，中华民族乃至中华文化的命脉一度命悬一线。作为中国17世纪的知名学者、教育家，他以部分背离理学教条的观点，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此外，在刘宗周之前，浙东史学已逐渐衰落，刘宗周提出以慎独为宗后，由经入史，使得浙东史学得以中兴，史学专家柯柏丞认为刘宗周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是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的开山之人。

主要作品

刘宗周一生著作众多，根据黄宗羲《刘子行状》、刘汋《蕺山先生年谱》、刘士林《蕺山先生世谱》、董玚《刘子全书钞述》（简称《钞述》）、杜春生《刘子全书遗编钞述》（简称《遗编钞述》）、以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有关著录统计，刘宗周的著作总数，约计经、史著述二十六种五十七卷（包括七种二十八卷佚著），语录类著作十七种十七卷，另有诗文集五种二十二卷，以及辑录古人著作七种十余卷，总计约五十五种一百余卷，三百余万字。存世的有四十一种七十一卷，二百余万字，主要保存在《刘子全书》（四十卷）、《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以及《水澄刘氏家谱》（原书六册七卷，后增补为二十册）中。其主要作品有《周易古文钞》（三卷）、《论语学案》《四卷》、《曾子章句》（一卷）、《大学古文参疑》（一卷）、《大学古记》（一卷）、《大学古记约义》（一卷）、《大学杂言》（一卷）、《人谱》（一卷）、《人谱杂记》（二卷）、《读易图说》（与《易衍》合为一卷）、《孔孟合璧》（与《五子连珠》合为一卷）、《圣学喫紧三关》（一卷）、《圣学宗要》（一卷）、《证学杂解》（一卷）、《原旨》（一卷）、《说》（一卷）、《问答》（一卷）、《学言》（三卷）、《证人会约》（与《会讲申言》《会录》合为一卷）、《证人社语录》（一卷）、《阳明先生传信录》（三卷）、《中兴金鉴录》（七卷）、《孔子家语考次》（三卷）、《水澄刘氏家谱》（七卷）、《明儒学案师说》（一卷）、《孟子师说》（七卷）等。

下表列出刘宗周的几本重要著作：

刘宗周的著作，由他的学生以及后人编辑成书的，有下面几种：

家族成员

人物评价

刘宗周身处乱世，他的仁政理想、王道事业无一实现，也无从实现，在政治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是他恪守忠诚，敢于直谏，素淡名利的风骨，还是受到了当时朝廷的褒奖。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一份诰命制词赞扬他：“不因人热，惟适所安；素食布袍，三月不知肉味；敝车羸马，年犹是书生。”清代康熙年间奉使浙江的汤斌，在他所著《蕺山先生文录序》中写道：“宗周平生于寂寞凝一中，发其聪明智虑。”

刘宗周的品节风范，获得了后人极高的评价。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评价刘宗周在明末叶，可称作皎皎完人，非依草附木之人。刘宗周的再传弟子邵廷采认为，刘宗周性成忠孝，真清真介，乃乃狂。

刘宗周的学术成就在明末被尊为最后一位儒家大德。学者唐君毅评价刘宗周是宋明理学最后的大师，学者杜维明称刘宗周是“中国17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学者李振纲则称“蕺山是中国17世纪颐具批判性头脑和创造性的哲学家”。

后世纪念

纪念活动

刘宗周的思想及其开创的蕺山学派，对后世影响较大，常有研究文章提及。2020年，《刘宗周与明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刘宗周研究、蕺山学派研究、明清儒学研究分别做了收录。

刘宗周故居

刘宗周故居有多种说法，根据考证资料，刘宗周在浙江绍兴至少有过4处居所。2002年，位于越城区西小路3号的胡家台门被认定为“刘宗周故居”。

参考资料

刘宗周.浙江省人民政府.2023-06-21

浙江文化印记⑲丨一脉贯注 方见精神 记者寻访浙东学派踪迹.浙江新闻官网.2023-07-13

刘宗周:做人之方,尽于《人谱》.浙江省纪委监委.2023-07-13

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学案》的思想史构建 ——兼论“宋初三先生”思想史地位的确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3-07-13

刘宗周与明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23-07-07

在绍4处居所，哪里才是明代儒学大师刘宗周故居?.绍兴网.2023-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