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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

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指用青铜制造的器物，而青铜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如锡、铅等混合而成的合金，由于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是金色，所以青铜器又被称为“金”或“吉金”，但出土的青铜器因为时间流失产生锈蚀后变为青绿色，因此才被称为“青铜”。

青铜器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世界各国及地区使用青铜器的时间不一样。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苏美尔地区的青铜器开始发展起来，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苏美尔地区已可以大规模制造青铜器。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巴尔干半岛和东南欧掌握了青铜器制造技术并制造了大量的青铜器，而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带，青铜多铸成武器。古印度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文明时代的青铜小雕像《舞女》，总体而言，在印度河流域，人们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并且青铜铸造技术较高，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西亚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公元前2000年前进入了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生产大量青铜器。公元前3500年的甘肃马家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青铜刀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不过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公元前17世纪。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比较早的，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为主，虽然也有数目可观的武器与工具，但所占比例较小。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青铜器的影响，特别是越南的青铜器制品与中国的相似，同样，东南亚各国的青铜器也受到了中国南部青铜器的深刻影响。在世界各地，古代青铜器的大多数缺乏铸刻铭文，其纹饰种类也相对稀缺，仅有一些地区，如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大量的青铜器带有铭文，且纹饰种类极为丰富多样。

冶铜术的发明及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物质标志，青铜器不仅是可以使用的器具，其中包含的铭文，各类人、兽等纹饰，器身的装饰部件以及各种或轻巧或厚重的造型都暗含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青铜器作为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和物质艺术代表，对中华民族的工艺美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名称来源

形制定名

对于青铜器的定名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铜器有自己的名字并且可以找到相关的文字文献证明，这样的铜器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名符其实”的器物，属于这一类的青铜礼乐器，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铜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并且又有典籍，可以查询，比如：鼎、鬲、、爵、豆、、壶、盘、匝、孟、鉴、盆、钟、钲、铎等；二是铜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但先秦文献中查不到器物名字用途的青铜器，如铺等；三是铜器本身没有自己的名字，但通过它的形制与古文字、文献的比照可基本确定的青铜器，如、禁、斗、勺、杯、铃、铙、醇于、鼓等。

第二种情况是：青铜器的名字大多数是由宋人规定的，但是对于这种说法至今还有一些争议存在，属于这一类的青铜器，也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铜器本身没有自己的名字，宋人根据文献而给他加上的名字，比如说、、、等这些器物本身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流行的时间又都早于宋朝，因此取的名字可能会有误差，第二是铜器本身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宋人又依据文献给他定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比如说“簠”，器物本身的名字和“”没有关系，“簠”可能是名字为“铺”的器物。第三种情况是，宋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原有做为铜器泛称的何尊和彝，作为某类具体的青铜器的名字。

纹饰定名

青铜器的纹饰不仅具有装饰的功能，还是制度与观念的反映，青铜器纹饰的名称大多是由古今的学者所定的，它的依据有两个，第一种是比附文献，第二种是观象取名。第一种情况有“饕餮”“”“窃曲”。北宋吕大临首次将青铜器上的兽面形纹饰定为，它的依据仅仅是因为器物上部分纹饰是有头而没有身体，但是定名方法会因形象辨别不清而出现错误的概率较大，比如考古学家李济就指出这类纹饰有头和身体的，因此这是一种错误的定名方法。第二种定名的情况比较普遍，大多是根据文饰本身所表现的题材、形式进行定名，比如说鸟纹，鱼纹，虎纹，象纹，蝉纹，蛇纹，回纹，瓦纹，四瓣花纹，叶纹等，这种定名的方式比较直观，也比较稳妥，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名不符实的情况，比如说四瓣花纹，叶纹，定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形似花和叶，但是实际表现的并不是花和叶。

产生条件

经济基础

原始社会后期出现青铜文明的源头，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主要的生产和生活的工具是石器、木头、骨器等简单用具，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劳动效率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快，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的分离，剩余产品增多，以至于商品交换逐渐兴盛，原始社会公有制也逐渐瓦解并导致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同时生产力的提推动人们对生产工具的质量要求增高，铜制品等金属器物随之产生，金属制造业也和畜牧业等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技术条件

原始社会后期的远古人类出于制作石制器具的需要，经常规模性地寻找、甄别和采选石料，其中含有铜质的石头和自然铜（或铜锡混合的矿石）逐渐被人类所熟知，于是他们将烧制陶器的熟练经验用于从矿石中炼铜，而且烧制的温度已经接近铜的熔点（1080度），以此为冶炼铜矿石提供重要的燃烧条件。此外，原始社会后期的人类已经能够熟练制作和运用多种工具、武器与生活用具，同时还能精准地掌握和运用切割、雕琢、磨光和钻孔等技术以制作玉器，为铜器的制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发展历史

中国青铜器

萌芽阶段

仰韶文化

1973年，考古学家在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6000多年）遗址里发现一个铜片，姜寨的铜片为薄圆形，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测定，铜片为含铅锡的黄铜铸造而成，原料是含锌25%的黄铜，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炼制品。

马家窑文化

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诞生于甘肃省、青海等黄河上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中晚期独特文化，被称作“甘肃仰韶文化”，因1923-1942年间发现于甘肃省临济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该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艺较为发达，其遗址位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林家村，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但其中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金属刀简陋粗糙，含锡量在6%-10%之间，已达到青铜所要求的合金比例，仿照用骨、石相配制成的复合切削刀具，刀柄较宽而刃部平直，之后考古学家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出土一把锡青铜短刀。

齐家文化

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兴起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另一支青铜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齐家文化彩陶相对于马家窑文化已逐渐衰落，但泥质红陶、褐陶和灰陶等以平底器为主的器物独具特色，而且齐家文化的冶铜业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继续发展，铜制工具的种类已有刀、锥、空首斧、矛、凿、钻等，生活用具包括镜、镯、钏、臂筒、指环、耳环、钗等饰品。齐家文化的红铜和青铜并存，其红铜冶炼和制作技术已渐趋成熟，而青铜主要是青铜和铅青铜。此时虽然处于青铜冶铸的早期阶段，但先民已不再单纯依赖还原铜的氧化共生矿来获取青铜，后世考古学家在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广河齐家坪等齐家文化遗址中都出土铜制品。此外，齐家文化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铜镜，其遗址所出土的铜镜是目前所知中国时代最早的铜镜，铜镜装有木制柄且后背有纽。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制陶业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奠定基础。1954年，郑州牛寨遗址出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炼铜炉壁残片，中间包含有一块铜。1980年，河南登丰王城岗龙山文化出土的H617青铜片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容器残片，这个残片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外部呈圆弧状且下部有转折，胎质很薄且厚度均匀，可能是仿照龙山文化白陶鬶制作的青铜鬶遗留残片，同时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晚期也出土过红铜与青铜制品，但由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程度有限，目前尚未发现冶铸青铜的作坊遗址。之后考古学家于1983年左右在河南省淮阳平粮台出土龙山文化晚期的铜渣，此外还有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的龙山文化黄铜锥，这些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青铜冶铸工艺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二里头文化

大约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河南偃师等豫西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除陶、玉、石、骨、蚌器外的诸多青铜制品，二里头文化也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开始，逐渐摆脱铜石并用铸造青铜器的时代。后世考古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存在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代表的青铜工具主要有、凿、锥、刀、鱼钩等，青铜武器有铜镞、铜戈与铜戚等以及爵和鼎等大型青铜容器，同时二里头先民已能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技术条件已能允许铸造含锡量较大的青铜容器和工具，比如二里头出土的一件爵，含铜92%，含锡7%，而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上，小件的青铜器比如锛、凿、锥、刀等使用单扇范铸法，其他的青铜器则使用内外双范铸造，还出现镶嵌和粘嵌青铜器物的工艺，但二里头遗址文化处于青铜时代初期，尚未发现青铜农具。

繁荣阶段

商代

商朝是奴隶制发展成熟的时期，青铜冶铸等手工业高度发展，而青铜冶铸业完全由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控制，商王室在首都建立集中的青铜冶炼机构，同时其他的奴隶主也在各自的封邑建立冶炼作坊。商代青铜器可分作前期（约公元前16-前14世纪）和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两个阶段，商代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青铜器墓葬为代表，食器主要有鼎、鬲、就、段；酒器主要有爵、辄、累、尊、、盍、卤；水器主要有盘、盂；兵器与工具主要有戈、矛、戟、、刀、铸、凿、斧、锯、鱼钩等，工匠仿照陶质器物并根据青铜不同的品质和颜色再造青铜器，外形大概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造型精美但青铜器上很少有铭文，而且花纹样式也是以简单质朴的饕餮纹为主，铸造青铜器的陶范法工艺发展出分铸法；商代后期是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而且首次出现青铜盛酒器鸟兽尊（象尊、猪尊等），三足青铜器的形制多为柱足，同时也出现除主纹、衬托花纹之外的第三层花纹，有的已采用平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技法，而且青铜器内部的铭文字数逐渐增多，为商朝金文的发展奠基。在商代中后期，社会对贸易的需求催生了铜铸造的贝形货币，被称为铜仿贝。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墓地出土了最早的铜仿贝，由于缺乏文字，古钱学家将其命名为“无文铜贝”。此外，河南辉县琉璃阁还发现了壤金铜贝。祭器，又名宗彝或宫彝，是用于进行祭祀、神鬼祖先以及其他宗教和丧葬活动的器具，在商代，祭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明器则涵盖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等，制作较为粗糙，质地较薄，含铅量较高。商代青铜器随葬品种繁多，食器主要有鼎、顾、簋等；酒器有方彝、偶方彝、尊、方、壶等；水器有盘；乐器有铙。

西周

姬发姬发击败帝辛建立西周之后，建立比商朝更加森严的礼法等级制度，青铜器在严格的礼乐制度下得以大量被制造出来。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且价值大，同时大部分的青铜器上带有长篇铭文，基本是记载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发生的事件。西周前期（周武王至周穆王）的青铜器特点与商朝差距较小，但偏重庄严厚重，数量和规模也远超商代，其中爵、觚等各种酒器因统治者吸取帝辛灭国教训而较少制作，而青铜器的形制主要是三足器柱足与蹄足并存，纹饰方面基本沿袭商朝后期的兽面纹和夔纹，但也出现对称卷体夔纹、兽头鸟身纹、勾连雷纹等创新，青铜器上面的铭文最多有达上百字的；西周后期（姬繄扈至姬宫湦）青铜器的特点逐渐趋向于简朴且带长篇铭文，毛公鼎上的497字铭文是西周时期最长的，环带纹、窃曲纹、鳞纹、重环纹、瓦纹等带有新时代特色的青铜纹饰兴盛，而爵、角、觚、方彝等青铜酒器基本绝迹，壶、、尊等青铜器继续保留，同时出现新的青铜酒器匜。

春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阳市，中国开启春秋时代，由于周天子的权威和地位下降，各路诸侯分裂割据并互相征伐，致使西周时期建立的等级制度和礼制遭到破坏，因此与之相应的青铜器制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青铜器制造的个性化特点和区域性增强，直到春秋中晚期形成各地独特的青铜器铸造风格（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山东地区、汉水以北和淮水流域及邻近地区、汉水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湘东区和桂东县与岭南地区、关西地区等八个青铜器集中文化区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包括沿袭西周晚期流行的立耳蹄形足鼎，中原以外诸地区（齐国、鲁国、薛国、国、莒国等）的春秋青铜器在形制上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其中以鲁国与中原器制最为接近，而莒国器物的独特性最强（腹壁较直，三足外撇，中间细而两端明显粗大的青铜鼎）。

战国

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战国时代开始之后，铁器已经逐渐普及，青铜时代基本宣告结束，但用青铜铸造的贵族礼乐器和军事领域的兵器仍然占主要地位，而且此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高端、造型奇特精美。战国早期的青铜器绘有题材丰富且艺术性较强的人物画像纹，中期以后盛行鎏金工艺、金银错、漆等青铜装饰工艺手段，以及全素面且形制较为稳定的青铜容器，比如扁圆腹、有盖、三环钮、附耳、矮粗蹄足的鼎。东周王城遗址东北部的王陵区与贵族墓葬区出土的有乐器钟与鼎、簋、壶等成组的青铜容器以及兵器、车马具等战国后期青铜器，豫北、豫西、晋西南、晋东南与晋中市、冀南等地也有战国时期的青铜食器、酒器等出土，而纹饰大多以粗体的蟠螭纹为主，青铜戈一般以援脊与刃部作弧线向前收拢成锋，战国青铜矛基本是常作扁平的柳叶形。此外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也各具特点且丰富多元，比如北方的燕国、山东地区的齐国（陈侯四器）、南方的楚国（楚式升鼎）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货币的形式主要包括类似农具鍵的布币、类似刀削的刀币、带有圆形方孔或圆孔的国钱，以及模仿海贝的铜贝币。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形式可能会有所差异，但相同形式的货币也会在多个诸侯国同时使用。例如，刀币主要在齐、燕和赵国流行；秦国使用圆钱。楚国则使用蚁鼻钱，而在吴越的部分地区，人们使用戈、桥币型的铜钱。在齐、燕地区，出现了刀贝这种货币形式。铜币上通常会标明地名、货币单位名称等信息。

东周边远地区

东周时期的边远地区主要包括北方地区、巴蜀地区、云南省附近以及东南沿海和南方地区，东周时期的北方地区主要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虽然这些地区没有中原地区的经济发达，但也曾经出土大量的青铜器（武器、礼乐器等），比如北京延庆境内军都山南麓玉皇庙等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岱海地区毛庆沟墓等地出土的青铜虎纹饰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区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鹤嘴形镐。此外巴蜀地区先秦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包含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特点，代表青铜器有双环耳侈口釜、与底、盖皆作尖状的盒形器、扁茎柳叶形剑以及青铜尖形盔顶等器物，而云南青铜器主要分为滇池中心和滇西文化两种类型，剑、戈、矛、钺等随葬青铜兵器出土较多，滇西地区楚雄万家坝类墓葬也有青铜兵器、工具与铜鼓等，楚地（今湖南的湘江、耒水、东江与资江流域）、两广地区（今广东省、广西岭南地区）也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出土。

变革与继续繁荣

秦朝

秦灭六国之战之后建立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秦朝只存在15年，因而青铜器的制作规模较小，尤其是青铜容器和礼乐器的制造较先秦时期有所衰落，比较著名的有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和洛阳西宫秦墓出土的青铜容器，而且秦朝对铜器铸造业的重视程度和铸铜工艺明显弱于春秋战国，但从发掘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刀、剑、戈、矛、镰、镀、弩机等青铜武器看出，秦朝的青铜器冶铸技术仍有所发展。秦朝的青铜器大多数是纹饰较少的素面外表，战国时代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等精美青铜器几乎绝迹，此外秦朝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也刻在青铜版上再嵌到青铜量或衡器上。在秦灭六国之战之后实现货币统一，采用了外圆内方的八朱半两钱作为法定货币。

两汉

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历经“文景之治”后西汉的经济得以发展，手工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青铜冶铸业的工艺水平稳步升高。两汉时代的青铜冶铸业主要以官营手工业为主，其青铜器冶铸机构庞大、所制铜器精美且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室贵族，内部分工精细且层次分明，铭文标记铸造情况，监督管理制度较为严格，但极大的铜资源需求量也促使政府从民间收购已冶炼好的铜材，此时青铜铸造业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西南地区，同时两汉政府又在许多地方设置工官铸造铜器，例如蜀郡（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今四川梓潼）、河东郡（今山西夏县）以及首都长安等。虽然两汉时期的某些青铜铸造技术如拍印花纹法衰落，但由于铜采矿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青铜用器和青铜货币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两汉时代在青铜工艺方面加以创新，比如更新错金银与镶嵌工艺、将鎏金与镶嵌技术发展至高峰、青铜器上的细线刻纹的发展、分铸套接和使用钏钉技术等。汉初铜钱改为四朱半两，刘彻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后，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朝。

衰落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前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处于战乱和割据状态，青铜器制造的规模相较于两汉时期有所减小，且南方较北方兴盛，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青铜器的铸造上呈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此时主要制造的青铜器包括釜、勺、酒樽、灯、炭炉、熨斗、铜镜等生活用具和弩机、刀等武器，外形相对于秦汉较为粗糙，以素面无纹饰的青铜器为主，只有少部分铜器绣刻简单的弦纹和鱼纹，如鎏金蟠龙镇等华丽青铜器较少。此外该时期南、北方的铸镜业存在许多差别，南方主要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北方多见连弧纹镜、夔凤镜、龙戏珠铜镜，而且三国两晋时期的铜镜曾经传到日本，也有中国工匠东渡日本铸造铜镜，尤其是高浮雕铜镜的发展为隋唐的青铜镜制造奠定坚实基础。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设置少府监管理手工业部门以制造铜铁器物，唐朝采矿冶铸业非常发达，冶铜的处所已达96处，碗、钵、盂、壶、勺、盆、杯、罐、盒、灯、手炉、锁、笔架等青铜食器、酒器、水器的数量也不亚于新兴的瓷器制造业，尤其铜镜的制造获得隋唐两代统治者的青睐。隋唐时期的青铜镜比较厚重且色泽白净，外形与纹饰相对于前代有所创新，脱离两汉时期严谨沉闷的风格，将历史人物故事和神话传说以及现实生活融入到青铜镜的画面中，比如隋末唐初的十二生肖兽纹镜、盛唐时代的云龙纹镜和打马球镜、晚唐时期的“卐”字镜和“亚”字镜等，其中大部分的青铜镜都使用镶嵌金银箔和螺钿的工艺，圆形、菱形和葵花形等多种形状层出不穷。总体来看隋唐两代的青铜器制品种类齐全的程度超过南北朝以前，风格简朴轻薄，偏重实用性而刻意减少装饰物，个别青铜器以鎏金等为装饰以凸显华贵，比如鎏金铁心铜龙、唐睿宗时期的景云钟等。

宋元明清

五代十国之后，铜器铸造业的范围缩小至铸造钱币、铜镜和佛像，但上三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致使后世皇帝高度重视，其经济价值增加的同时也使得市场上流行的青铜器仿制赝品增多，而且大多是对先秦两汉时代铜器的造型、花纹及文字进行仿造，比如将破碎的古代残器重新拼接起来、将出土的青铜器拼接起来并绘以假绣纹、整体器物作假以及器物与铭文一真一假等情况。宋元时期的仿制青铜器包括商至汉魏六朝的鼎、豆、尊、爵等，体型较大且相对于明清时期的仿制品水平较高，错金银和鎏金技术较为发达，而明清时期的青铜器仿制规模不断缩小，最著名的是清代山东潍县仿造的铜器。虽然青铜器的制作数量缩减，只有吴越国王金涂铜塔、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等为数不多的青铜器存世，但宋元明清四代经常用黄铜（纯铜与锌的合金）和白铜（纯铜与、砷的合金）代替青铜来铸造货币和生活器具，有墨盒、镶子、钩、手炉、盆与盆架等。北宋时期主要采用砂型铸钱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明初，陶范铸钱的历史才结束。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发明了石范。

世界

苏美尔

在公元前第5千年后期，苏美尔文明迈入了金石并用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被划分为几个文化阶段。首先是欧贝德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随后是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最后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在欧贝德文化时期，人们开始使用少量的红铜工具，而在晚期，他们已经能够人工冶炼铜，并且开始制作单面范铸造的铜器。乌鲁克文化时期，冶铜技术得到了显著的发展，铜被广泛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种类和数量都稳步增加。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铜的使用达到了巅峰，制作出了诸如两面斧、碗、环、管、鱼钩、叉、镜和动物雕像等多样的产品。古巴比伦的医师替病人施切割手术所用的刀是青铜刀。到了乌尔第一王朝（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青铜的使用开始普及，失蜡法铸造技术得到掌握。在这个时期的王陵中，出土了大量铜制的头盔、斧子、标枪等物品。铜块也逐渐成为一种具备货币职能的交易媒介。从此以后，两河流域进入了繁荣的青铜时代，成为铜的主要加工和使用地区。

西亚

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有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在西亚早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早。早在5000年前，西亚就踏入了青铜时代，范铸法和失蜡法等冶金技术得到发明，人们相继创造了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以及铅锡青铜。可以说，在大约4000年前，西亚已经达到了青铜时代的巅峰阶段。各种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问世，对周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常见的青铜器包括刀、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如土耳其东部的的卡萤泰佩遗址发现10000年前的自然铜制品，并经过退火处理。此项技术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随后的2000年中，金属铜出现于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如叙利亚西南部的TellRamad遗址和伊朗西南部AliKosh遗址出土的铜珠等，并于距今8000年传播到巴基斯坦中部的Mehrgarh地区。与此同时，土耳其中部发现了融化或熔炼埚，这标志着真正的冶铜技术的出现，但目前仍有争议。

埃及

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埃及早期王国的遗物中，考古学家在第一王朝的坟墓里发现过不少天然铜制造的工具其中有切削刀具，小针，斧子，手斧，雄子，铜钉，铜丝，还有铜的嵌片，装饰品，食具等等。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间，埃及地区已发明了脚踏风箱这样的冶炼设备用来冶炼青铜。但埃及青铜器的体量都比较小，只是一些小雕像、武器、工具和器物等，缺少大型件。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青铜器经常出现，一些武器如青铜制作的战斧和战刀，也有青铜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以及马车的零件等。他们还使用青铜制作出鱼鳞状的铠甲片，和鳄鱼皮相结合，组成青铜头盔。因为宗教在古代埃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埃及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神像，如青铜荷露斯像、伊西斯哺乳的青铜雕像、埃及的酒神戴奥尼索斯青铜人面像等。

埃及青铜器的制作年代早，器物的种类也很多，并且制作工艺采用的是失蜡法。虽然埃及也有年代很早的青铜雕像，如四大文明古国第六王朝帕皮一世的全身像、阿卡德国王头像等，但数量极少。埃及出土较多神像是公元前 16 世纪新王国时期之后的事情，但神像均为小型铸件。

中亚

安德罗诺沃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于中亚草原地区、叶尼塞河沿岸、乌拉尔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西部，这是一个青铜器时代的农牧文化。这一文化发展出了农业畜牧经济、相应的物质文明、新的居住方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采矿业、金属冶炼，特别是青铜金属加工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文化区域内，发现了采铜遗址和锡矿金矿遗址，遗址内常见矿石、炼渣、冶炼工具和青铜制品。

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青铜的锻造或铸造武器、工具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例如斧头、矛、链子、刀、短剑、铸件、凿子、锯子、镐子、鱼钩、锥子、针，还有青铜串珠和饰牌。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地区，如波罗沃耶、科克切达夫、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克摩林斯克等地，发现了安德罗诺沃类型的古墓。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少量的青铜工具以及一些带有金配件的青铜饰物。青铜时代晚期，安德罗诺沃文化与东欧南部草原地带的木撑墓文化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已发现的带有木撑墓文化特征的铸铜遗址和遗物来看，除了本地采矿冶炼，还从中亚地区引入了大量铜材料。

欧洲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巴尔干半岛率先进入欧洲的青铜时代。接下来的1500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逐渐步入青铜时代。欧洲各地的青铜器类型普遍包括武器、工具和装饰品。

南欧地区深受地中海东岸新月沃地青铜文明的影响，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早，人像比较发达，还有较多动物雕像，这些雕像大多与祭祀活动相关。古希腊青铜艺术也受到古埃及艺术的影响而逐渐走向成熟，“神像人化”是古希腊青铜器装饰纹样的重要特征，大多数以神话中的人物和故事作为艺术创作的来源，比如古希腊青铜器中的铜镜《狂舞的密涅》以刻线的手法描绘出女子密涅的美丽身姿。此外，古希腊的青铜器更加注重审美主义的美学倾向，一般是作为艺术品摆放在神庙或装饰于三角楣之中；同时古希腊的青铜器工艺还注重高度写实的创作手法，描绘事物本质但不加以修饰，整体不具有抽象性。

东欧地区尤其是东欧南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晚于南欧地区，青铜武器发展最为成熟、发达，展现了草原民族崇尚武力的特点。在南欧和东欧青铜文明的影响下，中欧与西欧内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较早，青铜质地的农业工具较多，还流行骨灰罐、酒罐等青铜器。西欧沿海和伊比利亚半岛在南欧与西欧内陆青铜文明的影响下，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以鲤鱼舌剑、翼形斧、弯背刀等青铜器为特色的大西洋青铜文明。北欧远离青铜文明核心区，加上铜锡资源匮乏，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晚，其青铜文明虽深受东欧、中欧、西欧青铜文明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树形斧、太阳车等极具特色的青铜器。

欧洲青铜器类型广泛，包括青铜的锻造或铸造武器、工具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例如斧头、矛、滚子链、刀、短剑、铸件、凿子、锯子、镐子、鱼钩、锥子、针，还有青铜串珠和饰牌，以及铜和金银制成的耳环、鬓环等饰品。

越南

东山文化之前有冯原文化、桐荳文化和椚丘文化。冯原文化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少量铜器。桐文化时期出现了青铜斧、矛、鱼钩和手镯。丘文化时期，楔形斧和镰刀的数量增加。公元前1500至前500年，是冯原文化向东山文化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工具和兵器种类繁多，铜鼓开始出现。桐荳文化在青铜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发现了一种用途不明的青铜器——“铜”。这种器物全铜制成，呈长方形，带柄，板状，正反两面铸有密集的长柄实心小铜钉。这种器物在椚丘文化和东山文化中仍然存在，但形制略有差异。东山文化时期的铜器武器包括剑、戈、矛、靴形钺和镞；工具有犁、斧、锄和锹；容器有瓮形桶和圈足盖忠；乐器有鼓和铃。东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铁器时代，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尽管桐荳文化的先民们精通混炼技术，能够运用模具铸造和锻制出各种形式和完整造型的青铜工具，但在器物表面印制花纹的技术是在东山文化时期才出现。东山文化时期的古代铜匠已经掌握了在铜料中加入各种金属成分以制造铜合金的方法，进而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制作技艺高超，造型优雅，纹饰清晰。例如，玉缕鼓和黄夏鼓的纹饰复杂精细，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表明当时的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泰国

在泰国史前青铜时代，即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金属器制作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工匠们掌握了使用上下模具并合的铸造方法和失蜡法。此外，他们还了解如何在金属冷却过程中采用锻打技术来提高金属的硬度和韧性，同时也知道利用热度来恢复金属的黏性，减少冷却过程中金属受击时的脆性。这些技术通过一种称为退火的方法实现。这些技术一直沿用并传承到后来的铁器时代。

古印度

古印度的青铜造像历史悠久，最早的青铜作品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的青铜小雕像《舞女》，由于公元前9-6世纪印度相继兴起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佛教、耆那教，因而古印度青铜器的主要题材是宗教，尤其是波罗王朝（750-1150年）与朱罗王朝（846-1279年）。相对于波罗王朝来说，朱罗国更喜欢青铜雕刻，其创作出印度教诸神的青铜雕像，最著名的描绘湿婆作为美丽的“舞王”的雕像，古印度该时期的青铜艺术深深地影响斯里兰卡、泰国和东爪哇王国等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在古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人们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如斧、镰、锯、刀、剑、镞、矛头等，还有手镯、脚镯之类的装饰品。并且青铜铸造技术较高，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

铸造和加工

原料开采

先秦主要的矿产地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理石与火成岩的接触带中，比较有名的是江西瑞昌铜岭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北阳新港下古铜矿等，这些地区的矿石如孔雀石、赤铜矿、自然铜等密集程度高，含铜品位较高且容易开采。春秋战国时期的开采方法主要有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两种，地下开采方法可以分为单一开拓法（竖井开拓法）与联合开拓法两种，后者即下掘矿井，而中段或底部出横巷，工匠用木材制成方形框架用为井巷支护以承受井巷外压力，使矿工能从地表下数十米深的矿体中掘取矿石。但除了直接从邻近产铜地开采这一途径外，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所需铜矿原料还来自其他藩属方国的贡纳、贸易交换以及战争的掠夺。

中西方铜器时代已知的铜矿资源的分布也有显著的差异。当时，中国各地分布着大型、中型和小型铜矿，数量众多，尤其是超大型和大型铜矿。与此同时，欧洲、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铜矿数量相当有限。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00年这段时期，该地区的年平均铜产量仅为400吨。在奥地利别希霍夫荷劳的密特堡发现了世界最早的铜矿，遗址长1200米，深15米，属于露天开采，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另外，古埃及提姆纳采铜遗址位于亚喀巴海湾附近，开采年代距今约3000年，竖井最深达36米。伊朗高原以及波斯湾西岸阿曼地区也分布着古铜矿，主要供应苏美尔地区。欧洲最古老的铜冶金遗迹是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区的古铜矿和炼铜遗物，其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鲁德纳格拉瓦发现的古铜矿是最著名的遗址之一，已经发现古代采矿遗迹40多处。

此外，青铜器重要材料锡的分布也不均匀，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古国，如四大文明古国、西亚、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初并不是产锡的国家。在寻找铜矿的过程中，才意外地发现了锡矿的产地，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锡矿就是在寻找铜矿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从而为古埃及、古希腊等国家和地区的青铜器发展创造了条件。古埃及的锡则是从尼日利亚和扎伊尔（今刚果）等地远程运输而来。

冶炼程序与工具

青铜器的冶炼程序主要分为选矿、初炼和精炼三步，首先含杂质较少的铜矿石是炼铜的首选，比如含铜很富的氧化矿孔雀石铜矿含杂质较少，可以直接进入炉中冶炼；铜矿石选择出来后需加以破碎，然后与熔剂木炭（在炼铁时可达1150度以上）一起投入炼炉内，铜熔点仅1083度，所以炉内温度达到1100度或稍高点即可；将炼炉炼出的铜液放出后凝固形成粗铜，后将粗铜放入熔铜设备（土炉式熔炉、土坑式熔炉、小型陶质熔铜器皿）内进行提炼以减少杂质，当铜熔化后根据要铸造的不同种类的器物，加入一定比例数的锡及其他合金成分如铅等。随着温度升高，炉中青铜合金中的部分氧化物、硫化物等挥发出来形成黄白、青白之气，当杂质全部挥发之后火焰即呈青色，代表青铜冶炼成功。

合金成分

青铜合金包括锡青铜、铜锡铅三元青铜和铅青铜三种类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锡青铜、三元青铜的中含锡量多未超过10%，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合金主要是锡青铜与铜、锡、铅三元青铜，铅青铜甚少；殷代的青铜兵器一般属于锡青铜与铅青铜这两类合金，而三元青铜较少，铅青铜在殷墟出土青铜兵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含铅量多数在10%以上，而锡青铜兵器中镞属高锡青铜，戈等兵器则以含锡量中等者为主，青铜工具大多属于三元青铜和高锡的锡青铜；西周中前期的主要合金是铜锡铅三元青铜，三元青铜含铅量多有超过10%的，而锡青铜的数量较少；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容器的主要成分是三元青铜和含锡、铅量中等的锡青铜，而青铜武器流行使用含锡量较高的锡青铜。

铸造工艺

块范法

青铜器的铸造经历了单面范、双合范至复合范的发展历程。单面范与双合范仅能铸造非容器类的小件铜器，其范料为石质或泥质，但用于青铜容器铸造的复合范则必须为泥质，因为泥料比石料具有更为自由的成形性。铸铜泥料的制备工艺不仅继承了史前制陶业的相关经验，同时还根据铸铜的特殊要求对泥料组成和焙烧温度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因而其工艺技术更为复杂。“拼铸法”从属于“分铸法”的范畴。因整体美观和结构坚固的需要，青铜器最佳的成形手段是整体铸造、一次成形的“浑铸法”。但对于造型复杂的器物，常需将耳、整、足、钮、牺首等附件分开铸造，再与器物主体铸接，这就是“分铸法”。因结构或工艺需要，可先铸附件再铸接主体，或先铸主体再铸接附件。因此，分铸法的特征为“主体”与“附件”的分与合。“拼铸法”则是将器物各个部分逐个制范、依次铸接，是更为彻底的“分铸法”。拼铸法仅见于早期方鼎的铸造，是制作大型器物时于泥范技术的落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失蜡法

失蜡法又称为拨蜡法、出蜡法或退蜡法等，最早出现在约前3000年的西亚地区，采用易熔化的材料，如黄蜡（蜂蜡通称）、动物油（如牛油）等制成欲铸器物的蜡模；在蜡模表面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在泥壳表面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铸型，如不用耐火材料涂沫，亦可用范土做填料，将蜡模空隙处填实，封裹成圆墩状；烘烤此型模，使蜡油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型腔；往型腔内浇铸金属熔液，便可得到无范痕、光洁精密的铸件。万家保等学者认为失蜡法出现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而华觉明认为失蜡法在中原地区的起始年代至迟应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中期或更早。

装饰工艺

镶嵌

镶嵌绿松石是最先出现的青铜装饰工艺，并从二里头遗址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主要方法是先在器物上铸成阴纹的纹饰，然后按照纹饰的规格制作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或块，除绿松石外也有玉、玛瑙、孔雀石与琉璃等其他非金属矿物，此外商代青铜器还会镶嵌金属物质如有红色光泽，硬度低且延展性好的铜等，比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镶嵌红铜纹饰青铜戈；先秦时代的贵族还将色泽美丽并有良好延展性的金银镶嵌于青铜器上，这种工艺被称为“金银错”或称“错金银”。

包金银与贴金

包金工艺是指将极薄的金箔（一般是厚约0.2毫米左右的金叶）包罩在青铜器的表面上，此种工艺从商朝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而包银的青铜器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比如战国晚期包银箔的椭圆等。贴金是用粘着物将极薄的金箔贴在器物上，先秦时代有可能是用漆或桐油一类涂料，由于成本较低且金品较薄不易脱落，贴金的工艺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代表青铜器物是战国早期楚国固始侯墓中出土的贴金铜泡、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贴金马饰。

外镀金属

这种工艺包括镀锡和鎏金两种类型，由于锡的化学性能较稳定，因而青铜器镀锡具备装饰功能并可防止铜器生锈，现代冶金史学家推测中国古代青铜器镀锡工艺存在热镀（将青铜器大体加热并在赤热状态下涂抹锡液）、浇灌（冷水浇背）与沉浸（将要镀的物体部分或全部沉浸到熔融的锡液中并取出）三法，而鎏金工艺包括“杀金”（加热金箔碎片至400度左右后完全溶解于汞中，再冷却成固体的银白色“金泥”）、“抹金”（打磨掉铜器表面铜锈后将金泥与盐、矶的混合液均匀地抹在被镀器物表面）、“开金”（以适当温度的炭火将汞蒸发并使黄金滞留于表面）、“压光”（用上杭乌梅水刷洗并用玛瑙或玉石制成的“压子”磨压器物直到鎏金层出现）四道工序。

纹饰

中国

根据青铜器纹饰的内容，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即：动物类；几何形类；人物画像类。每一大类中又可以细分为若干种。归于植物类的纹饰极罕见而且图形也是图案样式，因此暂将个别植物形纹样归入几何形类中。青铜器纹饰有着较强的时代特色。在商与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中有许多神话、幻想中的动物，因此多具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这种风格至西周。

二里冈文化期

在青器纹饰的萌芽与初生期，只有饕餮纹1类(即不简省饕餮纹)和几种简单的几何纹，例如圆圈纹、弦纹、涡纹、云霜纹等。这些风格多半是粗犷和简练的。直到二里冈上层晚叶，饕餮纹才开始出现细密的形式，但仍然没有地纹。

殷代中期至西周早期

从殷代中期开始，蛇纹中的1类（即独体蛇纹）、鸟纹1类（即小鸟纹）、简省变形动物纹的1类（目纹）、4类（变形饕餮纹）以及多种几何纹相当流行。从二里冈上层偏晚开始，纹饰出现繁的风格，到殷代中期更发展为以“三层花”为代表的繁丽、精细的风格，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关于神话性动物的盛行，肃穆、森严且诡异的氛围，通常认为与商代和周初崇拜鬼神的神秘主义、宗教意识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多类并存的饕餮纹以及龙纹中的1类（即夔纹）是这一阶段应用最普遍也最重要的纹饰。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纹饰逐渐呈现出质朴、素雅的风格，器物口沿下或颈部的带状纹饰较为常见，神秘性也有所减弱。在西周中期，以龙纹的2类（即顾龙纹）的繁荣、鸟纹的2、3类（即长卷尾鸟纹与大鸟纹）的盛行和简省变形动物纹的5类（即窃曲纹）的兴起为特点。而在这一阶段的晚期（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窃曲纹达到高峰，简省变形动物纹的3、6类（即重环纹、波带纹）和瓦纹开始普及。简省变形动物纹从神话性逐渐转向图案化，神秘主义色彩明显削弱，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尚神鬼的宗教观念逐渐衰落。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在这一阶段，纹饰的表现手法呈现出图案化和装饰化特点，神秘性消失，同时现实主义主题开始出现，纹饰风格由素朴转向精细、繁缛。从春秋中期开始，上一阶段的典型纹饰如重环纹、窃曲纹、瓦纹等逐渐衰落，波带纹减少并走向变形。与此同时，龙纹第5类（即交龙纹）中的蟠纹、蛇纹2、3类（即蟠虺纹及四方连緓延展的独体蛇纹）开始流行。动物纹摆脱了刻板作风，变得活泼、清新且秀逸。几何形纹饰中的綯纹与三角纹第4类（即垂叶三角紋）也在春秋中期兴起。战国早期之后，人物画像纹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艺术水平推向顶峰。这些变革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飞跃相呼应，共同创造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战国中晚期

在这一阶段，虽然常见的蟠螭纹、蟠虺纹及其各种变形仍然存在，但简练的几何纹饰带已更普遍地取代了满饰花纹的风格。值得关注的是，可能由于上一阶段繁富精细的纹样已达到顶峰，此阶段之后风格发生转变，开始出现更多全素面青铜器。为了弥补素面的单调，人们在素面铜器上采用了鎏金、蜡金银等装饰工艺，使青铜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绚丽色彩。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并影响到汉代。

世界

在西方地区的青铜器上，人物题材是主要的纹饰，而动物主题也占据重要位置，几何纹饰则在一定程度上起辅助作用。相对而言，欧洲地区的纹饰青铜器相对较稀少，其纹饰也多以刻画生产、生活、祭祀、战争和神话故事等场景为题材。举例来说，希腊古典时期的镜子和梳妆盒、埃特鲁里亚时期的六腿铜盆，以及凯尔特人制作的巨型酒罐等青铜器上都镶嵌有装饰，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并呈现出强烈的写实风格。此外，古埃及和苏美尔地区的青铜器上的表面装饰性纹饰相对较少。

铭文

商代后期的金文

商代后期青铜器上的金文一般包括族氏何尊铭文（家族之名号）以表示青铜器的族属问题、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接上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作器者名等，但这些文字一般数量较少，殷代晚期的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后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同时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大多带有象形文字的意味，表示人物、动物、植物等含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列，但横却不成排。

西周金文

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西周早期中武王、姬诵时期以及姬钊前期的金文关乎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而字形特点基本商代后期的金文，康、姬瑕时期的金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反映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氏铭文逐渐减少，同时字体也相对于西周初年的较为规整；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金文字体规整拘谨，象形性大不如从前，从姬繄扈至姬囏时期，金文字体宽松敦厚，布局散漫；西周晚期的姬燮至姬宫湦时期，青铜器的铭文篇幅较长，内容多为模式化的廷礼册命，有关战争、土地狱讼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布局工整规范，横成排，竖成列，制作时先画格后拓字致使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

春秋金文

由于春秋早期的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负责制造青铜器，因而上面的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的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区域性较强，同时在文字结构及书体上保留西周时期的一些特征，但部分器铭布局散乱，横不成排，字形亦不规整，大小不一，比如淮河、汉水流域与汉淮间诸国。春秋中晚期，各诸侯国金文形体上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逐渐增强，齐国金文字形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而迂曲，庄重典雅；而鲁国由于保存周礼较多，其字体稳重敦厚，布局宽松；江淮流域及附近的南方诸侯国如徐国、楚国、蔡国和吴越两国等，金文主要包括较为随意的手写体或俗体、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和特殊的图案化字体；虽然秦金文发现较少，但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差别明显，结构严谨规整且笔法圆折，更加接近于小篆。

战国金文

战国早期的青铜器金文中关于歌颂先祖、祈祷祝愿之类的礼仪套话减少，一般青铜容器上只较简单地记述铸器的缘由和铸器的主人，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他们的青铜器金文基本保持相似的风格，字形匀称稳重，而楚国一定程度上保留春秋时期南方金文的宽阔形体和流畅笔画。战国中期以后，政府加强控制与兵、器、度量衡相关的手工业，严格命令在青铜兵器和量器上面记录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各国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字形体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同时衍生出新的形声字体，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比如楚兵器铭文要加上纪年词句（……之岁），由铸铭转向刻铭且结构松散。

青铜器的意义

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同时也承载着重要的符号和文化内涵。透过系统分析青铜器所蕴含的特定意蕴，可以观察到其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演进。青铜器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夏商时期用爵制度、两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和编钟制度都是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这种等级秩序的影响十分深远，用爵制度则以爵位制度的形式渗透到政治领域，而在春秋时期，用鼎制度和编钟制度则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这种青铜器的生产与使用体系，以中原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并被其他地区逐渐接受。可以说，青铜冶铸技术及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乐制度，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传统文化在形成和传承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元素，而青铜器就是这些文化元素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之外的地区，例如欧洲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主要与战争、祭祀、生产和日常生活有关，军事氛围相对浓厚。除此之外，在欧洲的祭祀文化中，该地区祭祀用途的青铜器通常用于祭祀神灵而非祖先，在随葬文化中，墓葬主人的身份标识功能则主要通过随葬青铜器的数量、体量和精美程度来展现。所以这些青铜器本身就反映了欧洲地区的战争、生活以及墓葬文化特征。

仿古伪作

定义

仿古与伪作的概念是根据先秦两汉时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文字进行模仿制造，但两者又存在本质的区别，仿古只是简单地模仿而不必追求器形和花纹完全的相似，基本上是后人为祭祀或生活等实际需要而模仿先秦两汉时代的铜器，甚至有可能还带有器形、纹饰、文字等方面的时代性；而伪作的商业性和投机性更强，伪造青铜器的人为牟取暴利而要求作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近年来人们为商业需要在复制品的底上铭刻“复制”字样。

历代产品

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相同点是大体取商周青铜器的外形，而在局部的结构和纹饰上随意变形。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北宋政府根据大量仿造内府所藏的商周青铜礼乐器并用以祭祀，至南宋时期仿制青铜器的现象减少，元成宗铁穆耳时设置出蜡局以仿制先秦青铜器，朱瞻基朱瞻基命令工部官员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等所记商周青铜器的器形并对其加以铸造仿古，当时所铸的仿古铜器多达三千三百余件，而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淓也曾大批仿制青铜器。历代青铜器仿制品中比较著名的有：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贯耳觚以及清代的百环尊、出戟大尊和方口觚等，此外明清两代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号，比如“宣德”“潞国制”“大清乾隆年制”等字样。

伪造手法

从两宋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伪造手法主要有真器改造、全器伪造、真器伪铭文和真器伪制纹饰四种，真器改造是指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或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不符合器制）；全器伪造包括自行设计形制、纹饰，以及以真器为模并用翻沙的方法或失蜡法铸成；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铭文，或是将原来的铭文改为较松散、呆板的字体；真器后制伪纹饰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在有简单纹饰的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

辨别方法

辨别伪作铜器，首先要对地皮颜色与青铜锈迹进行辨别，一般情况下青铜器埋于地下会受到地质和水质等自然因素影响，经过长时间的变迁而产生绿、蓝、黄、白、红、黑等不同的锈迹，而且这些真锈一般都是渗透至铜质内部并不易剥落，但伪造品的铜锈是浮在青铜器的表面，遇水即落；其次，还需要辨别器形、纹饰、铭文，真器纹饰一般层次分明而平整，而伪作纹饰则软而凸散，且没有铸造真纹饰时常出现的铸瘤，真铭文（商周时期）一般为铸字且字体匀整严谨，而伪铭文是在整个真器铸好之后再用刀刻字，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刀凿痕，而且字体呆板无神韵。

发现与研究

两汉至清代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最早是两汉开始大量出土，西汉初年中央集权政治逐步巩固与发展，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进而提出“天人感应”使皇权与神学和天文现象相联系，于是汉代统治者将出土的青铜器神化并视为祥瑞，比如汉武帝年间在汾河得到一个青铜鼎，之后将年号改为元鼎。自西汉至北宋初约一千二百年间，虽然有不少青铜器先后出土，而且史书、文献中对出土青铜器有不少记载，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缺少对青铜器研究的重视。直到大约北宋赵恒年间，由于“金石学”研究的兴起致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铭文开始受到重视，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句中正与杜镐辨认出史信父甗，之后刘敞、李公麟、吕大临、欧阳修、赵明诚等人先后撰写出《先秦古器记》《考古图》《集古录跋尾》金石录《博古图录》等相关青铜器研究著作，此外还对青铜器的定名做出重要贡献，比如钟、鼎、鬲、尊、壶、盘、匜、敦、簋等。元明两代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持续低落，到了清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时期，青铜器的研究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而迎来复兴阶段，从清初的顾炎武、朱彝尊开始，吴云、潘祖荫、吴大徵、孙诒让、曹载奎等人都致力于研究先秦青铜器和铭文并撰写相关著作，《说文古籀补》二册、《古拾遗》《古籀余论》三卷、《愙斋集古录》《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等研究著作，为后世研究青铜器奠定坚实基础。

近现代中国

1911年-1949年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学术界跟随政治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产生新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流入中国后催生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后青铜器的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容庚、唐兰、陈梦家等学者先后对青铜器的分类、定名进行研究，而其中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的《说壁》《说觥》等文章，将实物器形、铭文与文献资料结合，得出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定名结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将西方人提出的标型学理论应用于分析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央研究院李济的青铜器标型学研究是中国青铜器研究开始彻底摆脱旧的金石学制约走向科学轨道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郭沫若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青铜器分期、断代及分区域问题，创作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五册和《考释》三册，容庚也出版青铜器综合性研究著作《商周彝器通考》二册。

1949年至今

1949年后，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及云南省等地的田野考古出土大量青铜器，并先后出版地区性的青铜器图录，个人有关青铜器的专题性论著、综论性著作、资料与工具书先后出版。“中央研究院”考古组主任李济赴台之后，主要负责整理与研究殷墟发掘资料，并对殷墟及其他商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系统研究，他用考古标型学方法分析殷墟出土的刀、削、戈、镞等锋刃器的形制及其变化，撰写出《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斝的形制及其原始》等文章，同时他与台湾学者万家保合作撰写一百余万字的五本《古器物研究专刊》，对殷墟发掘所得的一百七十件青铜容器作综合性的研究。此外万家保撰写《辉县及汲县出土东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铸造及合金研究》、石璋如编著《殷代的铸铜工艺》、陈良佐撰写《古代的金属工艺》研究青铜器铸作工艺与合金成分；张世贤等学者研究利用现代物理化学手段对青铜、青铜器辨伪与保护等问题；陈芳妹等人主要研究对青铜容器分类、定名、用途、相互关系等相关问题。

日本与西方国家

日本

十八世纪中叶后的江户时代后半期，日本部分汉学家开始收集中国青铜器，而市河米庵是最早收藏中国周汉古铜器的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明治天皇、大正年间，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东亚考古学的兴起，以及中国当时社会动荡，致使殷周青铜器大量地流入日本，日本官方和私人也开始大量搜集中国青铜器，尤其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中国古铜器的特别展，直到1960年成立“泉屋博古馆”并成为日本研究中国青铜器文化的重要学术机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梅原末治除参与著录泉屋铜器外，还先后编纂《青山庄清赏》《白鹤吉金撰集》《天理参考馆图录》中国篇、《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河南安阳遗宝》介绍中国青铜器；滨田耕作等人对青铜器分类、器形与分期断代所作的专门性研究；林巳奈夫编纂《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白川静创作《金文通释》对中国青铜器作全面的综合性研究。

西方国家

欧洲人收集中国青铜器大概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家赛尔努什到亚洲旅行，购买二十余件中国古代的青铜器，1898年10月，巴黎市政府建立以赛尔努什命名的美术馆并向民众开放展览青铜器，但此时中国瓷器的知名度远超过青铜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中国青铜器较多流入欧洲，欧美收藏家与学者对中国青铜器的兴趣增加，当时的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以中国古代青铜器为收藏重点，欧洲公立博物馆中收藏中国青铜器较多者还有瑞典的远东古物博物馆、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瑞典人卡尔白克将其在中国任职期间收购的安徽战国楚器捐献给远东古物博物馆，英国人怀特将其在河南省任加拿大中华圣公会主教时从安阳市、洛阳市等地收购的青铜器捐献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二次大战后至七八十年代，像荷兰、瑞典、丹麦、英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等欧洲诸国都出版过许多有关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图录。

知名鼎尊

司母戊鼎

“司母戊大方鼎”又叫“后母戊鼎”，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出土于商代后期首都（今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大墓之中，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司母戊大鼎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含铜84.77%，含锡11.64%，含铅2.79%，气势雄浑壮丽，是中原地区到目前为止所有已发现的古代遗存中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它是商代后期的商王文丁为其母辈商王武乙的配偶妣戊所铸造的，采取长方腹、立耳、柱足的结构形式，其四周饰有商代典型的兽面纹即饕餐纹与夔龙纹。司母戊大鼎器身四周每一面上下装饰带正中的饕餐纹，是由左右两条夔龙合成的。司母戊大鼎周身共饰有饕餐与牛首24个，四周尚有单身的8个夔龙纹，鼎耳侧面的装饰为两只立起来的老虎，张开的虎口共衔一个人头。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中国现有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方尊，其高度为58.3厘米，重达34.5公斤。器身呈方形，有方口大沿，颈部装饰有外侈口沿，每边长52.4厘米，几乎与器身高度相当。具有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方尊中部是器物的重心，四角各塑造了一只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和羊颈伸出器外，羊身和羊腿附在尊的腹部及圈足上。尊腹部即为羊的前胸，羊腿附在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前胸和颈背部饰有鳞纹，两侧装饰着优美的长冠凤纹，圈足上则有夔纹。方尊肩部饰有高浮雕的蛇身龙纹，带有爪子。尊四面正中，即两羊相邻处，各有一对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至前方中间。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设计成长棱脊，其目的是掩盖合范时可能出现的纹饰对合不正。。

毛公鼎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所铸，爱新觉罗·旻宁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是中原地区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圆腹，以铸有32行499字长篇铭文而著称，是西周公国青铜鼎的典型样式。鼎腹为半球形，口沿方折，立着微微外侈的双耳，三只足作马蹄形，整体比例匀称精巧。外形优美，追求质朴，通体没有过多的装饰，仅在口沿下饰一圈简单的重环纹。

舞女

《舞女》是一座史前古印度青铜雕塑，是公元前2500-15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的青铜小雕像。这是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两尊青铜雕像之一，与其他更正式的姿势相比，它们表现出更灵活的特征。女孩裸体，戴着许多手镯和项链，以自然站立的姿势，一只手放在臀部。她的左臂上戴着24至25个手镯，右臂上戴着4个手镯，左手握着一些物体，左手放在大腿上；双臂异常长。

阿特米西翁青铜器

阿特米西翁青铜器（通常被称为海神）是一件古希腊雕塑，是从希腊优卑亚岛北部阿特米西翁角附近的海域中发现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青铜代表宙斯，雷神和众神之王，尽管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代表波塞冬。该雕像高 209 厘米，略高于真人大小，空眼窝最初是镶嵌的，可能有骨头，还有眉毛（银）、嘴唇和乳头（铜）。雕塑家不详。

参考资料

青铜器知识讲解——中国古代青铜器特点与价值.殷墟博物馆.2023-08-19

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23-08-19

..2023-07-11

万物皆神：埃及的青铜器.西安日报社数字报刊.2023-08-19

考古学 | 亚欧大陆两端的青铜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8-19

青铜时代和锡的世界分布.世界科学.2023-08-18