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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陵

霸陵

霸陵，又称江村大墓，是中国西汉第五位皇帝汉刘恒刘恒的陵墓。西汉实行同异穴的帝后合葬制度，皇后窦氏的陵墓位于今灞桥区霸陵乡沟泉村, 与江村大墓同处一个大陵园中。霸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侧800米左右的白鹿原上。

汉文帝延续了西汉初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薄葬”，明确表示自己的陵墓修建“因其山，不起坟”。霸陵修建时间约为文帝元年( 前179年)至后元七年( 前157年)，陵园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墓室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整体呈东西走向，系“亚”字形竖穴土木椁墓，墓室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但陵墓地面无常见覆斗形封土。不过，由于修建得非常隐蔽，以致于后世普遍认为汉文帝陵寝位于“凤凰嘴”，直到2021年12月14日，考古工作者综合“凤凰嘴”无汉代墓葬遗迹，江村大墓“亚”字型的墓葬规格，和皇后共处陵园以及外藏坑出土了”“器府”“中司空印”等官印诸多证据，才确定了江村大墓为刘恒陵寝，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其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为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

霸陵上承西汉早期明长陵、安陵氏的基本要素，下启中期阳陵、茂陵等帝陵规制，是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2019年10月7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帝陵。2021年，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12月6日，在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入选《考古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评选出的“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名称由来

关于霸陵的得名，一种看法认为当年秦穆公为彰显自己的霸功，改灞河为灞河，并筑其宫，谓之霸城，霸陵可能因此而得名；另一看法则认为霸原是水名，即今西安市东郊由蓝田县流来入渭河的灞河。秦时，属芷阳县地。刘恒葬此后，改芷阳县为霸陵县，以水名为陵号，称为霸陵。

历史沿革

修建背景

西汉初年，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后，天下残破，百废待兴，连天子都不能够凑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马，将相们有的只能乘牛车出门。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汉文帝延续了这一政策，自身也推崇节俭，在位23年放弃了修筑宫殿的计划，宠爱的慎夫人不穿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没有绣彩色花纹，在墓葬方面，刘恒也提倡“薄葬”。

修筑历程

中国有皇帝继位后即开始修建陵墓的传统，汉文帝于文帝元年( 前179年）开始修建霸陵，大致在文帝三年( 前177年) ，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大为高兴，认为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在一片赞同声中，唯有中郎将张释之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

汉文帝采纳了建议，在霸陵之中，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起高坟，一则节省民力，其次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前元七年( 前157年)，汉文帝在未央宫驾崩，其遗诏中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汉文帝死后，西汉命负责宫廷警卫的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担任总指挥之职，组织了三万多士卒具体负责皇帝的棺椁下葬，挖掘、回填土方等事宜。

据此，学者韩佰伟推测文帝墓葬形制参考了楚元王墓，墓葬是在山体内部凿出全墓的形制，由墓道、南北耳室、甬道、封门石、墓室等组成。此外，汉承秦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削弱地方势力和北方匈奴力量，西汉皇帝积极奉行汉初刘邦制定的“陵邑徙民”国策。汉文帝在修建陵寝的同时，也在陵墓附近建立陵邑——霸陵邑，迁入居民为陵园修建与管理提供人力保障。

历代毁坏

西汉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霸陵陵园东门阙发生了火灾；

晋代建兴元年，政府曾收缴盗掘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的金玉珍宝等，以实内府；

2001年，一个8人盗墓团伙，由唐承志、黄世民出资，纠集一批农民和无业人员在霸陵陵区的“薄太后墓”“窦皇后墓”中盗出上千件黑色裸体陶俑等文物，尽管公安机关很快将8人缉拿归案，不过部分文物却被倒卖走私出境。

历代祭祀

霸陵陵前原有历代祭祀碑群，现存11通清碑：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立陕西巡抚毕书“汉文帝霸陵碑”；清“壬戊”立“汉满合文祭祀碑”；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御祭碑”；清“雍正元年（1723年）祭祀碑”；清“乾隆十四（1749年）年碑”；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祭祀碑”；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御祭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祭祀碑”；背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刻的“遗爱碑”，祭祀碑系用该碑改制而成；清“爱新觉罗·颙琰二十四年（1819年）御祭碑”；清“爱新觉罗·旻宁九年（1829年）祭祀碑”；另有一通康熙年间的祭祀碑，具体年代字迹已模糊不清。

考古发掘

2002年，6件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经过多方努力，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市，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确定是盗墓分子从江村古墓盗掘的。2006年至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亞”字形的江村大墓以及陪葬坑。

起初，一些学者认为江村大墓可能是陪葬霸陵的刘嫖墓葬。窦太主是窦皇后和刘恒的女儿，地位比较高。然而，进一步考古勘探发现，江村大墓东西墓道总长度达 250 米，从墓葬形制来讲属于顶级配置，超越了公主甚至诸侯王。于是，另外一些学者猜测江村大墓可能是汉文帝霸陵。不过，因汉文帝提倡“薄葬”，将霸陵修建得非常隐蔽，而不像其他西汉帝陵有清晰的封土。《三辅黄图》中记载的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为后人划定了一片区域。自元代以后的相关记载和考证，普遍认为汉文帝霸陵在“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凤凰嘴”有10多通明清时期的祭祀碑，另有清代乾隆陕西巡抚毕沅题铭石碑一通，上书“汉文帝霸陵”五字，因而长期以来“凤凰嘴”被认为是刘恒陵。

2011 年，考古工作队对“凤凰嘴”展开了一次“大体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体检”了半年时间，得出的结论竟是：“凤凰嘴”这座千百年来被认为是一座帝王陵墓的山坡，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墓葬。此处仅有十多通明清时期的石碑，且山体中并没有人工干预的痕迹，未发现任何陵墓遗存。基本可以确定“凤凰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黄土梁，没有任何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

2021年，考古专家采用四步交叉印证一步一步揭开“霸陵之谜”，最终确认了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第一步，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 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4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江村大墓规格为皇家陵墓。第二步，依据“中司空印”“车府”“器府”“等出土文物，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佐证了墓主人领导者身份。第三步，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共处一个大陵园内，但一人一个墓穴，正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的“同茔异穴”，再次证实墓主人身份应为“帝王级”。第四步，凤凰嘴下空空如也的“假”霸陵，反向印证真霸陵所在地实为江村大墓。至此，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得以全部确定。此次发掘只是针对霸陵周围的外葬坑，因为文物保护技术的限制，目前汉文帝陵墓不会进行发掘工作，将以保护为主。

地理环境

位置

汉文帝墓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具体为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侧，距离历代普遍认为汉文帝霸陵所在位置“凤凰嘴”约2100米，其东北是窦皇后陵，间距仅有800米；西南是薄太后陵，距离也不足2000米。

地形

秦汉时期，关中的气候温暖湿润，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秦汉均定都于关中形胜之地，西汉诸帝陵距离首都长安也不太远，均位于渭河平原范围内。关中平原是一个由河流阶地、山前洪积扇、冲积洪积平原、古三角洲以及槽形凹地组成的地貌综合体，霸陵所在区域白鹿原便是这样的黄土台原。

白鹿原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6~9公里，原面海拔600~780米，最高达803. 9米，原面东南高，西北低。东北侧高出灞河240~320米，西南侧高出浐河150~200米。之所以霸陵选择原面高亢，与灞河、河河谷高差悬殊的白鹿原，一则突出皇帝生前的地位以及体现出威严，其次是注意隔潮防腐，以保证陵寝的地下结构以及陪葬品的安全。

气候

霸陵陵区气候为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冷暖干湿分明，春季升温迅速，干燥多风；夏季炎热高湿，日照强烈；秋季温和湿润，时有阴雨；冬季寒冷干燥，雨雪偏少。年平均降水量780毫米，无霜期219天，年平均温度13.3℃，平均温差10℃。

植被

植被主要以乔木为主。陵冢上主要树种有：松树、柏树、石榴树、臭椿、柿子树、竹子及禾本科杂草，其周围为耕地。

水文

灞河

灞河古名灞河，春秋时秦穆公称霸于西戎，为显耀其武功，改滋水为霸水，后称灞河。灞河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东部华山断块向南倾斜的老剥蚀面上，流经灞源镇后向西转折，再转向西北，进入蓝田谷地，在蓝田县城蓝关街道以西受白鹿原的约束，突然转向北流，循白鹿原之东，于西安市东北纳浐河，又向北注入渭河。灞河全长109公里，流域面积2, 581平方公里。灞河有四大源流，分别为清峪、流峪、峒峪和倒钩峪。灞河的主要支流有清河、峪河、浐河等。灞河流经西安之东，东西交通必横渡灞河。灞河渡口或灞桥之东的一块区域，古代称之为霸上，为长安东方战略要地，在古代交通和军事史上向来居于重要地位。

浐河

浐河是灞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蓝田县汤峪乡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岭主脊北侧，河长63.5公里，流域面积760平方公里。汤峪河是浐河的主源流，发源于秦岭海拔2197米的紫云山南的月光石西侧，流向正北。汤峪河于汤峪口流出山区，切穿白鹿原，向西北方向流，于长安区魏寨乡与岱峪河汇流后始称浐河。浐河的主要支流有有岱峪河、库峪河和荆峪沟。浐河与长安关系极为密切，唐长安城的曲江池、兴庆池、太液池的水，均经黄渠、龙首渠由浐河引来。

陵墓特征

陵墓布局

霸陵陵区主要由霸陵陵园、陪葬墓区、其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面积约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园位于陵区东部，是整个陵区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遗存位于陵区的西、南部。

陵园

陵园整体呈东西向长方形，由外园墙、江村大墓、窦皇后陵、陵园内建筑遗址、外藏坑、葬墓等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于陵园西部偏北，窦皇后陵位于陵园东北。建筑遗址中，3处位于江村大墓及窦皇后陵园的北侧，1处位于窦皇后陵园南侧。陵园内祔葬墓位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之间。

墓葬

江村大墓位于石围界内中心位置，地表未发现封土，整体呈圜丘状，石围界四隅平均海拔分别为：东北760米、西南755米、西北752米、东南757米，墓室中心为765米。墓葬坐西向东，方向115°，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墓道位于圹四边中部，平面均呈梯形，底部为斜坡状。东墓道长134.5米、宽9.7~40.2米；西墓道长46.7米、宽6~30.8米；北墓道长36.5、宽7. 8~31.3米；南墓道长32.7米、宽9.7~40.2米。墓道内填灰褐、红褐色五花夯土，土质坚硬，含少量姜石。墓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南北长约74. 5米、东西宽约71.5米、深27~30米，墓室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

霸陵形制是双重陵园。刘恒的父兄高祖长陵、刘盈汉安陵都是一个陵园，实行的是皇帝皇后同茔异穴合葬，即葬在一块墓地里，一人修一个墓穴；在陵墓外围再修一道陵园墙，将墓地包围起来。汉文帝的霸陵同样出现了双重陵园，此外在周围所有的外藏坑都是围绕帝陵向心式布局，114座象征着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着帝陵转了一圈，很显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

陵墓细节

外园墙

江村大墓四周未发现园墙遗迹，但有一圈用河卵石平砌的铺石遗迹，暂名“石围界”。整体呈东西走向，南北残长396米、东西残长393米、宽1. 3~1. 5米，复原长度为423米，距江村大墓墓室约160米。

陵园设施

在门阙遗址方面，霸陵只是因其陵园砌石为界，门阙均在石围界正中外侧的位置，但其规模与形制基本与西汉其它帝陵接近。以保存较好的东、北门址为例，经勘探发现，北门址由两座东西对称的“凸”字形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8、宽9.3～16.1米，中间为门道，宽1.9、进深6.2米。东门址由两座南北对称的 “凸”字形的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9.5、宽6.3～16.5米，中间为门道，宽1.5、进深6.3米。

主要遗址

窦皇后陵

窦皇后陵在今灞桥区霸陵乡沟泉村，平地起冢，封土为陵，呈覆斗形，底边长137-143米，顶边长30-35米，高19.5米。陵园陵冢宏伟，陵园的西墙和南墙部分墙垣遗迹尚存，西南部有大型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卵石路面、散水与瓦片。1966年，陕西省考古所曾在窦后陵园西垣外的“峻坂”上发掘了陪葬坑47个。陪葬坑东西排列为8行，每行少则1个，多达11个。坑的结构是：先挖土圹，多数紧贴坑壁置陶棺或条砖筑栏，少数无藏具，部分坑底留有生土二层台。陶棺、砖栏顶部盖回纹、几何纹相间的薄方砖、素面方砖或陶棺等。

薄太后南陵

薄太后南陵北距霸陵4500米，位于今灞桥区狄寨乡鲍旗寨村西北800米，封土为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73米，底部东西长40米、南北宽55米，高24米。陵冢四周有夯土筑成的陵园垣墙，垣墙正中建有门阙。陵墓南侧有清乾隆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碑石1通，上书“汉薄太后南陵”。1975年在薄太后南陵西北清理埋兽骨的从葬坑20座。此外，在从葬的条砖上，发现有“东园”戳印。“东园”系少府所属官署，其职责是为皇帝、宗室近亲“作陵内器物”，可见南陵是刘恒十分重视的工程。南陵亦有南陵邑，邑址在南陵附近。

陪葬墓

霸陵陵区共发现了2处汉代大型墓葬区，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北3000米的马家沟村附近，共有汉墓7座，地表可见封土的有5座；另外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南约3900米的栗家村附近的白鹿原西侧二级台地，共发现汉墓20余座，其中4座规模较大，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推断，应属霸陵陪葬墓，而据史料记载，在霸陵的陪葬墓有：刘恒的女儿刘嫖刘嫖与董偃的合葬墓、孝武陈皇后墓以及刘玄刘玄墓。

外藏坑

江村大墓周围发现外藏坑114座，其中74座基本呈放射状分布于墓室四周，东侧19座、南侧17座、西侧18座、北侧20座；每侧外藏坑基本上相互平行，靠近墓室一端几乎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墓室东西两侧的外藏坑为东西向，南北两侧为南北向。平面多为长条形，最长的可达92.3米、最短仅3米、宽1~10.4米、坑深5. 3~10. 5米；窦皇后陵封土周围分布有13座外藏坑，其中西侧8座、南侧3座、北侧2座。封土西侧外藏坑，均为东西向，封土南北两侧的外藏坑为南北向。外藏坑平面呈长条形，最长的有54米，最短的仅5.2米，宽度2~8.3米，多在4米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33座外藏坑，分别位于江村大墓东南、西南及西侧；陵园以外的南、西两侧也发现了67座外藏坑。

殉葬坑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考古队共发掘了霸陵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哺乳纲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包括了“秦岭四宝”中的三宝——金丝猴属、大熊猫、羚牛，其中虎、亚洲貘、野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此外，考古队于1975年发掘殉葬坑的四周还首次发现了爬行纲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马来貘

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是类中最大的一种，貘在历史上曾存在过中国，但目前已经灭绝。以往的考古发现中，除殷墟商代遗址出土的貘为骨骼外，其余均为“貘”的青铜器、壁画、瓷器的“象物”造型。因此，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北方地区仍然有奇蹄类动物貘的存在，该发现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印度野牛

别名印度野牛、野黄牛、白袜子、印度野牛等，分布于南亚、东南亚、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普洱市等地，以其特大的身躯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是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牛之一。印度野牛骸骨也是此次发掘所有坑中最大的一个动物骨架，比殷墟的“殷牛”要大得多。印度野牛在中国北方考古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靴脚陆龟

位于砖栏中部，其南有塑衣式坐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中国陆龟科有四爪陆龟、凹甲陆龟和东南亚巧克力种三种，它们的背甲长度一般均不超过30厘米，但这次发现的陆龟背甲长度达52厘米，应为亚洲最大的陆龟，靴脚陆龟。

陶窑遗址

发现陶窑两处共50余处座。其中一处10座位于金星村北、鹿鸣路以东的坡地上，北距江村大墓约600米。陶窑整体呈南北向“一”字排列，东西向，窑室在东，操作间在西。窑室平面路呈长方形，东西长5.7米、南北宽4.5米、间距约2米。窑室填士中包含大量的红烧土、砖瓦残块；另一处位于江村大墓西部，大多位于江村周边，共3处40余座。陶窑多由操作间、窑室组成。窑室平面有圆形、长方形两种，圆形者直径约2米，长方形窑室一般长5米、宽1~3米不等，内填松散红褐色土，含牧多砖瓦残片、红烧土块、草木灰等。

霸陵邑

霸陵邑在今灞河东岸田王村附近，距霸陵约5公里，秦朝时置芷阳县，汉初依然因袭秦时地名，刘恒前元九年（前171)，在芷阳县芷阳乡筑霸陵，并改名。建国后，因基建，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现了有“芷”字陶文的陶砖、陶瓦等，表明了此地为霸陵邑无疑。霸陵邑在汉代曾盛极一时，不仅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居住的驰名之地，也是财富集中、物质股实，为长安富庶之地。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

出土文物

1966年，考古工作者对窦皇后陵进行勘探、发掘，共发掘了47座陪葬坑，出土了彩绘陶俑42件，陶罐和马、羊、鹤等禽兽骨骼及谷物等；1975年在薄姬南陵县西北清理瘗埋兽骨的从葬坑20座，发现包括大熊猫、犀牛、马在内的动物骨骼一批。其中，以犀牛，大熊猫从葬，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后续又在霸陵陵区陆续采集到大量的遗物，主要有陶俑残块、陶器残片及建筑材料。

铜漏壶

铜漏壶是汉代流行的计时器，这是在夜晚或阴雨天计量时间的。在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帝陵陵区都发现过，但汉文帝陵园出土的特别完整，是极其珍贵的同类实物。

印章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了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说明这些外藏坑应当是模拟官署机构，同时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

鎏金车马器

出土于南陵外藏坑的鎏金车马器，大量运用鎏金技法，纹饰、图像精美异常，部分构件内还有木质残存，说明了薄太后南陵以真车随葬，成为汉代高等级墓葬“外藏”制度的重要物证。

瓦当

考古队根据有关文献，对霸陵故城再次进行调查，在今谢王庄北、新寺村的高地上发现大量汉代砖瓦和“长乐未央”残瓦当；后续在霸陵陵区出土瓦当11件，其中文字瓦当2件，残存“乐”“央”二字；云纹瓦当8件；素面瓦当1件。

陶俑

彩绘女侍俑

彩绘陶俑女侍俑分为立俑和跽坐俑两种比例匀称，神态祥和，表面敷白色“胎衣”，然后用黑褐、深、土黄、大红和粉白绘以彩饰。绛黄扑面，毛发多黑，眉目墨描，炯然有神。内衣多红，衣裳土黄或黄白相间，衣领、袖、边为红、褐缘。立俑高53厘米～57厘米，跽坐俑高33厘米～35厘米。

着衣式陶俑

汉代出土的陶俑从形制上分为塑衣式陶俑和着衣式陶俑两种类型。塑衣式陶俑是指人物形象及服饰同时塑成，并施以彩绘，上述的彩绘女侍俑便属于此类；着衣式陶俑在随葬时身上穿着真正的丝绸、棉麻或甲类等服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衣装已糟朽、碳化，成为今天所能看见的裸体俑，属于最高等级皇权的专属。大量西汉考古发现证实，着衣式陶俑使用是有严格限定的，极少被用于其他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区别于同时期塑衣式陶俑的使用范围。

半塑陶俑

霸陵半塑陶俑，其颈部戴一刑具“铁钳”，通俗地叫“刑徒俑”，这与刘启阳陵刑徒墓地出土骸骨比对，印证了汉代帝陵修建使用犯人作为重要劳动力的历史事实。半裸半塑的做法，很可能是汉初全塑陶俑与阳陵全裸着衣式陶俑之间的发展过渡，弥补了两类陶俑之间发展演变的缺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选址研究

西汉十一帝陵围绕在汉长安城的周围，其中九个皇帝的帝陵均安葬在汉长安城西北的咸阳市原上，此为西汉的祖陵区，刘恒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分别位于长安城南的白鹿原和杜东上。其中汉文帝为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是庶出，不是嫡出，文帝将自己的陵墓安排在祖陵区之外，是为了避开昭穆制度，这似乎也是一种解释。但观察西汉帝陵未发现有昭穆制度的迹象，也就不能说霸陵是因昭穆制度才不入祖陵。

霸陵的陵园与其他帝陵陵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文帝母亲薄姬的南陵也在其陵园内，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太后是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薄氏出身低微，秦末诸侯纷起，魏豹称王，薄氏家将她献入魏宫；刘邦灭魏，其成为汉军俘虏，被纳入后宫，生了刘恒；而后刘恒被封为代王，薄式便跟随刘恒在代国，刘恒继位皇帝后，被封为太后。当时，高祖长陵已有妾妃的陪葬墓，如果薄氏入葬长陵，墓葬规模按制度需要降一等级，刘恒当然不能接受的。所以为了自己生母的陵墓按后陵等级修建，彰显薄氏的皇太后身份，文帝将自己的陵墓安排在地势较好的白鹿原，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东部的防御。西汉初，全国基本统一，但仍然有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这种威胁持续到刘彻时期才得以解决。西汉的帝陵主要集中的为北地区，尤其是高祖长陵，刘盈安陵氏的修建，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以帝陵为防御屏障，抵挡匈奴长驱直入，威胁京师。刘恒时期，因和亲政策，北方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变小，而来自东方同姓诸侯和地方势力的威胁越来越大。如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欲攻打荥阳市，进兵长安；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这一系列的同姓诸侯的反叛，均来自长安城的东部。文帝时期国力还不足以全力应对各方的威胁，故采取防御措施是为正当。在长安城的东边除了武关、函谷关，在无险可守，一旦函谷关被攻破，长安城再无保护屏障。文帝正是为了出于防御的考虑，将自己的帝陵安置在长安城东的白鹿原，设置陵邑，加强东部的防御。

后世影响

西汉时期

西汉文景时期上承高祖立国，下启汉武盛世，是西汉社会的转型时期，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的帝陵，其规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文帝霸陵更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根据考古资料，霸陵首次出现了双重陵园、外藏坑围绕帝陵向心式布局等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此后西汉帝陵在封土、墓室、陵园、外藏坑等方面的规划建设。

首先是封土方面。汉刘恒霸陵虽然不起封土，但因其墓上“稠种柏”，形成了独特的方形林木景观，这种情况可能影响到此后西汉帝陵的封土外形由长方形的截锥体逐渐演变为截面基本呈正方形的“覆斗状”。其次，汉初帝陵墓室较大，高祖长陵墓室边长140多米，刘盈安陵氏的墓室据测算应当也超过了100米，但因文帝节葬，将霸陵墓葬规模明显缩小，这可能直接影响了西汉中期的帝陵，使其墓葬规模变小，墓室边长也相应缩小至100米以下。第三，西汉帝陵中期以后的双重陵园规制，以及大陵园平面呈东西长方形的形制，应当是承袭文帝霸陵而来。第四，西汉帝陵外藏坑的布局在初期相对较为凌乱，但自霸陵开始排列逐渐规整有序，特别是中期帝陵陵园外藏坑围绕陵墓向心式布局更是与霸陵一脉相承。

魏晋时期

在葬俗方面与汉代的厚葬不同，魏晋时期统治者提倡薄葬，在墓葬形制方面，尤其是帝陵修建的时候，要体现出薄葬，由此可能就借鉴了刘恒修建自己陵墓的做法，选择崖墓，在山体内修建墓室，或是选择倚山。曹魏时期一改汉代厚葬制度，曹操提倡的薄葬，其陵寝高陵村发现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墓葬平面为甲字形，随葬器物多为陶器，与汉代同级别墓葬随葬品相比甚微。晋朝帝陵修建的理念秉持了薄葬的理念，但在帝陵的修建上应该是借鉴了汉代陵墓的形制，凿山为穴。社科院考古所曾考察了邙山晋帝陵南麓两处西晋帝陵，推测一处为西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另外一处为西司马炎的峻阳陵。两座大墓以山为体，规模小于汉代帝陵，但形制和霸陵的应该是有传承性。

唐代时期

唐陵陵园制度开始于唐高祖献陵，贞观九年，高祖颁布《神尧遗诏》载，其服轻重，系从汉制；其两周王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表明了关中十八唐帝陵不管是封土为陵，还是依山为陵，均为仿照汉代的建设理念所建，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唐代独特的帝陵修建方式。李渊逝世后，一方面唐李世民为了遵从李渊遗愿，勿劳民，另一方面也是时间较为仓促，短时间内无法修建与汉代帝陵规模一样的陵墓。这样的情况下，与房玄龄等大臣商议，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最终选择了不崇不卑的光武帝原陵制度。

昭陵是唐代帝陵依山为陵的鼻祖，且是太宗生前本人自己选择的修建地点。太宗在生前选择自己陵址，可能于李渊崩后修建陵墓有一定的影响，至于是如何选择陵址，一是为了仿汉代造陵模式，既达始终，身腹亲见；二是为了务从俭约，但是从实际的昭陵勘探数据来看，太宗这一做法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的为了节约。由此来看，太宗依据汉代遗风修建陵墓，还是仿照文帝的霸陵形制，开启了唐代帝陵依山为陵的先河。

两宋时期

两宋皇陵分为宋陵和南宋皇陵，北宋皇陵位于今巩义市，南宋皇陵位于今绍兴市。巩义皇陵号称“七帝八陵”，整个兆域分为四个区域，加帝陵，后陵和陪葬墓有上千座墓葬。通过对宋代帝陵的发掘勘探，宋代帝陵在陵寝制度的发展史上处于徘徊的阶段，与秦、汉、唐三代相比，宋代皇陵在形制上有前代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如封土为方形、开四门继承汉代形制，且帝陵位置选择依山为陵，这还是继承了汉代的制度。南宋皇陵在修建时仍以巩义皇陵为依照。

价值与意义

刘恒霸陵准确位置的确定，一是对汉代皇帝陵园以及墓葬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更进一步否定了西汉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测，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三是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四是出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的发现，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

开发和保护

开发

2018年初，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主要领导会同市文物局领导调研考古发掘工作，提出要充分发挥汉三陵在白鹿原文化走廊建设中的区位优势，运用省市考古发掘的有利时机和出土文物，高标准建设汉文化中心（汉三陵保护开发）项目，大力发展灞桥区文化旅游产业。

2018年3月19日，西安市灞桥区区委、区政府两办正式发文，将汉文化中心（汉三陵保护开发）项目列为2018年我区10个重大项目之一，并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为总指挥、分管文化旅游副区长为副总指挥的项目指挥部。2018年3月28日，项目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汉皇陵遗址公园建设方案》，明确了各成员单位承担的具体工作和进度要求。

保护

薄太后陵、窦皇后陵、凤凰嘴祭祀区现由西安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日常管理。江村大墓因保护范围尚未公布，暂由所在街办组织专职文保员队伍进行定期巡查，灞桥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进行业务指导。

1992年4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霸陵重点保护区为帝陵、后陵及其碑刻为中心的39100平方米范围；一般保护区为重点保护区外延10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100米。此外，还公布了薄太后陵和窦皇后陵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均为墓冢；一般保护范围均为重点保护区外延10米；建设控制地带均为一般保护范围外延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