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百科
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粤剧、广彩、广绣、粤曲、木版年画、岭南画派、醒狮、岭南园林、粤菜、耳屋等。广府文化起源于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统一岭南时期，起源地为广州市；广府文化是指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它从属于岭南文化，是岭南地区三大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潮汕地区民系）中广府民系的代表文化。广府文化的范围还有粤西、粤北部分地区，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若以使用粤方言为广府民系主要标志，全世界使用粤方言人数约7000万，岭南占了57％；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其载体人口和地域上的优势，以高位势态，辐射周边地区。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省汉文化的代表。了解和发扬广府文化对实现区域文化互补和整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溯源

文化起源及粤语发展

“广府文化”是广府人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广府人属于广东三大民系（另两大民系为潮汕地区人和客家人）之一。广府人单纯的岭南原住民或南越国原住民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系。春秋战国时期，岭南还是百越族的世界，战国时岭南百越族的生产力已有一定的发展。先秦时，岭南的番禺区、肇庆市、罗定市、清远市、四会市、广宁县、揭阳市等地，已有京族的“小国”，如称为番禺、缚娄，阳禺等市镇型小国。这些“小国”只是部落联盟，并没有在岭南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已是贸易商品的最初集散地。岭北楚国商人也常来此贸易，出现语言交流的现象。秦灭六国之战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五岭之南进军。在强大的秦军进攻下，力量分散的百越各小国只好退出部落聚居地，躲入密林深谷之中。屠睢攻占番禺后，刚强善战的越族人，不肯屈服于秦军，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善于水战与爬山设伏的长处，白天隐伏于山林之中，晚上进行还击。秦统帅屠睢身亡后，秦军和京族人形成了双方对峙之势。

由于岭北到岭南的交通不畅，影响着秦军的给养。后来秦将监禄（一说监为官衔，名史禄）率工兵在海阳山开凿一条水道，连通了湘江与漓江，此水道称为零渠（唐朝时改称灵渠）。于是粮草可以从岭北水运至岭南，解决了秦军给养问题。后来秦始皇派任嚣为统帅，率领赵佗等将领出动楼船沿零渠南下百越。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市、南海、象郡三郡，任嚣被任命为南海尉，其中的南海郡相当于广东省大部分地区。任嚣在白云山与珠江之间一块负山阻海的地域建城，作为郡治，城址在越秀区仓边路一带，因任嚣主持修筑，故名赵佗城遗址，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

任嚣、赵佗率军南下之时，秦皇已命一批游民、商人随军移民；统一岭南后，秦守军号称有50万人；设南海郡的次年，秦又发配一批罪人到南海郡建屋筑城；公元前209（胡亥元年）赵佗上书皇帝，奏请拨3万名无夫家的女性来南海郡为士卒补衣和照顾生活，秦二世拨给1.5万名女性。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一系列举措，使南海郡的“中县人”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大大促进了南海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任嚣、赵佗采取民族和睦政策，使汉、越民族融洽相处。古越族土著语言属壮侗语系，由于交流的需要，土著语言逐渐吸收古汉语，出现雏型粤语。

南海郡下设博罗县、龙川县、番禺区等县，赵佗被任命为龙川首任县令。赵佗在龙川的6年里，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使古龙川成为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整个东江流域的开发。形成了最早的完全意义上的广府人。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次年，赵佗发兵进攻桂林市、象两郡，把象郡又分为交州、九真二郡，任用友好的京族首领为长官，统领岭南三郡后岭南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称南越王，建南越国，在首都番禺区扩建赵佗城遗址，史称赵佗城或越城。南越国初创时，其统治范围是：北面边界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南境，包括兴安县的严关、恭城瑶族自治县、八步区及广东省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阳山县、乐昌市、南雄市等县一带，再折向南经的连平县、和平、蕉岭县；东面边界从福建省的永定区、平和、漳浦等地到达南海；西面边界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池、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百色市、德保县、与夜郎、句町等国接壤的地区；南面边界到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国都番禺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之处，航运已有一定发展，成为犀、象，毒冒，珠玑、果布等商品云集的都会，引来不少客商，语言交流增加，促使雏型粤语进一步变化。

由于京族人多，中县人（汉族人）居于南越国要入乡随俗。赵佗对越族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对越族好斗之俗他下令禁止，对服装，习惯却不加干涉。他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使汉文化在南越国占了重要地位，越族语言因而更加与汉语融合，雏型粤语得以进一步发展。后来部分越族人向西江流域或西南方的茂名市、徐闻县、合浦县，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迁移，使粤语地域有所扩大。公元前196年赵佗归属汉朝，使汉越贸易合法化，中原地区获得南越国的特产，南越国也得到中原提供的农业生产必需品，如铁器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岭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增强，使岭南的经济有了顺利发展。

赵佗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纳四海文明之和风，启岭南文化之发端，他采取“和辑傣族”“汉越杂处”方针，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极力安抚京族。他劝导士兵在当地生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同时为让南下将士在南越国大地上安居乐业，他倡导“以诗礼化其民”，后人有“广东省之文始尉佗”一说。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认为，赵佗带来的人马，使岭南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飞跃为封建社会，中原人的迁入，彻底改造了岭南。中原移民与越人杂处，汉越通婚，为古龙川县的开发注入了活力，活跃了经济，丰富了文化，启蒙了岭南文化，这是岭南划时代的变革。使中原移民与岭南（南越）原住民的交流、融合得以制度化，常态化。有了广府人，才有广府文化。因此广府文化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到南越国时代。广府文化的起源时间比“广府”这个地名出现的时间要早800年左右。广府文化的起源地是秦南海郡的治所及南越国的首都番禺区，即广州市。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南越国灭亡后其岭南设置成南海、苍梧县、玉林市、合浦县、九真、交州、日南、珠崖郡、儋耳等9郡。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设交趾部统辖上述9郡，交趾部的治所设于广信（包括今封开县至梧州市一带）。史家认为，广信之名寓“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广信位于岭南腹心之地，地处漓江、贺江、西江交汇之口，扼水陆要冲，故为汉代所重视。此后广信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发展了300余年，其对粤语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西汉时南海郡治所仍在番禺区，南海郡辖番禺，中宿（清远市）、四会市、博罗县、龙川县、揭阳市6县（东汉时增加增城区），公元203年（东汉刘协建安八年），交趾部改称交州，州治仍在广信。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步骘到番禺视察时，认为番禺农业、商业发达，地势更有利于发展，故于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迁交州治所到番禺。此后番禺重新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交州和广信分开管治，设广州市，此后广州的中心地位持续了1千多年，粤语的发展成熟主要在广州一带。

晋代，大批中原人迁移到岭南，也把中原的汉语带到岭南。唐朝商业的交流在番禺区一带更兴盛，还有官员被贬到岭南，使粤语吸收了不少中原语音，粤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更规范化与书面化，形成比较独立的语言体系。

唐末宋初，粤语己成为一个独特且独立的语系，较少吸收中原语言了。在构词、语法、读音等方面，也都成熟起来，其语音、词汇，大体已奠定了粤语的基础。宋代的粤语，已与北方汉语语音相距甚远，广州市与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成了粤语流通区域的主体。元代，虽有大批随宋末小朝廷南下的官民留居广州地区，带来不少北方语言，但对粤语的影响力己比较小，明代粤语已经成熟，清朝至民国期间，由于与外国人交往增多，粤语中也吸收了一些外来语。随着广府人出国人数的增多，粤语的影响更加扩大。

广府的由来

广府的由来源于广州府，是一个历史地名，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名称有关。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设置广州，州治在番禺区（今广州）。府的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梁、陈两朝，称“并置都督府”。南梁的都督府设于各军事要冲之地，管辖若干州县的军民政务。隋朝在州郡上设有军政合一的总督府，唐朝沿袭了下来，并改称都督府，以都督充任节度使。唐武德四年（621），在岭南设置广州市、桂州、容州、州及安南五个都督府，均隶属于广州总管府，广州都督除了担任岭南节度使，还兼统其余四府的经略使。宋代广州属广南东路，下辖南海、番禺、增城区、清远市、东莞等九县。元代设广州路，管辖番禺区、南海、东莞、增城、香山县、新会区、清远、广州录事司。明代开始设广州府，由元代的广州路、桂阳州、连州市合成，其中“”广州府称谓正式使用。明代的《明史·地理志》有记载“广州府，元广州路，属广东道宣慰司，洪武元年（1368）为府”。到了清代，仍设立广州府，但连州及其属县从广州府分出，清代加入了花县，共14县。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就是以元代的广州路为基本范围，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明代在原有区域范围内新辟了四个县，清代新辟一个县。

作为岭南三大汉族民系之一的广府民系，就出自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区域的广州府称谓。明代开始设置的广州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广州府的基本区域从元代开始已经稳定了七百多年。居民由于长期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域中，其文化习俗多相近而又融合，区域性文化特征逐渐成熟起来。因此，将“广府”理解为源于明代始设的广州府，广府民系就是大体指这一地区使用粤语的汉族居民（这一地区的还有客家人、家人，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居民）。

灵渠开通后，岭南逐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始皇派数十万汉人移居岭南，特别是汉代时中原大批铁制工具沿着灵渠输入岭南。秦汉时期，岭南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岭南科技与其他科技文化的交融。经历了魏晋时期北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隋唐五代海外医药与建筑技术的传入、宋元时期纺织染制技术的发展及明清岭南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

民系历史

岭南在秦朝以前就有了西瓯、骆越、南越国等少数民族部落，大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而广东省地区人口稀少、政治实体较为松散。秦朝从中原迁居五十万居民到岭南，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当时广东地区人口稀少，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推动了广东的开发，到公元2年，广东人口有37.52万人。汉代番禺区(今广州市)是对外通商的港口，但广东的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这种特征与中原移民南迁广东两条路线有关: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区、罗定市等地定居，有的更南达雷州半岛;二是经摺岭的隘口顺连江而下到达连州市、阳山县等粤北一带，形成汉代广东的人口分布以粤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而珠三角地区一直到唐朝都是人烟稀少、还没有被开发的地区。

唐朝开元四年，张九龄奉诏凿梅关古道以后，珠玑巷便是南雄市的一个重要商业重镇，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元代，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取代粤北成为广东省人口分布的重心。明代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广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广府民系的最后形成和认同以明代设置广州府为主要标志。晚清和民国时期，广府民系呈现出向海外扩散的趋势。

移民传说

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族群中，广泛流传着罗贵等九十七人从珠玑巷避祸南迁的故事。此前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认为该故事产生于明代，是少数民族为了取得正统文化身份或隐藏身份编造的故事。

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说的是南宋时宫中的一个妃子得罪了皇帝，从皇宫逃出，逃到南雄珠玑巷。后来风声走漏，朝廷派兵剿灭，这里的人害怕牵连，连夜扶老携幼往南迁移到珠江三角洲，于是这里的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刘志伟认为，如果把这个传说认定为史实是不可靠的，但毕竟是重要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对区域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同意科大卫的说法，认为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为了与已经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这个传说的普遍化是在面临入籍困境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与明朝初年广东省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的。因此，无论是由于表面上的强调来自中原正统的身份，还是由于背后所反映的对入籍的追求，在刘志伟看来，这一传说都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

既然传说并不是事实，族谱的修撰者为何要建构一个附会的甚至是虚假的故事，陈乐素的研究已经表明，珠玑巷的传说实际上是在明代才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明代嘉靖年间的礼制改革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社会上的士庶之家开始纷纷建梁家祠、立聂氏宗祠、编族谱、设族田，追溯十几世甚至更古老祖先历史的妄附之风也成为风尚。珠玑巷传说的流行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宗族的大发展以及他们大量族谱修撰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人口及分布

若以使用粤语为广府民系主要标志，学者认为，广东省境内的粤方言可以分为几个片区。

1、广府片：主要分布在广州市、佛山市、南海、番禺区、顺德区、三水区、花县(今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清远市，龙门县、佛冈县、东莞、宝安区、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肇庆市、高要区、高明区、新兴、云浮市、英德市等县市，韶关市、曲江区、乐昌市等县市的城区，以及香港、澳门也属这一片，总计广府片人口约2000万。

2、高廉片：主要分布在阳江市、阳春市、茂名市、高州市、电白区、信宜市、化州市、湛江市、吴川市、遂溪县等县市，人口约500万。

3、罗广片：主要分布在四会市、罗定市、德庆、广宁县、怀集县、封开县、郁南、阳山县、连州市、连山等县市，人口约700万。四、四邑片，主要分布在鹤山市、江门市、新会区、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斗门区等县市，人口约400万。合计广东省使用粤语人数在3800万左右。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市、苍梧、八步区、南宁市、邕宁区、崇左市、宁明县、横州市、桂平市、平南县、玉林市、北流市、容县、岑溪市，藤县、蒙山县、贵港市、昭平县、博白县、钦州市、合浦县、浦北县、灵山、防城区、北海等县市也使用粤语，人口约1300万。海南省省的石碌镇、八所镇、三亚、白骈，陵水、莺歌海镇等地的厂矿、林场、盐场等企业单位多流通粤语，儋州话也可归入粤语系统，合计使用粤语人口约几十万。还有南北美洲、大洋洲、东南亚、欧洲、非洲不少华侨、华人也使用粤语，人口约1500~2000万之间。总计起来，全世界使用粤语人数约有7000万。(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在广东省以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的地区粤中和粤西南，包括47个县市，约占全省面积l/3。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粤方言主要流行于桂东县、桂南及个别城市，包括25个县市。岭南占了57％，是广府民系的中心。

广府人主要是自北宋开始由粤北南雄珠玑巷陆续南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原及江南移民所形成，因此珠玑巷也被称为广府人的故居。广府人分布在珠三角一带以及海外的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日本、中美洲、南美洲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等地。广州府范围包括南海区(约是佛山市市南海区、禅城区、广州市荔湾区全部、白云区部分、原越秀区西部;县城即广州旧城西半部)、番禺区(约是广州市原越秀区东部、原东山区全部、番禺区全部、南沙区全部、海珠区部分、白云区部分、天河区部分;县城即广州旧城东半部)、顺德区县(佛山市顺德区)、花县(约是广州市花都区区)、东莞县(约是东莞市)、从化区县(约是从化区)、龙门县(约是惠州市龙门县)、新宁县(约是台山市)、增城区县(约是增城区)、香山县(约是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会县(约是江门市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三水区(约是佛山市市三水区)、清远市县(约是清城区、清新区)、宝安县(约是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共14县。若以民系为载体的广府文化分布在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以及河口近岸、海湾等多种地形，地域上联成一片，呈地带性和板块性或两者相结合的分布格局。广府文化在其载体人口和地域上的优势，使它居于岭南文化主体地位，并以高位势态，辐射周边地区。

文化特征

广府文化的中心城市广州市，是广东省乃至岭南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建筑、艺术、宗教、戏剧、音乐、文学、绘画、工艺、饮食、园林、风俗等各个文化领域，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多层次、立体和丰富的感受，使广府文化在广东各民系文化中占有优越的地位。

广府文化可从其语言中体现出来:务实、乐观、包容。广府民系内部对于本民系的认同感比较强，民系凝聚力强，人们普遍以繁荣的岭南粤语文化为自豪。由于与海外文化的接触交流不断，广府民系的人民，在三大民系中最具开放性，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广府人还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较强，精明能干，善于谋划，创造了珠江三角洲多元化农业商品经济，以广府人为主干的"广帮商人"清朝中期就比较有名气。广府人由于最早受到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冒险、创新的勇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推翻封建帝制、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有一种"敢为天下人先"的宝贵性格特征。

由于广府文化在广东省民系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因此广府文化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粤文化的代表。如广州市话称为"粤语"，广州方言歌统称为"粤讴";广州戏剧音乐分别称为"粤剧"、"粤曲"、"广东音乐";广东饮食文化体系中虽有广州菜、潮州菜、客家菜之分，但"粤菜"常用以指广州菜;广州工艺品的重要品类被称为"粤绣"、"广彩"、"广雕”等。

地位及作用

岭南是中原地区民系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广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广府文化比其它亚文化在多方面上具有优势，充分认识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对发扬各个亚文化优势，实现区域文化互补和整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府文化在其载体人口和地域上的优势，使它位于岭南文化主体地位，并以高位势态，辐射周边地区。作为广府文化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粤语，是土著古越南语与中原、吴越、荆楚等语融合的结果。据语言学研究显示，到南北朝时期，粤方言已发展为一支独特的方言而与后世的粤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南人所称阳桃（即洋桃)，现代粤语仍保持这种称谓，说明当时粤语某些词语已与现代一致。按民系划分一条原则，即在一定时空背景下，某一稳定居民共同体，其人口数量一般不低于同样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数。通常使用「客户」概念表示这两者关系。虽然客户是指没有土地农户，但外来移民初期几乎是没有土地的。到北宋元丰年间，广州市、肇庆市、南恩州，以及广西融州、浔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阳江和西江流域，客户占当地人口总数过半以上，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称自己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说明他们是宋以来经大庾岭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认为广府民系和相应的广府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唐宋时期。

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系文化。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县、合浦县，这是由于秦汉时的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广州市仍是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地之一。唐朝，广州已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市，作为“广州通海夷道”起点，侨居广州外商多达12万，并设置了海关--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大片荒原成为沃土，荆榛化为稻粱，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广州成为米市，大量“广米”贩运到闽浙等地。广州作为中原地区外贸最主要的港口，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乳香的98％。宋代程师孟歌咏中“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可作为广州市商业兴盛的写照。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商品经济更有长足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以致粮作面积在明末以后大为萎缩。清雍正帝把广东省由此造成的缺粮归咎于“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菸叶、青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这主要指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府系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长期商品生产中形成商品和开放意识，在近代西风东渐影响下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力，故广府系地区比其他民系地区最早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和近代产业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才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广府人更是一马当先，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政策，敢冒风险，大胆创新，积极引进外资、技术、人才，依靠商品、市场、竞争意识优势，把珠江三角洲建设为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峰区。

2023年11月第四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在广府文化和粤语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的肇庆市举行。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421个社团逾千名广府乡亲齐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广府人去海外经商、移居，他们以开放、包容、创新、务实的精神被人所熟知。广府人凭借着智慧、勤劳以及敢闯敢拼的精神，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还不断传扬广府文化，让广府文化在海外生根。在海外，广府华侨华人社团是广府年俗传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每年春节，广府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在唐人街等场所开展派利是（发红包）等活动；春节后会组织一起品春茗。

影响

广府文化形成后，就以崭新姿态、高位文化势态向外辐射，不但影响邻近客家、福佬文化，而且远及湖湘文化、吴越文化，乃至海外文化，显示广府文化在岭南、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在宋代首先向东北和北部扩张，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碍不得不停顿下来，结果在宋英德府即今清远、花都、从化、增城一线形成文化锋面，势力强的广府文化渗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现大批粤语词汇，如倾偈（聊天)、觉（睡觉)、呃（骗)、特登（故意)等。故明王士性《广志绎》说：“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增城现有80％人讲粤语，只有20％人讲客家话，即为历史上两种文化长期交流的见证，粤北本为客家人居地，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广商多取道北江而上，广府文化节节北移，推进沿线各城镇，并使之成为广府文化据点。如大庾岭下南雄州城内设广州会馆，集合了一批粤商，干隆《重建广州会馆碑记》云：“我粤雄州，夙号南北通，凡在四民，舟车之冠盖，靡不星聚而云集，而吾广（州)之迁而兹居士尤众”，南雄被视为广府文化在粤北客家文化包围下一个小岛，形成所谓文化内缘接触关系。近世粤汉铁路通车，粤语渐渐占据粤北沿线城镇，广府文化对英德市、曲江（韶关市)、乐昌等城镇产生重要影响。广府文化也与福佬文化发生大规模锋面接触，主要在雷州半岛，其分界线在明清高州府和雷州府区界。此线以北俗重铜鼓，特别崇拜冼夫人；以南崇拜水神天后。两地皆为俚文化覆盖之地，石狗文化也盛行，文化锋面保护作用被削弱，但仍是广府文化南下所及之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市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心，广府文化势力进一步加强，其辐射范围已不止于岭南，还有长江中下游平原，首受之区为湖南省。在思想文化而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湖南谭嗣同、黄兴等志士仁人主要从广府文化里接受先进思想，推动湖南维新运动。如谭嗣同说：“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湘人南下广州，广东省人也北上宣传广府文化，如梁启超等在长沙市创办时务学堂，就给清代顽固保守的湖南社会以猛烈冲击。此后湖南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民智以启，风气日开，大批有识之士走出三湘，走向世界。近代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往往是广东倡之，湖南省和之；广东鼓之，湖南舞之，然后影响到湖北、河南省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其它地区。又如上海开埠后，就有5万人，主要是广府人移居上海，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广府文化一次北上，在上海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吸引省外约1000万流动人口进入，主要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四川省、海南省、江西省等省，约有74％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即广府文化核心地区。受到广府文化熏陶，其中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粤语。珠江三角洲对外经济辐射，也伴随着粤语强力扩张，东江流域客家语地区，沿河中心城市已通行粤语；原为闽南语一统天下的潮汕地区和粤东沿海城市，也成为粤语与土语并行的双城市。邻近广州市的惠州受粤语影响最大；原为闽南语的新兴城市汕尾市已通行粤语。

文化特色

传统艺术

粤剧

粤剧是中国汉族地方戏曲，又称“广府大戏”“广东省梆黄”“广东梆子”“广东大戏”，是广东省地方代表戏曲之一。发源于佛山，其源流可溯道明嘉靖年间。佛山的粤剧戏班早期有一个惯例：每年六、七月份，在外演出的各个戏班都会返回佛山，解散旧班底，重组新班。而新班的首场戏定要在祖庙万福台上演，审阅通过之后，新班才可以乘着红船下到广东四乡演出。

由于广府人的先祖来自不同地域，所以粤剧的发展也受到戈阳腔、昆曲、汉剧、微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滋润与影响，取各家之长，自成风格；既与传统的戏曲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最初粤剧演唱用的是桂林话，后来逐渐演变成粤语。粤剧唱腔以梆子、二黄的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同时保留了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省民间腔调。伴奏器材分管弦乐和打击乐两种。管弦乐以高胡、二弦、扬琴等乐器为主，打击乐则有沙鼓、南梆子、高边鼓、大钹等。

早期粤剧的角色行当为末、生、旦、净、丑、外、小、夫、贴、杂10大行，后来简化为“六柱制”，即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武生。粤剧的表演粗犷、质朴。好的演员一般都具有耍筋斗、滑索、踩、运眼、甩发、口等技艺。粤剧的传统剧目，早期有“江湖十八本”。清同治年间，又有《西河会》、《双结缘》、《雪重冤》等称为“新江湖十八本”。清光绪中期，则出现了偏于唱功的“粤剧文静戏”，如《仕林祭塔》、《黛玉葬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的剧目有《宝莲灯》、《平贵别窑》和《赵子龙催归》等。粤剧剧目已多达一万一千多个，它结合广东省本地民间曲调，吸取弋阳腔、昆曲、秦腔、徽班等地方戏曲的优点，逐渐发展形成，流行于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等地。随着广府人徙居海外，粤剧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广彩

发展历程与特征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广彩的生产始于清康熙，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广州市工匠借西方国家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这是广州彩瓷的萌芽。

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就像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州彩瓷初期的产品珐琅彩，以其颜色多样等特色，受到中国和国外人们的喜爱，清朝列为贡品，外国一些王室贵族派官员专程来广州求购。后来由欧洲商人带来彩瓷图样由中国商人按要求制造，专供出口。广东商人从景德镇运来瓷坯，采用江西省粉彩技艺仿照西洋彩画的方法加以彩绘，再进行焙烧而成。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中国瓷器在世界畅销，广彩瓷出口量不断扩大，生产迅速发展。广彩瓷逐渐与铜胎烧珐琅分离，成为独立的行业，并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成立了行会组织“灵思堂’。广彩产品也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欣赏艺术瓷的彩绘技法以中国画法为主，讲究技巧，笔工精湛，内容多为人物花卉，也有外国油画的西方风景、人物和故事。日用瓷包括碗、碟、壶、盅等，加彩方法简单、豪放、富于民间装饰风味。

19世纪初，广彩开始仿照中原地区缎锦纹样作瓷器装饰，此技法称为“织地”，后用金水织地，发展为“织金县地”且普遍用于各种瓷器，成为广彩花色的一种基础，形成了近代广彩“织金彩瓷”的特点。自从采用乳金作地色后，色彩更加灿烂艳丽、织金满地逐渐形成了广彩“堆金积玉”的独特风格。岭南画派大师们与广彩的渊源很深。19世纪末20世纪初，岭南画家居巢、居廉、高剑父、陈韵等积极参与了广彩的技术研究和实践。高剑父、陈树人二人还开设彩瓷艺术室和瓷画厂，进一步提高了广彩的技艺。高剑父的学生刘群兴创作了150件“十二王击球”瓷箭筒，曾获1915年巴拿马共和国万博MICE会奖。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不少广彩艺人流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广州市的彩瓷生产几乎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从香港、澳门回广州参加祖国建设的广彩技术人员和内地的技术人员一共6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广彩加工厂”，后又改为“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初期生产仍以传统花样为主，产品全部出口外销。

经过艺人们一代代不断发展、创新，广州织金彩瓷已生产出90～100多头配套的彩瓷用品如：茶具、大皮碗、圆盘、笔筒等。1956年建立的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生产的广彩花色品种有100多种，其中仿古的“双凤朝阳”“汉宫秋月”“鹅蛋寿月”以及“堆花儿童节”、‘游河乐趣”等最著名。“红地百花彩凤15头梨形茶具”获得中国轻工部陶瓷评比优秀奖，“黑地百花15头白兰茶具”获中国旅游产品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广彩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华，又融合了西方的色彩审美、装饰题材、绘画技法、生活习惯，为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艺特点

广彩艺人继承明代彩瓷的艺术特点，吸收西洋画法，绘上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图案，逐渐形成独特的岭南艺术风格，并将许多图案固定下来，成为广彩的传统花款，例如花篮、龙凤、彩蝶、金鱼、古装人物等。最常用的构图是用花边图案围出若干形状各异的空格，在空格内绘以花卉、物景和人物。也有不设圈格，进行满花彩绘，表现一花多姿，百花齐放的画图。

广州织金彩瓷的风格不同于以景德镇代表的江西省彩瓷，广彩的风格特点主要表现在：构图设计讲究完整、统一、和谐，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广彩利用各种颜色和金银水进行钩、描、织、填，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彩绘颜色丰富，鲜艳。有一首诗十分全面和形象地总结出广彩的特色：“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何须锦缎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

在装饰题材方面，广彩的装饰题材十分广泛，不拘一格，除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常见的中国传统题材以外，为适应外销的需要，多融合外商的要求，以西方人物故事、风景图案、外国商标及纪念性纹样等较为常见，有些产品是完全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样生产的，这是广彩瓷器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装饰手法上，除吸收我国五彩、珐琅彩、粉彩等艺术精华外，多仿照西方的艺术形式，大胆吸收西方的绘画技法。艺人们根据不同器型采取不同的布局装饰，常见的有满地开光、金地开光、通连式等等，然后将主题内容安置在中心，主次分明，互相衬托。

使用彩绘颜料方面，除部分来自景德镇外，大部分颜料是广州市自制或改配的。如水青、西红、干大红、乌金等，颜料用法也有属于广彩的印记。

工艺流程

设计稿本：这一步最为关键，多由有经验的老师傅或专业设计人员完成，根据素瓷的式样或外商的要求进行设计，确定主题纹样和各个部位的花纹设计，使之成为完整的图案，经认可，便可投入生产的设计。

挑选素白瓷胎：广彩瓷器对素白瓷胎要求较高，只有洁白如玉的细白瓷胎作衬托，加彩后才能显示出“万缕金丝织白玉”的广彩风貌。

彩绘：设计稿本完成后，就可批量生产。这时一般艺人就按稿本进行生产。先确定各个纹样在瓷胎上的位置，再进行描线，在轮廓内填上各种颜色。其主要画人物的开相（人物的面部五官以及各类花鸟的造型）、挞花（即用笔的轻重点，染出花纹的阴阳面，表现出花的形态）、勾线、渲染等都需艺人们手绘。然后再在花纹空隙处积上金彩，这样就使广彩瓷器展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

封金及斗彩：这是彩绘的最后一道工序，即在器口的口岩上涂―圈金色，在器物的把、耳处画上纹饰或金彩，就完成了所有的彩绘任务。

装炉及烘焙：这是广彩瓷器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很关键的一步，炉的温度至关重要，炉温适当则产品色彩艳丽、明亮，否则会发乌不鲜亮，容易变色。炉温一般要控制在800℃左右，烧炉人员要根据不同产品及炉内结构控制炉温升降，只有很准确的火候和温度，才能烧出合格的广彩产品。

发展、创新与传承

广彩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广彩要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创新便成为了不可停止思考的一项课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何丽芬分享她在广彩的发展与创新上的思考，她认为“当代广彩必须努力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以灵活多变的造型图案，丰富的装饰语言，更加多样的现代题材来传递当代人的生活理念和艺术的信息，承载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和对现代文化的追求”。“广彩是中原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瑰宝，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合璧典范。广彩巳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承担起传承和发扬这一重任，同时还要重视对年轻一代的人才培养，扩大行业队伍，让广彩发扬光大。”

代表人物及作品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何丽芬，在广彩技艺日渐没落之时，毅然扎根民间，以扎实的功底和不拘一格的创作思路，对各名师技艺兼容并收，既精工细绘，又大胆用笔，自由洒脱，色彩清淡自然，体现了休闲和享受的氛围，给人以清新的感觉。2004年作品《自画像16圆盘》荣获广东省首届彩瓷精品展优秀奖；作品《三雕一彩一瓷耀广州市》荣获广东省首届彩瓷精品展金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银奖。

工艺美术师谭光辉，致力于广州彩瓷的探索与研究，把广州彩瓷优秀传统与中国画的技法和美学理念融为一体，擅长画人物、动物、花鸟，长期致力于广彩的精品创作，手绘功力深厚，构图紧密，彩绘精细，金碧辉煌。以家禽鸡为代表作，精工绘画群鸡的百态，生动活泼，立体感强，古朴素雅，整体布局紧密，繁而不乱，作品在中国省市的评比中多次获，并被省、市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购、珍藏。2005年作品《鸡鸣旺族》荣获第三届广东省省工艺美术作品精品展银奖；作品《百鸟朝凤》荣获“金凤凰”原创旅游品、工艺品设计大奖赛铜奖。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许恩福，从事广彩设计、制作42年，擅长绘制山水、动物、花鸟。代表作有:《古祠留芳》《琶洲新宇》《红棉孔雀》《九歌图》《虎跃云冈》《孔雀开屏》等，部分作品被各地的博物馆所收藏。作品《富贵-牡丹猫蝶》获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优秀奖；作品《古祠流芳-陈家祠》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优秀奖。

民间工艺

广绣

发展历程

广绣一般是指以广州市、顺德、南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刺绣的总称，也是广州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品类“三雕一彩一绣”之一，与苏绣、湘绣、蜀绣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广绣在历史流变中融汇中西、汇通南北，其发展史可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兴衰的见证，并在国家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下不断发展创新，延续传承。

广绣的产生与广东地区地理因素、野蚕蛾种植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密切相关。广东省气候温热潮湿，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密布，适合种桑养蚕，广东桑蚕业历史已有2000多年。刘彻时期，广东的朱崖郡（海南省省）、德庆、连州市以及广州市附近已有“采桑养蚕”、“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西汉，广东本地出现了刺绣工艺。1983年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王赵眜（公元前137年 –公元前122年）陵墓出土了绢、罗、纱、锦、麻五类织物，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绣纱、绣绢，遗憾的是刺绣的整体图案不明，只能在残片中看到一些用辫子针和长挑针法绣制的纹样。

关于广绣记载的最早文献见于唐朝，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载：“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一个叫卢眉娘的14岁广东省姑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一卷佛经《法华经》，字体比玉蜀黍属还小，而且点划分明。”这个故事说明广绣的历史比较悠久，绣艺精湛。明朝时期，随着大规模的商品贸易，丝织品从自用商品（少量贡品）发展为大宗出口商品，这一根本性转变使广绣从技法和生产方式上都产生了质的转变，进入鼎盛时期。广绣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定特色，使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其中金银线刺绣技艺独特，还开创性的使用孔雀羽毛做线，成品绚丽夺目。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广绣博古围屏8幅等。作为贸易商品，这些来自广州市的绣品沿海路贸易传播到西方社会。

得益于清政府开放海禁、一口通商等政策，广州“垄断”了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因而清代是广东省地区长足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一度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融的桥梁。这一时期，广绣商品化程度日益成熟，广州地区的绣坊、绣庄多达50多家，成行成市，其行业工会锦绣行，于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在广州杨巷瑞兴里建立，会名“绮兰堂”。广绣从业者此时已达3000多人，有绣庄自行设计样品供外国商人选择，也有直接来样加工定制。出口商品主要分为大宗商品和装饰品。

民国初期，因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广州丝织业蓬勃发展。南海归侨陈启在南海区西樵简村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即继昌隆缫丝厂。大量、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出口使广东省地区的丝织业、织绣行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广东省成立工艺局，潘达微创办芳女子学校、缤华习艺院，聘高剑父任校长，专设刺绣班，宋铭黄任教师，为广绣的展览、传播以及技艺改良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因战乱影响，市场萧条，整个广东的丝织业凋敝，刺绣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刺绣商号停业，从业者四散另谋生路。新中国成立后，广绣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复兴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低迷阶段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传承和保护阶段。1956年7月，广州绣品业实现全行业合作化，成立了艺峰刺绣社、民艺钉金社、黄埔刺绣社、新刺绣社，全市从业人员有3500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刺绣行业成为“四旧”而停产。1971年，广绣手绣生产恢复，成立广绣生产组，仅有13人，附设在广州市卫东机绣厂。七八十年代，广绣以生产精品为主。这一时期创作了《我爱小鸡群》《晨曦》《孔雀姑娘》《同绣友谊花》等一批精品。1990年代，在市场冲击下，加上广绣生产组的老艺人们陆续退休，广绣创作生产基本陷于停顿。1994年，陈少芳成立番禺广绣艺术研究所，旨在研究、创作广绣精品。进入21世纪，在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广绣逐渐重现生机，一度被称之为绝艺的广绣得到传承和保护。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成立广绣小组，返聘了一批已退休的广绣老艺人，不仅恢复了传统广绣制作，还进行带徒授艺。

技艺特点

广绣的产生与广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广东丝织业的发展为广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优质的广缎、广绒、富于地方特色的莨纱是广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岭南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使得广绣在题材方面充满了岭南特色，百鸟花卉是广绣最为常用的题材。在构图方面，广绣的装饰性极强，布局上讲究饱满繁茂，少有空隙，突出热闹的意境，艺术效果独具岭南特色。色彩方面，广绣用色丰富，广绣艺人善于运用颜色对比强烈的丝线，达到明艳亮丽的效果，还喜用金线勾勒轮廓，作品喜庆富丽。工艺方面，受到岭南民间手工艺和中西审美兼顾的影响，针法多样、纹理清晰，善留水路，层次分明。行业内的工艺要求极为严格，如“光、亮、齐、密、净、匀”的行业规范。运针讲究“针程、手宝”，即针步均匀，针路流畅，针脚齐整，绒线排列紧凑，这也是广作技艺讲究精工的一个共性特点。广绣在用料、题材、构图、用色、工艺方面的讲究，无不反映了岭南民间审美的独特之处，彰显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广绣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广绣表现出与其他绣种明显的不同。首先，它的商品属性突出。广绣是民间刺绣，有满足自我需求的生产属性，但商品属性才是影响广绣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正是由于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广绣的产品种类非常多元。广绣不仅有大宗商品，也有装饰品；有适用于国内需求的产品，也有适合海外市场的产品；既有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日用品，也有满足皇室贵族的贡品。第三，大规模商业生产促使广绣行业成立了行会，是行业成熟的标志。行业内出现了专业的分工，男工为上手工，专绣重要部位，女工则为下手工，专绣背景和其他部位，这也是广绣的独特之处。第四，商品化属性使广绣生产需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这使广绣在技法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针法多变，用色、用线大胆，不拘一格，灵活创新程度极高，这也是广绣不同于其他绣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广绣绣刺技法有“钉、垫、拼、贴、缀”五种。其中一些技法难度大，要求高，钉金垫浮绣的二针龙鳞和鱼鳞立体针法被认为是刺绣工艺中难度最高的针法。

西方审美和美术技艺极大地影响了广绣的风格。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技艺不同，讲究透视原理，对光线的明暗、折射极为敏感。广绣艺人在这一审美背景下进行商品生产，其题材绘制、针法表现、色彩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影响。为适应商品交易，广绣的表现方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表现为绣品种类丰富，很多是中国本土社会见所未见的品类。

应用范围

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商人将在广州购得的绣片带回国献给国王，受到嘉奖。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喜欢这些从广东出口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从中原地区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这些绣品推动了西方社会丝绸和刺绣手工艺的发展，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广绣作为大宗商品如围巾、披肩、丝裙等被人们使用。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广绣披肩出口量达10.4万条；作为装饰品有绣画、绣屏、室内挂帐等，这些装饰品价格昂贵，大幅绣画出口时仅纳税额都要白银1.2两。由于绣工精致、风格独特，广绣也成为进贡朝廷的主要绣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绣逐渐向普通日用商品发展。其中珠绣类产品用于珠绣手袋、珠绣腰带、珠绣鞋、珠绣服装及珠绣挂画等。其中一些品种，如闪光珠片、串珠、水晶珠、宝石珠等珠绣晚礼服及珠绣鞋在国外市场享有盛誉，很受西方人士欢迎。随着制作工艺的改进，化纤材料的出现广绣还被生产成各种生纺画片、条屏、手绣或真丝生纺台布、广绣软缎披巾、化纤手绣或机绣男女衬衣及许多大型龙凤图案作品、山水画面作品等。

类别

广绣大致分为两大品类：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广绣所使用的基本材料有绒绒、真丝、金线、银线、金绒混合等几大类。虽然尼龙等混合纤维更多地被用作绣料，但金银绣线和金绒混台绣等传统工艺依然最负盛名，深受人们喜爱，是广绣的代表。广绣的色彩十分丰富，主要分为以比较饱满的色彩为主调的“威彩”和以三间色为主调的“淡彩’两类，色彩根据刺绣品种而定。例如，刺绣喜帐用“威彩”，刺绣文房用品用“淡彩”。

代表人物

陈少芳，广东省番禺人。是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一级大师、中国刺绣研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版权局工艺品版权鉴定委员等。

主要艺术贡献：

在吸取传统广绣优秀技艺的基础上，给传统广绣技艺加入了众多现代绘画艺术元素，形成了现代广绣艺术的新风格，和自成一格的刺绣演绎方法。引领广绣技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广东省省志·丝绸志》称：广绣工艺美术大师陈少芳聚数十年广绣工艺的心血，成功创造了“陈氏广绣”独特的“丝线色彩构成法”，为广绣发展创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代表作品：

价值影响

广绣在造型、装饰方面，因精湛的技艺与异国审美结合，为广东工艺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中西融合、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绣品，这些艺术品在西方社会也掀起东方艺术风潮，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随着社会资讯日益发达，文化交流频仍，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文化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保护文化多样化的任务日益紧迫。通过梳理广绣的历史，剖析其文化特质，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广绣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其所积累的最为宝贵的遗产资源，以利于开展对广绣的保护工作，使其通过今人的创新运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6年，广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不少民间刺绣艺人重拾绣针，广绣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重要事件

1915年在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共和国博览会上，广绣艺人余德的《孔雀牡丹会景》获一等奖。1923年英国庆祝伦敦大铁桥通车，举办国际展览，余德作品《瑞狮》获二等奖。民国18年，在广州市举办的四川省、湖南省、苏州市、广州四地绣品展览竞赛上，广绣以余德绣制的《孔雀牡丹》、《番狮》，黄妹绣制的《雪地风景》等作品参展，获得好评，广绣作为“四大名绣”地位终于得以确立。通过这些国际国内的展览展示，广绣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广绣贸易保持昌盛。

发展现状

虽然作为传统特种手工艺，传统广绣业已基本消失，纯艺术作品已很少出现，但是广绣的品种更加多样化，已发展到刺绣、织锦、抽纱、机绣、绣衣、通锦绣、珠绣、手工编织等。其中珠绣是一种新兴而且很有发展前景的产品，随着电脑绣花的高科技工艺的迅速发展，许多过去完全靠妇女手工刺绣的工艺，逐渐被电脑机绣所取代，既摆脱了原来繁重的手工操作，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极大地提高了成品率和生产率，增加了花色品种，确保了质量。广州的广绣业界人士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迅速扩大品种，除了继续生产传统的产品外，还生产各种生纺画片、条屏、手绣或真丝生纺台布、广绣软缎披巾、化纤手绣或机绣男女衬衣等。另外还创造了许多大型龙凤图案作品、山水画面作品等。这些珠绣产品大多销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绣不仅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而且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佛山木版年画

禅城区木版年画因在广东省佛山市生产而得名，是华南地区年画产地的代表。佛山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永乐年间，以清代乾隆、嘉靖年间至抗日战争前为兴盛时期，逐步形成了与天津杨柳青镇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潍坊市年画、齐名的“四大木版年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佛山木版年画创作了一大批反应时代题材的年画，如《三面红旗》《妇女半边天》等，很受人们的欢迎。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过春节首选之物，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华人聚居地都有一定的影响。

佛山木版年画吸收了佛山市剪纸、铜凿金花、金漆木雕等传统工艺的精髓，以红、绿、黄、黑四色木版套印，使画面颜色亮丽，栩栩生辉。用工笔绘彩、勾金粉等技法，形象精细，线条粗犷简练，刚劲有力，构图饱满，富于装饰性，明显区别于其它地方的年画。佛山木版年画不仅寓意吉祥，也是由于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夏日日照时间长，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的原因，使用了佛山本地生产有“万年红”美称的大红、丹红作门画衬底，增添喜庆吉祥的气分。同时在人物盔甲、袍带上绘画金银图案纹样，使画面更加丰富，突出了佛山木版年画独有的艺术特色。在表现手法上，善于结合当地风俗民情；在线条处理、造型格调、设色技巧、题材选择上都具有广府文化的细腻艺术特征。

禅城区木版年画主要用于新年或岁时节令装点环境、渲染气氛、寄托人们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根据各省份地方的特点、习俗和人们的喜好被制成不同颜色、题材和类型的门画。民众则按大门、房门等不同地方而张贴不同类型题材的门画，抒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佛山木版年画包括门画（俗称门神）、神像画、灯画、榜边画以及民国初专销越南、柬埔寨等国俗称“安南画”的木版画等，以门神年画为最大宗。以题材划分，则有门画、神像画和岁时风俗画三种类型。佛山市木版年画的题材过去多是“神荼郁垒”、“秦叔保”、“尉迟敬德”、“福禄寿全”、“金钱童子”、“和合二仙”、“天姬送子”、“关羽”、“包拯”及其他神像、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内容广泛，产销盛极一时。以技艺可分为原画、木印、工印工笔三种。清末《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有专门生产门画、年画、神像的“门神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之一。

佛山年画受岭南传统文化影响，并迎合佛山人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以民间信仰神像画、岁时节令应景画、礼俗画居多，为百姓喜闻乐见。

佛山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仅剩冯氏一家，需要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让这一富有价值的年画制作工艺继续延续下去。佛山木版年画已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粤曲

粤曲是用广州市方言（粤语）演唱的汉族传统曲艺，是广东省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主要流行于广州方言区域，并流传到东南亚、北美等粤籍华侨及华人聚居的地区，凡粤方言区及有粤籍华侨聚居的世界各地均有粤曲的演唱。

粤曲起源于爱新觉罗·旻宁年间以清唱粤剧为业的八音班。同治初期，经失明女艺人“师娘”继承发展趋于成熟。民国以后，在茶楼歌台上逐渐出现了“女伶”演唱粤曲，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改假嗓为真嗓，粤曲进入了鼎盛时期。

粤剧在发展过程中善于吸收，兼融并蓄其他曲种的优秀基因，并不断丰富创新、拓宽唱腔音乐，形成丰富的粤曲音乐。粤剧的“梆、簧”，岭南本土的曲艺艺术龙舟、南音、粤讴、木鱼歌等，以及广东音乐均为粤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给养。伴奏乐器除高胡、扬琴、琵琶、月琴、唢呐外，还引入萨克斯、小提琴、电子琴等西洋乐器。粤曲的瑞安鼓词大多数是使用偶句，即一句上句接着一句下句，周而复始，组成一段或一首唱词。体裁属韵文体，唱词必须押韵，往往习惯一韵到底。主要格式有七字句、十字句、八字句、长句、自由句等。

粤剧音乐性强，注重唱功，不长念表，表演基本属于戏曲清唱范畴。主要有合尺、士工、乙反三种调式。唱腔分别有大喉、平喉、子喉三大类。“大喉”又称“霸腔”或“左撇”，它的唱腔高亢激越，威武雄壮，本属小武和武生的专用唱腔。“平喉”是小生的唱腔，一般男角都用此唱腔。“子喉”即花旦用假声来唱的唱腔，一般女角通用。粤曲演唱中要达到“字清腔纯、叮板准确、以情带声、问字取音，以字生腔”。

粤曲是广东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曲艺品种，其远播海内外，在世界华人中具有极强的文化凝聚力；粤剧艺人经常受邀到港澳、国外演出，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文化使者。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粤曲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生存空间大为萎缩，随着老一辈艺人逝去及隐退，粤曲从业者面临青黄不接，特别是粤曲创作者后继乏人的困境。亟需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来推广、传承粤曲文化。

岭南画派

岭南画派是由广东籍画家组成的一个地域画派，起源于二十世纪20年代。社会变革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与激烈性，使得这一画派一直在争议与批评声中成长和壮大，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的重要画派之一。该画派倡导艺术革命，主张建立现代国画，强调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中国画创新途径。在审美标准上，主张形神兼备、雅俗共赏，艺术手法上则采用兼工带写，彩墨并重的手法。岭南画派画家的作品大多以花鸟、山水画为创作题材，画面重色彩，用笔有张力是其主要的特色。

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画家高剑父（1879年－1951年）、陈韵（年1884－1948年）、高奇峰（年1889－1933年），被称为“岭南三杰”，是这个画派的开拓者和最重要的艺术家。高剑父、陈树人早年受业于岭南花鸟画名家居廉（1828年－1940年）门下，高奇峰则间接从其兄高剑父学习居派的绘画。光绪末年，岭南三杰先后东渡日本求学，在民主革命和追求时代变革的思潮冲击下，使岭南三杰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美术的近代化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初年，岭南三杰以在上海创办的《真相画报》为媒体，宣传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同时，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推介美术变革的新观念。他们尝试以调和中西画法的现实主义语言，反映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主题的实验精神，对中原地区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岭南三杰不仅是辛亥革命元老、岭南画派先驱，其中二高兄弟还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高氏兄弟即先后在广州设帐授徒，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分别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二十40年代后期，高剑父创办南中美术院，又出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所创办的春睡画院、美学馆对培养新型的美术家，扩大艺术革命观念的传播，推动新国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岭南画派之所以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与高氏兄弟在美术教育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岭南三杰”的后继者们，秉持着对革新中国画的坚定信念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继续推广岭南画派。包括居住在港澳地区和海外的岭南派第二代画家如赵少昂、司徒奇、杨善深等，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组织艺苑、画会，设帐授徒，把岭南画风传播到海外，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而国内的第二代画家，像关山月、黎雄才等这样的已经在艺术实践上有着丰富经验、生活实践中有了深厚积累的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其新的艺术探索。

第二代的岭南派大家在海内外的大批传人，仍在对中国画的不断革新创造，进行着各自的努力。在广东省画坛和中原地区港澳台地区，新一代岭南画人，仍秉承革命精神与艺术追求，通过“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实践，在始终保持并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为中国画的不断创新而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醒狮

醒狮，又名“瑞狮”，属中国狮舞中的南狮，源于汉代，由天宝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岭南地区。明代时，醒狮在广东出现，起源于南海区，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文化活动。醒狮流传于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东南亚各国华侨中间；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在佛山、遂溪县、广州市等县市。逢年过节，或有喜庆活动，必有醒狮助庆，长盛不衰，历代相传，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在广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寓意着如意吉祥，还是雄健、勇敢和力量的象征，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精神力量。

醒狮讲究技巧和武术功底，一般由两人或三人组成。其中一人舞狮头，一人舞狮尾，另一人舞大头佛，手执大葵扇作引导。后面还有锣鼓队配合，狮子的动作要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而舞出千姿百态。通过在地面或桩阵上腾、挪、闪、扑、回旋、飞跃等高难度动作演绎狮子喜、怒、哀、乐、动、静、惊、疑八态，表现狮子的威猛与刚劲。表演时，锣鼓擂响，舞狮人先打一阵南拳，这称为"开桩〞，然后由两人扮演一头狮子要舞，另一人头戴笑面“大头佛”，手执大葵扇引狮登场。舞狮人动作多以南拳马步为主，狮子动作有“睁眼”、“洗须”、“舔身”、“抖毛”等。主要技艺有“采青”、“高台饮水”、“狮子吐球”、“踩梅花桩”等。其中“采青”是醒狮的精髓，有起、承、转、合等过程，具戏剧性和故事性。

醒狮的内容为：醒狮对蝎子、唇足纲、毒蛇、蜘蛛、锯缘青蟹等邪毒物类（比喻为邪恶的事物）予以撕咬、吞食，以求达其驱邪镇恶之目的。由主家的狮班为应邀前来的各个狮班设下阵式，各狮班又按狮坛规矩以不同招式技艺破阵，表演时配有鼓乐、旌旗助阵。阵式有：梅花阵、七星阵、八卦阵、蟠龙阵等；表演醒狮的各类采青技艺，如采桥青、盘凳青、云梯青、三山青、楼台青、高杆青、八卦青、椰子青、野生灵芝青、捞月青等。亦有主家故设障碍，考验狮班的采青技艺。

醒狮表演套路丰富仪式感强充满戏剧性、趣味性和杂技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醒狮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了传承和创新醒狮文化，南海连续多年举办“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被业界誉为“永不落幕的狮艺盛宴”。醒狮之醒意为觉醒、振兴在历史的绵延中，醒狮的活力未曾消减，这里蕴藏着中原地区人生生不息的精气神

岭南园林

岭南园林是中国岭南地区风景园林的概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广义上讲，它泛指发生在岭南地区的风景园林营造活动及相关作品；狭义上讲，它代称在岭南地区营造的具有岭南文化与自然特色的风景园林。岭南园林萌芽于秦汉，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繁荣，至明清时，走向成熟，独树一帜。成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其它两派是江南园林、北方园林。岭南园林以珠江三角洲为主，逐渐影响到潮汕、福建省、海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台湾等地。一般都建成庭院的形式。建筑物通透开敞，以装饰的细木雕工和套色玻璃画。岭南园林的创作在不同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创新探索。广府岭南园林的风格和形式既有统一的传承，又在明清、清末民初、民国、新中国成立后4个历史阶段各具特色。

明清时期：岭南园林以私家庭园和书院居多。书院并非宅居，可理解为半公共建筑空间。宅居园林以现存的岭南四大名园（梁园、清晖园、东莞市可园博物馆、余荫山房）为代表，还有顺德祠堂书院、佛山祖庙、碧江金楼等。该时期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和情趣，水石庭园应运而生，书院、聂氏宗祠、私塾相伴，融生活、文教、游憩一体。其中书院和祠堂一体化，多采用中轴对称式。而宅园中的水池因空间受限，多采用紧凑的规则式水岸，并通过置石假山和叠水达到“咫尺山林”的意境。岭南园林丰富的造园工艺一直传承至今，如园林建筑采用砖木石结构，装饰泥塑、陶塑、灰塑“三塑”和木雕、石雕、砖雕“三雕”，采用陶砖、琉璃花樽、贝壳片窗、彩色满洲窗、蚝壳、青砖、镬耳墙、海棠花窗、铁艺等景观元素，以置石、塑石、叠石假山表达高山流水的意象。

清代末年时期：在清代末年，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文化的冲击日益强劲。广州市在此前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更早接触西方文化，西方的园林布局和建筑装饰逐渐融入到岭南园林建筑的设计中，如使用罗马式拱形门窗、巴洛克柱头、规整形式水池、铸铁花架、修剪型绿篱等，从记载对行商庭园代表作有“岭南园林之冠”美称的海山仙馆（潘家花园）的诗画中可管窥一斑。又如现存广府地区的骑楼街的设计结合了西方现代建筑和岭南气候，体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在该时期，现代建筑技术与适应本地湿热气候的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在装饰上赋予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细节，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该时期西风东渐，随着国内建筑造园教育的发展和有西方现代工程设计经验的设计师的参与，诞生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如现存东山区洋楼、中大校园建筑、佛山千里驹故居、开平立园等实例，集传统与西方的建筑和园林风格，以及岭南地域特色于一体。宅园建筑外观多采用岭南传统的建筑风格，内部结构为钢筋混凝土；装饰构件更多运用欧洲古典柱式和窗框，套色玻璃门窗，立面以红砖替代青砖，内部运用彩色水磨石、水泥砖、石膏线装饰。假山技术从叠石结构发展为框架贴石，使假山能砌得更高更大。传统文化和现代工程技术结合，既保留了中国园林的韵味，又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情调。

新中国成立后：该时期的岭南园林设计以服务人民群众为重，追求实用性，把岭南庭园布局与现代建筑相互融合，强调布局紧凑精致、空间开放通透，使园林既有传统内涵又有现代主义气质。建国初期设计的现代城市公园重视开放休闲空间设计，点缀亭台楼阁仿古建筑，包括广州荔湾湖、东山湖、广州市流花湖公园等。最具代表的当数一批园林式酒家，包括广州市北园、南园、泮溪、白天鹅宾馆故乡水、矿泉别墅等，其设计讲究建筑室内空间与室外园林空间的渗透融合，由风景园林师和建筑师共同创作完成。21世纪以来，各类园林博览会中的岭南展园体现着当代创作岭南园林的尝试和成果，包括粤晖园、穗华园、岭南园等。

广东省园林是岭南园林的主流，有顺德区清晖园、禅城区博物馆，番禺余荫山房和东莞可园四大古典名园。它主要以平地苑庭和雕塑为标志。广东园林的建筑，普遍柱子基础较高，屋面无坡或少坡，龙纹和海波脊饰明显，最大的特色还在于装饰的“三雕三塑”和壁画。大量使用花色玻璃也是广东古典园林的特色。广东四大名园都以山水的英石堆山和崖潭格局、建筑的缓顶宽檐和楼冷巷、装饰的三雕三塑、色彩的蓝绿黄对比色、桥的廊桥、植物四季繁花为特征。

岭南园林传统建筑艺术设计手法主要有：1、厅堂结合；2、厅亭结合；3、亭廊结合；4、亭结合。

粤菜

粤菜，以其清淡鲜美、精工细作的特色享誉海内外，五味调和间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和丰厚的人文底蕴，诠释着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食不厌精”“不时不食、不鲜不吃”“粗料精选、粗料精做”“药膳同源”等饮食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广东省开放的经济环境、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内外迁，粤菜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与广东这片热土一起兼容并包、积极进取、蓬勃发展。粤是广东的简称，粤菜的范围却大于广东。粤菜的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覆盖了岭南地区。岭南因高温多雨，植物种类繁多，且经冬不调。有长6000多干米的海岸线、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得天独厚的食材资源：热带、亚热带动植物，咸淡水域的鱼、虾、蟹、贝等。

早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商贸给岭南带来源源不断的国外食材。明末清初著名的广东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天下所有食货，粤东几尽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秦汉时期，中原汉族大批移民南下，带来先进的烹技艺，促成第一次汉越融合，粤菜由此开始。唐宋时期的广州，已经呈现“全民皆食”的景象：除了高档的酒楼、彩楼、高塔，还有适合老百姓的中小食店，做熟食沿街叫卖的流动小贩，中外小吃诸如波斯、阿拉伯人聚居地“番坊”的牛杂，佛教的罗汉斋，游牧民族的油饼、烤馕、油酥烧饼，北方的馄饨、面食、饼食等。使粤菜向多样化、高端精致化发展是清朝时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了沿海城市贸易港口，只保留广州市“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国经济的南大门，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合法的进出口贸易区，各地商贾的到来促进了粤菜的进一步发展。广州第一间茶楼一一三元楼，就诞生在十三行。三元楼有三层，装饰金碧辉煌，陈设典雅名贵，人们称之为“高楼馆”，中外商人在这里洽谈商务。十三行时代的高级粤菜宴席，盛酒盛菜的器皿都很讲究。宴席侧重于海味，如高级的鲍、参。鲍、参都是干品，需要提前泡发，耗时费力、制作烦琐，对厨艺要求也高；鲍、参的原材料都是舶来品：优良鲍鱼产于日本青森县，海参产于北海道。这也充分体现了广州市贸易的发达，粤菜已经率先国际化。

清末民初，粤菜博采中外之长，烹饪技艺多达20多种。广州包揽天下美食，茶楼酒家星罗棋布，有些名店重金聘请京师名厨，中国各派菜系都在广州设馆，潇湘名吃、四川小吃、金陵名菜、姑苏风味、扬州市小炒、京津包点、山西面食等。据统计，广州的招牌菜有贵联升的满汉全席、香糟鲈鱼球；无锡聚丰园饭店的醉蟹；南阳堂的什锦拼盘、一品锅；品容升的芝麻鸡；玉波楼的半斋炸锅巴；福来居的酥鲫鱼；万栈的挂炉鸭；文园的江南百花鸡；南园的红烧鲍片；西园的鼎湖上素；六国的太爷鸡，愉园的玻璃虾仁，新来远的鱼云；金陵的片皮鸭，冠珍的清汤鱼肚，陶陶居的炒蟹；金丝雀猪蹄；宁昌的盐焗鸡；利口福的清蒸海鲜等。

清末民初，粤菜达到一个鼎盛期。最有名的有两个代表家族：一个是谭家菜，一个是太史姓菜。这两个家族都诞生于广东省南海。谭家菜北迁之后，融合各菜系而成为顶级官府菜；而太史菜恪守粤菜特点并发扬光大，成为羊城食坛第一家。太史菜由南海绅士江孔殷所创，他是羊城食坛的首席美食家，是“食在广州”的标志性人物。其中太史菜主要包括太史豆腐、虾子柚皮、玻璃大虾球、冬瓜蟹钳、炒肚尖及生炒牛肉饭等；吃过谭家菜的张大千评价：“谭家菜的红烧鲍脯、白切油鸡为中国美食中之极品。”民国以后，粤菜向北发展，并在上海以海派粤菜赢得“国菜”的称号。1983年，广州出现第一家个体户餐厅--胜记，到20世纪90年代，胜记已发展壮大，回顾40多年的历史，胜记是粤菜在改革开放中从得风气之先到领风气之先的一个缩影。广府人喜爱饮茶，俗称“一盅两件”，应属于整个广府民系的生活习俗标记，颇具独特性。“两件”是指：虾饺、惠来肠粉、烧麦、艾角、风爪、叉烧包牛肉丸、蛋挞、煎饺、马拉糕、萝下糕、春卷、咸水角、芋角糯米鸡、裹蒸粽、蒸排骨、蒸猪肚、牛百叶等统称为“点心”的食物。

粤菜以选料广杂精细、工艺博采中外、风味崇尚清鲜而独树一帜。粤菜分三大流派：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这是由岭南三大方言民系形成的。广府民系讲粤语，分布于珠江三角洲。

粤菜在口味上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具体概括，就是“清、鲜、爽、滑、嫩”，尤其突出“鲜”字。这是因为，岭南地处亚热带和热带，全年高温多雨，年平均气温大于20℃，炎热潮湿的气候导致食物容易变质腐败，所以与其他菜系相比，粤菜更加强调食材的新鲜。

粤菜典型的菜肴：深井烧鹅、白切鸡、叉烧、老火靓汤、炖品、蒸鱼、顺德小炒、干炒牛河、云吞面、惠来肠粉、双皮奶、姜汁撞奶等。

“鼎湖上素”是由香菇、蘑菇、草菇、银耳、胶韧革菌、金耳、桂花耳、竹荪、鲜莲子、白菌、银针、笋肉等为原料，创制了一道新的精品斋菜。

脆皮烧鹅是广东烧腊行当的主菜，既可作缝席的美撰，又可作快餐的美食，深得广东人喜爱。

大良炒牛奶：把液态的牛奶翻炒至凝固，上面还镶嵌着蟹肉、虾仁、鸡肝、橄榄仁和火腿蓉等食材。

粤菜的中心一直是广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发展，粤菜形成了多元化、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局面。粤菜区系内，被誉为“美食天堂”的，除了老牌地标广州、香港之外，还有新出炉的顺德、澳门。2014年12月佛山市顺德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2019年8月，澳门又获得同等殊荣。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展示粤菜的美食文化带。

镬耳屋

镬耳屋，又称为锅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其建筑墙体的两边筑有像镬耳一样的封火墙，故名为镬耳屋。主要分布在大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地区。作为广府民居建筑风格的主要代表，除了一般的砖木结构，还有部分镬耳屋用蚝壳来代替青砖，如海珠区的黄埔古港和小洲村、番禺区的古村落、佛山顺德的古村落就是用壳砌墙的。镬，在古代指的是一种大铁锅。 “镬耳屋”因其侧面的山墙形状酷似镬耳（即锅耳），故称“镬耳屋”。

镬耳屋源起至今无明确的定论。传说明朝时珠江三角洲一带出过一位名叫梁储的帝师，他告老还乡时，皇帝问老师有何要求，梁储奏请皇上准其在家乡建一间仿照皇家建筑式样的房子，用于怀念皇上。鉴于梁储曾为父亲和自已担任过老师，更是无私的忠臣，皇帝准了梁储的奏请。梁太师于是在家乡建造了这种略似皇宫但又具岭南民居特色的镬耳大屋。这种古建筑的镬耳确实颇像明朝文官的官帽，因而存载着明代的建筑印记与文化信息。

镬耳墙的形状，据说是仿自古代官员的官帽，最大的建筑特点是瓦顶上建造的龙船脊。 “镬耳屋”一般用砖木做建材，青砖（麻石）砌墙，阶砖铺地，红、白石板铺天井。从正面看两边高耸的墙体呈镬耳形，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凸”字，屋两边的镬耳，其结构从檐口至顶端用两排瓦筒压顶并用灰塑封固，处理收口的工艺，是整座建筑工程难度最高，造价最贵的地方。建筑两侧高耸的镬耳墙不仅可以抵挡风雨来袭，顺势让风流入门窗，使室内在炎热的夏天能达到降温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防火隔热。镬耳屋门前的石柱上一般都刻有花草和人物，内壁上则绘有一些彩画。

因为岭南地区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多雨，故镬耳屋的入口通常设置在侧面，既能抵挡风雨又可以让空气流通，而天井两侧的房屋都会打通，檐廊相间，虚实相生。内部结构则是根据北方合院演变而来的“三间两廊”格式，“三间”是指内部一排的三间房屋格局，“两廊”则是指天井两旁的房屋格局。其中内部三间房屋的两边房是卧室，中间的位置则是厅堂，厅堂前的天井两旁的房屋则一般用作厨房或杂物间。

镬耳屋正是岭南地区传统地域文化的历史遗留珍宝，其建筑并不是单纯的简单物理空间建造，而是包含了广府文化独有的价值内涵，镬耳屋的文化蕴含着：身份、地位、希望和建筑者的思想。只有当时的官员和身份高贵的人家才可以住镬耳屋；镬耳屋的建筑群以青石板铺路，层递而上，意为“步步高升，青云直上”，表达了前人对后辈的期望，同时也体现了建造者的思想，例如佛山三水的大旗头古村落，文房四宝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对祖先敬拜的具体表达和对后代子孙耕读传家、光宗耀祖的勉励。

镬耳屋典例的代表有：

1、大旗头村古建筑群：位于三水区乐平镇，为清代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于光绪年间所建，是粤中地区镬耳屋建筑群规模最大的古村，总占地面积52000 平方米，其中古建筑群占地14000 平方米，该村 200 多座镬耳屋呈梳式布局，坐西向东，连片而立，五座聂氏宗祠和家庙在前列，府第、民居、罗定文塔、晒坪、广场和池塘兼备，内部布局为广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式结构，外部则是硬山顶镬耳式封火山墙。百年古榕旁建的笔形文塔与塔下方石对面是一大片池塘与晒坪，这四个元素共同组成了寓意“文房四宝”的巧妙景观。现存祠堂、府第建筑５座以及民居 40多间。大旗头村古建筑群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建筑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学者用作我国古代农业聚落文化和广东文化地理实例研究的重要地区。 2002 年广东省政府公布大旗头村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又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为首批 12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2004 年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第一村。

2、花都区资政大夫祠：资政大夫祠建筑群（资政大夫祠、南山书院、亨之徐公祠、水仙古庙），是徐氏家族为炫耀皇恩而在清代同治二年（1863 年—1865年）建造的，是目前广州地区建筑规模最大的聂氏宗祠。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坐南朝北，门前有开阔的广场，荷塘后有庭院和观鱼池，总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采用抬梁柱式建筑结构，硬山式封火山墙（俗称“镬耳”）。总体结构是以“三列三进六廊”进行布设，有青云巷相隔在每座单体建筑之间，纵深 80米。主体建筑占0.6万平方米共有大小12座建筑，整体布局严谨，纵横规整，气势雄伟，厅堂轩昂，庭院幽雅，古树参天，皇帝圣旨高悬牌坊之上。厅堂内外砖、石雕、木雕、灰塑、陶塑、壁画活灵活现，是典型的广东民间梁家祠式艺术建筑。1999 年资政大夫祠建筑群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批准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增城区坑贝古村落：坑贝村建成至今已有780多年的历史，是南宋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崔与之的故乡。村内至今仍保存着大型且完整的镬耳屋建筑群，整体布局保存较为完好，且具有岭南民居与客家民居相结合的古建筑群，于2000年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镬耳屋的价值：相较于城市飞速蓬勃的发展，传统建筑则是历史留下的一种资源，在历史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传统建筑是建造者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与人类文明相结合作出的无数次独特选择而最终形成的，是每座城市独有的“生命印记”。正是这些代表着地域性文化的古建筑才能使人们区分不同城市的文明。城市改造使得传统建筑逐渐被统一的现代建筑取代。这些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是珍贵的文化财富，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值得学习借鉴。在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提升科技与技术的发展，也要吸收古老建筑中有价值的部分，走出中国特色建筑之路，让中国古建筑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广府文化研究的新态势

广府文化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南越国时期，关于广府文化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则可以追溯到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总体来看，自东汉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广府文化研究比较零散，真正有系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库》；二是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三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四是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大典》。其中《岭南文库》已出100多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已出200多种，《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已出50种。这三大丛书虽然包含了一些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研究方面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还是广府文化研究。而《广州大典》已出520册，收录文献多达4064种。这4064种文献的绝大多数，即属于广府文化的范围。至于省内外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广府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是很可观的。在岭南三大地域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广府文化的研究成果是最为丰富的。

以上这些成果主要还是属于整理、普及和简要描述性质的。其主要不足是缺乏较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必要的学术参照，未能把广府文化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未能把广府文化和中国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基本上是站在岭南说岭南，站在广府说广府。由于未能通过比较来认识、阐述和揭示广府文化的本质、特点、意义和局限，未能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纵横坐标轴上对其做一个客观的、合理的定位与价值判断，因此这些著作的学术影响就相对有限。这种研究可以称为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

21世纪以来，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开始出现某些转型。其主要表现就是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认识广府文化；二是从新学科及新方法的角度认识广府文化；三是把广府文化同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例如孙立编写的《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2003版）、刘正刚编写的《清代以来广东文化在内地传播探析》（2004版）、许桂香与司徒尚纪编写的《岭南服饰历史变迁与地理环境关系分析》（2007版）、刘庆华编写的《广东省贬文人的时空考察》（2009版）、耿淑艳编写的《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旅程》（2011版）和曾大兴编写的《从文化要素的地理分布看广东在全国的文化地位》（2012版）、《岭南诗歌的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2012版）、《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粤讴〉》（2015版），还有赵淑红编写的《澳门近代折衷风格建筑地域特质研究》（2013版）、马达编写的《人文地理学视域下沙湾镇何氏家族广东音乐风格形成之研究》（2015）等论文，以及程美宝编写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省文化”观的形成》（2006版）、纪德君编写的《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2014）等著作，这些论著虽然不全是讨论广府文化，但其重点在广府文化。由于这些论著均能从新的视野、新的角度乃至新的学科审视与阐释广府文化，能够在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广府文化的特点、意义与生命力，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

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多是广东本地学者所写，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多是外地学者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省的学者所写。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有其局限，但也有其优势。由于本地学者长期受到广府文化的滋养，对广府的语言、民俗、生活方式、艺术样态与文化传统等都非常熟悉，因此可以深入到广府文化的内部，体察到广府文化的细节，感受到广府文化的神韵。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板。由于外地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对广府文化的体验不够深入和细致，尤其是在语言、民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存在理性大于感性的问题。学术研究应该是在丰富、细腻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因此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互有短长。

2012年7月和2015年7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规划办先后批准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和广州市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该基地的宗旨，就是凝聚广东本土学者、外地学者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共同从事广府文化的研究，“掌握广府文化的本质，还原广府文化的真相，挖掘广府文化的内涵，提炼广府文化的品质，阐述广府文化的意义，提升广府文化的形象，传播广府文化的价值，为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优质信息、理论支撑和智慧支持”。

广东本地学者与外地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田野调查，经常开展学术研讨，相互学习，相互取资，在广府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建立“广府文化研究网站”，编《广府文化研究论著索引》，举办“广府文化论坛”，编辑出版《广府文化》年刊，以及《广府文化研究论丛》、《广府文化文献资料丛书》和《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系列》三种丛书，在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广府文化研究的新态势。事实证明，只有本地学者与外地迁入的学者密切配合，传统研究与新型研究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推动广府文化的研究走向系统性和深入性，真正为弘扬广府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