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穆制度
昭穆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应用于宗庙建筑、墓葬等宗族活动的制度，一般指的是牌位在宗庙中的班次。
昭穆制度是中原地区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丧葬、宗庙建筑、祖先神位安置、祭祀等宗族活动为中心，维护父家长家族私有制的制度。 昭穆制主要应用于宗庙建筑布局、墓葬的排列次序、祭祀、赐爵等典礼中，周人选择继承人时也会考虑昭穆制。“昭”字的含义是“明”，而“穆”字的含义说法不一，主要有和美、恭顺、阴幽和缝隙的意思。古人并未明确阐述昭穆制度的出现时间、出现原因及具体所指，因此历代学者对昭穆制度的起源意见不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制度源于原始婚姻制，另有部分人认为与中原地区古代的宗法制度相关。从西周开始直到清代灭亡，历代皇家的宗庙神位一般都会按照昭穆次序排列。
定义
从《礼记·王制》《礼记·祭统》《周礼·春官·冢人》等典籍的记载来看，昭穆制是以丧葬、宗庙建筑、祖先牌位安置、祭祀等宗族活动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划分族人的等级为手段，最终达到维护父家长家族私有制为目的的制度。
应用范围
宗庙
昭穆制度一般应用于宗庙建筑布局中，具体按始祖庙居中，昭庙与穆庙分列两旁的排法设计，其次因除始祖外，其它较远的祖先均不另立庙，而是合祭于始祖庙， 所以始祖庙内各代祖先的位置也分昭穆。《公羊传》中文公二年记载，“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其余孙从王父。父日昭，子曰穆”，同时《礼记·中庸》也有“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的说法。
墓葬
昭穆制度还应用于墓葬的排列次序方面，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古代的墓地分为公墓和邦墓，在公墓中，由“冢人”专门负责按族别和昭穆设计排列墓葬的次序位置。在目前已经发掘的几处西周墓葬中，考古学家认为早期墓有昭穆序列的现象。
其他
在祭祀、赐爵等典礼中也实行昭穆制，其作用在于区别先后次序、年齿和亲疏以及巩固宗族内部的团结，即所谓“仁昭穆也”。在宗族成员聚餐的场合，也按照昭穆制排列，“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外在选择继承人时，也要考虑到昭穆，比如据《国语·周语》记载，晋悼公幼年在周事单襄公时，单襄公认定也将来必返晋国为君，理由之一就是“昭穆又近”。
名称由来
古人采用双行排列的方式安排聂氏宗祠之中的庙位或神位，即太祖的庙位或神位居中，太祖之外的庙（或神主）分为两排摆放。古人为方便描述这种宗庙制度，意图选择意象好的词语加以命名，于是他们从意象好的词语当中选择了“昭穆”两个字。从《说文解字》《尔雅》《诗经》等典籍的记载中可看出，“昭穆”二字所表现出的意象较为美好，但后世学者对古人取“昭穆”二字的原因说法不一。
昭明穆美
第一种观点是“昭”取“明”义，而“穆”取“美”义。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天宝训诂学者颜师古在注释这条记载的时候，表示“昭穆者，父子易其号序也，昭，明 也；穆，美也”。
昭明穆顺
第二种观点是“昭”取“明”义，而“穆”取“恭顺”义。据《后汉书·祭祀志下》注引《决疑要注》记载，“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顺也”。北宋后期学者陆佃在《昭穆议》中表示，“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为子则称穆，取其穆以恭上也”。
昭明穆幽
昭穆制得名之意的第三种观点是“昭”取“阳明”义，而“穆”取“阴幽”义。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庙制折衷·昭穆》中记载，“南面为昭，以其向阳；北面为穆，以其向幽，此昭穆之名所由始也”，同时代的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记述，“庙有昭穆，昭取阳明，穆取阴幽，皆本无正字，假此二字为之”。
昭明穆纹
除上述观点外，现代学者李衡眉提出“昭明穆纹”的说法，他认为昭穆最初的意义就在于“（相邻辈分）父亲和儿子”之间树立一块明自无误的界标，借以区分二者氏族成员的身分。昭穆当作“昭㣎”，昭为明，㣎为细纹，后借穆为“㣎”，因此昭穆的本义便是一条明晰而又细小的裂纹，这条明细的纹正是“相邻辈分之间的界限”。
制度起源
“昭穆”之称散见于《诗经》《尚书》《左传》《礼记》《国语》等文献典籍之中，但古人并未明确阐述昭穆制度的出现时间、出现原因及具体所指，因此历代学者对昭穆制度的起源意见不一。
原始婚姻说
部分学者认为昭穆制度起源于氏族社会，其产生与原始婚姻有关。学者李亚农认为“昭穆之制，实即周族的亚血族群婚制的遗迹”，他还提出昭穆在母系氏族时代代表两个氏族，到父系氏族时代才变成父子两代的代级；日本学者加藤常贤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研究》提出，昭穆制产生于从母系向父系过渡时出现的等级婚；历史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指出，昭穆制是由王族分级内婚婚制产生的，夏商两代就有类似的制度存在；学者李衡眉认为昭穆制度产生于由原始的两合氏族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合氏族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学者李宗侗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提出，昭穆源于原始级婚，即以交表异代互婚产生的婚姻组为基础。
宗法制度说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昭穆制度的产生与宗法制度有关。历史学者谢维扬认为周代昭穆制度的起源“应与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和宗族组织的强化有关”，昭穆制是为适应周代宗族组织而产生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张富祥认为，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学者陈筱芳在《昭穆制度异议》中指出，昭穆仅仅是一个表示字辈的普通概念，不是一种制度，父辈和子辈之间以昭穆区分辈分次序，与兄弟之间以伯仲叔季作为长幼之称本质相同，父子之有昭穆，犹如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
历史沿革
西周
周人营建聂氏宗祠和宫室的历史悠久，周人的庙既可以称庙，还可以称宗，又可以称为宫室，比如周公宗、鲁国的桓宫、鲁国的“太室”或“世室”等。西周的庙制有五庙、七庙、九庙之说，而且关于西周昭穆次序的排列，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学者杨伯峻认为“周代以后稷为始祖，后稷以后之第一代（后稷之子不窋）为昭，第二代（后稷之孙鞠）为穆，以后第三、五、七，驯至奇数之代皆为昭，第四、六、八，驯至偶数之代皆为穆”；学者李亚农认为“后稷只是周人传说中的始祖，而在《周本纪》中被认为是他的儿子的不窋，才是周人的有系谱可查的始祖”，因此不窋的儿子、后稷之孙鞠应为昭；学者唐兰经过考证认为西周的聂氏宗祠为五庙制，“京宫”是周王的祖庙，庙数为五，“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和姬诵，是一个始祖和二昭二穆”，而“康宫”就是宋康王的庙，“康宫”不在“京宫”之内。
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均有宗庙，比如据《左传》记载，晋文公、晋成公和晋悼公即位，都曾“朝于武宫”，“武宫”就是建立在晋都绛的始祖郑武公之庙，但关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宗庙的昭穆排列次序记载很少，只有《左传》《国语》记录出少部分有关鲁国的昭穆情况。据《左传》记载，闵公和鲁僖公是兄弟关系，依当时的礼制，闵公的神位应在僖公之上，但后世君主却把僖公的神主的位次升于闵公的上面，造成昭穆礼制上的混乱，这引发后世人的争议。战国时期不仅“礼崩乐坏”，而且“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但各国仍设有聂氏宗祠用来祭祀祖先，而且每当国君即位，都要先到宗庙朝见祖宗，然后再临朝见大臣。不过关于战国各国的庙制，因相关的史料典籍缺少，故而难以稽考。
秦汉
西汉
秦朝实行七庙之制，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秦宗庙的昭穆次序。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就下令各诸侯王国都立太上皇庙。刘邦死后，其子汉惠帝刘盈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汉景帝时又尊孝文庙为太宗庙，并令各郡国立太祖、太宗庙，到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郡国亦立其庙。西汉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汉元帝刘奭下诏罢郡国庙，一个多月后又下诏建立四亲庙，批准丞相韦玄成等人的建议，“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帝为穆，主迁于太庙，寝园皆无复修”。
刘奭得病之后，他认为自己得病是因为罢郡国庙一事，得罪了祖宗神灵，“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同时又恢复孝武庙为世宗。刘欣即位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建议召集群臣商议聂氏宗祠排列的次序，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刘彻虽有功烈，亲尽宜毁”，但彭宣等人的建议遭到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反对，他们上奏列举孝武皇帝的文治武功，并根据《礼记》的记载，提出西汉的庙制应该是“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于是汉哀帝没有将孝武皇帝的神位迁毁。
此外，西汉帝陵的修建也是遵循昭穆制度的，西汉的九大帝陵都分布在咸阳原上。高祖长陵的陵址是高祖自己选择的，与汉长安隔渭河遥相对峙，南北相距27里；其儿子刘盈刘盈的汉安陵在高祖长陵西南方向的咸阳原，符合宗庙昭穆制度的“昭”位；刘恒和惠帝是兄弟，兄弟同昭穆，文帝也属于“昭位”，因而选择霸陵原；刘启阳陵位于高祖长陵的东北方向，符合宗庙昭穆制度的“子曰穆”位；武帝茂陵虽然处于咸阳原陵区的最西端，按昭穆制度位置在长陵的西南方向；刘弗陵的平陵修在刘彻的东北方向，符合“穆”位；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在杜东原，符合祖孙同昭穆；刘奭的汉渭陵在高祖长陵西南方向，按照昭穆制度来说是“昭位”；刘骜刘骜的汉延陵是“穆”位，他效仿昭帝向茂陵东北发展，确保其“穆”位；刘欣属“昭”位，其陵位在高祖长陵的西南方向。
东汉
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东汉刘秀洛阳市立高庙，“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次年正月，刘秀“亲庙洛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到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西汉末年以来的战事宣告结束，五官中郎将张纯认为“宗庙未定，昭穆失序”，最终刘秀采纳大司徒戴涉等人的建议，“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刘骜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刘秀认为重新立庙有困难，便以合祭高庙为常法，其昭穆次序为：太祖东面，惠、文、武、刘奭为昭，景、宣帝为穆。
刘秀死后，其子刘庄即位，“以光武帝拔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汉明帝临终时留下诏书，提倡节俭，不再建立寝庙，让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中。汉章帝刘炟即位，不敢违抗其父旨意，只是上其尊号为显聂氏宗祠。之后汉章帝、刘肇等几代皇帝都延续这一做法，直到刘宏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刘协初平年间，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奏请“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该建议得到汉献帝刘协的批准，因此终汉之世宗庙为七庙共堂制。
魏晋
三国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四月，汉中王刘备在成都称帝，是为蜀汉昭烈帝，当月便立宗庙。因刘备为汉朝宗室，所以裕祭刘知远以下。刘备死后，别立庙称为昭烈之庙。其子刘禅即位不久便被魏俘获，蜀国灭亡。蜀汉二世而亡，没有所谓的宗庙之制与昭穆次序。吴国大帝孙权不立七庙，只分别为其父兄立庙。孙权去世后，其子孙亮即位，孙亮只在皇宫的东边为孙权立庙，称为太祖庙，该庙“既不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
东汉刘协建安十八年（公元214年）七月，魏公曹操在邺建立德阳乡主聂氏宗祠，按诸侯之礼立为五庙。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六月，群公有司奏请建立七庙，于是魏明帝曹睿在太祖庙北面建立二祧庙，“左面为文帝庙，号曰高祖，称为昭祧；右面拟明帝号曰烈祖，称穆祧”，又规定“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魏明帝未死便预先立庙，成为当时有史以来唯一一次，《魏氏春秋》讥讽其为千古奇闻。
两晋
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 年）正月，有司奏请应按天子之礼建立七庙，司马炎认为建立七座庙宇徭役繁重，于是下诏暂立一庙，即采用东汉以来的七庙共堂之制，“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司马懿）、景皇帝（司马师）、文皇帝（司马昭）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祔，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西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司马炎又下诏驳了群臣“七庙异所”的请求，直到司马衷司马衷死后，神主入庙，又迁豫章府君，一直保持一庙七室之制。
西晋灭亡后，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司马睿在江左建庙，仍为一庙七世之制。东晋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司马睿要登愍帝之主时，又改定庙制，“还复谈章、颖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刘彻故事”。司马睿去世后牌位入庙，“则豫章复迁。然刘奭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晋明帝司马绍死后神主入庙，“颖川又迁，犹十室也”。晋成帝司马衍死后，由其弟司马岳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之后东晋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没有变更祖制。
南北朝
南朝
司马德文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东晋北府兵将领宋武帝废恭帝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至此中国南方进入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当初受晋命为宋王时，曾在徐州市（仅江苏省徐州市）建立宗庙，参照魏晋的庙制只立一庙，宗庙中“祠高祖开封市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刘裕称帝之后，“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
刘宋昇明三年（公元479年），中领军将军萧道成废刘准，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齐太祖萧道成受宋命为齐王时，依照旧制立五庙，他即位称帝后便改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萧道成死后神主入庙，便“毁广陵府君，仍为七庙之制”。废帝萧昭业萧昭业即位后，便追尊其父萧长懋萧长懋为齐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萧鸾夺得帝位后，又恢复郁林即位前的庙制。明帝萧鸾死后，因为他与世祖刘彻萧赜为同辈兄弟，所以只是祔庙而已。
萧宝融中兴元年（公元501年），武威郡剌史萧衍率兵进入都建康，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次年进爵梁王后不久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萧梁。梁武帝萧衍初为梁王时，只在东城“立四亲庙，并妃郡氏而为五庙”，萧衍即位称帝后建立七庙，“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阴府君、皇高祖济阴府君、皇曾祖父中从事史府君、皇祖特进府君，并皇考，以为三昭三穆，凡六庙。追尊皇考为文皇帝，皇妣为德皇后，庙号太祖。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与六亲庙为七”。萧方智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公、司空陈霸先废敬帝自立，国号陈。陈的宗庙之制也是依古代“天子七庙”的定制而建，但因《陈书》《南史》均无记载，因此后世并不清楚陈的祖制。
北朝
自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建立了十几个政权，至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复归于统一。北魏建国立庙，开始时以平文帝为太祖而立七庙。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四月，拓跋宏元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同时下诏改称道武帝拓跋珪为太祖。由北魏分裂而来的东、西魏国祚较短，其祖制聂氏宗祠不见于史册。北齐文襄帝高澄受魏命为齐王时，“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高澄之弟、高洋高洋即位后，“置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至于北周的宗庙制度，“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巳下二昭二穆，凡五”。
隋朝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逼迫其外孙宇文阐宇文阐让位，他建隋称帝，是为隋文帝，当时隋朝的宗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四亲庙分别是皇高祖太原府君庙、曾祖父康王庙、皇祖献王庙、皇考武元皇帝庙，同时“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试图遵循西周的宗庙制度，营建七庙，下诏让有关部门“详定其礼”，之后他采纳礼部侍郎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人的建议，“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但是未及实施隋朝二世而亡。
唐朝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逼迫杨侑杨侑让位，自立为帝，国号唐。据《新唐书 · 礼乐志》记载，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开始立四庙，即宣简公、姬囏、景皇帝、元皇帝。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去世，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有司议定宗庙之制，经过大臣的讨论，李世民最终“祔弘农府君李重耳及高祖为六室”。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弘农府君祔太宗庙。唐高宗李治去世后，“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皆为六室。”
武则天称帝后改国号为周，于是在洛阳市立周七庙以祀武氏，改西京长安的唐太庙为享德庙。大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显李显复位，迁武氏庙主于唐长安城并改称为崇尊庙，又把东都武氏故庙改为唐太庙，之后李显采纳礼部尚书祝钦明的建议，“以景皇帝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以李弘为义宗祔于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唐中宗李显之弟李旦李旦去世后，群臣商议由谁在聂氏宗祠昭穆次序上继承其父李治李治，最终朝廷“立中宗庙于太庙以西，祔睿宗以继高宗”。
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李隆基李隆基下诏“宣皇帝复祔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李显还祔太庙，于是太庙为九室”。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肃宗李亨去世，于是朝廷“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自是之后常为九室矣”。李豫去世后，朝廷采纳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迁代祖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李适去世后，礼仪使杜黄裳上奏建议“迁高宗而祔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
按照礼制规定，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殷周时代太祖世远，群庙之主都为太祖的后代，所以容易按照礼的规定排列昭穆次序。自汉魏以来，建国者大都因其上世微，所以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都是太祖的先辈，于是时不得按照古礼行事，因此汉魏的新制规定“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由于唐建国后以景皇帝为太祖，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因此太祖在行禘祫礼时，“虚东向之位，与群庙列于昭穆”，直到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朝廷大臣议定“太祖始复东向之位”，由于以李湛、唐文宗、李炎三兄弟同为一代，因而“终唐之世，宗庙常为九代十一室”。
五代时期
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掉李柷，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唐朝灭亡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关于后梁的庙制，据《旧五代史·礼志》记载，“开平元年夏四月，梁太祖初受禅，乃立四庙于唐长安城，从近古之制也”。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沙陀族酋长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攻破开封灭亡后梁，并在洛阳建国，史称后唐。据《文献通考》记载，后唐所立的七庙是沙陀族的献祖李国昌、太祖李克用、庄宗李存勖、李渊、李世民李世民、李漼李漼、李晔李晔。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后唐将领、沙陀人石敬瑭草表称臣于辽朝主耶律德光，同年十一月，契丹主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他在契丹军队的帮助下灭后唐，在开封市建国定都，史称后晋。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8年）正月，御史中丞张昭远、左仆射刘响等人上奏创立四庙，即靖祖、肃祖、睿祖和宪祖。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3年），晋高祖石敬瑭去世之后，太常礼院上奏石重贵石重贵，请求将石敬瑭同唐高祖升祔，石重贵批准建议但未及实施而因后晋灭亡中断。
后晋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初，契丹军攻入开封灭亡后晋，后晋河东节度使、太原留守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同年六月带兵攻入开封，在开封建国定都，史称后汉，即位当年仍用天福年号。次年闰七月，后汉高祖刘知远下诏设立六庙，除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亲庙之外，追建高皇帝刘邦、光武皇帝刘秀的宗庙。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末，后汉天雄节度使郭威自河北邺城起兵，率军南下攻破开封灭后汉，后于次年正月在开封建国，史称后周，后周也依照前代旧例设置四亲庙。后周自太祖以下仅历三世，且为两姓，没有昭穆制度。
宋朝
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有司上书建议宋太祖建立宗庙，于是赵匡胤下诏征求群臣的意见，兵部尚书张昭等上奏建立四亲庙，之后赵匡胤为自己的高、曾祖父四代建立亲庙，“皇高祖文安府君，庙号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庙号顺祖；事皇祖骁卫府君，庙号翼祖；皇考武清府君，庙号宣祖”。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有司上书建议依照唐代长安太庙旧制成五室，于是赵光义赵光义奉太祖赵匡胤神主祔庙，至此北宋的昭穆变成五庙之制。
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赵光义去世，朝廷奉其神主入庙，直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上书建议赵恒“依《尔雅》之文”，将太祖、太宗兄弟二人的神位按照昭穆同位排列，但户部尚书张齐贤等人认为太祖、太宗兄弟相继为君，俨然如父子，必须昭穆异位。于是宋真宗下诏让礼官讨论孰是孰非，礼官与李宗讷等人的意见一致，而与户部尚书张齐贤等人相左。最后经过多次辩论，宋真宗采纳礼官与李宗讷等人的昭穆同位说。
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赵顼详细规定“郊庙礼文所图上八庙异宫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穆，在右；宣祖、赵恒、英宗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南宋建炎五年（公元1131年），赵构赵构在首都杭州市重新建立太庙，此时太常寺丞王普建议“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为庙之始祖，为正东向之位，太宗、赵祯、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赵煦北向为穆”，这个建议得到宋高宗、宰相赵鼎等人的赞同。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九月，太常少卿曾多次上奏赵惇赵惇，“请祧宣祖，就正太祖东向之位”，吏部尚书郑侨等趁赵昚赵昚神主祔庙之际，力争改革熙宁年间所定庙制，主张“以太祖为始祖，赵光义为昭，真宗为穆，自此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九”。直到宋光宗去世，神主祔庙，宋朝的宗庙变为九世十二室。《宋史·礼志》没有记载宋朝理宗以后的宗庙之制，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宗庙考》记载，“宋恭帝德裕元年正月，祔度宗神主于新宫，先是咸淳十年八月帝即位，作度宗庙至是乃升祔焉”。
元朝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开平即皇帝位，是为元世祖。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冬十月，忽必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冬十月，元朝廷“享于太庙，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后于次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
元朝初期，庙室只排列次序而不分昭穆，比如孛儿只斤·海山海山即位之后，追尊皇考为皇帝，庙号顺宗，当时“太祖室居中，睿宗（拖雷）西第一室，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西第二室，孛儿只斤·真金（真金）西第三室，顺宗（孛儿只斤·答剌麻八剌）东第一室，成宗（元成宗铁穆耳）东第二室”。大臣、博士刘致对此建议朝廷改革庙制，改变“昭穆不分，父子并坐”的局面，他提出“父为昭，子为穆，则睿宗当居太祖之东，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为穆之第一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为上，东以右为上也”。
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基本上采纳博士刘致的建议，制定宗庙之制为七世十室制，其室次为“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皇帝神主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孛儿只斤·真金祔睿宗室之左。显宗、顺宗、成宗因为是兄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也是兄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朱祁镇祔成宗室之右”。仅从形式上看，元朝泰定以后的宗庙格局是最符合昭穆制的，“凡同世兄弟并建庙室，为昭者皆在左，为穆者皆在右”。
明朝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据《明史·礼志》记载，“明初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皇高祖居中，皇曾祖东第一，皇祖西第一，皇考东第二，皆南向”。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太祖朱元璋改建太庙，“为同堂异室之制，中室奉德祖，东一室奉懿祖，西一室奉熙祖，东二室奉仁祖，皆南向”。朱元璋去世之后，朱允炆朱允炆即位，“奉太祖主祔庙，正殿神座次熙祖，东向口寝殿神主居西二室，南向”。明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朱棣迁都北京，“建庙如南京制”。
明孝宗朱祐樘即位之后，此时明朝“九庙已备，将升祔朱见深神主”，群臣认为“德、懿、熙、仁四庙，宜以次奉祧”，但对于祧迁哪一个祖庙出现两派意见，最终明孝宗采纳礼臣们的意见，建祧庙寝殿后，“奉懿祖神主衣冠于后殿”。明嘉靖十年（公元1530年）九月，大学士李时等建议朱厚熜“太宗以下宜皆立专庙，南向”。嘉靖十三年（公元1533年），位于南京的太庙遇灾而毁，礼部尚书湛若水上书请求皇帝将“南京太庙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主”。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公元1536年元月），嘉靖皇帝改建的聂氏宗祠落成，将皇考庙改称为睿宗献皇帝庙。至此“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桃庙，太祖神主于太庙……太宗（文祖）以下神主，列于群庙”。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4年）六月，由于之前太庙被毁，礼部尚书费采等以太庙安神，请定位次，“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
清朝
皇太极（皇太极）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清代。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初尊祀列祖神御，便在盛京立太庙，分前后殿。前殿奉太祖，后殿奉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俱南向。”顺治帝顺治在燕京（今北京）定都后，在京城的端门左边建立太庙，太庙朝南，之前盛京的太庙尊为四祖庙。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冬，清廷“追尊泽王为肇祖，庆王为兴祖，昌王为景祖，福王为显祖，与四后并奉后殿，致祭如时飨仪。”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高宗乾隆皇帝临幸沈阳市，将四祖庙迁徙至大清门的东边并重现修建，南北长十一丈一尺五寸，东西宽十丈三尺五寸。
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去世后，祔庙世次一事还没有确定。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和硕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誴等亲自进宫与众臣商议，侍讲张佩纶建议“仿殷周制，立太宗世室，百世不祧，展后殿旁垣左右各建世室”；侍郎袁保恒建议“以中殿太祖左右为世室九楹，东西各展两楹，别建昭穆六代亲庙。太祖居中，两旁各六楹，为左右世室，太祖至李恒同为百世不祧”；鸿胪寺卿徐树铭建议“中殿左建寝殿，祭飨仍在前殿。列祖列宗，百世不祧，唯增寝室，则昭穆序矣”，经内阁大臣集体讨论，认为众说莫衷一是，光绪帝都没有采纳。
最终爱新觉罗·世铎建议恪守成规，“太庙中殿九楹，中楹仍旧，东西各四楹，请如爱新觉罗·旻宁初故事，增修改饰。东次楹又次楹为昭位，太宗暨二后、圣祖暨四后、高宗暨二后、宣宗暨四后神主序焉。西次楹又次楹为穆位，世祖暨二后、世宗暨二后、仁宗暨二后、文宗、孝德后神主序焉。将来穆宗、孝哲后升祔，位居宣宗次。”这个建议得到醇亲王奕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于是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清廷安排“穆宗暨孝哲后祔庙，位东序，西乡，次宣宗”。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朝廷考议德宗祔庙事，礼臣主张“兄弟同昭穆，但主穆位空一室”，而大学士张之洞认为，“古有祧迁之礼，则兄弟昭穆宜同。今无祧迁之礼，则兄弟昭穆可异”，于是朝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同年秋天，清廷下诏“前殿自太祖以下七世皆南乡，宣宗以下三世分东西乡，与古所谓穆北乡、昭南乡不同。穆、德二庙，同为百世不祧，宜守朱子之说，以昭穆分左右，不以昭穆为尊卑。礼缘义起，毋因经说异同，过事拘执。德宗祔庙，中殿奉西又次楹又五室穆位，前殿位次西旁文宗坐西乡东穆位”。
后世研究
根据学者张光直的说法，近代以来研究昭穆制的学者，以Marcel Granet、李宗侗与凌纯声三人为最著名，他们直接借鉴19世纪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 H. Morgan）的学说，均认为昭穆代表婚级，即部族内部的氏族之通婚关系上的一种分类。此后学者李亚农认为昭穆制“即周族的亚血族群婚制的遗迹”，亚血族群婚制是普那路亚（punalua）婚制的汉译，指的是原始通婚氏族之间平辈男女群体性地互为夫妻的风俗，同时曹聚仁、郭沫若等学者都有相似的描述。近几十年间，学术界对商周宗法制度的研究转热，昭穆制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比如学者李衡眉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昭穆制度研究》一书，其中理论借鉴了苏联学者格里戈里·谢苗诺夫的《婚姻与家庭的起源》里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