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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

中国国学

中国国学，是在“西学东渐”时，由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一词始见于《周礼》，从西周公国至清光绪年间，中国古代典籍中所出现的“国学”，均系指称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

1902年秋，梁启超与黄遵宪函商“以保国粹为主义”创办《国学报》，使用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之名，为“国学”赋予了新的内涵。今天所谓的“国学”之称便产生于此，其有别于“传统文化”“国故“”国粹”等，涵盖内容复杂，学界有关“国学”定义的争论也始终没有间断。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言论中，顾炎武 “亡国” 与 “亡天下” 之辨，是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其时，《国学丛刊》《国学杂志》《国学萃编》等学刊相继问世，掀起一股国学研究热潮。五四运动之后，国学研究进入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年代，国学一直受到打压和批判，处于历史最低谷。此间，港台地区的国学研究有着不同的表现。时至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走向21世纪的哲学和哲学系”学术研讨会；《东方时空》《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国学进行了大量报道；2007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国学传播中心，创建国学网站；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国学院系重建；国学再次引起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思想角度看，国学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体现了国学的“时代烙印、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特征。国学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繁复，采用《四库全书》类目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仍居于国学分类法主流地位。代表人物与经典著述有：孔子、孟子、老子等，以及《周易》《四书》《三百千千》《红楼梦》等等。国学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国脉、国魂、国本，是中国人的根基与尊严所在。国学精髓早已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

毕生倡导国学的章太炎提出：国学不只是学问，更多的是对本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表示，国学关注的内容决定其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只要人类存在，国学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学，在汉唐时期已经影响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明清之际在西方曾出现长达两百年的中国热。“汉字文化圈”表明中国国学已超越了民族性。其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汇聚巴黎发表共同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3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基本概念

定义

一般而言，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是一套知识体系，也是一种思维智慧，其本质却是其精神层面表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原地区一切历史文化，包括历史、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方技、医学、星相、建筑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

百年来，学界有关国学定义的争论始终没有间断。近代意义的国学，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无法统一。对于“国学”的定义之所以无法达成一致，是因为“国学”一词天生就存在一个两难悖论：“国家”是有国界的，而“学术”是无国界的。

国学保存会机关刊物《国粹学报》主编邓实给出的定义是：国学乃一国所有之学。民国女学者沈亦云说：凡本国前贤往哲最高思想之结晶，讨论人生必要与人生有趣味之问题，发为有系统之学说。其影响有极长的时间性，其应用有极广的普遍性，其代表有极大的显著性，谓之国学。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可见国学是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的学术。

在《辞源》中，“国学”条目的定义为：一国所固有之学问也。在《辞海》中，“国学”条目的定义为：本国固有之学术，亦称国故。在《中华百科辞典》中，“国学” 条目的定义为：本国之学术思想，指本国历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项而言。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国学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原地区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内涵与外延

章太炎(章太炎)、黄节、邓实等早期国学提倡者，对国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三种界说：一是指一国所有之学；二是指先秦诸子之学；三是指孔子之儒学。界定的范围实指古学。西学输入中国后，许多有识之士将研究兴趣从中国经史之学转移到西方近代新学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新知、新理、新法，并用其整理中国传统旧籍，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大势。许多学者主张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重新分割和整理中原地区古代学术，按照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分割和归类。1919年3月，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国故月刊》，刘师培在《发刊词》中公开声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后，刘师培撰写《国学发微》出版，“国学”一词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称。

胡适认为，国学不仅应研究国粹，而且还应研究“国渣”，可见国学精华与糟粕并存。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既诠释了国学研究的内容，又突出国学研究的重点与价值取向。哲学家张岱年以“历史”为坐标，从动态的角度来界定国学：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从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国学进行了独特解读：认为国就是中原地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中国人大方立天教授认为，中国国学是指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北京大学任继愈教授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国学，首先是一个思想体系，是驱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和自新的内在动力；其次是一种文化观念，是沉浸在中华文明进程之中的习惯、认识和价值判断；再次是一种精神追求，是融合在中华文明之中的理想、追求和文化期待；最后是一种方式方法，包括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分析方法等。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代称，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发生相应变动。与当时的“国粹”“国故”概念相比，“国学”的提法较为中性稳健，也不存在字面歧义，故而沿用至今。

发展沿革

词源追溯

“国学”一词原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最早记载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正义》《学记》所载“国学”，均指国立教育机构。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首都的学校统称“国学”，分大学与小学，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国学在汉代称“太学”，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晋代称“国子学”，隋朝至明清时期称“国子监”。《新唐书》所载的国学，也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亦即国子监所学内容。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才最终废止。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国学”，包括白鹿洞书院前身——庐山国学，都是指称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随着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中国古代没有 “国学”的提法，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主权意义上的 “国家 ”观念，只有比较笼统的“天下”意识，因而古代不会有 “国学”的称谓。

国学自信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对举中西文化，或称之为“西学”“中学”或“新学”“旧学”。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其中的“中学”就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国学”。以洋务派和维新派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为代表，认为中国的落后，不足的只是工业、商业、机器制造、科技等实业的落后；而维新派则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实业，进行君主立宪变法等。张之洞等代表官方亦主张保存国粹，并且有人建议设立国学专门学堂。张之洞重视国学的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但对国学的倡议，也是对西学影响的一种回应。

国学分化期

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言论中，顾炎武 “亡国” 与 “亡天下” 之辨被经常提及，天下意识是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近代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求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近代意义的 “国学”一词就此诞生。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指中国固有之学问，以与西学相别。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之名。国学保存会拟开设国粹学堂，并拟定了学科预算，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 “国学” 概念；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流亡日本，组织国学讲习研修。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其时，士大夫称西学为“新学”，称国学为“旧学”，文化的新旧之争，提到了亡国灭种的高度。因此，国学之名自诞生之日起，就负载着救赎的重担，成为广义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的一支，并非仅以纯学术之义涵盖。

在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编印了《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演讲，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并逐步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姓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仲雍、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陈尔锡、吕学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1905-1906年期间，国学保存会印行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7年1月，学部特别批文勉励：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诚如该举人所云。该举人学会著书尤宜勉益，加勉此案。

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危机，都伴随着国学的复兴。百年来，国学地位屡遭贬低，这个历史进程伊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孔子和四书五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激进口号。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似乎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已往的“非正统或反正统”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林毓生教授《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说，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五四运动之后，胡适等人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一度十分盛行，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专门杂志和出版社出台，以及大量国学论著的问世，影响面从京沪扩展到西北、东北地区、闽粤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

国学建设期

五四运动之后，国学进入建设期。1921年，正值“西盛中衰”之际，游学欧洲的厉麟似在西方世界的德国，组建了首个以中国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景星学社，吸纳了中西方一批具有较高声望的学人，如卫礼贤、林语堂、陈寅恪、徐悲鸿、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等，成为当时中外学者交流研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平台。

学术上最能体现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当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大学、厦门市、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大夏大学、中国、齐鲁、正风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形式改变是内容变化的表现，国学虽是中原地区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机构却是现代教育组织的一部分。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添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影响下，将国学看成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期望客观看待国学的历史进程，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和方法，发掘国学的优秀内容。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接过辛亥革命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批判国学中维护封建专制的成分，分清真假孔子，为新国学的建设开辟道路并指明方向，即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在社会历史发展大背景下揭示国学内容和发展的特点等，是这个方向的历史延伸。还有一批学者如胡适等，继承“乾嘉学”考据方法，吸收西学归纳方法，以整理国故为号召，理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国学向着科学方向转型做了必要准备。于是，出现了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人的文献考证，陈寅恪等人在文化比较中的会通观念等等。

许多学者对中国国学在学科形态上、学科内容上的科学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以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吸收西学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诠释传统儒学义理，取得了显著成绩。虽然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内容不免有抽象成分，疏离劳动群众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新变化难免有隔阂，但他们推进中国现代化，推动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1934年秋，章太炎六十四岁时在苏州市开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系统演讲。根据章太炎演讲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对后世影响很大。30年代后期，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有关教育科研机构改名或解体，国学研究渐趋消沉。只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少数机构长期坚持。

国学跌宕期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年代，“国学”一直受到打压和批判，处于历史最低谷。“左”倾势力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把“两个决裂”(与旧制度和旧传统决裂)的观念错误地运用到文化领域中来，主张同旧文化决裂，传统文化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而受到全面攻击。此间，港台地区的国学研究与发展有着不同的表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科学气氛比较自由，很少有出版和检查书刊问题。台湾因受中国国民党内部政治路线影响，国学研究受到束缚。随着国民党政策的加温，台湾开始出现严肃杂志《爱护园刊》《中国文化园刊》。曾领导香港中国大学新亚洲科学院哲学系的牟宗三，开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徐复观，以及钱穆、唐君毅、方东美等一批学者形成了程朱等流派，如程朱“原理—定理学说”(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的“心灵—智慧学说”(心学)。徐复观专攻中国思想史，钱穆和唐君毅在哲学中建立了属于现代唯心论儒家学说思想体系。

直到80年代末，中国学界逐渐走出极左思潮的影响，掀起“文化热”，人们才再度开始对传统文化认真审视和清理。随着社会的持续转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开始了相应转变，“爱国主义”成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被赋予符号价值。继清末民初与五四运动后期的国学研究浪潮之后，当代国学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国学机构、国学场馆、国学网站、国学著述、国学刊物也随之相继问世。与此同时，梁漱溟和海外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

1993年8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题为“ 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 的报道。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走向21世纪的哲学和哲学系”的学术研讨会，此后，传统文化逐渐发挥起意识形态整合的作用。《人民日报》在90年代初接连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栏目，《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宣扬“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21世纪、拯救全人类。在这些大众媒体的推动下，“国学”热很快变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现象：报纸“国学”专版、大学国学班、政府祭孔、中小学生读经等，而“百家讲坛”等节目，则是对国学热潮的进一步推波助澜。国学从备受冷落到炙手可热，折射出社会转型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踪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推崇，成为政治和经济所倚重的文化资源。此后，清华大学开设《经典十五讲》，讲授《周易》《论语》《道德经》《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等经典。武汉大学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后又增设国内首个国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2005年7月成立了国学研究基地，开展国学本科、硕士、博士生教育。

2006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网、百度网等联合举办“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网民投票评选。

2007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国学传播中心，并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先后创建了“国学网”，开发研制了大型古籍电子文献《国学宝典》数据库，编撰出版了《国学备览》丛书，成立了电子文献研究所。回到国学的知识分子无意中为历史提示了必要的文化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到21世纪初百家讲坛的火爆，都见证着社会大众对历史文化的需求，意味着历史文化进入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复旦大学2008年开始在哲学学院设立国学本科班。中国人民大学也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国学二级学科。2013年至2016年间，国学重典《四部丛刊四编》时隔八十年后再度面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十多位专家集体编著的《国学千问》出版；宋定国所著《国学三部曲》包括《国学纵横》《国学览胜》《国学探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9年4月，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以培育通经致用人才的国学，再次彰显重要价值。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转变。2023年4月，“典耀中华”阅读大会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启动，中国国学教育大会永久会址落户金华市。2023年5月，四川师范大学《国学》集刊座谈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召开。202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暨全国高校国学机构负责人学术研讨会”，在人大国学馆召开。标志着当代国学活动与研究进入鼎盛时期。此外，分布在全球的489所孔子学院，对国学的海外推广也起到了助力作用。

基本特征

国学所涵范围极广，从典籍上看，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现代学科角度看，它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民俗学、考据学、语文学、语言学等等；从历史进程来看，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从思想角度看，又可以分为儒释道三教四家(道包含道教和道家)。国学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思想，而三教在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是国学一词具有民族主义涵义的具体体现。

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道思想中一直受到关注的核心概念。儒家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人与天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自然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标准，君子应该时刻以自然作为准则来处理事务。《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坚强有力；“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地一样包容厚道。天人沟通的基础在于人的道德准则源自于天，也就是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与人心、宇宙的气象与人的心性本体的不断推扩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天人之间的相互感通不仅存在于主观道德层面，也存在于客观的宇宙现象上。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观点，通过自然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来说明天人合一，彼此相互感应。历代君主在发生各种灾异之后都会按照规定“罪己”，这显示了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力。道家对天人关系也有自己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意味着人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回归到自然的本初状态，与天地融为一体。西汉的杨雄在《太玄经》中，以“玄”作为起始基础，代表一种自然状态，自然的运行即是“天道”。天人关系中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魏晋玄学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智性直觉西学注重主客二分和理性思辨，通过理性分析和实证科学来探究客观世界。而国学注重直觉性和体悟性的思维方式，将宇宙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用主客二分模式来把握。科学强调对外在世界的理性分析和求真活动，将自然界客观化以进行实验和剖析。而国学更注重人生问题和人文精神，关注主体对外在世界的价值意义和审美欣赏。西学强调通过理性分析来获得知识和真相，注重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而国学更注重主体的直觉性体悟，通过直接的当下体验来获得价值意义和智慧直观。国学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智慧学，注重实践经验和道德修养。儒家注重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道家注重对生命和世界的体悟，道教注重身心俱炼的内丹修行，佛教注重戒定慧三者的修行实践。

心性实践国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智慧学”，国学强调主体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直觉体悟，注重人类的价值意义和人文精神，以实践智慧为核心。儒家的心性实践以道德修养、经世致用为主；道家关注生命的有限性、世界的相对性，以及人生的变化无常。性道合一、天人合一都是心性合一的不同表述方式。而西学注重理性分析和实证科学，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探究和真相追求。两种思维模式各有特点，可以相互补充和丰富。

价值取向

国学中，儒家与道家及佛家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注重社会人生，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关注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追求君子的道德形象。儒家思想中的"仁"是最高的价值目标，是统摄其他德目的核心价值观。儒家还强调个体的超越性追求，尊崇天之高，提升人的尊严。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追求内圣外王的最佳典范。道家关注生死问题，追求真实的状态。道家认为世界是有限和相对的，种种现实存在都是有限、相对、固化的。道家的理想人格是"真人"，追求超越轮回、解脱生死的目标。佛家则强调缘起空性，认为世界万物皆无自性、皆为空。他们认为一切法皆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存在。佛家追求涅寂静，禅定生死。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中国国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的思辨理论相比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国学认为人可以通过修行达到无限的境界，成圣、成仙、成佛，而西方则将这种无限性归于上帝。国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是对传统典籍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性和文化民族主义紧密相关。

分类方式

六分法

刘欣时刘歆写成《七略》，把皇家藏书作了分类整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采用了《七略》分类体系及说明。《七略》中的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绪论，班固未加采用；其余六略三十八种是分类体系，即为六分法。兵学、医学、占卜与经学、子学、文学并立，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知识体系与书籍数量分布的状况。六艺相当于经部，诸子相当于子部，诗赋相当于集部，只是没有史部，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历史学书籍还没有兵书、术数、方技的书籍来得多且重要。书籍的分类是以一定时代书籍的数量分布为基本依据，盖汉代史学书籍还不够多，故不以立为一类。所以书籍的分类和知识的分类在出发点上就不是统一的。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状况不同，也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具体分类如下：《六艺略》六艺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类。《诸子略》诸子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共十家。诗赋有赋三种，加上杂赋、歌诗，共五种。兵书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共四种。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龟、杂占、形法，共六种。方技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

四分法

魏晋以后，历史、佛经、文学文献增多，而科技发展较慢，汉代《七略》的六分法已不能适应书籍分类需要。魏晋时期郑默著《魏中经簿》、荀勖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四部分类体系。李充又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虽然具体类别沿袭《七略》，但总的部别划分以经、史、子、集命名分部，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书籍分类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史部的地位。《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具体如下：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共十类。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类。集：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清代编辑《四库全书》，也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表明此法自隋唐以来居于主流地位。

两分法

依据季羡林先生“大国学”的广义国学理论，中国全部的学术文化可分为传统国学与新兴国学两类。传统国学包括多种类型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研究。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郦学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以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迷信与科学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新兴国学，是指中国近现代兴起的学术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新的学科：从不受重视的学问，发展为繁荣的学科，如戏曲学、小说学；随着文物发现而兴起的学问，如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学问，如龟兹学、吐鲁番学、回鹘学、西夏学等。

属性法

属性法是根据国学基本属性进行分类的方法，分为：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亦即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亦即历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亦即文史类社会科学。后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两个类目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二是科技之学，亦即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等。

国学经典

价值影响

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即是以国学为主要标志的民族。“中国” 一词表明，中华文化生长之地是位居黄河中下游，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之中，相对四方文明落后的区域而言，是文明中心之国，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而形成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学所具有的价值，在中华民族遭受各种挫折和磨难的过程中被严重贬低。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充分的信心，曾经指出，“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 。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研究、发掘国学，即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可信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于进行文化创新、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及推动现代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义。国粹、国学、国故等概念，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学界就西学、西化对中国构成挑战而提出的应变之道，既有抗衡西学的文化意图，又有深沉的中华文化情结。当代学者研究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即着力于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创新；弘扬优秀传统人文精神，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我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汲取国学中的精粹思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精神价值

国学可用以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但精神生活不能靠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来充实，而是要用具体的、形象的、载负着精神营养的各种素材，而这些素材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普遍存在。“利以养体，义以养心”，国学正是滋养人心灵的精神营养。国学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国脉、国魂、国本，是中国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在。千百年来，国学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国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精神财富。

社会治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学是国学最核心的学术。法家追求富国强兵的硬实力；儒家追求以德服人、施以仁政的软实力，代表一种久远的文明力量。战国七雄秦国脱颖而出，不用儒学；刘彻顺应时代要求而采纳儒学；宋被蒙古所灭，治国依然接受了宋代精神文明。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历代君王治国与政权更替中可以略见一斑。

国际影响

就世界文化而言，古埃及、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玛雅文化、印度文化都已中断，惟有中华文化绵延连续至今，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国学热”适应了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国学中蕴含着一整套价值观和世界观，涵括了一个独特而温润的精神世界，属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也正是由此而生发。国学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发表共同宣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3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百年争议

近代国学概念在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际从日本传入中原地区后，争议之声不断。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激烈争论。当代国学研究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北京、武汉市等地还曾陆续出现了“天价”国学班。2011年3月，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向“两会”提交了一份提案，认为现阶段中国国内国学大热已经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国学教育应该提倡，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对国学的盲目热衷。然而，绝大部分主流争议话题，大都集中体现在针对与国学有关的概念范畴、文明优劣、汉字古籍、经学存废、学科体系等五个方面，“五大争议”一直持续了百年之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念范畴之争

国学兴起之初，章太炎、邓实、黄节等在国学保存会成立时，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创办《国粹学报》，便有了“国粹”一说；胡适在南京高师演讲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提出“国故”概念；张岱年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中国学术”说；季羡林则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范围；各大名家各执一词。对此，陈独秀说：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现代学者何兆武则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开篇即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马一浮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学界对国学概念理解的不同，也出现了与国学相近的下列不同指称。

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指出：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不应该把国学和传统文化混淆或等同。方立天教授说：国学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不直接、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

儒释道儒释道是中原地区传统文化体系主要构成部分，是国学的核心，儒家又居于首位。把国学缩小为儒学，把儒学局限于孔孟程朱，都是一种狭小的心胸眼界。

国故 1910年，章太炎撰写《国故论衡》，发明了“国故”一词用以概括中国传统学术。1913年3月，刘师培、黄侃创办《国故月刊》，用“国故”概括中国传统学术。胡适认为，“国故有两解：中国之旧学；中国之掌故，即中国之文献。国学与国故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是有差别的。

国粹 1887年，国粹一词在日本普遍使用，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民国作家曹聚仁指出，国学这个名词仔细考校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才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认为，国粹的内涵主要在历史。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黄节表示，倡议国粹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以胡适之意，国粹只是国故的一部分，是国故中的精华内容。因此，国粹并不等于国故，更不能反映国学的全貌。

其他相对于西学而言，国学又被称作“中学”，因“西学东渐”，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恢复两汉经学。当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时，常常会被冠以“汉学”或者“中国学”之名，以示中外之别。此外，国学相对于新学，还会被指称为旧学。

文明优劣之争

自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及儒家一直在被批判。以章太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新派学人形成批孔非儒、批判中华文化的潮流。国学大师章太炎《订孔》《学变》《诸子学略说》等系列学术史著述，全面批判孔子及儒家。胡适则是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反传统主义者。1907年，巴黎和东京还分别出现中国人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政治上鼓吹极端革命，文化上主张斩草除根。在批判的声浪中，也不乏有为中华文化呐喊呼号的学者，如辜鸿铭就说：中国文明，是能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心沐天恩的心境，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梁漱溟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文化三路向”之说。在此之后，学界还曾出现过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中原地区本位的文化建设之争等。

汉字古籍之争

汉字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最早提出废弃汉字的代表人物是吴稚晖。1908年，吴氏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中说：汉字奇状诡态，辨认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认为应改用“世界语”，即世界语。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驳斥无政府主义者不切实际的言论：针对“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的说法，指出，即便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其文化也未必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一个国家的文字之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与本国语言相契合。与此相近似的争论议题，还涉及了典籍真伪之争：古史辨派以钱玄同、胡适为导师，以顾颉刚为先锋，出版《古史辨》。“古史辨派”最大作用是颠覆了中国的古史系统，胡适更是断言“东周以上无信史”，认为古代典籍大都是伪书。反对“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当属章太炎，同样是批判传统文化的鲁迅，也对胡适之论颇为不满。

经学存废之争

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直有读经的传统，《十三经》则是儒家经典，不管如何界定国学，经学都是国学中的核心内容。百余年来，经学存废问题有过四个回合的正面交锋：第一回合发生在政府(政权)层面。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总长蔡元培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废止尊孔读经，并颁发了《小学校令》《中学令》《大学令》等教育革新措施，取消了大学以下各级各类学校的读经讲经课程，从而直接动摇了中国二千年来尊孔读经的传统。袁世凯上台后发布《尊孔令》《祭孔令》，并率百官到孔子庙祭典。1916年10月，新政府又废除了读经科目。第二回合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学者与文人之间。第三回合则是政府倡导下社会各方力量的交锋。国民政府原以革命者自居反对读经，但随着政权的相对稳固，其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第四回合则是从民间发起——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发起少年儿童读经运动，获得官方响应形成声势后引发的争议。

学科体系之争

在21世纪中国国学热的推动下，各大学开始设立国学院，国学的学科之争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论战集中在“南开大学方”“人大方”两个阵营。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发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从学科建设、国学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等三个方面对国学提出质疑。2009年9月，陈来、黄朴民、吴光、龚鹏程、朱汉民、吴根友等6位学者举行座谈，与刘泽华的观点针锋相对，强调建立国学学科的必要性；200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四位大学校长举行座谈，仍然强调建立国学学科，并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座谈纪要《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直批刘泽华“片面”“画地为牢”，缺乏“历史态度”，把古代社会说得一团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对于“人大方”的批评“南开方”也不示弱，坚持认为，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不应将“四书五经”列为大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