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

吕大临（约公元1040年-公元1092年），字与叔，世称芸阁先生，祖籍汲郡（今属河南省），后迁居京兆蓝田（今属陕西省），北宋理学家、金石学家。他先后师从张载和二程（程颢、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称蓝田四吕。

吕大临二十岁时登进士第，随后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师从关学创始人张载，成为关学中的中坚人物。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张载去世，吕大临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前往扶沟县从二程问学。次年，他陪同程颐在关中讲学。吕大临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曾通过古今用人对比，建议朝廷改变学制、运用考试选拔人才，以便任用真才实学的人才担任官员。他还曾致书卸任宰相的富弼，批评其佛之举。赵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吕大临以父荫入官，任太学博士，后迁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礼部侍郎范祖禹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未及用而卒。

吕大临通过对张载、程颐思想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自己的理气论、心性论和修养论，其思想兼有关学和洛学的特征，著有《书传》《诗传》《礼记解》《孟子解》《大学解》《中庸解》等。其肩负着兼传关洛二学的使命，是两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宋明理学史上也有着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此外，其在金石学方面也有颇有成就，其所著的《考古图》是中原地区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该书的图文互证的体例具有开创之功，被后世视为古器物图录的典范。北宋湖湘学派奠基者之一胡宏评价曰：吕大临是张载（张载）门人中最像他的。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曰：吕大临的文字高于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

人物生平

吕大临祖籍汲郡（今属河南省），后迁居京兆蓝田（今属陕西省）。其父亲吕蕡成为比部郎中，教子六人，五子登科。吕大临兄弟中，今有史可考的有长兄吕大忠(进伯)、仲兄吕大防(微仲)、三兄吕大均(和叔)，三人及第后皆任职为官。其仲兄吕大防曾位居丞相，为一代名臣。因吕大临以门荫入官，故人们一般认为他“不应举”，但其兄称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学之职者七年而逝”。正因为他既登进士第，却以门荫人官，他人问其故，吕大临答道：“不敢掩祖宗之德。”

吕大临二十岁时登进士第，但此后二十年却没有为官，主要是从张载和程颐问学。吕大临师事张载的时间当在赵顼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至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因这一段时间张载辞官归居横渠村故里，讲学渭河平原，吕大临与其兄吕大均、吕大忠问学于张载，遂成为关学中的为中坚人物。张载曾称赞道：“吕、范过人远矣，吕与叔资美。”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张载去世，两年后，吕大临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前往扶沟县从二程问学。次年，他陪同程颐在关中讲学。吕大临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他曾通过古今用人对比，建议朝廷改变学制、运用考试选拔人才，并任用真才实学的人才担任官员。他还曾致书卸任宰相的富弼，批评其佞佛之举。赵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程颐被召，任崇政殿说书。吕大临在此年也以父荫入官，任太学博士，后迁为秘书省正字。同在京城，吕大临常从程颐问学。程颐在《答昌进伯简三》中称：“与叔每过从，至慰至幸。”元七年（公元1092年），礼部侍郎范祖禹以吕大临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吕大临就去世了。

主要思想

理气论

吕大临认为天下万物由“气”构成，又由“一理”贯穿其中，气是构成万物形体的质料，“理”则是万物得以形成的逻辑根源和存在价值。没有理只有气则物不成其物，没有气只有理则物沦为虚空，所以理气相即不可分离。“理”与“气”共同构成了天下万物，但是“理”和“气”的地位不是同等重要的。理是物存在的前提，较之物，理在逻辑上更有先在性。

天下一气

吕大临继承张载“气本论”思想，并有所创新。他认为，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由气构成的，从这一方面来说，人和万物没有分别，构成完全相同，天下万物都是“我”，所以对于人来讲，天下万物无不爱。生在天地之间的人具有人心同然的理，具有天地之德，因为禀气的多寡而有了强弱昏明之别。气禀多少有别，在理则无别。气是人从天地之所禀，而人禀气的多少存在不同，会导致主体在成性得仁的程度上存在不同。人禀气有多有少、有深有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圣愚之分。因此，吕大临提出了要“致养其气”，养气是达到成性成仁的一个重要条件。养气的功夫决定了守气的多少，君子要成仁成性就要守气禀气。虽然，作为生物之具的“气”是构成万物的质性材料，但是人的生之本性还是由理决定的。理是人生来就有的规律和准则，气则是人之为人的物质材料，虽然人们禀气有别，但就“心之所同然”的“理”而言则是没有区别的。

吕大临认为气分阴分阳，天地的阴阳二气在一柔一刚、屈伸消长之中不断变化运行，此消彼长，生生不息。但不是毫无规律的变化，而是与时偕行、唯时所变。君子能够根据阴阳消长损益的原则加以取舍，做到“惟变所适”。而对于阴阳二气消长的运行，吕大临认为在于“大气”的阖辟变化。阴阳二气此消彼长，互相依赖，不可分离，因此天道得以运行不息。阴阳二气生生不息的运行展现了天道的无限性和永恒性。天道入于地道，表现为万物的刚和柔，入于人道，表现为人伦道德的仁和义。天道、地道、人道虽三而一，从根本上是一体的，都可视为“一”，都有本一的道。阴阳二气的变化并不是重复性的周而复始，而是以新代旧，在这一变化中，阴阳二气也不是一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是阴阳互相转化，互为因果。并且阴阳二气的阖辟变化是不能分开的。

万物一理

在吕大临的思想体系里，“理”有多重内涵。首先，理是一种客观性的自然法则，是条理、规律和必然性。对待任何事物、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超过一定的度，否则就会导致事情的失败、事物的灭亡，事物的生灭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不可妄加造作，君子应该从中体会到条理、规律和必然性，并制定和遵守规则，这样才不会导致事物的衰败，从而使社会秩序井然。

其次，理指的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等伦理道德，理就是“理义”。一方面，理义是人们内心之所同然而建立起来的，是约定俗成，被大家所认可和支持的，另一方面，从外在规范来看，理义又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信条，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忠信、孝悌等伦理规范。人类社会因有理义存在才会有制度性的“礼”的规范和约束，才会有父子、君臣、男女之间的纲常伦理，使得人类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使得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能够做到参赞天地万物。此外，吕大临所指的“理”还是儒家学者的一种坚毅的人格和学术品格。真正的儒家学者能够坚守“义理”，从“义理”中获得坚毅的内在力量、获得自我确认的自信。儒者的自信是基于内在的义理，无论别人了解不了解自己，只要自己能够与先贤圣人的德行相契合；无论境遇好坏、时运如何，自己都能够坚守儒者本心；不管自己的志向能不能实现，都要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能够做到这些，都是基于内心存守“义理”。

最后，“理”指贯通天地之理，是形而上的宇宙本原之理。这里是说世间万物在形状和禀气上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出于一理，因此，人、物之间可以互相感通，但这只是从形式构成上来说明“理”的本原性，“理”的真正内涵是形而上的，是天道、诚体。“理”的实体意义是“诚”，是无论古今一贯如一而不可改变的，“诚”也是“天道”，因此，“理”也是“天道”。“天道”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那么“理”也是世界的本源了，这个“理”也是唯一的，契合古今，具有历时性的终极本源意义。在这里，吕大临赋予了“理”以天理、道体、诚体的内涵，凸显了理的至上性和超越性。

心性论

吕大临认为人人心中都同样具有理义之心，这里的人心指道德所由出的人之本然之心，它内在的包含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规范、道德准则。这里的人心也就是吕大临所说的“本心。吕大临将性与情对比来论述本心，认为本心是情未发之时的本然状态，情则是心已发的结果或状态，本心时刻处于一种无过无不及的中之状态，能够作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与衡量者，由本然之心所出皆是中和状态。“本心”成为后来陆九渊心学的主要观念。

同时，吕大临还认为“赤子之心”就是“本心”“本心即性”，而性又是来源于天道，与天道同一的，如果人能经常保存“赤子之心”，自然便能够顺应义理、合乎中道。但吕大临也指出，人的形体会产生“私意小知”，从而遮蔽本性，因此要通过修养功夫来排除这些“私意小知”，使人性恢复到本来的状态。

在吕大临看来，人先天的性相近，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性不同造成了人的不同。吕大临从人受天之理和“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出发，认为性与天道是一致的，性是天道在人身上的称谓。天道是与天德、理义同一的，因而降在人身上的性也是善的。吕大临认为人性还有“诚”的特点，因为天道具有诚的特质，并且至诚的天道不分时间空间都具有纯一无伪的永恒品质，性与天道为一，所以人性也是至诚的。性虽禀受天道，具有外在的超越性，但内化于人便表现为内在的自觉与自愿的道德规范，即“仁、义、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这就将儒家以仁义为内涵的伦理道德安置于人心、人性之中，为理学的道德性命学说提供了内在基础与终极根据。然性虽受天道，但是却不一定人人都能能持守不偏不倚的中之本然状态，人除了禀受天道之外，还禀气而有自己的形体，因为形体的存在会使人受私意小知的干扰，遮蔽了人性中的天德，从而背离天道。

修养论

知以成性

吕大临继承了张载的为学成圣的路向，又加以补充和发挥。他认为人之为学就在于明白事物和人伦之理从而以德来改变气质，使柔弱、愚昧逐渐变为刚强、明智，这便是改变不美之质从而成性成圣的途径。吕大临的改变气质、学以成圣是从“穷理”开始的。穷理就是要到事事物物上去钻研，最后明白天地、万物、生死幽明、鸟兽鱼鳖、天地山川草木都与我为一，体悟到“天下通一气，万物通一理”。吕大临认为儒家学者只有在学习格物上做出一番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境界。只要坚持长期不断地学习，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即使是天生资质浅愚，也会有所收获，最终得天下之理。

知礼学礼

吕大临继承了张载关学“以礼为教”的主旨，并且非常关注社会礼仪，和其兄在关中制定了民间社会规范《吕姓乡约》，这是中原地区的第一部乡规乡约，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礼”在吕大临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首先，他认为“礼”来源于天理，是义理的自然流露。“礼”的产生既表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又体现了“礼”的产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能人伦定、纲常立，从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其次，吕大临认为礼之本是“敬”，敬以修身为要，要求不论天子还是庶人都要注意以诚敬之心来践行礼。内心“敬”，就会注重言貌，而貌端言正也会使内心自然保持诚敬，内外互相关联，这就是合乎礼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人如此，就会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对礼的诚敬在治理国家中也有重要作用，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继承。最后，吕大临区分了礼之文和礼之义。文是礼的形式，义是礼所内含的义理。礼之文和义分别代表礼的形式和内容，吕大临认为内容与形式相比，内容重于形式。尊礼就是遵循礼的内容，当礼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应该以礼之义（即内容）作为最后的行为判断标准。

克己识仁

在关学时期，吕大临继承了张载性本于天道而与天道为一的观点，并且继承了张载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功夫论，这种现实主义的功夫路径是一种“自明诚”的为学功夫，即通过外在的学习和礼来公司规范自身道德修养，使行为符合“中道”，逐渐达到圣人境界。然而这种为学功夫在面对“成性”“成圣”的至高境界时，又常陷入“防检穷索”的困境，面对吕大临修养功夫中的困境，程颢以“识仁”对其进行点拨。吕大临接受了程“自诚明”的功夫论指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阐发，形成了具有个人理论特点的“克己识仁”。

求其本心

吕大临早年师从张载，在关学阶段，颇受其师知礼功夫的影响，强调通过后天学习和变化气质来达至天道，这种为学路径是以功夫去凑合本体，通过外在的修养达到对本体的认识。但是，吕大临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已经初步形成“大其心”“反求吾心”的直接体认天道的修养功夫，只是尚未成熟，未加以实践。后来在洛学阶段经程“识仁”的点拨以及与程颐对“论中”的辩论，吕大临的为学功夫从外在的防检转向“求其本心”的简易直截式的体验和即功夫即本体的“识仁”，侧重于从人的内在方面出发最终达至圣人境界。并且，这一阶段，吕大临已经能够真做实行，以颜回作为自己立志追求的目标，以“识仁”的功夫来达到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的境界。

人物著作

吕大临的理学著作有《吕氏易章句》一卷、《书传》十三卷、《诗传》《芸阁礼记解》十六卷、《编礼》三卷、《吕与叔论语解》十卷、《孟子讲义》十四卷、《大学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吕姓老子注》二卷、《西铭解》《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一十卷等，以及其记录整理和二程谈话问答记录的《东见录》和《论中书》。金石学著作有《考古图》十卷、《考古图释文》。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现尚存的吕大临的主要著作，经陈俊民先生多年收集、整理，有《吕氏易章句》《礼记解》《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蓝田仪礼说》《蓝田语要》等篇章，其余著作均已失佚。

《考古图》

《考古图》由吕大临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二月所撰，是我国现存最早而系统的古器物图录专著。《考古图》著录当时宫廷和私人所藏古代器物二百四十八件，其中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玉器十三件、石器一件。每件都注明名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大小、容积、重量，并附铭文考释，对出土地点和收藏家可考者，均加说明。体例谨严，有疑则缺。所定器名虽有些错误，但有图在，使后人可依图辨正。

《考古图释文》

《考古图释文》成于元祐年间，收录了五十八件古铜器铭文，共八百二十一字，大多出自《考古图》。字按《广韵》四声编排，每字注有铭文所在的器名、读音、释文等，不识之字则作为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列于书末。《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附于《考古图》《续考古图》之后，均题“宋吕大临撰”。今据容庚《考古图释文述评》考定，《考古图释文》为吕大临所撰；《续考古图》五卷，以陆心源依《啸堂集古录·李序》所云为南宋赵九成所撰。

《论语解》《孟子解》

根据朱彝尊的《经义考》记载：“吕氏大临《论语解》(《宋志》十卷。佚)”，“吕氏大临《孟子讲义》(《宋志》十四卷。佚)”，今陈俊民先生从朱熹编定的《论孟精义》中辑出吕大临的《论语》解说共一百九十五条，辑出吕大临的《孟子》解说共二十六条，分系于《论语》《孟子》各章之下，形成今本《论语解》《孟子解》，由此可见，《论语解》《孟子解》并非吕大临原本之旧。

《东见录》《论中书》

《东见录》记载于《二程遗书》卷二上，卷中已注明为“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虽然其中有二条注为“元丰五年永乐城事”，“此一段非元丰时事，疑后人记”，但主要仍为吕大临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所记的二程语录。《论中书》是由吕大临记录的与程颐之间的谈话问答记录，卢连章先生在《二程学谱》中认为，程颐、吕大临师生之间对“中”这一问题往复讨论的时间应为赵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陈俊民先生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二程集》将此二篇录出，收入《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中庸解》

据朱彝尊的《经义考》记载：“吕氏大临《中庸解》一卷。存。”但又注明道：“疑即《二程全书》中所载本。”而在《二程全书》中收入有《中庸解》一卷，即《河南省程氏经说》卷第八。此《中庸解》未注明何人所著，后经胡宏、朱熹说明与辨析，可确认《中庸解》实为吕大临所著。

《礼记解》

本《郡斋读书志》卷二经部礼类著录《芸阁礼记解》四卷，云：“皇朝吕大临与叔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经部礼类著录为十六卷，题解云：“秘书省正字京兆吕大临与叔撰。案《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礼记·儒行》《深衣》《投壶》八篇。书坊称《芸阁吕氏解》者，即其书也。《续书目》始别载之。”吕大临《礼记解》后世不见著录，清末民初，蓝田学者牛兆濂思复吕氏旧著，据《通志堂经解》本卫《礼记集说》辑出《蓝田吕氏礼记传》十六卷，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雕版于蓝田芸阁学舍，后收入《清麓丛书续编》。陈俊民先生《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也参考牛本有所辑校。

《吕氏易章句》

衢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经部易类著录《吕氏易章句》十卷，云：“皇朝吕大临与叔撰。其解甚略，有统论数篇。”袁本晁志作《芸阁先生易解》一卷，云：“皇朝吕大临与叔撰。有统论数篇，无诠次，未完也。”《易解》为《易章句》别名。清朝纳兰性德据宋朝陈友文《大易集义》和曾穜编撰《大易粹言》二书合辑成《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其义多引吕说。陈俊民先生《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以《通志堂经解》原刊本《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为底本，以《四库全书》重刊本作校本，又据吕祖谦编《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系辞精义》辑出《系辞》以下吕注若干条，成《易章句》辑本，收入《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一书。但从其辑本来看，并没有所谓“统论数篇”，说明辑本较之原书，还是有不少的差异。

影响

理学方面

北宋理学的兴起发展，开始了一个整整影响七八百年的所谓的“理学”时代，吕大临的一生正好与理学的兴起发展同时，甚至可以说是奠基人之一，他先后从学于张载和二程，并且不以功名为务、潜心于为己之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是关学和洛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实际上肩负着兼传张程关洛二学的使命，其思想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作为张载关学弟子，吕大临不仅是张载关学弟子中的最为杰出者，而且还是张载关学弟子中唯一有著作传世者，通过吕大临这些传世的作品，则可以使人对张载著述中那些艰涩难懂令人见仁见智的文字有一恰当的把握；作为二程门人，吕大临不仅是程门举足轻重的“四先生”之一，而且他那些或撰或录于洛学阶段的《中庸解》《东见录》《识仁篇》《《论中书》《克已铭》等则更不容轻忽，因为这些篇目既记录着“志于道者”的吕大临的所学、所思、所疑、所惑以及二程对他的“当机指点”，同时也记载着他躬身践履验之身心后的会心之得，故他的问题、他的困惑、他的省思与心得以及二程对他的指点在长达六百年的宋明理学时期一直备受理学家们的关注，发生在宋明时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争论几乎都摆脱不了与这些篇目的牵连。

吕大临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为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朱熹对吕大临的理学著述进行了详细的研读，特别是《中庸解》，其中多有推崇或批评之处，他吸收了吕大临思想中的理学部分，发展成后来的“格物致知”“变化气质”的功夫论。吕大临的理学思想对陆九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吕氏的本心思想在陆九渊处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使其成为心学的创始人。

金石学方面

吕大临的《考古图》体现了宋人在金石学、历史学和图学等领域的成就，是了解宋朝青铜器收藏的一本重要的书籍材料，也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它的图文互证的体例具有开创之功，被后世视为古器物图录的典范，从古至今大量的古器物图录都沿用此体例。他编《考古图》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青铜器，并临摹其铭文，写出其释文，并且加以考证，开启了青铜器铭文的初期研究。后来出现专录铭文的《啸堂集古录》《考古释文图》等都对铭文进行了考释，并用古器物的铭文证经辨史，为铭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同时，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对不同的器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考证，并对器物时期进作出准确判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对后世的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有着至深的影响，断代的准确性是被作为史料的先决条件，吕大临在编纂图录时，注重收录了古器物断代而需要的几个要素，为后世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人物评价

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张子语录·语录下》评价：吕大临天资聪颖，时常有独立见解，有时未免偏隘。

北宋哲学家程颐评价：吕大临固守张载传授的知识，只要是张载曾经说过的观点，吕大临就固守不变；张载没说过的，他才听从程颐说的。

北宋湖湘学派奠基者之一胡宏在《题吕与叔中庸解》 中评价：吕大临是横渠先生（张载）门人中最像他的。

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吕大临的文字高于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

考古学之父李济评价：《考古图》的出版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件大事。

人物关系

亲属

师承

张载

张载（公元1020年-公元1077年），字子厚，凤翔县（今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青年时喜论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讲学渭河平原，故其学派称为“关学”。张载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指出气“一物两体”，在太和之气的统一体内，存在对立面的矛盾，为物质世界变化运动的内在原因；提出两种变化形式的学说，称事物的显著变化为“变”，称事物逐渐的变化为“化”；注重感官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耳目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把人的认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强调人的知识来源于客观事物，但又承认有先验的“天德良知”；在人性学说上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对立命题，主张通过后天努力，返回到纯善的天地之性；主张“情”“性”统一，这一观点同程朱学派把“情欲”与“天理”绝对对立的观点有本质区别；还发挥了儒家传统的仁孝道德观念，并将它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结合，提出“民胞物与”的兼爱思想。张载的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其人性论思想为程朱学派所继承和发挥，其气一元论思想为明清之际王夫之所继承和发挥。有《正蒙》《经学理》《易说》等编入《张子全书》。中华书局于1978年出版《张载集》。

程颐

程颐（公元1033年-公元1107年），字正叔，洛阳市（今属河南）人，人称伊川先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宗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达三十余年，与兄程颢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基人，世称“二程”。他在哲学上以“理”为最高范畴，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上提出先天的“气禀”决定人的智愚；主张通过反躬内求，以“酒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悟得“天理”，获得知识；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而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其格物穷理受禅宗思想影响，主张“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在伦理观上，认为阶级之尊卑，长幼之上下的矛盾双方不能转化；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即理也”，认为人本性所禀受的是理，性无不善，人之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主张严辨义利、理欲之分；竭力为封建名教纲常辩护，认为寡妇再嫁是大逆不道；在美学思想上将文与道相对立，提出“文以害道”的观点，把文学活动的审美愉悦，视为妨碍对“道”的追求。程颐与其兄程颢的学说，后为南宋朱嘉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他与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

同门

游酢

游酢（公元1053年-公元1123年），字定夫，建州建阳（今属福建省）人，学者称麃山先生，北宋学者。他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颢、颐）门四大弟子，元丰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知汉阳军及和、舒、等州。其从学二程，又“从诸禅游”，推崇禅学，认为只有亲自读过佛书方能辨儒、佛的同异。著有《易说》《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鷹山集》。

杨时

杨时（公元1053年-公元1135），字中立，南平市将乐（今属福建）人，学者称龟山先生，北宋学者。他曾知浏阳市、杭州市，后历任秘书郎、著作郎、徽阁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等职，晚年隐居龟山。他学于程颢、程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为抵制王安石之学的影响，著《三经之辩》。他在哲学上提出“合内外之道”，即以主观（内）融合客观（外）的方法，其思想接近程颢，故有“明道喜龟山”之语；认为对“至道”或“天理”只能从内心体认；用“仁”“义”道德概念来解释“理一分殊”，认为“理一分殊”即“仁之至，义之至也”；在人性问题上，基本承继二程的观点，以为人的本性至善，是天理的体现，主张“存天理、去胜心”，要求以天理规范人的行为；认为唯有在“理”（封建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著有《龟山文集》。

谢良佐

谢良佐（公元1050年-公元1103），字显道，上蔡县（今属河南）人，学者称上蔡先生，北宋学者。他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颢、颐）门四大弟子，曾为京官，召对旨，不久坐口语忌讳，下狱废为民。谢良佐提出心为天之理，乃开陆九渊心学的先声；为学“主敬”，要求用“礼”作为约束思想言行的规矩。他承继二程“天下只有一个理”的说法，认为“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试图通过穷理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在理欲观上，提出“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要求人们的思想完全符合封建主义原则。著有《论语说》《上蔡语录》。

后世纪念

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位于蓝田县三里镇五里头村，墓园营造于赵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使用至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墓园内有家庙、神道、石刻、兆沟等完整墓园配置，北部是家族墓地。墓园形制呈东北地区高西南低、东北宽西南窄“倒置酒瓶”状，入口开于西南端，周围环绕兆沟。家庙位于墓园入口之北，属吕氏族人祭祀场所，始建于墓园落成之时，延续使用时间长达近千年。神道是连接家庙与墓葬群的唯一通道，居于墓园中轴线中部，道旁两侧排列石象生。墓地位于墓园北部正中，墓葬自南向北横向分为4排，辈份明确、长幼有秩，形制多样，共埋葬吕氏嫡系家族成员5代人29座墓。遗址及墓葬中共计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组），其中墓葬发掘出土的随葬品774件（组），被盗收缴文物93件（组），以瓷器、铜器、石器为主。2013年3月，蓝田吕氏家族墓地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吕氏家族墓地.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2024-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