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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下文统称达尔文）编写的、系统阐述了其生物进化基础理论的生物学书籍。《物种起源》的全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优赋族群之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该书最早于1859年11月24日在英国伦敦出版，是奠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基础的里程碑式的科学巨著。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创作开始于跟随小猎犬号（H.M.S. Beagle）进行五年环球考察（1831-1836年）后的1842年，但由于达尔文认为关于进化理论的证据准备不充分，便迟迟没有完成《物种起源》的写作和出版。1858年的夏天，达尔文收到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的来信，信中的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原理，使达尔文大受打击。但在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年）和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年）的协调下，达尔文的部分有关自然选择学说的论文稿和信件，与华莱士的论文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学会上一起被宣读，并一起被刊载在《林奈学会会报》1858年第3卷第9期上。之后，达尔文开始抓紧《物种起源》的写作，并把原来计划撰写的内容大幅压缩，经过13个多月的紧张写作，《物种起源》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的英国伦敦成功出版。

《物种起源》主要讲述了查尔斯·达尔文关于进化的理论，揭示了生物在自然选择条件下的遗传与变异交互作用，以及形成进化的过程。其中，自然选择是本书的核心思想，而自然选择的核心机制是生存斗争。此外，达尔文还提出了性状分歧说，认为一些不同的物种可能有相同的祖先。全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展示了进化理论本身，再从反面角度进行针对性的难点讲解，最后将进化论和地质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为前文的理论提供证据。虽然由于时代环境，《物种起源》在刚出版时饱受争议，但仍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德国、法国等地都有关于该书的讨论。现代，《物种起源》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地阅读、争论。

《物种起源》的语言风格平易近人，行文紧凑，但也不乏韵律和文采。书中的论证有许多案例研究、数据和各种现象的支持，并以一种叙事文体呈现出来，这种写作方法在那个充满严肃的科学著作的时代很是不同寻常。《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正式确立，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成为现代进化论的基础。《物种起源》中的自然选择学说在后世得到了许多丰富和发展，成为新达尔文主义、群体遗传学、现代达尔文主义等学说的基础，也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合理支撑。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触及了宗教的核心问题，使雅威的设计和目的等基本宗教信条摇摇欲坠，引起了比以往更深刻、强烈的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并且，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学说及其相关延伸被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的基础。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科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欧洲科学家们就采集了世界各地的动物、植物、古生物化石、矿石标本，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到了18世纪，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e，1707-1778年）在《植物种志》一书中推广使用双名制命名法。即所有的物种均用两个拉丁文去命名，属名在前，种名在后，学名由属名和种名组成，这种命名法简明精确，很快得到了生物学界的公认，并迅速推广开来。根据这种命名法，林奈将每种植物都按其亲近关系分别放在不同的纲、目、属、种的条目下，将植物分类排列成一个体系，证明了地球上的植物是很有秩序地排列着的。并且，林奈后来还发现植物通过杂交可以产生变异，这动摇了他“这是全能的上帝一次创造出来的美妙世界”的信念。

此外，法国的生物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年）发布于1749年的《自然史》展示和讨论了包括地球的形成，凝固、冷却、地质的形成和变化、水的形成与作用、无机化合物到有机化合物的发生、生物的出现和进化，乃至人类的出现，人类智力发展等内容，在当时的欧美很有影响。并且，布丰不赞同卡尔？冯？林奈的分类体系，他认为物种是连续分布的，不存在明显的间断性。布丰曾说：“在物理学中，人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避免向自然界之外去寻求原因”，这与后来拉马克的思想是相通的，且表述更为确切。之后，布丰在长期的实验工作中观察到某些动物的器官退化现象，便提出了一种退化的物种发展观，还认为物种可随环境改变而变化，提出了物种可能拥有共同祖先的观点。虽然他的进化思想基本处于猜测阶段，未从物种谱系中去加以论证，但他是近代第一个以科学精神对待物种起源问题的学者。并且，布丰还培养了拉马克这位后来被称为进化论先驱的生物学家，为进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贡献。但是布封受到来自宗教的压力很大，所以思想经常摇摆不定，查尔斯·达尔文称其为“进化论一个不太靠得住的盟友”。

而动物分类工作则以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年）、法国古生物学者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年）做得更为系统，他们的工作为现代生物学提供了重要材料准备，是生物进化论创立的基础。

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进化论，有力地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论，但他在肯定生物体有不断进步的能力的同时，认为该能力是雅威赋予的，因而并未从根本上对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体系构成冲击。他在大量动物的分类工作中，努力去寻求一个种过渡到另一个种间的界限，认为种与种之间的变异逐步形成了动物的阶梯，而这种阶梯反映了动物从低级形态（简单的单细胞有机体）向高等形态的进化，如同一个不断的链条。在生物进化的机制探索方面，拉马克提出了两条著名的法则：第一法则为拉马克主义理论，即凡是尚未达到最大发展限度的生物，其器官使用的越多越发达，反之则日渐衰退和消失；第二法则为获得性遗传，认为生物后天变化所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说：虽然环境一般并不能改变动物的遗传信息，但假若某种器官的使用是永久性的，例如长颈鹿因长期摄取高树枝上的营养而使颈部伸长，鼹鼠因世世代代在地下生活而丧失视力等情况，则会导致物种的变异、进化。拉马克认为，造成变异的原因是物种的“内在的因素”或“内部的冲动”，虽然他没有弄清“内在的因素”具体是什么，但提出必须从物质世界内部中去寻找种变异的原因。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形成之前，拉马克的生物进化理论占据重要地位，有一大批追随者和信奉者。达尔文盛赞他是第一个在物种起源问题上得出结论的人，并对拉马克在生物学上的成就评价为：“他的卓越贡献，就是最先唤起世人注意于有机化合物的一切改变与无机化合物一样，可能根据于一定的法则，而不是（上帝）神奇的干预。”

乔治·居维叶是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器官相关法则”，并创建了动物解剖比较之间的系统性原则和分类性原则。居维叶认为，动物的肢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身体各个结构之间都存在相应的联系。根据比较解剖学，居维叶将动物分成四个门：脊椎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节肢动物门、辖射动物门。并且，居维叶从化石分类工作中得出：不同地层中生物的化石呈现出明显不同，即地层越古老，化石越简单；地层越年轻，化石越复杂，越接近现代生物。这一论点与近代古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结论基本一致。乔治·居维叶根据各个地质时代与生物各个发展阶段间的“间断”现象，提出了“灾变说”，认为自然界发生全球性的大变革是造成生物类群“大绝灭”的主要原因，而残留部分经过发展又形成了以后各个阶段的生物类群。他的这一科学假设也基本上与现代地质、古生物学的结论相一致。居维叶虽然主观上打击主张生物进化论的拉马克和圣提雷尔，主张灾变说，但他正确地提出了物种自然绝灭的概念，并论证了现存种类与绝灭种类之间在形态上和“亲缘”上的相互联系，在客观上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大大地促进人们研究科学技术的热情，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蓬勃发展，物理学和化学的重大突破也使得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1830年，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一书成为地质学能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查尔斯·莱尔根据长时期对欧洲各地周密的地质考察，融汇了“火成论”（认为地球的核心呈溶融的液态，而“地下热火”是产生地质现象的主要动力）与“水成论”（认为对地表的改变起决定因素的是水）的合理因素，寻求地球形成后地质演变历史及其内在规律，他认为：“现在的地球，不过是过去长期内各种地质过程连续不断变化的作用的历史的总和。”这本书被查尔斯·达尔文认为这是当时最正确的地质学说的著作，被达尔文在环球考察时随时用以对照和检验。

社会

达尔文所处的时代正当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期，社会和经济变革迅速进行。1750-1900年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这一时期各领域的重大发展中，产业变革最为重要，国家政策次之。这些变革引发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社会进化和种族差异等问题的思考，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了社会背景。但是，这一时期，宗教信仰对社会的影响占主要地位，正统的宗教观念支持特创论，而非生物进化论。

特创论是宗教人士基于“雅威创造万物”而坚信的理论，其基本观念为：物种是由上帝创造的。这一观点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诉诸于《圣经》的内容，坚持认为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万物；第二种被称作“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反对坚持圣经的字面意义，主张通过对外在自然以及人类理性的研究来探讨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有哪些属性。与查尔斯·达尔文同时期的神学哲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他曾经通过一个类比论证来证明雅威创造万物这一假说有较大的可行性。该论证结构如下：一个结构精巧的钟表必须由一个能干的钟表匠制造，那么一个同样精巧的生物体也应该有一个制造者，即上帝。这一论证在进化理念尚未时兴的时代算得上优秀，也曾使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等许多头脑聪明的自然哲学家信服。至今，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进行着进化论和特创论的斗争。所以，当时的传统的宗教观念与新兴的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成为进化论的对立面，甚至是敌对状态，使得后来《物种起源》一书饱受争论，不断改版。

个人背景

家庭影响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查尔斯·达尔文，1731-1802年）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医生、诗人、发明家、植物学家与生理学家，在多个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贡献，并且在诗作中融入了自然界的事物以及早期的演化思想，即物种可变的观点，认为不同类型的生物可能源于共同的祖先，可能是唯一一个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观点的思想家。他发布了诗体的《植物园》（1791年）和《自然的殿堂》（1803年），在当时很流行，并在非诗体的《动物规律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拉马克类似的进化理论，即相信上帝设计的生物可以随着时间而自我改善。此外，对乔治·达尔文影响很大的是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查尔斯·达尔文，1766-1848年），是一位内科医生；他的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69-1843年）是个唯一神教者；最重要的是，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兹谟（Erasmus Alvey，1904-1881）在达尔文五年航行回来之前（1836年之前）已经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比达尔文更早质疑宗教信仰）。

个人经历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于伦敦西北的英国小镇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又名舒兹伯利）。幼年时期的查尔斯·达尔文活泼好动，他虽然觉得学校的大部分课程枯燥乏味，但对自然历史和化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尤其喜欢采集动植物标本。16岁时，达尔文被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将达尔文送进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达尔文无法忍受当时外科手术的恐怖，以至于一见到流血就浑身不舒服。虽然达尔文在狩猎时喜欢捕杀鸟类和小动物，但不愿解剖尸体，最终没能完成学业。但是，达尔文大学期间在《动物学》这门课中系统地学习到了人类自然史、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知识，并在学习《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时遇到了自己接受或接触到的第一部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理论性著作。这门课的学习，引发了查尔斯·达尔文对物种起源问题的思考。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理论学习，达尔文在生态学上的认识已经不在停留经验化阶段，而是越来越进入理性认识的阶段。后来，乔治·达尔文在1828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主修神学。这时，达尔文还完全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在剑桥大学，达尔文结识了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John Henslow），二人的师生感情异常深厚。在亨斯罗的建议和安排下，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小猎犬号（H.M.S. Beagle，又名贝格尔号，是一艘老式二桅方帆小型军舰）的环球考察。

这次环球考察从1831年开始，1836年结束，进行了五年，期间，查尔斯·达尔文对所到的每个地带的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分布状况都作了细微的考察，写了大量“航海日记”。并且，在研究中，他对自己提出了诸如：古代生物（化石）与现代生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地理、地质、气候等因素影响下的生态环境中，古代与现代生物各自不同生物群体之间的复杂的生存关系；不同地带中，有许多相同的个体，也有个体的变异，其变化之差别有时很小，有时极大等等课题，特别重视研究这些复杂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考察研究的发现使得查尔斯·达尔文动摇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开始在尝试解释世界的时候不再援引超自然的观点。他把在考察中制作的标本和报告陆续寄回英国由亨斯罗保管，亨斯罗披露了他的一些报告，深得科学家们的称赞，这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思想正在逐步形成。

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回国后，开始整理自己考察中写出的报告，出版了《航海日志》《地质报告》《火山岛均地质观测》《南美地质观测（三部）》《贝格尔号航行中的动物学发现》等多部作品。1837年3月，鸟类学家古尔德（John Gould）指出，查尔斯·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𫛭回的鸟类标本属于不同的物种，这给了达尔文以很大的启发，使他对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于是，达尔文一方面组织科学家对考察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从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中研究物种的变异，以检验自然选择理论的正确性。1838年，达尔文正式采用了自然选择的观点，标志着该思想的正式形成。

出版历史

编写过程

1842年，达尔文将他的一些想法写成了一篇35页纸的提纲，1844年，又将其写成了一篇230页的《物种起源问题的论著提纲》，其中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生物进化论已大致成型，但达尔文感到材料证据收集的不够充分，便亲自进行家鹤的育种实验，研究人工选择问题，从而对变异和选择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了解。1856年，在查尔斯·莱尔的敦促下，查尔斯·达尔文开始着手《物种起源》的写作。

1858年的夏天，达尔文收到一封来自马来半岛的信件，该信来自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下文统称华莱士）的年轻生物学者，信中还有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华莱士希望达尔文评审论文，并希望达尔文将论文转交给查尔斯·莱尔，请查尔斯·莱尔替他发表。华莱士在这篇论文中清晰的表达了达尔文一直以来苦苦思索着的物种经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思想，使得达尔文认为“即使华莱士手中有我的1842年的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的术语都成了我段章的标题”。此时的达尔文有些沮丧，甚至想过放弃《物种起源》的写作，让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单独发表论文，但查尔斯·莱尔和在1844年看过达尔文手稿的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年，下文统称胡克）听闻此事后，决定出面为他们主持公道。在二人的安排下，达尔文1844年论文稿中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的第二节《自然选择方法》的全文和1857年9月5日达尔文写给美国植物学家爱莎·格雷（Asa Gray，1810-1888年）的一封长信中有关自然选择学说的内容，与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那篇论文同时在1858年7月1日的卡尔？冯？林奈学会上一起被宣读，并一起被刊载在《林奈学会会报》1858年第3卷第9期上。

六次出版

论文宣读之后，为了将自然选择理论迅速发表，查尔斯·达尔文开始抓紧写作《物种起源》一书，他把原来计划撰写的内容大加压缩，紧张写作了13个多月，终于，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优赋族群之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eservation of Favon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简称《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达尔文本想在书名的开头加上“摘要”（Abstract）字样，以表示本书只是他原来要写的巨作的摘要，但出版商认为书名过长，便提出异议，于是达尔文的想法未能实现。《物种起源》的出版非常成功，第一版发行了1250本，销售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但面对发售后铺天盖地的诘难，查尔斯·达尔文对第一版《物种起源》做了大量的修改，接连出版了五版。

第二版是在1860年1月，即第一版出版的一个半月后出版的，发行了3000本，也很快就售罄。第三版出版于1861年，发行了2000本，从这一版开始，达尔文在书的最前面增添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这一章节。第四版出版于1866年，发行了1500本，从这一版开始，乔治·达尔文为了回应批评，做了大篇幅的修改。第五版出版于1869年，发行了2000本，从这一版开始，达尔文开始采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说。最后一版即第六版，出版于1872年，发行了3000本，这一版中，查尔斯·达尔文把原标题“On the origin of 物种”开头的“On”删除了；并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章节的题目改成了《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出版了第六版后，达尔文认为再无修改的必要，以后的发行，只要重印即可。至此，达尔文共修改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句子，篇幅比第一版多出了近三分之一。虽然与第一版相比，第六版中达尔文的用词更加严谨、谦虚，但许多是为回应批评作出的连篇累的解释，甚至偏离了自己原先的立场。所以，大多研究者和西方出版社都垂青于第一版，认为第一版中的内容才是查尔斯·达尔文自己最纯粹的观点。

传播和翻译

世界

《物种起源》刚出版的那段时间，谩骂和诽谤混杂着无知的偏见喧嚣一时，甚至超过了学术上的争论。在科学界，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只有胡克、英国博物学家拉卜克（J.Lubbock，1834-1913年）、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下文统称赫胥黎）和远在马来群岛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加上有保留地支持达尔文的查尔斯·莱尔，一共也只有寥寥几人。1860年3月，达尔文列过一个支持他学说的15人名单，其中包括基本上赞同的爱莎·格雷。然而，许多老一辈的著名科学家都是是持反对意见的，虽然他们对《物种起源》的谴责有科学观点上的分歧，但也有不少是抓住科学和哲学上的某些弱点来发泄自己宗教观念和感情上的强烈不满。剑桥地质学教授塞治威克（A.Sedgwick，1785-1873年）就是其中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因其唯物论、无神论观点而憎恶《物种起源》，这些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的大力诘难对当时人们接受达尔文进化论起了阻碍作用。

面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不利风向，《物种起源》显然很难得到传播。查尔斯·达尔文通过修改、增补进行再版工作，以及筹划法文、德文译本及国外出版问题，为其传播做了许多工作。但因为忙于其他几篇有关著作的写作，再加上体弱多病且生性不爱争辩，所以达尔文较少参加直接论战。在英国，被达尔文称为“总代理人”的赫胥黎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参与了激烈的论战。《物种起源》出版一个月后，赫胥黎以化名在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发表了对《物种起源》的评论，以较大的篇幅客观而公正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原理，并呼吁读者进行独立思考。这篇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取得了论战的主动权。查尔斯·达尔文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赫胥黎对这一事业已作出伟大贡献，其影响远胜过普通报刊上十几篇书评。

1860年，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开会，以坚决维护达尔文进化论的赫胥黎等为一方，以顽固反对派欧文（Owen）和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S.Wilberforce）为另一方，展开了科学史上闻名的激烈论战。这场争论的余波持续了数年，直到1863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出版后才停下来，以进化论一方获胜为结局。1864年，《博物学评论》发表了在德国工作的克里克尔的《对于\u003c物种起源\u003e一书的批评》，该批评肯定查尔斯·达尔文在阐明生物进化的理论方面有重大贡献，但反对自然选择理论。同年，法国科学院终身书记弗劳仑写了一本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小册子《达尔文先生的\u003c物种起源\u003e一书的研究》，被达尔文认为从反面证明了《物种起源》正在法国受到重视。现代，《物种起源》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争论。

中国

1903年，晚清民初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君武用文言文翻译了《物种起源》的两个章节，使《物种起源》的理论很快受到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支持，成为促进社会改革的武器，但他们更希望凸显该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而非生物学意义。192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的首个汉译本（文言文）诞生了，该书中文名为《达尔文物种原始》，共四册。1920年至1936年，中华书局以“新文化丛书”多次重印。后又将四册改为上下两册，在1957年由台湾中华书局新印，并于1968年、1984年重印。

之后，在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的翻译下，第一个白话文汉译版《物种起源》诞生了。该版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1954至1956年中，每年一分册，共分三册印制发行。后由三联书店转到商务印书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于1963年重印，但1995年为止，原三联书店三分册的格式仍然多次重印。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印行。这一版本应是《物种起源》印次最多、印数最多、影响最广的汉译经典。

1995年后，叶笃庄在此译本基础上修订并重印了“修订版”的《物种起源》，并不再分册，并在2005年以普通版格式印行（该版未署译者名）；2017年则由商务印书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120年纪念版”精装本印行；2020、2021年，又由商务印书馆以新的版式再次印行。此外，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还有谢蕴贞译本（科学出版社，1972）、王敬超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等少量汉译本印行。

到了二十一世纪，《物种起源》的汉译和出版呈繁花竞放态势。比如，2005年，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抽出，单独重印。同年，舒德干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新译本，并在2018年，译者沿查尔斯·达尔文航路游访后以增订版方式重印。2010年，苗德岁翻译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2014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苗德岁译、郭警绘《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2012年，李虎译翻译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再在2021年以《物种起源：现代注释版》印行。此外，还有2014年的何滟译的译本、王之光译本；2015年的焦文刚译本；2017年的文舒编译本；2017年的余丽涛译本；2020年的朱登译本；2020年的韩安、韩乐理译本等。另外，自1920年第一本汉译本问世，截止2021年的一百年间，除个别版本外，汉译的大多是《物种起源》的第六版。

主要内容

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

从第三版开始，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绪论前增加了名为《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第三、四、五版中名为《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的章节，主要是为了回应一些人对达尔文关于“没有适当和足够地阐述前人所做的贡献”的指责。所以，本章正文从1801年拉马克的《动物哲学》说起，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拉马克、地质学家冯巴哈（Von Buch）、霍尔德曼、华盛顿·欧文、阿道司·赫胥黎、悉尼·胡克等许多学者关于物种起源的认识，最后以《物种起源》的出版结束。

绪论

《物种起源》的绪论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查尔斯·达尔文创作本书的背景，即在小猎犬号上的五年中的，以及后续进行的考察研究。然后，达尔文向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们致谢，并说明本书仅为自己的“若干摘要”。接着，达尔文简要的讲述了一些自己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的观点，并分别指出会在哪些章节展开叙述。最后，达尔文表达了自己对进化论的信任。

学术主张

《物种起源》一书的正文一共分为十五章，按照内容重点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到五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了达尔文的主要学术主张，是全书的主体和核心。这一部分中，查尔斯·达尔文在第一章中首先讨论了驯养变异，展示在人类的不断选择下造成的物种变异，尝试证明大规模的遗传变异至少是可能发生的。紧接着，第二章中，达尔文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讨论了物种在自然状况下的变异性，以及影响这一变异性的环境条件。第三章则讨论了全世界所有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达尔文认为这一讨论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关于人口的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本章中展示的观点为如下：每一物种出生的个体数量总会大大超过环境可能容纳其生存的数量，于是生存斗争便会反复出现；结果就是，在复杂多变的生活条件下，发生了变异的生物，无论这一变异多么微小，只要有利于自身，就会有较好的生存机会。这一过程便是自然选择。第四章中，查尔斯·达尔文讲述了自然选择的基本问题，以及“性状分歧”（Divergence of Character ）。第五章则讨论了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变异法则和相关的生长法则。

难点讨论

在书的第二部分，即第六到第九章中，达尔文多以进化论的反对者的角度来进行讲述，试图向他们解释自己学说中存在的，最明显、最重大的难点：第一，过渡的难点，也就是难以了解简单生物或简单器官如何变化和改善成高度发展的生物或构造精密的器官；第二，本能的问题，即动物的精神力；第三，杂交现象，即物种杂交的不育性和变种杂交的能育性；第四，地质记录的不完全。

学科延伸

在书的最末部分，即第十到十四章中，主要是查尔斯·达尔文在用它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对生物界在地史演变、地理变迁、胚胎发育中的各种现象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使这一理论获得了进一步支撑。具体来说，第十章考察了生物在整个时间上的地质演；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讨论了生物在整个空间上的地理分布；第十三章论述了生物的分类或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包括成熟期和胚胎期。最后，第十五章则是对全书扼要的复述，以及简短的结束语。

写作特点

《物种起源》的语言风格平易近人，行文紧凑，但也不乏韵律和文采。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希望这本书的受众只有专家，而是想要说服所有的人。因此，尽管有这个能力（如他的藤壶专著），达尔文也不能把《物种起源》写成古板的学术专著。并且，达尔文深知不寻常的理论要有不寻常的证据，方能令人信服，所以书中的论证有许多案例研究、数据和各种现象的支持，并以一种叙事文体呈现出来。这种写作方法在充满严肃的科学著作的九十年代，堪称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

所以，为了把千头万绪的证据以及达尔文称之为“一部长篇的论争”的全书，用讲故事的手法、引人入胜地组织在一起，达尔文花了很大力气。他凭借自己对约翰·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文笔的熟，在结构和修辞上都采用了文学手法。结构上，查尔斯·达尔文采用了运用严密的逻辑和各种修辞手段，把正文分成三个部分，先平铺直叙，再反面论证，最后展开证据，如同一本逻辑精密的侦探小说。修辞上，达尔文在写作时运用了诸如形容、比喻、隐喻、白描、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拟人等许多修辞手法，还在一些部分里老道地处理了文字的声韵和节奏，造就了《物种起源》生动而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达尔文在书中尝试的这种写作方法效果良好，扩大了《物种起源》的受众群体，使得达尔文的思想嘉惠了更多的读者。

主要思想

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是《物种起源》一书的的核心思想，自然选择原理的大意如下：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存在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利变异体则会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稳定的、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某种微小的变异就会得到积累，最终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另外，查尔斯·达尔文认为，由于按照不同的需要进行选择，或是处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原始共同祖先类型，即野生品种，可以在自然选择下被培养成许多种形态，拥有不同性状，这一概念被称为性状分歧。也就是说，一些不同的物种，祖先可能是相同的。由此，达尔文在书中展示了“生命之树”。

生存斗争

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的核心机制是生存斗争，并在讲述生存斗争时引用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的理论为生存斗争提供了两种基本思想：其一，人口按几何基数增长（指数式），食物按算数基数增长（线性）；其二，可以通过战争或疾病消灭过剩的人口。所以，生物出现过度繁殖的时候，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由于空间和食物的不足会造成大量的生物死亡。由此，查尔斯·达尔文确立了生存斗争的生态思想，认为生物必须要与生活环境作斗争，生物之间为了夺取资源也要发生斗争，只有这样，在面对过剩繁殖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来。在生存斗争中，那些有害于生存的变异，不适应环境，就会被淘汰；那些有益于生存的变异，能够适应于环境，就会生存下来，不断地发展，使得一个物种演变成另一个物种。简单来说，生物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渐进演化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讨论生物进化规则时的主要观点为：自然界中生物的物种不是不变的，而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发展的。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多数变异都是微小的，在自然状态下，显著的偶然变异是少见的，即使出现也会因为杂交而消失。所以，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从个体差异到出现轻微的变种、显著的变种，最后才会形成亚种和新种，这是一个连续过渡的过程。

影响

对科学的影响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在自然选择条件下的遗传与变异交互作用，以及形成进化的过程，是现代进化论的基础。而《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达尔文进化的正式确立，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虽然《物种起源》中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但即使在科学界，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也十分曲折，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然选择学说才被广泛接受，并得到了许多丰富和发展，成为新达尔文主义、群体遗传学、现代达尔文主义等学说的基础。

传统达尔文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遗传学基础，达尔文本人在进化机制方面更多的注意到变异，而对遗传法则更多的是采纳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学说。1856年，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年）开始了自己长达八年的豌豆杂交试验，期间，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为孟德尔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最终，孟德尔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并总结提出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1866年，孟德尔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植物杂交试验》发表，为达尔文学说向新达尔文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但由于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缺乏理解他研究的基础，所以该研究成果当时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至1900年，也就是《植物杂交试验》发表34年后、格雷戈尔·孟德尔去世的16年后，他的工作才引起人们的重视。1900年成为了遗传学史甚至于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遗传学进入了孟德尔时代，他的发现被人们命名为“孟德尔第一定律”（即孟德尔遗传分离规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

德国动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Weismann，1834-1914年）在1883年提出了“种质论”，主张生物体本质上是由根本相异的两部分，即种质和体质组成的。他认为生物体在一生中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或器官的用与不用，所造成的变化只表现于体质上，与种质无关，所以后天获得性状不能遗传。魏斯曼在1885年出版的《作为遗传理论基础的种质连续性》一文中指出：“遗传是由具有一定化学成份的、首先是具有一定分子性质的物质从这一代到下一代的传递来实现的。”并正式提出了种质理论。奥古斯特·魏斯曼只接受和强调生存斗争的原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查尔斯·达尔文有关变异及其遗传的见解，他坚决否定联得性状遗传，反对拉马克主义与新拉马克主义，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新达尔文主义。

1937年，美籍苏联学者杜布蓝斯基（Th.Dobzhansky）出版了《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标志着现代达尔文主义（或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综合达尔文主义）的诞生。该学说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格雷戈尔·孟德尔的新达尔文主义遗传理论有机结合了起来，并结合了，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与群体遗传学、古生物学、生物分类学、生态学等学科，认为群体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是突变、选择和隔离。现代达尔文主义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成为现代被普遍认可的进化学说。杜布蓝斯基曾说过：“离开了进化的观点，任何生物学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扩展了进化论框架。”至此，《物种起源》和其自然选择学说在科学界的地位便已不可动摇了。

对宗教的影响

在宗教界，《物种起源》的出版直接引起了包括神学家、科学家和一般大众在内的众人的强烈反对。当时，虽然宗教早已失去政权，但在思想上还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多数人，包括跟随小猎犬号出航前的查尔斯·达尔文自己，都还是深信雅威是创造和维持宇宙，包括人类世界，所必需的，认为若无上帝的监督，一切都会变得杂乱无章，并且认为宗教教义和对上帝的崇拜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以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代替了所谓“造物主的智慧”，并且直接涉及人类本身的由来及历史，触及到了宗教的核心问题，使上帝的设计和目的等基本宗教信条摇摇欲坠。因此，这次科学与宗教的斗争，比过去要深刻、强烈得多。

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1861年，赫胥黎根据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选择学在自己撰写的书评中提出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用以代指脱胎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的、关于进化或发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之后，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等学者以其为基础，将这个概念拓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在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之称的斯宾塞看来，人类世界的发展也同样应该遵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比如，人类个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体现在体力、健康、智力、财富、权力各个方面，而且可以代代传承，恰如查尔斯·达尔文所说的“可遗传的变异”。

这种理论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100多年间风行世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社会影响。欧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教旨资本主义张目：既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人类进步必须的，那当然没有必要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更没有必要设置最低工资、完善社会福利。社会达尔文主义还为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提供了思想基础：既然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大号的生存竞争战场，那所谓的优等民族征服、奴役甚至是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外，它还为臭名昭著的优生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要实现人类的整体进步，当然得鼓励竞争的胜出者多生孩子，禁止患有遗传疾病的人生育后代。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成为了一个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词汇，除了在一些对它展开批判的场合，已经很少有人主动提到和应用这个概念了。

对哲学的影响

《物种起源》中，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表现为生存斗争，这一生态思想成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支撑。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其核心思想是，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1724-1804年），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凡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都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生存斗争生态思想的利己性是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存斗争生态思想的纽带。《物种起源》中论述了生物进化和多样性的动力和原因是物种内在的利己性，而物种内部的利己性也为该物种能够获得遗传和保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中心主义要求把有利于人自身的方面作为最高的利益和追求，人的这种功利性和生物内在的利己主义是等同的，所以生存斗争理论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合理的支撑。

荣誉

2015年，为纪念首届学术著作周（Academic Book Week）的开展，专门出版、销售与管理学术著作的出版商、书商与图书管理员列出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著作，并让公众票选出心中的第一。最终，查尔斯·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一书以26%的得票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位。2020年4月，该书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评价

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年）曾说，《物种起源》整本书就是“一个很长的论据”。

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与查尔斯·达尔文一起被称为进化论双雄，他关于《物种起源》的评价为：“……在收集许多极不相同的事实时那种不倦的耐心，作出结论的那种惊人的能力，那些精确而丰富的生理学知识，在决定试验计划时的那种机智，和在进行试验时的那种灵巧，最后，那种无可媲美的笔法——清楚、精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笔法，这一切品质，使达尔文先生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且，也许是最有能力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人。”

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在看完《物种起源》后曾说：“我真是太愚蠢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些！”

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语：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涉及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理论，其中用到了查尔斯·达尔文生态学理论。并且，他在书中提到：“达尔文学说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此外，他还有以下评论：“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年）对《物种起源》的评价为：“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

日本学者木村资生（1924-1994年）在《分子进化的中立学说》（1982）一书中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物种起源》一书，不仅对生物学，对人类思想的各个方面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们崇拜达尔文，是因为由于他的功绩，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本性，形成了有启示意义的见解。如果没有达尔文所创造的智慧革命，即使在经济上像今天一样富裕了，可是我们的文明还是非常不成熟的。”

格拉斯哥大学教授Andrew Prescott将《物种起源》誉为“学术著作重要性的至高体现”。“查尔斯·达尔文一丝不苟地观察着我们身处的世界，结合自身长期以来的深刻思考，创作了这本改变人类思考方式的巨作。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看待宗教、历史和社会的方式，”他说，“无论是专注撰写著作、发明数码产品还是创作艺术作品的研究者都立志让自己的作品能有朝一日比肩《物种起源》，在历史上占据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