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蓝
伽蓝又称迦蓝、僧伽蓝，是梵文samghārāma僧伽蓝摩音译的简称，意为“寺院”“众园”，指僧众聚集修行的场所，后世有精舍、支提、寺院等多种形式。在佛教语境中常见的使用有“七堂伽蓝”和“伽蓝护法”等。
从最初的丛林树下、山腰洞穴到后来充满了艺术色彩、具备规制的建筑风格，伽蓝的发展伴随着佛教的兴衰。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习惯将出家人聚集之地称为寺院，在日常称呼中很少用到伽蓝的称谓。分布在中国的寺院主要以培养佛学人才、研究佛学义理为主要目标。唐中叶至五代十国时期，禅宗思想得到了发展，在寺院建筑上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具备伽蓝七堂的寺院一般坐北朝南，呈纵向布置，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修建若干殿堂，通常按下面这种顺序排列：三门殿——弥勒佛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佛殿——法堂——藏经阁。在这种禅宗的伽蓝制中，作为早期佛教礼拜中心的塔，已经不是必须具备的单体建筑。藏传伽蓝也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建筑特色，融合了藏族、汉地、印度、尼泊尔等不同的文化艺术风格。
寺院的伽蓝殿内供奉的是护佑伽蓝的神灵，即守护寺庙之神。那时的伽蓝神并非是某位固定的神灵，不同的寺院中可能供奉的是不同的伽蓝神。隋唐以来，由于关羽在三国时期的忠义精神，以及《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形象的描述，使得民间广泛流传着关公显圣的传说，再加上佛道两教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使得关公成为了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圣贤神之一，关公也因此被佛教奉为伽蓝护法神。
词源定义
伽蓝是梵文samghārāma的译文“僧伽蓝摩”的简称，又名“迦蓝”，意思是僧众聚集修行的场所。伽蓝在佛教中也被称作“精舍”“支提殿”“浮屠祠”“寺”“寺院”“丛林”等。
佛陀生前有五处精舍，分别是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王舍城的灵山精舍、毗舍离猕猴池的大林精舍、庵罗树园精舍。该用法最早出自《佛说无量寿经》：“又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露，覆盖其上。”在中国正史中最早提及佛教精舍的典籍为《晋书》：“东晋太元，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
在中国，佛教建筑最早被称为“浮图祠”。《魏书》中记有：“佛图故处，凿为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晋世，洛中有浮图四十二所矣。”
到了魏晋时期，西域僧人行至中原后被安置在寺院中，以佛教经典来教化众生，带领信众礼佛观佛、举行仪式、译释佛经，从此之后，寺院的功能与祠的功能产生了分别，人们便将佛教建筑统称为“寺”，一直沿用至今。在所作的《》中的“伽蓝”，与中的“寺”为同义。
印度伽蓝
历史沿革
古代期
最初的比丘们崇信苦修，他们居无定所、随遇而安，修行和安住地点可以是丛林树下、山腰洞穴等处。当时的建筑形制较为简单，多由木材和竹支撑，屋顶覆盖草编物。后来，开始慢慢出现了木造、石造、砖造的建筑物。佛陀在王舍城说法时，曾接受了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赠送的，以此作为比丘们的栖身之所。这座竹林精舍时子佛教创始以来，比丘们接受的第一座寺院。之后，随着佛教的影响日渐扩大，僧伽团体有了更多的支持者，他们的定居修行场所也越来越多，其中以精舍、支提和花园等建筑为主。史书记载，为番荔枝建造的黄金寺（祇树给孤独园），“共有二栋之宫殿。其一，广二丈五尺余，周围约四丈；其二，广一丈五尺，周围二丈余。屋顶是用黄金之板覆盖，板厚八分许，其他内外装饰，尽用黄金造成云云。”
释迦牟尼涅后，众弟子取得佛舍利，建塔供奉，形成了以塔为中心的僧院形式。由于古代期的印度佛教建筑为木质结构，地基由砖或石砌而成，已不复存在。但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形式被石窟寺继承，通过对早期石窟寺的研究可以为这一时期的寺院建筑形制提供多方面的依据。早期的印度佛教寺院建筑分为两种，一种是比丘们生活的场所，中央一般为方形大厅，四周是小室，这种被称为精舍；另一种是作为宗教礼拜场所，被称为支提。统一了印度之后，皈依佛教，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发展迅速，精舍和支提的基本形制得到了初步确立和完善。
贵霜期
公元1至3世纪，大月氏人建立了，以白沙瓦为中心，控制了中亚地区和印度西北部。其国王迦腻色迦在世时，大力提倡佛教，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建造了无数伽蓝与，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希腊、罗马风格的佛教建筑形式，佛陀造像开始以浮雕装饰的形式出现在寺院中。
早期坐佛像的头、肩、膝形成很稳健的三角形，肘外翻，手虚置于膝上，袒右肩，左肩和左腋下衣纹明显，衣服很薄，手心、脚心有法轮。头发样式有剃发式或平梳式，头顶有单螺形肉髻。面部特征为英格兰长弓形眉，眼睛圆睁，鼻翼膨隆，嘴唇很厚，脸庞浑圆。佛像的头光较大，头光的边缘有连弧纹，光外是菩提树。此时菩萨像也产生了，其特点是装饰品多，如项链、臂训、裙子，有的菩萨左右两指夹净水瓶，手中有轮相。
此时，印度南方在沙多婆诃纳与伊克斯瓦库王朝统治之下，佛教建筑和造像的风格与北方不同。这一时期的典型建筑有位于克利斯纳河下游南岸阿玛拉瓦提大塔，《座诃僧抵律》中记载了这种塔的形制：“尔时世尊自起迎叶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栏循，圆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盘盖，长表轮相。”
这些建筑艺术模式不仅影响了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还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朝鲜和，成为了东亚各国常见的佛教建筑式样。
笈多期与密教期
公元4至6世纪，统一了印度中部和西北部，它信奉婆罗门教，但也支持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多的艺术特色中有很多希腊文化的成分，同时结合了犍陀罗艺术的精髓，富有装饰性。
自古以来，印度佛教寺院的形式就以佛塔为中心，建有塔庙和僧院，四大石窟寺院皆模仿木质寺院结构。笈多时代，印度的寺院建筑多以窣堵波为中心，包括传统的佛堂和僧院。佛堂的形制与早期遗留下来的支提窟相似，平面呈马蹄形，其内供奉的窣堵波和佛教造像共同成为信徒礼拜的偶像。前期供僧人居住的僧院开始发生变化，规模扩大，先前的中厅扩展成为较大的院落，同时整个建筑皆以此院落为中心。这一时期窣堵波的形制受到犍陀罗建筑艺术的影响，基座上修小方台，方台上建覆钵形塔身。此外，还出现了体量高大的佛塔，它们或单独出现，或以塔为中心建造寺院。
印度佛教建筑发展至密教期，开始趋于衰落。11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印度，兴起了否定佛教的思潮，佛教寺院建筑受到严重破坏，印度的佛教建筑艺术开始衰落。
建筑风格
印度河文明距今约4500年，但建筑遗址只有基础，无法判断其建筑艺术状况。有据可查的印度古代建筑艺术的始点距今只有2200年——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佛教建筑。印度伽蓝很少考虑内部空间，对象征性的考虑大于功能性，建筑形体和表面常具有明显的雕塑感。印度柱式建筑、凿岩建筑和雕塑受到埃及、希腊和波斯的一些影响。印度与这些地区有长期通商关系，波斯人、希腊人曾侵入印度，带来了关于建筑、雕塑的理念和知识。
这种凿岩建筑包括石窟型和立体型：石窟型是在垂直岩石崖壁上向里凿出岩洞；立体型是在巨大岩石上向下垂直凿出分隔空间，然后再分别横向凿出分隔空间。这种凿岩建筑内的雕塑、壁画和顶棚画的耐久性，要比普通建筑保存的久远。此外，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5世纪期间，的建筑风格还受到了犍陀罗（中原地区称为大月氏）的影响，具有地中海谱系的艺术风格。
分类
印度的伽蓝样式有佛教原始期的简易茅草屋、寺院、毗诃罗（印度佛教信徒的个人修行之所）、设有围墙的伽蓝、支提，以及沿山体开凿的石窟。
选址
佛教僧尼学习释迦苦行修道，若要求得正果，需要到离开城区较远的山中，那里的环境相对幽静，适于僧侣居住和坐禅。阿育王时期的佛教建筑大都处在佛陀活动地，或在边远地区建造阿育王柱。佛灭度后，印度各地都建造了佛舍利塔，并开凿了众多佛教石窟。到了笈多王朝时期，围绕释迦牟尼佛曾经的说法地和涅槃地，建有一些佛教建筑。
样式风格
印度早期佛教建筑都比较简单，佛陀的理念也是控制欲望，不主张奢华的宗教建筑。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在权力和资金的推动下，佛教建筑艺术得到了发展。位于印度中部桑吉的佛教建筑群，是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教建筑群，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其中的1号窣堵坡具有印度佛教建筑的特点。
印度的佛教建筑上一般有浮雕，浮雕的题材一般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波状花缆、莲华、法轮等纹饰；第二类为门神、夜叉、夜叉女等与丰收有关的神祇；第三类为佛的象征物，如象征佛诞生的白象、象征佛成道的莲花座和菩提树、象征佛说法的法论、象征佛涅槃的塔等；第四类为与佛陀相关的传说故事。
佛教石窟中供僧尼居住的僧房窟一般呈正方形，正壁和两侧壁都是小石室，即居室。居室2米见方，三面为石壁，一面为门，可容纳一到两个人。
佛教中有一种曼荼罗图形，印度佛教密宗常用曼荼罗作为基本的平面格局来建造寺庙。印度的佛教寺庙大多已经损毁，其建筑形制可参考中国建于8世纪的西藏桑耶寺，据说该寺是仿照印度的飞行寺建造的。
著名伽蓝
祗树给孤独园
祇树给孤独园，也称“祇园精舍”，是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的一座精舍，该精舍曾以黄金铺地。这里是佛陀经常说法的地方之一，如《胜夫人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都是在祇园精舍说的。祇园精舍所在的舍卫城，位于阿契罗伐替河河畔，为古印度时的重要商业中心之一。贵霜帝国时期，舍卫城在王室的支持下不断发展佛教，并培养了很多佛教弟子，贵霜王朝结束之后，逐渐走向了衰落。5世纪时，中国僧人法显到舍卫城朝圣，那时的舍卫城内仅有200多户居民，但“绕祇树给孤独园，有十八僧伽蓝，尽有僧住处，唯一处空”。唐僧在唐朝来朝拜时，舍卫城的城郭和伽蓝已经被毁。
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建造于笈多王朝时期，该寺位于拉杰吉尔北10公里处，呈对称式布局，一排僧房正对一排佛堂，其间留有宽敞的空地。佛堂是五塔式，中心塔高大，其中有佛堂。僧院平面为正方形，中有露天庭园，四周有回廊和居室。西南角有一座31米多高的大塔，塔基平台上诱四个小高塔，塔身四周开有数层像，大塔顶部建有佛堂。
在7世纪前半夜，那烂陀寺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中心，中国高僧唐僧曾在这里就学。在波罗王朝时期，那烂陀寺还是佛教石雕与青铜铸像的中心。十二世纪中叶，色纳王朝攻灭波罗王朝时，很多重要寺庙被毁，佛教在印度也走向了衰灭。
汉传伽蓝
历史沿革
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习惯将出家人聚集之地称为寺院，在日常称呼中很少用到伽蓝的称谓。分布在中国的寺院主要以培养佛学人才、研究佛学义理为主要目标。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和文化载体，经过不断演变，外来的塔寺原型与本土的四合院及楼阁形式互相影响，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形态。
东传之初
永平年间（58年—75年），刘庄遣使赴西域求法，开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至十六国时释道安的圆寂以及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开始他的译经活动，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初传阶段。佛教东传之初，佛教建筑被称为“浮屠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佛塔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浮屠祠中一般建有重楼、阁道、相轮、铜人等。汉孝明帝刘庄所建的白马寺，被后世称为佛寺之始。受到礼法的限制，当时的汉族不能出家为僧，寺在当时为西域高僧行至中原时的官舍，他们可在寺中停留和译经，汉人信徒可以在寺中礼佛。此时，立塔是建寺的第一要务，法堂的重要性还未完全建立。
这一阶段，汉传佛教经历了从东汉初到西晋末近两个半世纪的积淀性过程。到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前期，作为佛教中心的洛阳市建有佛寺42座。永嘉之乱后，帝都短暂地西移至长安，旋即又南移至建康，使佛教的中心有了大的迁移。在西晋末到十六国晚期，洛阳与长安的佛寺有180多座，到4世纪中叶时，中国北方地区的佛寺达到了893多座。
南北朝时期
随着统治阶层对佛教的接纳，掌权者开始在疆域下旨建立“官敕佛寺”。自西晋起，便有官敕佛寺出现，《辩证论》中记载了司马炎武皇帝“大弘佛寺，广树伽蓝”，晋慧帝“于洛下造兴圣寺，供养百僧”，司马邺“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南梁延续了东晋风尚，宋高祖、赵光义、齐太祖等皇帝，都曾下旨造寺，呈现了寺庙林立的盛况。这一阶段的佛寺除了配有佛塔和佛殿之外，还出现了以佛殿和法堂为主体的寺院，同时还建有别院。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中国佛教才算是进入了本土化阶段。
北魏时，在皇室贵族中盛行“舍宅为寺”的风气。即利用已有的建筑，“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也是在这一时期，楼阁开始出现在佛寺中，也有以阁代替佛殿作为佛寺中心的配置形式。例如，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记载有：“当于逍遥园引沙门听番僧鸠摩罗什演讲佛教经典。起逍遥宫，殿庭左右有楼阁高百尺想去四十丈。”
隋代至唐代
从隋朝至唐代安史之乱的两百年间，佛教地位得到了持续的尊崇，长安洛阳市两京出现了很多大型寺院，很多旧佛寺在重建的同时也有新的形制发展。这个时期的佛寺配置中，塔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体现在塔的尺度变小，甚至被移出中轴线。以佛殿为中心的寺院，开始取代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此外，阁在佛寺中的重要性提高，以及出现了多院落的别院形制。
这一时期别院的功能，不再是僧侣集体修行的场所，而是依功能来区分，如佛殿院、僧房院、翻经院、宗派院等。当时不同的佛教派别，不再分属于不同的寺院，而是统一在一个大型寺院之下，各院拥有独立的布局。例如，在莫高窟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中，就可以见到佛寺中设立净土院的情形。净土院一般以佛殿为中心，两侧凹形复道回廊连接位于左右两侧的重阁建筑物。
五代至两宋
五代十国时期，时局动荡，中原地区的佛教与寺院遭到了重创。但在局势相对比较平稳的江南吴越、南唐、闽，湖湘、岭南的南汉，以及前蜀、后蜀所统治的地区，佛教及其寺院反而得到了发展，具有地域特点。这为后来两宋佛教及其寺院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金与元代铁骑的扫荡，辽代的历史文献残存无几，但是辽代的佛教木构建筑却得到了保护。金朝也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建筑遗存，金代文献中也较为全面地所记录了辽、金两代的寺院情况。西夏在蒙古族的扫荡下，其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也保留了部分文献与寺院遗迹。现代的西夏研究中，便有针对佛教建筑的部分。
两宋时期大约300年的时间，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从文献上看，尽管寺院的规模、寺院建筑的尺度、佛教的内部宗派及不同宗派的僧团规模都远不及隋唐两代。但是，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两宋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寺院的建造数量、寺院分布的范围、寺院中建筑类型的多样化，还是单体建筑的造型与装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
元代和明代的统治者，在抚平了战争的创伤之后，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与宗教的延续，这使得元、明两代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得以恢复、延续与发展。元代城市中的坛、祠庙、城隍等中央与地方信仰，都被纳入了不同等级城市的重建过程。明代的佛教寺院也大约经历了这一相同的复兴过程。明代的佛教寺院及建筑，也都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晚期的一个重要奠基性程式。寺院格局上的定型与完善、建筑类型上的简约化、以及寺院空间的紧凑化、殿阁造型上的程式化与地方化，这一系列转折性发展，使明代及清代的寺院和建筑，与其前唐、宋、辽、金、元诸代的寺院及其建筑，有了许多明显的区别。
明末清初的战争，对佛寺建筑造成了很大破坏。清代初年至康雍乾时期，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清代统治者有崇尚藏传佛教的传统，这使藏传佛教在中土弘传，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互影响，并在寺院上的相互融合，创造了一些规模恢宏的汉藏式寺院。清代的皇家寺院，几乎都是具有汉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现存的大多数寺院，及寺院中的大多数建筑遗构，大约都是清代中晚期的留存。
建筑风格
从布局上看，佛寺基本分为单体建筑和群组建筑两大类。除茅庵、精舍等少数特例外，汉传佛教中极少能够见到单体建筑的布局式样。群组建筑可细分为廊院式、纵轴线对称式等。
廊院式布局是印度佛教寺院结构与中国传统的住宅布局相结合的产物。佛教初入中原时，佛寺多由贵族、富商捐舍而成，因而早期佛寺与传统住宅形制差别并不大。由于廊院式寺院布局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也不适于规模较大以及地形较为复杂的佛教建筑群的修建，因而廊院式布局逐渐被纵轴线式布局所代替。
纵轴线对称式布局是中国宫殿建筑的主要布局方式，将主要的佛教建筑单体沿中心的轴线排列分布，正殿两侧置有配殿或厢房，形成相对独立的合院式建筑群。根据《魏书》中记载，时期的“浮图”样式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其中的“四方式”，指的是周阁边长60米见方，环绕塔建造的样式。通常一座寺院只有一条纵轴线，但较大的寺院尤其是后世改建多次的寺院，有可能出现多条纵轴线并列的现象，但主轴线只能有一条。主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一般为山门、正殿、后殿等，依据寺院的年代和规模，有可能增加天王殿、佛塔、法堂等建筑单体。
一处完整的纵轴线式布局佛寺建筑群应具备以下内容：影壁（或牌楼）、山门、钟楼、鼓楼、佛塔、主殿、配殿、后殿、藏经阁，以及分布于正殿周围的经幢、禅堂、律堂、僧舍等。照壁和牌楼位于山门前面，山门一般有门三道，分别象征着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三门殿内左右分别塑有金刚力士来守护佛法。山门后面是天王殿，供有弥勒像，四大天王分列左右，各护东西南北。钟楼和鼓楼位于天王殿左右两侧。天王殿的后面一般是佛寺的主殿——大雄宝殿。大殿左右两侧通常分布有一座配殿，寺院不同，配殿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法堂位于大雄宝殿之后，是僧伽演说佛法、传戒集会的场所，法堂只在一部分寺院中可见。藏经阁（楼）为寺院存放佛教经典的场所，藏经阁中一般存放有三藏12部，比较大的藏经阁还有刻经处，专司凿刻佛经。
分类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对寺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南宋时，将寺院分为五山、十刹、甲刹三个等级，明代后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大寺、次大寺、中寺和小寺这四个等级，之后一直延续这样的等级划分模式。根据寺院的修行类型，又可分为以禅修为主的禅寺；以经论研究为主的讲寺；以世俗教化为主的教寺。按照僧侣的性别，寺院可以分为以男性僧众为主的僧寺、比丘院；以女性僧众为主的尼寺、比丘尼院。根据主管部门的不同，寺院可分为具有宗教管理资格，属于宗教部门管理的寺院；未获得宗教活动场所资格，属于文物或旅游部门管理的寺院。
选址
佛教倡导远离世俗，寺院的选址一般在山林之中，民间有“天下名山僧道多”之说。寺庙的选址与建设，常常与山水环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山水文化和宗教景观。
在商业与政治中心也有寺庙分布，这些寺庙有些体现了宗教功能，有些体现了社会功能。还有一些寺庙，是由曾经的官邸改建而成。
样式风格
通常情况下，寺院的总体格局分为礼佛区、生活区、修学区、接待区和后勤区，其中的核心区于为礼佛区，其他功能区通常围绕这礼佛区展开。一些小型寺院或山地寺院，会根据用地情况，进行长袖式布局；位于城市郊外的大型寺院，用地比较宽敞，一般会建成正方式；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小型寺院，通常将礼佛区设置在多层建筑的顶层，总体呈垂直式布置。
寺院的平面布局模式，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汉魏、两晋、时期以为中心，其余建筑围绕佛塔布置的模式，代表寺院有、建业建初寺、庐山东林寺、钟山定林寺等；第二个阶段——隋、唐、宋、辽、金时期以中院为中心，四周环绕布置文殊院、观音院等子院的布局模式，代表寺院有长安西明寺、五台山佛光寺、杭州灵隐寺、等；第三个阶段——元、明、清时期，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前后布置天王殿与藏经阁的布局模式，代表寺院有、平武报恩寺、等。
著名伽蓝
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为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建于东汉明帝年间，经历了多次修复与重建。在唐武则天时期、北宋淳化间、元至顺间、明洪武间及清代，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复与重建。早期史料中很少有关于白马寺内建筑的具体描述，只提到其寺之址在汉洛阳城西雍门外，寺内建筑墙壁上绘有壁画。现存白马寺主体部分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35米，寺内建筑遗存大体保存了明清两代建筑遗构所形成的格局。
灵隐寺
杭州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创建于晋朝咸和元年（326年）。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钱塘，因“仙灵所引”而在此地建寺。经过多次修复和改建后，灵隐寺内既有五代十国、宋、元的佛教石窟艺术，还有各种具有历史价值的亭阁。该寺的主要建筑物有觉皇殿、层层相连的法堂、千佛阁、弥勒阁、祇园（紫竹林），共计有9楼、18阁、72殿堂，房屋1300余间，僧众3000余人。
藏传伽蓝
历史沿革
藏传佛教从一开始就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寺院建筑发展的规模、类型和技艺水平等方面，可以将藏传佛教大致分为发展初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
发展初期
从公元10世纪末，到1247年西藏自治区向元朝确立臣属关系为止，西藏境地各地方势力形成互不统属的局面，宗教与这些地方势力结合，形成了各种派别。此时的寺院在前弘期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寺院中的佛殿与经堂结合在一起，一般为单层建筑模式。佛殿两侧及背后有一条环形转经道。一些寺院有固定僧人，也有供僧人聚会习经的经堂，以及与当地民居形式相同的僧居。这一时期的寺院布局都源出印度。大昭寺中心部分的平面设计，与印度的那烂陀寺第1A、1B两号僧房院遗址，除每列僧房数字相异外，几乎完全相同。
此期西藏佛教寺院规模一般窄小，从布局到装饰酷似印度寺院。前者可以反映当时佛教在西藏自治区尚未广泛流行，后者则与信奉佛教的吐蕃上层敬重印度波罗王朝佛教，因而对波罗王朝的重要佛寺和高僧极为尊崇有关。此外，相传开凿于松赞干布时期的药王山东麓的札拉鲁浦四大石窟寺，是西藏现知唯一的一处内设中心方柱四面开龛的塔庙窟，该窟形制与窟内布局与6、7世纪中原和河西一带的同类石窟相类似，因疑它的渊源来自内地。当时内地佛教亦传播到吐蕃，因此，拉萨市很有可能出现内地式佛教石窟寺。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赞普王室的一支后裔逃到了西部的阿里地区，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很多寺院，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托林寺。据藏文史书记载，托林寺是仿照桑耶寺建立的，有主殿、供僧众聚会习经的殿堂、佛塔、僧舍等。托林寺的建筑主体和卫藏地区的一样，都是土木混合的平顶结构，但其屋架的细部、装饰，以及壁画的画法风格，融合了较多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风格，形成了西藏自治区西部地区的艺术风格特点。
11世纪后半，来自阿里的桑噶尔帕巴喜饶译师等修整大昭寺，突出了后壁正中的佛堂，又将此佛堂前面的、为众僧房围绕的较大的内院后部视作经堂，接着促陈宁波等人，又根据桑耶寺乌策大殿建有内匝礼拜廊道的设施，为大昭寺和小昭寺修建了大型礼拜廊道。这种新形式的大礼拜道，也出现在了噶玛噶举楚普寺的顿级康和萨迦北寺乌策大殿。小昭寺和楚普寺顿级康、萨迦北寺乌策大殿，也都扩展了经堂、佛堂。当时佛堂、经堂和礼拜道的扩展，反映了藏地佛教在发展、信徒在增加，以前的旧形制已适应不了人数众多、日益频繁的宗教活动的要求。
发展期
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即从萨迦派受元朝的支持，获得西藏宗教统治地位开始，到公元1409年格鲁派成立为止，为藏传佛教艺术建筑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寺院建筑总体规模很大，其中有宗教性的建筑，也有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筑。寺院根据地势自由布置，佛殿和经堂一般结合在一起，经堂的占地面积很大，有些寺院的经堂可同时容纳数百人习经聚会。
西藏自治区归附中原后，与内地往来日益密切，其中也涉及了寺院建置的交流。至元十七年（1280年），桑哥奉孛儿只斤·忽必烈命，入藏解决本钦贡噶桑布问题后，为萨迦修建了一座汉式门楼。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记载有：“桑哥到了萨迦县，修建了东甲穷章康，其门楼的样子采用汉地风格。”此门楼现已不存，但萨迦南寺设有马面、角楼和女墙的方形城堡，城堡外面还绕建羊马城和护城河，凡此皆是当时内地的筑城制度。
萨迦北寺列朗殿檐下现存的斗拱结构，亦是典型的元建作法。该寺以元皇室为施主的夏鲁寺大殿，经堂两侧建东西配殿、经堂柱距中心间加宽并依次递减、第二、第三两层施斗拱、梁架和歇山琉璃屋顶的木结构等，皆是内地形制。
当时采用汉式建筑形制的寺院，除萨迦县、夏鲁之外，还有和内地关系较多的噶举寺院，如阿旺罗桑嘉措昂旺·阿旺罗桑嘉措《西藏王臣记》中所记：“嘎邓请来汉族的技巧工人，修建了中院房舍及屋脊宝顶金殿等。所有这些寺院房屋以及佛像供物等都修得十分美满庄严。”其中，“屋脊宝顶金殿”即汉式建筑中金饰的起脊屋顶大殿。汉式金顶据藏文史料记载，在前弘期即已传入西藏自治区，但较广泛地出现于西藏各地似始于13、14世纪。与汉式建筑同时传入西藏的，还有汉地的内部装修与彩画，比如萨迦北寺列朗殿，夏鲁二、三层各殿内的小木作、平棋等装修和斗拱、拱眼壁上的彩画，都具有汉式建筑的艺术风格。
这一时期，藏地与政治关系较浅的寺院，没有突出防御设施，也没有显著的内地影响，而是较多因袭了上期一般寺院的布局。比如，13世纪后期，噶当派兴建的日喀则市那塘寺大殿，便是上承聂塘度母堂的设计，仍采用了礼拜道围绕横长方形的佛堂，只是扩展了佛堂前的经堂面积。
繁荣期
繁荣期从格鲁派创立的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黄教教主宗喀巴创立格鲁派后，立即得到明朝中央的重视与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在西藏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黄教四大寺院，使黄教势力遍及整个藏族地区。
15世纪前半，格鲁寺院在佛殿建筑已初步形成一套等级体制：寺属大殿（措钦）——札仓属佛殿——较札仓佛殿尤小的佛殿（略同稍后流行的康村佛殿）。这种体制系统，可能出自宗喀巴及其弟子的规划，反映了当时格鲁寺院发展的迅速，以及帕竹地方政权逐渐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对佛教寺院的影响。清朝政府也支持格鲁派的发展，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格鲁派在建立了，并扩建了位于的，形成了黄教六大寺院。一些其他教派的寺院，在这一时期也纷纷改宗黄教，黄教势力逐渐扩大到、地区以及内地，并在内地形成了、和三个黄教中心。
藏传佛教建筑发展到16世纪，逐渐废除了环绕佛堂的礼拜道。例如，噶玛噶举的主寺堆龙德庆区楚普寺，在16世纪新建的措康大殿，就取消了围绕佛堂的礼拜道。另外，萨迦南寺康萨钦莫大殿，将原来礼拜道的范围并入了佛堂。虽然各教派佛殿废除了围绕佛堂的礼拜道，但并未忽视左转礼拜像、塔的宗教仪轨，而是将礼拜道的位置从殿内移向殿外。此时期礼拜道位置的外迁，一方面解决了数量庞大的僧俗礼拜时的拥挤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寺院内部设施的安全。
这时期的藏传寺庙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有不少规模极大的寺院。在西藏自治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寺庙，在牧区也有帐篷寺随牧民迁移。有些寺院经过不断扩建，占地面积多达数十万平方米，其内僧人成百上千。自19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入侵者的挑拨，清政府也无法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藏传佛教各派的发展日益衰落，也就没有能力再新建寺院。
建筑风格
吐蕃时期藏族的佛教建筑大多是一些带有镇魔除妖性质的神庙，像是工的佈久寺、吉隆的降真寺等，还有一些是进攻王室贵族礼佛的神殿，如大昭寺、小昭寺等。这些佛教建筑因年代久远，遗存下来的不多，但从丰富的史料和为数不多的遗存中，可以发现吐蕃时期佛教建筑所具有的多元化艺术风格。西藏后弘期的佛教建筑，实在吐蕃佛教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藏族文化的基础上，同样具有样式多彩和多元化的风格特点。
藏传式寺庙有两种形制，第一种和中原汉传式佛教寺院较为接近，为宫廷式木构建筑，像是北京雍正年间的雍和宫以及东、西黄寺等。这种寺院形制在设计方面，受到汉地佛教建筑的影响，采用中原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寺院前半部承袭中原建筑的传统风格，设计有山门、天王殿、大殿等。大殿之后的建筑设计，在布局还是造型方面呈现出了藏传佛教建筑的特色，一般采用三殿并列的布局安排，用复道将万福阁和两侧的永康阁、延宁阁连接起来。
第二种形制为藏式独有的房式的砧石建筑，如位于颐和园后山的喇嘛寺。在实用性方面，使用整石与木料，搭建厚重的墙体，以达到防寒的目的；在顶部采用纯细黏土与油的混合物，用来防水。在布局方面，采用木构架，多为平屋顶，在中间围成天井。拉萨的大昭寺，便是这种二层平顶建筑的院落形式。8世纪建造的桑耶寺是用外来样式布局，将主体建筑建在中心，四周建次要建筑，中心主殿一层佛像用藏式、二层用汉式、三层用印度式。
一般的大寺院总体布局为自由式和沿轴线布置两种形式；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小寺一般建在村里，有一个内供佛像的念经房，一两间僧房，这些都与当地居民小院的建筑风格相似，不同之处是在寺外建一座佛塔、一个玛尼或插经幡。牧区的蓬寺一般将佛像供在帐篷内，在此朝佛诵经，僧人居住在另一座帐篷里。
分类
藏传伽蓝可以按不同的派别进行分类，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香巴噶举派、玛尔巴噶举派、达布噶举派、噶玛噶举派、帕主噶举派、拔绒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息解派、觉域派等。
选址
藏传寺院很多都是结合地形而建，有建在山顶的，如甘丹寺、布达拉宫等；还有建在山腰坡地或丘陵地带的，如拉萨哲蚌寺、萨迦北寺等；另外有一些寺院建在山脚台地，如桑珠孜区札什伦布寺；以及一些建在河谷平地的，如萨迦南寺、夏鲁寺等。
样式风格
藏传佛教建筑的样式风格具有下面这两个特点：首先，建筑的构造注重宗教层面神秘和威慑的氛围感受，比如用高大的佛像和广阔低矮的经堂空间做对比，以及殿堂内窗户很小，让室内采光不足，或者是在护法神殿内用黑底描绘青绿及金线的方式，塑造威慑力。其次，用巨大的建筑形象反应宗教生活的主题，建筑的外观色彩蕴含宗教含义。一般来说，红色成为权力的象征，多为护法神殿、佛殿、佛堂等建筑采用；黄色多为活佛公署的墙面颜色；白色代表温和、善良，经堂墙面多为白色。
受建筑材料和运输条件的制约，藏族建筑的柱网开间、进深和高度都不大。寺院的大型建筑开间，进深一般约三米，柱高也约三米。一般佛殿平面均为方形或面阔稍大的矩形。寺院的重要建筑屋顶檐部都使用边玛檐墙，次要建筑檐部也涂棕色、红或黑色，远、近、上、下的建筑都有一条色带，这条横线形成了全寺统一的建筑群。
著名伽蓝
桑耶寺
桑耶寺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座具有佛、法、僧三宝的寺院，始建于唐大历年间，位于西藏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寺由莲花生和寂护以印度寺庙为蓝本建造，其建筑风格受到了印度佛教寺庙的直接影响。桑耶寺的主殿为乌策殿，位于整座寺庙的中心，象征着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央的宇宙之山——须弥山。殿高三层，坐西朝东，平面为正方形，平台之上设有类似金刚宝座的五个尖顶，象征五个方位和五佛。围绕乌策殿建有三座小殿，分别象征世界各部，并对称设置两轮日与月，在四角布置有红、白、绿、黑四座塔，象征四方、四色和四大护法天王。围绕桑耶寺的围墙和圆形象征环绕世界的铁围山。
塔尔寺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万历五年（1577年）落成，在明清两代不断扩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内各种建筑依据地形而设，形成了多层次错落的建筑群，没有设立围墙。该寺由大小金瓦殿和大经堂、九间殿等建筑为主体，其主殿大金瓦殿也被称作“宗喀巴纪念殿”，位于全寺的中心，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大经堂是塔尔寺宗教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为藏式平顶建筑，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大经堂下设四个扎仓，共僧众研习显宗和密宗等佛教教义、学习天文历算、占卜、藏医藏药等。小金瓦殿是塔尔寺的护法神殿，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为藏式平顶建筑上增建了一个汉式的歇山顶小亭。小金瓦殿主要供奉护法神像，底层殿内正中有一排佛龛供奉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二楼的佛龛内供奉莲花生的镇魔法像。
南传伽蓝
历史沿革
传入时期
佛教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历史上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认为为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印度阿育王组织了几个弘法使团，到临近几个地区弘扬佛法，其中就包括今缅甸地区。第二种认为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前后，摩哂陀长老入斯里兰卡传播佛教，分裂成为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其中大寺派后传入缅、泰、柬、老等东南亚地区。
政教合一
南传佛教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宗教的结合紧密，这也成为了南传佛教在东南亚盛行的主要原因。
在佛教传入东南亚地区时，那里的社会大都还在原始社会晚期。印度的佛教以它特有的佛教神话和象征，向信众灌输佛法与政治不可分离，而正是这种王权和宗教合二为一的神权政治，为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兴盛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给东南亚的寺庙建筑提供了保证。
佛寺发展历程
公元8世纪，东南亚的夏莲特拉王朝君主信仰由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混合而成的密教，建起了众多伽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享誉世界的婆罗浮屠寺，该寺庙遵循当地的建筑风格，同时融合了土著祖先崇拜的传统和印度佛教寺庙的概念建成，因其雄伟壮观的高大气势，加之精雕细刻的装饰性浮雕为世人所称道。
至公元9世纪，柬埔寨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当地人引进了印度的雕刻模式，寺庙由砖结构发展为石结构，其建筑与雕塑艺术在东南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11世纪中叶，蒲甘王国阿奴律陀王建立了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而后无论朝野、民间均热衷于兴建塔寺，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佛教建筑形式，使得蒲甘成为了“千塔之国”，迄今保存下来的塔寺有2000余座，其中以阿难陀寺最为著名。
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寺庙建筑，并非固定不变的建筑形式，而是在充分吸取印度和斯里兰卡佛教建筑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特点，发展出的独特的建筑艺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均有不同。同时，由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使得在一个国家中也存在其他国家风格的佛塔寺庙建筑。
建筑风格
南传佛教寺庙的建筑规模通常都比较小，建筑种类也比较少，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云南省地区。受到当地炎热、降雨充沛的气候影响，寺庙以当地的建筑形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建筑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南传佛教佛教风格建筑。云南寺庙通常借鉴了当地民族的“干栏式”“落地式”的竹木结构，屋顶斜坡，屋壁竹篱，通风散热，明亮美观。中国的南传佛教寺庙有代表性的有景洪市的曼阁佛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真八角亭、临沧沧源的广允寺。
样式风格
南传佛教寺院随着南传佛教的传播快速传人东南亚地区，其中缅甸、泰国和老挝地区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南传佛寺建筑，并伴随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对云南省南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缅甸
缅甸佛寺的整体空间形态基本为佛殿中心型，中间由前殿、连接厅、正殿相连接形成轴线空间，佛塔游离在核心建筑群之外，整体空间形态呈现出紧凑、规整的布局，建筑平面之间呈现平行关系且互相连接，整体感很强，与其他地区的南传佛寺空间形态上有较大差异。
泰国
泰国南传佛教寺庙的空间布局轴线化程度高，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以分为以像殿为中心、以佛塔为中心，以殿塔作为双中心。而佛塔中心的平面布局则是受斯里兰卡影响较多，整体空间形态较为规整，中心佛塔与神庙连接，但佛塔规模更大。典型的代表是Mahathat寺，中心塔高出周围的建筑，统领的感觉更加明显，整体本空间形态以中心塔和佛殿形成轴线，其他附属建筑围绕在周围，塔殿双中心型寺庙布局以主人口、大殿、塔形成轴线，佛塔与佛殿的体量高度相当，周围有围墙，还有戒堂、藏经阁、图书馆、佛足亭等附属建筑。
老挝
老挝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在平面布局上较为分散，没有固定的中轴线，包含多种单体建筑类型，例如香通寺就包含了大殿、佛塔、僧舍、戒堂、菩提树、鼓房、佛足殿、厨房、冥想殿、船屋等多个单体建筑。空间布局形态可以分为以佛殿为中心、以佛塔中心。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塔与大殿相邻，与泰国塔殿双中心的佛寺较为相似。老挝佛寺单体建筑类型型丰富，整体空间形态顺应地形进行布局，与泰国、缅甸相比更加自由灵活。老挝的佛寺建筑为落地式，后期佛殿设置有一到四面的外廊，屋顶采用跌落式和叠加式，有的还会设不有披檐。
著名伽蓝
曼阁佛寺
曼阁佛寺，傣语意为曼阁中心佛寺，坐落于景洪市曼阁寨西南侧，澜沧江畔。“曼阁”是哈尼族渡江之地的语地名。曼阁佛寺原为村寺，属曼景兰中心佛寺片区。因江隔，教徒不便往来，后经批准，增建经堂、“波苏”，成为曼景兰中心佛寺的分寺，江北村寺可在此议经。
吴哥窟
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粒市吴哥通王城南郊，是吴哥古迹重要组成部分，又称吴哥寺，或小吴哥，梵语意为寺之都。苏耶跋摩二世(1113-1150年在位)时为供奉毗湿奴而建，三十多年才完工。吴哥窟是吴哥古迹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柬埔寨早期建筑风格的代表。吴哥窟建筑庄严匀称，比例和谐，无论是建筑技巧，还是雕刻艺术，都达到极高水平。吴哥窟规模宏大，是错综复杂的建筑群，包括台基、回廊、蹬道、宝塔，全部建筑用砂石砌成，石块之间无砂浆或其他黏合剂，靠石块表面形状的规整以及本身的重量彼此结合在一起。
相关著作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地理名著，为北魏迁都邺城遗址（今临漳县）十余年后，巡抚司马杨之重游洛阳时，追忆之前城郊佛寺之盛时所写的一部记叙性作品。这本书的内容以记录洛阳佛教寺庙为主，同时也记录了一些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传闻故事等。此书共分为五卷，首先为序城门表，其次以城内为始，次及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文体结构为一寺一条，以地志为经，史事为纬，将思想和观点巧妙地融合在历史性的记载和文学性的描述中。其中介绍的佛寺很多，如永宁寺、建中寺、瑶光寺、修梵寺、景林寺、正觉寺、白马寺、宣中寺、宝光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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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讲解了中原一代汉族为主的佛教派系和佛寺，作者白化文认为这些都是逐渐汉化即本土化了的佛教，即“汉化佛教”。书中指出：“汉化佛教是汉化很深的佛教，它经过近两千年与中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渗入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自己的独特系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有机地融合在汉化佛寺的建筑、造型艺术、图籍、礼仪轨制等具体的事物与行事之中。”一方面，汉化佛教本土化后，成为了佛教派系中最大的一支，具有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汉化佛教也影响了国外一些地区的佛教发展。这种思想贯穿着《汉化佛教与佛寺》这本书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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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为“宿白集”系列作品中的一本，该系列还包含有《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讲稿》系列。作者宿白擅长的领域有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等。这本书以图文的方式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各个寺院，如大昭寺、哲蚌寺、堆龙德庆区楚普寺、桑叶寺等。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西藏自治区地区的寺院遗迹，第二部分是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地区的寺院遗迹，第三部分是内地蒙元时期的佛教寺院遗迹。
相关概念
伽蓝神
寺院的伽蓝殿内供奉的是护佑伽蓝的神灵，在元代释德辉所著的《敕修百丈清规》中记载有：“奉祝护法天龙，伽蓝真宰，各显威灵，安僧护法。”不过，在宋元代时，伽蓝神并非是某位固定的神灵，不同的寺院中可能供奉的是不同的伽蓝神。比如，元代宁国路宣城县珩琅山法云禅寺中，供奉的是萧衍时代的一员武将萧将军：“晋宋间有异僧杯渡禅师者居之，建寺曰兴云。相传梁宝公偕武帝尝幸，侍臣萧将军，至今祀之为伽蓝神。”在南宋的华亭凝山，则将以为显现灵迹的浮图塔神封为伽蓝神：“民因以建寺，名普光王。尝因附图放光，故为塔神名号，在宋朝有敕，封伽蓝神。”
隋唐以来，关羽被佛教奉为伽蓝护法神，即守护寺庙之神。由于关羽在三国时期的忠义精神，以及《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形象的描述，使得民间广泛流传着关公显圣的传说，再加上佛道两教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使得关公成为了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圣贤神之一。在民间，关帝不仅是武神，还是财神，很多商人将其视作行业神，祈求“开市大吉、黄金万两、金银满堂”等。清咸丰年间贺谦在为县关帝庙修建作序时，写道：“自来臣而帝者，关圣一人而已。圣不自帝有帝之者，而圣乃帝，而圣乃以臣而帝，非偕也。”在五台山大建安村，每年从农历五月十一开始，都会举办为期五天左右的庙会，并在五月十三这一天从早到晚祭拜关羽，祈求关公祛病灾、保境安民。
七堂伽蓝
唐中叶至时期，禅宗思想得到了发展，在寺院建筑上形成了“伽蓝七堂”制。伽蓝七堂指的是，一所伽蓝需要具备七种建筑物：塔、金堂、讲堂、钟楼、藏经楼、僧房、食堂。具备伽蓝七堂的寺院一般坐北朝南，呈纵向布置，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修建若干殿堂，通常按下面这种顺序排列：三门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佛殿——法堂——藏经阁。在这种禅宗的伽蓝制中，作为早期佛教礼拜中心的塔，已经不是必须具备的单体建筑。
的就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伽蓝七堂布局，全寺中轴对称，在中轴线上布置有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悯忠阁、敬业堂、无量殿、大悲堂、藏经阁等七进六院，布局严正。这样的布局模式简洁且规则化，更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和宗法社会观念。伽蓝七堂中的“七”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数字，并没有严格规定单体建筑的数量为七。宋代以后的一些大型寺院，同时并列着两三条轴线。
参考资料
Borobudur Temple Compounds.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2023-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