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
郭象（约252年-312年），字子玄，河南洛阳人，是晋朝时期的玄学家。据《晋书·郭象传》记载，郭象年少时有才理，喜欢《道德经》《庄子》等学说，能够清谈玄理，当时有人将他称作“王弼之亚”。
郭象约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三十二岁时受到了州郡的征召，但是拒不就任，潜心著述。三十七岁时，他被征为司马越的司徒掾，后来又出任黄门侍郎。此后他先后出任太傅主簿、丞相府主簿、豫州牧长史等官职，于晋永嘉末年（312年） 病逝。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热心追求权势，《晋书·郭象传》中称其“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钱穆批评郭象“曲说媚势”。
郭象代表性的著作有《庄子注》《论语体略》《老子注》《郭象集》《碑论》十二篇等，但其著作大都已亡佚，存世著作仅有《庄子注》。哲学上，他提出独化论，倡导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历史观上，他主张顺时而变；政治观上，他对“圣人”作出独特的阐释，并主张臣民自治；人生论上，他提出了逍遥的境界。其“独化论”标志着魏晋玄学的成熟，同样也标志着魏晋玄学的终结，他的哲学体系代表着玄学的高峰。此后中原地区的思想进入了佛玄合流的时期，这一过程中，郭象的玄学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晋朝时期士族们垄断了选官的路径，因此寒门子弟想要身仕途，其方法十分有限，大致有两种途径：其一，投身诸王幕府发迹；其二，通过清谈以及人物品评活动，控制人才舆论，以此进入上流社会。郭象则选择了一条二者兼顾的路径。
元康时期，在王衍、乐广等人的推动下，贵无派思潮在西晋士族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郭象在早年间选择顺应时代潮流，钻研老子、庄子的学说，凭借此在玄学清谈中获得了较大的声望。其清谈水平和玄学思辨能力得到了贵无派的认可。在其三十二岁时，他受邀参加贵无派领袖王衍为庆贺其四女儿与裴遐结婚举行的清谈。在宴会上，郭象还以主辩者的身份与当时的清谈家裴遐进行对垒。这表明此时的寒门子弟郭象，已经得到了士族上流社会的认可。
拒绝征辟
王衍对郭象较为赏识，在各种场合都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这为郭象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基础。不久州、郡征辟他为佐史，但由于州、郡佐史的层次较低，因此郭象拒绝出任此职。《晋书·郭象传》记载，他常闲居在家，写作文论自娱自乐。
仕途生涯
在三十七岁时，郭象被辟为司徒掾，由此步入仕途。在进入司空府后，他得到了驺摇司马越的赏识，派他出任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参与机要，以便控制朝政。八王之乱后，司马越的太傅府已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控制权。四十一岁时，郭象就任太傅主簿，手中握有较大的权力。永嘉元年（302年）郭象四十二岁时，司马越率军离开洛阳市，郭象作为太傅主簿，也随太傅府转移。同年十一月，司马越在许昌市自任丞相，郭象转为丞相府主簿。
在司马越出镇许昌期间，司马炽司马炽周围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团，司马越对于权力的控制受到了威胁。因此，永嘉三年，司马越回师洛阳“清君侧”。除清君侧外，司马越还对宫廷卫戍军进行了改造。在司马越的改革措施中，他没有设置统帅宫廷禁卫军的领军将军官职，而是由太傅的私人佐史郭象兼管宫廷禁卫军。
永嘉四年，刘聪、石勒等人进攻中原，晋朝王朝已面临生存危机。司马越为摆脱在洛阳市面临的饥荒和军事打击，便以集结衮、豫二州的兵力，讨伐石勒为借口，准备放弃洛阳东行。同年十一月，司马越率领晋绥军主力离开洛阳，向许昌市进发。郭象作为太傅主簿随行。当部队进驻项城市后，司马越宣布自任豫州牧，郭象转任长史。
因病去世
《晋书·郭象传》记载，郭象于永嘉末年病逝。
主要作品
《庄子注》
在玄学发展过程中，《庄子》成为了玄学的基本经典，于是玄学家们对《庄子》进行研究，以阐发庄子的思想。魏晋时期有许多玄学家都对《庄子》进行注解。郭象对《庄子》进行注解，并不是为注而注，而是借《庄子》诠释他自己的哲学见解，建立郭象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庄子注序》中，郭象对于《庄子注》的篇目选择进行了说明。他以当时较为流行的篇目为例，认为诸如此类的篇目都是巧杂，因此他的《庄子注》删繁就简，只留下了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也就是后世流传的《庄子》。郭象的《庄子注》，广泛吸收了当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综合各家，集其大成。其《庄子注》在当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高峰，在后世取代了各家的《庄子注》一直流传了下来。
《庄子序》
郭象的《庄子序》不同于他为《庄子注》所作的序，《庄子序》是为《庄子》这部书所作的序。因此《庄子序》实质上是一篇《庄子》的提要，在文中他对庄子的哲学体系、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简要的论述了《庄子》的要点。
其他作品
据《晋书》记载，郭象除有《庄子注》外，还著有《碑论》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著录了郭象的《论语体略》。江熙在《论语集解》中将郭象列入了为《论语》作注的十三家中，由此可见《论语体略》体现了郭象个人的思想体系，在晋朝时为人所重视。郭象还著有《老子注》，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中著录有郭象的《老子注》。除上述作品外，郭象还著有《庄子音》《致命由己论》《郭象集》等。但其作品大都已亡佚，存世作品仅有《庄子注》。
主要思想
独化论
郭象认为，庄子思想的主旨是一种天人之学，而贯穿于这种天人之学的指导思想，即为“独化”。他将独化解释为“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他认为万物不是由虚无产生的，也不是万物相互作用产生的。在探究万物具体的产生原因时他指出，如果造物者存在，它不可能创造出这么多形态各异的事物，因此真正的造物者就是物体自己，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万物的出现和存在，只能是自己出现、自己存在。
为了解释万物“自生”“自为”“自有”，郭象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武之境”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一定要追溯万物生化的条件和原因，就会陷人无穷无尽的因果的恶性循环中。所以，世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是独立的、不依赖任何条件的，也就是“独化”。事物不仅各自“独化”，而且相互之间也不存在转化的关系。“雨师之境”则是万物“独化”的场所和境界，是一种没有差别、取消是非、不分彼此、自满自足的境界。
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事物虽然都按照自己的特质而“独化”，但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涉，而是结成一种协同关系，在玄武之境中得到统一，创造出整体性的和谐。郭象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到社会层面，他认为人们无拘无束，任性而行，就能与道义相符，不用知道仁义礼乐、蒋孝慈忠信却能自然的合乎它们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本性的流露。如果人们能保持这种质朴的本性，国家政治就能独化于玄冥之境，保持永恒的和谐。郭象通过万物“自生”以及万物“独化”，否定了外因的决定性作用，而将“本性”视为事物生成变化的终极原因，从而建立了其“性”本体的地位。
心性论
郭象的心性哲学，是在其“性”本论的基础上，对人性的类型、外在表现以及正确的认识途径等方面展开论述，其心性论可归纳为“性分”“性理”和“冥极”三种学说。
“性分”即为个性。郭象认为“性分”是先天形成的，是后天无法改变的。而“性分”中的有些因素是无需学习的，如气质性格；但有些因素则是潜在的，需要后天的学习才能显现出来。他以此论证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认为皇帝与臣民、地主与奴仆，都是天然的由性分所决定的，因此即使是差役、奴婢，也应该安于现状，因为这是本性所决定的。他认为人们的行为只要适合各自的“性分”，便会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如果不适合自己的“性分”，则会性命堪忧。
除“性”外，郭象在《庄子注》中也频繁的提到了“理”的概念，他认为“理”与“性”的关系在于，“理”产生于“性”，只要人们顺应自己的本性活动，便自然会与“理”相符，这便是郭象的“性理”说。
而顺应自己的本性活动，其关键便在于认识本性。人们无法通过学习知识与理性分析对本性加以认识。故郭象借用了“冥”的概念，表示通过饺子之心，与本性进行冥合，从而认识本性。由于存在圣人与凡人两种不可混淆的人性，因此人类与本性冥合，也有圣人的“冥物”与凡人的“冥极”两种类型。郭象认为，凡人通过与本行契合的“冥极”过程，可达到自己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的价值便得以实现。而圣人心性空灵，大智若愚，则表现为无知无情，永远处于“冥”的混沌状态，即“冥物”。
圣人之治
郭象的政治学说围绕“圣人”展开，在他眼中圣人无心，圣人的行为顺应外物，其内在的精神自由与外在的政治功业之间为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而他政治学说的核心则在于“圣人与凡人（臣民）”之间的关系，他主张臣民“自治”。
郭象认为，圣人的本质是“神人”，而神人并不是指精通仙术的神仙，而是指生活在最高精神境界，通晓宇宙奥妙，却以无心的态度顺应自然的顶级人物。“神人”还有许多其他称谓，如至人、无待之人等。而“圣人”，则是从兴邦治国的角度，对“神人”政治形迹的称谓。他指出，由于圣人能以“无心”顺应一切社会变化，因此当其不得不介入社会政治时，便会被人民拥戴为帝王。而纵观伏羲、皇帝、尧、舜、禹等帝王的治国方略，却发现他们治国的共同本质是相同的，即以“无心”顺应民心（时势）。由此郭象得出治国之本不在圣人而在臣民的结论。圣人政治的本质则在于臣民的自治。
而郭象所指的臣民自治，其重点在于各级官员的“自治”。其圣人之治的核心为：在尊崇无为圣王的旗帜下，保留君主政体形式，虚化君主权力，确立臣民(士人)的政治“自治”地位。他用“性分说”对此进行阐明。由于人类的政治“性分”不同，因此有人天生便能顺应所有人的本性，故能发挥所有人的政治才能，这是帝王之性；有人生来能任用某些人的本性，使某些人能发挥其各自的政治才能，这是各级官更之性；有人天生便能接受管理，这是百姓之性。而圣人虽是治国方略的制定者，但方略的实施，却是依靠各级官员和民众（臣民）各自完成，因此臣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圣人领导下的理想社会，便是使每个社会成员处于与自己“性分”一致的政治岗位上。在这种和谐社会中，人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位于不同岗位，但实际上已不存在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均处于“自得”状态。
名教即自然
郭象对庄子《齐物论》的思想加以改造，指出大鹏鸟和小鴳各有其既定的特质，因此他们不必彼此羡慕，只要顺应它们各自的本性，就可以做到“大小俱足”。从“各安其分”“各适其性”的观点出发，郭象主张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为名教。故而名教所主张的仁义等道德规范并不在人的本性之外，实际上正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如果能够顺应其天性，顺应名教的规范，就能展现自己的个性，实现自然。他以圣人为例论证这一观点。圣人身处名教的包裹之中，似乎是难以实现其自然的本性的，但“自然无为”并不是指终日隐居在山林之中，只要顺应本性，即使身着帝王之服，居朝堂之上，仍然不会改变其自然无为的本性。
逍遥论
人生论上，郭象提出了逍遥的境界。他认为“逍遥”，是行为与本性一致而获得的心理愉悦。对每个生命个体来说，只要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即性分）生活，思想行为与本性保持一致，便达到了“逍遥”的境界。而达到逍遥之境的途径，是放弃主观好恶的“无心”状态，使思想情感与自然本性合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逍遥游》中体态和能力都悬殊较大的各种生命，从大鹏鸟、小鴳、列子到至人、神人，都达到了逍遥的境界。但由于存在圣人与凡人两种不同的人类本性，因此二者达到逍遥之境的外在条件便会存在差异。故“逍遥”可分为凡人之有待的逍遥与圣人之无待的逍遥两种条件。
其一，对于“有待”的凡人来说，认识到自己“性分”的极限范围，放弃非分之想，以无为的态度顺应自己的本心，行为不超出“性分”的范围，便可以达到舒适、自由、幸福的境界，成为“有待”的逍遥。其二，圣人的本性空灵，通晓宇宙的奥妙，却表现为“无心”，能适应一切条件与变化，因此被称为“无待之人”。郭象认为，圣人的“无待”，不是指以神力并且一切条件，而是指以无心无为适应一切条件。因此“有待的凡人”与“无待的圣人”之间根本的区别，则在于前者只能适应某些条件，而后者则能适应所有条件。
相关人物
向秀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是河内怀（今武陟县）人，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早年间无心仕途，有隐居之志，在嵇康被杀害后，向秀为了避祸，不得不出任一些闲职，他的主要著作有《庄子注》。而就《庄子注》的作者究竟是向秀还是郭象，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
裴頠
裴頠（267年-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绛县）人，是魏晋时期的哲学家。他的父亲是魏晋学者裴秀。裴頠自幼发奋读书，博学弘雅有远识。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言谈之林薮”。他曾历任要职，后为司马氏杀害，年仅三十三岁。他代表性的著作为《崇有论》，在此文中他对万物自生的观点加以论述，同时还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凭借此文，他成为了与贵无派进行对垒的“崇有派”的领袖。郭象与裴頠一样，都是崇有派的支持者，二人的思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认同裴頠万物自生的基础上，郭象进一步提出了“独化论”。
王衍
王衍（256年-311年），字夷甫，琅邪临沂(今临沂市北)人，是晋朝时期的玄学家。司马衷时官至尚书令、司徒、司空，迁太尉。他喜好老子、庄子的学说，承袭了何晏、王弼的清谈玄风，崇尚贵无之说。他对郭象十分赏识，在各个场合都对他给予较高的评价。王衍的赏识对郭象的入仕之路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越
司马越，字元超，是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元康时期，司马越在朝廷的中枢机构任职，在洛阳市上层有着较高的声望，并与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距离。此后他直接参与了八王之乱，并在八王之乱的后期获得了晋朝政权的实际控制权。永嘉五年，司马越在项城忧惧而死。自郭象入仕开始，他一直跟随在司马越身边，作为司马越的下属。
相关争议
郭象去世时间
针对郭象去世的具体年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病逝于永嘉六年（312年）。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病逝于永嘉五年（311年），其理由在于：其一，郭象为病逝而非死于石勒围歼，故说明他在永嘉五年四月前就已病逝。其二，《世说新语》及《晋书》的相关记载表明庾敳曾任河南省长史，且以长史的身份被石勒俘杀。而司马越于永嘉五年三月逝世，因此庾数此前已继郭象之后任此职，说明郭象至少在永嘉五年三月前逝世，故将其逝世时间定为永嘉五年。
《庄子注》的归属
郭象的代表作《庄子注》一直流传下来，在中国封建时代成为《庄子》的标准注解。但有关其作者，一直存在着争议，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庄子注》为向秀所著，后被郭象窃取；其二，《庄子注》为向秀、郭象二人合著，郭象在向秀注本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其三，今本《庄子注》是郭象所著，向秀《庄子注》已失传。
思想家钱穆、文史学家余嘉锡等人认同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郭象窃取了向秀的成果，将《庄子注》据为己有。其根据在于《晋书·郭象传》以及《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据上述记载，《庄子注》的原作者应为向秀，他完成了除《庄子·秋水》《至乐》两篇之外的所有注文。但由于向秀去世较早，其子又年幼无知，便被郭象钻了漏洞，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对《马蹄》一篇注文进行修改，对其余的篇目的文句进行了解释，并以自己成果的名义公布出来。因此，《庄子注》的主要作者实为向秀，郭象实际上剽窃了向秀的成果。
哲学家汤用彤、张岱年、杨宪邦等人则认为，今本《庄子注》应为二人的共有成果，是郭象对向秀的《庄子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庄子注》可以代表郭象的思想。其根据在于《晋书·向秀传》的记载。《向秀传》中记有，《庄子注》是通过郭象“述而广之”方才得以完成，郭象也是《庄子注》的主要著作者之一。
哲学家冯友兰、汤一介等人则认为二人各有一部《庄子注》，向秀所著《庄子注》已亡佚，而郭象的《庄子注》流传至今。汤一介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指出，《晋书·郭象传》中的记载表示，从晋朝时期至天宝时期，向、郭二人的《庄子注》同时流行，而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如果二者的内容完全一样，则无法长期同时并行，因此只有两版注本的内容不完全相同，才能够长期同时流行，因此二人应各著有一部《庄子注》。冯友兰则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以朱熹《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同样收集了许多别家之言为例，说明郭象的《庄子注》广泛吸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也是为了更好的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综合各家，集其大成。同时，他通过论述陆德明、徐邈、李轨等人给《庄子》作音义，都以郭象注为主，力证郭象本比向秀本更为流行，表明二人各有一部《庄子注》。
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第二种说法，认为郭象的《庄子注》是在汲取向秀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而成。该书整体上可以说是二人的共同成果，但思想的主旨以郭象为主。
影响
郭象所处的时代位于魏晋玄学发展的最后一阶段晋朝玄学时期，在此之后，中国的思想便进入了玄佛合流的时期。郭象的哲学体系不仅对玄学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引进和消化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也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其一，从其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来看，郭象的《庄子注》广泛的吸收了当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综合各家，集其大成。他的《庄子注》在当时成为了玄学发展的顶峰，也作为后世通行的《庄子》注本，一直流传于世。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独化论也标志着玄学的终结。这是因为在郭象之后，除了张湛提出的贵虚论外，再也没有影响较大的玄学体系了。
其二，从郭象的玄学体系对政治的影响来看。中原沦陷，晋室南渡，王导辅助王敦在江东建立功业，其理论依据便是玄学思想，尤其是郭象所阐发的内圣外王之道。王导根据郭象所说的“无心”制定了“镇之以静”的政策，具体应用于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在处理各方面的矛盾上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后来这种政策被桓温、谢安相继执行，成为东晋的一项国策。
其三，从其对玄佛合流的影响来看，郭象的本体论在玄学体系中水平最高，却始终没能达到佛学那种体用一如、即体即用的水平。郭象在人生论中提倡的“逍遥境界”被清谈名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但却被支道林的佛学新解所取代。因此，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学习郭象的玄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外来的佛教思想来丰富充实自己，用来解决玄学本身所探索的本体论以及人生论等问题。郭象的思想对于人们理解和消化佛教文化起了促进作用。
轶事典故
口若悬河
晋朝玄学家王衍，是玄学贵无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当时较为重要的人物品题的权威。而寒门子弟郭象，崇好老庄，尤其擅长清谈，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已经得到了士族上流社会的认可。王衍对郭象极为赏识，在各种场合予以高度的评价。王衍评价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像悬挂的河水倾泻而出，滔滔不绝。”后世用“口若悬河”形容说话者擅长言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郭裴之辩
散骑郎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女儿。婚后三天，王家邀请自家所有的女婿一起聚会，当时的名士和王、裴两家的后辈全都聚齐了。郭象也在座中，他主动要求和裴遐谈论玄理。郭象才学渊博，刚交锋几个回合，还觉得不够快意。他陈列铺排玄理，气势较盛，裴遐则从容不迫的梳理前面的议论，义理与情趣都很精微，座中人士对此赞叹不已，感觉痛快。王衍也觉得很不错，于是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不然就要被我女婿困住了。”
相关评价
晋朝玄学家王衍对郭象较为赏识，在多个场合都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王衍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悬挂的河水倾泻而出，他说话滔滔不绝，文辞流畅而奔放。”
南梁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对郭象进行评价称：“郭象年少时便颇具才气，崇道而好学，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王弼之亚’。”
历史教授王晓毅评价郭象：“司马越太傅府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后，一些元康时期的小人物脱颖而出，郭象就是其中令人瞩目的‘黑马’。”
哲学家冯友兰评价郭象称：“他是最大的玄学家，也是士族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哲学家余敦康评价郭象称：“郭象的为人一方面对现实抱着一种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热衷于追逐权势，对现实抱着一种迎合的态度。郭象把这二重性格统一于一身，要想做到恰到好处，不露痕迹，是相当困难的。”
哲学家汤一介评价郭象称：“郭象注《庄子》一事虽有矛盾，但郭象在魏晋玄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唐朝房玄龄在《晋书·郭象传》中评价郭象称：“郭象热衷于追逐权势，由于他深受宠信，因此任职当权，权势威逼朝廷内外。”“郭象为人操行浅薄，因为向秀所著的义理不传于世，便将其窃取据为己有。”
《晋书·荀晞传》中记载：“主簿郭象操弄权势，刑罚与赏赐全凭自己心意。”
历史学家钱穆批评郭象称其“曲说媚势”，即歪曲义理、趋炎附势。
相关名言
《庄子序》：“至仁报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雨师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齐物论注》：“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武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
《养生主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