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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河上公章句

老子河上公章句

《老子河上公章句》，又名《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注》，亦称《老子注》《道德经章句》，题名为河上公或河上丈人所撰，是现存成书较早且影响较大的《老子》注本，它与王弼《老子注》、严君平《老子指归》并称为《老子》三大古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全书共81章，每章题名，今传《老子》分章标目之版本，即始于此书。其主要内容是以黄老学派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逐章逐句解释《道德经》经文，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事想通，治国与治身同理，二者皆为清净虚无的自然之道。

《老子河上公章句》自唐朝开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学者将其分为六大类：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旧抄本和刻本、宋刻本、图互注本、道藏诸本、明清刻本。该书对黄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在版本学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

《老子河上公章句》题名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撰，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较少。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最早提及“河上丈人”，但未提及河上丈人为《道德经》作注一事；此后魏晋时期皇甫谧的《高士传》则提到，战国末年时有河上丈人，著有《老子章句》。据《全本史记》所载，河上丈人的传承为：河上丈人→安期公→毛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曹参。其弟子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等人都是战国末至西汉初年的著名隐士，故道教文献研究学者王卡认为，河上丈人作为战国时期黄老学派的祖师，应亦为战国时人。

而三国吴道士葛玄的《老子道德经序诀》与晋代葛洪《神仙传》中都记载了，刘恒时有河上公者，并曾传授给汉文帝《老子道德经章句》一事，并将河上公神仙化，拥有普通人没有的能力。刘宋时期正一派经典《三天内解经》中则称河上公为老子化身，因其降于河上，故被称为“河上公”。

自古以来，关于河上公与河上丈人是一人还是两人，是否真有其人其作，至今仍有不同意见。魏晋时嵇康在其《圣贤高士传》认为“河上丈人”即为“河上公”，南宋学者王应麟和清代学者姚振宗皆持相同意见。而《隋书·经籍志》中则同时记录了战国时“河上丈人”与刘恒时“河上公”两人，两者都曾为《道德经》作注，河上丈人所注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中称“河上丈人”与“河上公”为不同两人，各注一书，今传《老子河上公章句》为“河上公”所注。

据道教研究专家王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所载，战国末年时，有“河上丈人”其人，汉文帝时并没有“河上公”其人，两者都未曾为《老子》作注，今传《老子河上公章句》为后人伪托“河上丈人”之名所作。“河上公”与“河上丈人”并无不同之意，只是伪托之人随手题写而已。学者陈广忠则认为，若按照嵇康所说，“河上丈人”与“河上公”为同一人，则河上公在刘恒时还活在世上。

成书年代

关于《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年代，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

东汉中后期

1948年，学者王明在其《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书中说，该书是“东汉中叶迄末造间，有奉黄老之教者，为敷陈养生之义”而作，其中一条理由为，“章句”的体裁始于东汉学者马融，在马融之前不可能有“章句”之体裁，并推测该书是刘志或刘宏时黄老学者伪托战国时河上丈人所作。此后，哲学家冯友兰沿袭此说法，另王卡、那薇、张远华等学者也都支持“东汉说”。

魏晋之后

1980年，学者谷方作《河上公＜老子章句＞考证——兼论其与＜抱朴子＞的关系》一文考证，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与晋朝葛洪《抱朴子》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应为葛洪一派的道教徒所撰写，即成书于魏晋之后。另持“魏晋之后”说者亦有多种不同看法，学者马叙伦认为该书成书在魏晋王弼《老子注》之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认为该书成书于刘宋末年；日本学者楠山春树认为是晋至六朝之间；日本学者岛邦男则认为是在唐初。

西汉时期

学者金春峰则在《也谈＜老子河上公章句＞之时代及其与＜抱朴子＞之关系》中，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与《抱朴子》思想迥异，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反映汉代黄老思想之特征”证明该书成书于汉代，并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从体裁、思想等方面论证《老子河上公章句》出于西汉，他提出了三点依据，首先，该书使用的名词、观念、思想不是魏晋时期的；其次，它反映出汉代特有的风习、制服；再次，该书反应的学风也与魏晋不同，且“章句”的体裁在汉初时便已存在。

此外，黄钊等学者支持“西汉说”，黄钊认为“《河上注》既不能晚至魏晋，亦不能晚至东汉，它的成书时间很可能在刘恒之后、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前，时当西汉中前期。”熊铁基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大致为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之间的作品；孙以惜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则从《老子河上公章句》避讳情况考证，其中避刘知远讳23条，避汉文帝讳22条，避刘启讳3条，认为该书应成书于西汉文景之世。

版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自唐朝开始，经过历代学者传抄、翻刻、校点、节录、引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王卡将其分为以下六大类：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日本旧抄本和刻本、宋刻本、纂图互注本、道藏诸本、明清刻本。

唐代抄本及引述文献

敦煌遗书中有唐抄《老子河上公章句》四种，即S.477、S.4681-P.2639、S.3926、BD0004号写本。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李善《文选注》等唐代典籍亦摘录或引述《老子河上公章句》；镇江焦山寺有唐刻河上本《道德经幢》。以上诸本皆残缺不全，另唐朝传本无章名，是与后代传本的重要区别。

日本旧抄本和刻本

日本现存《老子河上公章句》抄本、刻本不少，如大阪府立图书馆藏天文旧抄本、庆长顷活字本、京都大学藏近卫家本、仙台泷川君山藏旧抄本、奈良县圣语藏尊收藏镰仓旧抄本等。日本旧抄本卷首有葛洪所撰序文，其内容与萧绎《金楼子》、北周甄鸾《笑道论》、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等书所引述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内容相近。

宋刻本

宋刻《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代表为《四部丛刊》影印常熟市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虞氏刊本、《天禄琳琅丛书》影印宋刘姓麻沙本。二者文字几乎完全相同，皆为南宋麻沙坊刻本。卷首有葛玄《序诀》，各章前有章名，注文中附有音释，并杂有王弼、李隆基注语，且多用生僻异体字，明以后刻本多源于此本。

纂图互注本

此本多为清人著录，如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陆心源《仪顾堂书跋》、叶昌炽《滂喜斋藏书记》、王颂蔚《古书经眼录》、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均有著录。卷首有《初真图》《金丹图》《老氏圣记图》《混元三宝图》等宋元道士的修炼内丹图解，注文中又夹杂有“音释”、“重言”、“重意”、“互注”、“解曰”等内容。其中的“互注”、“解曰”，抄自南宋林希逸所撰《老子口义》。

道藏诸本

明《正统道藏》收《老子河上公章句》一种，另有全录或节录河上公注文的其他《老子》注本数种。《正统道藏》虽刻于明代，其前身则为唐、宋、金、元编修之旧《道藏》，故所收道书颇有保存古本原貌者。如河上公《老子注》、顾欢《道德真经注疏》、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所录河上公注文，比较接近唐抄本。

明清刻本

明清《老子河上公章句》刻本及其他引录河上公注文者较多，有数十种，其代表有明世德堂刊《六子》本、明刊《中都四子集》本、清《四库全书》本，号称善本，大抵出自南宋坊间刻本。

思想内容

《老子河上公章句》是《老子》的注本，全书共81章，每章题名，今传《老子》分章标目之版本，即始于此书。

其主要内容是以黄老学派无为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逐章逐句解释《道德经》经文，其特点是将治国和治身两者并举，讲治国时带上治身，讲治身时会带上治国。治国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使国家太平长久，其要点在于爱惜民财，不淫侈滥刑；治身的目的在于身心清静安宁，达到长生久寿，其要旨在于爱气养神，除情去欲，不为烦劳放纵；此二者共同之处，在于皆效法自然。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事想通，治国与治身同理，二者皆为清净虚无的自然之道，现将其分为道论、气论、治身、治国四个方面阐述如下。

道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对“道”的阐述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其中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该书开篇解释《老子》“无名天地之始”的时候，便点出了“道”的两个特点，“无名”与“无形”。无形的“道”具有可阴可阳、可驰可张、可存可亡的特性，没有一个固定的常名来形容它，因此“道”是“无名”的。同时大道“无名”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道”潜藏隐匿于人间，便无法知其名；其二是有名之物会因为其好名而偏离大道，只有“无名”才能让“道”保持永不消亡的状态。另外除了沿袭《老子》以水喻道来论证道的“无形”外，《老子河上公章句》还从人的感官角度来论证大道的“无形”，即人们不能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知大道，也无法形容和描述大道。

然后，《老子河上公章句》又提出了“道”具有永恒常存的特质。万事万物皆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发展和消亡，唯有“道”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永恒常在。而“道”永恒常存的原因在于，其一，它包罗天地万物而无所不容；其二，“道”柔弱安静，不与万物相争。

再后，《老子河上公章句》又对“道”自然无为的特点作了阐述。“道”的无为可以理解为大道无所不为，但因其“自然”而没有效法的对象，只是遵从自己的本性而为。

最后，《老子河上公章句》阐述了道的功用，它认为大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母，具有创生天地万物的功能，并对养育精气滋养天地万物，以便其走向成熟。

气论

“元气”“精气”“一”的概念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道”时也运用“气”来充实其道论。首先它用“元气”这个概念来支撑其宇宙创生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所生，并且在创生万物后，“元气”并不会消失，而是藏于万物之中，即“万物之中皆有元气”。

然后对于“精气”的解读，《老子河上公章句》继承和发展了之前的“精气”说，大道施行精气于万物，天地万物皆由“精气”而生，并含“精气”而存。

另外，该书在阐述其“元气”思想时还提到了“一”的概念，一”就是由“道”产生的“精气”。综上所述，《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的“元气”“精气”“一”三者异名同实，其内涵都是相同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不仅认为“元气”与“精气”是同一物，还指出“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亦是在说明“元气”流通在天、人之间，人的体内含有“元气”，而人能不死的根本在于玄，所谓玄牝就是指人的口、鼻，而人的鼻、口便是“元气”与人身体相通的门，若能保守“元气”，便可颐养生命、健康长寿。

创生过程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与“道”都是道家重要范畴。《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一”也是无形无状的；“一”也具有无为的特性，它对万物进行蓄养，但不会主动去命令和召唤万物，而是让万物自然的变化和发展；最后，从功能上看，“一”是“道”生养万物的媒介，同时“一”也可为万物设立形象，是万物有其千姿百态的基础。

“道生一”后，万物创生的第二步是“一生二”，《老子河上公章句》对其的解释是“一生阴与阳也”，指出了在“道”生出“一”后，也就是“道”生出“元气”之后，此“元气”又进一步化生成了阴气与阳气。

之后则是阴、阳二气化生为清、浊、和三气，即“二生三”，世间万物正是在此清、浊、和三气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清气”是由“阳气”转化而生，之后这清灵之气上升而化为天;而“浊气”则与“阴气”相联系，认为“浊气”由“阴气”转化而生，之后这重浊之气下沉而化为地;至于“和气”乃是阴阳交会所产生之物，其流散于天地之中化为人，如此由天、地、人三者共同创生万物。

治国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解释《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时，又将“道”区分为“经术政教之道”和“自然长生之道”，所谓“经术政教之道”，即“治国之道”。

“清静无为”的主旨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老子》时，除以“圣人”为主语来阐述治国思想外，还直接提出“人君”、“君上”等指代统治者的概念作为治国行为的主体，并要求君王应遵守“道”的清静无为来治国，以求让国家太平繁荣。君王要遵“道”治国首先便要效法大道的“无为”之性，如此便不会因自身所为而劳烦人民，人民既无劳役之事，自然就有时间来实现家给人足的目的。其次便是要效法大道的“安静”来治国，对人民实行“不言”的教化，如此人民便能忠诚正直；同时效法大道的“安静”之性，不轻浮喜淫、急躁迅为，还能保持君王自身的尊贵地位，保持人别克君威GS严，维护其统治地位。

内在要求

在清静无为的基础上，《老子河上公章句》提出了君王治国的内在要求，要规范君王的行为，可归结为谦下爱民、无私寡欲和质朴有信三点。

首先君王当以谦下来爱民，只有处在谦卑地位的人才能成为王者，但并非要求君王完全不爱惜己身，因为君王处在万民父母的地位，故他自爱其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爱养人民，只有以此为爱身的目的，才能长久地处在天下主宰的地位上，把己身置于万民之上而不会犯错。

“无私”则是要求君王当公正行事不掺杂个人私情，如此下面的百姓就不会产生邪念私心，国家也因此而安定太平，“寡欲”则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如此君王便能舍弃利欲之心，便可长保福禄，且使人民的生活不受干扰，国家也才能够安定长久。

在“寡欲”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君王应该崇尚“质朴”，尤其是要以身作则来带动人民共同持守“质朴”的品质。与此同时，君王应该反对与“质朴”相对立的诈伪之行，与民相处时应以诚信为上，故“有信”也是君王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

具体措施

同时《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一些治国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简令宽刑和息兵重农两点。

只有精简政令，让人民自然而然地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会因为畏惧繁多的政令而逃避君王的统治；在简令的过程中，则要宽刑，虽然刑罚的警示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君王仍应当以道德教化为先，不可直接以刑罚为治国的根本，否则就会偏离大道的本意，会被灾祸所殃及。若君王对人民施以残酷的刑罚，会使人民难以生存，也不配做天下的主人。

君王应当崇尚“息兵”，尽量避免战争，否则便会直接影响人民安宁的生活，不利于国家的治理，故君王应以仁爱、道德来使敌人自动降服，尽量避免与敌人发生直接的战争。“息兵”的同时要“重农”，不可剥夺占用务农良时，要为人民创造出良好的务农环境，如此国家方能富裕。

治身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治身”思想既继承了先秦老庄道家以“道”修身的观点，又吸收融入了汉代黄老道家的养生观念。它主要是从两方面来展开的，一方面是从“天人相通”的角度指出了人应当效法大道行事；另一方面是从养生角度指出了人当爱气养神，认为只有两方面并重，才能实现长存不死的目的。

法道治身

法道治身的具体内容可分为自然无为、安静柔弱、除情去欲三个方面。首先，人应效法“道”的自然无为来修身处世，如此便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其最佳状态就是如同初生婴儿一般恬静淡然的状态，这样才会不造作而为。

“安静”则是要求人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方面都应保持安宁平静，而“柔弱”中蕴含着可以克制刚强的巨大力量，刚强行事的人往往会折损伤亡，故行“安静柔弱”的人方能长生久寿。

“道”本身是空无虚有的，故人应效法“道”的空虚之性，克制自己的情欲，不断将内心所含的欲望清除，使内心逐渐达到类似“道”的空虚之态，如此才能体会大道的要点。这些情欲包括因贪图奢侈安逸的生活而追求的金银珠玉、美色美味等世俗之物，也包括因贪求至高无上的尊荣而追求的高位重权、声名功业等世俗之名，追求这些事物都不是长久的“治身”之道，终会导致身死名辱的后果。

养生方法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养生方法不是寻求不死之药以图成神成仙，其主要是内修方术，即通过保养精气神的三大养生要术：行气、固精、养神，来达到长生久寿的目的。

行气术：《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人秉存天地和气而生，和气散则人亡。故善养生者必须注重保养和气，其方法为调节口鼻呼吸，使之轻柔缓慢。

固精术：《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称男女交感之气为精气，此处“精”不是单纯生命意义上的精，而是天地之精华。在男女交合之时应节欲重施，不可使精气外泄。此外还有还精补脑之法。

养神术：《老子河上公章句》中认为精神不仅指的是人的心思观念，而且有神灵的含义，即指驻守在人体五藏之中的魂灵。人的精神易受外界声色财货诱惑，产生嗜欲贪念，使精神劳动不安，离形而去，若精神消亡，则人的生命也随之终结。故注重养生者应该除情去欲，保持内在的空虚清净，如此方能身体、形体与精神、灵魂相抱不离。

《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将养生说与传统中医相结合，这与道家传统的养生论是一致的，但它也不可避免受到其中神仙思想的影响，认为养生可以长生不死，如它将《老子》“谷神不死”说成是“养神不死”。

影响价值

历史地位

《河上公章句》成书以后，流传颇广，并常被征引。它吸取当时哲学、医学和养生学的成果，着重从养生角度解老，同时阐发治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修炼而长生不老，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论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思想多为后世道教继承发扬。

据唐时《传授经戒仪注诀》载，《老子河上公章句》为当时道教徒必须传授修习的经典之一。当时的文人学者与士大夫阶层，甚至僧人也颇多引用《老子河上公章句》者，如梁皇侃《论语义疏》、隋萧吉《五行大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魏徵《群书治要》、李善《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贾公彦《周礼疏》、马总《意林》、唐释法琳《》等。唐初官方学校教授《道德经》所用课本即为《老子河上公章句》，直到开元二十七年才以李隆基《御注道德经》取代《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统治地位，但御注所用《老子》经文实际上仍为河上公本，御注与河上公注兼行。开元年间，学者刘知几上书奏请废河上公注而存王弼注，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等反对废止河上公注，主张两家并行，唐玄宗下诏认可。唐以后，河上公注本与王弼注本作为《老子》最盛行的两种注本，并一直流传至今。

作品价值

《老子河上公章句》在继承老子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河上公借“气”来完成其整个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元气”作为《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核心范畴，不仅对“道”进行了阐释，还被用来支撑其宇宙创生理论，是“道”与万事万物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同时其“气”论思想的重要性同时还体现在“治身”层面的建设中。它对老子思想、黄老之学、汉代道家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可称为道家向道教转型的中间一环。同时作为除王弼本之外最为流行的《老子》注本，其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且有不少学者认为河上公注本有的地方胜过王弼注本，保存了不少精义，可与王弼注本相互取长补短。另外《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相同，在版本学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品评价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曾评价《老子河上公章句》为，“不经之鄙言”和“流俗之虚语”，并称该书“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而《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则反对刘知几的意见，认为《老子河上公章句》“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诫，大可以宁人安国。”比王弼注更优。

清代学者姚鼐则对《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分章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老子》书，六朝以前解者甚众，今并不见。独有所谓《河上公章句》者，盖本流俗人所为，托于神仙之说。其分章尤不当理，而唐、宋以来莫敢易。”

武汉大学教授黄钊认为：“它不仅保存了传世本中最古的《老子》本，而且开创了我国古代全部注释老子经文之风，特别是它从养生的角度注老，对以后的道教养生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