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李豫时期由十位诗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这十位诗人分别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崔洞、苗发、耿湋、夏侯审。
“大历十才子”常被人们称为台阁诗人或是京城诗人，与江南地方官诗人、方外诗人并列成为大历诗坛的三个诗人群体之一。但他们不算完全的台阁诗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经历是十分波折的，只是在大历初的那几年，才能够有机会出现在长安一些权贵的筵席上，在筵席上赋诗、唱和，去博得才名。十才子“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都是与大历时期的权臣元载、王缙关系密切，趋奉其门下，以诗才沽名争价，并由此闻名于当时的诗坛。在这之后，他们或是被贬或是入幕府、或是辗转其他地方。
十才子的诗歌内容大多以酬赠送别，感怀身世为主，他们的诗弱化了现实，突出了现实之中的离伤。其酬赠饯送的诗作大多技巧形式高于立意。以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风的出现，也标志着唐朝由盛唐到中唐的转变，大历十才子的特点和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影响可用明代胡应麟所说的“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这几个字代表。但十才子也有一些抒发真情实感、描写现实的诗词，这部分诗词既有对普通百姓遭受苦难的同情，也包含对权贵们生活奢靡，而民间饿遍地的社会现实的批判。
出处介绍
最早记载
关于“大历十才子”主名最完整、最早的记载，应属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的《新唐书》，其《文艺传·卢纶传》记载：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
有许多人认为“十才子”之称始见晚唐姚合 《极玄集》 ，《极玄集》载：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切、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但根据傅璇琮的考证，《极玄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影宋抄本的一卷本，没有作者小传，一个是明代以后通行的二卷本，有小传。影宋抄本更接近《极玄集》的原貌，明代以后通行的《极玄集》中的小注，大概是后人传抄时，根据唐宋的史料加进去的，并不是姚合所注。因此《极玄集》中李端名下的小注，应当是明代以后掺入的，不算是最早的历史记载。
主名之争
《旧唐书》中，没有完全写出十才子去全部的名字，但单拎出钱起、韩翃、李端、卢纶等几人，与后来的《新唐书》一致。《新唐书》和《极玄集》的小注则都提到“大历十才子”的名字分别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崔洞、苗发、耿湋、夏侯审。《极玄集》上面的小注虽然是后加上去的，但与《新唐书》一致，可见在写《新唐书》之时，对十才子的主名是没有争议的。
但之后关于十才子有了一些不同的说法，前后被纳入十才子范围的诗人达到20名以上。如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列入李益、郎士元等人，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李益卢纶诗》云：“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南宋严羽又认为冷朝阳应该纳入其中，清姚鼐《近体诗抄序目》云：“大历十子，以隋州为最。”将李益、冷朝阳、刘长卿划入十才子之列，等等。明代胡应麟就精辟指出，历代学者心目中的十才子人选不一，是因为各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加以损益，不是“实录”。究其原因，《旧唐书》里面明说十才子成名的原因是“文咏唱和”，但到了《新唐书》作者，改为“能诗齐名”，这就让后人把是否“能诗”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影响较大的清代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就把苗发、吉中孚、夏侯审这几位存诗量较少的几位诗人排除在外了，而诗歌成就较高的刘长卿、李益、皇甫曾、李嘉佑等人又被加了进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比较权威的著作也采纳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不符合中唐时人的原意。
成名原因
《旧唐书》说十才子成名的原因是“唱和”，唱和是文人之间一个正常的交流方式，但十才子的唱和并不是一般的唱和，从大历十才子成名聚合的历史背景来看，那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统治者为了改变战乱中武将擅权的情况，开始重用文臣。当时的权力中心主要集中在元载、王集团，他们这批从科举出来的新兴权贵，一方面贪图贵族奢靡的气派，另一方面受本身文化属性的影响，所以广揽文人，大兴文场，让新贵的豪宴变成了京城诗人的诗会，这也恰恰是十才子需要的机会。元载执宰相之权长达十五年之久，权倾朝野，让大历一朝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士人们仕进须得奔走元、王之门。大历十才子也不例外，他们除了苗发是宰相苗晋卿之子外，其他人门第不显。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才华，依附元、王寻得出路。他们入仕、仕进都与元、王以及他们的儿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十才子的生存特点与大历当时的士风有着很大关系，大历京城诗人的诗风也与元、王集团的文化喜好有明显的关系。后来元、王倒台，大历十才子几乎都受到了牵连，有不同程度的贬。综上十才子的得名不只是看诗歌成就的高低，通俗的讲就是大历初，他们共同出现在长安达官显贵的筵席上，酬唱赠和，显示才华，待价而沽。这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词，技巧熟练但内容贫乏，名动一时，被称作大历十才子。
诞生背景
大历十才子及其诗风的诞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关系密切。安史之乱后，北方广大地区人民生活困苦，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朝廷引入回纥汗国军队平叛，回纥军队横行霸道，更加民不聊生；此时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也逐渐抬头。但与此同时，由于刘晏、韩滉等人改革，德宗之后，国势逐渐恢复，朝廷力图渲染中兴氛围，想要粉饰天下太平的场景。
这种局面使得十才子为代表的文人产生了幻灭感和精神危机，盛唐高蹈的精神气概不复存在，十才子心中对盛唐气象的向往被现实打破。这也是他们的诗中频繁用孤雁等形象表达惶恐、迷茫心理的原因。十才子还有特别的孤独感和对人生无常的体验感，因此他们的酬唱送别诗众多，十分动情，在其中频繁追索天意人事之间的关联。最后，他们为了突破深深的苦闷感，极力追求功名利禄，想要求得生计，这些在他们的诗中也有集中表达。
诗歌风格
侧重形式技巧 善于白描
学界历来对他们诗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相近的看法。
“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格大多偏重诗歌形式技巧，他们看重诗歌技巧的程度远大于立意思想，在大历时期，“十才子”的唱和之风风靡一时，这其实也是由于当时一些权贵把持文坛，如果“十才子”想要做官，就需要迎合这些权贵。
十才子的酬赠饯送之作大多无实质内容，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多是奉承之辞。根据十才子的诗作内容，他们与盛唐诗人已经不大相同了，他们很少关注现实，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心。他们没有盛唐诗人的豪气万千，只能在酬赠饯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
“喜尚形似”体现在十才子诗中，就是工于描写。闻一多曾在《唐诗大系》中提到，十才子的创作内容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写得逼真，描写的很细致，就像画一样”。例如：钱起的《春郊》：水绕冰渠渐有声，气融烟坞晚来明。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这首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都是一些实际存在的景物，如：冰渠、烟坞、东风、花草。但是通过诗人的描写，一副春机盎然的画面浮现眼前。与“喜尚形似”有紧密联系的，是十才子诗中工于白描的特点。就是十才子基本不用夸张，少用典故，少用安东·比兴这些手法，以写实的手法逼真客观的呈现出要描写的事物。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描写的是一位垂钓者深夜归来，顾不上还没系上的船，就赶忙去上岸睡觉去了，让小船在风中飘荡。这首诗没有刻意雕琢，但写的情趣盎然，后两句看似写景，实则写人，表达了垂钓者，顺应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
言语清丽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风格可用“清空流丽”这几个字来概括，所谓的“清空流丽”，清是指清幽、清新，空指空灵，流指流畅婉转，丽主要说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十才子的诗构思巧妙，语言华美流畅，音韵婉转。以李端的《巫山高》为例：“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过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整首诗构成的是一种清寒朦胧的艺术感，形成了一种清空流丽的艺术风格。韩的《同题仙游观》、卢纶的《曲江春望》、司空曙的《松下雪》等都是这种风格。十才子清空流丽的诗歌风格远绍陶、谢，近承王、盂。再加上他们自己的理解创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歌风格。
着重心理刻画
明代的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说：“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认为大历诗人：“风干衰，边幅狭。”这里的“敛”和“狭”是十才子的另一特色，就是细腻纤巧。盛唐诗人抒写的是快意人生，而十才子处于唐朝的盛衰之际，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十才子也受到了辗转离散之苦，宦海沉浮又让十才子觉得前程黯淡无光，所以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与盛唐诗人不同，他们是细腻敏感的。他们的部分诗作也表达了他们悲喜交加的一些心态变化。由于那时时代的压抑，十才子更向往寄情于山水之间，向往隐逸。像钱起的《晚归蓝田旧居》、耿湋的《赠别安邑韩少府》、李端《送马尊师》等等，里面都有对归隐山林的向往。
主要成员
卢纶
卢纶（约748-约799年），字允言，河中蒲县(今山西蒲县)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多次参加科举未能中举，仕途不太顺遂。卢纶喜欢社交，大历年间，他在长安结交了李端、司空曙、苗发、吉中孚、崔洞、耿湋等人，经元载、王缙扶持获得了阌乡县位、秘书省校书郎等官职，后因牵连获罪入狱。李适年间被复用，被招到了元帅府做判官，为时局进行谋划。卢纶现存诗339首，代表作有《和张仆射塞下曲》《村南逢病叟》等。从文学成就和诗词内容上来看，卢纶的诗词都可以排在大历十才子之中的前列。卢纶的诗是十才子中反映社会问题力度最大的，批判精神也是十才子中最强的。
李端
李端（生卒年不详），李端字正已，赵县(今河北赵县)人，唐朝大历年间诗人，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史料上未记载李端的生年，根据李端父母李震和王姓的墓志铭可以推算李端最迟应该不迟于741年。在诗歌体式上他善写古诗和乐府歌行， 诗歌题材方面也是十人之中涉猎最广的一个。被称作“十才子”中最才思敏捷之人。现存250余首诗，代表作《听筝》 《杂曲歌辞·古别离二首》《过宋州》等，其中《听筝》这首虞世南收录于《唐诗三百首》。
吉中孚
吉中孚（生年不详），卒于李适贞元初年左右，楚州人，大部分时间居住于鄱阳县，擅长写诗。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与卢纶是密友。初为道士，后还俗。再后来吉中孚去了长安，拜了当时的宰相元载，得到举荐。不久后便进士及第，授万年尉，除校书郎。后又登宏辞科，为翰林学士。历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判度支事。吉中孚的诗因收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而流传于世。
韩翃
韩翃（生卒年不详），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年考中进士，“大历十才子”之一，官至中书舍人。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一共经历了李隆基、肃宗、李豫、德宗四朝。肃宗时期，韩翃基本上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代宗时期，韩翃多是闲居京城，后来为了生活，做了幕僚。李适一朝韩翃的诗依旧保持着盛唐时期华丽风格，以一首《寒食》获得了德宗的赏识，有一个平顺的晚年。存诗 160 多首，著有《韩君平集》传世。代表作《寒食》《章台柳》等。
钱起
钱起（约720-约782年），字仲文，吴兴人，是大书法家怀素的叔叔。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少时聪敏，承乡曲之誉。早年多次落第，天宝十年中进士。先后担任了秘书省做了校书郎、蓝田县县尉、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翰林学士。许多人认为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之首，有王维之韵。但钱起有王维之韵，气骨却不足，常有佳句而无佳篇，他的诗大多收录在了《钱考功集》，约四百首。代表作《省试湘灵鼓瑟》《送僧归日本》等。
司空曙
司空曙（约720-约790年），广平人，累官左拾遗，终水部郎中。为人性耿介，磊落有华盛顿奇才队，不干权要，“大历十才子”之一。他与卢纶为表兄弟。早年落第，在“安史之乱”中辗转漂泊。登第后的司空曙认识了诸才子，建中初年，司空曙遭旁人构陷，由拾遗贬为荆州市长林县丞。数年后，得赦还朝，随后司空曙便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做了水部郎中，后又加至“虞部郎中”。晚年如何史料无相关记载。全唐诗收录其作品一百七十多首。代表作《喜外弟卢纶见宿》。
崔峒
崔峒（生卒年不详），博陵人，大历初登进士第，大历中曾任拾遗、集贤学士，终于州刺史，出身博陵崔氏。“大历十才子”之一。崔峒出身贫寒，居吴县躬耕力田，快四十了才中进士。崔峒做官不久后爆发“安史之乱”，辗转江南避祸。大约在大历元年、二年前后，崔峒被崔圆推荐，回京任职。约建中、兴元之际，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贬为了潞州区司功参军，没过多少年崔峒便离世了。崔峒的诗留存下来的仅四十余首。代表作《送张芬东归》。
苗发
苗发（生卒年不详），据《新唐书·卢纶传》记载，苗发为苗晋卿的长子，潞州人，曾任乐平令、授兵部员外，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常衮的《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中提到大历前期还做过朝散大夫、秘书丞等官，可以看出苗发大多时间都是在朝为官的。《唐才子传》中曾说苗发“虽名齿才子，少见诗篇”，苗发所留下的作品，也仅是被收入《文苑英华》的两首，其他作品在宋代俱已亡佚。
耿湋
耿湋（生卒年不详），山西省人，家族排行十三，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宝应县二年进士，官至左拾遗。有其他史料说官至左拾遗，史料说法各异，记录各有歧互。耿湋早年入幕充职，登第后，为了能够更快的获得职位，结交当时权臣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获得了拾遗这个官职。大历十二年受元载一党牵连，被贬为了许昌市司法参军，在多年的贬谪生活和病痛的折磨下，耿湋在许州去世了。耿湋喜结交方外人士，所写的诗涉及到寺、僧的有二十多首。代表作《春日书情寄元校书伯和相国元子》《凉州词》等。
夏侯审
夏侯审（生卒年不详），字号、籍贯皆不详。李适建中元年，试军谋越众科得第一登第，授校书郎，迁宁国丞，终殿中侍御史。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讽吟颇多，但传世甚少。现存一首诗《咏被中绣鞋》。
影响
“大历十才子”的出现是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是一个让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在战乱后的大历年间，“大历十才子”作为当时文坛上的一个群体，通过他们，可以窥得唐中期文学发展的方向，能够了解大历诗人整体的精神面貌，以及其他诗人的生存形态。他们的诗歌风格有着当时时代的烙印，并开启了中唐诗“渐近收敛”的创作局面。中唐诗人想要建功立业之心并不少于盛唐诗人，无奈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这种矛盾的心情只能表达在诗歌中。基于这种背景，“中唐诗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这种鲜明的创作特征，正是受到了大历十才子的影响而塑造形成。不仅如此，晚唐诗人如贾岛、姚合等，也继承并发展了大历十才子的诗歌特点。另外大历十才子与宋诗之间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十才子的诗在南宋的影响主要是以贾岛、姚合为媒介，杨万里、刘克庄等也难免于此。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的竟陵派、清代的同光体。可以说每到王朝中衰时期，大历十才子的诗风都会复刻。大历十才子对律诗的贡献，尤其七律方面非常突出，十才子的七律不但比盛唐诸家多，且对造精工，声律稳贴，结构绵密，章法优美婉转，为后世学七律者所遵循。
评价
姚合在《极玄集》称十才子等“皆为诗家黎生手也”。表达了他的推崇之意。
明代胡应麟曾评价大历诗人“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这句评价正是中唐时期以大历十才子为首的诗歌精神风貌的真实展现。
吴殳在《围炉诗话》中说：“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这里把大历诗、开成诗相提并论，也准确指出了他们的特点与继承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中提到：“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这个说法，肯定了唐诗从盛转衰过程中“大历十才子”的诗坛地位，但也把唐朝诗歌整体风格的蜕变，归咎于十才子。
清代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评价：“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表达了十才子用词巧妙，构思新颖的特点。
闻一多在《唐诗大系》中说：“十才子诗的特点，写的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