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

滇国（公元前276年—约公元前86年），是庄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滇池地区建立的一个古代王国，先后经历7个滇王，共计190年。

根据考古发现，春秋时期，滇池一带便生活着诸多滇人部落。据《史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割据楚国东地的越人因世居之地被秦国占领，在首领庄蹻带领下归顺楚国，夺回了被秦占领的江旁十五邑，征服夜郎、进入滇池地区，欲继续征服滇人使之归楚。然而，楚国为与秦国讲和，重新将江旁十五邑割让于秦，庄蹻的东地兵也被阻隔在滇池地区。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庄𫏋以呈贡区为都建立滇国，和中原一带失去联系。西汉时，刘彻遣使打通西南夷至身毒的通道时，留意到滇国的存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滇王接受招安，滇国内属西汉。之后，滇国失去史料记载。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滇国先后经历7个滇王，西汉始元元年（公元86年)前后，第7代滇王(M6墓主)离世，滇国也随之消亡。

滇国族属至今存有争议，考古学家等认为其主体民族为百越。滇国在政治上前期为奴隶制政体，滇王为最高统治者，神权有时大于王权；内属汉朝后，实行土、流两重制。设有刑法，以军事手段开疆护土，对周边民族交往中处于优势。普遍种植水稻，养殖业发达，饮食多样化。商贸业多以物易物、等价换物的形式进行，主要以贝作为内部贸易的媒介，出现了储贝器。滇人善歌舞，信奉女巫，重视祭祀，雕刻技术多以青铜器塑造的形式出现。多着彩色及膝外衣，有文身风俗。贵族出行一般男性骑马，女性乘肩舆，平民多步行。

名称来源

滇国名称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提及，并被后世沿用。主要定名来源其辖地为滇地，王名为滇王。但关于“滇”的来历，学术界仍有不同说法，其一，名称来源于族名。一说是源自氐羌人后裔部落中一个叫填戎的部落。因为该部落居于大泽边，故改“填”为“滇”，并把这里的大泽命名为“滇池”。其二，因为读音演变，认为氐羌部落首领名号叫“甸”，且居住在大坝子上，人们故即将其住的大坝子叫“甸”，后被汉族人译写成了“滇”。其三，代指某地域，《滇国史》作者黄懿陆先生认为，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百越”，根据百越后裔壮族布越支系的语言发音推算，“滇”的意思是“杆兰”“亭”“祠”或“厅”，指的是百越先民居住和举行祭祀的地方。

还有说法认为，“滇”来自地理现象，“滇”即为“颠”。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指，滇池两岸陡峭，河道狭窄，每逢山洪暴涨，池水有倒流之象。而据《说文解字》解释，“颠”即为顶，滇池“独居高顶”，因而称之为“颠”。而“滇”则是从“颠”演化而来。

族属考证

古代滇池一带自春秋起，就生活着聚落而居的部落民族。庄𫏋在滇池建国后，关于滇国主体族属在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论。其一，以方国瑜、尤中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主张滇国主体民族属于氐羌族群。该观点长期成为云南民族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方国瑜等认为滇国主体族属为氏羌族群中的叟人，即今彝族先民。尤中、马曜等学者则认为滇国主体民族为氏羌族群中的人，即今白族先民。其二，滇国主体民族为傣族。学者黄懿陆认为，滇国出土文物有百越文化特点，百越为滇国的主体民族，滇国越人又称人、卜人，是多个京族的共同体。考古学家张增祺也认为滇国主体民族为百越。云南地方史与东南亚史研究员娄自昌经过考证后认为，滇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既有百越族群，也有濮人、僰人，西汉中期以后，滇国故地又增加了汉族、昆明市人、叟人等民族。但结合文献记录和滇国出土文物来看，其主体民族是百越族。滇国灭亡后，滇文化融入汉文化，百越族融入汉族，在东汉三国两晋时期成为云南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沿革

东地自治

春秋时期，楚国雄居江淮地区。楚威王时兴兵伐越，杀越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省。越国散乱，诸族子自立，或为王，或为君，向楚称称臣。楚怀王十九年（公元前310年）起，楚国开始策动越国归楚，五年后楚国彻底灭掉了越国。越国旧地被称为东国之地。

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楚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败，为寻求齐国支持，以太子横入齐作质。次年，秦国在与楚国会盟时，为逼其割让秦巫、黔中之地将其囚禁于咸阳市。楚国拟立在齐国为质的太子为王，齐国借机胁迫楚国割让“东国”“五百里”。

东国越人对此不满，越人首领庄𫏋多次请求楚国不要割让东国给齐国，楚国为安抚越人，封庄蹻为大司马。但庄蹻依旧不同意东地归齐，因无法打消楚国割让东地以换取太子回国的决定。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庄蹻遂组织起约30万越人起兵叛乱，游离于齐国和楚国的统治之外，据东地自治。

楚蹻归楚

庄蹻善用兵，楚国一直无法将其收降。楚顷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楚国与秦、三晋、燕国联合伐齐，取得齐劫掠东国的部分地区——淮北之地。庄蹻占据东国余地继续自治。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良造白起继续攻楚，破楚都郢，烧夷陵(今宜昌西)，东进至竟陵(今潜江西北)，南进至洞庭湖一带。楚军溃散，楚顷襄王撤往东北。次年，越人的世居之地巫郡(今川东、重庆及湖北一部)、黔中郡也被秦国夺走，庄𫏋所据之地陷落。楚国谋士庄辛认为，庄蹻多年来在楚境内“为盗”，但可以试着劝说他归楚，共同抵抗秦国。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庄蹻率十余万东地兵归楚。

庄氏王滇

庄蹻接受招安后，率东地兵攻占巴、蜀、黔中以西，复取秦国夺占的江旁十五邑（即巫、黔中郡的部分地区）以为郡。征服夜郎 (贵阳一带)后，进军滇池地区，欲征服当地的滇人使其归附楚国。然而，楚国对秦国作战屡屡失败，不得不将庄蹻收回的失地重新割让给秦国。庄𫏋及其东地兵被阻隔在滇池地区。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庄蹻在曲靖市布下重兵防秦进攻，西进至楚雄，其势力北抵东川区联合同种同族的僰人，南达蒙自市结交滇东南的土著越人，并在呈贡区建都立国。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2年），中原一带和庄蹻已彻底失去联系。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56年）前后，庄蹻逝世，葬于今昆明市呈贡天子庙M41墓。庄蹻之子(M33墓主)在此前后继位。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庄𫏋之孙(M12墓主)在此前后即位，将滇国都邑从呈贡南迁至晋宁区，以天然屏障做保防来犯。此后，滇国据物产丰富、气候适宜的滇池地区，以庄蹻子孙为王，聚落而居，农牧和手工纺织业都得到了发展。与周围民族的交往中，也多处于优势。但为打通通往身毒的商路，和周边的人多次发生战争。

内属西汉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西域诸国夹击匈奴，从而开辟西域通道，但由于匈奴阻隔，商道久不能通。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以出使西域诸国时所见的蜀布、邛竹杖推测，货物是从西南夷地区运往身毒（即印度）后，又转运至西域，建议刘彻寻找并开辟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寻路汉使在西南夷遭到昆明市人抵制，四路使者均受阻于滇西。

滇国本就和昆明人不睦且亦有意通路身毒，第七代滇王尝羌（M6墓主）便留下汉使，派出十余批人，协助他们通路。在此过程中，滇王还询问汉使滇国和汉朝哪个较大。使者回去后，盛赞滇国之友好，汉武帝也因此留意到了滇国的存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汉武帝派使臣召滇王入朝，与滇国“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不愿与滇王一起被招安，举兵反抗，最终被汉武帝发兵歼灭。滇国则接受了招安，内属。

滇国消亡

滇国内属后，汉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设益州郡，设土、流两重政权，在授予滇王印信，令其治理旧地的同时，派遣朝官至益州郡为太守、县令等。此后，滇国在史书上失去记载。

根据考古发现，滇国内属后，与汉地交流增多，开始出现铁制工具，生产力也得以提高。西汉元年（公元86年)前后，第七代滇王尝羌(M6墓主)辞世，滇国在此后消亡。关于它消亡原因，历史无记载。学者王金坤认为，滇国之消亡或许来自汉王朝的打击，或是遭遇了重大自然灾害。学者詹剑波认为，滇国消亡原因有二，一是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改造，二是氐羌的入侵。

历史争议

建立时间

据《史记》载楚威王(公元前339 至前328年)时庄蹻“循江上”占领滇池地区及其旁数千里，最终建滇。《后汉书》载，楚顷襄王(公元前298 至前263年)时，庄𫏋“从沅江（(源出今贵州省，流入今沅陵县境内的沅江市)）”至滇，灭掉夜郎后，因道路被阻隔，留在当地建立滇国。中华民国，周钟等学者在编繁《新云南通志》时，认为司马迁距离庄蹻生活的年代较近，又亲自去过西南夷，后来的学者都是根据他的记载做出的推测。故《史记》中关于庄蹻建滇的记载虽有瑕，但较为可信。1975年，方国瑜认为，滇国建立于楚顷襄王时期。

庄蹻身份

1975年，马曜首次提出开滇的“庄蹻是穿草鞋的农民”，并在之后出现了庄蹻为起义农民、起义奴隶的说法。黄懿陆在《滇国史》里认为，认为庄𫏋是起义农民的观点来自于“庄蹻为盗”的记载，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指出庄蹻实乃楚将，而非“农民”，也不是“奴隶”，而古代的“为盗者”不仅仅指奴隶，有时候也指代持不同政见者。

学者方国瑜提出，历史上存在两个庄蹻，一个存在于楚威王时期，身份为“盗”，一个存在于楚顷襄王时期，是建立滇国的庄蹻。学者杨宽起初也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庄蹻，后否认了这个观点，转而推论庄蹻只有一人，只是初时为“盗”，后投降楚王成为将领。

学者王宏道认为，《史记》中所载庄𫏋是《后汉书》中所载庄豪的兄弟，庄蹻是盗，庄豪是将。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国破楚都郢，守郢的庄豪被秦军冲散，为盗的庄蹻帮助其攻秦，共同遵照楚王命令，从沅江出发征讨夜郎地区的且兰(今贵州福泉县西)，随后庄豪在夜郎立国，号为“庄王”；庄蹻建立滇国，号称“滇王”。庄豪病逝后，夜郎也被庄蹻所据。黄懿陆在《滇国史》里采用周钟嶽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庄豪就是庄蹻的笔误，建立滇国的是楚威王时期的庄蹻。学者徐中舒认为，庄𫏋原为夜郎的庄王，后南迁滇池改称滇王。云南省考古学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增祺先生在考论后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王滇的庄蹻。学者蒙文通也认为庄蹻王滇并非可信。

疆域和人口

据《史记》载，滇国疆域“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而人口数万，即国都有三国百，疆域数千里，有数万口人。考古学家张增祺根据考古考察总结认为，滇国疆域“东至路南（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境内）、泸西（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但从滇文化分布范围推测，滇国疆域大致包括今云南省昆明市(4区8县)和东川全部、曲靖市和玉溪地区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历史学家杨宽认为，滇国疆域西到今安宁，东北到今曲靖，东到今澄江，南到今元江。

学者黄懿陆认为，庄𫏋建立滇国后，在曲靖布下重兵防范秦军，西进至楚雄，势力北抵东川区，南达蒙自市，又在呈贡区建都。故先秦时期，滇国实际辖区以今云南昆明呈贡为中心，北抵东川，西到楚雄，西南连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南接蒙自，东括曲靖全境，东南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丘北县。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公元前221年）前后，滇国迁都，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晋宁区。

政治体制

滇国为奴隶制政体，立有刑法，以部落群体聚居的形式形成多个村社中心。以滇王庄蹻为最高统治者，将鼎和和铜鼓作为滇王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王之下设大夫和上将军，协助越王治理政治和军事。滇国以神权统一意志，信奉女巫，神权有时大于王权。位于其东北边部属“靡莫”“劳浸”依靠神权拥有较大权力，与滇国“同姓相扶”，可以不听从滇王的命令。在接受刘彻招安后，成为汉王朝郡国，实行土、流两重体制。朝廷派驻太守、县令，滇王虽有治理权，但仍要听从汉王朝指令。

军事方面

滇国初期，实施东防西进的军事策略，在防备秦军进攻的同时，随时准备助楚国出战。在秦始皇灭楚逐渐秦灭六国之战后，为借助滇池的地理优势作防守，滇国迁都晋宁区，军事和政权中心随之南移。之后，为与身毒的通道、抢夺奴隶与财物，滇国与游牧于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辫发的昆明市人多次发生军事冲突。还使用军事手段，征服周围其他部落政权，以扩大统治、夺得贡品。

滇国的兵器多为青铜器，有长兵器、短兵器、射击兵器、防护用具等。长兵器有戈、矛、斧、、、戚、啄、棒、叉等。短兵器有剑和环首刀。射击兵器有弩机、镞和箭。防护兵器有盔、甲和盾。防护兵器有盔、甲和盾。在滇国青铜兵器中，横鉴兵器除鉴面装饰纹饰外，还饰以动物或人物。

民族往来

滇国与夜郎同属一个民族，夜郎曾被庄𫏋占领，后成为秦国的控制范围，以竹为姓，以“夜郎”为王，受南越国“役使”。为打通途径哀牢国至身毒的通道，历代滇王致力于与哀牢国建立联系，并与阻隔道路的、以昆明市人自称的氏羌族经常发生战争，昆明人战败后，俘虏会被当作滇国的人牲祭物，昆明人强悍不易征服，滇国借助汉王朝势力沉重打击了昆明人，但一直未能与哀牢国真正建立起联系。与么些族的交往主要为经济往来，擅养马、牛的么些族一直向滇国称臣纳贡，求得庇护。

经济方面

农牧渔业

滇国辖地以水稻种植为主。根据出土青铜器研究发现，滇国农业以锄耕为主，养殖业较为发达。畜牧养殖的生产方式为昼牧夜圈。家畜有牛、马、羊、猪、鸡、兔、鸭等，驯服牛马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此外，滇人会采用网捕、钩钓等多种方式捕鱼。吃不完的鱼还会放进稻田中养殖。

农业生产中，开始广泛使用青铜工具。生产工具主要有锄、镰、斧等。其中尖叶形锄、宽平刃锄、宽弧刃锄、瓦形锄、等用来翻土、点种；角尺形镰和爪镰用来收割；斧、锌、凿、锯等用来砍削。滇王受印内属汉王朝后，铁制农具开始出现。

手工业

滇国设“工官”来经营管理手工业。工官之下，各行各业都有专门人员进行生产管理，比如专门负责饲养、宰杀畜禽者，专门负责织布者等，出现了专业作坊或手工业大户。

在滇国，种麻、制麻丝，再织布成衣，是一项较为重要的生产活动。纺织工艺处于手工捻线、腰机织布的发展阶段。划麻工具、纺线工具、织布工具、缝纫工具等较为普及。

商贸业

滇国已经出现了贸易业，向外输出的商品主要为土特产和原材料，比如牛、马、羊等牲畜和金、银、铜等矿产品，以及奴隶“僰僮”（僰人）。输入滇国的商品，主要有斗、钟、、熏炉、玛瑙、玉石、绿松石、孔雀石珠管、金饰珠片、贝丝等等。内属汉朝后，开始从汉地输入丝绸、铜镜、弩机、铁剑等手工业产品。

滇国对外贸易多通过“以物易物”“等价换物”方式进行。滇国没有货币，会将换来的贝置于贮贝器中，在本地贸易中当做等价物，来换取牲畜、金属、奴隶、宝石等。归属汉王朝后，出现了汉地流通的半两钱、五铢钱等货币。

文化方面

雕刻与绘画

滇国绘画和雕刻技术，多以青铜器雕塑为主要表现形式。比如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主体是一头长着巨角的牛，盘面为牛背，臀部铸有一只猛扑状的老虎，巨角牛腹下还站着一头小牛。而铜鼓上也出现了太阳纹、翔鹭纹、牛纹、鹿纹、船纹等。而李家山出土的刻纹臂甲，能用细如发丝的线条，工整地勾画出虎、狸、野猪、虫、鱼、蜂等11种动物的形象。

歌舞乐器

滇人善于歌舞，滇国时期的乐器主要有铜鼓、编钟、笙、锣、拔、箫等，铜鼓是祭祀用乐器，象征权力和地位。铜鼓使用上，滇人已掌握节线的原理，在出土青铜器上，有同敲大小鼓的描绘。且当时已有四度叠置、三度叠置等和声学观念。编钟大多为6枚一组。其中，“滇王编钟”顶端呈半圆形环钮，两侧饰有对称龙纹，口为椭圆形，唇边饰蛇纹及方格纹；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编钟为扁圆形，上大下小，口齐平，顶端呈半环形钮。

与之相应的舞蹈亦名目繁多。比如不借助任何道具的徒手舞，执羽欢跃的羽舞，挥刀舞蹈的刀舞，另有使用干钺的舞蹈，弓矢舞、芦笙舞等。在各种庆典和祭祀时，会有相应的舞蹈出现。

宗教祭祀

滇国对超自然能力较为崇拜，信奉女巫，重视祭祀仪式。“能与天神沟通”的靡莫之属负责祭祀，拥有较高权力。祭祀时，在巫师的带领下，以祭谷、献俘等方式祭社，将牺牲作为礼物献给神灵。其中献祭为祭祀活动的核心，铜鼓与蛇是祭祀仪式中频繁出现的重要象征。

祭祀场所都设置着铜鼓，铜鼓与中原的钟、鼎一样，是国家重器。铜鼓正面设太阳纹，以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和敬仰。祭祀多为祈求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在进行战争总动员时，也会由“靡莫”充当通神灵、畅鬼魂的使者，在战争前向天神祈祷，保佑战争顺利。战争结束之后，若取胜，再做祈祷感谢上苍的庇护；如果失败，则忏悔战前对上苍的心不诚，情不真，祈求上苍庇护再战必胜。

社会风俗

服饰

滇人男女衣着相同，上身穿圆领对襟外衣，不系扣，衣长及膝，袖短而宽，长及肘。内衣略短，为圆领。在不同的场合其衣着略有不同，如舞蹈时，会穿着曳地的长衣，头饰羽毛等。服装原材料主要是麻织品，兼以毛、皮作为装饰，而服饰上也会有挑花、刺绣等装饰。已经掌握了使用墨水果等植物染色的技术，衣服多为彩色。

佩饰主要有5种类型。一是发饰类。使用者多为女性，主要是黄金制成的金簪和金发针。二是耳饰类，男女均戴，多为玉制品。三是项饰类。其中黄金制成的项链，专供滇国贵族使用；另一种用孔雀石小珠穿连而成的，为一般民众随身佩用。四是腰带，即腰间饰物，为悬挂铜扣饰和佩剑的专用制品，不是裤带。扣饰一般为滇人中的上层阶级佩戴。扣饰形状有圆形、长方形和自然形等。有素面扣饰、带团案的扣饰、贴嵌宝石型扣饰、浮雕嵌宝石型扣饰、镂雕嵌宝石型扣饰等。扣饰一般系于腹间，圆形扣饰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长方形和自然形扣饰可能是在祭祀、迎宾、集会或其它特殊场合使用。五是臂饰和指饰。臂饰为手镯，分别有金、铜、玉等不同制品，主要饰于手腕和肘部。

滇国男子的统一发型为“椎髻”。女子的发型有多种式样，较为流行的为“银锭髻”，还有“鞍形髻”“盘髻”“螺髻'“侧髻”等多种女性发髻。从出土青铜文物上的图像分析，“银锭髻”妇女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为“螺髻”妇女，依次为“鞍形髻”“盘髻”妇女，而辫发妇女的社会地位最低，多属于奴隶，需从事较繁重的体力劳动。

滇国戴冠的主要有四种人，其一为作战要戴头盔者；二是滇国的男性巫师；三是舞蹈者；一般佩戴高筒尖帽，顶端及边缘均饰有带柄的小圆花，帽后垂着两条长带，整体作喇叭状。四是劳动者。一般为筒状布帽，帽沿较长，以致遮住双耳。此外，滇国有文身习俗，文身图案来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的图腾和标志。有“龙”“蛇”“鳞虫”“水稻”等，各部落之人会根据图腾属性在身上文制图案，以求庇护。

饮食

滇国稻谷种植普遍，喜米为主要食物。出现了可用来蒸和煮的瓶，饮食中既有汤羹，也有米饭，肉食种类多样。除了鸡鸭、羊、鱼、贝等，孔雀、蛇等动物，也是滇人口中之物。西汉时，滇国之人学会了酿酒，酒成为祭祀时不可缺的食品。另根据出土文物的“漆齿”推测，滇国之人有嚼食槟榔的饮食习惯。

住所

滇国之人喜好滨水而居。房屋多为竹木制“干栏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殖牛马等牲畜。这种居住方式可以防潮、防虫兽。还有一种井干式建筑，又称“木楞房”。御寒效果好，在高寒山区较为普遍。墙体是用一根根砍了榫口的圆木纵横交错嵌叠而成，和古时水井的井栏式样类似，因为需要使用大量的木材，且建筑尺度和开设门窗都会受到原材料的限制，井干式建筑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另有半地穴式的建筑。滇人的寝具有竹席、草席、铜枕、铜镇等，铜镇用以镇席。居民住宅里，还会设置用来贮藏粮食的粮仓。

出行

滇国时期，尚未出现马车出行。贵族一般为男子骑马、女子乘肩舆，滇王出行也要骑马，只是会带随从。平民以步行为主。滇国的马匹很矮小，留着长鬃、长尾，能负重、耐力好，长于在山路间行走。滇人重视马匹的饲养与训练，已经开始使用原始的马蹬，马具较为华丽，甚至会镀金、包金。

“肩舆”的结构如没有顶面的立方体，下方无足，乘坐者跪坐其中，身后多有一男子持长柄伞为之“遮阳”。肩舆”的结构相似，但尺寸大小却不统一。王后所乘的“肩舆”，一般由四人抬杠，前后各二人。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滇王后的“肩舆"前边，还有骑马开道，普通平民要躬身行礼。

君王世系

考古发掘

滇国具体情况在先秦文献中鲜有记载，后世多从考古发掘来考察滇国历史以及滇文化。滇池地区已发掘、收藏的青铜器有1.6万余件、陶器1000件，分布在88个县，共306处。其中墓地68处、遗址4处、采集点234处。

现已发掘的春秋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楚雄和祥云地区。这些墓葬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铜棺墓。用长约5米的巨木叠架成，椁外用排列密集的木桩加固。铜棺长2米，宽0.62米。由7块铜板合成，每块铜板都是一次性铸成，铜板之间用插销扣合，可以拆卸。顶作“人"字马鞍形，顶部及四壁铸有"人"字形带纹、云雷纹，还有虎、豹、猪、鹿、马、鹰、水禽等图像。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和陶器等。除铜棺和钟、杯外，其他随葬器物的造型和纹饰都较粗糙，各类铜器的合金比例不够稳定，冶炼技术尚处于不太成熟阶段。云南文物考古队认为，屋宇、家畜模型、农具的发掘，说明滇国在春秋时期已处于于定居的农业社会。

1975年至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了79座墓葬，当中的66座是小墓，无葬具，随葬品稀少甚至没有。另有13座是大墓，穴深广，有腰坑，随葬品丰富，其中第23号墓出土铜器达多达577件，以青铜器为主，且主要是兵器，兵器中矛占60%，另有少量戈和剑。此外还有铜制品如铜锄、盾饰、臂甲、斧、凿等，还出土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4面铜鼓，被称作万家坝型铜鼓。

战国至汉代的滇国墓群主要分布在晋宁区、安宁、江川区等地。1955年至1960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共发掘了数十座墓，在6号墓中国出土了蛇钮金印一枚，印文为“滇王之印”。考古人员推测，石寨山墓群为滇王家族的墓地。而该墓修建时滇国应该已经灭亡。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员陈一榕认为，从考古发掘可推算，滇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具有有稳定的农业经济、发达的青铜文化，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已成为成熟的方国。

参考资料

滇池地区最早人类生活遗迹！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m.toutiao.com.2022-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