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齐国人孙膑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又称《齐孙子》，有八十九篇，图四卷。东汉后失传，《隋书·经籍志》即无著录。1972年，在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葬中，重新发现孙膑论兵竹书残简。经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整理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一万一千余字，共录简文三十篇。其中明确有“孙子曰”或“齐威王曰”字样的十五篇合为上编，另外十五篇则合为下编。
出土简本为战国末期至汉初期间的抄本，孙膑不以第一人称出现。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编内容是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过弟子辑录和整理而成。但下编内容的样式与上编不同，没有孙膑、田忌、齐威王的问答形式，也没有“孙子曰”字样，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定论。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精装本和单行的《孙膑兵法》精装八开本。这些版本的《孙膑兵法》删去了原来的下编十五篇，在上编十五篇的基础上新加入一篇《五教法》，形成了《孙膑兵法》十六篇。
《孙膑兵法》竹简残本，和历史所记载的“图四卷八十九篇”相差很多篇章，但是它的重现，展现了它在兵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光彩。《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及以前的丰富战争经验，在继承孙子“以实击虚”“以奇用兵”等重要理论原则的基础上系统地发展了战役、战术理论。书中记述了孙膑“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擒庞涓的著名战例，论述了“战胜而强立”“富国”而“强兵”的战争观，“制必先定”“赏罚分明”“篡贤取良”的治军思想，及进攻与阵法的运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者
《孙膑兵法》是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过弟子辑录和整理而成。孙膑，中国古代军事家，战国时期齐国阿人，是孙武的后裔。孙膑原名孙宾，字伯灵。因受膑刑，后世以此称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学兵法，后来庞涓做了魏国的将军，因妒忌孙膑的才学，故将孙膑骗至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在齐国使臣的相助下逃到齐国，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赏识，并被推荐给齐威王，任军师。孙膑曾协助田忌打了许多胜仗，公元前353年“围魏救赵”的桂陵战役与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使孙膑“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齐威王死后，齐宣王即位，孙膑隐居至死。今鄄城县宋楼乡孙花园村相传为孙膑隐居著述处，有孙膑墓。今河南淇县、山东蒙阴、莒南县也有孙膑洞。孙膑死后，他的军事思想被收入了《孙膑兵法》一书。
成书与流传
成书年代
关于《孙膑兵法》的成书时代，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应在战国中期。首先，临沂出土的竹简埋葬于汉武帝初期，竹简的书写时间为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孙膑兵法》成书时间应该更早于此。其次，《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和《陈忌问垒》所涉及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等战役的史实均属于战国中期，《孙膑兵法》中反映的“战胜而强立”等思想也是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再次，作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不二》中记载：“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叙述马陵之战后曰：“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指出了《孙膑兵法》的作者和篇数，并称《孙膑兵法》为《齐孙子》。以上文献说明孙膑的兵学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流传，对当时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原本失传
《孙膑兵法》是战国时代兵家的产物。秦汉之际关于《孙膑兵法》的记载，最直接的著录是《史记》和《汉书》。东汉末年曹操注的《孙子》，主要针对的是《孙子兵法》，未涉及孙膑及其兵法，《孙膑兵法》可能在东汉末年已经散佚。《隋书·经籍志》及以后历代公私书目中，再未著录《孙膑兵法》，仅颜师古注《汉书》时，在“齐孙子”条下注有“孙膑”二字。《孙膑兵法》由此失传，唯其作者“孙膑”之名尚有流传。具体失传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
相关争议
到宋代，随着《孙膑兵法》的亡佚以及疑古之风的兴起，关于《孙膑兵法》及孙膑本人都产生了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孙膑与孙武的关系上。宋代的梅尧臣、叶适、陈振孙等都提出过对《孙子兵法》的质疑，为后世将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混为一谈提供了思想素材。历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孙子兵法》“导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他否定了《孙膑兵法》的存在，将孙膑的著述并入到《孙子兵法》。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先秦诸子考辨·孙武辨》中认为：“则《孙子》十三篇，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他推测孙膑就是孙武，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其他诸位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和论断。
出土重现
《孙膑兵法》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直到1972年4月，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同时存在《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内容证明了两个“孙子”的存在，其中一个仕于阖闾，即孙武，另一个仕于齐威王，即孙膑，同时也证明了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存在。自此，关于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争论得以终结，《史记》与《汉书》中孙武与孙膑为两人且各有著述的记载被证明准确无误。
创作背景
军事混战
《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产物。战国时期，各国都欲通过战争的手段吞并他国，频繁的战争成为当时社会的常态。各诸侯国无视周天子的地位，随意扩充军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已经凌驾于天子之上，成为国家实际主权的控制者。战争发生的次数频繁密集，大大小小的战事不计其数，如荀瑶赵毋恤晋阳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乐毅攻齐之战、田单复齐之战、长平之战等。同时，战争的规模庞大，动用的人力众多，持续时间较长。如晋阳之战前后延续三年，燕齐之战前后延续五年多。其中秦赵长平一役，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万人；秦国秦灭楚之战，王翦动用秦军达六十万之多。浓重的战争氛围，堪称战国时期的一大特征。
经济发展
战国时期虽然社会激剧动荡，但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些都为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首先，铁器得到普遍推广，铁农具代替了原来的青铜器而大范围使用。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在耕犁和水利灌溉业的影响下，生产效益突飞猛进，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命脉。各诸侯兼并土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井田制被土地私有制所取代，诸侯国因此也掌握了经济上的优势。其次，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金属制造业、纺织业、制陶业等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吕不韦列传》载吕姓“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铸钱技术的发展和黄金的广泛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政治变革
战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变革的时代。新旧制度更替，新的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势力不断斗争。各诸侯国独立自存，纷纷变法改革以图自强。魏国于公元前445年，任用李悝实施政治改革，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赵国于公元前403年，任公仲主持改革，教化百姓、建立选官制度和改善财政，使得国力增强；楚国楚悼王时期，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韩昭侯于公元前356年，用申不害进行改革；齐威王用邹忌变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进行了两次变法，严刑峻法，奖励农耕，“是变法的集大成者。”经过多次的政治改革，各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等级制度更具韧性，集权政治也更加稳固”。
思想繁荣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智力的较量。各国诸侯出于国家统治和扩大兼并战争的需要，四处寻求不同思想的人才，士大夫走向历史舞台，士阶层开始形成。士阶层的士人由于思想不同、观点不一，逐渐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对整个社会予以改造，促成了诸子百家、学派林立的文化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主要指“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杂家等。在“百家争鸣”时期，兵家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兵家思想也得到了发展。
齐国是中国兵学的发源地，开国之君姜子牙以军事实践为理论基础，成为齐国兵学的创始人。从姜尚到孙武，再到其后的孙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兵学理论。开放兼容、具有民本性特点的齐国文化，为《孙膑兵法》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孙膑的兵学思想传承和发扬了齐国文化。同时，孙膑作为孙武的后裔，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兵学传统，《孙子兵法》对《孙膑兵法》兵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孙膑吸收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某些军事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兵学思想。孙武和孙膑都是齐国兵学的代表性人物，《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都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
该书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其上编篇目依次是：《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强兵》。上编十五篇以问答、“孙子曰”的形式直接反映了孙膑的思想，具体分为以下三种：其一是问答形式，典型的篇目如《威王问》《陈忌问垒》等篇，主要内容是孙膑和齐威王以问答形式讨论军事战争的问题，以第三人称口述；其二是记述性的，典型的篇目是《擒庞涓》篇，在内容上记述了有关孙膑的重要战役；其三是论述性的，如以“孙子曰”为篇首的《八阵》《行篡》《势备》《月战》等篇，直述孙膑论战论兵的内容。
下编十五篇依次是：《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下编各篇没有提到“孙子”，以专题形式进一步扩展了孙膑的思想。这部分内容与上编思想内容一致，有些是对上编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如孙膑在《势备》篇中讲到“变”时，具体解释内容已残缺不可辨，但在下编《积疏》和《奇正》中对“变”进行了详细阐述。
思想
战争观
首先，《孙膑兵法》朴素地认识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它列举说：“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奄反，故周公浅之。”说明自“五方上帝”“三王”以来，就是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争端、维护统治的。因此，针对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竞相争霸的客观实际，它明确主张“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这就是说，军事上没有永久不变的优势可以依赖，这是先王传下来的道理，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国家并使之强大起来。吃了败仗，就会丧失领土而危害国家。
其次，《孙膑兵法》体现了对战争问题的谨慎态度。该书虽然主张以战争方式夺取胜利，但是它也认识到战争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故而它反对“乐战好兵”的轻率行为，指出“夫乐兵者亡”，“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认为必须慎重行事，才不致于兵败国亡，蒙受耻辱。
最后，是强调要有备而战。该书认为：“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如果军事行动不能避免，“不得已而后战”，也要“见胜而战”，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事备而后动”。只有这样，才能“兵有功，主有名”，立于不败之地。
战略思想
“必攻不守”
在《威王问》中有一段田忌与孙膑之间关于何为“兵之急者”的对话，孙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这里，孙膑明确指出赏、罚、权、势、谋、诈六个方面虽然可以“益胜”，但是对于用兵者都不是最紧迫的，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孙膑强调的“必攻不守”，即作战时要以主动、坚决、勇敢的攻击之力量，造成敌人不可守、不能守，使对方处于被动状态，以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坚决打击敌人空虚而要害之处，牵一发而动全局，以此疲惫敌人，化劣为优，夺取战争的胜利。
“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的战争实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实际运用。公元前345年，赵国都城邯郸市被魏军围困，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命田忌、孙膑出兵救赵。孙膑认为要解除魏国对赵国的围困，不要直接与对方交战，而是攻其亢，击其虚。魏国精锐之师均在外作战，其虚弱之处即为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击其虚弱的防守，可陷魏军于不利的境地。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忙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之战，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孙膑将此役的作战艺术概括为“必攻不守”。即用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在调动对方的过程中，创造有利于己的条件，以较少的代价战胜强于己或相当于己的敌人，从而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
“巧在于势”
孙膑主张“巧在于势”，即作战前要注意创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吕氏春秋·不二》评述说：“孙膑贵势。”我们从《孙膑兵法》各篇中可以看到其对“势”的重视，如《见威王》“夫兵者，非士恒势也”，《威王问》“言兵势不穷”。该书认为，“势”的取得，要靠战前充分的谋划和周密的安排，所谓“势备而后动”。而一旦形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就要牢牢把握住主动权，“势者，攻无备，出不意”，因势利导，灵活用兵。
孙膑用弓弩比喻势。势的最大特点是杀伤力巨大，但又出其不意。即“杀人百步之外，不知其所道至”（《势备》）。公元前342年，魏国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先疲后击的策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以坚定与魏作战的决心。接着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齐军再次直趋大梁，但这次在魏境并不与魏军交战，迂回中孙膑用“减灶”法引诱魏军追击，最后在马陵伏击魏军，庞涓在此役中自杀。孙膑诱敌成功，他所造战势对魏军而言异常险峻，这就是“巧在于势”。
战术运用
《孙膑兵法》一书中，谈论各种战术运用的内容占了大量的篇幅，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主要有城市的攻守战术、布阵破阵战术、诱敌歼敌战术等等。而所有这些战术的运用，都是建立在“料敌计险”即对整个战场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在谈到城市的攻守战术时，该书强调进攻要有突然性，要采用“攻兼用行城”“袭国邑以水则”等行之有效的先进战法。它对守城时军事物资的储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
在谈到布阵破阵战术时，该书认为：“陈则知八陈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对于“八阵”的具体运用它也有详细论述：兵力部署上，强调要三分兵力、斗一守二、“一侵”“二收”，每战要用精锐士卒为前锋。在地形利用上，主张要平易地形多用车兵、险要地形多用骑兵、隘塞地形多用弩兵；此外，还要控制有利地形，打击处于不利地形的敌人，即所谓“居生击死”。
在谈到诱敌歼敌战术时，该书的阐述更为系统，《擒庞涓》中详细地介绍了孙膑以一系列高明的战术，诱敌入围，“而禽庞涓”的全过程。在其它篇中也有利用“让威”诱敌误敌，设法“辟而骄之，引而劳之”，诱敌至“隘塞死地”中加以歼灭等论述。
治军思想
孙膑在《兵情》篇中以“人和”思想为前提，揭示了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在治军作战中的内在关系，强调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才能克敌制胜。至于如何密切协同，孙膑在《篡卒篇》讲到“恒胜有五：得主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深刻分析了决定战场胜负的五个因素，在将帅与君主、将帅与士卒及将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提出一些可贵的思想：将领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和支持，具有独立指挥权，就能得胜。将领威望高，能得到士兵拥护，就能得胜。将帅之间同心协力，团结和睦，就能得胜。孙膑的这一用兵之道，充分体现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的思想。孙膑以其自身的实践经验感受到重用民众力量的必要性，“要求卒、将、帅三者的高度统一，协调一致，进一步体现了孙膑的‘人本’‘民本’思想，反映了孙膑在治军作战中科学而辩证的理论。”
影响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虽然已经是残本，和历史所记载的“图四卷八十九篇”相差很多篇章，但是《孙膑兵法》的重现，展现了它在兵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光彩。
首先，它与《孙子兵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是系统总结战役理论与实践的开山之作。《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以实击虚”“以奇用兵”等重要理论原则的基础上系统地发展了战役、战术理论。古人对此评价道：“孙膑贵势”，就是指孙膑兵法的突出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在战场上因时而变的布局。《孙子兵法》中就多次提到“势”这个概念，并揭示了关于势的理论原则。孙膑针对在战场上如何造势、如何驾驭势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战役理论。
其次，它引领了古代兵器时代战略战术变革的方向，对后世战略战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周以前，主要的作战样式是阵战。春秋末期，孙子提出了避实击虚、以奇用兵的作战原则，并把伐兵与攻城作为屈人之兵新的作战样式。孙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野战作战原则，为后来机动战作战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它从中华文化的根上，揭示了军事人才的时代价值，其“人为贵”的科学命题，至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思想均反映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理念。在战国时期战争频发、人才争夺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孙膑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军事人才思想，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极大丰富了古代人文思想的内涵，也是今天军事人才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版本争议
1972年，《孙膑兵法》在临沂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以后，经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沈阳部队注释组、张震泽等文物工作者对竹简本《孙膑兵法》的考据、编排整理和注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录简文三十篇，其中明确有“孙子曰”或“齐威王曰”字样的十五篇合为上编，另外十五篇则合为下编。
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编内容是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过弟子辑录和整理而成，当属原著无疑。但下编内容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张震泽在《孙膑兵法校理》的例言中提出“下编十五篇……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的观点。主要原因是《孙膑兵法》下编内容的样式与上编不同，没有孙膑、田忌、齐威王的问答形式，也没有“孙子曰”字样。负责《孙膑兵法》的汉简整理小组，也同意上述观点。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精装本和单行的《孙膑兵法》精装八开本。这些版本的《孙膑兵法》都删去了原来的下编十五篇，而在上编十五篇的基础上新加入一篇《五教法》，这就形成了《孙膑兵法》十六篇。
对此，有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廖杨膑指出：“仅仅看到上下编体例不同，就轻易地肯定下编非《孙膑兵法》也难免武断之嫌。”“断定下编的内容是否为孙膑或其弟子所写，重要的是应看其论述基本思想是否和上编相同。”陈相灵在《\u003c孙膑兵法\u003e的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中认为，“《孙膑兵法》前十五篇以问答的方式直接反映了孙膑的思想，而后十五篇以专题形式进一步扩展了孙膑思想。这部分内容即使是其弟子所写，因前后思想内容一致，有些甚至是对上编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也是《孙膑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
参考资料
孙膑.临淄区人民政府.2023-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