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然家

计然（生卒年不详）又称计倪、计砚、文子，字文子，号渔父，春秋时期葵丘上(今山东莘县)人，春秋时期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擅长计算，常游于海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曾拜计然为师，他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在吴越争霸的年代，计然与范蠡一起为勾践出谋划策，最后战胜吴国。计然的主要贡献在经济政策上，他所提出的“平法”“积著(貯)之理”对于稳定物价，保护农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有重要意义。他著有《万物录》，事迹主要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传》等。

名称

计然家，又叫轻重家。先秦时期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事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货殖列传》说：“管仲修之，设轻重九府。”唐张守节《正义》：“《管子》云‘轻重’谓钱也。”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保证粮价平稳，那么“农末俱利”，所以是“治国之道”。这是治理国家所必须掌握的“轻重”。

代表人物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汉族，春秋楚国宛（今南阳市）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计然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西楚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郡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范蠡，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苏州市，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范蠡，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管仲，谥曰“敬仲”，汉族，中原地区春秋时期齐国上（今颍上县）人，史称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计然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

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仲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蔡泽，战国时燕国北条纲成（今河北怀安）人，计然家。善辩多智，游说诸侯，秦昭襄王拜为客卿，后代范雎为秦相，曾为秦始皇出使于燕，使燕太子丹入质于秦。历史的长河已经埋没了许多人，而留下来的只有寥寥无几的著作。

计然思想

范蠡的计然思想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范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范蠡著有《陶朱公理财十二则》(可能是后人所托)，内容如下：

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

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

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

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

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

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

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

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

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

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

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根据范蠡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生意经》，又称《陶朱公商经》、《陶朱公商训》或《陶朱公经商十八则》，至今仍在定陶区一带流传。《陶朱公生意经》内容如下：

生意要勤快，懒惰百事公司废。

用度要节俭，奢华钱财竭。

价格要证明，含糊争执多。

赊欠要证人，滥欠血本亏。

货物要面验，滥入质价减。

出入要谦慎，潦草错误多。

用人要方正，歪斜托付难。

优劣要细分，混淆耗用大。

货物要修正，散漫查点难。

期限要约定，马虎失信用。

买卖要随时，拖延失良机。

钱财要明慎，糊涂弊端生。

临事要尽责，委托受害大。

账目要稽查，懈怠资本滞。

接纳要谦和，暴躁交易少。

主心要宁静，妄动误事多。

说话要规矩，浮躁失事多。

工作要精细，粗糙出劣品。

管仲的计然思想

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兵家《三十六计》，“借刀杀人”、“声东击西”、“美人计”等等简直耳熟能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国人却很少知道中原地区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华夏族长期独大的经济实力、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古代三十六计隐身于《管子》轻重十六篇长达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列国竞争又起，商战近逼，梁启超等人才开始重视。但随着中国学术的西化，很快又杳然无息了。此三十六计清晰地分为国内经济管理（前31计）和国际经济战（后5计）两部分，依次为：1.伊尹之谋；2.商汤之谋；3.士室之谋；4.杠池之谋；5.鹄之谋；6.五吏之谋；7.水豫之谋；8.北泽之谋；9.北郭之谋；10.渠展之谋；11.癸乙之谋；12.怀夷之谋；13.素赏之谋；14.曲防之谋；15.置屯之谋；16.城藏之谋；17.铁之谋；18.曲衡之谋；19.石璧之谋；20．包茅之谋；21.栈台之谋；22.茈之谋；23.籍谷之谋；24.谢物之谋；25.慧星之谋；26.城阳之谋；27.峥丘之谋；28.抗庄之谋；29.沐树之谋；30.京之谋；31.三原之谋；32.制鲁梁之谋；33.制莱莒之谋；34.制楚国之谋；35.制代国之谋；36.制衡山之谋。

在春秋战国诸侯大争的时代，它完整的出现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国内经济权谋集中于《轻重甲第八十》（12计）、《轻重乙第八十一》（6计）、《轻重丁第八十三》（13计）中、国际经济战权谋存在于《轻重戊第八十四》（5计）中。

1.伊尹之谋

齐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常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

解说——伊尹是商初重臣，在商灭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尹之谋与兵法《三十六计》“美人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资源，“致天下之财”的方法。《管子》的作者认为，只有吸引天下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才能生存发展，所谓“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想想今天之中国，利权大失，成了“世界工厂”；美国欧洲却成为国人趋之若鹜之地，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天堂”，真怕“国将不国”了！

2.商汤之谋

齐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汤的机密策略。”

解说——原文中作“汤之阴谋”。明儒赵用贤（1535-1596）称：“汤以至仁伐暴，何必如此？是战国阴阳之说，非管氏语也。”近人马非百称“赵说迂拘可笑”。通过收买高级官员的办法实现政治经济学目的，是古今中外战略家常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常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向中国高级领导人“布道”，比如劝说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比如诱骗中国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会二丄十年超过日本等等。这恐怕是另类的“汤之阴谋”吧，只不过这里连钱都不用花，为中国精英集团洗脑就行了！

3.士室之谋

齐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解说——这里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政手段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社会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历史

最早在《管子》一书中，提到有“轻重之家”这个词语，并且有专门篇章《轻重》。另外，就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有：“管仲修之，设轻重九府。”轻重九府，其实是姜子牙在辅佐周室的时候，设立的九个掌管钱的职位。轻重，指的就是钱；九府，即指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都是用来指掌财币的官员。后来姜太公归齐，将这一套机构带到了齐国，用于国家治理。管仲基本上是沿袭姜太公的做法而已。

从《管子》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轻重之术”，从远古的时代就一直存在。当然了，诸子百家，没有谁不假托古人，以证明自己是“有来历的”，轻重家也不能免俗。根据《管子·揆度》篇记载：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大月氏之玉，南贵江汉区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齐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食肉目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尧舜是否真是“轻重之术”的发明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管仲本人，就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在齐国帮助齐桓公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战略以后，一方面，采取“官山海”的办法，将盐的运输和专卖权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另一方面，又鼓励老百姓经商，全国上下，商风大盛。连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都不忘记提醒各国的君主：“勿忘宾商旅”……

这还只是鼓励经济，而在重商成为一种基本国策，经商成为全国的主要潮流之后，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这时候，就要用“轻重”办法来管理商业上的事情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经济学”。

《管子·轻重甲》载：“管子曰：‘……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齐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兼并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桓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

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管子认为，一个君主，如果连最起码的“轻重”都不懂：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三者正是轻重家的主要研究课题，那么，他就不能算得上一个好国君。于是，一贯好学的齐桓公，连忙虚心请教。管仲就给他推荐了一个“轻重家”的人物：癸乙。

“齐桓公曰：‘请问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在轻重家眼里，和儒家、道家一样，轻重家所研究的，也是一种“治国之道”。轻重也不仅仅用在经济方面，而是用在政治、军事等领域，无所不包，已经上升成为一种哲学思想。

管仲之后，将“轻重”思想用在“治国之道”上的，是在魏国进行改革变法的法家著名人物李悝。他提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魏文侯采纳这种建议，“故虽遇饥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李悝的这一思想，显然继承了计然的M理论。《货殖列传》在介绍文子的理论时候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粜就是卖粮食的意思。是说假如一斗米的价格是二十钱，米价就贱了，则农民吃亏；而如果米价一斗涨到九十钱，米价就贵了，末业就受损失。末业，指商业、手工业等。末业受到损失，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去从事末业，结果，也就没有人创造财富了。同样，如果农业吃亏，就没有人愿意开荒种庄稼了。这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作为政府的管理者，一定要想办法控制粮食的价格，将其稳定在上不超过一斗八十，下不低于一斗三十。这样，农业与末业都能得到利益，维持市场上粮食与物品的价格平衡，就不会缺少粮食，也不会缺少生产与生活用品。这是治理国家所必须掌握的“轻重”。

另外一个名臣晁错，则从粮食的角度，讨论轻重的问题。他提出贵粟的建议。他说：“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只要将一定量的粮食交给政府，就可以“拜爵”、“除罪”，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其后果一箭三雕：“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实行以后，果然天下大富，刘恒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到刘启时代，天下达到极富。所谓文景之治，所谓汉唐盛世，就是指的这个时代。

刘彻时，任用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持均输盐铁的事情，派出大农部丞数十人到各郡国主管均输盐铁的经营。桑弘羊可以说是管仲的一个得意“门生”，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治国思想，对“轻重”尤其实践得不错。“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

事实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准确而有效的，实行以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天子北至朔方郡，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皆取足大农。”……

继桑弘羊之后，汉朝还出了一个“轻重”理论的实践大家，就是耿寿昌。他发明的“常平仓”：“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一原理，直到今天还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运用。

总体上说来，轻重家的思想，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专门研究商业，并且通过商业上的成功，来实现“治国之道”的一个学术流派。这一流派，既对商业专门服务，也为政治和社会提供服务。因此，其包括商业在内，又高于商业；其对商业文化的影响，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有利的是：国家调控——强化了商业文化的优势地位；天下同利——明示了商业文化的发展方向；不利的是：官商——从根本上违背了商业的自然属性；人治——从源头上诱惑了商人的逐利天性。

参考资料

慈城黄山话计家：相传计家人居住山脚是为守护祖先.中国宁波网.2024-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