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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

王畿

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王守仁高弟，绍兴府山阴（今绍兴市）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阳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开创王门七派中的“浙中派”，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并称“二王”，又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号近溪）并称“二溪”，时有“教授师”之称，也被誉为王门“宗盟”。

王畿年轻时落魄不羁，虽与王阳明比邻，但却拒绝往见。王阳明为收揽他入门，曾多方诱之，派魏良器与同门友投壶雅歌，做给王畿看。于是王畿始见王阳明听学，服味其言，遂拜其为师。王畿聪颖明悟，深受王守仁赏识。从学虽晚，但因拔群出萃，很快就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主要助手。嘉靖五年（1526年）他到都下参加考试，通过了会试，见当时主政者不喜心学，遂不廷试而归。嘉靖七年（1528年）冬他正要赴廷试，闻阳明之讣，即往奔丧，再次放弃廷试。嘉靖十一年（1532）赴殿试，与钱德洪同登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兵部武选清吏司郎中。后为首辅夏言所恶，斥其学为伪学，并罢其官夺其职。罢官后，其往来江、浙、闽、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所到之处，听者云集。年过八十，仍旧周流不倦。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畿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王畿一生致力于宣传“致良知”学说，以良知立论，援禅理入儒，对师说多有创发，形成了以“四无说”“良知当下现成”“一念之微”“君子之学，无念为宗”“一念良知范围三教”等为基本内容的心学思想体系。对于心学，其一方面促进王学发展，使其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又因突破固有藩篱引发王学内部分化。他在各处讲会论学的记录（会语）记载了他的学术活动和主要思想，他的思想材料被编为《龙溪王先生全集》行于世。作为一代心学宗师，后世对其多有赞赏，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曰：“象山县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县之后不能无龙溪。”但也有学者批评其曰：“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

人物生平

出生名门

王畿生于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年）农历五月六日，卒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六月初七日。他是浙江山阴（即今绍兴市）人，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其祖父王理，曾任山东临城县令；其父王经，曾为御史，“有直声”，后出任贵州省按察副使（正四品），母陆姓。王畿在家中排行老二，年少时体弱多病，但聪明颖悟，非常人可及，二十岁即“领乡荐”（中举人），在家乡成为读书人的翘楚。

师从阳明

嘉靖二年（1523年），因试礼部进士不第而返乡。王畿年轻时落魄不羁，虽与王守仁比邻，但却拒绝往见。王阳明为收揽他入门，曾多方诱之，派魏良器与同门友投壶雅歌，做给王畿看。于是王畿始见王阳明听学，服味其言，立取京兆所给路券焚之，而请终身受业，拜师王阳明。王畿聪颖明悟，深受王阳明赏识。从学虽晚，因特立拔群，很快就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主要助手。

嘉靖五年（1526年），王阳明嘱其进京会试，王畿表示此行只为了事，即便中选也不参加廷试。到京后，同门欧阳德、魏良弼等及各地举子与这位传说中“颖悟绝伦”的他论道谈学，他借此良机阐述阳明心学真谛，凭借深刻体悟和出色口才，名盛一时。次年二月会试，他直写己见，不顾程式，文章被考官廖道南看中录取且置诸高等，但他再次放弃殿试飘然离京。在协助阳明讲学传道时，钱德洪与王畿在“四句教”理解上出现分歧，向王守仁折中请正，王阳明肯定王畿见解未背离自己思想宗旨，反而是将其中“天机”发泄出来，此即宋明理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平时常有王门高足到绍兴城向王阳明求教深造，王畿都会助其涤旧见，迎新机，故而时有“教授师”之称。

捍卫师门

嘉靖七年（1529年），王阳明病逝，王畿为其披麻戴孝，并与钱德洪“讣告同门”。王阳明生前声名远扬，但死后遭遇极不公正待遇。因在广西时得罪权臣桂萼，及在“大礼议”之事上未顺嘉靖帝意，经桂萼挑唆，嘉靖帝将王守仁“革锡典世爵”，而且下诏“禁伪学”，禁止阳明心学的传播。为捍卫王阳明身后名节和家眷安危，王畿做出以下举动：守庐墓三年，防恶人盗掘墓穴；全力保护王阳明长子王正亿，并将其托付给王阳明好友黄绾；继续小范围讲学，延续阳明心学。他还与同门捐资聚材，嘉靖九年（1531年）建成天真精舍（在杭州市城南十里），为王门后学提供聚会讲学的固定场所。

仕宦生涯

嘉靖十一年（1532年），王畿参加殿试，获进士资格后步入仕途。他性格超悟洒脱，与公卿权贵关系不睦。在殿试中，大学士张璁看重王畿的才华和名气，希望把他纳入到自己的人事圈子中来。但他置之不理，候职许久才获闲职。任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时不久，便以病乞归，几年后升任兵部武选清吏司郎中。

“病痊待补”期间，内阁首辅夏言听闻他名声，以“一往投刺乃可”暗示龙溪前来拜访自己，希望把这样的人才纳入彀中，但遭到王畿拒绝。嘉靖二十年（1541年），其同年好友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戚贤领衔推荐他，奏章却被交予夏言批阅。夏言指斥其学为“伪学”，唆使薛应罢免他，王畿就此结束仕宦生涯，时年四十五岁。为此，时人感慨道：“龙溪名虽高，仕乃竟不达。”

讲学终身

罢官后，其往来江、浙、闽、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所到之处，听者云集。年过八十，仍旧周流不倦。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畿卒，时年86岁。

主要思想

顿悟与四无

王学在理论上有顿悟与渐悟两种教人之法，顿悟是在先天心体上立根，而渐悟是在后天意念活动上用工。但实践中一般人因无圣人天赋，只能通过渐悟，即在意念上不断去恶为善以逐步跻入圣域。王守仁还特别嘱咐王畿，顿悟之学理论上是有此理，但不可以“轻易示人”，否则就会造成“空想本体，流于虚寂”的弊病。

王学的学问之道有从“本体”和“工夫”入手两种方式。“本体”指心之本体，从本体入手是指对心之本体要有所“悟”。因此，从本体入手不是不不要功夫，而是要以“悟”为功夫。“工夫”指修养的具体努力，从功夫入手是指在意念上修养，保养善念，克除恶念，通过这种意念上的为善去恶，使人逐渐恢复到心的本体。从王阳明的四句教来看，他强调的心之本体的规定是“无善无恶”，即“从有归无”，王畿在此基础上则形成了自己的“四无”思想。

其主张人的意识与情感作为本性（自性）的一种表现（发见），是由外感即外部事物刺激而发生的，主体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本来是十分自然的，不需要安排、计较、预期、计划、算计的。不计较就说明它并不预设对何者肯定（善）和对何者否定（恶），这种意向状态就是“无善无恶”。如果主体的反应能够像它应该做到的那样不假思索、当下自然，这就叫“自性之流行”，即自性在外感的刺激下自然地做出反应。如有所计较，就不是自然流行，这就叫做“着”，也就是“执着”。其认为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这些思想被王守仁概括为“四无之说”。

王畿的这些思想，王阳明指出的其基本特点是：一，从无处立根基；二，以顿悟心体为功夫。但是，仅就这两点而言，禅宗思想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只讲四无，无法区分儒家与佛家，也完全不能把儒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价值立场表达出来。所以王阳明也警告他，只讲四无，会流入空寂。然而，王阳明死后，王畿并没有按照阳明嘱咐他的去做，他把他的“四无说”称为“先天之学”，把他的同门发人钱德洪的“四有说”叫做“后天之学”，主张以先天统后天，处处说悟，这也是同时和后来人批评他流入禅家的原因。

一念之几

“一念之几”是王畿良知说中的重要观念，亦被称作“一念之微”或“一念真几”。它强调意识的最初活动或未经反思、权衡、思索而产生的类似本能的意识反应。此“一念”具有“灵”“明”且“无将迎、无执著”的主要特点，并非一般意念，而是心之本体或清净自性的自然发见。对于王畿而言，“一念之几”即当下、见在的一念，即人在对外部事物作反应时意识的最初活动或未经反思、权衡、思索而产生的类似本能地作出的意识反应，又叫初念。今心发动后，经反思等产生的不同念头为转念。他以是否“将迎”划分正邪，无将迎的一念体现无善无恶的意向状态。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是永远宁静而无纷扰的，一念之几正体现了良知本体的这个特质，因此他说一念之微不是“思虑已起”，而是“思虑未起”。将迎、住著就是“起”，无将迎、无执著、无固必就不是“起”，而人要想认取、保有无将迎的意识状态，就要从一念之微认取，不使转念。只要人是按照初念去想去做，一切运谋设法皆是良知之妙用，意识活动再多也不会有将迎住著。

良知异见

良知异见是明代中晚期阳明学派内部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王畿的良知思想即是在对当时诸多良知异说的评判中展开。

王畿列举的六派异见中，第一派认为良知不是意识活动而应在静中涵养，其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功夫只是静坐，忽视了良知必须体现在意识活动之中，这样就顾了体而忘了用，结果不但用被妨碍，体也成为空的；第二派认为人没有天赋圆满自足的良知，它是在长期努力的修养中才形成的。王畿指出良知的“良”本就指先验性，孟子所讲的四端之心，是每个人无需学习就能当下拥有的，若否认了这点就等于完全否定了良知思想；第三派称良知只是已发，学问应寻求未发，未发时无思无虑的本心比已发时知是知非的良知更重要。王畿则认为传统的已发未发区分没必要，没有所谓思虑未发的中，良知就是未发之中。如果把良知当做已发，在良知前去寻求未发，那就必然流于空寂；第四派认为既然良知本体并没有欲望，那就应当任心而行，无需进行去私欲的功夫。王畿认为，良知虽是每人固有，四端也是每个人当下现成具备的，但并不表示人的良知能完满地、现成地、无阻碍地得到表现，如果是那样，就无需“致”良知了；第五派主张不能只讲现成良知，还要注意对气质的影响“随时运化以致其用”，运化是运化气质，致用是扩充良知之用。王畿并不赞成此说法，因为常人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正如门隙中射进的阳光和照临四宇的阳光，性质相同，只不过正如阳光可能被云气遮掩，常人的良知之光被自己的习气所遮蔽，未能展露全部的光辉。因此王畿把这一派把为学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立其体，一种是致其用，立体以养其主宰，致用而随事精察。

良知异见在良知问题上可分两方面思想，一方面反对率任现成良知，认为现成良知不足以作道德实践的终极标准，需长期修养；另一方面夸大良知现成的完满性。王畿坚持王守仁的良知学和致良知教，他自视为利根之人，为学主先天顿悟，对钝根之人则强调后天渐修。

格物与致知

王畿的《大学首章讲义》继承了王阳明的《大学问》。他提出“格物”解释，良知是提供道德法则的主体，而物则是良知活动的对象。“物”是使良知得以呈现的外部事物，主要是指人伦关系，其规范和准则由主体提供和决定。王畿认为，“格”的意义是规范，其意义即规范伦物。“致知”与“格物”并无差别，都是指顺应良知的准则去实践。如此，君臣父子诸人伦关系各得其理，得到规范，这便是格物。

在这个过程中，“正感正应”是指对外部事物要自然地顺着良知去回应，无需安排计度。“物得其理”是人顺应良知以应外感的过程，使伦物（事）具有了道德的秩序。“格”的实践使事物及关系具有了道德的意义与条理。格的过程即规范人伦关系的过程，物即人伦关系。

王幾十分强调“知”“识”之辨。知即良知，识指一般的意识活动，尤其是指执着事物分别的意识，即佛家所语了别识。“知”相当于般若心、智慧，“识”则道理、知解。

王畿认为，智慧（知）与知识（识）虽然同属知觉形态，但两者不同，知即清净心，识则是了别心；知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识则凝滞拣择有执着。知——识与心——意类似，它们的区别都是兼有伦理的与存在的两种意义，既是德性良知，又是清净本心。知——识与性——情也有类似之处，心（体）、性、知（良）都是体，意、情、识都是用，识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有伦理的、生存的涵义，还具有认识的意义，识倾向于多学多闻，追求识解，与良知的反求是对立的。

“三教”归一

王畿心学思想的又一大特点是，既援道入儒，又援释入儒，主张“三教”归一，倡导学者做糅和道、释之儒。把王守仁的良知说与佛道的本体论熔铸在一块，融入了禅学精华，明确提出“以良知范围三教”的口号。在论述过程中，以“无”或“空”代替了“良知之体”，以道家“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论代替了王阳明有无统一的良知说。王畿“盖跻阳明先生而为禅”，他继承了王阳明心学思想解放的一面，吸收禅宗佛性论的合理成分，对理学人性论的内涵进行改造与重建，排除人性论中天理、伦理成分，提倡真性、天则，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重建人性论，任天而动，来去自由。

关联学派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明儒学案》将王门后学分为“门下七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市王学，王畿、钱德洪为代表的属于“浙中王学”。

阳明学派

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是由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王守仁创立的儒家学派。因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故学派被称为阳明学派。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学派，其学说也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该学派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旨，代表人物除王守仁外，还有有钱德洪、王艮、王、邹守益等。

阳明学派的诞生既是出于救治当世学术流弊的需要，也与创始人王守仁的个人经历有关。明代中期，朱熹之学流于虚伪，士大夫之属讲的是仁义道德、忠信孝悌，而求的是声色利禄、富贵权势，社会亟需一种新的思想唤醒“良知”。而王守仁由于“格竹”的失败经历让其怀疑起程朱理学的正确性，逐渐转向陆九渊心学，并最终在贵州龙场悟道。自龙场悟道之后，王守仁足迹所至之处，无时不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从而逐渐形成了阳明学派。后王守仁回到浙江省家中专意讲学，身边不仅聚集了一群旧时弟子，而且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问学，阳明学派达到鼎盛。王守仁去世之后，阳明学派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市王学等七个学派，王门后学遍及整个南方地区。但由于王门后学未能承接王守仁思想之全体，偏隅一方，主要学派均渐流于空谈心性，走向禅宗思想化，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为后人所诟病，渐而走向衰落。如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曾言：“风俗之坏，实始姚江。”

浙中王学

王学浙中学派是阳明学派在明代浙江一带传播的分支。王门弟子中，徐曰仁为王阳明内弟，拜师最早。而钱德洪与王畿亲灸王阳明最久，深得器重，是王门的教授师。二人与其师王阳明在天泉证道，对王门“四句教”有不同解释，钱绪山以为定本，王畿以为权法钱绪山学有三变，但对师门之教虽无大得亦无大失王畿受禅学影响，主张良知现成，倡无念主静之学。季本贵主宰而恶自然。黄绾以“艮止”为学的王阳明去世后，绪山、龙溪常为讲学主盟，绪山还对王阳明著作的整理作出了贡献，推动了晚明王学的兴盛和发展。

人物影响

心学影响

王畿在王学的分化、演变过程中承上启下，成为使王学蒙受诟病的有争议的人物。他上承王守仁，下启李贽，利用佛、道的思想资料，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大胆改造和发挥，在学派林立的王门后学中，自成一家。

王畿在心学发展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创新使其影响巨大，促进王学发展，对王学中的诸如“良知”“一念之几”“格物”等概念范畴多有创新和发明，发展至极导致对世俗知见的否定，被认为在阳明弟子中“最称入室”，是王门嫡系、阳明正宗；另一方面又因突破固有藩篱，公开主张良知涵盖儒、释、道三教，将儒学的宗旨也归结为虚寂或虚无，并引发王学内部分化。

在心学传播方面，作为王守仁的及门高足，在王阳明去世后成为阳明学派的宗主，名重一时。他一生讲学，而又一生论战，是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一股代替朱学而行的思潮；王畿思想晚明时传入日本，尽管当时对王畿的研析未形成广泛影响，但他在日本阳明学中仍有重要地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阳明学研究迅速发展奠定基础。

文学影响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历史评价

明代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王守仁在肯定王畿“四无论”时道：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顾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

王阳明弟子赵锦：故其（阳明）欲得先生（王畿）也，甚于先生之欲事阳明。英迈天启，颖悟绝伦。

王畿弟子周汝登：文成之徒悟领者多，而最称入室则惟先生。不宗文成则已，宗文成则比绎先生（王畿）之语言。故先生之集与《文成全书》相羽翼，是为吾道之正鹄，俟百世而不惑者也。

王门后学许孚远（刘宗周之师）：姚江之派复分为三，吉州区（邹守益）仅守其传，淮南市（王艮）亢而高之，山阴（王畿）圆而通之。

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黄宗羲：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

日本学者奥宫慥斋：王畿之“悟”，可与孔子之“一贯”、孟子之“觉”、程朱之“一旦贯通”相媲美，实为“彻上彻下，彻始彻终，由初学以至圣人之唯一路径。”

日本学者渡边秀方：龙溪自师殁后，和绪山（钱德洪）一块儿同为“王学”中心，“王学”发展的功绩上，他称第一人。况思想之高，博学之功，他还远出慈湖（杨简）上呢，无论如何，他当是“王门”第一功臣。

后世纪念

朱翊钧万历十一年（1583年）六月初七日，王畿卒，享年86岁，葬于绍兴娄家坞，墓地位于今绍兴市兰亭街道楼家坞村。其亲戚与好友，隆庆状元、弟子张元忭作《祭王龙溪先生文》，对王畿作出评价：“惟先生早事门墙，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窥阃奥，何止升堂。”“数十年来，总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淛之东西，或一聆其謦欬，辄兴叹于望洋，俾文成之脉绵延不绝者，实先生之表章也。”甚至说：“先生未死，文成犹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复生也。”这是对王畿一生事功与伟业的精确概括。

轶闻典故

投壶雅歌

王畿为王守仁同郡宗人，据说，当年王畿生活十分落魄但又桀骜不驯，“每见方巾中衣往来之讲学者，窃骂之”，虽与王阳明作为邻居，也从不去拜访他。王阳明为收揽他，曾多方诱之，派魏良器与同门友投壶雅歌，作给王畿看，王畿见了很惊奇，说“腐儒亦为是耶”，魏良器回答说，我们在阳明先生门下天天如此，有何奇怪，道学家岂是你想象的那么呆板。渐渐地王畿在与王阳明的交往中，被他新颖的教学方式所吸引，体会到他的思想与朱学的不同。

两弃廷试

王畿在王门从学虽晚，因特立拔群，很快就成了王守仁讲学的主要助手。嘉靖五年（1526年），他到都下参加考试，通过了会试，见当时主政者不喜心学，遂不廷试而归。嘉靖七年（1528年），他正要赴廷试，闻王阳明之讣，即往奔丧，再次放弃廷试，直至嘉靖十一年（1532年）才中进士，而仕官仅两年而已。王畿把一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讲学活动。

天泉证道

故事发生在伯府内的天泉桥上，时间在王阳明56岁那年的九月初八，即他受命出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前夜。“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时，两位得意门生王畿与钱德洪，围绕对他的善恶“四句教”的不同理解问题，请教于他。这“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畿认为这是讲心体超越善恶，钱德洪认为这是讲心体需要修行。听到两位弟子“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在桥上，王守仁耐心地听取了两人的不同理解，然后“喜曰”，高兴地与两位说：“你们的理解‘正好相取，不可相病’，‘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也就是说，你们两位的理解没有谁对谁错，不可非此即彼，正好相辅相成，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这样的话，我的学说就更加完满，没有遗憾与挂念了。同时，王阳明肯定了王畿的见解不仅没有背离自己的思想宗旨，反而是把其中隐藏的“天机”发泄出来了，这便是宋明理学史上著名的公案——“天泉证道”。

南浦请益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王守仁奉命赴两广，途经江西南昌南浦，其弟子邹守益、魏水洲、欧阳南野等率江右及门弟子率众二三百人候于此地，向阳明请益。王阳明向他们申述天泉证道内容，并说诸弟子可到绍兴市质证于钱镠两子。王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方有兵事，无暇为诸君言，但质之汝中，当有证也。这里王阳明所谓的“向上一机”，指的就是王畿的“四无说”，“其为师门所重如此”。这一年，王畿年仅30岁。自此以后，王畿的“四无说”得到了阳明的认可而在王门弟子中广传，而王畿也因此大大提高了他在王门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