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
道教文化是以道教义理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上古时期的崇敬自然与鬼神，发展于东汉，兴盛于唐宋，于清代衰落。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为“虚无”“自然”“纯粹”“朴素”“恬淡”“平易”“清静”“无为”“柔弱”“不争”等特征。其主要内容包括道教神学、道教伦理、道教哲学、道教金丹术、道教医学、道教文艺、风水文化等。
道教文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化学、武术、天文学、地理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民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发展历史
道教的思想起源，最早可追溯于上古时期的崇敬自然与鬼神，从最早的人神沟通的占卜等多种方术，逐渐演变成殷周时期的祭祀上天和祖先。鬼神崇敬早在原始社会甚至之前的洪荒时期便已存在。中国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中原地区的先民们除认为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敬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的敬仰。各种丧葬礼仪和祭鬼、驱鬼仪式随之逐渐形成。《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至商朝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敬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敬也逐渐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敬，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
随着中原地区周代鬼神崇信进一步发展，所敬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并把崇敬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尊祖。到春秋战国时期，上古宗教经历了显著的理性化演变，与社会文化知识的分化相结合。到了中国的汉代，社会因为战乱连年与秦朝统治的崩溃导致对宗教产生急迫的需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需要一种适应国情的宗教出世为百姓解决痛苦的根源、战祸的伤痛。综合传统的鬼神崇敬、神仙追慕、阴阳术数等终于与汉代所崇尚黄老的思潮逐渐融合，道教教派也于此时应运而生。
东刘保时，张道陵学道于蜀郡鹤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市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发展为道教正宗正一派。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晋朝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唐宋时期为道教的兴盛时期，内丹之学始露于世。元明期间，全真教出现。清代以后，道教开始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政府新的宗教政策的推出，道教组织得到一定发展。目前，道教组织有中国道教协会、省一级地方道教协会、地区（市）一级地方道教协会。
文化特征
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为“虚无”“自然”“纯粹”“朴素”“恬淡”“平易”“清静”“无为”“柔弱”“不争”等几大特征。
文化内涵
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道家的思想体系虽然以“道”为最高的信仰，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精神是“自然”两字。道家哲学是一种以“自然之道”贯穿始终的思想体系，体现了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
神仙信仰的宗教观
神仙信仰是道教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的核心信仰和文化主线，也是道教最有特点、最具活力的传统内容。道教的神仙体系兼容并包，应有尽有。道教的“神”和“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神仙信仰是道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道家与儒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认为，天是自然，而人是从属于自然的一部分。道家、道教“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命贵生的生命观
重命贵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还提出“生道合一”的思想和身心并重的养生文化，认为人们生命修炼的过程实际是一种尊道、行道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生道合一，身性双修。这不仅能延长生命，而且还能提升人生的价值和境界。道教的生命观所蕴含的丰富的生命智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对于启迪人们尊重生命、关爱人生、追求现世的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善恶报应的道德观
为了满足自身宗教和社会的需要，道教的教义将人的生死与善恶问题联系起来，约束信徒的思想行为，于是善恶报应观念成为道教教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认为行善对于道教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地位比其他修道方式还要重要。
柔弱不争的处世观
柔弱不争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所倡导的基本思想，其“不争”的思想通常通过对“水”的比喻来表达，提出“上善若水”的思想。 道家主张的“不争”非真正的“不争”，也非追求柔弱本身，而是以“柔弱胜刚强”。
见素抱朴的审美观
见素抱朴是道家、道教的主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要求人们抱守事物本真，不为私欲所疑惑，不为世事所困扰，回复到纯真的本性，美就蕴于其中。从审美的角度看，即不主张追求华丽的外在美，而是追求事物原始状态和本质特征的内在美。
无为而冶的政治观
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老子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指什么事都不做就什么都得到。老子的意思是希望统治者要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闲适和自由，让社会有更多的安宁和和平。”无为“即不妄为，不胡作非为。道家的政治主张把“无为”作为“无不为”“无不治”的前提和条件，作为治政“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方法和手段。
男女平等的婚姻观
从中原地区尊重妇女地位的历史来看，道教对妇女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非常独特。在道教的神仙理想中，女仙具有与男仙相同或相近的地位，道姑可以与道士一样直接成为神仙。道教的婚姻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理念。《太平经》认为，“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也。”即做妻子如同做官，应当享受“俸禄”。男女之间一旦婚姻关系成立，夫妻双方就应当共同生产劳作，共同创造家庭的美好生活。“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并立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力，而因得衣食之。”不仅如此，这种共同的生产劳作，还是巩固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夫人各衣食其力，则令妇人无两心，则其意专作事，不复狐疑也。”这种强调在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夫妻平等观念，已经出现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道教经典中。
文化内容
道教神学
道教文化的核心是道教神仙信仰。道教是一个成熟的宗教，有自己的神学理论体系，它把人可以通过努力追求而成为长生不死、功能广大的神仙作为吸引人们进行追求的宗教信仰目标。道教所阐发的神学理论核心是神仙信仰，其产生之初便确立了其神仙信仰，同时还从中国古代哲学、原始宗教及中国古人的养生锻炼等行为中吸取了许多成分，用来组建其有关神仙信仰的理论和行为体系，奠定了道教神学发展的基础。在神仙信仰的吸引之下，道教徒进行了各种吸收、创建文化的活动，营造出一个庞杂的道教文化体系。
道教所信奉和尊崇的诸神有三个来源：养生、历史人物和民间。被道教从民间流传中直接摄取过来的神祇，都是和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有“本命元君’，婚有“月姥”，生儿育女有“娘娘”，喜庆有“喜神”，发财有“财神”，福、寿、禄有福寿禄诸“星”，功名有“张亚子”，病有“瘟神”，医有“药王”，死有“阎罗”，墓有“后土娘娘’，家有“司命帝君”，门有“门神”，城有“城隍”，地有“土地”，天有“玉皇大帝”，山有“东岳”，海有“龙王”，年有“太岁”，月、日、时有“功曹”，等等。在中国，没有比道教诸神同民众关系更密切，更亲近的神灵。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诸神是民众日常生活内容的真实象征和体现。
道教伦理
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通过其教规、戒律得以反映。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吸收了道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儒、释两家的道德观念，内容繁多复杂。其中儒家以忠孝为主轴的三纲五常思想对道教伦理观念影响显著。道教与儒家不同，其伦理道德主要靠神灵的威力来贯彻。道教一方面用长生成仙的美好幻想来引导人们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赏善罚恶的神灵威力来迫使人们遵守伦理道德。正面引导与反面恐吓相结合，使其道德伦理准则，在社会上发生更大影响。道教还通过劝善书，使其伦理道德思想更集中、更系统化和更通俗化。
道教哲学
道教哲学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其教义服务，对道教教义进行哲学论证。道教哲学的初始思想素材源于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道教利用了大量道家哲学的理性论证，使道教思想中包含世界观、认识论、伦理学、人生论等构成道教哲学的基本范围和成分的哲学内容。道教哲学的中心范畴的是神仙不死之"道"，神仙存在和人能成仙不死是其基本命题，论证人有无成仙的内在根据、人通过何种途径成仙是其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道教金丹术
金丹术包括外丹和内丹，是道教的一项重要方术。外丹即炼丹术，也称外丹黄白术，其用朱砂、铅、汞、硫为主要原料与其他药物相配合，放置在炼丹的炉鼎中，使用"飞""抽""伏""封""淋"等手段进行烧炼，以求制得仙丹妙药，能使人服用后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历来道士都投入毕生心力加以炼制仙丹，并在炼丹过程中，意外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外丹术的逐渐衰落后，炼养人体精、气、神的内丹术兴起。内丹术继承综合了服气、胎息、守一、存思等功法，对后来的气功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教医学
道教创兴指示就把医术作为其传道济世的工具。随着魏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道教进一步把医药视为其追求和达到长生的必要辅助手段和必备知识。道教医学以"道法自然"的思想为理论指导，经过发展，形成了道教特色的人体医学思想。道教医学家经过长期济世行医的医疗实践活动，积累了医疗经验，发明创新了诸多道教医学养生功法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如房中术、服食、辟榖等。
道教文艺
道教文学艺术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长生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题材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道教文学艺术扩大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和提高了道教的宗教素质，同时，道教的神仙信仰也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些道经本身属于文学作品，道教中的音乐、宫观建筑、神仙图像等，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以道教和神仙为内容的作品数量众多，从中也可以看出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
道教诗是反映道教生活、表现神仙理想或借助道教神仙意向来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歌作品。道教诗发端甚早，在东汉的《太平经》中，便可略见端倪。该书卷三十八载有一篇九十三字的《师策文》，已注意用韵，似为七言诗的雏形。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体裁。《参同契》的文体虽然不纯，但运用诗歌形式以论炼丹的特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东汉以降，道教组织逐步壮大，道教诗也随之增加和日趋成熟。魏晋南北朝间，不仅在道门中秘传著炼丹诗、咒语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著游仙诗。唐宋以后，反映道教生活和追求成仙的诗歌日益繁荣起来。一方面是道人们热心于诗歌创作，如著名道士吕洞宾、施肩吾等结合山水名胜的描写，表现自己对道教宗旨的见解和神仙信念，通过修道方法的描述，以昭示道教教义的深奥哲理。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在受到道风濡染或者观察体验了道教生活之后，也创作了一些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到盛唐诗人孟浩然、李白，从北宋西昆派代表杨大年、张咏到南宋诗人杨万里，都有吟咏道事、游仙畅玄的诗作行世。在这些诗人中，有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与道教的神仙理想合拍，有的虽然并不那么虔诚相信道教，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又往往表现出追求道教神仙的意境。道教诗因其内容独特，表现手法多彩多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教戒律
道教主要戒律有想尔九戒；五戒；十戒；碧玉真宫大戒规；孚佑帝君十戒；智慧上品大戒；智慧闭塞六情上品戒；智慧度生上品大戒；三洞众戒文；三坛大戒及崇百药、说百病等等。
道教的戒律是道教教义的派生物，也是一种文化，并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而趋于齐备和完善。东汉末年，道教刚刚形成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道戒条文出现，只有一些口口相传的禁令。大概规定哪些事情是能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道教徒不能不孝、贪婪、好色等。这样的禁令说明早期道教对其教徒言语行为规范已经有一些基本要求。随着道教的发展壮大，其组织越来越正规，教徒也越来越多，其戒律的条款也逐渐丰富起来。如五斗米道就规定了“三行九条”。尽管该戒律内容十分简练，但已经有相当的系统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灵宝和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创制了“五戒”、“猪八戒”、“十三禁戒”和一些如“女青鬼律”、“玄都律文”的律文。唐朝的道教戒律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唐代完备戒律就有16种之多。宋代的《云笈七签》、《要修科仪戒律钞》等道教经籍中也记载了诸如“老君二十七戒”、“老君三十六戒”和“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后来形成的戒律。明朝时，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写下了《道门十规》，是流传至今的涉及道教教徒生活各个方面的最为完备的成文规戒。从没有成文规定到完备的戒律典籍的出现，说明道教戒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 现存的道教戒律主要是正一派和全真派流传下来的戒律。
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是中原地区古老的文化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建筑是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它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其建筑设计也体现了风水理念和原则。
从本质上看，风水文化和道教文化是两码事情，风水立足于世俗社会的生存需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环境；而道教立足于超世俗的“仙界”和“仙境”，追求一种精神世界中的理想环境。但是，二者从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环境的追求，又使二者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九星、气论等思想，风水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理想环境模式中的四灵兽与道教中四个方位的守护神关系密切，道教中的符录、斋醮、咒语等术语也同样流行于风水中。道教经典《道藏》中收录有如《宅经》这样的风水著作，道教丛书中也有关于风水师“相地”的记载，而许多道士同时也是民间的风水师。正因为风水文化与道教文化之间有诸多联系，道教建筑除了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外，还包含了大量的风水理念和原则。风水理念和原则在道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始终都影响着道教建筑。东汉末年道教成立之初，便有“治”的修道场所的设立，三国时期有“二十四治”“二十八治”的空间概念，道教早期的“治”已经有了风水文化的蕴涵。如《云笈七签》中收录有“二十四治”的首治“阳平治”的资料，“治在昌郡彭洲九陇县，去成都市一百宗教文化八十里，道由罗江水两岐山入水路四十里。治道东有龙把守，神水二柏生其上；西南有泉，决水东归”。在资料中，作者记载了治所的路、门、泉、交通、方位等事项，这些关于治所山川形势、水流、方位等地理环境的描述也正是风水文化所看重的。资料中关于道教早期治所地理形势的提示性描述，说明在道教初创时期设立修道场所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了道士、香客和游客的出行方便、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有利于传道布教等因素，而且运用了风水文化中的“系统性原则”。所谓“系统性原则，即综合考虑地处中心、交通便利、地域、资源、地质条件等客观环境因素”。
道教建筑是道教文化的深刻反映，是道教思想和信仰体系的生动体现，其建筑设计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道教建筑白道教成立以来就受到风水文化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打上了风水文化的烙印。加强对道教建筑和风水文化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道教典籍
道教以黄帝之《黄帝阴符经》。老子之《道德经》，庄子之《庄子》，及《黄庭经》（金阙后圣君著），与《文始经》（关尹子作）为五大经。而此五大经中，又以道德经为道家崇奉思想之中心，与必修之经典。
*备注：以上为道教文化的部分主要内容
文化影响
道教文化在中原地区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化学、武术、天文学、地理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民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学术思想
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朝的成玄英等，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等，明代的张宇初等，当代的陈撄宁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譬如被称为儒学发展最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即是儒学家吸收了道佛二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诉”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黄帝阴符经》也作过考订。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是道、儒、释三家思想的结晶。所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很难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文学艺术
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作品，充满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之中。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是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种诗歌，以郭璞为著名的代表，在《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之一，以后不断有人为之。唐朝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在宋代词作当中，反映道教活动题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不少规定作词体制的词牌，其得名即来源于道教的有关神仙故事。例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因《列仙传》萧史与秦穆公女弄玉吹箫引凤故事而得名。在元代戏曲当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戏曲特别突出，文学史家称之为“道剧”。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分元曲为十二种，“神仙道化戏”为其中之一，专门演述神仙度化和飞升的故事。明代的神魔小说中，属于道教神仙人物故事的也不少。除散见于“三言两拍”中的若干短篇之外，还有长篇以道士陆西星所作《封神演义》(一说为许仲琳所作)。道教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题材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文体上。如《步虚词》这种文体的来源，据《异苑》的记载，是曹植曹植游山，忽闻空中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文学家和道教学者又根据步虚声，进而作《步虚词》。唐吴兢《乐府古题解》谓：“《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道士斋醮赞颂时，常以道家法曲腔调，讽颂步虚词。还有一种文体叫“青词”，亦称“绿章”，这种文体为道教举行斋醮时，呈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青风藤纸书朱字，故谓之“青词”。明代道教盛行，道士写青词，文人也写，明世宗时大臣词臣争以青词邀宠，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都先后以青词得宠，卒至入阁，时有“青词宰相”之讥。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精神，均有重要影响。例如，道教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倾向就有重大影响，为传统艺术提供了精神源泉。
音乐艺术
道教与中国音乐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俗音乐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融合，从而在中国乐坛上独树一帜。著名的《二泉映月》，就是无锡道士阿炳（阿炳）创作的。当代中国非常出名的纳西洞经音乐也是道教音乐。道教音乐艺术是中原地区传统音乐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成分，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照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融合与提炼。
书法艺术
从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道教认为，其神圣的经书，原本是宇宙形成过程中自然凝结而成的天书，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巨大的能量，由天上神仙摹写之后，才传到人间的。道教对本教神圣的经书极为重视，更由于道教经书的神圣性，故抄写经书对书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而对书法要求与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道教的文字要求与文字观，以及在此文字观影响下进行的写经活动，也对中原地区历代文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书法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根据近代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的考证，南梁的王、郁，北朝的崔、卢等以书法闻名的大家族都是奉道世家。道教文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绘画艺术
中国历代善于绘画的道士很多，如唐朝的张素卿、元代的黄公望、张雨、倪瓒等，均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中国的历代绘画名家，根据道教题材，创作了许多名画。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绘有《列仙图》《洛神赋十三行》等。唐代著名画家如阎立本曾绘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二十幅道画。吴道子绘有《天尊像》《列圣朝天图》等。赵恒崇道，为营造玉清昭兴宫，征天下画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为首，作壁画饰于宫观中。现存武宗元的传世之作《朝元仙杖图》，即为壁画的底本。道教的造像艺术也很出名，道教造像艺术大约起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已达很高的水平。现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市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龙山石窟神仙塑像、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等，均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雕塑。
建筑艺术
道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嵩山中岳庙，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当山宫观建筑群，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道教宫观是祀神、修道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往往引水入观，绕其屋舍，许多宫观建筑的前后都有桥。除了有助于营造道观殿宇的庄严气氛外，桥在道教文化中还有改善风水的作用，在民间，桥常被道教的阴阳术士用来作为趋吉避凶的一种工具，从而蒙上神秘色彩。道教文化对桥的直接影响还反映在古桥建筑装饰方面，桥栏板上的饰刻图案，往往反映道教学说和崇拜神灵的寓意，在石桥的构件上雕凿道教文化的标志图案如“太极阴阳图”“八卦图”“暗八仙”等，带有镇桥的寓意。道教开放兼容的心态，使体现道教文化的图案在古桥建筑中的运用屡见不鲜，在桥顶的定心板上经常浮雕“束带笛”等图案，在桥底拱券的龙门石上经常以浅浮雕的形式制成阴阳八卦图。如德清县德武桥桥中央面石上刻有阴阳八卦图，桥栏板上则刻有“八仙过海”的形象，等等。这种道教文化的装饰反映了造桥者的精神祈望。古代石桥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之一，集中体现了一个时期桥梁科技、桥梁美学、桥梁艺术和民俗风情的面貌。无论是石拱桥还是石梁桥，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建筑技术，更大层面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中道教文化对中国古桥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技术
道教为了实现其长生成仙的理想，从其开创时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试图通过各种方术，来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这客观上在中原地区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丹鼎派的道士们，为了炼制出长生不死之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丹术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种炼丹术的发展，为近代实验化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它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前驱。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为中国古代化学、气功学、养生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晋朝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关于物种变化的一些论述，还具体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对化学和生物学都是很重要的贡献。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医学专著。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在医学、药物学方面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道教的养生术与预防医学紧密结合，作为却病延年的重要手段，在道书中的论述颇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导引、行气、服食、房中、按摩、居处、养性等等许多方面。道教的内丹修炼方术，专讲人体内精、气、神的修炼方法，在宋、元时期，这种方术特别盛行，名家辈出，论著甚多，为中国气功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医医学
道教重视人的生命，追求长生不老，特别关注生命的养护和疾病的防治。中国有“十道九医”的说法。许多知名道士都是医学名家。历代知名道士在继承中原地区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并形成了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教医学流派。中国历史上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南梁的陶弘景和唐朝的孙思邈等。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又作《肘后备急方》3卷，全是验方，药物均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诊治各种急病的方剂都很齐备，在该书中载有以龙蒿治愈疟疾的方子。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青蒿素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800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对前书做了全面的补充。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要方》，孙思邈对今天中国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积极的影响。
政治方面
道教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中原地区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道教长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参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位出谋划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利用道教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
民族心理和性格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得道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人生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传统，中国历史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道，自觉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恬淡素朴的生活，安贫乐道，刻苦磨炼，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这种传统，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形式，长期传播于社会，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
民族凝聚力
中国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思想的渊源，和道家与道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道家讲历史是从黄帝讲起，明确以黄帝为“道家之宗”，道教典籍中有关黄帝的记载繁多。中国人都以自己同是黄帝子孙而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并持续显示着它的生命力。
思想观念
道教经典《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一句口号：“仙道贵生，无量度人。”要求道教信徒不仅要“度己”，而且要担负起“度人”的社会责任。度人的方式很多，如以我之德行去感化他人，以我之能力去辅助叙述他人，以我之学识去教导他人，以我之宗教修持为大众服务等。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道教本身是“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它不但高扬“出世”的精神,要求道教徒们“度己”,而且也以“入世”的情怀要求道教徒们“度人”。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就是要养我德行、扬我薄力、济世利人,促进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和任劳任怨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
道教所主张的人生，是一种艺术般的人生。道教引导人们放眼于广阔无垠的天地自然和历史长河之中，从一时一事的是非、得失、荣辱中超脱出来。要求人们有一种清静恬淡的心态，淡泊名利，随遇而安，流逝了的不去强求，来到了的也不躲避，不因丰厚的物质生活而欢悦，也不因贫贱简陋的处境而忧虑，不为个人的私欲而心神不安，不因为个人的不遇而情绪波动、怨天尤人，始终如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道教的这种思想能够引导人们冷静地面对曲折的人生，勇敢地承受无法避免的挫折和磨难，从而保持心理的平衡，确立健康的人格。
行为理念
道教文化主张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之道。社会上持续不衰的气功热就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期望。道教有完整系统的养生思想，有各种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值得现代人认真挖掘。道教基于形神统一的生命观，提出性命双修的养生原则。性指心性，命指身体。性命双修就是既要通过身体锻炼优化人的生理功能，又要通过心性修养净化人的灵魂。道教的养生学是整个人生修养方法，借这个方法去达到“天人合一”“道我一体”的人生最高境界。道教性命双修的养生方法对于现代人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极大的借鉴价值。道教的命功涵盖了当今社会上流行的气功的绝大部分功法。道教的性功即心理控制方法，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心理疗法。当今商品化社会，竞争激烈，令人心理紧张，情绪焦虑，心理病人数量逐渐增加。学习借鉴道教的心理控制方法，可以缓解个人的焦虑情绪，减轻心理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道教坚持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抱朴守真即固守人的纯朴自然的本性，反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抱朴守真意味著诚实不欺，敢讲真话，不媚上，不谄下，不弄虚作假；意味著坚守节操，不随波逐流，不朝秦暮楚；意味著以诚待人，不矫揉造作，不口是心非。可见，抱朴守真是人的多种美德的汇合处。只有抱朴守真，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各种人为的障碍，形成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环境；才能更好地表现和发挥人的价值，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只有抱朴守真，才能获得恬静旷达的心境，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
行为原则
道教文化的行为原则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即审时度势，顺应事物发展的本性，不强作妄为。每一个人，从领导者到普通老百姓，只有当行为顺应时势，顺应民心，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是蛮干和盲动，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会失败。道教顺应自然的思想是从对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中总结出来的，不管在甚么时代，始终闪烁著智慧的光芒。
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的同构互感整体。人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故人当爱护自然，保持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黄帝阴符经》说：“自然之道不可违。”人们应充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危害人类自身。道教主张对宇宙万物都施以仁慈的爱心，主张尊重自然界万物的属性，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在道教看来，人和自然万物之间存在因果报应关系，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教在各种戒律中对保护环境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在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的今天，道教的生态智慧对于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道德伦理
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其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其他
道教对民间的风俗习俗和民间信仰，也有重要的影响，如崇拜三官、司命帝君、城隍神、土地神、财神、雷神、八仙、妈祖等。
备注：以上影响为部分列举。
地位价值
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原地区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成分。它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道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
道教是中国固有宗教，文化为宗教的根源。道教起源于黄帝时代，源于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源于先秦老庄学说和秦汉道家学说，源于战国至汉的神仙传说与方士方术，源于阴阳五行思想，源于古代医学等。中国道教自东汉末年创立，经过不断地发展和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贵生、重生，重视养生之道。养生就是要根据生命发展规律，通过各种调理保养，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和免疫力，从而达到阴阳调和，延年益寿的目的。养生的目标是健康、长寿。养生之道，在于法于阴阳，顺应四时；和于术数，运动保健；饮食有节，谨和五味；起居有常，规范作息；不妄坐劳，劳逸结合。其中很多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文化现状
无人领导改革
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庄子》《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老君的，自认是老君信徒；拜关羽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祇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些中国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原地区，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道教最初宣扬老子化身释迦牟尼，却面临佛教徒的抗议，因而老君在佛教里成了释迦弟子。长期以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努力吸收他教理论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其他宗教信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祇。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祇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世音、燃灯佛、文殊菩萨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皇大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同样是吸收关羽为神祇，佛教中的关公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在道教的阶位则高居帝君。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认知。
“文革”以后，道教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项目，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队伍也在逐渐形成，并在逐步发展和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引起了社会的瞩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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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生活态度对现代人的启迪.道教文化资料库.2024-12-06
商丘文史|枣冢庙:一庙一迷津(中).澎湃新闻.2024-12-06
道教生活态度对现代人的启迪.道教文化资料库.2024-12-06
道教文化的研究与应用有重大现实意义 2012年12月18日04:36 来源：光明日报.人民网.2024-12-06
试论近代道教式微原因及其振兴之道.道音文化.2024-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