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出自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原指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期，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建业，中原士族相继南渡的事件，后来成为形容历代北方战乱时，中原士庶、政权及中原文明大规模南迁的成语典故。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的现象，第一次“衣冠南渡”是西晋末年，连年战争加上自然灾害导致“永嘉之乱”，司马睿建立东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南逃浪潮。士庶百姓分别沿着沟、淮河东南向的支流、汉水及金牛道（南栈道）迁移至南方地区，通过“侨州郡县”行政机构登记，入“白籍”，不负担国家赋役，在当地繁衍生息。第二次“衣冠南渡”是唐朝中晚期，安史之乱，李隆基率宗室百官逃入成都市，士庶百姓纷纷逃入南方地区；北方百姓分别沿着大运河、汉江、白龙江等水路，以及“从洛阳市途经蔡阳、寿春、庐州”“从荆门市途经江汉平原”“从枣阳市、随州市途经江汉”“从陕南汉中盆地途经大巴山脉”等陆路南下，直接编入当地州县的户籍，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第三次“衣冠南渡”是北宋末年，金军攻伐宋朝，导致“靖康之变”，北方的百姓纷纷向南迁徙。他们分别沿着长江的水路，或者“由南洛河南途经湖北”“翻越秦岭、自东溯汉水谷地”等陆路南下。北方移民刚开始以流寓的身份居住在南方地区，后来通过确定北方移民的财产和划分户等的方式入籍。
“衣冠南渡”促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促使南方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促进了南方经济的繁荣；政权的历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大量的权贵及名人雅士进入南方，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使北方和南方彼此迥异的异质文化得以充分交流，促进了南北的融合；大型民族战争，以最强制的方式推动了民族融合。
典故出处
典故原义
“衣冠南渡”最早出自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史学理论书籍《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市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原来特指的是晋朝末年，政治腐败，皇族内部争夺政权，爆发“八王之乱”，少数民族政权趁势崛起，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导致“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司马睿建都建业（后改名为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原士族、庶民百姓相随南逃的事件。
典故演化
“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体之物，古代“士”以上阶层的人能戴冠，后来，衣冠逐渐成为特指“士”以上阶层的服饰。魏晋时期，权贵及名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带”为装束，以突显自己的学识与地位。“衣冠”一词也被用以代称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后来演化成为历代北方战乱时，中原士庶、政权及中原文明大规模南迁的成语典故。如“安史之乱”时，唐朝诗人杜甫看到中原人民颠沛流离，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中写道：“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逃奔”；宋朝诗人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写道：“臣伏睹至今，虽中原未复，然往昔衣冠南渡，盖亦众矣。”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除了西晋末年第一次“衣冠南渡”之外，还有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以及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的“衣冠南渡”。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也称“永嘉南渡”，晋朝末年，政治腐败，皇族间争夺政权，爆发“八王之乱”，各方连年厮杀，完全摧毁了西晋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得中原实力消耗殆尽。北方少数民族汉赵政权趁势崛起，向西晋王朝发难，西晋王朝守军毫无抵抗之力，汉赵军队占据西晋城池，俘杀晋怀、二帝，疯狂屠杀掳掠中原地区的百姓，太子、随军诸大臣、宗室、将士多达十多万人也相继罹难，士民存者百无一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涝、虫灾频频发生，流民起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史称“五胡乱华”。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司马睿建立东晋后，为避免死于屠掠之下，汉族统治阶级如贵族、官僚、地主纷纷选择南下，大量的宗族、部曲、附庸、奴仆人口以及广大庶民百姓也开始了南逃浪潮。
事件经过
在“永嘉南渡”中，士庶百姓主要分布于今山东省、河南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省、淮北市地区，主要南迁的路线分别为东、中、西三线。在东线，北方的士庶百姓沿着邗（hán）沟和淮河东南向的支流，向东南方向迁移至今江苏扬州及长江南岸的镇江、常州一带；在中线，部分来自关中和洛阳一带的居民沿汉江南下，进入今陕西汉中和湖北襄樊一带；在西线，关中士庶百姓沿着陆路从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省。
事件结果
为了安置庞大的南迁人口，东晋南朝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了与其故地名称相同的侨州、侨郡、侨县等行政机构，称为“侨州郡县”。据史料记载，东晋南朝政府在长江中下游、汉水两岸的一些军事要地周围，一共设置了十个侨州，分别是“司、雍、秦、充、徐、冀、青、幽、并、豫”，每个侨州下辖若干个侨郡和侨县，北方流民在这种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入白籍者不负担国家赋役。刚开始，东晋南朝政府有意北伐收复故土，这些南下的流民便是稳定的兵源，南下的流民多数也想返回故里，所以他们和原来的江南土著百姓杂处，又彼此相互混居，却分属于不同的机构管理。然而，东晋北伐多次失败，流民重返绝望，居住日久，上层侨人已多占有田园别墅，下层侨人一部分沦为部曲、佃客、奴婢等，一部分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在当地繁衍生息。
事件影响
门阀士族的重家轻国思想
“永嘉之乱”后，司马睿依赖北方、江南的门阀士族以及一部分流民统帅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东晋，从此，门阀士族便架空皇权，晋元帝和司马昱甚至一度向王敦、桓温禅位。门阀士族以家族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结合，他们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及军事实力。然而，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士族们就只有王导、谢安等少数人保家卫国，剩下的门阀士族则秉承着重家轻国的思想，他们习惯于见风使舵朝三暮四，朝代的更换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没有忠君爱国的感情，也没有人把国家与人民利益放在心中，都是以家族利益为重，朝为魏臣夕为晋臣，朝视刘宋夕观南齐反复无常。
江南由尚武变为崇文
在东晋之前，吴越虽历经沧桑但一直有着尚武的民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吴越的君主都好勇，所以那里的百姓都喜欢用剑，不把人命当一回事。然而，“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一大批好学玄学的北方名士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南方士族于是尊崇洛阳市遗风，以学洛阳官话为荣，并成为吹嘘其身份的一种方式，重视玄理成为江南名士流行的风气，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历史学者曹文柱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好勇到儒弱的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从东晋开始，在南梁时完成。东晋末年孙恩卢循叛乱之时，不敢使用吴越地区的兵士做先锋部队，公开说吴越人不善于打仗，到齐梁之时社会上下弥漫着文弱之风。
安史之乱，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中晚期，在募兵制下，被招募的兵士长期听从某一个固定长官的统帅，逐渐形成了将帅专兵的局面，地方节度使不仅握有军事大权，还攫取了财政及民政大权，成为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李隆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军15万，在范阳发生叛乱，先后攻克洛阳市、潼关县，逼近京师长安，唐玄宗慌忙中率宗室百官逃入成都市，长安陷落。“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叛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协助唐朝平叛的回纥汗国士兵军纪极差，收复洛阳后更是纵兵掠夺，杀人放火，种种暴行骇人听闻。战乱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外迁，南方地区因为战事较短，社会相对稳定，成为北方士庶百姓逃避战祸的首选之地。
事件经过
“安史之乱”掀起了中国第二次“衣冠南渡”的大浪潮，北方百姓主要南迁路线分为东、中、西三条路线。东线，又分为水路和陆路，从水路，流民依靠大运河来到南方；从陆路，流民从洛阳到蔡阳（今河南汝南县），经过寿春、庐州（今安徽合肥）抵达长江北岸，进入江西省。中线，来自关中和中原的北方百姓，以襄阳为汇聚点，同样分水路和陆路南下。从水路，沿汉水而下，进入江汉平原，到汉口后或沿江继续东进，或逆流而上到湖南省岳阳进入洞庭湖，再逆湘江而上深入湖南各地；从陆路，流民或者经过荆门进入江汉平原，再由江陵渡江沿洞庭湖西岸深入湖南；或者经过枣阳、随州到江汉，并东下鄂东。西线，是来自陕、甘西北百姓的南迁通道，或者从陕南汉中盆地经过大巴山的一些隘口进入巴蜀；或者沿着甘肃东南部的白龙江进入蜀地。
事件结果
江南、四川省、江西省、福建省是接受北方流民最多的地区，两湖地区也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北方流民，淮南和荆襄地区作为南北交界地带，成为北方流民南迁的过渡地带，吸引的流民也很多，岭南地区首次接受了大批来自北方的战争流民。这些流民成份复杂，有达官贵族、衣冠之士、军人，但底层民众为主体，进入南方地区后，直接编入当地州县的户籍，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靖康之乱，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靖康之乱，衣冠南渡”始于北宋末年金兵攻伐宋朝的战争，到靖康之乱时达到高潮，南宋后仍然持续。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朝开始大举攻宋，沿途官军大多弃城而走，百姓也纷纷开始逃亡，山西省境内的官民，州县皆空。赵桓靖康之变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攻破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并于次年掳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官员共3000多人北撤，金军渡过黄河，汴梁陷落，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南宋高宗赵构在商丘市即位后，宋金战争仍然持续，宋军节节败退，黄河流域的百姓流离失所，山东省、京西、淮南、南阳市、许昌市、商丘市等地，千里无鸡鸣，斗米涨至数千，易子相食，为了求生，北方的百姓纷纷向南迁徙。
事件经过
“靖康之乱”掀起了中国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大浪潮，北方百姓南迁共有三条路线，一是中线，南向由洛河南进入湖北，再进入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二是东线，从淮北市入淮南市，渡长江，进入江南、安徽南部，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三是西线，翻越秦岭，自东溯汉水谷地，再翻越大巴山脉进入四川省，或者经长江水路从川东进入四川。
事件结果
“靖康之变”后南迁移民的分布范围更广，江南、江西、福建成为吸收流民的主要分布地区，而两湖、岭南地区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赵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年以前，局势不够稳定，北方移民没有办法入籍，只能以流寓的身份居住在南方地区；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七月十八日，户部下文件，开始通过确定北方移民的财产和划分户等的方式让北方移民入籍。
历史影响
促使南方繁荣
南方人口增加
但凡是历史上的“衣冠南渡”，因为北方人民大批南下，都会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东晋初期人口约1050万，末期则有1600万至1700万之多，到刘宋时期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总数达到了官方户口登记数的一倍以上。唐安史之乱期间，士庶百姓又掀起了南迁的移民潮，苏州治所的吴县（今苏州市）是江南人口较多的望县，到李亨上元年间，其人口的三分之一来自于南迁的士庶百姓；靠近河南省的荆襄地区人口数量大增，相较初时有十倍之多；安史之乱结束时，大约有250万移民定居南方。从靖康之变到赵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建康府、淮东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湖北路等地的移民及后裔达到了145.3万户，按照每户5口计算，约有726万人，估计其中的二分之一的人是始迁者，还有迁入四川、湖南、福建、岭南等地的移民以及26.4万左右的军人，在绍兴和约签订前估计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
南方生产技术增强
在农业上，北人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如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先进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的粗放农业，使江南实现了精耕细作，深耕熟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南方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有效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在手工业上，南迁使得大量北方手工业者涌入南方广大地区，使南方的手工业水平大大提高。
南方经济更繁荣
在商业和经济上，因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量闲置土地得到开发，促进了南方经济的繁荣，南方的经济水平自晋始到唐宋逐渐超越北方。南宋初年，朝廷调整了商业政策，增加商税，加强禁榷，发行纸币。加之开放海禁，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正如钱穆所说，南宋的疆域，仅占北宋的一半，但南宋的赋税收入，却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最高收入。
南方成为文化政治中心
“衣冠南渡”时，大量的权贵及名人雅士进入南方，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升了南方原住民的知识水平与文化修养，使得战乱后的南方成为文化中心。政权的历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永嘉南迁，自东晋到南梁，基本上沿用北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南渡后的南宋依然承继北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在吸取唐亡教训之上，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促使南北融合
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衣冠南渡”，使北方和南方原本彼此迥异的异质文化得以充分交流，在文化交融中丰富和发展了华夏文明。在东晋以前，长江流域在人口、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相对滞后，然而，西晋末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使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经过东晋长达百年的经营，到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连接起来，进一步促进了南北两大经济中心的交融和互动，共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逐渐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从秦汉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为中原影响江南；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却有了反转，成为了江南影响中原，南北的融合与互促推动了华族的凝聚和统一。
促使民族融合
在中国，自古就有“夷夏观念”，华夏文明一方面对周边的“夷狄”存有心理优势，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满怀戒心。中国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和山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很少与中原王朝有沟通和交流。然而，一旦发起战争，少数民族政权或者占领中原王朝的地盘，或者掳掠中原王朝的人口和资源，都会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融合。衣冠南渡时的大型民族战争，可以视作以最强制的方式推动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之后，给予了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沉浸式”学习、吸收和融入华夏文明的机会。如拓跋宏的改革，孝文帝要求臣民不论胡汉、尊卑，都要行汉礼、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甚至为了更方便学习汉族文化，强行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孝文帝的种种举措让原本似乎是历史悲剧的“衣冠南渡”变成了进取开拓、融汇胡汉的“衣冠南北”，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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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坐落在南安市境内丰州镇西面，距泉州市市区7公里处的晋江北岸，由东西北三峰环抱而成，其形如钳。青峦叠嶂，高在百米左右，岩石峥嵘。晋代中原移民衣冠南渡后，聚居晋江两岸，逢重阳节，登山怀乡，遥望中原，由于重阳节是九月初九，这座山就被命名为“九日山”。九日山上曾有晋松，为晋朝衣冠南渡时所栽种，共百余棵，《新唐书·秦系传》云：“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南宋仅存其一，宋王十朋诗云：“孤山陈柏已物化，九日晋松犹后生。”可惜的是，至清朝顺治，最后一棵晋松最终为台风撕拔，就此消失。
相关评价
天宝史学家杜佑在所著《通典》里评价“衣冠南渡”的现象：“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评价：“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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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祈风九日山.参考网.2023-09-11
九日山隐逸文化探微（下）.百家号－泉州网.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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