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威灵顿），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顾维钧祖籍江苏昆山，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中国近代外交家。
顾维钧幼入私塾，后转读小学，年龄稍长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历任外交部秘书、外交部参事。1915年，先后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美国公使兼古巴公使，期间曾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及建议中国追随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代表，力争收回山东省权益，后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次年调任驻英公使，并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后出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九国公约》。1922年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后于1924年代理国务总理，1926年改任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十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928年，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瓦解后，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出国赴欧旅居，后经张学良斡旋始息。1931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出任中国驻法大使及驻英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际联盟满洲问题调查委员会，出席国际裁减及限制军备会议，以及关于远东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1944年，出任中国首席代表，奔赴美国参加敦巴顿（也做顿巴顿）橡胶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及筹建联合国。次年，出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团代理团长，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担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1946年出任驻美大使，后于1956年结束驻美大使之职，改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后当选国际法院法官。196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退休后定居美国，期间曾开始口述回忆录工作，1985年11月14日，病逝于纽约寓所，终年98岁。
顾维钧著有《顾维钧回忆录》《外人在华之地位》等作品。顾维钧作为中原地区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史学家唐徳刚认为，中国百年内出现“两个半”外交家，顾维钧算半个，但他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不卑不亢，拒绝签署对德和约，赢得世人敬仰，值得称颂。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顾维钧出生于上海市，祖籍为江苏嘉定，字少川。其父母顾溶与蒋福安育有三子两女，顾维钧排行第四，有两位兄长及一姊一妹。1892年（光绪十八年），顾维钧刚满3岁便入读私塾，其父顾溶期望他能重振门风。顾维钧于私塾读书七载，打下初步国学基础。1899年，顾维钧听从姐夫的建议，进入传教士创办的中英书院预科学习，学习英文、算术和地理等科目。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顾维钧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学习，求学期间，顾维钧于西学知识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还开始关注社会变革。1904年（光绪三十年）8月，因受到上海圣约翰书院内很多学生出国留学的影响，顾维钧尚未毕业便选择赴美留学，作为自费生跟随带队监督湖北留美生的施肇基一起前往美国，被施肇基安排纽约州绮色佳的康纳尔大学附近居住，后前往库克学院学习语言和预科。在顾维钧的努力下，原本需要两年时间完成的语言和预科课程，他只用一年时间便完成。毕业后，顾维钧决定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改变中国与列强在外交方面的失败状况，于是选择学习外交与政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顾维钧通过入学考试，顺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校期间，顾维钧展现出他在学习上的天赋，仅花费三年时间，便修完大学本科课程，然后又攻读硕士学位的课程。顾维钧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便担任纽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同年冬天，清政府派遣五大臣考察团前往纽约时，顾维钧代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欢迎考察团，并陪同考察团参观哥伦比亚大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顾维钧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时，与当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见面，此外还参与组建美国东部地区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并出任主席。在校期间，顾维钧在校园活动中也十分活跃，他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旁观者》报编辑部，由助理编辑做到总编辑，也曾为《哥伦比亚大学月刊》做过事，后担任中国留学生编撰的月刊《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派遣唐绍仪出任特使，拜访美国罗斯福总统时，顾维钧以纽约中原地区学生会主席等身份应邀前往华府，并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使唐绍仪对其留下深刻印象。1909年（宣统元年），顾维钧同时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此外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辩论队的成员，对战康奈尔大学并取得胜利。同年秋，顾维钧在纽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二人连续两天进行交谈，而在取得硕士学位后，顾维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弃学从政
1912年2月，顾维钧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时，因唐绍仪的举荐，中国驻美使馆收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顾维钧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函。因学业尚未完成，顾维钧欲拒绝邀请，但他的导师约翰·穆尔教授知道此事后却不同意顾维钧的选择，认为顾维钧攻读外交与国际法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不应该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应该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为国家服务。对于顾维钧担忧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约翰·穆尔教授认为他的论文引言部分便十分出色，已经能够作为一篇完整的学位论文了，于是顾维钧听从导师的意见接受邀请，将原论文引言改题为《外人在华之地位》并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4月，顾维钧由美国经过华沙、西伯利亚地区返回北京，唐绍仪亲自带他去拜见袁世凯，后于5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同月美国代办威廉士拜见袁世凯，并呈递承认中华民国国书，由顾维钧宣读袁世凯的英文答词。6月，顾维钧因唐绍仪去职而辞去两秘书之职，后于8月被袁世凯任命兼任外交部秘书。1913年，中英交涉西藏自治区问题时，顾维钧参与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会谈。同时顾维钧初到北京，因举目无亲，经常被唐绍仪请到家中吃饭，因此结识唐绍仪之女唐宝玥，两人于1913年6月在上海举行婚礼。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秘书期间，顾维钧主要负责与英语国家驻华使馆联系，肩负与英美使馆直接交涉的重任，以及与外国记者和在华出版外文报纸联系的工作。
初涉外交
1914年，顾维钧升任中华民国外交部参事，负责起草备忘录与各种报告，遇到外交大事时，他会被邀请参与高层讨论，也能发表看法。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面对日本引发的外交危机，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从国际上争取外交支持来抵制日本，于是他通过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透露“二十一条”的重要条款，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顾维钧充当北洋政府与芮恩施的联络官，在顾维钧的外交努力下，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中日交涉，并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
顾维钧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表现赢得袁世凯及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信任，于是袁世凯与陆征祥决定任命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稍后再升任驻美公使，但顾维钧以资历尚浅为由请求改派新公使。不过袁世凯与陆征祥并未打消主意，决定先任命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以增加其资历，然后再改派为驻美公使。1915年7月，顾维钧接替陈箓出任驻墨西哥公使。10月，顾维钧在赴任途中停留在伦敦时被改任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12月抵达美国，并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呈递国书。
1916年1月，顾维钧作为代表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吉罗厂订购飞机发动机二十台，4月，他又代表北洋政府与美商利希格逊公司借款五百万美元。11月，顾维钧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同年耶鲁大学授予顾维钧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后获得其母校圣约翰大学及亚伯汀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顾维钧为了解美国的政策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以方便及时向国内提供准确情报，频繁走访美国国务院，并与英法海底隧道驻美大使保持密切联系，了解英法政府对战争的见解，同时向中国政府提供详细的报告内容。美国参与“一战”在中国政坛引发一场“府院之争”的风波，顾维钧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了解与判断，致电北洋政府主张追随美国参战，但他同时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
扬威巴黎
1918年，“一战”结束前，顾维钧便在驻美使馆内成立小组，专门研究与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并将研究报告送交国内。顾维钧主张中国应向和会提出归还德国抢占山东省的权益，并建议中华民国外交部聘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穆尔担任驻美使馆顾问，欲借助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国际法知识参与和会准备事宜，最终建议被外交部采纳。同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于巴黎举行和会，北洋政府确定任命驻美公使顾维钧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为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此时顾维钧因妻子唐宝玥感染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病逝而伤心不已，一度考虑辞去驻美公使的职务，但处于报效国家的考虑，接受任命参加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组成后，顾维钧专门前去拜访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等人，阐述中国对和会的要求，并取得美国政府于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中国被列为第三类国家，仅获得两个代表席位。巴黎和会开幕后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会议上，顾维钧提出将中日、中德间所有问题，通过和会寻求永久解决的办法，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他的提议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主导看法，并公推顾维钧起草准备向和会提交的议案。中国代表团准备相关议案时，日本抢先向大会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因事关中国，根据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的提议，需要中国代表团进行说明，顾维钧挑起重担，代表中国发言。1月28日，顾维钧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国组成的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代表中国发言。他从历史、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也不容争辩的领土，顾维钧的发言，得到中国代表团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等政治家的祝贺，这是中国政府代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捍卫国家主权所作的一次成功演说，使得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一举成名。中国代表团趁热打铁，将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议案提交和会，并得到美国代表团的极力支持，后又向和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发表委任令时将资历最浅的顾维钧排在第二位，这引起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王正廷因不满排名，散布顾维钧与曹汝霖女儿订婚的传言，这场排名风波使得中国代表团难以形成合力开展工作。
4月，因意大利退出和会，日本趁机放言如果在山东问题上如愿，将会效仿意大利，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担心和会破产无法成立国际联盟，于是为争取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在山东问题上倾向于日本，最终列强为了利益决定牺牲中国。同月下旬，顾维钧再次代表中国向和会表达收回山东的意愿，美国总统威尔逊劝说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虽然顾维钧据理力争，但巴黎和会仍于4月30日将日本的要求纳入对德和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并由此引发“五四运动”。5月，对德和约宣布后，顾维钧为代表团起草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送交新闻界，表示中国人民对会议决定感到极大失望和幻灭，他认为英法海底隧道等国操控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已经很难挽回，中国对策只能为保留签字，北洋政府同意“保留签字”的对策。但美国与法国等国家反对中国对和约保留签字，顾维钧等人主张保留不成便拒签和约，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难以统一，部分代表团顾问返回各自任所，正式代表施肇基也返回伦敦，陆征祥请辞外交总长并住进医院，在此情况下，顾维钧挑起代表中国的重任，成为代表团后期实际主持人。
6月下旬，顾维钧连续会晤威尔逊、外国外长毕勋与和会秘书长迪塔斯塔，希望能够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6月28日，巴黎和会最后签约时，英法美等国拒绝中国保留签字的最后要求，逼迫中国代表全面接受和会的安排，顾维钧决定不出席和约签字仪式，并致电北洋政府拒签情况，认为弱国外交，始于争夺终止于忍让，这几乎成为惯例，如果继续隐忍签字，中国的前途更加没有外交可言。顾维钧等人拒签和约的行动顺应民意，得到广大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和欢迎，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后，顾维钧继续留在巴黎处理和会未竟事宜，巴黎和会期间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并参与起草国联盟约，此外他还结识印尼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后两人于1920年11月在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举行婚礼。
华盛顿会议
1920年10月，顾维钧被调任驻英公使。11月-12月，国联第一届大会于日内瓦召开，会议将选举产生国联行政院四个非常任会员国，为使中国能够当选，顾维钧于大会上积极活动，强调“分洲主义”，争取各国的支持，最终中国顺利当选。1921年为制约日本的扩张，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政府发起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顾维钧在美英商讨此事时，便建议北洋政府早做准备，认为华盛顿会议为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巴黎和会未了事宜提供一个机会。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中国政府组建以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及王宠惠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参与会议，三人进行明确分工，其中顾维钧主要负责关税问题、山东省问题及租借地、势力范围、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及中国将进口税定在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内容，经过他的努力，中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一些成功。
由于日本的反对，山东问题未能列入华盛顿会议的议程，北洋政府在国内民众压力下，坚持不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于是在美、英两国安排下，中日两国代表在会议外进行谈判，并由美、英两国代表列席，通过这种方式将山东问题与华盛顿会议联系起来。顾维钧作为中国的主要发言人，参与中日两国围绕山东问题的36次会外交涉会谈，在胶济铁路问题上，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修路，而中国提出以现款等方式赎路并完全收回路权，在美英调停下，中日双方各自做出让步，最终于1922年2月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对胶济铁路、日军从山东撤军等事项作出规定，此外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还签订了《九国公约》。
官场沉浮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顾维钧返回国内，并进入国内政坛。1922年8月，王宠惠组建内阁后，邀请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就职后，决心改变以往中国政府派人前往外国驻华使馆商谈双边问题的不合理做法，他坚持按照外交惯例办事，请外国使节前往中华民国外交部商谈的事务。1923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上任后，他以中国暂缺总统，不能将国书递交给代行总统权力的摄政内阁为由，不对外交总长进行拜访，却照会外交部提出具体的交涉要求。顾维钧不能容忍这样无礼做法，下令部署不要理会日本的照会，后芳泽谦吉希望绕过递交国书的问题，但顾维钧坚持要求日本如果不先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便不承认其公使身份。最终在顾维钧坚持下，芳泽谦吉不得不前往外交部拜访顾维钧并递交国书副本。
5月，“临城劫车案”爆发，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向北洋政府提交由16国驻华公使署名的联合抗议照会，他们提出苛刻的赔偿要求，按照外交使团开列的名单承办有关官员及改组路警队并由外国武官监督等条件。顾维钧认为这属于偶发事件，对事件的处理不能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于是他以外交总长的身份答覆外交使团的联合照会，既表达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愿望，又坚持主权不容干涉的原则。但各国列强不满意中国政府的答覆，并利用曹锟竞选总统之际，以不出席总统就职仪式为要挟，曹为如愿登上总统宝座，派出代表探寻外交使团的最后条件。在此情况下，顾维钧只能做出让步，接受外国外交使团的大部分条件，拒绝中国路警由外国武官监督的条款，尽可能减少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1924年5月31日，经过二十多次会谈，顾维钧与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加拉罕签署《中苏协定》，它是近代第一次大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的平等条约。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顾维钧离开北京寓居上海市，后于1926年5月，他再次进入北洋政府内阁。同年10月，顾维钧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再任外交总长，成为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主角，对推动修约外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于11月，北洋政府发表由顾维钧起草的宣言，宣布终止“中比条约”。1927年1月，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发布总统令，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开征华盛顿会议规定的附加税，并自1929年1月1日起行使关税自主权，但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却拒绝执行顾维钧征收附加税的安排，于是顾维钧内阁将他罢免，此举得到中国舆论的支持与肯定。1927年6月，奉系组建“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坚决请辞，结束其五年的北洋政坛生涯。1928年7月，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入北京后，顾维钧被列入通缉名单，于是他选择离开中国前往欧洲旅居。
支援抗战
1929年，因张学良邀请，顾维钧归国前往沈阳市，并被张学良聘任为高级顾问，但被顾维钧谢绝，此后顾维钧以平民之身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1931年7月，顾维钧在北戴河区避暑时写信给张学良，谈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以他对日本及国际事务的了解，察觉到日本也许会动用武力夺取沈阳，张学良虽派遣飞机接他到北京面谈，但不认为局势会发展到顾维钧预料的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次日，顾维钧与张学良商讨应对之策，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欲请顾维钧南下提供外交咨询，此前顾维钧因曾遭到国民政府通缉多次拒绝，但“九一八事变”为此提供了机会。10月初，顾维钧乘坐张学良专机南下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他认为日本不可能听从国联的决议，国联也无法对日本采取强制行动，中日两国应在国联监督下寻找谈判解决的途径。蒋介石一度认可顾维钧的主张，并让他制定对日交涉的大纲，但蒋介石仍将希望寄托于国联出面解决。
11月，为摆脱外交上的困境，蒋介石决定启用顾维钧，并任命他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寻找通过外交交涉解决“九一八事变”的途径，面对东北地区局势的恶化，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依靠英美等国来维持锦州市中立，但遭到民众的反对，最终国民政府放弃该计划。12月初，顾维钧请辞，但未获蒋介石批准，后因蒋介石下野，顾维钧结束了他一个月的外交部长之旅。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成立，英、法、美、德、意五国各派一人组成，并由英国人维克多·李顿出任调查团团长，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调查团。3月，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市，顾维钧开启陪同调查团的工作， 4月调查团抵达北京后，欲前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日本政府为阻止调查团开展调查，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此外日本还故意散布顾维钧奔赴东北将有危险的消息，对顾维钧施加心理上的压力。顾维钧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履行外交官的职责，他的坚定态度感染调查团，李顿也强硬表态，日本政府最终做出让步，不再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考察一个半月，顾维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1932年8月，国联调查团从东北返回北京后，完成起草报告书的工作，期间顾维钧积极与各国代表接触，对报告施加中原地区方面的影响。
1932年9月，顾维钧从上海市乘船出发，奔赴巴黎出任中国驻法公使，他在抵达巴黎后，便前往日内瓦，赴任中国驻国联代表。11月，国联行政院讨论调查团报告书，顾维钧代表中国与日本代表展开辩论，并通过其驻法公使的身份争取各国代表的支持。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不承认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对中日冲突提议由当事国双方在国联组织的委员会帮助下进行谈判。但此时日军正在中国扩大侵略，同月底，顾维钧等国联代表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建议在军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对日断交，推动国联对日进行制裁，只是他的建议未被采纳。1934年6月，顾维钧回国休假，一边向国民政府报告欧洲局势，一边了解国内对日问题的方针。1936年3月，顾维钧结束休假返回法国，因中法外交关系升格，升任驻法大使。1937年9月，“七七事变”后国联大会开幕，顾维钧向国联递交中国政府申诉书，谴责日本对华侵略。国联大会期间，顾维钧多次发言，让世界舆论了解和关注中国抗战，但国联只是消极调停，未有实质性措施。
1937年10月，英国提议召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也称布鲁塞尔会议），顾维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出席会议的三名中国代表之一。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开幕后，顾维钧在会议上力陈中国的主张，在会场外与各国代表接触，为中国抗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呐喊，最终会议草草收场。顾维钧虽然驻节欧洲，但仍然尽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8年7月，顾维钧在美国驻法大使浦立德寓所内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会面，进行一次重要会谈，并促成陈光甫访美，达成中美之间《桐油借款》。全面抗战以来，日本占领中原地区沿海地区，并实行战略封锁，经过顾维钧的努力，终于解决中国军用物资假道越南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6月，法国政府被德国击败后撤离巴黎，顾维钧也跟随法国政府迁移至维希。
1941年5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大使，两个月后抵达伦敦就职，而他的主要任务便是争取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道义与物资上对中国抗战进行支持。12月，偷袭珍珠港后英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抓住时机向英、美提出借款要求，英国追随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贷款，顾维钧负责同英国交涉贷款事宜，同时尽力让国内理解英国的处境，但顾维钧的努力未能化解中英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并欲拜访被英国当局监禁的印度民族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但遭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强烈反对。顾维钧作为驻英大使，为缓和日益紧张的中英关系，一面利用私人关系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等人沟通，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述职并商谈中英关系问题。1942年10月，顾维钧回到重庆市，向蒋介石等人阐述他对中英关系的看法，并认为从大局出发，应该改善并加强中英关系，通过与顾维钧多次交谈，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中英关系，并让顾维钧设法改善两国关系。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英国代表团于11月抵达重庆对中国进行访问，后于12月顾维钧参与中英新约谈判与签订。
1943年3月，顾维钧返回英国途中取道美国，欲拜见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并希望促成宋美龄访问英国，他从中国外交大局出发，认为宋美龄访问美国不访问英国，会引起英国的猜测与误解，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顾维钧抵达美国后，向宋美龄阐述访英的意义，并令宋美龄松口同意访问英国，当时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华盛顿参加英美首脑会议，宋美龄提出让丘吉尔亲自前往纽约来见面，但因丘吉尔无法抽身前往纽约，最终宋美龄取消原本答应的访问英国的计划。7月，顾维钧促成宋子文访问英国，并为宋子文安排在英国期间的所有活动，在双方会谈陷入僵局时，顾维钧以娴熟的外交手段和态度，不断化解会谈中的尴尬局面。此后顾维钧还安排中国友好代表团及各种不同任务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国，尽全力改善中英关系。
筹建联合国
1944年7月，中国准备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蒋介石致电顾维钧，让他报告个人看法，于是顾维钧于8月回电，提出中国参与会议的态度和策略问题，主张新的国际组织必须具有权威性，应有实施制裁的义务，并强调中国参与会议的基本目标以确保中国“四强”地位作为第一要务。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让他就近指导，同时加派顾维钧、魏道明和商震为中原地区出席会议的代表，后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会议第一阶段时，中国代表团根据顾维钧的意见向美英提出补充意见，经过努力，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1945年初，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一起作为发起国，决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大会。3月，顾维钧回到重庆市后，建议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希望组建包含不同政治主张和党派的中国代表团，但他的建议未获认可，后因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介入，顾维钧再次向蒋介石表达看法，最终组建包含不同党派和政治力量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宋子文仅为挂名的代表团团长，有关会议事宜全部交由顾维钧全权处理。6月25日，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次日大会举行宪章签字仪式，中原地区代表团按照英文字母列为首位，于是代替宋子文出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
驻美斡旋
1946年6月，顾维钧返回伦敦卸任驻英大使。7月，顾维钧重返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任驻美大使，在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递交国书时，顾维钧谈到当时中国的局势，认为统一是中国的要务，而中国的局势与世界的局势密不可分，苏联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1947年初，在中国调停失败后回国出任国务卿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认为，中国国民党面临的困境是腐败造成的，主张对国民党的援助必须要以国民党自身改革为前提，于是顾维钧一面向国民政府建议，要向美国表明改革的决心，一面与亲国民党势力接触，呼吁他们加强援助国民党。1948年2月，杜鲁门提交经济援华法案，但顾维钧并不满足，认为他未提及军事援助，于是顾维钧与美国国务院交涉，要求增加军事援助的份额。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4.6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特别赠款，由国民党政府自行决定用途。
1948年11月24日，顾维钧拜访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蒋介石希望美国采取援助措施，包括派遣美国高级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国民党制定作战计划等。12月，顾维钧被中国共产党列为国民党战犯，位列第22位，为唯一的驻外大使。1949年5月至6月，顾维钧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胡适等具有留学美国背景的人讨论，由胡适等留美经历的人组织新政府，重新赢得美国的支持，但胡适不肯出山，他的主张仅停留于设想阶段。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维钧在美国的外交活动面临严重的困境，使他萌生退出外交界的想法。1950年7月，蒋介石电令顾维钧赴台讨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局势，因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顾维钧再次萌生退意，后于1952年10月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他将想法告知叶公超，但未获得同意。1953年3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顾维钧根据台湾当局的指示，向美国提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顾维钧等人经过一年多的交涉，最终于1954年12月签署“共同防御条约”。1956年2月，顾维钧递交辞呈，后于4月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同时被聘任为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
晚年经历
1957年1月，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分别投票选举，顾维钧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尽管他已经年过古稀，但工作仍旧一丝不苟。1960年顾维钧开始接受访谈口述回忆录事宜，因其还在海牙的国际法院任职，每年只能在休庭期间回纽约的三四个月开展口述回忆录的工作。1964年3月，因顾维钧在国际法院的出色工作和在国际上的声望，他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最终于1966年从国际法院退休，后定居美国，开启退休生活。1976年，顾维钧的口述回忆录工作经过17年终于完成。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人员翻译顾维钧的回忆录。1983年5月，《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分册问世，顾维钧听闻后十分欣慰。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顾维钧洗完澡后便倒了下去，终年98岁。
人物作品
顾维钧著有《顾维钧回忆录》《外人在华之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等作品。其中《顾维钧回忆录》为顾维钧退休后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项目，先后有5位学者根据顾维钧从1959年至1976年间的口述，并利用其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等进行整理和编撰，历时17年最终形成共计11000余页的书稿。中华书局自1983年推出第一册起，直到1994年才将13册全部出版，这部作品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外交史的重要资料，而《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其意义也远超学术界。
主要影响
“联美制日”外交
顾维钧对民国时期外交的深远影响便是提出“联美制日”外交方针，“联美制日”外交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最终成熟于华盛顿会议期间。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来源于对当时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他留学美国期间对西方思想文化形成的认同。顾维钧从参与“二十一条”交涉到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包括之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联美制日”都是他基本的外交主张。中原地区传统外交主张“以夷制夷”，但没有固定的联合对象，顾维钧将美国作为长久的联合对象，将“联美”提升到战略层面，从民国政府外交来看，正是在顾维钧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促成“联美制日”外交方针成为“民国政府”一项基本外交方针。
交涉二十一条
1915年，日本趁英法等国在欧洲战场鏖战无暇东顾之际，派兵攻占山东省，企图独占中国，并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派遣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本商议。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负责与英美使馆联络的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从国际上争取外交支持抵制日本。顾维钧凭借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交往，便将“二十一条”中的重要条款透露给给他，通过芮恩施将消息传往美国，同时也将消息透露给美国记者，希望通过借助美国舆论对日本施加压力。 他认为按照当时中国的外交量级，想要与日本在交涉中争取最小的损失，急需从国际舞台上获得外交支持。当时国际形势中，唯一能给中国外交交与道义上支持的国家，便只有美国。对于顾维钧的做法，袁世凯最初并不希望透露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因为他担忧其他列强会效法日本要求利益均沾，但很快袁世凯明白顾维钧做法的意义，因此同意由顾维钧与英美驻华使馆进行联系，使得顾维钧成为对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顾维钧在外交舞台上初出茅庐，但他依靠自身过硬的外交素养，通过积极主动开展对美外交，推动了美国对中日交涉的重视程度，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
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顾维钧便意识到和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在驻美使馆内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相关问题，并将他们研究的报告送回国内，主张中国应向和会提出归还德国强占山东省的权益。此外还想建议聘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指导教授约翰·穆尔担任大使馆顾问。当他得知出席巴黎会后，在赴法之前先去美国，他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对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在美国代表团组建完成后，顾维钧亲自前去拜会带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美国国务卿蓝辛，通过会面向美国阐述中国对和会的要求，并得到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承诺。
在和会开幕后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会议上，顾维钧提出向大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并称为中国代表团的主导看法。1919年1月28日中日辩论山东问题，其他四人或无准备，或临阵退缩时，对中日问题有研究的顾维钧挺身而出，他从历史、文化、经济和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并由此得到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的赞许，也让他赢得了个人声誉。不过，巴黎和会只是一场分赃会议，列强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不肯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美国态度的转变，尽管对顾维钧来说是巨大打击。但和会期间，中国的外交方略由“赖美为助”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都是在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推动下发展。 尽管收效不大，但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
华盛顿会议
顾维钧在得知美国准备召开华盛顿会议前，便看出这次会议对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建议北洋政府早做准备，并提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主要目标及对策，他认为这是废除中外之间不平等条约的一次好时机。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及中国将进口税定在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内容，经过他的努力，中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一些成功。而解决山东问题也是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重要目标，最开始因为日本代表的反对，山东问题未能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英美安排中日代表进行会外谈判，然后将谈判结果报告大会，经过中日双方36次会谈，顾维钧作为主要发言人全程参与，最终在美英调停下，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对胶济铁路和德国租借地及日本从山东省撤军等事项全部做了规定，解决了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山东问题。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没有丧失新的权益的条约。
推动修约运动
中苏谈判
1924年3月，顾维钧等人反对苏联代表卡拉汉与王正廷拟定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内容，并提出三项修正案，即草案未声明取消苏俄与外蒙订立的条约，苏联红军从博克多汗国撤军不应附有条件及在华俄国教堂产业待将来详议。经反复秘密交涉，顾维钧与加拉罕最终于5月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废除俄罗斯帝国与中原地区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罗斯部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维持现状；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等内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推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废约运动的发展。
废除中比条约
19世纪60年代比利时效仿英美等国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到1926年10月时中比条约届临期满。在期满前半年中国政府通知比利时将要终止条约，并提出将该约重行修改，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约。比利时无法拒绝中国谈判修订新约的要求，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双方立场难以调和，遂成僵局。顾维钧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后，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临时协定可以延长，但双方可以预先通知予以废除。这一办法既增加修约难度，也不致使不平等条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修正案，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京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他认为中国不能屈服于比利时的无理要求，于是11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外交部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要以平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面对中国政府毫不退让的立场，比利时政府不得不重回谈判桌。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进程中重要的一步，顾维钧认为中比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的不平等条约，显示出顾维钧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
促进盟国援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驻外使节开始为积极争取外援而努力，他们不仅希望外国政府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更能实际援助中国抗战。当时日本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战略封锁，中国获得军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陆路交通线，这其中滇越铁路最便捷，因此令法国同意假道越南运输成为顾维钧的重要任务。当时蒋介石多次电令顾维钧与法国政府交涉，但法国因为担忧日本会反对，反而会损害法国在越南的利益，因此不起希望中国的军火借道越南运输。顾维钧多次前往法国政府交涉，终于得到法国允许以秘密方式进行物资运输。此后这个情况被日本获悉，法国政府便改变了主意，阻止中国物资运输。顾维钧多次前往法国外交部都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顾维钧绕开法国外交部，直接与殖民部长交涉，并建议对方绕过外交部安排物资过境运输事宜，经过顾维钧的交涉，殖民部长明白物资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于是允许物资通过越南运输往中国的行为，通过这种非常规方式，使得大量海外物资经过越南运往中国境内，在向中国提供便利和供应军需的问题上，法国给予实际帮助，这与顾维钧积极同法国各方交涉是密不可分的。
提高国际地位
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会议提出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并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人物思想
顾维钧的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联美制日”，最早萌芽于顾维钧留学美国期间，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顾维钧就提倡“联美制日”的战略。他在与日本政府斡旋中感受到北洋政府的软弱，认为急需寻求国际方面的援助，根据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美国的好感，认为美国是遏制日本的最佳选择。通过巴黎和会使得顾维钧的“联美制日”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最后为换取列强对“国联”的支持抛弃中国，但他的做法仍受到美国代表团的批评，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走向成熟。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思想，具有远离党派之争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特点，他受到美国政治体制环境的影响，特别欣赏美国的两院制，认为这种制度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因此顾维钧一贯远离思想上的斗争，经常以模糊的、中立的态度往来于各党派之间，他反对因党派之争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联美制日”思想指导下，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美国的周旋，最终迫使日本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日本放弃山东权利，促成山东问题的解决，此外还为解决其他悬案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顾维钧团结英美等国，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使中原地区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和援助，最终也是在美国等国家的帮助下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及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顾维钧认为外交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国际法和外交史知识，而在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也以“弱国”来定位当时的中国外交，并采取相应策略，他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个人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百成功，因为如果一方百分百成功，代表另一方也有此要求，便无法达成协议。此外他还认为作为弱国的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非常不易，但弱国外交未必没有施展的空间。当然“联美制日”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虽然他拥有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外交局面，而他个人的留美经历也令其在外交上显示出明显的“亲美外交”的倾向，此外，顾维钧还高估了外交活动在国际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国家实力才是获得平等外交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人物争议
关于顾维钧的出生日期存在不同的说法，根据顾维钧口述的《顾维钧回忆录》记载，他是出生于清代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公历的1888年1月29日。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当代名人传》记载，顾维钧出生于民国前二十三年出生，即出生于1889年，历史学家刘绍棠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记载。除此之外，傅润华撰写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撰写的《自由中国名人传》、陈锡璋作的《细说北洋》及勃德的《中华今代名人传》、活赫著作的《一九三五年中华年鉴》等作品中记载顾维钧的出生年份为1887年。而台湾当局“中央社”在1985年11月16日电，以顾维钧享年九十九岁，据此上溯生年也为1887年。
人物评价
1985年顾维钧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发去唁电，认为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
史学家唐徳刚认为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与李鸿章为其中两个，而顾维钧只能算半个，因为顾维钧只是奉命行事，没有外交决策权，但他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展现出不卑不亢，直面群雄，敢于说“不”，敢于拒签对德和约的精神，值得世人敬仰与称颂。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认为，顾维钧有过为国家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一生的个人经历是整个民国外交的缩影。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和拒签和约，以及在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这些都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久印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认为，顾维钧个人太过杰出，比当时中国国情、国民素质超出太远，当时外国的外交官常评价顾维钧是中国的“例外”，他个人能力优秀，具有非常高的国际声望，但也不免有些缺点，比如恃才傲物、重“面子”等。
顾维钧的夫人严幼韵评价，顾维钧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天坚持写日记，花费17年时间口述回忆录，记录他一生的工作。他做这些是因为他确信，理解中国的过去有助于它的未来，从青年时代起，无论他处于怎样的环境中，都在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合法地位而奋斗。
人物轶事
两鞋皆左
某人游览南洋返回时，曾与顾维钧乘坐同一艘船，在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船长为客人们举办宴会，并邀请顾维钧进行演讲，而他因为擅长英文，于是便开始发言，得到大家的赞赏。顾维钧在开始演讲前讲了一则笑话，说他在留美时，有次乘坐火车，需要在火车上度过一夜，临睡之前他将鞋子放在包房门外。黑人侍者在夜晚将鞋子刷好，第二日清晨便会放回原处，谁知道第二日顾维钧起床后取鞋时，发现一双鞋全是左脚，于是召来黑人侍者询问，黑人侍者摇着头口中说道，真是古怪，那边包房客人的鞋子怎么全是右脚的。大家听后全部大笑起来。
不辱使命
顾维钧在某次出席国联会议时曾与日本代表松岗侃侃而谈，当松岗在会场演讲，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属于正义人道的结果，但他刚说到这里时，顾维钧立刻站起来发言，说如果按照松岗代表的意思，日本便是中国口中的驯羊。他的言语十分滑稽，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演说数次，博取世界的赞美，也令众人对中国表示同情，让众人对中国增添很多好感。顾维钧担任外交部长时，每次会见外宾都会按照惯例行握手礼仪，事先必然会双手摩擦，令手上皮肤发热后才与人握手。他的卧室内有一架三角玻璃镜，每次当他外出时，都会对着镜子站立，然后将身体对照镜子仔细清洁。而在宴请外宾时，他对各国外宾的嗜好全部记忆在心中，对不同的外宾给予不同的准备。
攀上高枝
1912年顾维钧回国后，在外交总长唐绍仪的外交部作秘书。顾维钧少年翩翩，经常出入北京饭店舞场，某次他结识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此刻的顾维钧似乎忘记他早已定亲的事情，很快便与唐宝玥形影不离了。身在上海市的张衡山得知顾维钧与唐小姐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便写信给唐绍仪痛斥顾维钧，并让唐绍仪将顾维钧送回上海。这封信令唐绍仪非常愤怒，便将顾维钧叫来训斥一顿，还让他赶紧返回上海。但顾维钧不愿离开北京，因亲友等人劝说，也只能收拾行李准备南下。此事被唐宝玥知道后，便威胁唐绍仪，最终唐绍仪没有办法，只能同意顾维钧与唐宝玥的恋情。后来专门打电报让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让他处理顾维钧退婚之事，何丰林带兵逼迫张衡山写下退婚书，不久后便抑郁而死，而张女也选择落发修行。退婚书送到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顾维钧与唐宝玥便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婚礼。
不愿毕业
1904年，顾维钧还差一年学业毕业时，选择前往美国留学，后进入纽约库克学院，这是一所预备学校，专门为培养学生考入大学而设立的。经过库克大学的学习，顾维钧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他想要先读文学士，学习文学士必须要懂拉丁文，而顾维钧一个拉丁文都不认识，因此教授劝他放弃，但他不愿改变主意。后面顾维钧在暑假的七个星期内，全力学习拉丁文，这才追赶上美国学生四年拉丁文的程度，并在第一年年终考试时获得“A”的成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制是四年，而顾维钧在第三年时便读完所有的学分，因此注册处通知他可以毕业了，但顾维钧不愿离开学校，因为他是学校积极分子，但注册处的人非常不理解，认为他非常奇怪，别人都是期望早点毕业，而顾维钧却不要毕业，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从未发生的事情。顾维钧不愿毕业，也不给出理由，注册处的人看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为他想了一个主意，让他不要缴纳领取毕业文凭的二十五美元，这样也就不算毕业，可以继续留在学校里读下去了。
一鸣惊人
巴黎和会召开时，因为参会代表人数太多，而英法等大国也担心会议会被小国操纵，因此决定召开两种会议，同时进行。一种为全体大会，另外一种为列强会议。而全体大会将各个国家分为等级，给予不同的参会席位，中国当时被仅获得两个参会席位，而列强会议中国没有资格参加，只有在讨论有关中国问题时才允许列席，因此当时中国代表团只能在旅馆等候消息。5月时，会议终于讨论到中国问题，日本要夺取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英法两国早有默契给予支持，美国代表认为此事关乎中国权益，必须听取中国代表的意见，这才让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发声。
当告知中国代表下午三点出席大会时，距离大会开始仅有两个小时，当时中国代表团都慌了手脚。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有五人，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而顾维钧资历最低，当时陆征祥已经病倒，王正廷说他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大家都选择逃避，只有顾维钧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并且坚定地说他要去，然后让王正廷陪他前往，会议发言由他负责。当两人赶到会场时，还没有坐下便让中国代表发言，于是顾维钧连坐的机会都没有，便开始讲话，然后顾维钧从历史、地理、文化及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阐述，要求归还山东省的一切权益，最后他将孔子比作耶稣，将山东比作耶路撒冷，认为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顾维钧的英语讲话非常流利，态度从容不迫，赢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路易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等人的道贺与拥抱，让顾维钧扬名中外。
家庭成员
人物荣誉
荣誉学位
参考资料
勋/奖章、勋位
参考资料
后世纪念
故居
上海
顾维钧故居又称“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西大街两侧94-96号，由顾维钧之父顾溶修建。它坐北朝南，属于砖木结构，为硬山式、青瓦顶、平楼结合。整个故居占地面积为1.322亩，有房35间，其中楼房为22间，平房为13间，整体房屋面积为875平方米。宅院内有水井一口，临河有水桥一座，大厅有粗壮庭柱，大梁浅雕绕枝牡丹，腰檐下前廊筑成一支香鹤翻轩、双步、月梁有祥云浅雕；中间天井以三色缸片铺成连环金钱纹。1954-1955年，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其余至1995年基本保持原状。
天津
顾维钧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南路267号，始建于1921年，属于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砖混结构三层楼房。故居占地面积为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74平方米，拥有房屋48间，为木屋架起脊，红缸砖墙面，木楼板楼梯，双槽玻璃窗，建有固定书柜，二三楼均有平台。
生平陈列馆
顾维钧生平陈列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法华塔的塔院内，法华塔为七级阁楼式砖木结构方塔，始建于南宋年间。陈列馆面积为104平方米，分为六个部分展现顾维钧亲身经历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风云际会，分别为“留学美国、矢志外交”“初涉外交、崭露头角”“任职国联、护卫国权”“驻节法英、争取外援”“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外交耆宿、蛮声海外”。此外陈列馆精选百余帧照片和文献资料组成基本展板，以主题橱窗组合展示许多顾维钧生前使用过的实物。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顾维钧 .豆瓣读书.2024-04-14
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外交家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分享会 .网易.2024-04-14
金光耀谈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今日头条.2023-07-19
学成归来 矢志报国—留学报国篇（二） .微信公众平台.2024-04-14
13卷本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首次集中再版_共产党员网.共产党员网.2023-07-21
天津小洋楼顾维钧旧居：外交总长的非外交生活-天津小洋楼-北方网-新闻中心.北方网.2023-07-21
我的1919 (1999).豆瓣电影.202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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