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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

杨时

杨时（1053年-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先生，世称“杨龟山”，南剑州将乐县（今属福建省）人，祖籍华州华阴（今属陕西省），宋代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其开创道南学派（又称龟山学派），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其又以道学闻名，时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

杨时8岁能作文章，被誉为“神童”。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中进士第，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求学于程颢，辞别时，程颢说：“吾道南矣”。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杨时向程颐问学《春秋》《史记》等经史之学，两人在讨论张载的《西铭》时，提出了“理一分殊”之说，后与游酢拜访程颐而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前后数年，创建东林书院，弘扬二程学说。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历任长汀古城司户参军、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在地方任职时，杨时施行仁政，有浏阳赈灾、余杭护湖、萧山筑湖等举措。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面对金朝犯宋，杨时力主抗金，就“边事”“盗贼”“择将”“军制”等十事建言。绍兴市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日，杨时逝世，南宋朝廷赠左大中大夫，谥号“文靖”。元代加封太师，追封吴国公，明代时获封将乐伯。

杨时在哲学上主张体验未发、反身而诚等思想，提倡“格物所以致知”和“以诚意为主”；在教育上提倡学习的目的是求仁和学圣人；在诗歌上主张有教化功能，诗的作用是言志或缘情，应表达出温柔敦厚、思无邪的情感。学者罗从彦、陈渊、张九成等是杨时学生，朱熹是其三传弟子。杨时的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又对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陆九渊、吴澄、陈献章等学者都深受杨时思想的影响。其著述颇多，有《杨龟山先生文集》传世。朱熹对其评价曰：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杨时出生于南剑州将乐县（现福建省将乐县）北郊龟山。祖上为蜀人，辗转迁至将乐。杨时初字行可，后改字中立。3岁时，生母陈氏病故。被舅舅陈京接至将乐县蛟湖村抚养，6岁返家。7岁入将乐县西斋私塾读书。8岁能作文章，且可与人和诗对句，即席赋诗，被誉为“神童”。9岁，到含云寺经斋读书，开始攻读《书》《诗》《礼》《易》《乐》《春秋》和《史记》等经史之学，并从含云寺主持庆真禅师处得授佛经。15岁时，到邵武军（现福建省邵武市）游学，初涉《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杨时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补为太学生，深造数月后返乡，回含云寺继续耕读。次年作《礼记解义》。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24岁的杨时得中进士，次年被授职为长汀古城司户参军。杨时称病未去就任，回家潜心读书，期间作《列子解》。

拜师程颢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被授职为徐州府司法。同年，他拜访了太学录游酢，并在后者的引见下，到颖昌以师礼拜见程，问学孔孟之道。杨时勤思笃学，程颢称赞他：“杨君最会得容易。”同年冬，杨时归家，程颢率游酢等弟子为其送行。杨时走后，程颢对众人说：“吾道南矣。”其后2年，杨时两次写信给程颢，讨教《春秋》，并作《庄子解》。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程颢病逝，杨时作《哀辞》悼念，并于卧室内设灵位。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有《与吴国华往复书论王氏学》，对王安石的学说提出驳斥：“王金陵（王安石）力学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说眩瞀学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

拜师程颐

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杨时赴调南康郡司法，同年作《求仁斋记》。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父杨去世，杨时解官居制，于次年作《父埴行述》。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作《杨道真君洞记》。任职虔州司法期间，有疑难案件，众官员不能决断，杨时皆能快速审结。与郡中武将议事，都能刚正不屈，不畏威势。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迁瀛州防御推官，复授知潭州浏阳县事。同年五月十九日，杨时前往洛阳，以师礼见程颐，问学《春秋》《史记》等经史之学，得程颐悉心教诲。杨时认为张载的《西铭》一书的义理说混同了兼爱说（墨子学说），向程颐提出疑问。程颐以《答杨时论西铭书》，阐述了“理一分殊”之理，为杨时解惑。同年冬，杨时与游酢找程颐请教学问，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地方为官

浏阳赈灾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杨时任浏阳知县。当年浏阳遭受旱灾，稻谷欠收，民众难以生计。杨时作《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上报浏阳县灾情，另外，杨时开放官仓放粮3000余石，还向寺庙，官差、富户请捐米粮以济灾民。在他的操持下，灾民渡过了危机。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浏阳遭受水灾，杨时上《与州牧书乞米赈饥》，禀报浏阳受灾情况，并要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的税赋。任职浏阳知县期间。作《与游定夫书》《与顺昌令俞仲宽书》《寄仲宽子彦修论学书》《石刻图记》《周易解义》等。

余杭护湖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作《勉学歌示诸生》。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赴任荆州区府学教授。次年作《孟子义序》。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转任余杭县令。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权臣蔡京母亲去世，蔡京听信卜卦者之言，计划葬母于余杭县。蔡京除了要大兴土木建造坟墓，还要在墓地附近挖地筑塘，并掘开南湖而引水入塘，为墓地壮色。蔡京假托便民之名，将挖地筑塘之事交付给余杭县办理。杨时时任杭州市县令，他踏查蔡京所选地址，发现建造该墓地将损害良田500余顷。同时，他就蔡京葬母之事垂询地方父老，有数百乡民皆状告蔡京占地之举。杨时遂修书上报，并附上民间诉状。杨时文书及民间诉状最后转交到蔡京手里，蔡京无可奈何，只得另选他地葬母。

萧山筑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四月，杨时赴任萧山区县令。当地正发生旱灾，民生凋敝。到任后，杨时走访了崇化、昭明、来苏、安养、许贤等地，体察当地风土人情。杨时发现萧山区县城西侧原有一个叫做湘湖的水泊，因年久淤塞，湮淤成洼地。当地乡老一直想在湘湖原址筑湖，以抗附近九乡之旱，但筑湖方案一直未能实施。杨时遂向民间征集抗旱之策，呈交的意见多是筑湖抗旱。因湘湖原址有低洼地农田，所以筑湖方案遭到了一定的反对。杨时邀集士绅，力陈筑湖利弊。筑湖虽损毁易涝田地3万余亩，却可灌溉萧山九乡14.68万亩良田，不虞旱灾之苦，而且改田为湖可以发展渔业。统一意见后，杨时一方面向朝廷申请资金，一方面向萧山区百姓募集资金。同年八月，筑湖工程开工。次年，3.7万余亩的湘湖修筑完成。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萧山遇干旱，得湘湖水灌溉，萧山区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大丰收。

东林讲学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杨时在江苏无锡城东创建东林书院，弘扬二程学说。据《严氏旧志》记载，东林书院的名称或是取自于庐山东林寺，杨时游览江西庐山，喜爱东林盛景，甚至还作诗《东林道上漫步》。同年，罗从彦从福建延平徒步找杨时求教。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六月，杨时差提点均州明道观。同年，作《中庸解义》《中庸义序》《较正伊川易传后序》《答邵康节论先天图》《易学》《问邹侍郎朝廷国事如何书》《题肖欲仁大学篇》等书。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杨时就任提点均州明道观。在这前后的十余年里，杨时居住于陵，经常往来于毘陵与梁溪区之间，在当地的东林书院讲学。各地的士人不远千里到杨时门下游学，都称其为龟山先生。杨时在州县任职多年，推行仁政，并不追求升官进爵，其德望远播，竟至高丽。

建言献策

中和政事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使者路允迪出使高丽，高丽国君询问龟山先生（杨时）的情况。路允迪回朝后将情况禀报给宋徽宗。朝廷宣召杨时赴都堂审察，杨时以病推辞。次年，召杨时为秘书郎。觐见赵时，杨时以中庸之道进言，称自熙宁年间开始，王安石推行新政，变祖宗之法。到了广州元佑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时期，又废除了王安石新政，恢复祖宗之法。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再废除元佑时期的政策。朝中大臣分为两派而相互攻讦，朝政纷乱。杨时建言以是否适宜而修正祖宗之法；不再追究熙宁、元佑等时期的党争，使朝廷政事以中和为主。

居安思危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三月，杨时上书建言，就“慎令”“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等十事提供意见，大略可归纳为两点：一在减轻人民负担；一在筹备边防。在边事问题上，杨时将驻守在燕云地区的军队撤回内地，以节省转运粮饷的烦劳，招募边境民众为弓弩手以削弱常胜军的气焰。杨时还认为，北宋都城开封镇位于平原之地，周边没有险要山河作为守卫屏障，一旦有变乱，都城就会危险。杨时的建言没有得到采纳。另外，杨时还请求修撰《宣和会计录》，调查天下财务收支情况，得到宋徽宗采纳。

御敌除弊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杨时升任迩英殿说书。同年八月，御赐祭器、谱牒、金盆花。同年十一月，金朝南下，由平州出发，占檀州、蓟州等地。十二月，金人逼近开封市，杨时再次献言，上陈“御敌”“除弊”之策。杨时认为，国家如同已经着火的积薪，形势危急，应表现出奋勇决战之姿，震慑金人；若表现出畏惧懦弱，那么国家就完了。他还以西汉汲黯举例，汲黯在朝时正气凛然，刘安就不敢叛乱，到公孙弘执政时，刘安就开始轻视朝廷并最终叛乱。如果金人轻视北宋，朝廷就危险了。在“御敌”上，杨时建议在要害地区布设重兵，金人攻到开封市附近，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同时，边军施行坚壁清野战术，不与金朝交战。使金人受困于宋地。若金人攻城，则以援军袭扰，再以守军夹击，定可击败金人。在“除弊”上，杨时认为除弊可以收复人心，其举措有三：免除民间徭役；免除西部地区的苛捐杂税；免去东南地区的花石镇纲（宋徽宗爱好花石，蔡京便特地从钱塘江采花石进贡，号称“花石纲”）。

力主抗金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围攻开封市时，各地勤王军队赶赴京师，却因互不统属而无法统一作战。杨时以唐安史之乱为例上奏，称李光弼、郭子仪善于用兵，却因无法统一调度军队而遭败绩，建言设最高统帅以调度军队抵御金人。另外，童贯（太监）身为军队统帅却面对金人不战而逃，将领何方平、何灌纷纷效仿，致战场形势糜烂。应将这些人全部诛杀，以明正典刑。且此时仍以太监主持都城防务，应引以为鉴。同年二月，升杨时为谏议大夫兼侍讲。七月，钦宗赵恒下诏诛杀童贯。

献策举贤

靖康之变元年，金人围攻开封无果而撤军，有朝臣建议割让河朔三镇以向金人求和。杨时认为河朔三镇为要害之地，一旦割让给金人，再无战略屏障，金人骑兵可以直捣宋国腹地。不数日即可直抵开封。而且，河朔三镇军民正全力抵抗金人，朝廷可出兵追击，与河朔军民一起对金人形成夹击之势。在举贤方面，杨时向赵恒推荐种师道、刘光世等名将。奏疏呈上后，赵恒出兵。面对朝廷中的议和派，杨时再次上疏，称金人在磁州、相模国等地为恶，宋金两国和约的墨迹未干，金人就开始违约，宋国即便遵守和议内容，也毫无意义。而且金人大军远征，侵犯宋国都城，这是军事冒险主义。金人看见宋国勤王军队四面云集而恐惧撤兵，并不是出于仁慈之念。宋朝如果将割让河朔三镇给金人，就是资助盗贼而攻打自己。而且朝廷派肃王与金人议和反被金人将肃王掳走，此事就是金人破坏和约的明证，朝廷可就此责难金人，并提出迎请肃王归国。同年三月，赵恒令种师道、种师中、姚古等人支援河朔三镇，固守城池，以抗金兵。姚古拥兵不进，杨时2次上疏奏请将姚古斩首，以严肃军纪，提拔符合条件的副将取而代之。未获批复。九月，太原古县城陷落。

梳理政事

金人进犯开封市时，兵部侍郎李纲力主抗金，并取得了都城防御战的胜利。金人退却后，朝廷革去李纲的职务。朝廷的旨意引发反弹，太学生纷纷向钦宗上书，请求挽留李纲与种师道，数十万军民聚集在宫门外请愿。朝廷欲加以镇压。大臣吴敏推荐由杨时主管太学，觐见钦宗时，杨时表示，太学生上书是忠诚于国家的表现，没有其他企图，朝廷只需委派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长官，就一定能很快平息。钦宗认为杨时是最佳人选，遂让其兼任国子祭酒。杨时出面止息学生骚乱。他上疏表示，三省乃是国家政务核心机关，六部分头治理各项事务，各有分管。现在却另外选派官员，统属各项事务，这些新进少年未必便比六部尚书、侍郎更胜任。

批判王安石

靖康之变元年（公元1126年），杨时升为著作郎，他上疏表示，蔡京执掌朝政20多年，对国家社稷造成很大危害。现在对其治罪，大家却不明白其罪的根由。究其根本，实乃蔡京以继承赵顼遗志为名，任用提拔王安石的职位为自己谋利，推动王安石死后配享揭阳学宫。而国家遭受的灾祸，王安石才是祸首。王安石以管仲、商鞅的法家主张，假托六经为名而变祖宗之法。司马光当初已经预料了变法的危害，如今皆已应验。王安石学说败坏人心，惑人耳目，如当初神宗皇帝意欲节俭而停建休闲用的露台，王安石以神宗若能行使尧、舜之道治理国家，“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而且节俭惜财也不是治国的根本道理。杨时认为尧、舜生活简朴，王安石所说的“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不是尧、舜之道。另外，王安石在注释《诗经》时说，也曲解《诗经》本义，称只要继承道义发展，虽然会征发徭役，也只能说是安泰而算不得骄慢，在统御万物时，花费巨大也算不得奢侈。所以王征敛花石纲，竭天下之财，号称供奉皇帝，都是始自于王安石。蔡京等人挥霍钱财，以奢靡为能事，也是王安石学说的害处。杨时奏疏呈上之后，王安石在孔子庙廷由“配享”降为“从祀”。

王安石学说已绵延已久，士人学其《三经新义》而参加科举考试。不能接受王安石学说被定性为邪说，纷纷抗议，谏官冯澥上疏攻击杨时。朝廷下诏免除所有争论者的职务，杨时被免去国子祭酒职务。同年，杨时四次上章请求解除谏官之职，被委任为给事中，推辞不受而请求退休。于是委任为徽阁直学士、提举嵩山浦头大庙。杨时推辞徽猷阁直学士的任命，被改封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嵩山崇福宫。告辞之日，杨时再次上书请求朝廷注重挑选将领、训练军队，积极加强战备。

告老还乡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高宗继位。杨时上疏请求废止茶、盐二法，并力言不可割地。次年，杨时被任命为工部侍郎。觐见高宗时进言，圣贤之君都重视学习的道理，被授任兼侍读。杨时还请求修撰《建炎会计录》，抚恤各地勤王的军队，宽厚对待进言者。不久，杨时请求外放，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杨时已经78岁，他奏请告老还乡，得到批准，遂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致仕前，欲赐白银和官绢，杨时推辞并请求恩惠八闽之地“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

寿终正寝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后，杨时悠哉于山水之间，又著书讲学。先后作《答胡给事问政事先后缓急书》《三经义辨》《日录记》《王氏字说辨》《与胡文定公往复书》《论春秋义》《浦城县学重修文宣王殿记》《与忠定公李纲论性善之旨》等文章。绍兴市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日，杨时寿终正寝。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州水南之原（将乐县县水南乌石山）。赵构皇帝赐杨时“左太中大夫”，又赐“太师大中大夫”，谥号“文靖”。

身后祭祀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杨时被追封为吴国公。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八月，南宋朝廷降旨在将乐县北封山之龟山脚下建“龟山书院”，赵禥御笔赐匾额“龟山书院”，将乐县知县黄去疾主建“龟山桥”。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元朝廷加赠杨时为太师，追封为吴国公。明洪武（公元1380年）十三年，朱元璋敕将乐县知县，重修“龟山书院。成化元年（公元1367年），明朝廷敕在延平龙山建“道南祠”像祀杨时。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孝宗朱佑堂追封杨时为将乐伯，请杨时从祀曲阜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皇帝御笔题“程氏正宗”赐于将乐龟山书院。

人物思想

哲学

天道思想

杨时继承了程颢的天道思想，又吸纳了张载的见解。他认为，崔俞娜是一元之气的运行，后者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升降浮沉，作无休止的动静循环，聚合离散，变化无端。聚合时，就形成物体，离散时，就是物品消亡，归于无形。一元之气是宇宙的本体，而万物的创生与凋亡，则是本体的具现的形象。形象千变万化，而本体不变。当它聚而成形，本体并无增加；当它散而消亡，本体也无减损。杨时用冰与水来比喻这个道理。气聚成形，好比水凝成冰；气散而亡，好比冰溶为水。冰与水，形态不同，而质量并无增减。人类也如同其他万物一般，生死就是这一元之气的的聚合离散。另外，所谓的五常，既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夫妇之道、朋友之道。以及个人的耳听目视、昼出夜息、饥食渴饮，也都是道。道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的方方面面中。

论性

告子提出的“生之谓性”，程颢认为，宇宙间有创生万物的“真几”，或叫“生德”。在个体形成之时，由创造道德的生德内具于个体之内，赋予个体以“性”。杨时接纳了程颢的见解，他认为，创造道德的生德是粹然至善的，所以个体的“性”也是粹然至善的，这种性叫“本然之性”。针对人性是粹然至善的，而世间人性又有种种不善，杨时吸收了张载的观点后给出了“气质之性”的解释。个体的形成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有清浊之分。由气聚合的个体遂有清浊、厚薄、缓急、刚柔的颜色，这就是所谓的“气禀”。气禀的颜色混杂于性上，与性一起呈现，就是气质之性。气禀最清的便是圣人，气禀最浊的就是恶人。

理一分殊

杨时研究张载著作《西铭》时，发现张载以“人和万物都是气的聚合”的观点为基础，进而提出，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杨时认为张载的学说杂了墨家的兼爱论，并向程颐提出了疑问。程颐以《答杨时论西铭书》，阐述了“理一分殊”之理。程颐认为，张载不主张兼爱，这里只是“理一分殊“。程颐从伦理上阐述了“理一分殊”思想，即理是一个，比如都是忠孝仁义，但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只能执行各自的职能，如作为臣子应当尽忠，作为儿子应当尽孝等。

杨时突破了程颐的“理一分殊”道德范围局限，进而提出的“天下之物，理一分殊”，将“理一分殊”推广到天下之物。他在对“理一分殊”阐述时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以仁与义诠释了“理一”与“分殊”，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引发了杨时进一步从本体论角度推阐了“理一分殊”思想。另外，杨时对其门人说：“河南省先生言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其所施不能无差等，或日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未尝离体也。”杨时认为理是“仁之至，义之尽”，又分别处在各个具体方面，具体地解决了理一和分殊的问题。从而将儒家的仁义道德同体用结合起来，把仁义道德抬到本体论的高度，将儒家伦理观同哲学本体论统一起来。

反身而诚

杨时解义《中庸》，提出“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而格物在反身而诚。他强调格物作为道德修养和实践的意义，主张把反身而诚作为格物的主要方式。杨时认为：“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远矣。”所谓“形色具于吾身者”是指耳目口鼻等各种人体组织器官，杨时认为这些器官都是“物”，这些物各有应当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格物不是格尽世间万物，而是要格自身之“物”；穷理不是全面了解万物之理，而是要通晓自身之“物”所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因而，杨时认为，格物主要是在自己身上格物。弄清耳目口鼻四肢活动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样的格物就是反身、反求。通晓了自身的理，就得到了天下的理。得到天下的理，就可以知悉天下万物。杨时格物思想内容丰富，其“格物所以致知”的思想被朱熹延续后发展，“以诚意为主”的思想为王守仁所赞同。

体验未发

程颐与其门人讨论过《中庸》说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问题。杨时认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中”，与《尚书·大禹谟》说的“道心惟微、允执厥中”的“中”同义，两者都是指道心。道心惟微是指道心精微隐蔽，人很难由认识去理解领会，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验道心。所以杨时说：“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道心）之义自见。”即体验者超脱于自身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之外，尽力平复自身的情绪，籍此体验思维和情感归于宁静时的内心状态。由此，人即可体验到道心。保持道心，人就能实现一个道德境界。另外，杨时认为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形容和描述“道”，因而对道的把握必须超越语言和物象，即超言绝象。把握道的方法应是在静中从容体验、诉诸内心直观。

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诚明关系

杨时著《三经义辨》《王氏字说辨》二书，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以及王氏新学进行批判。王安石在论述诚明关系时提出：“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明者，性之所有也。”即王安石认为明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利欲之心的阻碍遮盖了明，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先王之道解除心蔽，并达到明，而不以外物羁绊其心就是诚。杨时批评王安石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对诚的阐释太片面了，不能概括诚的含义。杨时提出，诚既是天道，又是人道，二者统一于诚。对于明，杨时认为知义为明，不知义为不明，人类通过格物而致知进而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就会知义，知义则明。而王安石所提出的明，既不知义，也不是由格物而至，之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阐释，是因为王安石不知天道。

天道和人道

王安石认为，天道远而尊贵，人道近而亲，二者各自为道。杨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认为道无天人之别，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天道和人道是统一的。王安石不知道，所以才会将天道和人道割裂开来。王安石认为，帝王以功名爵禄驾驭群众并统治国家，天下必有淡薄功名爵禄的人，这样的人无法用功名爵禄来役使。杨时认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五常是道，五伦是道的根本。五伦之间各尽其道，天下都是这样，统治国家不必以用功名爵禄。故学问教育应在于倡导人伦，人伦是人们天生背负的义务。最大的人伦是君臣，为臣尽臣道，人臣忠君乃天道事理，是臣子应尽的本分和义务，而不能考虑功名爵禄。王安石将天道与人道分开，是在根本上否定了臣子对君主应尽的义务，所以是不懂得君臣之义。

性情观

王安石主张“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即天赋予我的叫作命，命体现在我身上叫作性。他将性割裂为命、性、情，并认为性是天生的，存在于内心，没有善恶的区分；情外显于言行举止，来后天学习得来的，有善恶的分别。性是情的本质和根源，情是性的作用和表现。杨时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对王安石的性情观提出批评。他认为，天命与性、道是一体的，实际上就是天理。是不可分割的。王安石将天命与性分开的说法是错误的，后者没有看到天命、性、天理三者为名异而实同的关系，将本属一体的性割裂为命、性、情，该观点是违背孟子的性善论的，是错误的。

合内外之道

杨时在程颢“诚者合内外之道”、程颐“物我一理”的基础上提出：“某以为诚者，合内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即“诚”是合内外之道的桥梁，在成己的同时，也是成物。他以《大学古本》的“正心诚意”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正心诚意而达修身，再达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合内外之道，内是诚意，而外推至平天下。同时，杨时还认为，仅凭诚意不足以平天下。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是由格物推导而出。如果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的典章制度都是废纸了。杨时又结合《大学》的格物致知，对“合内外之道”进行阐释。在杨时看来，学的过程也是一个致知的过程，致知的方法就是格物，格物的方法就是反身而诚。认识到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贯穿其中，再通过反身而诚从自我身上发现“理”，再以“理”掌握认识万物，从而物我为一。自古圣人之所以能由诚意正心而至于平天下，就在于圣人把握了贯穿其中的“理一”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故而能“合内外之道”。

教育

学至圣人

杨时认为，学习的目的有二，一个是学圣人，一个是求仁。仁是完全的道德，求仁并得到仁，就是圣人了。这两个学习的目的可以统一成一个教育目标，就是学至圣人。他说：“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他以颜回为例：“颜子所学，学舜而已。”杨时还强调了学习目的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他表示，不树立“学至圣人”的目标，就不可能奋发图强而有所成就。在主张“学至圣人”的同时，杨时反对佛老之说。他认为，“佛之为中国害久矣！”“废人伦，逆天理，非所以为道也，视其为‘异端’。”

身体心验

杨时认为，学习经典时不要为表面文字所惑，而要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双重”验证，使其达于统一，进而达到合内外于一体。在认识的次序方面，杨时认为“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所谓止者，乃其至处也。”即“致知—格物—知至—知止”是认识事物之理的前进路径。所谓“致知”就是要明白道之内涵及行道之策，去体悟万物与人心之理皆为同理。所谓的“格物”主要是以人心之理与万物之则相印证。在对待学与思的关系上，杨时认为应以“四书”“六经”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但“学”不可只停留于文字之表，而应着意于其义理，把握其内含之道，精思、力行“六经”所载之道，而不着力于文字之表，这样才能真正知道“圣人之所以学”。另外，杨时提倡学习应“博学反约”，既要对诸子百家之书烂熟于胸，又要探究古人所谓“卓约者”而守之。即知识积累要广博，但也要理解其要义。

诗学

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体验都能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杨时认为，作家需要正心诚意，诚意是指不为外物所诱惑或个人利害关系所影响，从而洞明性理。诚意是正心的前提，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有了正心诚意，作家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情实感，立意宏大高远的作品。同时，作家要以直养气并形成有温柔敦厚之气。诚心而无伪，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私就是直。人由一元之气聚合而成，因所受的气不同，所以有刚柔、缓急、昏明等不同气质，作家要养成温柔敦厚（颜色温润、情性柔和、质朴无华、品德淳厚）之气。杨时强调以直养气，认为从小教育孩子不得欺诳就是养直。正心诚意和以直养气体现在行动举止上就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的特征是灭人欲，消除代表私欲的胜心。表现为作家要深入自然生活现象，从中感悟道理，积累创作的现实素材；在创作心态上，作家要抛弃个人的私欲；在语言运用上，应以浅近的语言描述平常事，表达出天理。

杨时认为，诗歌的作用是言志或缘情，表达出温柔敦厚、思无邪的情感，其情感应符合中庸之道，不能偏激。同时，诗歌有教化功能。如杨时在《田曹吴公文集序》中言：“其辞直而文，质而不俚，优游自适，有高人逸士之气。故其流风余韵，足以遗其子孙，化其乡人，皆可见也。”

个人作品

龟山先生集

后人把杨时的奏折、信件、序跋、诗文、语录，汇集成《杨龟山先生全集》，共四十二卷，计上书、奏状、表、札子、经筵讲义、经解、史论、答问、策问、启、记、序、题跋、杂著、哀辞祭文、状述各一卷，语录四卷，辨二卷，书七卷，志铭八卷，诗五卷，现传于世。

著作

家训

杨时修订了《弘农杨氏家谱》，定下十条家训：一训父慈，二训子孝，三训臣忠，四训夫义，五训妇从，六训友恭，七训敬长，八训择友，九训睦族，十训和邻。”

家庭成员

传承

师承

杨时幼时，吕振羽县城内西斋的杨希旦学习；青年时，得含云寺住持庆真禅师的指教；年二十九，以师礼见程颢于颖昌；年四十，又见程颐于洛。

程颢

程颢（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北宋理学家、教育家，被学者尊称为“明道先生”。他出生于洛阳市，是北宋“洛学”代表人物之一。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程颢考取进士，后历任鄠邑区主簿、上元县主簿、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市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与其弟程颐被共称为二程。程颢主张“明心见性”，重视“气”，为学“力行”。他所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遗书》《文集》《解说》等，皆收入《二程全书》，教授出谢良佐、杨时等学生。

程颐

程颐(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阳市人，因居临伊川县，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被为二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程颐出生于黄州黄陂区县草庙巷（现湖北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十四五岁时与兄长程颢拜周敦颐为师。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被授予学职。后得司马光举荐，入仕担任侍讲，宣扬洛学。因与苏轼为首的蜀党发生洛蜀党争，被贬至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又在钩深堂讲学著述，完成《周易程氏传》四卷。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被判为元祐奸党，著作亦被焚毁。程颐主张天地亦物，万物皆被“理”主宰，去私欲、明天理，仁是最高的道德修养等思想。著有《周易程氏传》《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经说》八卷等，教授出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杨时、朱光庭等学生。

弟子及再传

杨时的重要弟子包括罗从彦、陈渊、张九成、关治、萧颤、王苹等。其中罗从彦一传而得李侗，再传而得朱熹。

罗从彦

罗从彦（1072年-1135年），南平市沙县（今南平市东坑乡罗源村）人，字仲素，谥罗文质，称黄庭坚，宋朝经学家、诗人。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拜吴仪门下求学。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回家乡沙县区讲学，后赴洛阳市向程颐求学。政和二年（1112年）拜杨时为师。次年在剑浦县罗源里设南斋书院讲学。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赴连城县冠豸山讲学。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获进士称号，被任命为博罗县主簿。绍兴五年（1135年）归延时，病逝于汀州武平县学。其弟子朱松、李侗是南宋著名学者。有《伊川先生语录》《遵尧录》等著述。

张九成

张九成（1092年-1159年），字子韶，号横浦居士、无垢居士，南宋官员、理学家，为理学家杨时弟子。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进士，历任著作郎、宗正少卿、权礼部侍郎。以反对议和为秦桧所贬，守南安军（现大余县）一十四年。谪居期间，勤学不缀，著书立说。著有《横浦集》等。

李侗

李侗（1093年-1163年），字愿中，宋代南剑州（现福建省）剑浦人，被称为“延平先生”，师从罗从彦，朱熹之师。24岁时写信向罗从彦清剿问题，后成为罗从彦的学生。在罗从彦处求学数年，获益良多，后隐居家乡钻研学问，一边讲学，一边自修。60多岁时，朱熹到李侗处求教，得悉心教诲。对朱熹的思想、品德和学术有很大影响。著有《延平问答》等著作。

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斋号刘健、考亭，晚称赵冷月，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沧州病叟等，谥文，又称朱文公，福建省路南剑州尤溪县（现尤溪县）人，南宋思想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杨时二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朱熹19岁中进士，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区县主簿，历任南康区、漳州市知府、浙东地区巡抚，魏元旷阁侍制兼侍讲等职。30岁至50岁，朱熹任闲职，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他重视教育，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修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熹在哲学、经学、历史学、文学、乐律以、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著作，如《童蒙须知》《小学》《大学章句》《近思录》《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资治通鉴纲目》等。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人物影响

思想影响

在萧山讲学期间，杨时对《尚书》《孟子》《诗经》等写了一系列《经筵讲义》，将古籍与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并联系时代特征，作出新见解，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程颐与杨时在对《西铭》的讨论中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杨时从本体论角度，对“理一分殊”作出进一步发挥，将该思想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后来，朱熹在“理一分殊”的基础上提出“理一用异”说，并对杨时“理一分殊”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杨时还吸收了张载的“气”说并结合程颐的“理本说”和程颢的“气一元论”提出了“理一气殊”的宇宙观。该观点成为朱熹理气论的基础。另外，朱熹扬弃了杨时的“反身而诚”，吸收了格物致知思想，又抛弃了杨时在“反身而诚”和格物次序不明的情况。杨时的“体验于未发之前”的思想对罗从彦、李侗等学者所接受并践行。在朱熹的《朱文公集》卷四十三认为理学的修养就是要已发未发兼顾交修。杨时的已发未发说为闽学中和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来源。陆九渊、吴澄、陈献章等学者都深受杨时已发未发说的影响。是陈白沙“静中养出端倪”的工夫，被认为是杨时“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翻版。“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的杨时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杨时的思想还传播到了日本大分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朝鲜等国。如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鹿素行对杨时本体论和工夫论进行解构和剖析。16世纪的朝鲜大儒李琬和李珥也都受到了杨时思想的影响。

承洛启闽

北宋时期，哲学以北宋五子（周濂溪、邵百源、程颢、程伊川、张载）为翘楚，他们大多是黄河流域的人。哲学思想在中国北方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中国南方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杨时受教于二程，身上印刻着洛学的思想烙印，被称为“程门四先生”之一。杨时拜别程颢时，后者就发出“吾道南矣”的喟叹。杨时家住福建将乐县，主要为官于徐州市（江苏徐州）、南康郡（江西赣县）、浏阳（湖南浏阳）、荆州市（江陵县）、余杭区（浙江余杭）、萧山区（浙江萧山）、毘陵（江苏无锡）等地，并在各地讲学。他创立东林书院，各地的士人不远千里到杨时门下游学。杨时的重要弟子罗从彦、陈渊、张九成等都从杨时处得到思想传承。尤其罗豫章一传李侗，再传朱熹。种种因素使得杨时成为弘扬洛学、光大程门的最大功臣。

杨时在宋代海珠区二程洛学过渡到福建体育会朱熹创立闽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后人多有评价。《宋史·杨时本传》载：“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凡绍兴市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李清馥说：上肩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统绪，下启罗（罗豫章）、李（李侗）、朱（朱熹）历代相传之奥。清代学者高世泰曾为东林书院题写“洛闽中枢”匾额，这概括了杨时承洛启闽的重要作用，后来的学者尊杨时为闽学鼻祖。

故里争议

关于杨时的故里，有“将乐县北之龟山说”和“龙湖说”之争。在各地杨氏族谱中都有收录的《时公年谱》中记载杨时“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而在历史变动和区划调整中，龙池团的叫法已不复存在。在公开的文本中，有宋代的吕本中《杨龟山先生行状》，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都记载，杨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明代的《八闽通志》记载，杨时五世祖迁北之家于将乐县北之龟山。

将乐县北之龟山和龙湖村两地相距55公里，将乐县之龟山位于将乐城北，龙湖位于将乐城南。龙湖也有龟山（又名东山，也叫文帽山）。在宋代行政区域区划中，两地都隶属于将乐县。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明政府进行区划改革，将龙湖村划入明溪县（今明溪县），而将乐县北之龟山仍归属将乐县。明代开始，有杨时故里的争议。“将乐县北之龟山说”认为杨时一直都是将乐人，出生地是将乐县北郊龙池龟山。而龙湖说则认为，杨时在明成化年间区划改革前是将乐人，区划改革后因其“出生地”龙湖村并入明溪县，自然就是明溪人，其出生地为明溪县翰仙镇龙湖村龟山。

南迁三湖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杨时第十一世裔孙杨均政在修《龟山公家谱》所写的序文中，提出杨时直系上代祖“南迁三湖”，始迁蛟湖（今将乐县南口镇蛟湖村），次迁池湖（今将乐县白莲镇白莲、大王村），终迁龙湖。由此引发了杨时故里的争论。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记载，“南迁三湖”的人是杨时的祖父杨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归化县编修志书，将“杨时故里龙湖说”搬进《归化县志》。

争议不断

清代至民国时期，关于杨时出生地的争论越演越烈。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归化县夏阳《杨氏族谱》萧元圭写的序文记载为杨时四代祖杨荣南迁龙湖。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重修的《宏农杨氏房谱》记载，“赵祯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公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即今县东二十里龙湖地。”另外，该家谱还记载“南迁三湖”的人是杨时的父亲杨埴。民国32年（公元1943年）《明溪县志》记载为杨时四代祖杨荣南迁龙湖。此外，清代学者毛念恃等人别有说法，称杨荣迁池湖，杨明再迁龙湖。还有说是杨时的伯父杨谊“南迁三湖”。

现代争论

龙湖说

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卷四刻印《龟山公龙湖祖屋图》的图景与现在龙湖的实际山形地貌，街道几乎一模一样，且龙湖村有“龙池街”，该房谱由此推知龙湖为古之龙池。1997年版《明溪县志》中称：“杨时，赵祯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即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 2008年，学者林海权等人编著《杨时故里行实考》等书，坚持“杨时故里龙湖说”。林海权认为，杨时生于龙池团的说法最早见于清代毛念恃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且“龙池团”这个地名不见于古代的方志和地理书。吕本中的《杨龟山先生行状》说杨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黄去疾的《龟山先生文靖杨筠松年谱》沿用了吕本中的说法，吕本中和毛念恃的表述并不确切。

龙池龟山说

2009年7月，范立生等学者编著《杨时故里考证》一书，论证了杨时故里是将乐县北郊龙池龟山，并对《杨时故里行实考》的龙湖说进行驳斥。《杨时故里考证》考证了大量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及当代的文献资料，其中宋代和明代都有文献记载杨时故里是将乐县北之龟山，而杨时故里是将乐县的说法被很多学者认同，记载于多种文本。如清乾隆二十年《延平府志》、1982年版《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杨时故里考证》还对区划“龙池团”考证后认为，在名字上，龙池团是元代的叫法，明代改叫龙池都，就是现在将乐县北郊龙池；在地貌上，《八闽通志》《闽书》《延平府志》等书对龙池团的记述，与将乐县城北郊的地貌特征是完全吻合。此外，《杨时故里考证》还对“南迁三湖”的人身份记载不一提出了质疑。

轶闻典故

抓周仪式

杨时1周岁时，家人为他准备“抓周仪式”。在室内铺上草席，上面摆上文房四宝、刀剪、称盘等物。杨时被放到草席上，他爬到毛笔前，一把抓起毛笔不放，并在砚上比划。长辈以此断言，杨时长大后会成为一个大文人。

程门立雪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杨时拜师程颐，请教学问。此时的杨时已经40多岁了，但他仍然奉行尊师重教的道理。同年冬天，杨时与好友游酢一同拜见程颐，见老师在室内闭目养神、静坐休息，二人不敢打扰，也不能不告而退，于是就站立在门外，冒雪等候。等程颐醒来，看见门外站立的游、杨二人，吃惊道：“贤辈尚在此乎。”此时，院内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了。

拯救师说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程颐病逝后，“二程”的遗著散失，洛学面临失传的境地。为了使老师的遗著能够传世，杨时主动挑起收集和整理“二程”遗著的重担。《伊川易传》是程颐流放涪陵区期间所作，程颐病逝后，《伊川易传》手稿辗转流落于杨时手中。杨时校正该稿，并修正疏漏之处。政和五年（1115年），杨时校完书稿，并撰《校正伊川易传跋》。经过多年努力，先后整理出《伊川易传》《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经说》《河南程氏粹言》等书稿，使“二程”洛学得已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