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
文子（生卒年不详），辛氏，名钘，号计然（又称计倪）、渔夫，字文子，葵丘上人，是春秋时期宋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有关文子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姬宜臼问，似依托者也。”认为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后关于文子其人，又有计然、文种、彭蒙之师、关尹、田文等多种说法。南宋时晁公武《群斋读书志》引北魏李注，载文子：“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这一观点的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今学界多从此说，认为文子应为计然家。
史载文子为晋国亡公子，初师从老子，其拜师求学具体时间尚不可考，大概于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老子去周隐居以后。文子少时南游于越，后作范蠡师，曾多次向越王勾践献策，与范蠡、文种齐名。《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载有文子（计然）七策，内容涵盖民生治理、举贤任能、流通经营、阴阳吉凶等多个方面。《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言：“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可见文子之计对越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作为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者，文子不仅继承、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并结合时代、经济等社会背景，拓展了原有的道家思想，并广泛吸收别家所长，后世范蠡、韩非子、盖公、曹参等人皆受其影响。勾践灭吴之后，文子的弟子范蠡北上至齐，促成了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产生。黄老一派在战国中后期和汉初时期两度成为显学，并在西汉中期以后广泛流传于民间，与民间盛行的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最终发展为道教。
人物生平
人物简介
文子，晋国亡公子，葵丘濮上人。春秋中至春秋后期，文子师从老子。其拜师求学具体时间尚不可考，大概于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老子去周隐居以后。《汉书·艺文志》录有《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文子》一书也以阐释老子思想为核心，（唐）柳宗元在《辨文子》中认为《文子》旨意皆以《老子》为本，可见文子与老子思想间的密切联系。
春秋后期，文子尝泛舟游于南越国，后事越王勾践，为越国大夫，作范蠡师，文子、范蠡、文种三人齐名。文子作范蠡师一事，在多本文献中皆有记载。如（南梁）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言：“计然家者，范蠡师也。”（宋）《太平御览》引《范子计然》记述了文子与范蠡互盟、拜师一事，“道藏”即《道德经》原本，可见老子、文子、范蠡三人之间的师承关系。
勾践困于会稽时，听从范蠡、文子之策，求和于吴，侍吴国三年。后勾践得返越国，急欲伐吴，数问文子策。文子劝诫勾践要在开战前积蓄足够的粮食、钱财、布帛，不可冒失强取，勾践遂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前准备。另有勾践召开庭前会议，征询伐吴事项，然群臣无人进言，勾践大怒，抱怨群臣无人可用。文子直言，君王要先正己身，然后考察臣子，秉持任用群臣的基本准则，掌握臣子的各项情况，才能做到任人为用。勾践在越期间，文子共献有七策，既有民生治理、举贤任能等治国方略，也涵盖了流通经营、阴阳吉凶、天象变化等。
身份考据
对于文子其人的看法，综古代文献与今人研究，有计然、文种、彭蒙之师、关尹、田文等多种说法。有关文子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姬宜臼问，似依托者也。”认为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后（北魏）李暹作《文子》注，认为文子与计然实为一人。（唐）李善、（唐）徐灵府、（宋元）杜道坚皆持此说，这一观点的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今学界多从此说，认为文子应为计然家。
去向考据
勾践成功伐吴后，不见有史书记载文子去向，今有学者考明清史料，认为文子可能隐居于计岘山、计筹山一带，山下有计村，计族甚盛。《史记·货殖列传》载有其弟子范蠡的去向，范蠡认为，计然七计在越国只用了五计，余下二计可以为自己所用。后范蠡变名异姓，北上至齐，利用文子的经营之道从事商业活动，成为当地巨贾，同时发扬老子、文子思想，最终促成了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产生。
计然与《计然》考据
《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勾践困於会稽郡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家。”今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据《容斋续笔》所引蔡谟观点，认为《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驳其观点，认为计然为人名，非篇名，其后学界多从此说。
思想
思想来源
道家思想
文子师从老子，其思想也主要受老子影响，其思想核心是对老子“道”学说的继承和发扬。“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由老子最先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老子》对“道”的定义较为含混，认为“道”无状、无形、是恍惚、混成的概念，老子的“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这也是后世唯心主义释“道”的根源。文子在继承老子观点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角度对“道”进行阐释，将道家思想引向人事与治世。
儒、法思想
文子吸纳儒家、法家的的仁、义、礼、法、兵等思想，将传统道家之学发展为黄老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其中“道德”即黄老思想，司马谈旨在说明趋于实用、重于治世是春秋末至战国各家学说的共同特征，更是兼综儒道法的黄老思想的突出特点。黄老一派在战国中后期和汉初时期两度成为显学，并在西汉中期与民间盛行的神仙方术等思想相结合，最终发展为道教。
思想内容
政治哲学思想
道、德为本
文子道论是承老子思想而来，认为“道”是万物之始。他在阐释“道”时，认为“道”具有普遍性、连续性和无限性，文子的“道”不仅包括天地万物，也包括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律。同时，文子以“气”论“道”，认为无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是由“气”构成的，这是对老子“道”论的进一步阐释，是传统“道”论的重要发展。此外，文子秉承老子的入世精神，将道家学说运用于经世治国，以“治天下”为己任，将“道”阐释为“规律”与“法则”，进而演变为为治国之术，要求统治者先修己身，循道行德，人民才会归服，君王才可建功立业。文子积极肯定帝王治世的重要性，要求君王在面对世道衰下人人失性堕落的现实，要执道御民，从而使人“复性”、“各得自然”。
文子在论述“道”与“德”的关系时，认为“德”是“道”的具体化后的产物，“道”是材料，“德”是成品，因此“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如同阴阳一体般不可分割。在事物形成、发展过程中，“道”“德”是最为基本的，故合称“道德”，并将其推广至治世政教之中，强调以“道德”教民、治国，主要在于顺应民性、知晓民欲，肯定人性中趋于功利的一部分，即“道德者，则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怀也。”肯定人追求功利的行为，为君者可以通过顺应民性而使百姓听从。
在“道德”基础上，文子进一步提出“无为而治”，从“无为治国”和“君王治心”两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以“无为”为治国的基本策略，强调要顺应事物的本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可强为。“自然之治”可以使天下百姓顺从君主，使天下之事皆不失举。其次，“无为”也是君主治心之术，指圣人心性清净，不受外物干扰，君王所作所为需遵德循理、顺应自然，不以私志治理国家，同时使用“道德”来教化百姓，即“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使百姓“已雕已琢，复归于朴”，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的治国境界。
儒、法兼收
老子学说中，排斥仁义、礼法，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文子则认为“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文子以无为、德治作为基本政治方针，同时也强调要在此基础上，实行仁、法兼收的政治措施。
一方面，文子援儒入道，在文子与楚平王的对话中，文子反复强调忠、仁、义、礼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将德、仁、义、礼并称为治国的“四经”，指出“四经不立，是为无道”，将儒家的伦理性思想发展为政治性思想，进一步运用在具体的治国策略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子在对待儒、道关系时，始终将道置于首位，强调先有道德，后有仁义，体现出文子的道本位思想。
另一方面，文子援道入法，道法结合。今有学者提出将黄老学派命名为“道法派”，即依据文子的这一思想。文子将法治视为实现德治的重要手段，主张法制要以德为本，时变因循，不可一味守旧。在立法方面，文子反对以士行约束民行，不以过高的要求苛责百姓。文子也反对高为量、重为任、危为难的三责法令，认为“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强调立法要依据民众的行为特点，符合民众的意愿。在法文方面，文字反对严法、峻法，认为法文要有度、宽缓、简省，使法制易于执行。
经济思想
重视储备，及时流通
文子在以天文现象变化来推演粮食丰歉的变化，认为每六年中，每隔三年会有一个丰收年，再三年会有一个歉收年，所以粮食的储蓄和流通都要遵循丰歉的规律。储备粮食之时，要注重商品品质，同时不要浪费，才能在歉收年时留有余粮。货币交易与物品交易都不要积蓄时间过长，一味积压财货会使资金的流转周期过长，还可能会有错失市场、物品腐坏等情况出现，影响经济收入。
调节供求，控制物价
文子强调统治者需通过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调节物价，使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粮食过于便宜，斗米二十就会伤农，进而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土地荒芜。如果粮食过于昂贵，则会影响商业发展，导致经济下行。较为合理的粮食价格在三十到八十之间，对供、销双方均有利。
用兵思想
为民举兵
文子强调用兵不可为君主的一己私欲，而应基于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需要，即“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文子》中征引黄帝、炎帝及共工、颛顼的事例，来进行说明。认为真正的圣人不仅要保全自己的国家，还要心系天下，以天下太平为己任。当天下有残害人民的乱主时，应有正义之气，举兵讨其德之失。
胜即能止
指用兵时不可好战、不可恋兵，君主必须以严明的道德修养来克制骄纵用兵的欲望。与他国相抗时，“夫亟战而数胜者即国亡。亟战即民疲，数胜即主骄。”屡屡发动战争会导致百姓疲惫、经济衰微，最终使为政者失去民心。“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在征战之后，要留给社会足够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著述
文子著有《文子》（《通玄真经》），是重要的道家黄老学派论著。古本《文子》已散佚，大致成书于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39年间（春秋战国时期）。1973年河北定州的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简本《文子》，证明了《文子》确是先秦古籍，但可能经后人篡改、增益。今传世本《文子》即后人增改后的版本，大致成书于汉初。至唐朝，李隆基笃信道教，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属道教四部圣经之一。
关于《文子》的作者，有卫国将军文子公孙弥牟、公叔文子、田文、计然、文种、尹文等多种说法。今学界多认为是计然家所著。在成书时间上，《文子》应晚于《庄子》，略早于《韩非子》，与《荀子》《吕氏春秋》是同时代的书籍。
贡献及影响
贡献
文子作为黄老之学的奠基者，不仅继承、发扬了老子思想，同时也对传统道家思想做出了新的阐释。首先，文子秉承了老子的入世精神，提倡“以道德治天下”，将道家学说应用于经世治国，为黄老道家核心政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子及稷下学宫黄老道学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强调道家思想的实用性、功利性，将其进一步引向了人事与治世。其次，文子同时兼容儒家、法家学说，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道家学说，显示出以道为本、兼容别家的学术倾向，开学术融合风气之先，是齐国稷下“兼容百家”的黄老之学的基础。
后世影响
在文子之后，后世许多哲学家皆受其影响，较有代表性的如：范蠡、韩非子、盖公、曹参等。其中，范蠡作为文子弟子，受文子的影响最大。他直承文子思想。勾践灭吴之后，范蠡北上至齐，促成了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产生。黄老一派在战国中后期和汉初时期两度成为显学，并在西汉中期以后广泛流传于民间，与民间盛行的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最终发展为道教。
战国时期，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韩非子》中内容多反映出其受文子思想的影响。如《文子》载：“虚无者，道之舍也。”《韩非子》载：“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可见二者之间的相继关系。文子援道入法，在传统道家学说中融入了法家思想，韩非子可能部分吸纳了文子思想，故二人著作中有相近时语。
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在称相后始宗黄老，采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史记》载有：“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曹参之后，刘恒、汉太后、刘启等都尊黄老，士大夫也多从黄老之学。元康年间，时朝臣魏相上书，引有“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等语，皆为《文子》中语。西汉著名学者盖公，也尤善治黄老之学，后发展为胶东半岛盖公黄老派系。秦时秦始皇焚书坑儒，包含《文子》在内的黄老著作，可能都由该派系保留、整理，后胶东学派在《文子》古本的基础上，重编《文子》，即《汉书·艺文志》中所录《文子》九卷本。
人物评价
东汉时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在《论衡》中评老子与文子在道家学说中的地位，认为：“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肯定二人在道家学派中的奠基性作用。
唐中叶马总在《意林》《容斋随笔－》中载文子虽貌不及人，但笃学审慎，评其“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