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First Front 陆军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简称红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
这支红军主力部队是由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赣西起义、赣南起义、闽西起义、平江起义等部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于1930年8月合编而成的。后宁都县起义部队组建的红军第五军团，新建的红军第七军团、红军第八军团、红军第九军团，以及由红军第二十五军、红军第二十六军、红军第二十七军合编的红军第十五军团，都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至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十万人。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现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会师，并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委。从1930年底到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中央苏区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四次“围剿”，期间从1931年11月至次年6月曾短暂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9月将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0月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同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合，11月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随后通过东征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苏区。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分别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
党史专家陈晋认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建军治军原则，使古田会议中有关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风等方面的要求，在红军中得以普遍遵循和创造性实践。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红一方面军作了这样的评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创建背景
1927年4月至7月，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对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又实行投降主义，导致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为了拯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7年7月12日，改组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7月20日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政策》的通告，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的任务。7月下旬，决定集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江西省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7日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一年内，中国共产党在长江南北十三个省一百三十个县的广大地区内，英勇地领导了一百多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骨干部分和革命士兵，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或游击队。第一方面军前身的各个部队，就是由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赣西起义、赣南起义、闽西起义和平江起义等各个武装建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
历史沿革
革命军队创建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第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警察武装等组成的起义部队，共计2万多人，按照前敌委员会的计划，对南昌守敌发起全线进攻。他们激战至拂晓，全歼守敌，缴获枪五千余支。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也举行起义并于二日开到南昌市集中。起义成功后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军事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之后该部队根据计划南下广东省，发展充实革命力量。
他们辗转多地，其中第十师脱离投靠蒋介石，剩下的革命部队又在壬田击溃敌军占领瑞金市，减员近万人。起义军占领潮汕地区后，朱德带领第二十五师等留守大埔县，但主力军继续推进时于汤坑镇（今丰顺县）又面临敌军主力决战，伤亡重大退到陆丰市、陆丰地区，又重新与当地武装力量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原留守三河坝战役的朱德余部则艰难转战粤赣边，10月底到达大余县时仅剩800余人，经过整编、整顿和训练后，全军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要部分，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成立
1927年9月初根据党“八七会议”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在湘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统一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3个团多次进攻受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毛泽东率领，到达三湾村改编，通过缩小编制、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实行民主制度的整编，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年10月召开古城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市创建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之后毛泽东又带领他们进行了茶陵战斗、南下遂川县、新城战斗、南下湘南最终到达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赣西、赣南、赣北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于1927年9月制定了“秋收暴动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并于10月将全省划为赣东、赣西、赣南、赣北等四个特区。
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了万安县、吉安起义。万安起义于9-10月间集结了当地农民武装力量，成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吉安起义在9月上旬于各县先后成立游击队，后合并为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后又争取了北伐武装余部的力量成立赣西革命军第九纵队，两个纵队成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的基础，1930年春扩编为红军第六军。
中共赣南特委领导赣县区、信丰县、于都县、寻乌县、南康区等县农民军举行起义，1928年6月，以桥头起义队伍为基础，组成江西红军第十五纵队；1929年1月，于都、兴国游击队组成江西红军第十六纵队。第十五、第十六纵队后来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赣州市地区的起义，不仅为以后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建立红军第六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第三十五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江西省赣北（九江）特委领导星子、永修县等地农民举行了起义。1927年12月成立赣北工农游击队，1928年4月初更名为赣北工农游击大队。江西省永修县则以农民自卫军为基本力量建立云山游击队，并设立根据地，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永修第八纵队，下辖两个大队。
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指挥下，向广州市各敌军要点突然发起攻击，歼灭了驻城东北地区的沙河、燕塘的炮兵团等部，攻占市公安局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并控制了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及八旗会馆。市郊芳村、西村等地农民两万人也同时起义，配合市内起义军作战。经过十多小时的战斗，珠江以北广州市区的大部分中国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大部被歼，缴获大量枪炮。当日下午，工农兵代表召开了苏维埃大会，取得各界拥护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会议选举了各领导人，并公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广州起义使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受到很大震动。1927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从省内调回约3个师，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以南、西、北三面向广州反扑。起义军在观音山、公安局等地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浴血奋战，遭到严重损失，余部1200余人，于13日晚被迫撤出广州，后在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经从化区、紫金县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市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少数人员撤往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
湘南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到达湖南宜章县境，与当地中共党委举行起义。1月22日部队通过智取宜章城，揭开湘南起义的序幕。接着，南昌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同时，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编成3个营。继而，第一师在宜章南部和乐昌坪石等地，击溃来犯的国民党军独立第3师，歼敌100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迫击炮、山炮等，部队的装备得到很大补充，并建立了1个炮兵连。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胜利，又促使发起湘南起义。朱德等相继将郴县、耒阳市两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大部歼灭。其间，中共永兴、资兴市、安仁县等县县委，分别领导农军对反动地方武装发起进攻，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在这种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衡阳市、桂阳县、常宁市、汝城县、临武县、嘉禾县等县的其产党组织，也相继领导部分农军和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3月中旬，湘南武装力量统编为工农革命军，除第一、第二师外，宜章县、末阳、郴县农军分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水兴、资兴农军各编1个团。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的成立
1928年初，国民党独立第三师由广东省乐昌向北进攻湖南省宜章。为避免不利条件下作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农军主动撤出宜章城，向黄沙堡方向转移。国民党军占领宜章城后，即向南追击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在农军配合下，在岩泉、栗源地区击溃国民党军第一师一部，乘胜追至广东省乐昌北砰石，又将该师主力击溃，共歼其1000多人，重占宜章城并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为扩大人民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帮助宜章组织起一支新的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
工农革命军的成立、胜利和发展，及宜章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振奋了湘南各县人民的斗争，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了支援各地农民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应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的请求，由宜章北上，占领郴县，随后分兵协助资兴市、永兴县、耒阳市等县农军占领了各县县城，建立了各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安仁县、茶陵县、酃县、桂东县、汝城县、临武县、嘉禾县、桂阳县、常宁市、衡阳市等县大部分地区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1928年3月中旬，在郴县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湘南起义胜利后，中共湘南特委又将耒阳、郴县、永兴、资兴四县农军，分别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七师和永兴独立团、资兴独立团，共计8000余人。
闽西起义
1928年3月至6月，为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福建平和、龙岩市、上杭县、永定党组织，领导本地农民举行了起义。
平和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1928年2月，由于中共平和临时县委在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时被中国国民党破坏并抓走二十多人，广大群众纷纷要求起义营救，县委决定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3月7日独立第一团和各乡农民武装在长乐集中，8日攻进城内，救出被捕农会会员，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国民党实施进攻，为了保存力量，起义军主动撤出县城，转入农村，在闽粤交界的平和、大埔县、饶平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永定起义：1928年5月初，因国民党军突袭抓走当地5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各乡村的武装组织力量迅速发展至几千人准备起义。5月举行起义攻打永定城，6月29日，铁血团4000余人分三路攻城，次日晨攻进城内，救出被捕的人员。由于缺乏经验导致敌人有利反扑，起义军同敌激战三昼夜后撤出战斗，回溪南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7月初，永定起义武装在金砂进行整编，组成一个营。8月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永定起义，是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
除此之外，还有龙岩起义、上杭起义等。闽西起义，既为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不久也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师，为建立红军第十二军准备了有利条件。
红一方面军建立
红一军团的发展
井冈山会师、红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1928年3月底，中国国民党“协剿”向湘南衡阳和粤北乐昌集结企图南北夹击。综合交通条件、战斗力薄弱、“左派”错误导致的军心不稳等原因，朱德等为保存革命力量，果断率所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市地区转移。毛泽东则密切关注并主动命令部队予以接应。
1928年4月中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宁冈会师，将部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三个师共约1万人。5月初又将兵力薄弱的第十二师取消番号，缩编为第三十、三十三团，编入第十、第十一师，并令其5月下旬返回湘南，恢复湘南地区武装斗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剩下四个团又进行整编：建立军部，设立多个功能机构；撤销第十、第十一师番号，军部直辖各团。整编后全军共6000余人，拥有步枪2100余支，手枪100支，冲锋枪6支，机关枪10挺，迫击炮8门。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即被称为“朱毛红军”，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
1928年4月至6月下旬，红四军连续打败了江西国民党军的3次“进剿”，共缴获大量军械、医药等装备物资。5月20日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红军和边界地方党组织工作，并确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全军统一实行了三湾改编确立的制度，全军党员发展到1600余人，占总人数的1/4，还在根据地内各县、乡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和“暴动队”，枪支总数达420支，共同担负维护治安的任务。
1928年7月上旬，国民党组织6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行第一次“会剿”，由于部分官兵存在错误倾向行动失败，红二十九团的溃散、井冈川根据地的大部丧失，是红四军建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史称“八月失败”。8月至11月上旬又打破国民党第二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大部恢复，并俘虏国民党军500余人并教育成为中国工农红军。10月上旬，湖南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三师营长毕占云率所部126人起义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11月初，驻江西省的国民党军第六军连长张威率部在宜春起义，后转赴井冈山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四军独立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兵力恢复到近 5000人。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边界党政军工作。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朱德任书记的新一届军委，并通过了加强部队建设的决议。为提高反“会剿”作战的能力，红四军于11月调整了编制，同时加强游击战技术战术训练和井冈山大本营建设。
闽西红军第十二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的建立与发展
1928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同时成立闽西起义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闽西地区武装斗争，并将龙岩、上杭县、永定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三个团：白土和蛟洋的武装编为第五十五团；金峰、上湖雷武装编为第五十六团；溪南里的武装编为第五十七团。红十九师成立后，便采取灵活与隐蔽战术攻击四周乡村敌人据点。1929年初编成闽西工农红军第五十九团。
1930年3月，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将各县的赤卫团改编为闽西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下辖五个团，共三千余人，两千多支枪。同年五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共六个支队(团)，三千多人。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划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建制。
1930年5月，闽西又组成红军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共一千二百人。在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州市后，1930年6月，以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和红军第十二军第一纵队及闽西各县的赤卫团，合编为闽西新的主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下辖五个纵队，近五千人。在组成红军第十二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后，闽西地方武装赤卫队仍在发展。到1930年7月，闽西各县有组织的赤卫团、常备队和赤卫队，人数已达两三万人，少年先锋队的组织亦发展到五万人。9月，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在大埔高陂战斗失利遭遇重大损失。为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和统一指挥，闽西总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一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军第二十一军和红军第二十军合编，成立闽西红军第十二军。为了区别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第十二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新十二军，下辖三个团。
赣西赣南红军第六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的建立与发展
1928年9月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并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于都县、兴国县的红军第十五纵队、第十六纵队，由红军独立第二团抽调部分干部，加上崇贤游击大队和附近等地赤卫队，正式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下进军赣州市，2月17日到达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2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到达桥头，与红四团会合。5月在寻乌县、安远县等地分别建立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第十九纵队、第二十五纵队；7月又组成赣南红军第二十三纵队，同时成立各县城地区赤卫大队、游击大队和游击区。1929年10月，吉安延福地区赣西红军第三纵队奉命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1929年7月，原敌军罗炳辉靖卫大队大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指挥下联合控制武装，由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红三团、红四团配合，于1929年11月15日举行了起义，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中共赣西特委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五军军委在遂川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组成红军第六军。
1930年3月，永新县、吉水县、泰和县等地武装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第二十纵队、第三十纵队奉命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下辖三个纵队，全军共两千五百余人。
1930年春，赣西南地方武装第二十一纵队、第二十二纵队、第二十三纵队、第二十四纵队、第二十五纵队、第二十六纵队、第二十七纵队、第二十八纵队、第二十九纵队，奉命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下辖五个纵队，全军共两千四百余人。
1930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建制。
红军第一军团的成立
1930年六月，红军第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长汀县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十二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六月十九日，第一路在长汀组成（不久改为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军、第十二军、第六军和红军学校，全军团共两万余人。
红军第三军团的发展
平江起义、红五军的组建与发展
1928年春，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建立中共秘密支部发展力量，并秘密筹备起义。7月22日，彭德怀率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宣布起义，很快控制了可江城。次日随营学校、第三团第三营两个连分别赶到平江参加起义。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下辖3个团，全军共2500余人，步枪1500余支，机关枪4挺，迫击炮1门。
之后，红五军领导人与中共平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发动全县农民暴动。1928年7月底，红五军在平江城郊与湖南国民党“进剿”展开激战但未能成功。8月上旬，红五军撤到平江与修水交界的龙门厂进行整顿，红五军的政治建设得到加强。9月初，湘鄂赣三省中国国民党军对红五军联合发起第一次“会剿”，红五军遭受较大损失，全军不足1000人，遂取消师、团番号，编为五个大队。9月17日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将各县的游击队和部分赤卫队编入红五军。会后，原中共红十三师委员会改为红五军委员会，滕代远任书记。部队得到了平浏修铜四县游击队和亦卫队补充后，恢复到1000余人，扩编为3个纵队共11个大队，在平浏修铜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鄂赣三省国民党军调集20余团的兵力，企图再次对红五军发动“会剿”。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红五军军委根据湖南省委合的指示，决定由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第一、第三纵队南下井冈山市地区，黄公略率第二纵队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斗争。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五军主力由湘鄂赣边转战到宁冈，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会合，并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第三十、第三十二团与“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激战四昼夜，随后，第三十团主力向赣州市转移，1929年4月中旬又返回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后于8月中旬转战到湘鄂赣边界地区；9月初，该部与红军湘鄂赣边境支队重新组成红五军。
鄂东南武装起义与红军第十二军的成立
1929年春，中共大冶市中心县委，领导湖北省阳新、大冶、通山县、鄂城区、咸宁市、蒲昕等县，先后爆发了以“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武装起义，成立鄂东南地区第一支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攻打阳新大王店、白沙、通山、黄沙铺镇、大等地民团。1929年9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决定，将大冶、阳新县等县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后改编为红八军第三支队。
赣北红军、红军第八军的成立
1928年6月，赣北工农游击大队在江西省德安县彭山休整时被敌军分三路“围剿”，战斗失利遭到重大损失后分散进行游击。1929年12月初，赣北游击大队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纵队第五支队，仍在德安开展游击活动。1930年后相继协助各县进行武装起义，歼灭多地反动武装。后来红军第九纵队第五支队曾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赣北独立团、赣北游击师。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1930年7月6日，赣北游击师四百余人，开赴湖北阳新，编入红军第八军。
红军第三军团的成立与攻打长沙
1930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军第五军、第八军在湖北省大冶市合编组成为中国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共一万七千余人，下辖第五军、第八军。
第三军团成立后，6月中旬由大冶地区西进歼敌。7月4日攻占湖南省岳阳，击溃敌王东原旅两个营。7月中旬经决议由第三军团夺取长沙城，23日与国民党7个团激战多时，于27日占领长沙城。这次长沙战役，俘敌4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枪械、物资，给国民党何键部以沉重打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后趁敌军反攻前，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8月6日撤出长沙，8月23日在浏阳县永和市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会合。
江西省、福建省、湖南三省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榜样，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和建设，逐步地集中，组成第一军团、第三军团，为建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为由游击战到以游击性运动战为主的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
1930年8月23日，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会合后，两军团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全方面军共3万余人。
第一方面军成立后，总前委经过讨论，决定以消灭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部队、攻占长沙市为目的，于1930年8月25日由浏阳永和市地区分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9日至9月10日期间，中国工农红军面对长沙市十万守敌与坚固的防卫工事，诱敌未成，于9月3日、10日两次发起总攻，并突破了敌第一道和第二道工事。攻击第三道工事时失败退兵形成对峙局面，在敌军援兵到来前撤出长沙。9月12日从长沙城郊出发，经株洲市、醴陵市、萍乡市、做县，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后，部队进行一次整编。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治委员于十月七日发布训令，规定第一军团各军的纵队、支队分别改为师、团，团直辖三至五个连，不设营。同时，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归建，全方面军共计4万余人。
曲折发展
粉碎敌军三次围剿
蒋介石面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进攻长沙市，从1930年8月上旬开始筹划对湘鄂赣三省的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陆续向江西省增加兵力。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发现敌人大规模“围剿"企图后，即于9月25日在罗坊镇（当时属峡江县，现属新余市）举行联席会议。9月30日决定了反“围剿”的方针为“诱敌深入”。11月1日以命令的形式转发部队执行。1930年11月，赣南地方武装编成红军第三十五军。
从1930年10月至12月，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931年4月至5月底，国民党又对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率20万兵力分五路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1931年7月初至9月，国民党集结3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坐镇南昌市指挥。红一方面军按原计划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灵活隐蔽与出击，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装备。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撤销
1931年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三军、第四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与指挥。第十二军回龙岩市，与新十二军合并为第十二军。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统称“中央红军”。
宁都起义组成第五军团、江西军区、闽粤赣军区的成立
由中国国民党军原西北军一部分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春调到江西省参加反对红军的“围剿”。但是红一方面的三次反围剿胜利，全国的抗日反蒋浪潮，以及第二十六路军要求回北方参加抗日遭拒，促使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计划举行起义。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的等率领下，乘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离队之机，逮捕了抗拒起义的军官，在宁都城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的组成，使中央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江西军区于1932年1月9日正式成立，下辖独立第三师（由原第三十五军改编）。 1932年2月1日闽粤赣军区正式成立，下辖第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
左倾冒险主义导致曲折发展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领导地位，军事路线逐步错误实行。1932年1月作出攻打赣州市的决议，毛泽东反对未果。从2月4日战起红一方面军历时33天，数次攻克不下并遭到重大损失。中革军委决定对红一、红三、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进行整编，对打破小团体主义和地方观念，增强部队团结，促进指战员相互间的交流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3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北上，向南昌市、抚州方向发展。行动途中，中共苏区中央局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根据龙岩市敌情的变化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行动以巩固兵力。30日毛泽东又建议进行漳州战役，并于4月10日进攻龙岩城，4月20日攻占漳州大获全胜，缴纳大量武器装备与补给，在当地做好了群众工作，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得到较大补充。
1932年6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重建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时决定取消东路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作战编组。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7月，中革军委决定，重建红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
8月，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领导人毅然改变后方领导的原有作战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于乐安县、宜黄县作战，大获全胜后，前后方领导人在中国工农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10月经宁都会议讨论，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1932年12月下旬，中革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以精简机关为主要内容的整编，整编后，基层部队“每连多至百二十人，少八十多人”。1933年1月至3月，先后吸纳红二十一军、东北红十军、龙岩市地区重新组建了红十二军军部和第三十六师等划归红一方面军建制。这样，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共约7万人。
1933年2月上旬至3月下旬，周恩来、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排除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军事错误的干扰，继续坚持“诱敌深人”方针，以大兵团伏击战法首战黄陂，再战草台岗，将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基本歼灭，取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地方武装得到很大发展，于1932年10月，红军独立第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先后成立。1933年3月又将福建军区部分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十九军、江西军区成立红军第23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和四次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得到很大发展，部队建设逐步走向正规。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强行地全面地往部队贯彻，并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而在一段时间受到很大损失，由八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一万人。这是王明左倾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之一。中革军委1933年6月7日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整编，一律撤销军部，并将一部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军。王明“左”倾军事错误的全面推行，符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被完全否定，鄂豫皖、中央革命根据地、湘、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中国工农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战略转移——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准备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会合。至12月上旬，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多人，损失一半以上。面对敌军多地防截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前进，以摆脱被动，争取主动。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危险。于1935年1月上旬到达贵州遵义并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至4月，中央红军进行四渡赤水之战，以少胜多。期间中央红军为了减少机构，充实部队，提高战斗力，2月20日进行整编，合并一些部队，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第九军团所属的师部，此时共计30000余人。4月中旬又长征金沙江之战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5月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6月翻越大雪山，终于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又进行合编，并将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机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9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率军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地区。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胜利完成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恢复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吴旗镇经过短期休整后，于1935年10月底东进到甘泉县地区，同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合。为了统一在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中共中央11月3日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等。下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全方面军共11000多人。
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地区歼灭中国国民党军第57军1个师又1个团，毙伤俘敌6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个奠基礼。中革军委于1935年12月30日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1936年1月12日决定成立第一军团第一师。
直罗镇战役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经过近两个月比较全面的准备后，从1936年2月中旬开始，发起东征战役，分四个阶段进行。历时75天，歼灭敌人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在山西省二十多个县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红军8000人，增强了战斗力，破坏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并迫使其在陕北地区的部队撤回山西，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当时日本侵略危机关头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是蒋介石坚持反共，拒绝议和，调集重兵，继续“进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军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下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在从5月19日至7月底的两个多月中，西方野战军给了敌人以大量杀伤，解放了环县、预旺、同心、定安县、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各二百余公里的新区，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的资财，为开展新局面，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城，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月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进行山城堡战役，以应对中国国民党的继续进攻。此战歼敌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和另一个团，同时，击溃敌第一师第一旅，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实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与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民族解放战争将要开始。红一方面军为做好开赴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准备，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扩大红军；协助进行根据地建设。经过半年的集中准备，士气高昂兵强马壮，为出师抗日，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下辖两个旅、一个独立团和四个独立营。
部队编制
主要战斗
第一次反围剿
战斗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战斗过程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策略。
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又两度忍耐撤回。
1930年12月29日，国民党军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张辉瓒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当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烈攻击，包括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道源师仓惶东撤。中国工农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931年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半数被歼，官兵被俘3000余人，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历史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中央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共歼敌一个师部又三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要经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并为粉碎敌人的下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战斗背景
1931年3月至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围剿”的重大战役。1931年2月，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中央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输入苏区，然后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以主力分路推进，互相策应，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根据地。
战斗过程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增调的第5、第26路军以及第52师、第5师4个团到达江西省，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周围的第6、第19路军等部,共18个师、3个旅、3个航空队共20万人,分别在雩都（今于都）、赣州、兴国、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黎川、南丰、康都、建宁等地集结完毕。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发现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情况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17日至26日，先后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人数略有减少，约为3万人。面对敌人新的“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我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根据地北缘的永丰县、乐安县、宜黄县、南丰县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县、宁都县、石城县、瑞金市等地，进行整训。在此期间，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会议，经过反复讨论，苏区中央局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仍然坚持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
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在进攻中，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手段。何应钦命令其“围剿”军按照预定的进攻路线，以宁都为目标，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举进攻。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于4月20日前，先后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并确定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敌人，集中优势力，首先打击弱敌王金钰的第5路军，尔后再打孙连仲的第26路军和朱绍良的第6路军。4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都、石城县、瑞金市地区出发，于23日转到退却终点古龙岗镇、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
5月16日，红一方面军按照预定部署在富田和东固地区，迅速将敌第5路军的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包围，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第28师和第47一个旅的大部。红一方面军初战大胜后，敌第19路军连忙由城岗、兴国县向赣州市撤退。红一方面军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乘胜向东横扫。5月19日，红一方面军又在白沙地区歼灭了准备向北逃跑的敌第5路军之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5月22日，红一方面军向敌第26路军孙连仲部发起进攻，在中村歼敌一个旅。遭受我军打击后，敌第26路军余部纷纷向乐安、宜黄县撤退。敌第6路军朱绍良由于怕遭我军打击，除留下第5师守广昌县外，余部分别向南丰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遂日夜兼程，向东追击。5月27日，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30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到建宁城以西地区。5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出敌不意突袭建宁城，歼灭守敌第56师三个多团。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十五天里横扫七百里，连续打了五个大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历史意义
此役，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紧密配合下，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共歼中国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2万余支（挺），炮30门，电台2部,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进一步取得了反“围剿”的经验。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彭德怀作了这样的评价：第二次反“围剿”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第三次反围剿
战斗背景
1931年5月底，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亲任总司令，指挥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依仗十倍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兵力，蒋介石带着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来到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采取“厚积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组织对中央苏区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其时，红1方面军3万余人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龙岩市、赣南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一时没有集中起来。面对新的“围剿”，毛泽东从容不迫，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打破蒋介石这次大规模“围剿”。
战斗过程
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国民党军行动迅速，很快深入苏区腹地。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南苏区前部和腹部集中已来不及，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7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镇，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8月初，蒋介石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县地区，并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路围攻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于6日午前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并于7日至11日，先后取得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地区休整。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将主力掉头东来，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红一方面军再次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最怕红军北出临川、进击南昌的恐惧心理，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县隐蔽待机。红12军佯装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吸引敌人向东北方向调动，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毛泽东、朱德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利用夜暗，从两路进攻之敌中间只有10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尔后继续西移至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
9月7日，黄公略率领红3军在萧克率领的独立第5师的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县与泰和县交界的老营盘战斗歼灭北撤的敌蒋鼎文第9师，全歼其独立旅三个团；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4军团的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至此，敌“围剿”军各路纷纷退出苏区，第三次“围剿”又以国民革命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历史意义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3个月，中国工农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将主力红军转移到以瑞金市为中心的地区，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发展。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扩展到近30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和250万余人口，成为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在此期间，由赣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35军（后改编为独立第3师）和由右江区地区转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7军划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第四次反围剿
战斗背景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50余万大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战略部署是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同时以10万多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和派到湘鄂西的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大搞错误的“肃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使得战斗在这两个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1931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改编而成）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毛泽东虽已失去了兵权，但周恩来和朱德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从中国国民党军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了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指挥红一方面军7万将士，首创红军大兵团伏击战典范，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战斗过程
1933年2月，敌中路军3个纵队约16万人，在陈诚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于乐安县、龙骨渡、金溪等地集结，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县、建宁县地区。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已由上海市迁入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此时共有7万余人的兵力，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抚河，围攻南丰县。
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主动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兵力将敌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准备歼灭抚河西岸援敌之一部。这时，何应钦误认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往东向黎川地区转移，即令其中路军三个纵队向广昌、黎川地区追求，迂回包围我军。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黄之黄陂地区，红一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在三天的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一仗歼敌两个整师的重大胜利。
敌军两个师被我歼灭后，完全陷入被动，陈诚被迫调整其中路军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其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方向进攻。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而主力则向北移动。当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距100里，前后处于孤立态势时，红一方面军于3月21日，在草台冈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第11师大部。22日，敌第9师一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东陂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敌第11师被残后，陈诚的中路军其他各部纷纷后撤。
历史意义
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地方中国工农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连队配备了不少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第五次反围剿
战斗背景
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地区，华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市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红十九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十四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迎击中国国民党“围剿”军。
战斗过程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中国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县。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县、宁都、石城县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
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县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镇向会昌县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于都县、瑞金市，以实现围歼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退出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历史意义
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中国工农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
战斗背景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准备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共86859人，从江西省瑞金、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至12月上旬，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军心不稳，虽已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但逃跑主义带来的后果，中国工农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多人，损失一半以上。
战斗过程
面对敌军多地防截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前进，以摆脱被动，争取主动。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至4月，中央红军进行四渡赤水之战，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灵活地掌握敌情变化，巧妙地指挥红军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避实就虚，创造和抓住战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4月中旬又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6月翻越大雪山，终于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
历史意义
在从1933年6月至1935年10月的两年半时间内，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红一方面军战胜严重敌情、恶劣自然环境、内部分歧等所造成的种种困难，战胜无数艰险，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走上胜利的丰田坦途。
东征战役
战斗背景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的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对华的侵略，步步加紧，而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华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高举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向是坚决主张抗日的。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为制定新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政治任务和军事战略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邓发、张浩、郭洪涛、吴亮平、邓颖超。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东征的英明决策。
战斗过程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结束之后到1936年2月20日之前为红军东征的准备阶段，在军事上，巩固后方，扩充兵力。1936年1月，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另有700余名伤病员出院归队，184名军校毕业生分配到部队，争取了2000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使主力红军增加到1.27万人。在思想上，进一步统一红军高级将领对东征的认识，提高贯彻中央军事战略方针的自觉性。在组织上，分工负责，统一领导。1936年2月中旬完成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
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由陕入晋，到同年三月上旬击败晋绥军第一次反击，为红军东征的初战阶段。 1936年2月20日20时，东征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渡河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从绥德县沟口突破晋军黄河防线，从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现属柳林县）登岸；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从清涧县的罗峪河口、舍峪里渡河，在石楼县辛关镇咀头、贺家洼、转角登岸。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从清涧县西辛关渡河，由石楼县东辛关上岸，经义牒到达留村。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老鸦关、转角、三交镇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0余公里的地区。
1936年3月12日郭家掌会议至3月下旬为红军东征的巩固战果阶段。 兑九峪战斗后，蒋介石在接到阎锡山的求援电后，为了达到消灭红军，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抽调驻河南、湖南等地的中央军的10个师的兵力驰援山西。193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兵分三路，以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石楼县、隰县、交口县、永和县一带，牵制敌人、转战晋西；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右路军，沿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师组成左路军沿汾河北上，直逼太原市，掩护红一军团南下，而后向晋西北行动。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省晋西地区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
从1936年3月下旬至5月5日，是东征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晋绥军联合“进剿”，胜利回师的阶段。蒋介石中央军进入山西，加强了阎锡山军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力量。4月3日，毛泽东根据敌军全面进攻的情况，决定及时调整部署，逐步收拢兵力集中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右路军转入蒲县同中路军开展地方工作和破坏黄河封锁线，夺取永和县及其以南的黄河渡口；左路军夺取三交镇以北黄河渡口，红二十八军随左路军行动；中路军在永和以北地区破坏黄河封锁线，保证与陕北地区后方的交通联系。中共中央在基本上完成了预期战略目的和任务后，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抗日实力，决定回师陕北。1936年年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向各军团下达了中国工农红军西渡的命令， 5月2日，总部下达渡河命令，各部由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回师陕北，毛泽东、彭德怀率总部机关从于家咀西渡黄河。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发表，标志着红军东征的胜利结束。5月21日，毛泽东等率总部人员回到瓦窑堡革命旧址，历时一百一十七天（山西省境内七十五天）的中国工农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历史意义
红军东征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展示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强大的力量，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东征期间，共产党还对国民党军驻陕西省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了统战工作，达成了军事行动上一定程度的谅解。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山西，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熟悉了山西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初期把山西作为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基础。红军东征沉重打击了蒋、阎部队，迫使围攻陕北地区苏区的中央军、晋绥军入晋，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
西征战役
战斗背景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置之不理，继续部署兵力，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面对这种即将被封锁的局面，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势必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为保卫西北，巩固、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和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西征。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甘肃省是必由之路”的提议，确定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并做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征的决定。这只西征队伍，由红一方面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以及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1.3万余人组成，称为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战斗过程
1936年5月19日至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陕北地区的延长、延川县地区出发。左路军第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区、吴起街道（今吴旗）向西南进入甘肃，尔后经元城向曲子镇、马岭前进。6月1日，红二师攻占曲子镇，歼灭敌马鸿逵第35师骑兵旅300余人，生俘该旅旅长冶成章。红四师于马岭附近击溃第35师1个营。3日，左路军第1军团主力在阜城县地区歼灭驰援之第35师6个营，击溃2个骑兵营，俘敌1100余人。随后乘胜北上，相继攻占环县、洪德城。13日，左路军第1军团进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七营附近地区。右路军第15军团，经永平、蟠龙、新城堡地区，于5月28日攻占宁条梁，尔后向定边县、盐池方向前进。6月1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宁夏境内的同心城，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地区。14日，由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中路军，执行夺取安边镇、定边等地的任务。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一部也进至元城、曲子镇、阜城县、合水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
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进占大片地区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从6月15日至27日，右路军相继攻占了定边、王家团庄、豫旺城；左路军攻占了七营；中路军攻占了盐池。7月间，西方野战军又相继打退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并扩大地占领区，使新老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27日，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于豫旺地区休整，准备迎接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至此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历史意义
1936年5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发起的西征战役，是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地区后，与陕北红军一道发动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战役。西征的胜利，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整合了革命力量，也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决心。两个月的西征作战，给敌马鸿宾等部以沉重的打击，共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一大块新区，争取和敌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主要装备
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装备，除了自制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外，主要是缴获的，其中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驳壳枪（毛瑟冲锋手枪）、“MP18冲锋枪”(德国MP18/28冲锋枪)、捷克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等。但红军的重武器本来就少，长征时为了行动方便，主要携带的是轻武器，也有少量的重机枪、迫击炮。根据1934年10月8日的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总兵力共8.68万人，携带步马枪29153支、手枪3141支、冲锋枪299支、轻机枪294挺、重机枪357挺、迫击炮38门，手榴弹76526颗。由于枪支不够人手一支，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其他几路中国工农红军的装备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
红军使用最多的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还有日本三八式步枪、英国李·恩菲尔德步枪、德国毛瑟M1924步枪、美国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俄罗斯莫辛－纳甘步枪、捷克Vz.24步枪等。“老套筒”和“汉阳造”都是汉阳兵工厂仿德国M1888式毛瑟步枪，全称为7.92毫米八八式毛瑟步枪。“老套筒”即初期的“汉阳造”，正式生产于1896年，因其有一层防炸膛的套筒而得名。1904年去掉套筒后则专称“汉阳造”。
中国工农红军用得多的步枪还有三八式6.5mm步枪（三八式步枪），它远距离弹道飞行稳定。
三八式步枪卡宾枪又称为三八式骑枪，它应骑兵部队要求，专门设计而成，其基本结构与三八式步枪相同。
红军用过最多的冲锋枪有MP18伯格曼。伯格曼冲锋枪诞生在一战时期，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在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总司令朱德常率领装备MP18伯格曼的警卫部队，投入关键战斗。
红军用得多的重机关枪是马克沁及仿品，它是世界上第一款能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火力凶猛，全枪重62kg
历史意义
红军第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直接领导创建较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其战斗足迹遍及湘、赣、鄂、闽、浙、皖、粤、桂、川、黔、滇、陕、甘、宁、晋共15个省区。在浴血奋战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总结积累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建军及作战经验，造就了一大批高级军政干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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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山城堡战役
战斗背景
山城堡战役发生于1936年11月，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胜利标志着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彻底失败，在红军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斗过程
1936年11月1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打击国民党军进攻。20日，国民党军右路第78师进占小台子、风台堡，其第232旅及另1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决定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21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红1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31军由北向南，第4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当日黄昏，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敌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其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战至22日9时，将敌第232旅又1个团大部歼灭。
参考资料
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从这里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04-01
人民军队经典战役--陆战经典之第一次反“围剿”(图).人民网.2023-12-26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华夏经纬网.2023-12-28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党员网.2023-12-29
红军东征战役综述.红军东征纪念馆.2023-12-29
突破围困 红军西征.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12-29
西征作战（1936年）.中国军网.2024-03-31
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 .豆瓣电影.2023-12-26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豆瓣读书.2023-12-26
山城堡战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中国军网.2023-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