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准备编写《中国植物志》，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他到全国各省区采集了十几万号标本。继后，秦仁昌、王启无、蔡希陶、俞德俊以及其他老一辈植物学家也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其中，秦仁昌在欧洲拍摄的近二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对编写该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4年，胡先骕（Hu Xian Su）首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是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但当时由于资金、标本、文献等方面的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1959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Qian Chong Shu)、陈焕镛任主编，秦仁昌任秘书长，当年就出版了包括蕨类植物门的首卷《中国植物志》。以后历任主编是林镕，俞德浚和吴征镒。为深入开展《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由中国科学院主持，联合有关部委和大专院校，先后组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等单位上千位科技人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野外调查考察和标本采集，到2000年全国各标本馆的植物标本达1700万份之多，为编写该书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基础。

《中国植物志》自1959-1963出版了三卷册以后，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给予专项经费的支持，达446万元。统计表明，一半的书籍在1991至2004年出版。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之一。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中原地区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这一协作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编研工作基于大规模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基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在国际上是空前的。该书的作者们，还参加了植物科属的分类、系统、进化等有关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和中科院或省部委奖多项。这些成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植物志》的学术水平。

《中国植物志》的全部正式出版，不仅摸清了中国的植物资源，还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例如在商贸、检疫、公安和国防等方面，给国际贸易纠纷和侦探破案等提供有力的帮助。植物分布对地层鉴别、环境变迁和寻找矿藏提供重要信息。此外，在宣传和普及植物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等方面也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植物学家所瞩目，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关注与重视。《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完成，实现了我国四代植物学家的夙愿，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参编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新疆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林学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系、国家自然博物馆、东北林业大学林学系、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福建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复旦大学生物系、甘肃民勤治沙研究所、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贵州生物研究所、贵州省林科所、杭州大学生物系、浙江师范大学生物系、杭州植物园、河南农业大学园林系、河南生物所、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林学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药学院、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南昌大学生物系、江西教育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兰州大学生物系、庐山植物园、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物系、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南京大学生物系、南京林业大学林学系、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南开大学生物系、临沂市科委、上海教育学院生物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药学院、上海自然博物馆、深圳仙湖植物园、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林业学校、四川省绵阳市药品检验所、雅安市雅安中学、四川师范大学生物系、苏州师专生物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西安植物园、西北大学生物系、西北师范大学植物所、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南林业院林学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厦门大学生物系、新疆生物土壤研究所、云南大学生物系生态地植物所、浙江农林大学树木标本室、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浙江医学科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中国林业科学院林研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所、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科院地理所、中科院华南植物所、中科院昆明生态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兰州沙漠所、中科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

编研简史

《中国植物志》编研简史

作者：陈心启、崔鸿宾、戴伦凯、夏振岱

本章是在崔鸿宾生前写成的《中国植物志》三十年编研史、戴伦凯的《中国植物志》编研史和夏振岱的《中国植物志》编研史的基础上，由陈心启执笔写成，经过洪德元、陈艺林、傅国勋参加讨论修改，并经吴征镒审阅定稿。

《中国植物志》是一部总结我国维管植物(蕨类和种子植物)系统分类的巨著，全书共80卷，计126分册，包括了3万多种植物和9000余幅图版。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历史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至1958年才正式启动。全书126卷册的编研工作共经历了45年的漫长岁月，于2004年全部完成。实现了我国数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夙愿，出版了《中国植物志》，它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最大的一部。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史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

1．准备阶段

我国疆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孕育着极其丰富多彩的植物种类，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在18—19世纪，许多外国人就不断地到我国来考察和采集植物。但所采集的标本被全部带走，保藏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标本馆中。依据这些标本发表了大量的新科、新属、新种。但标本和文献资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给中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自20世纪初也陆续开始采集植物标本，并先后到欧、美各国查阅保藏在那里的植物标本和有关文献资料。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是钟观光，他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共采集了10多万号标本。随后秦仁昌、陈焕、钱崇澍、刘慎谔等也在华南、东北、华东、华中地区、华北、西南、西北等省区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随着植物分类学研究取得进展和植物标本的大量采集，胡先驌等曾渴望能着手编写《中国植物志》。胡先驌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种子植物科属志》。

这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最基础的参考资料。他曾在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说：“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编《中国植物志》。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植物志》。”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但这一愿望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而未能实现。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前后，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陈封怀、郑万钧、秦仁昌、胡先驌、汪发缵、唐进、匡可任、王作宾、傅坤俊、冯国楣、吴征镒、简焯坡等仍然不断地在各地采集植物标本，特别是川、滇地区的植物标本，总数近百万号之多，为后来在各地区建立植物标本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还深入地研究了特定的植物群，如秦仁昌对蕨类植物门，胡先驌对安息香科、桦木科、榆科、山龙眼科、茶科，陈焕镛对壳斗科、樟科、苦苣苔科，郑万钧对裸子植物，汪发缵、唐进对百合科、兰科、莎草科，耿以礼对禾本科，俞德浚对蔷薇科、秋海棠科，方文培对槭树科、杜鹃花科，何景对五加科，单人骅对伞形科，陈封怀对报春花科，蒋英对番荔枝科、夹竹桃科、萝科，裴鉴对马鞭草科、薯蓣科，吴征镒对唇形科、罂粟科，周太炎对十字花科，钟补求对玄参科、桔梗科，侯宽昭对茜草科，林镕、张肇骞对菊科，匡可任对胡桃科、杨梅科，孔宪武、简焯坡对藜科、蓼科等的研究，以及我国台湾和海外学者，如李惠林、胡秀英、黄增泉、刘棠瑞等的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发表了许多论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文献资料。

秦仁昌在英国Kew园工作时，曾到英国、瑞典、奥地利拍摄约2万多张的中国标本(包括相当数量的模式标本)照片；吴韫珍和吴征镒又根据当时世界上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H．Handel—Mazzetti的中国植物名录精心整理和考证，做成一套科学卡片；由蒋英、傅书遐收集的台湾植物资料与图片等，对于编研《中国植物志》都是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的辛勤努力，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植物分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家的重视下，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数个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植物研究所，并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组织全国的植被和植物资源考察，例如历时20余年的多次西藏自治区综合考察、黄河水土保持考察、海南橡胶宜林地为主兼及南方和西南植物资源考察、中苏联合考察、南水北调考察、多人多次新疆考察等，在考察中也同时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此外大专院校、有关部门还组织了形式多种多样的考察与采集，如野生植物资源普查及中草药多次普查等，又增添了数量巨大的植物标本。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了编著《中国植物志》的任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先开始组织全国分类学家编写《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种子植物名称》、《种子植物形态学名词》、《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禾本科、蕨类)和《北京植物志》等；华南植物研究所组织编著《广州植物志》和《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编写《东北植物检索表》；南京植物研究所（现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写《江苏南部植物手册》等。这些都属于编研《中国植物志》的前期工作，既整理和鉴定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又培养训练了年轻科研人员。到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中，正式将《中国植物志》列入生物系统分类和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项目之中。

2．初创阶段

1958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启动了。首先，在1959年5月由钱崇澍、胡先驌等26位植物学家联名在《中国科学报》上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

同年8月上报中国科学院，请求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于10月获正式批准，并于1959年11月11—14日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此次会议形成了下列文件：1．《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组织条例；2．编辑出版条例和编审规程；3．编写规划；4．1960--1962编写及出版规划；5．编写规格；6．植物分类学术语表；7．著者缩写表；8．引证文献缩写表；9．被子植物门按Engler系统（1936）的科号与分卷表。编委会第一任主编为钱崇澍与陈焕镛，秘书长为秦仁昌，下设秘书组，长期由崔鸿宾负责组织与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植物研究所秦仁昌等于1959年9月首先完成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2卷（蕨类植物门）。接着汪发缵、唐进、钟补求等分别于1961与1963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11卷（莎草科一部分）和第68卷（玄参科一部分）。此三卷《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标志着编研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当时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例如保存于国外的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难以看到，国内一些地区的标本严重不足，年轻人员缺乏训练等。同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制定可行的编写规划和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需要合理地分工合作，统一的编写规格，严格的审稿制度和合格的青年科技人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制约《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因此在1961年9月召开的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对组织条例、编写规程、编写规格进行了修改。

1964年编委会决定《中国植物志》各卷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册出版，同时还制定了审稿办法。1965年编委会对审稿办法作了修改，并对某些规格作了变动，如把引证中的罗马字改为阿拉伯字等。1966年编委会决定组织力量优先编写经济意义较大的科。但此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曾一度停顿下来了，有10年之久未能继续出版。其间只得以编写出版《中国植物图鉴》的方式，继续此项工作，以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也同时赢得了国家奖励和国际声誉，并进一步整理了资料和积累了经验。

3．恢复阶段

197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广州市召开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简称“三志”)的编研工作会议，要求逐步恢复《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此时主编钱崇澍、陈焕镛均先后辞世，老一辈的植物分类学家大多已故世或年迈体弱，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工作恢复的初期首先调整了编委会正副主编和编委，增加了中青年编委。

从1973年和1974年开始编委会分别不定期出版《编写工作简讯》和定期编印《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以当代文献为主)。还编印了云、贵、川、青、藏等各省区的地名考证，拉丁文术语汇编，书刊及著者姓名缩写等工具书性质的资料。对统一编写规格和提高编研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与1963年第68卷的出版相隔11年之久，于1974年12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36卷(蔷薇科一部分)。此时《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开始恢复和重新起步了。在1977年出版了第63卷(夹竹桃科、萝藦科)、第65卷第2分册和第66卷(唇形科)等三卷册。

4．高速发展和完成阶段

自1978年开始，《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一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在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提高编志质量，例如召开一些卷册的交流会，在一些地区召开座谈会等。此时编志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于1978年出版了三卷册，1979年出版了十卷册，1980年出版了三卷册。在国家科委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中“三志”被作为重大项目列入规划，成为国家的重大项目之一，并成立了“三志”联合编委会，编研经费由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共同资助。《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共获得中国科学院及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9项，二等奖32项，三等奖1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此后每年以平均4—5卷册的速度出版，终于在2004年9月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这一巨著的全部卷册*。

《中国植物志》总共有126卷册，含300科3407属31141种，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科、属、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参加编研的编研人员312位，绘图人员164位，经过四代人的艰辛努力，终于初步摸清中国维管植物家底，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为国家可持续地开发生物资源作出巨大的贡献。《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所瞩目。在中国植物学家1979年访美时，曾提出与国际合作的建议，于1988年由俞德浚、吴征镒和全体编委代表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的P．Raven签订了中美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的协议，成立了《Flora of China》编委会，并于1989年正式开始编研工作。《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实为《中国植物志》的增订、修改版或第二版，将与全世界专家合作、共同完成。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编研工作是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支持和资助下，大专院校配合下，共同合作完成的。全部著作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出版。整个编研准备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延续了近80年，而从正式启动至全部完成亦经历45年之久。这部巨著的完成与出版无疑为我国可持续开发植物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文修订版

修订启动

早在1988年10月，中美双方就《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编撰工作签订合作协议，1989年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主要是对《中国植物志》中文版进行全面修订，并译成英文。项目工程浩大，文字25卷，图版24卷，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水平很高的英文版植物志。

前后历时25年，由中美等国共同完成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已于2013年9月全部出版完成。

修订过程

198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吴征镒院士和美国密苏里植物园Peter Raven院士代表中美双方就Flora of China的编撰工作签订合作协议，编撰工作正式启动。通过国际合作，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有机会走向国际，利用保存于世界各大标本馆的大量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查阅大量经典文献以解决《中国植物志》(中文版)由于历史条件、经费等局限而未能解决的大量名称和鉴定等问题。通过野外考察、文献考证和对疑难类群的深入研究，中外学者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路，共同提高学术水平，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一巨著。

Flora of China历时25年，对80卷125册的中文版《中国植物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并用英文成稿。该书由吴征镒院士和Raven院士主编，2003年编委会调整，增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为副主编。项目采用中外作者合作的形式，由中方作者完成初稿，并赴美国和欧洲一些大标本馆查阅模式标本，鉴定存于国外的大量中国标本，并查阅植物分类学经典文献，结合新采集的国内标本，对物种名称和分布区状况进行修订，并邀请美、英、法、日俄等相关类群的权威学者作为合作者，通过广泛的交流、讨论，共同修改文稿，最终由双方作者协商定稿。该书包括文字25卷、图版24卷，记录了我国维管植物312科3328属31362种，是世界上最大和高水平的英文版植物志。这也是自2004年《中国植物志》出版完成并于200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后，中国植物学界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

18和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半叶，大量欧美日植物学家和探险者在中国采集了数十万份标本，几乎全都存于国外，其中许多后来成为模式标本。通过《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开展的国际合作，使我国学者有机会研究这些标本，利用国外的大量经典文献，解决《中国植物志》中文版由于历史条件、经费等局限而未能解决的大量名称和鉴定等问题。此次编撰工作中完成的工作还包括：鉴定中国采集的标本；野外考察，对疑难类群的形态性状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观察和分析；对类群进行分类修订，着重物种的划分和归并、学名的考订和规范等。

参考资料

中国植物志第一卷.豆瓣读书.2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